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目录一览：
古人如何节俭过日子
李鸿章题对联：“歌德惠化速邮置 尚节俭志絜羔羊”
赵佶《文会图》（局部）
孔府忠恕堂“居家思俭”联
《曾国藩与弟书》片段：“位不期骄，禄不期侈”
“君子以俭德辟难，不可荣以禄”（《周易》）；“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左传》）。千百年来，这些耳熟能详的经典名句奠定了中国文化丰厚的节俭传统。在国家治理与国家建设中，在千家万户的家风家训中，这种节俭传统代代传承，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
“成由勤俭破由奢”
《群书治要·汉书》云：“自成康以来，几且千岁，欲为治者甚众，然而太平不复兴者，何也？”书中给出了答案：“以其舍法度，而任私意，奢侈行而仁义废也。”意思是太平盛世不再的原因有二：一是统治者凭借着自己的私心、喜好来治理国家，二是奢侈盛行而抛弃了仁义。历史表明，中国历史上的“太平盛世”就是过“紧日子”过出来的。
西汉“文景之治”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提倡节俭，严禁浪费。文帝在位20多年，宫室园林、车马侍从，均无增加。文帝想做一个露台，预算下来，要百金，相当中产人家十家的财产总和，便放弃了。景帝也不断减少自己的开支，从不接纳也不许地方送奢侈品，否则以盗窃论，并要求各级官吏“务省徭费以便民”。文景二帝常穿粗衣，后宫宫女也不准穿拖地长衣，帷帐不准用贵重的丝织品。皇帝带头节葬，遗诏治丧期间不准影响人民的正常生产生活，不准用贵重的物品陪葬。这样，国家的开支缩减，官僚贵族不敢滥取民财、铺张浪费，人民负担大为减轻，社会上出现了流民还田、人口迅速繁衍的局面。“文景之治”治什么？概括说来，就是治奢、治军、治霸，贵粟积贮，休养生息。
东汉“光武中兴”同样如此。光武帝有鉴于西汉后期吏治败坏、官僚奢侈成风等积弊，格外注意整顿吏治，躬行节俭，奖励廉洁，选拔贤能。一方面薄赋敛，实行减税降费。建武六年（公元30年），下诏恢复西汉前期三十税一的税制。另一方面偃武修文，不尚边功。光武“知天下疲耗，思乐息肩，自陇蜀平后，非儆急，未尝复言军旅”。一方面减并机构，在减税的同时，光武帝下诏令司隶州牧各实所部，省减吏员，县国不足置长吏可合并者，上大司徒、大司空二府。于是“条奏并有四百余县，吏职省减，十置其一”。另一方面对地方官吏严格要求，赏罚从严。经过整顿之后，官场风气为之一变。故《后汉书》中有“内外匪懈，百姓宽息”之誉。
唐代的“贞观之治”正是得益于厉行节俭的警钟常敲，给后世留下了很好的榜样。李世民亲身经历隋朝兴亡之速，反思其原因时，说：“往昔初平京师，宫中美女珍玩无院不满。炀帝意犹不足，征求无已，兼东西征讨，穷兵黩武，百姓不堪，遂致亡灭。”因而，“初平洛阳，凡隋氏宫室之宏伟者皆令毁之”。
《贞观政要·论俭约》记载了唐太宗的很多故事，其中贞观元年，太宗对侍臣说：自古以来，帝王凡是要大兴土木，都必须要顺应民心。从前大禹凿九山，通九江，耗费人力巨大，却没有人抱怨，因为民心所向；秦始皇营建宫室，人民都反对，因为秦始皇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违背了民心。朕现在想建造一座宫殿，材木等都已经准备就绪，但想想秦始皇的教训，决定不再兴建了。古人曾说：不要做无益之事而损害了有益之事。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
李世民牢记“天下稍安，尤须兢慎，若便骄逸，必至丧败”的教训，锐精为政，崇尚节俭。为节省宫中的费用，一次就释放宫女三千。还禁止地方官进贡奇珍宝物，并严厉禁止厚葬。
贞观四年，唐太宗下令整修洛阳的乾元殿，以供日后游乐之用。给事中张玄素极力反对：“陛下当初攻下洛阳时，曾下令烧了此殿，是因为要以炀帝奢侈丧国的事实引以为鉴。现在，十年的时间还没有过去，陛下怎么就忘记了呢？”太宗听了，叹息一声，承认自己考虑不周，停止了工程，并赏给张玄素彩绢二百匹。后来，在谈起这件事情的时候，太宗还说：“若不是张玄素，朕恐怕要做出违背初衷的事情来了。今后去洛阳，即使露宿野外，朕也不会再做这劳民伤财的事了。”
太宗常说，人君做到居以淡薄，行以从简，示范于国人，就能养成天下人节俭的淳厚风俗。他患有“气病”，不宜居潮湿地方，公卿奏请在高地建一寝宫，被他以“糜费良多”为由拒绝。左右“固请之于再三，竟不许”。他在《帝范》家训中告诫太子李治：“夫君者，俭以养性，静以修身。俭则人不劳，静则下不扰。人劳则怨起，下扰则政乖。”在唐太宗的倡导、力行“戒奢从俭”下，“茅茨土阶”“恶衣菲食”成为君臣共同信奉的品德，贞观年间出现了一种好风气，戴胄一生所住为旧房，死后无祭祀之所；魏徵家无正堂，死后以布车载柩，无文彩之饰。以至于唐代著名诗人李商隐感叹道：“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
