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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进展 | 同济大学左为团队研究揭示新冠重症患者肺部干细胞可参与肺损伤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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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这项研究揭示了新冠肺炎患者肺部的干细胞可能参与的再生修复机制，对于后续利用干细胞治疗新冠肺炎患者，从组织再生修复的病因学角度着手治疗病毒性肺炎具有启发意义。来源：iNature● ● ●
目前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在全球范围内仍处于蔓延态势。根据世卫组织10月23日发布的统计数据，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达到41570883例，累计死亡病例为1134940例。全球单日新增确诊病例445419例，为疫情暴发以来的新高。
2020年10月23日，同济大学医学院左为教授团队在Cell Proliferation在线发表题为“Single-cell analysisidentified lung progenitor cells in COVID-19 patients”的研究论文，该研究揭示了新冠肺炎患者肺部的干细胞可能参与的再生修复机制。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导致的肺脏组织结构破坏，往往进展为严重的呼吸窘迫综合征 (Acute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 ARDS)并最终导致呼吸衰竭, 此为各类病毒性重症肺炎患者死亡的最根本原因。
已有的病理学等研究显示，ARDS的发病机制主要是冠状病毒攻击肺泡细胞之后诱发免疫反应，免疫细胞浸润导致肺泡血管内皮结构的破坏，使血浆、血浆蛋白和血细胞涌入肺间质和肺泡腔，形成肺水肿。由于肺泡上皮组织被破坏，水肿液大量涌入肺泡内，导致肺泡弥散功能受限，无法行使正常呼吸功能。同时，随着组织损伤的加剧，细胞进一步释放各类炎性因子形成所谓“细胞因子风暴(cytokine storm)”，最后彻底摧毁肺内大部分的肺泡和支气管呼吸结构，使得通气-血流比例严重失调，导致顽固的低氧血症以及最终患者的死亡。但是一些病人在肺部损伤后会完全恢复肺部功能，在新冠肺炎患者中肺部的再生修复机制和关键因素目前尚不明确。
左为教授团队在之前的研究中已经证实了人肺脏中存在着KRT5/P63双阳性细胞，这群细胞具有自我更新并分化成为不同类型成熟肺脏细胞的潜能。同时目前也有文献报道肺脏中的TM4SF1阳性的细胞，可以再生受损的支气管和肺泡组织。
因此，左为教授认为，在新冠肺炎患者肺部发生的肺部上皮组织再生过程中，研究肺干细胞在其中所发挥的再生修复的作用，如肺泡细胞的再生和上皮屏障的重新构建等。或许能揭示新冠肺炎病人肺部组织再生的机理。从而能够利用肺干细胞快速修复损伤的肺泡和支气管结构、进而重建稳定的气-血循环、改善血氧分压和氧饱和度，才能最大可能地挽救患者生命。这是从组织再生修复的病因学角度着手治疗病毒性肺炎的新思路。
新冠疫情爆发后，左为团队即开始了针对新冠肺炎患者肺部的干细胞展开的研究。该项工作利用单细胞RNA测序分析技术，对新冠肺炎患者的支气管肺泡灌洗液（Bronchoalveolar lavage fluid，BALF）中的细胞组成情况进行了分析。收集BALF是一种很有效的取材方法，它可以提供整个下呼吸道的重要信息。
