6月7日
来源:光明网
重要论述
1954年6月7日
毛泽东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关于第二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的报告稿，提出技术改革的问题。他把“有计划地大量增产的要求和小农经济分散私有的性质之间的矛盾”的提法，改为“有计划地大量增产的要求和小农经济分散私有的性质以及农业技术的落后性质之间的矛盾”。修改稿认为解决这些矛盾的第一个方针是实行社会革命；第二个方针就是实行技术革命，即在农业中逐步使用机器和实行其他技术改革。强调最近几年之内必须在合作化的基础上适当地进行各种可能的技术改革。
1980年6月7日
邓小平会见阿根廷总统魏地拉将军时谈到中国对外政策的出发点指出：中国希望至少二十年不打仗，本世纪末能够实现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这是中国在国际事务中采取一切措施和政策的出发点。中国不怕打仗，但中国人同世界绝大多数人一样是最希望和平的。
1988年6月7日
邓小平会见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主席梅斯内尔时提出，中国的改革要坚持正确的决策。他指出：中国正在深化改革，为今后的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我们不仅着眼于本世纪，更多的是着眼于下一个世纪。现在面临的问题是，不进则退，退是没有出路的。只有深化改革，而且是综合性的改革，才能够保证本世纪内达到小康水平，而且在下个世纪更好地前进。我们的改革有很大的风险，但很有希望成功。有了这样的信心，才能有恰当的决策。关键是两条。第一条就是要同人民一起商量着办事，决心要坚定，步骤要稳妥，还要及时总结经验，改正不妥当的方案和步骤，不使小的错误发展成为大的错误。第二条就是要在改革过程中，保持生产有较好的发展，不要勉强追求太高的速度，当然太低了也不行。过去十年的发展速度不算低，如果今后这些年也保持比较好的速度，我们深化改革的风险就小得多了。这篇谈话的一部分以《在改革中保持生产的较好发展》为题，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2010年6月7日
胡锦涛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五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次院士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要从国际国内经济、科技发展大势来认识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他指出：当今世界，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作用日益突出，科学技术作为人类文明进步的基石和原动力的作用日益凸显，科学技术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深刻地决定着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人民幸福。当前，人和自然的关系日益密切和复杂，寻求科学的发展理念和可持续的发展方式已成为世界各国共同关注的重大问题。我们必须把握机遇，审时度势，科学谋划，顺势而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使我国发展质量越来越高、发展空间越来越大、发展道路越走越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他就充分发挥科学技术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指出，建设创新型国家，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赢得发展先机和主动权，最根本的是要靠科技的力量，最关键的是要大幅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要紧紧抓住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一战略任务，在组织实施好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重点产业调整振兴规划、重大科技专项的基础上，前瞻部署，持续攻关，全力建设创新型国家，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供强大科技支撑。