不仅如此，过好“紧日子”还成为古代中国国家治理中理财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春秋战国时期著名的《管子》一书中的理财思想是：“审度量，节衣服，俭财用，禁侈泰”；《荀子·天论》认为，“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汉初贾谊的《论积贮疏》中也指出：“生之有时而用之亡度，则物力必屈。”唐代著名理财家陆贽在《均节赋税恤百姓》中提出：“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则常足；取之无度，用之无节，则常不足。”宋代辛弃疾在《九议》中指出：“富国之术，不在乎聚敛而在惜费。”
“不如节用以廉取之为易”
宋朝是中国历史上很特殊的一个时期，一方面经济文化比较繁荣，另一方面对外关系一直表现得较为软弱。然而，有一点不容置疑，宋朝相当长的时期内都崇尚节俭，并且生活上使过“紧日子”制度化。
宋代多数皇帝似乎骨子里有一种节俭的天性，有着节俭国用、不敢奢侈的传统。赵匡胤出身于军人家庭，从小家教较严，养成了勤俭节约的习惯。甫一建国就开始带头过起了“紧日子”，宫室内一切从简，“皆尚质素”，窗帘用廉价的青布，平日衣服和一般的小吏没有多大差别，宫女太监也只有300余名，后来觉得浪费，又遣散出宫50余人。
宋初不仅对官员的服饰有严格规定，而且皇室对子女也不例外。有一次，永庆公主回宫省亲，赵匡胤发现女儿身上的衣服非常华美，一面绣有贴花，一面镶了翠羽，光鲜靓丽。他很不高兴，对女儿说：“你把这件衣服脱下来，以后也不要再穿这样华丽的衣服了。”永庆公主很不理解，噘着嘴巴说：“我是公主，为什么不能穿？”赵匡胤严肃地说：“正因为你是公主，才不能这么穿。你穿得如此华丽，别人看见了，就会争相效仿。战国时齐桓公喜欢穿紫色衣服，结果全国上下都跟着学，搞得紫布贵了无数倍。你知道这件衣服要花多少钱吗？如果别人也跟着你学，翠羽就会涨价，大量的翠鸟都会被猎杀。你生在富贵之家，千万不可给这样的坏风气开头。”
在赵匡胤的影响下，此后历代皇帝都将过“紧日子”制度化。宋太宗设立内库以减轻民赋，并声明“盖虑司计之臣不能节约，异时用度有阙，复赋率于民，朕不以此自供嗜好也”。宋哲宗下诏裁减国用：“邦赋之入，盖有常制，若不裁减浮费，量入为出，深虑有误国用大计。”令户相度裁减，条析以闻。宋高宗依样画瓢：“朕以纪纲坏乱之余，悼师旅凋残之极，国用窘而费广，兵力弱而民疲，苟可救时，安避改作。命内外佳人、省台寺监职事官、监司守令、寄居曾任郡守郎官以上，于半月内各述所职及己见的确利害，凡可以省费裕国、强兵息民者，条具以闻。”宋神宗即位后，要求“当今理财，最为急务，养兵备边，府库不可以不丰，大臣宜共留意节用”，并叫司马光、腾甫等人商讨裁减国用制度。
宋代的节俭国用形成了制度，其宫廷开销、祭祀支出、赏赐大臣等方面都要求节俭。宋朝的宫廷宴会，据宋史记载，分几个级别，但并不奢侈。头二盏酒是没有菜肴的，第三盏时才提供下酒菜：肉、咸鼓、爆肉、双下驼峰角子、索粉等。陆游《老学庵笔记》中记载，集英殿宴请金国使节的九盏菜肴点心分别是肉、咸鼓、爆肉、双下角子、莲花肉、没饼、骨头、白肉胡饼等，用料很普通。
特别是宋仁宗，其节俭比起其祖更甚，宋代很多笔记留下了具体的事例，读之不得不服。《曲洧旧闻》记载：“仁宗俭德，殆本于天性，尤好服浣濯之衣。当未明求衣之时，嫔御私易新衣以进，闻其声辄推去之。遇浣濯，随破随补，将遍犹不肯易。左右指以相告，或以为笑，不恤也。当时不唯化行六宫，凡命妇入见，皆以盛饰为耻，风动四方，民日以富。比之崇俭之诏屡挂墙壁，而汰侈不少衰，盖有间也。”
宋人施德操《北窗炙輠录》记载了两件小事，其一是：宋仁宗早朝，面色有些憔悴，大臣问：“今日天颜若有不豫然，何也？”仁宗说：“偶不快。”大臣疑之，以为皇帝昨夜操劳过度了，便“言宫掖事，以为陛下当保养圣躬”。仁宗笑道：“宁有此？夜来偶失饥耳。”大臣皆惊，说：“何谓也？”仁宗说：“夜来微馁，偶思食烧羊，既无之，乃不复食，由此失饥。”大臣说：“何不令供之？”仁宗说：“朕思之，于祖宗法中无夜供烧羊例，朕一起其端，后世子孙或踵之为故事，不知夜当杀几羊矣！故不欲也。”
另一记载道：“仁宗尝与宫人博，才出钱千，既输却，即提其半走，宫人皆笑曰：‘官家太穷相，又惜不肯尽输。’仁宗曰：‘汝知此钱为谁钱也？此非我钱，乃百姓钱也。我今日已妄用百姓千钱。’”
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则载有一事：仁宗“好食糟淮白鱼”，但淮白鱼乃江南特产，开封未见，而依宋朝祖宗旧制，皇家“不得取食味于四方”，所以皇帝一直“无从可致”。后来，皇后只好问吕夷简的夫人：“相公家在寿州，当有糟淮白鱼吧？”吕夫人回家后给皇后进献了两筐鱼。