左为团队对轻度症状和重度症状的新冠肺炎病人以及健康人的BALF进行了分析和比较。分析结果表明：相对于轻度症状的患者和健康人，在重度症状的新冠肺炎患者的BALF中，有显著增多的两群肺干细胞，分别为TM4SF1阳性和KRT5阳性。为了研究这两群肺干细胞在新冠肺炎患者体内所发挥的作用，左为团队的进一步研究表明：重度症状的新冠肺炎患者肺部的TM4SF1阳性的干细胞有更高的比例共表达成熟的肺泡细胞标志物，这揭示了TM4SF1阳性的干细胞在新冠肺炎患者的体内可能参与肺泡的再生和修复过程。
GFP阳性的肺干细胞（绿）阻止免疫细胞（红）的浸润
同时为了研究重度症状的新冠肺炎患者肺部增多的KRT5阳性干细胞的作用，左为团队把培养好的KRT5阳性的干细胞移植到了肺部损伤的小鼠肺脏。研究结果表明：移植的KRT5阳性的干细胞可以分化成肺泡屏障细胞（alveolar barrier cells，ABCs），修复破损的肺泡屏障细胞，从而避免破损的肺泡细胞受到免疫细胞的浸润。进一步研究表明：重度症状的新冠肺炎患者的BALF中有着更多的肺泡屏障细胞的再生。
在对KRT5阳性干细胞的分子调控机制做了进一步研究后，左为团队发现KRT5阳性的干细胞在肺泡结构破损后受到了缺氧的刺激，从而调控其向肺泡屏障细胞的方向分化并修复再生破损的结构。
综上表明：在感染新冠肺炎后，重度症状的患者BALF中会显著增多两群肺干细胞，一种KRT5阳性的干细胞会分化成肺泡屏障细胞修复破损的结构，避免免疫细胞的浸润；同时，另一种TM4SF1阳性的干细胞会再生成有功能的肺泡细胞。两种肺干细胞在急性损伤下可以协同作用，完成肺泡组织结构的修复和再生。
左为团队揭示了，新冠肺炎患者肺部的干细胞可能参与的再生修复机制，对于后续利用干细胞治疗新冠肺炎患者，从组织再生修复的病因学角度着手治疗病毒性肺炎具有启发意义。当然，上述基于生物信息学分析的结果还有待于更多的后续深入研究论证。
左为团队揭示的新冠病毒感染后干细胞参与的再生修复机制的示意图
左为教授为本论文的通讯作者。左为课题组博士生赵子贤、硕士生赵宇和博士生周悦青为本论文的共同第一作者。同济大学医学院、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上海张江自主创新示范区干细胞转化医学基地干细胞制备与质检平台、苏州吉美瑞生医学科技有限公司等单位对研究提供了重要支持。论文致谢部分中，作者对在全球抗击疫情过程中牺牲的医务工作者致以了崇高敬意.
参考资料：
[1]https://onlinelibrary.wiley.com/doi/full/10.1111/cpr.12931
乘干细胞之东风——火爆“外泌体”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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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普 情怀 责任 -
古以“右”为尊 为何“左将军”高于“右将军”
原题：两汉时期以“右”为尊，但为何“左将军”却高于“右将军”？
汉字中的“左”与“右”，原指一种方位词。然而，在等级森严的古代社会，人们却将“左”“右”与尊卑、高下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千百年来，随着王朝更替与社会变革，“尚右”与“尊左”传统被反复启用，以致于“左右尊卑”成了一笔“糊涂账”。在不同朝代，或是在同一朝代的不同时期，人们对于“左右尊卑”都有不同倾向。
尤其是汉代，作为封建社会的初步发展时期，它对“尚右”“尊左”的倾向，曾一度影响到后世对于“左右尊卑”的看法。
上图_ 西汉版图
一、两汉时期以“右”为尊
关于两汉时期的“尚右”传统，历代史家皆有论述。
唐代颜师古注《汉书》曰：“是时尊右卑左，故谓贬秩为左迁。”清人赵翼同样在《陔馀丛考》中提及：“两汉尊右卑左，久为定制。”
汉承秦制。汉代的“尚右”传统，很可能来自秦朝的规章制度。
从二十等爵位制来看，十一级的右庶长，高于十级的左庶长；而十四级的右更，同样高于十二级的左更。秦朝的官与爵常并为一谈，可见秦朝的政治制度已有“尚右”传统。
汉朝也不例外。就以百官之首的丞相来看，右丞相便高于左丞相。
据《史记·陈丞相世家》记载：“于是孝文帝乃以绛侯勃为右丞相，位次第一；平徙为左丞相，位次第二。”