2019年6月7日
习近平出席第二十三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他强调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方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合力打造开放多元的世界经济，努力建设普惠包容的幸福社会，致力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美丽家园，携手开辟崭新的可持续发展之路。他指出，全球化是历史大势，中国是全球化最坚定的倡导者和维护者之一。当前世界上出现的一些逆全球化动向只不过是全球化潮流中激起的几朵浪花，阻挡不住全球化大潮。全球化出现一些问题并不可怕，不能因噎废食，动辄采取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措施，不能采取以邻为壑的自私做法。我们要认识到，全球化出现的问题，反映的是全球治理的滞后。解决这些问题，要坚持以开放为导向，坚定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我们不是要另起炉灶，而是要完善现行国际体系。要以公平平等为基础，提升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多边机构中的代表性和话语权，使治理架构和利益分配更为平衡合理。要秉持相互尊重的态度，尊重各国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加强沟通协调，妥善处理分歧。
党史回眸
1942年
6月7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处在空前残酷斗争中》，指出由于日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连续不断地“扫荡”和推行“治安强化运动”，斗争之艰苦与残酷，实空前未有；我们要有在敌后坚持抗战争取胜利的信心，又要对困难有充分的认识，去迎接困难与克服困难。
2007年
6月7日 经国务院同意，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出《关于批准重庆市和成都市设立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通知》。
资料来源：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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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聊双子座（6.5-6.7）
#头条创作挑战赛#
6月5日出生的双子，大多数是比较独立的人，有非常早当家的类型。在事业开展中，很有自己的观念，擅长表达自己想法，容易获得比较好的成绩。他们富有同情心，容易接受别人的意见，通常人际关系较好，具备对事物的分析和判断能力。他们很聪明，但似乎不被人欣赏，对他们而言，应注重事业的拓展，而并非生活上的琐事。
6月6日出生的双子，喜欢新鲜事物，有着小聪明，常常不能专注于某一事物。他们通常有着典型的大城市人的气质，生活节奏快，每天有着各种各样的活动和安排，有时候缺乏远见，会因此经历一些坎坷。他们思维敏捷，只喜欢做自己感兴趣的事，头脑中有许多新奇的想法，但很难将其付诸于行动和实现，不过原则上是一个开创通向成功之路的人。
6月7日出生的双子，很有远见，不管做什么工作都比别人看得更远。他们喜欢思索自己的人生未来，工作的时候井然有序，极有条理，不会敷衍了事。品德优良，有非常好的人缘。喜欢多姿多彩的生活，无论在学校或社会都是潮流的引领者。他们很懂得如何令旁人改变对自己的观感，非常清楚自己的长处和短板，所以往往能做到收放自如。
#双子座#
注：内容摘自网络，仅供娱乐！
民间称五月五不吉，宋徽宗却这天降生，改了生日却改不了悲剧结局