不唯仁宗，其他皇帝也大致不差。《西湖游览志余》记载，宋高宗吃饭时，习惯多备一副公筷，因为“高宗在德寿，每进膳，必置匙箸两副。食前多品，择其欲食者以别箸取置一器，食之必尽。饭则以别匙减而后食，吴后尝问其故，曰：‘吾不欲以残食与宫人食也。’”有了公筷，自己吃不完的，可以赏给宫人吃，是对宫人的一种尊重。
南宋隆兴元年（1163）五月三日晚间，宋孝宗在后殿内阁宴请经筵官胡铨，这次饭局被胡铨记入《经筵玉音问答》中。胡铨说，席上有一道胡椒醋子鱼，宋孝宗告诉他：“子鱼甚佳，朕每日调和一尾，可以吃两日饭。盖此味若以佳料和之，可以数日无馁腐之患。”一条鱼吃两天，孝宗的饮食算俭朴了吧。胡铨听后颇为感动，说：“陛下贵极天子，而节俭如此，真尧舜再生。”孝宗又说：“向侍太上时，见太上吃饭，不过吃得一二百钱物。朕于此时固已有节俭之志矣。”
即使如此，宋朝的大臣仍然不断进谏，向皇帝敲警钟。如苏轼进《策别》：“人君之于天下，俯己以就人，则易为功，仰人以援己，则难为力，是故广取以给用，不如节用以廉取之为易也。”曾巩上《议经费》：“臣闻古者以三十年之勇制国用，使有九年之蓄。而制用者，必于岁杪，盖量入而为出。国之所不可俭者，祭祀也。然不过用数之仂，则先王养财之意可知矣。盖用之有节，则天下虽贫，其富易致也。”范仲淹《奏上时务书》提出帝王应该“敦好生之志，推不忍之心”，“耻珠玉之玩”，“少度僧尼，不兴土木，示天下之俭也”。有了这样的君臣，宋朝政府的“紧日子”过得很有滋味。
到宋徽宗时，这一传统被打破，朝廷大肆征召花石纲，从浙江等地运往开封供观赏的花木和石头，光运费就耗资巨大：“岁运花石纲，一石之费，民间至用三十万缗。”其结果呢，不仅出现秦桧等生活奢侈的权相，很快又迎来“靖康之耻”。
“从来简俭是家风”
孔子说：“礼与其奢也，宁俭。”历史上有很多有识之士都以节俭为荣，以奢侈为耻。他们认识到俭有四利，可以养德、养寿、养神、养气（《鹤林玉露》）。至于具体到家庭，无论是盛世还是乱世，古代中国家庭更是有着一股久远的过“紧日子”的传统。但凡一个稍有传承的家族或家庭，其家长都明白，持家以俭才能绵延长久，他们不但奉行节俭修身养性以延年益寿的信条，还警惕奢是罪恶的源头，是败家的征兆。家庭作为社会的细胞，其俭与奢直接关系到社会风气的好坏，官员之家尤其如此。
《史记·鲁世家》载，春秋时期鲁国正卿季文子，出身于三世为相的贵族家庭，掌管国政和兵权30多年，辅佐鲁宣公、鲁成公、鲁襄公三代君主，可谓位高权重，他一生忠贞守节，克勤于邦，克俭于家。“家无衣帛之妾，厩无食粟之马，府无金玉”。孟献子的儿子仲孙见他如此节俭，颇为不屑地说：“你身为国家重臣，代表国家形象，却如此寒酸、吝啬，你不怕朝中文武百官笑话吗？实在有损国家形象，影响国家声誉。您何不变一变？于己于民于国都有好处，何乐而不为呢？”季文子听后淡然一笑，回答道：“我当然也想穿华服、骑良马，可是，我看到老百姓吃粗粮穿破衣的还很多，有的甚至还在挨饿，我不能看着全国百姓衣衫褴褛，粗茶淡饭，而让自己和家人衣着华美，终日酒山肉海，这样做于心不安啊。况且，我只听说国家形象和荣誉是通过臣民的高尚品德和文明举止表现出来的，从没听说过炫富示奢、大讲排场能给国家增光添彩！”孟献子听说这事后，非常生气，将儿子仲孙幽禁了七天以示惩戒。
宋代是官员俸禄最为优厚的朝代，也是冗官现象最为突出的时期，但整体上，宋代士大夫却有一种节俭的风尚和传统。
司马光在洛阳专心编《资治通鉴》十五年，其间，他与文彦博、范纯仁等同道，相约组成“耆英会”“真率会”，每日往来，不过脱粟一饭、清酒数行。相互唱和，亦以俭朴为荣。文彦博有诗曰：“啜菽尽甘颜子陋，食鲜不愧范郎贫。”范纯仁和之曰：“盍簪既屡宜从简，为具虽疏不愧贫。”司马光又和道：“随家所有自可乐，为具更微谁笑贫？”寥寥数语，充分表达了他们兴俭救弊的大志。司马光讲学期间，同样力行节俭，不求奢靡。“公每五日作一暖讲，一杯、一饭、一面、一肉、一菜而已。”（《懒真子》卷第十）回故乡山西夏县祭扫祖坟时，父老乡亲前来迎候献礼，用瓦盆盛粟米饭，瓦罐盛菜羹，他“享之如太牢”。
自称“先生年来穷到骨”的苏轼，特作《节饮食说》：“东坡居士自今以往，早晚饮食，不过一爵一肉。有尊客盛馔，则三之，可损不可增。有招我者，预以此告之。主人不从而过是，乃止。一曰安分以养福，二曰宽胃以养气，三日省费以养财。”他告诉家人，从今以后，每顿饭只饮一杯酒，吃一荤菜。若有贵客来访，盛宴招待，也不过三荤，只能少不能多。若是别人请客，也先告诉人家，不要超标。若人家不答应，就干脆不去。他认为这样做好处有三：一可安分养福气，二可宽胃养神气，三可省钱养财气。《鹤林玉露》中记载，苏轼谪居期间，每天用钱不超过一百五十文，每月初一，取钱四千五百文，分装为三十串，挂于屋梁上，早晨用画叉挑一串，藏在钱袋里出门去。给李公择写信中还指出：口腹之欲无穷，平时注意节俭，亦是惜福延寿之道。
苏轼过紧日子，还上升为蔬食养生的理论。他做官做到哪里，就挖野菜挖到哪里。在《菜羹赋并叙》中叙写自己的生活：“东坡先生卜居南山之下，服食器用，称家之有无。水陆之味，贫不能致，煮蔓菁、芦菔、苦荠而食之。其法不用醯酱，而有自然之味。盖易具而可常享。”他在《宋乔全寄贺君》一诗中写道：“狂吟醉舞知无益，粟饭藜羹问养神”，以自己的经验劝别人不要醉生梦死，而要粗茶淡饭以养生。