陈平与周勃曾在平定诸吕之乱的过程中立下大功，是以汉文帝继位之后，欲加封周勃、陈平为左右丞相。可陈平认为周勃的功劳更大一些，遂将位次第一的右丞相让出。
上图_ 周勃（？—前169年），西汉开国将领
除丞相之外，朝中其他官职，也大多遵循“尚右”原则。官职高的人，其名单也多在右侧，以示尊贵之意。
随着“尚右”传统的深入人心，“左”“右”在语意环境中的含义，也发生了明显改变。汉字“右”有了褒义词性，如“无出其右”等；而汉字“左”则带有贬义词性，如“左迁”。
西汉名臣丙吉临终之前，曾向汉宣帝刘询推荐人才，分别为杜延年、于定国与陈万年，并称“此三人能皆在臣右”。所谓“皆在臣右”，指丙吉认为三人才干皆在他之上。
上图_ 丙吉（？－前55年），一作邴吉，字少卿
同样道理，成语“无出其右”本意是指“无人可位列其右侧”，后延伸为“无人可以将他超越”。另有成语“右贤左戚”，亦指“尊重贤能而忽视亲戚”。
除此之外，古时还有“豪右”与“闾左”之分。到了后世，“豪右”“权右”逐渐成为世家高族的代名词；反观“闾左”，多指代平民。
综上所述，无论是政治制度，还是语意取向，两汉时期皆是以右为尊。然而，这个“规律”一旦放到军职之中，就不再适用了。
上图_ 李广（？－前119年）
二、汉代也有“尊左”传统
汉代重号将军之中，含有“左”“右”方位词的，当属四方将军。
据《汉书·卫青霍去病传》：“郎中令李广为前将军、太仆公孙贺为左将军，主爵赵食其为右将军，平阳侯襄为后将军，皆属大将军。”
按照史家“先书为尊”的习惯，可知四方将军的排名分别为前、左、右、后。换言之，左将军的位次应在右将军之上。这个“规律”，同样适用于汉末三国时期。
刘备称帝后，右将军张飞进为车骑将军，左将军马超则进为骠骑将军。又按《汉仪》载，骠骑将军“位次丞相”，车骑将军“位次上卿”，由骠骑将军位在车骑将军之上可知，左将军在右将军之前。
上图_ 张飞（？－221年）
除蜀国之外，魏吴两国也有“尊左”传统。
比如左将军于禁，曾被授予假节钺之职。“钺”掌杀伐，假节钺有生杀大权，可见于禁的权柄更甚于右将军乐进的假节。又如东吴的左右督，赤壁之战期间，身为统帅的左督周瑜，明显比右督程普更有话语权。
综上可知，两汉时期虽以“尚右”为主流，但也存在“尊左”的传统。
上图_ 周瑜（175年-210年），字公瑾
三、两汉以“右”为尊，为何还会出现“尊左”传统？
据上文所述，两汉时期对于“尚右”与“尊左”的倾向，有一个较为明显的分层现象，它以汉武帝在位时期为分界线。
西汉初期（汉武帝之前）在职官、社会风俗等方面，皆有“尚右”传统，而汉武帝到汉末三国这段时期内，职官（尤其是军职）当中则出现了“尊左”传统。
且不论陈平、丙吉二人本就是西汉初期名臣，就连“右贤左戚”、“无出其右”这两个成语，其实也与汉文帝、汉高帝有关。可见西汉初期的“尚右”传统，的确颇为常见。
上图_ 陈平（？－前178年） 曲逆侯
此外，从左将军位次高于右将军来看，至少在汉武帝时期，汉代便已经出现“尊左”传统了。翻开《后汉书·百官志》还会发现：左丞在右丞之前、左中郎将在右中郎将之前、左仆射在右仆射之前… …
这种官职中的细微变化，更多体现在军职之中。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极有可能是汉武帝执政以后，国家对外战事的增加，让昔日的军功爵制重新回到了朝堂之上。
于是，卫青、霍去病这样的“闾左”之人，得以凭借军功“封狼居胥”。随着“居左”之人在朝堂上的比重增加，“尊左”倾向先是在军职中慢慢普及，而后又影响到了其他官职。
话虽如此，两汉社会的总体倾向仍表现为“尚右”。
上图_ 霍去病 西征雕像
据《三国志·牵招传》记载：“当今之势，强者为右。”又据《三国志·姜维传》：“姜伯约据上将之重，处群臣之右。”
可以看到，这一时期与“右”相关的词语，依旧带有褒义词性。
为何朝中官职出现“尊左”倾向，而社会却依旧以“尚右”为传统呢？
显然，这与东汉以后豪族崛起的时代背景有关。
在当时，出身“豪右”的名士们，已经掌握社会中的多数话语权。他们“激扬文字，互相题扶”，利用自己在社会中的影响力，或诉说自己的价值取向，或传达自己的政治主张。
于是，在高门世族的影响下，当时的语意取向依然遵循“古制”，并继续倾向于“尚右”。这逐渐成了一种约定俗成的认知，并对后世产生了不小影响。