说起北宋第八位皇帝宋徽宗赵佶（1082年6月7日—1135年6月4日），很多读者朋友们可能想到的，或许是《水浒传》中不辨贤愚、重用蔡京、高俅、童贯等奸佞的无道昏君，或许是他精湛高深的书法、绘画等艺术成就，或许是他风流倜傥、生活奢靡，或许是他与儿子宋钦宗赵恒俱被金军俘虏，掳掠囚禁于五国城（今黑龙江省依兰县西北），最终死于此地，北宋灭亡，酿成“靖康之耻”。不过，很多读者可能不知道，宋徽宗因自己的出生日期不吉祥，将出生日改为他日；他做皇帝后，还遵循唐宋以来的传统，将自己的“出生日”设为国家节日，举行隆重的祝寿活动。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下面，文史君就给大家说一说。
宋徽宗剧照
一、五月五日“恶日”降生的皇子南唐后主李煜剧照
赵佶出生于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年）农历五月初五日（公历6月7日），是宋神宗的第十一个儿子。据史书记载，宋徽宗降生前，宋神宗曾到秘书省观看收藏其中的南唐末代皇帝李煜的画像。后来，他又梦到李煜前来拜谒。醒后不久，内侍就前来禀报，皇子（即后来的宋徽宗）诞生。所以，世间逐渐流传皇子赵佶系李后主转世托生的传说。这一传说，固然不足为信，更不乏后人将其比附为亡国之君的用意。但若就笔墨、丹青、骑马、射箭、蹴鞠等艺术、文体而言，赵佶确实不逊于李煜。尤其在书法、绘画方面，赵佶更是表现出非凡的天赋。
宋徽宗书法作品
不过，或许让宋神宗等感到不吉的是，赵佶出生于农历五月初五日！要是搁今天，大家可能会觉得，诞生在这个日期，也挺不错的，一则好记，二来五月初五是端午节。每年端午节过生日，挺有意思的。不过，古人可没觉得这是个吉祥的日子。早在先秦时，人们就将五月初五日视为不吉的日子，谓之“恶日”。
早在先秦人的观念中，五月初五日出生的孩子，将会妨害父母。齐国贵族孟尝君田文，就是在五月初五日出生的。他的父亲靖郭君田婴就嘱咐田文的母亲，孩子生下来后，务必要弄死他，以免妨害父母。田文的母亲出于母爱，瞒着田婴，偷偷将田文抚养成人。田婴知道后，大发雷霆。田文询问父亲，为何自己被视为不祥之人？田婴悻悻地说道：“五月初五出生的孩子，若长得和门户一样高，必然妨害家族和父母！”田文为自己辩解说：“如果我田家和父母大人的命运系天注定，我怎么能妨害到家族和父母的命运呢？如果说我若长得和门户一样高，就会带来不详，那就更简单了！您把门户建得高点，不就成了？谁能长那么高！”田婴哑口无言，对自己这个儿子，也不由得另眼相看了。田文后来颇有建树，成为一代贤相。
孟尝君剧照
不过，五月初五日出生不吉的观念，却未因此改变，而是一直流传到后世。如东汉人王充所撰《论衡》中就记载：“五月盛阳，子以生，精炽热烈，厌胜父母，父母不堪，将受其患。”又记载道：“讳举正月、五月子。以正月、五月子杀父与母，不得举也。”稍后的应劭所撰《风俗通义》也记载道：“俗说五月五日生子，男害父，女害母。”
因此，出生于五月初五日的赵佶，据说幼时也曾被送到宫外抚养，以免在宫中妨害父母。因此，他当皇帝后，就将生日改为十月十日，并定十月十日为“天宁节”，还制定了隆重繁琐的上寿礼仪，希冀借此祛邪趋吉。
二、“天宁节”隆重繁缛的祝寿礼仪将自己的出生日设为国家节庆，并制定隆重繁琐的祝寿礼仪，举国同庆，这还真不是历来被视为虽极具艺术天赋，却昏庸无能的宋徽宗的“首创”。古代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将自己的生日设为国家节庆的，反而是开创“开元盛世”的一代明君唐玄宗李隆基。
《大唐荣耀》唐玄宗剧照
开元十七年（729年）八月五日，尚书左丞相乾曜、右丞相张说率文武百官上表，请以玄宗生日八月五日为“千秋节”。唐玄宗同意，布告天下。天宝二年（743 年），唐玄宗又改“千秋节”为“天长节”。自此以后，除唐代宗至唐穆宗五位皇帝，及唐文宗未专起节日名称外，其余皇帝，均将自己的生日，设为国家节庆日，且定专用节庆名，如唐肃宗李亨以九月三日为“天成地平节”，唐敬宗李湛以十月十日为“庆成节”。五代至北宋，历朝帝王，基本沿袭这一传统。如宋太祖以生日为“长春节”，宋太宗初以生日为“乾明节”，后改称“寿宁节”。
以往皇帝生日的庆祝方式一般是：全国休假三日，举行盛大庆祝活动，朝野同欢。这一天，皇帝要到垂拱殿，接受群臣赞拜，亲王向皇帝进寿酒；然后，皇帝到紫辰殿后阁，受群臣上寿。群臣跪拜祝寿时，还要向皇帝献上甘露、醇酎、“万岁寿酒”等。
宋徽宗一方面承袭传统的各种祝寿方式。另一方面，颇具“文艺范”的宋徽宗，还独出心裁地组织了一次伴有大型文艺、体育演出的大型宴会。
十月初八日，枢密院使率修武郎以上武职官员到相国寺行“祝圣斋筵”；初十日，尚书省宰执率宣教郎以上文职官员到相国寺行“祝圣斋筵”，向佛祖为皇帝祈寿祈福。十二日，宰执、亲王、宗室、百官、各国使臣使副等入宫上寿。百官向皇帝插笏、参拜、舞蹈，同时高声齐喊：“天宁令节，臣等不胜大庆，谨上千万岁寿”。徽宗宣制说：“得公等寿酒，与公等内外同庆”。