陆游同样以过“紧日子”为乐，对饮食讲求“粗足”，力求清淡。他主张多吃蔬菜，荤菜尽可能少。这样做的目的，“不为休官须惜费”，而是为了培育良好的家风，“从来简俭是家风”。粗茶淡饭，心中坦然，“但使胸中无愧怍，一餐美敌紫驼峰”。
历代名臣巨宦中不少人留下了家训，大都以伦理道德为主体，以勤俭持家为根本，彰显了辩证的节俭观。如张载就把“戒好鲜衣美食”“戒滥饮狂歌”列为家训“十戒”之中；陆游希望把俭朴家风传之后世，在《放翁家训》中告诫子孙：“上古教民食禽兽，不惟去民害，亦是五谷未如今之多，故以补粮食所不及耳。若穷口腹之欲，每食必丹刀儿，残余之物，犹足饱数人，方盛暑时，未及下箸，多已腐臭，吾甚伤之。今欲除羊彘鸡鹅之类，人畜以食者，姑以供庖，其余川泳云飞之物，一切禁断，庶几少安吾心。凡饮食但当取饱，若稍令精洁，以奉宾燕，犹之可也。彼多珍异夸眩世俗者，此童心儿态，切不可为其所移，戒之戒之！”晚清名臣曾国藩以善治家著称，不仅自己过“紧日子”，一餐只吃一荤，一件衣服穿三十年，而且其家训就倡导过“紧日子”，“能勤能俭，永不贫贱”。其他如胡林翼、左宗棠、张之洞、梁启超等大批近代人物都是如此。因而，会过“紧日子”的人基本上与廉洁可以画等号。至于历史上那些世家大族如浙江郑义门、山西王家大院、福建永定客家人、湖南张谷英村等几乎家家都是过“紧日子”的好手，他们明白，要想打破“富不过三代”的魔咒，唯一的办法就是过好“紧日子”了。
“勤俭建国家，永久是真言”
历史表明，千百年来，过“紧日子”的传统无关穷与富，到了困难时期，过“紧日子”更是化解困难的良法。从井冈山到延安时期，共产党的红色基因里面就有“勒紧裤腰带”的传统，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带头过“紧日子”。毛泽东常穿打着大补丁的裤子，盖三斤半的旧棉被，晚上睡觉用禾草做枕头；“要想着国家，能节约一点就节约一点”的朱德，人称“时人未识将军面，朴素浑如田家翁。”抗战中，根据地一直是以过“紧日子”挺过来的，1943年《陕甘宁边区简政实施纲要》规定有五点，处处针对过好“紧日子”：（一）不急之务不举，不急之钱不用，且须在急务和急用上，力求合理经济；（二）除保证给养外，其他经费，概须力行节省。提倡勤俭朴素，避免铺张浪费；疏散机关，调整窑洞，停止建筑；减少公差公马，提倡动手动脚；实行粮票制，免去双重粮的浪费；注意一张纸、一片布、一点灯油、一根火柴的节省；爱惜每件公物，使之多用些日子；不追加预算，并建立严格的审计制度；（三）集中力量于急要的经济事业，实行经济核算制；并加强管理和监督，开展反对贪污浪费的斗争；（四）爱惜民力，节制动员，不浪费一个民力，一匹民畜；（五）坚持廉洁节约作风，严厉反对贪污腐化现象。朱德曾写诗道：“勤俭建国家，永久是真言。”党和国家多次遇到困难时期，每一次都度过来了，而勤俭建国、过紧日子的方针发挥了重要作用。
“画栋不久栖，雕梁有坏期；膏粱不久吃，珍馐有断时。”居安思危，新时代同样需要发扬古人过好“紧日子”的传统。（刘绪义）
《周易》探索：作者及其所记录的周人故事
《周易》探索：作者及其所记录的周人故事
演讲人：廖名春
演讲地点：陕西师范大学哲学学院
演讲时间：二〇二二年七月
《周易》为群经之首，但其创作时代和作者，近代以来，却颇有争议。我以为，从早期文献的记载和《周易》卦爻辞本身或许能找到答案，是为本次讲座的缘起。
廖名春曲阜师大孔子文化研究院特聘教授，清华大学历史系长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先秦典籍和出土文献、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和教学。著有《周易研究史》《周易经传与易学史新论》《周易经传与易学史续论》《帛书周易论集》《周易经传十五讲》《〈周易〉真精神——六十四卦卦爻辞新注新释》《孔子真精神——〈论语〉疑难问题解读》《荀子新探》《郭店楚简老子校释》《中国学术史新证》等书，在《历史研究》《哲学研究》《文史》《汉学研究》等中外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近300篇。
《周易》作者是谁
《周易·系辞传》说：“《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是故其辞危。”帛书《衷》篇所载“子曰”则作：“《易》之用也，殷之无道、周之盛德也。恐以守位，敬以承事，智以避患。□□□□□□□□文王之危智，史说之数书，孰能辩焉？”这一段话翻译过来就是：“《周易》之面世，正反映出殷纣的无道，周文的盛德。文王以恐守位，以敬承事，以智避患……这是文王危惧之时的智慧，而史官们喜欢的筮占之书，又怎么能分析明白呢？”帛书《要》篇载孔子对其弟子子贡说：“文王仁，不得其志，以成其虑。纣仍无道，文王作，讳而辟咎，然后《易》始兴也。予乐其智之，自[此，令]之自[出]也。予何安乎事纣乎？”明夷卦《彖传》也有：“内文明而外柔顺，以蒙大难，文王以之。”