上图_ 房玄龄（579年—648年）
以唐代为例，“尊左”是主流思想倾向。唐初年间的左仆射房玄龄，就在右仆射杜如晦之前。房玄龄善谋略，杜如晦有决断，因而史称“房谋杜断”，而非“杜断房谋”。
尽管隋唐时期以“左”为尊，但文人们遇到贬官，却依旧沿用汉代“左迁”的典故。如白居易在《琵琶行》中提到：“元和十年，余左迁九江郡司马。”
另外，李白和韩愈也分别有《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和《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等经典诗篇传世。
由此可见，虽说历朝历代对于“尚右”“尊左”皆有不同倾向，但语意环境中的 “尚右”传统，仍被当成一种典故流传下来，并被沿用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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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 竖 撇捺 点 及左右结构的字练字规律总结
练字规律总结
第一、硬笔练字横的写法。
横画在字中起到平衡左右的关键作用。在书写时，我们习惯的要把横向右上方倾斜一点、
横画在字中无论有多少个，在字的上、中、下部，只能有一个长横，并且以偏左一点为好。这就是古人所说的“天覆地载”。横的偏左和稍斜，是横画写法的灵魂。
第二、硬笔书法竖的写法。
竖与横，是汉字的支柱与房梁，起到稳定字形的作用。竖笔分为垂露竖和悬针竖两种。竖是否流畅有力度决定了一个字的美观与气势。
如果一个字左右各有一个竖时，左竖惯用垂露竖，右竖惯用悬针竖；左竖短，右竖长。
第三、以撇和捺组成的字
这类字的规律是撇要是短，捺要长；像鸟的翅膀一样，撇要是长，捺必然扬。一般情况下撇和捺，与垂线的夹角是：撇的角度要小，捺的角度要大。
第四、硬笔练字点的写法。
点在字中起到平衡左右和上下的关键作用。这就是所说的“点的妙用是平衡”。
第五、钩的角度。
横钩、竖钩、横折钩、卧心钩，出钩的角度为45度；竖弯钩、横折弯钩、斜钩，出钩的角度为90度。出钩都要干净利落。
第六 折外方内圆。
第七、左右结构的练字口诀。
（1）左右相同，左小右大；（2）左大右小，右要偏下或居中；（3）左小右大，要偏上。
左右结构的总体规律是：左让右、小让大、窄让宽、短让长、简让繁
什么是左派？什么是右派？
一、左右的来源和混淆
经常看到很多人胡乱地使用左派和右派这样的概念，究竟什么是左派？什么是右派？非常有必要做一点浅显的说明，来给这些概念做一些界定。
为什么以"左"和"右"来区分政治上的立场，而不是以"南"和"北"或者"东"和"西"？有一种最流行的说法，说这来源于法国大革命中，议会中代表不同政治利益派别的人群在议会中的坐席的方位，第三阶级的"自由派"坐在主席的左侧，而代表贵族阶级的议员则坐在右侧，所以形成了左派和右派这样的说法。但右这个词在英语中又有权利、正当、正确的涵义，因为绝大多数人都使用右手，所以这里面又含有一种从自然的层面引申出来的正当、正确的意思，以右来命名某种政治派别，似乎里面含有了某种价值层面的判断的意味。在这无意详加考证，我们主要要对判断什么是政治上的左派和右派的界限和标准来做一个界定。
左右的划分往往十分含糊，比如有从对待宗教的立场上来划分的，在宗教问题上持保守态度的往往被划分为右，反之则为左；有从在经济上的立场来划分的，支持自由竞争，放任市场的为右，主张政府进行控制和管制的则为左；甚至还看到有人这样描述，说左和右的区分是在于要自由多一点，还是要平等多一点，这种简化当然是十分不负责任的，而且极其容易引起误导。不可否认这些划分都描绘出了左和右的某些共同的特点，但这样的划分标准十分含糊，因为它没有一种根本的标准，无法说清楚为什么左派会这样，而右派会那样，他们的根源是什么？
我们讨论现代的政治制度通常指的是民主政治，而要找到一种根本的标准和界限，首先要找到这种政治模式的基础是什么，从这个基础之上来对左和右做出区分，就能从根本上厘清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二、根据什么来区分左右？
