净化营商环境 拆除隐形之“门”
“‘玻璃门’挡投资于无形；‘弹簧门’强推客商出局；‘旋转门’让企业晕头转向……”在刚刚闭幕的全国两会上，“营商环境”成为代表委员热议的话题。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也明确指出，要加快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放宽市场准入，加强公正监管，打造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让各类市场主体更加活跃。记者近日梳理各地纪检监察机关查处的破坏营商环境典型案例发现，目前涉企服务中的“轻型”腐败行为、不当行为和不作为等仍不同程度存在，一扇扇隐形的“门”已成为阻碍经济发展的绊脚石，必须加以拆除。
谁在挡路
服务好辖区企业的办证审批等，本是党员干部应尽的职责，但辽宁省开原市环保局原党组书记、原局长鹿军却用手中的权力凭空打造了一扇“玻璃门”。在研究某风力发电项目时，开原市政府为此三次召开城市规划委员会会议，鹿军在两次以无明确依据的理由拒绝签字后，又继续缺席第三次会议。此前，鹿军还对造纸产业园某企业提出的环保审批事项不予受理。这一典型的不作为行为，分别造成了上述两家企业项目审批进度停滞不前、企业困难长期得不到解决。此外，鹿军还存在其他违纪违法问题。2018年6月，鹿军接受铁岭市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受到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并被移送司法机关。
看似透明的“玻璃门”，却始终推不开，严重影响了企业发展。而“弹簧门”，却把已经进去的客商又硬生生推出来，企业“受伤”同样不小。
重庆市祥博燃气汽车技术开发有限公司与贵州省金沙县政府签约，建设金沙压缩天然气加气站。气站建成后，需与县政府签订《天然气特许经营协议》，办理《燃气经营许可证》方能合法经营。在这个节骨眼上，金沙县副县长周劲松通过干预行政审批行政许可的方式，以暂停办理金山天然气公司相关审批手续的方式，向该公司施压，力求促成与其他企业的整合。企业明明已经进来，却又被“弹簧门”弹出去。2018年12月，毕节市纪委监委给予周劲松诫勉谈话处理，对金沙县市政设施管理局及县城管局未严格履职的情况，给予金沙县城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苏祖钰，县住建局原党委副书记、市政设施管理局原局长毛继昌诫勉谈话处理。
“停车难”是不少城市的痛。一家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试图在某设区市试点推进智慧停车解决这一难题时却遇到了“旋转门”。这家公司先找到市交通主管部门，得到的答复是找区交通委，再与区交通委沟通，却说“需市里审批通过才能在区里推进”。接下来，这家公司在与各部门的沟通过程中，更遇到了“找公安推市政，找市政推绿化，找绿化推城管”的困境。“旋转”的办事之门让这家公司晕头转向，两年过去，仍无法找到对口的管理部门进行有效沟通。
背道而驰
嘴上说亲商重商，工作中却层层设“门”。少数党员干部的行径与中央所倡导的大力推行简政放权、努力为企业“松绑解套”等背道而驰，扰乱的是市场经济秩序，破坏的是营商环境，挫伤的是企业家干事创业的热情。
积极为企业群众提供良好服务，对相关职能部门的党员干部来说，本是职责所在，但极个别人却抱着“无利不起早”的心态，把自己服务的领域和对象视为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雁过拔毛。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新桥镇十甲陈村10名村干部，向辖区内26家企业违规收取23万余元赞助费，用于村敬老节福利补助及办酒吃喝。