这些先秦文献的记载，一致强调《易》之兴，在“殷之末世、周之盛德”，作《易》“当文王与纣之事”，“文王仁”，“纣仍无道”，文王处危避祸，而“《易》始兴”。这也就是说，《周易》的产生，出于周文王。
游客在陕西考古博物馆内参观宝鸡周原遗址出土的铜轮牙马车车饰。新华社发
在此基础上，《史记·太史公自序》总结为：“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其《周本纪》也说：“西伯……囚羑里，盖益《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卦。”《淮南子·要略》则说：“今《易》之《乾》、《坤》，足以穷道通意也，八卦可以识吉凶、知祸福矣，然而伏羲为之六十四变，周室增以六爻。”
以孔子为代表的“文王作《易》”说从《周易》卦爻辞本身能否得到支持，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自古以来，人们多有讨论。
唐人孔颖达《周易疏》指出：验爻辞多文王后事。案升卦六四“王用亨于岐山”，武王克殷之后始追号文王为王，若爻辞是文王所制，不应云“王用亨于岐山”。又明夷六五“箕子之明夷”，武王观兵之后，箕子始被囚奴，文王不宜豫言“箕子之明夷”。又既济九五“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禴祭”，说者皆云西邻谓文王，东邻为纣。文王之时，纣尚南面，岂容自言己德受福胜殷？又欲抗君之国，遂言东邻西邻而已。
后人对此续有考证，认为晋卦卦辞“康侯用锡马蕃庶”，说的是周初武王弟卫康叔之事。（见顾颉刚：《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如此说来，《周易》卦爻辞的时间下限就到了成王时。
如何解决《周易》卦爻辞有文王身后事与文王作《易》说的内在矛盾？孔颖达《周易疏》提出：《左传》韩宣子适鲁，见《易象》云：“吾乃知周公之德。”周公被流言之谤，亦得为忧患也。验此诸说，以为卦辞文王，爻辞周公。马融、陆绩等并同此说，今依而用之。所以只言三圣，不数周公者，以父统子业故也。案《礼稽命征》曰：“文王见礼坏乐崩，道孤无主，故设经礼三百，威仪三千。”其“三百”“三千”即周公所制《周官》《仪礼》，明文王本有此意，周公述而成之，故系之文王。然则《易》之爻辞，盖亦是文王本意，故《易纬》但言文王也。
孔颖达的卦辞文王、爻辞周公说能解决“爻辞多文王后事”的问
陕西考古博物馆展出的宝鸡石鼓山商周墓地出土的牺尊。新华社发
题，但并不能解决卦辞也有文王后事的问题。所以，此说并不能令人信服。但“父统子业”说，与《淮南子·要略》的“周室增以六爻”说却可相通。所谓“周室”，不仅指周文王，应该说也包括周公在内。《论衡·正说》篇有“文王、周公因彖十八章究六爻”说，也是认定《周易》卦爻辞的制作者为周文王、周公。
作者父子不分，或者以父代子，或者以子代父，这是古人的习惯。比如历代都说《史记》是司马迁之作，但我们读《史记·太史公自序》，知道其实它是司马谈、司马迁父子之作。说是司马迁之作，则是以子统父了。
“父统子业”说将《周易》卦爻辞的作者由周文王扩大到周公，或“周室”，可以解决《周易》卦爻辞有文王后事的矛盾；以文王作为“周室”的代表或文王、周公的代表，这也是合乎情理的。说周公参与了《周易》卦爻辞的制作，从史籍记载来看，很有可能。
《左传·文公十八年》记季文子使太史克对鲁宣公说：“先君周公制周礼。”《国语·鲁语》说：“若子季孙欲其法也，则有周公之籍矣。”《论语·为政》载孔子语：“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八佾》篇也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孔子论及周礼，每每与周公相联系。正因如此，所以《述而》篇他说：“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孔子所说的损益殷礼，“监于二代”的不是别人，正是周公。《周易》一书载于《周礼·春官》，为太卜所掌。周公制礼作乐，对《周易》的卦爻辞作了改编加工，完全有可能。
所以，孔子的“文王作《易》”说，是难以否定的。孔颖达的“父统子业”说以文王为文王周公父子的代表不失为一种合理的解释。从《周易》本经和先秦、两汉的文献记载看，周文王囚于羑里时，可能对六十四卦的卦序做了一定的编排，以至形成了今天通行的卦序，这是所谓“演”；文王又将六十四卦系以一定的卦辞和爻辞，这是所谓“增”；文王所系之卦爻辞，后来又经过以周公的改编、加工，最后形成《周易》本经，也就是六十四卦的卦爻辞。
“高宗伐鬼方”记录了什么