法国大革命提出了"自由"、"平等"和"博爱"这三个口号，其中平等是基于自由的原因，而博爱也是出自于一个自由人而不是奴隶的崇高情感，所以自由是其中的核心价值，而政治制度的建构也正是建立在人是自由的这个假设的基础之上的，也就是说：个人自由是民主政治的核心概念，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都是一样的。
那么，在人是自由的这个假设的基础之上，我们就可以推出政治伦理的第一条原则：既然是人是自由的、自主的，那么人人都必须要为自己自由选择所造成的后果承担责任。自由和责任的对应、权利和义务的对应就构成了现代政治伦理的第一原则，而法律也正是建筑在这条原则的基础之上。一个人享有多大的自由，他就必须要承担与这种自由相对应的责任，比如如果你支持人民应该享有持有枪支的权利，那么你就必须承担由这种选择所造成的后果，比如各种偶然的、不可避免的枪击案；同样，你也不能责怪警察在执行公务的时候，对你不像对绵羊一样过分忍让，因为你们双方都是持械的，你并非是手无寸铁。
所以，左派和右派的最根本的分别就在于：一个人在社会中，他究竟应该享有多大的自由、什么样的自由，并承担多大的责任。你的自由越大，与此对应的个人风险也就越大，当然相应的机会也越大。所以很明显，勇于承担责任和风险的是一种强者的哲学，这就是政治光谱中的右派，它通常是社会中的精英所推崇的，最典型的就是美国这样一个右派国家。而希望减少风险，把更多责任推给集体和国家的，这就是政治中的左派，它通常代表的是社会中弱势一方的政治立场。
一个人在政治生活中的两个根本的东西就是他享有什么样的权利，承担什么样的义务，所以从左派和右派这样一种根本的区分中，我们就可以推出为什么这两者之间会呈现出各种不同的特点，就如文中前面所提到的那些根据这些特点作出的划分一样。比如为什么右派总是会倾向于支持宗教，是因为宗教所代表的精神权利是限制政府所代表的世俗权利的一种重要手段，以达到他们所要达到的"小政府、大社会"的这样一种政治目标的手段。
政治伦理是围绕着什么是公平和正义这样一个问题来建构起来的，而公平和正义的第一原则是：如果选择是你做出的，那么自然责任也要由你承担。这世上有很多不公平、不正义，但最根本的不公平和不正义是：并非是你自己选择，而却需要你来担责，或者选择由他人做出，他却可以不承担责任。无论左派还是右派，只要都承认人的自由选择的权利，那么每个人为自己的选择承担责任，无论它所造成的现实的结果是什么，从程序上我们都可以说：这样的政治模式是正当的，并且它还有自我纠错的能力，因为从理论上说，每个人都还有下一次选择的机会。
所以基于每个人的自由选择的权利，这个社会中的人选择自己在社会中应该享有多大的自由，承担多大的责任，通过这个标准来区分左和右，在相对的意义上，多的为右，少的则为左。而如果一个社会不存在这样的自由选择，这样的政治模式就是一种前现代的政治模式，也就不存在只存在于现代政治中的左派和右派。
三、左右的矛盾
右派要求的是更大的个人自由，而自由的规律是自由和责任、权力和义务的对应，所以右派更多强调的是秩序和规则；而左派则往往把更多责任推向集体和国家，他在个人层面要求的是一种自由放任的自由，所以右派往往和保守主义联系在一起，而左派则往往和激进的自由主义联系在一起。
正因为自由的规律是自由和责任的对应，自由只有在自由的规律之下，每个人的自由才能充分地实现，所以我们谈论现实的自由问题，其实就是谈论自由的规律问题，也就是责任问题。对待自由的规律的态度，就是区分左派和右派政治光谱的标准。
自由和责任、权利和义务的关系是一对根本的问题，自由的规律问题也就是个人的自由如何能在群体的社会中实现出来的问题，所以自由和权利是指向个人领域的，而责任和义务是指向个人在群体中为获取这种自由所需付出的代价，也就是公共责任的问题。
左派和右派的矛盾的根源就在于自由本身的这种悖论，自由只有在自由的规律之下，才能实现出来，但被规律以后的自由却是和自由本身似乎存在着某种矛盾关系，所以我们看到的是：崇尚个人自由的政治偏右的人，反而更注重的是秩序和规则，比如对宗教和传统的保守态度，因为更大的自由就意味着更大的责任，但这种责任却又和自由本身似乎构成了某种矛盾，而正是这点，产生了主张某种激进自由的政治偏左的人，他们把更多责任推向集体和国家，比如对待福利的态度，但一种没有责任与之对应的自由，同样反过来又会导致自由的冲突，从而丧失自由。