与雁过拔毛设“门”敛财同样为害不浅的，是秉持“不干事就不出事”的畸形认知，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甚至当了和尚不撞钟，做“太平官”和“无为官”。更有甚者，担心政商关系复杂，为显示自己的清白，故意远离企业，把以前的“亲而不清”变成“清而不亲”、勾肩搭背变成背靠着背、“脸难看、门难进”，甚至变成了“饭不吃、礼不收、事不办”。辽宁省大连市普兰店区丰荣街道办事处2009年招商引资引进企业，在企业全额向相关部门缴纳征地补偿费、失地农民保险等费用合计1288万元后，截至去年5月仍未能按照承诺帮助企业办理相关土地手续，导致资金被长期占用，项目无法落地。丰荣街道党工委书记倪春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办事处主任马廷福受到党内警告处分，其他相关责任人也受到相应处理。
从“乱伸手”，变成了“玩推手”，可以说，这种不作为之危害不亚于雁过拔毛，更有个别党员干部执法不严或选择性执法，朝令夕改或新官不理旧账等，实质上是“官本位”思想作祟，法治观念淡薄，对营商环境的伤害同样不容小觑。辽宁省抚顺经济开发区管委会拖欠企业设计费14万元，企业投诉并几次催讨，在弄虚作假逼迫企业签字“被办结”后，仍不守承诺、不讲诚信，迟迟不予解决。
“亲而不清”，“清而不亲”，这两种错误心态，根子都出在理想信念上。河南省郑州市林业局原调研员冯长有多次利用职权或职务上的影响，让亲属在其负责的多个绿化项目中承揽工程，谋取私利，并破坏了市场公平竞争秩序。究其原因，正如他在忏悔录中自我剖析的那样“长期热衷于各种营利活动，逐渐丧失了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忘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初心”。
对症下药
营商环境是一把尺子，反映着一个地区的政治生态和社会生态，检验着政府的行政效能和工作作风。铲除“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等现象产生的土壤必须从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上下功夫。
“对党员干部而言，‘亲’就是要坦荡真诚地同民营企业接触交往，特别是在民营企业遇到困难和问题的情况下更要积极作为、靠前服务，对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多关注、多谈心、多引导，帮助解决实际困难，真心实意支持民营经济发展；‘清’就是同民营企业家的关系要清白、纯洁，不能有贪心私心，不能以权谋私，不能搞权钱交易。”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任建明认为，要让党员干部与企业打交道时做到“亲”与“清”，首先要从思想教育入手，通过多样化的思想教育方式和常态化的思想教育活动，引领广大党员干部修好共产党人的“心学”，让他们以无私的情怀、担当的精神，自觉履职尽责，以“亲”激发起发展的勃勃生机，以“清”保持好共产党人的良好形象。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拆除隐形之“门”，为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提供纪法保障，纪检监察机关责无旁贷。广东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施克辉认为，纪检监察机关必须在四方面发挥作用。一是做到“两个维护”，坚决纠正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令不行、有禁不止行为，确保中央政令畅通。二是重点从严管好党员干部，着力破除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既防止“乱作为”，又防止“不作为”。三是准确把握政策策略，树立干事创业鲜明导向。在执纪中把握“七个看”，即看违纪情节、看危害程度、看时间节点、看动机原因、看认错态度、看一贯表现、看群众口碑，在问责中做到宽严相济，切实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四是营造良好政治生态，以优良党风政风引领社风民风向上向善，形成崇廉尚洁的文化氛围。