文王、周公父子作《易》说，在《周易》卦爻辞里是说得通的。《周易》卦爻辞不但有系统的周人早期故事，更详于文王拘羑里而反商的记载，当是明证。
我们先看既济卦九三爻辞“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
这里的“高宗”，从西汉淮南王刘安、三国虞翻起，人们就认定指的是“殷王武丁”，几无异议。但殷高宗武丁是公元前1250年至公元前1192年时人，而周人先祖中，与“戎”人斗争最著名者，应该是王季。《太平御览》卷八三皇王部：“《纪年》曰：武乙即位，居殷。三十四年，周王季历来朝，武乙赐地三十里，玉十瑴，马八匹。”《后汉书·西羌传》注：“《竹书纪年》：武乙三十五年，周王季伐西落鬼戎，俘二十翟王也。”“《竹书纪年》曰：太丁二年，周人伐燕京之戎，周师大败也。”“太丁四年，周人伐余无之戎，克之。周王季命为殷牧师也。”“太丁七年，周人伐始呼之戎，克之。十一年，周人伐翳徒之戎，捷其三大夫也。”因此，此“高宗”当为周人之高宗，应该指王季。
这一认识，在未济卦九四爻辞可以得到印证。所谓“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赏于大国”即“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赏于大国，贞吉，悔亡”，是说：震用讨伐鬼方多年，功成受到大国的赏赐，必定吉利，没有什么后悔的。
10月30日，小朋友在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琉璃河遗址馆区观看文物。位于北京市房山区的琉璃河遗址是周初燕国的封地所在。新华社发
“大国”当为“大邦”，指商，此时周人尚臣服于“大邑商”。“贞”，定也，必也，当为语气副词。“伐鬼方”多年而成功，受到“大邑商”的赏赐，“贞吉”，必定是吉利，必定是“悔亡”。这些都好理解。不好说的则是“震用”。
从“有赏于大国”来看，“伐鬼方三年”的高宗，不可能是殷高宗武丁。武丁为“大邑商”之王，他“伐鬼方三年”而成功，怎能“有赏于大国”？既然“有赏于大国”，就必然是较“大邑商”小的邦国，臣服于商的邦国。这一点，我们从“震用”的释读中可以得到支持。
关于“震用”，歧解颇多。或训“震”为雷，为动；“用”，以也。“震用伐鬼方”，以雷霆之势讨伐鬼方。或以“震”为人名，指周伯或周臣。王玉哲先生则认为此“用”字为“周”字之讹。《说文·口部》“周，密也，从用、口。”甲骨文、金文中的“周”字大都无“口”，即成了“用”字。“震用”即震、周两个小国。“震”当读作“岐”。吕祖谦《音训》：“震字，晁氏曰：《汉名臣奏》作‘袛’。”而《周易·复》卦“无袛悔”陆德明《释文》云：“袛，九家本作㩼。”原因是“袛”与“祇”形近而混，而“祇”与“㩼”音同。因此“震”，本当作“岐”。“震用”，当作“岐周”。
“岐周”之称，文献习见。周人从古公亶父起就居于岐山之下，其称为“岐周”，非常自然。《吕氏春秋·慎大览·贵因》：“武王使人候殷，反报岐周曰：‘殷其乱矣。’”此即是以“岐周”称周人。
因此，未济卦九四爻辞的“震用伐鬼方”即“岐周伐鬼方”，也就是周人伐鬼方。此周人为谁呢？从既济卦九三爻辞“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来看，当即“高宗”。此“高宗”不可能是殷高宗武丁；如果是殷高宗武丁，未济卦九四爻辞则不能称之为“岐周”。因此，此“高宗”当为周人之高宗无疑。
《史记·周本纪》不见周代庙号。或曰起源于商朝的庙号，周朝并没有延用。也有说周人已有庙号，至于“七庙”分别为谁，则有异议。
《白虎通义》卷十二《宗庙》曰：“周以后稷、文、武为七庙，后稷为始，与文王为太祖，武王为太宗。”但此说并不完全可信。
《国语·周语下》：“岁之所在，则我有周之分野也。月之所在，辰马农祥也，我太祖后稷之所经纬也。”《礼记·王制》：“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而七。”郑玄注：“太祖，后稷。”都是以后稷为周之太祖。
《诗·鲁颂·宓宫》：“后稷之孙，实维大王，居岐之阳，实始剪商。至于文、武，缵大王之绪。”《史记·周本纪》说：“古公亶父复修后稷、公刘之业”，“古公卒，季历立”，“公季修古公遗道”，“(文王)追尊古公为太王”。古公避戎徙周，实现了由西戎向华夏的巨大转变，周人尊之为“太王”，疑即太宗。
1936年时徐中舒先生指出“震用伐鬼方”当是《竹书纪年》记载的周王季历伐鬼戎之事，杨宽先生采纳了此观点。而后方诗铭、王修龄《竹书纪年辑证》说同。既然“伐鬼方”是“周王季历伐鬼戎之事”，则“岐周”之“高宗”为季历，殆无疑义。
这是它书未载的周先祖的一个重要故事。
“帝乙归妹”记载的商周大事
泰卦六五爻辞和归妹卦六五爻辞关于“帝乙归妹”的记载也是周先祖历史上的一件大事。
泰卦六五爻辞“帝乙归妹，以祉。元，吉”，是说：商王帝乙下嫁公主，（人皆）以为福庆。（其实要）善为处理，才能吉祥。