一个人要享有自由就必须承担责任，要享有权利就必须承担义务，这是自由的规律，这就是说，自由是必须要付出代价的，这个代价就是他作为个人要为社会中的他人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和义务？自由和权利需要借助于责任和义务才能实现出来，但这种责任和义务反过来又限制了自由本身，这就是左右两者矛盾的根源所在，这是源于自由本身的悖论。
四、极左和极右
左派和右派都是在民主政治的范畴之内的，但民主政治并不是现今唯一的政治模式，但如果我们找到了自由的规律这种标准，也同样可以以此作为起点，来对各种不同的政治模式做出一个坐标上的界定。
右派的原则是一种理性主义的原则，他追求的是一种自由和责任、权利和义务的绝对对等，如果把右派的原则推到极致，就是把个人主义的原则推到极致，人人自行其是、自担其责，由于每个人的天赋和条件都是不一样的，它最终会演变成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演变成强者通吃一切，这种政治模式就可以叫做极右，极右不属于右派，它已经超出了左右所赖以存在的民主政治的范畴，因为在这种政治模式下，弱者最终会丧失民主政治的基础即自由选择的权利，强者对这种秩序和规则的强调最终会演变成某种冷酷的自然主义或者历史主义，比如纳粹的雅利安血统论。
而左派的原则则是一种政治上的浪漫主义，他希望享有更大的个人自由的同时，又尽可能地少承担责任。所以把左派的原则推到极致，就是把包含于其中的某种"集体主义"的原则推到极致，人人都妄想不承担责任而获得一种没有约束的自由即乌托邦，而把所有责任都推卸到一个虚幻的集体的身上，那么这个集体的代表最终会演变成一个利维坦式的怪物，它同样会吞噬人的一切权利，最终人人都"平等"地成为代表集体的某种符号的奴隶，这个符号通常会是某个政党或者某个神化的领袖。这是极左，它同样不属于左派，而不承担责任和义务的人，本就不配享有权利，这种自作自受的奴隶是近代后发弱势国家的历史中最常见的现象，这是人类愚蠢的结果。
在这里要插一段话，有一种极其常见的误解：认为左是追求平等，而右是追求自由，仿佛自由和平等是某种截然不同的东西，似乎是可以分割开的。追求平等这种行为本身就是一种源于自由的要求，而平等只可能是一种自由的平等，否则就是平均，要求一种绝对的"平等"，就是要求一种绝对的自由，所以极左在本质上不是追求平等，而是追求绝对的自由。两个人在同样的规则之下，公平地竞争某种东西，而甲获得了或者乙获得了，无论哪种情况，我们都可以说：甲和乙是平等的。而如果一个人在不配获取某种东西的前提之下，却要求和他人获取同样的东西，这不是平等的要求，而是对绝对自由的要求。平等是基于自由的原因，同样是对每个人自由欲求的限制，要求一种无差别的均等，它实际上要求的不是平等，而是个人的绝对自由不受限制，它反对的是平等，否定的恰恰是他人的自由。所以自由和平等是不可分割的，反对平等必然要否定自由，反之亦然，左和右的根本差别不在于是追求平等还是追求自由，而是对为获取这种自由所需付出的代价的多少的区别，也就是对自由本身需要得到多大限制的区别，如果不用自由这个核心概念去描述，而用平等这个概念的话，反而右派更追求的是形式上的平等，左派更追求是实质上的平均。
每个人的天赋和条件都是不一样的，当一个人所需承担的责任相对于他的现实条件来说，微不足道的时候，那么他为了获取最大的自由，可能会把理性主义的原则推到极致，这就成为了一个极右主义者，这是强者最喜欢的。而当一个人的能力不足以承担自身所需要承担的责任，他就会倾向于把责任推卸到集体或者国家的身上，来为自己谋取最大的自由，这就是极左的逻辑，它通常是弱者所推崇的。所以极右是寡头专政，而极左则是披着集体外衣的寡头专政，在本质上，极左和极右是同一种东西，他们都源于人对绝对自由的欲求。而一个人要获取绝对的自由，他必然要否定的就是他人的自由，这种逻辑上的自相矛盾，就成为了谎言和暴力滋生的土壤。
五、究竟应该是要左还是右？