此时，在集英殿山楼上的教坊乐人们开始仿效百禽鸣叫。殿上回绕着禽鸟和鸣之声，有如鸾凤翔集一般。皇帝赐百官坐，群臣谢恩就坐。宰执、亲王、宗室、观察使以上级别的官员，及辽、高丽、西夏诸国使臣、使副皆坐在殿上；诸卿少、百官、诸国中节使等分坐两廊；军校以下等低级职官的座位，则被安排在山楼之后。
每处席位皆用红面、黑漆、矮偏桌凳。每张桌子上，摆放着环饼、油饼、枣塔等吃食，谓之“看盘”；辽国使臣、使副桌上，“看盘”还要增加猪、羊、鸡、鹅、兔、连骨熟肉等；还有盛放各种果子的碟子，及生葱、韭、蒜、醋等调味品各一堞。每三、五人共饮一桶酒水，内有数枚立杓。由穿着紫色宽袍、戴着金腰带、穿着“义襴”（戏装）的教坊乐人，在殿上栏杆边看盏、斟御酒。
此时，头戴长脚幞头帽，各队分穿紫色、绯红色，绿色宽衫不同颜色“义襴”，腰扎金腰带的教坊乐人，开始陆续在自己的乐器前站/坐好。最前面陈列着十串“拍板”，后面是“一色画面”的五十面琵琶，再后是两架黑漆、镂花、金装画、高三尺多的箜篌，后面是两面画有花地金龙的高架子大鼓，再后面是两座羯鼓。另外，还有箫、笙、埙篪、觱篥、龙笛等乐器。
箜篌
一切准备就绪后，演出开始了。杂剧队的演员们身穿自己饰演的角色的服装，从大殿台阶到乐棚，两两相对成排站立。每遇舞者入场，他们就叉着手，合着乐拍的节奏，踏足起舞，当时称此为“挼曲子”。
乐器既有合奏，也有琵琶独奏。有一名乐人（时谓之“歌板色”）在乐声伴奏下，用“中腔”独唱，歌声嘹亮，竟至于“众乐齐举中，独闻歌者之声”。
还有的乐人随着乐声，翩翩起舞，有独舞（谓之“舞旋”），有对舞，有群舞；更有人数众多的男童和女童起舞。男童大多为十二、三岁，二百余人，列成四行，手中各执花枝。先有四名裹卷脚幞头、穿紫衫的男童擎着一条彩殿子，踏着擂鼓声，迅即前进。“彩殿子”内贴有字牌，上有一联，大多写“九韶翔彩凤，八佾舞青鸾”等句，谓之“队名牌”。乐部开始奏乐，男童们踏着舞点，上前祝寿。然后或群舞，或合唱，或且舞且唱。
四百多名精心挑选，“妙龄容艳过人”的女童，戴花冠、梳仙人髻，穿红黄生色销金锦绣衣，在四名分别叫作陈奴哥、姐姐哥、李伴奴、双奴的“杖子头”（最出名的演员）率领下，多饰作仙童、丫环，手执花枝，翩翩起舞。若跳采莲舞时，殿前皆陈列莲花，一时恍若仙境。
然后就是“上竿、跳索、倒立、折腰、弄碗、踢瓶、筋斗”等所谓“百戏”（今谓之杂技）的表演。男、女艺人都穿着红巾彩服，竞相表演，令人眼花缭乱。
百戏壁画（图取其意）
除上述文艺演出外，还有“筑球”和“相扑”等体育表演、竞技项目。“筑球”是蹴鞠的一种竞技形式。参赛者在殿前树立高三丈二尺的球门，上面扎以彩条结络，球门宽二尺八寸，球门网上留有直径三尺的洞，时谓之“风流眼”。参加竞技者分为两队，每队16人，分为球头、正挟、头挟、左竿网、右竿网、散立等。所谓“筑球”竞技，与今天的足球比赛截然不同：“筑球”并不是两队球员争球对抗，而是轮流踢球射门，踢进“风流眼”数量多者获胜。由此可见，“筑球”充其量相当于今天的点球大战。胜者“赐以银碗、锦采”，不胜者“毯头吃鞭”。
群臣向皇帝祝寿时，共敬御酒九盏。每敬一盏酒，乐人们就要演出一次节目。从第三次节目开始，每演完一个节目，侍从们就要端上一次酒菜。丰盛的菜肴和食品，如豉爆肉、双下驼峰、角子、缕肉羹、莲花肉饼等，陆续被端上饭桌。御宴中使用的器皿也极为精美，坐在殿上者使用纯金制作的器皿，坐在廊下者使用纯银制作的器皿。
宫廷宴会结束后，臣僚们都簪花回家。女童们列队，从右掖门出宫。素来结交相好的少年豪俊们，携带着盛满饮食、酒果的昂贵器皿，争相前来迎接；然后乘坐骏骑而归。也有的女童穿着男子装束，骑马在御街上驰骤，观者如堵。
文史君说宋徽宗认为自己出生日期不吉，即位后，为祛邪趋吉，他改变了自己的出生日期，且遵循唐宋以来的传统，将改后的出生日期，设为国家节庆日。节庆期间，举行隆重、热闹的庆祝活动，既有令人眼花缭乱的乐舞、百戏、竞技的弹奏、表演，也有奢侈豪华的宴饮消费。对一国之君宋徽宗而言，都无可厚非。但若不将主要精力用于治国处政，励精图治，而是沉溺于声色犬马，追求心理安慰和个人享乐。纵使艺术天赋、造诣再高，若荒殆国政，不能居安思危，难免国家有累卵之危。“靖康之耻”，给宋徽宗贴上了昏庸、无能的标签。改生日也罢，隆重祝寿也罢，难免成为后人的笑柄。
参考文献1. （南宋）孟元老著、邓之诚注：《东京梦华录注》，中华书局，1982年。
2. （元）脱脱等：《宋史》，中华书局，1977年。
3. 陈高华等：《中国风俗通史》（宋代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年。
4. （美）伊佩霞：《宋徽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
（作者：浩然文史·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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