“帝乙”，商王，名乙，商纣王的父亲。“归妹”，嫁女。此指帝乙下嫁公主给周文王。“以”，以为，认为。王引之《经传释词》卷一：“以，犹谓也。”《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公）告臧孙，臧孙以难；告郈孙，郈孙以可，劝。”“祉”，福，福庆。“元”，善，此指善为处理，与人为善。
“帝乙归妹”之事《诗·大雅·大明》也有记载：“文王初载，天作之合。在洽之阳，在渭之涘。文王嘉止，大邦有子。大邦有子，伣天之妹。文定厥祥，亲迎于渭。造舟为梁，不显其光。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缵女维莘。长子维行，笃生武王。保右命尔，燮伐大商。”这是说：文王年轻时，皇天给他好姻缘。文王迎亲到洽水北，就在那渭水河岸边。筹备婚礼喜洋洋，殷商有位美丽的姑娘。殷商这位美丽的姑娘，长得就像那天仙一样。卜辞表明婚姻很吉祥，文王亲迎来到渭水旁。造船相连作渡桥，婚礼隆重很荣光。上天有命从天而降，降给这位周文王。在周原之地京都之中，又娶来莘国姒家姑娘。长子虽然早离世，幸好还有武王生。皇天保佑命令他，前去袭击讨伐那殷商。
“大邦商”“帝乙归妹”，周人虽然以为福“祉”，但“帝乙”所“归”之“妹”并没有做到“元”，并没有处理好跟周人的关系。何以见得？文王又“缵女维莘”，续娶了莘国的姒姓女子，而且在“长子维行”，长子伯邑考去世后，这位莘国的姒姓女子“笃生武王”，又恰好生下了周武王。于是，情况就变化了。这一点，从下面这条爻辞可以得到印证。
归妹六五爻辞“帝乙归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几望，吉”，这是说：商王帝乙将公主下嫁，但后来公主作为正室的服饰却不如其侧室的优良；月亮已经由盈转缺，吉祥。
这里的“君”，指天子、诸侯之妻，也称君夫人。《诗·鄘风·鹑之奔奔》：“人之无良，我以为君。”毛传：“君，国小君。”孔颖达疏：“夫人对君称小君，以夫妻一体言之，亦得曰君。”“袂”，衣袖。这里代指衣饰。“娣”，同嫁一夫为侧室之女弟。此指侧室，也就是如夫人。“良”，善，这里指衣饰华美。
“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表面是讲正妻的衣饰不如侧室华美，实质是说“帝乙”所“归”之“妹”作为正妻在文王那里失宠了，而侧室则得势了。这也是《诗·大雅·大明》所谓“缵女维莘”，作为侧室，“笃生武王”，声势高涨所致。
如何看待这一变化呢？爻辞借天道以明人事，要大家正确对待。
“几”，读为“既”。帛书《易经》本、陆德明《释文》引荀爽皆作“既”。“既”“几”声同韵近，故可换读。“望”，月相名。《释名·释天》：“望，月满之名也。”农历每月十五日（有时是十六或十七日），地球运行到太阳和月亮之间。当太阳从西方落下去月亮正好从东方升上来的时候，地球上看见的月亮呈圆形，这种月相叫“望”。“月几望”，又见于小畜卦上九爻辞、中孚卦六四爻辞。王辉认为：“当以‘既’为正字，‘几’为误字。‘既望’乃西周金文习见之月相术语，指每月十六日至二十二、三日，周原甲骨所见者还有‘既吉’（H11：54）、‘既魄’（H11：13）、‘既死’（H11：55）等，字均作‘既’而不作‘几’，子夏、京房作‘近’，是取义于‘几’，亦误。”（王辉：《马王堆帛书〈六十四卦〉校读札记》），李学勤先生也在《静方鼎补释》中说：“静方鼎铭‘月既望’，即《周易》经文的‘月几望’。裴学海《古书虚字集释》卷五云：‘《易·归妹》月几望，荀本几作既’，两字相通。‘月既望’就是‘既望’。”
帛书《昭力》认为，此条爻辞是讲“处（主）女之义”，女主的为人之道。这说明妻妾的地位不是一成不变的，“其娣”有德胜过“其君”，就像月相有盈有缺一样正常，也应视之为“吉”。《荀子·王制》篇说：“贤能不待次而举，罢不能不待须而废……虽王公士大夫之子孙也，不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庶人。虽庶人之子孙也，积文学，正身行，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卿相士大夫。”家庭里妻妾之道也应如此。
值得注意的是，爻辞所言文王之家事，其实是商周两国关系变化之反映。周人力量弱小之时，臣服于“大邑商”，“帝乙归妹”自然视之为“祉”。周人力量逐渐强大起来，要与商人争夺天下之时，“帝乙”所“归”之“妹”在周人那里必然地位下降。
“文王拘羑里”所记录的历史细节
文王拘于羑里，是商周关系上的一件大事。随卦上六爻辞、升卦六四爻辞、坎卦六四爻辞、坎卦上六爻辞，都是反映这一故事的。
随卦上六爻辞“拘系之，乃从维之，王用亨于西山”，据上海博物馆藏楚简《周易》当作：“系而拘之，纵乃之，王用亨于西山。”是说文王被商纣王拘押幽禁，释放后产生了背离之心，因而在岐山设祭（出师反商）。