政治起源于激情，但最终必须服从于理性，就如权力最终要受到理性的代表即法律的规训一样。人对自由的欲求，产生了激情，这种激情催生了包括政治在内的一切。不可否认的是，自由最初确实是一种激情的任意性，但激情与激情之间的冲突，促使我们去寻找一种自由的规律，这种规律是自由在现实中实现出来所需付出的代价。
但是，民主政治是一种理性政治，这种理性的原则贯彻到底所产生的问题又促使我们去思考道德在政治中所应该占据的位置。在同样的游戏规则之下，总是会有失败的一方，左右的分歧在于：国家这样一种世俗世界的产物，究竟能否扮演一个道德上的角色，比如通过税收的方式去征收富人的合法财产来救济穷人，这样一种行为究竟有没有正当性？
论证一种行为的正当性，不仅仅在于这种行为的主体是否具有良善的意志，更重要的是他是否是通过良善的手段来达成的，因为我们所能看到的仅仅是这种意志行使的方式以及所造成的后果，至于这个意志本身是无法进行实证的，它看不见也摸不着。所以，国家这个行为的主体它是否具有良善的意志这并不重要，要论证这种行为的正当性，也就等于问：国家利用公共权力，违背个人的意志，强行征收个人的合法财产来分配于另一个人，这样一种意志的行使方式是否具有正当性？
当然，税收制度是通过立法程序来完成的，而这种程序所遵循的是民主的原则，即少数服从多数，所以在这个矛盾中，我们看到的是：民主的扩张侵犯到了个人自由的领域，它把民主的危险性完整地暴露在了我们面前。如果国家以某种道德上的良善意志为借口就可以侵犯个人的合法财产，那么它同样也可以以这种借口来侵犯个人的其他东西，所以民主作为公共意志的扩张，这会导致对它之所以可能的条件即个人自由的侵犯。
所以左右分歧的焦点，其实在于这个群己的界限究竟在什么地方？政治偏左的人，总是妄图把私意裹挟在公意中，来使自己个人排他性的私域扩大，这种排他性的私域的扩大就会导致自由和自由之间的冲突，而政治偏右的人，他强调的是一种自由的规律性，即如何能找到一种规律，使每个人的私域不产生冲突，一种是私域的任意性，一种是私域的共性，这是两者之间的区别。
毫无疑问，私欲的共性作为一种形式上的东西，是确实存在的，比如可以设定一个先验的理论上的观念，如人人平等，然后服膺之即可。但是，这种形式上的共性，不能解决实质上的人的自然的、先天条件上的差异性，一个口袋里有100块钱的人一定比只有10块钱的人具有更多自由选择的机会，而对于一个身无分文的人，他走进超市难道还谈得上什么选择吗？
所以，这种通过税收的方式来进行财富再分配的行为的正当性，不能通过道德上的善和恶来进行论证，简单的劫富济贫一定是不正当的，而应该从让每个人都具有起码的自由选择的机会即尽可能充分自愿地表达自己意志的起点条件上来论证这种行为的正当性，比如你要让一个人在文艺上有所成就，你起码得让他衣食无忧。所以这种行为的正当性不在于它是善的，而是因为它保证了善的可能，因为善是建立在意志自主即自由的基础之上的。那么在这点上，我们就可以把义务正当地落实到强势的一方，因为他们所获取的财富、所享有的权利是建立在一个共同的社会和政治的机制之上，而这种机制所赖以维持的条件是每个人的自由选择，他们有义务保障这种社会中他人起码的自由选择的机会。而弱势的一方，他相对来说，是通过更少代价的方式而获取了权利，那么他就更有义务尊重这个社会的基础共识，即自由和自由赖以实现的规律。
至于这个起点条件应该维持哪个底线之上，这个问题或许是永远也争论不休的。起点过高，导致公共权力的无限扩张从而侵犯到个人自由，这就滑向了极左，最终自由的冲突会毁灭自由；而起点的过低，弱势的一方将会丧失所有的自由，而谁也无法成为永远的强者，这同样导致自由的毁灭。这就是左右存在的必要，正因为政治所产生本身就是意见，而不是真理，它能避免任何一派滑向极端从而成为"永恒的真理"，而对于处在自由社会中的人或者争取自由社会的人，有价值的不在于左右的无谓的争论，而在于每个人对自由本身的反思，有句话说：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每个人都会主张自己的自由，但并不是每个人都会反思自由的责任，这种不会反思，就导致极端主义的产生从而最终威胁到每个人的自由。
文/马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