“拘”，拘捕、扣押。“系”，捆绑，缚系。“拘系之”，依楚简本当作“系而拘之”。
“乃从”：当依楚简本作“从乃”。“从”，读为“纵”，释放。“维”，意为有二心。
“亨”，读为“享”，享祭。“西山”，当指岐山。阜阳汉简本作“支山”。岐山在镐京之西，故称西山。周族古公亶父曾率众自豳迁于山下周原，筑城作邑。后成为周人伐商的根据地。“王用亨于西山”，指文王在岐山设祭出师。
《史记·周本纪》记载，文王被赦归周，先后“伐犬戎”“伐密须”“败耆国”“伐崇侯虎”。“王用亨于西山”，当指这些战事。
升卦六四爻辞“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也是讲这一故事，并且肯定了文王的这一行为，认为是吉利，没有咎害。为什么？因为周人眼中文王反压迫，是正义之师，得天下之人和，自然“吉”而“无咎”。
坎卦六四爻辞“樽酒，簋贰，用缶，纳约自牖，终无咎”，是说：一杯淡酒，两簋粗食，用瓦缶盛物，文王在羑里遭受的待遇如此简陋，但最终还是没有咎害。
“樽”，木制的酒器。“樽酒”，杯酒，形容酒少。“簋”，盛黍稷的食器。“簋贰”，两簋食物，形容食物少。“缶”，瓦器。“用缶”，用瓦缶盛物。
“纳”，收纳、接受、遭受。“约”，简约，此指“樽酒，簋贰，用缶”这种简陋的饮食待遇。“自”，于。“牖”，即牖里，殷狱名。通“羑”。“纳约自牖”，文王在牖享受简陋的待遇，这是文王拘于羑里的委婉说法。
“终无咎”，指文王终于走出坎险，从羑里脱险而出。其事情之始末，《史记·殷本纪》中有记载：“九侯有好女，入之纣。九侯女不喜淫，纣怒，杀之，而醢九侯。鄂侯争之强，辨之疾，并脯鄂侯。西伯昌闻之，窃叹。崇侯虎知之，以告纣，纣囚西伯羑里。西伯之臣闳夭之徒，求美女奇物善马以献纣，纣乃赦西伯。西伯出而献洛西之地，以请除炮格之刑。纣乃许之，赐弓矢斧钺，使得征伐，为西伯。……西伯归，乃阴修德行善，诸侯多叛纣而往归西伯。”
坎卦上六爻辞“系用徽纆，寘于丛棘，三岁不得，凶”，这是说：被绳索捆缚，囚禁在监牢，多年不能解脱，凶险。
“系用徽纆”，系以徽纆，以徽纆系。“徽纆”，绳索。三股曰徽，两股曰纆。
“寘”，安置，安放，引申为囚禁。“丛棘”，九棘、棘木，王之外朝，司寇审理狱讼之处。此指监狱。
“三岁不得”，多年不能解脱。《左传·襄公三十一年》载北宫文子说：“纣囚文王七年。”贾谊《新书》说：“文王桎梏于羑里，七年而后得免。”可见文王当时被拘时间应在“三年”以上。此“三年”当为虚指。
太史公只说“纣囚西伯羑里”，但文王在羑里的待遇如何，关押了多久，太史公并没有详说，坎卦六四爻辞与上六爻辞不但补充了文王拘于羑里的生活细节，还点明了大致时间，非常珍贵。
这两条爻辞并没点出文王之名，但从细节的描写来看，作为文王本事信而有征。帛书《要》篇孔子说：“文王仁，不得其志，以成其虑。纣仍无道，文王作，讳而辟咎，然后《易》始兴也。”明夷卦《彖传》也说：“内文明而外柔顺，以蒙大难，文王以之。”这两条爻辞就是具体的注脚。
小结
《周易》上述八条爻辞，给我们介绍了周先祖王季“伐鬼方”的故事、文王的婚姻、文王拘于羑里的生活以及文王兴兵反商的原因。这里的有些内容是我们熟知的，有些则是我们习焉不察而为史家失载或误读的重要事件。
王季任周方邦君四十年，在帝乙的扶持下伐戎有大功，获封西伯，奠定了周在西土的显赫地位。既济九三与未济九四爻辞载其“伐鬼方”之事，非常具有典型性。
文王前十一年致力于伐戎、和诸侯；被囚七年，以宣誓效忠与行贿获释；获释后“受命”七年，替商王伐叛邦，壮大了周。泰卦六五爻辞、归妹六五爻辞记载他婚姻的变化，反映出商周关系的变质；坎卦六四爻辞、坎卦上六爻辞描写了文王拘于羑里的生活，将文王的蒙难细节化了，表现出周人对受迫害的记忆刻骨铭心；随卦上六爻辞、升卦六四爻辞不但记载了文王兴兵反商，更重要的是揭示了其起兵是因为商纣王欺压太过，文王不得不反。从这种叙述立场来看，显然是周人特别是“周室”的口吻。
武王继承了文王的事业，其继位第四年率先发难灭商。这么一个重要的人物，《周易》卦爻辞竟没有反映。这正证明了孔颖达“父统子业”说的合理性。推想“制礼作乐”的周公在修订文王所作《周易》卦爻辞时，虽有一定程度的补充改进，但还没来得及加进武王的故事并对卦爻辞做大幅度的改写。因为毕竟是文王“拘羑里”而“演《周易》”，以周公为代表的“周室”不能不有所考虑。
说《周易》卦爻辞为文王、周公为代表的“周室”，也就是周人所作，我们从履卦卦辞及六三爻辞中也能得到一定的支持。履卦卦辞说：“履虎尾，不咥人，亨。”其六三爻辞说：“眇能视，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为于大君。”陆德明《释文》：“咥，啮也。马云：龁。”《说文·齿部》：“龁，啮也。”至今陕西方言称“吃饭”为“咥饭”。从“咥人”说来看，《周易》卦爻辞的作者肯定是周人。这跟孔颖达“父统子业”之说也是相吻合的。
《光明日报》（ 2022年11月19日10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