“要在精准监督从政行为上发力。”湖南大学廉政研究中心执行主任袁柏顺提出，要把各级政府及其所属工作部门掌握的各项公共权力进行全面统计，并将权力的列表清单公之于众，主动接受社会监督。要着眼于依法优化和公开权力运行流程，致力于形成权责清晰、程序严密、运行公开、监督有效的行政权力公开透明运行机制，以切实有效地解决权力运行中存在的不作为、乱作为、权责交叉、多头执法、相互推诿、监管缺位、暗箱操作、权力寻租等突出问题。（记者 袁海涛 通讯员 杨特团 林靖）
古代中国曾经一战打掉日本千年野心
朝鲜半岛在公元1世纪左右进入三国时代，分成高句丽(又称高丽)、新罗、百济三个国家。公元6世纪时，和中国接壤的高句丽因为中国隋唐王朝的入侵，为抗衡中国，高句丽便与突厥、百济、以及与百济关系密切的日本结成同盟，而中国则与受到高句丽、百济威胁的新罗国结盟。
公元660年(唐显庆五年)3月，百济国在高句丽国支持下，大举入侵新罗国，新罗军接连败北，新罗武烈王向中国求救。唐高宗命左武卫大将军苏定方为统帅，率13万唐军东渡讨伐百济。7月，百济军大败，百济王及百官被俘往长安，百济王朝崩溃。
唐朝远征
当日本出兵支援百济的消息传到中国后，唐高宗当即派右威卫大将军孙仁师率军增援和百济作战的刘仁轨、刘仁愿军。9月，唐军会合，刘仁轨决定先攻取“群凶所聚”的百济军巢穴周留城，认为“若克周留，诸城自下”。于是唐军分为二路：孙仁师、刘仁愿、及新罗将领金法敏率军从陆路前往周留城;刘仁轨则与部将杜爽，及百济降将扶余隆率战船护送粮船，由熊津沿白江(今韩国锦江)而下，从水陆前往周留城，以便水陆同举，攻打周留。
27日，日本支援百济的水军先头船只在白江口遭遇刘仁轨军，双方进行交战，日军不利而退。28日，日军将领和百济国王会商，认为日军有战船400余艘，唐军仅百余艘，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实力，盲目的认为“我等争先，彼应自退”，于是，未加整顿部署，便“率日本乱伍中军之卒，进打大唐坚阵之军”，双方展开了激烈海战，唐军“左右夹船绕战”，打乱了日军阵形，致使日军“赴水溺死者众，舻舳不得回旋”，最终，日军战船全部被焚毁，一时间“海水尽赤”，数万日军或溺死、或被唐军捕获。
在白江口失败的打击下，百济王逃往高句丽，余部全部归降，百济国彻底灭亡。
白江口海战的胜利，彻底粉碎了日本侵入朝鲜半岛的野心，日本天智天皇深恐唐军进攻本土，自公元664年开始，在国内耗费巨资，修筑了4道防线，此后日本调整对外政策，向唐朝臣服，开始以中国为师，谋求自强。
但是一千年前的失败并没有让日本死心，他们最终还是在一千多年后，将野心再次瞄准了中华大地。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接着又将侵略矛头指向华北。为了配合军事侵略行动，日军在华北各地建立了特务机关，一时间日本特工人员遍及华北城乡。他们指使一批政坛失意的军政要人及其他三教九流组成“第五纵队”，公开支持日本侵华，为日军的侵略行径摇旗呐喊。
此后，日特人员唆使白坚武与何庭鎏、张志谭等人，利用他们与河北省主席于学忠个人的特殊关系，劝诱于宣布河北省“独立”。计划落空后，便策动于部之师长杨紫震、旅长马廷福发动了叛乱。杨、马二人在日军方捏合下弃仇和好，纠结匪徒2000余人，于1933年3月在天津西站发动叛乱，然而遭到痛击而惨败，马等逃至葛沽策动驻葛沽团长张冠英部哗变，惨败后张只得弃职逃匿日租界。
1933年5月，日特人员又鼓动奉系军阀张作相与张敬尧合作，策动旧军阀的军队在北平发动兵变，制造日军干涉口实，以便在日军配合下内外夹攻，一举攻下平、津，建立以吴佩孚为首的“华北国”。由于吴不为其所动，张敬尧又遇刺身死，结果阴谋付之东流。
一连串的阴谋叛乱失败，引起了关东军、驻屯军的关注。土肥原贤二与三野友吉再次奉命负责策动一次大规模的叛乱，这就是1935年6月27日的“丰台事件”。这一事件的前台人物是石友三、白坚武。他们以“正义社”成员为骨干，计划在丰台发动兵变后攻占北平，宣布“华北国”建立。为此，白、石等人在津组织了“华北正义自卫军”，白自任“总司令”勾结北平军分会所属铁甲车大队第五第六两个铁甲中队;安排潘毓桂在北平城内策应;派遣两三千便衣队潜入东交民巷，令其在铁甲车冲进前门、炮击西长安街军分会时冲杀出来，攻占军分会和其他重要机关;约定驻东交民巷的日军此刻立即出动示威，日机也进行“示威飞行”潜在华北各地的反动武装届时一齐出击，攻占各地中国党、政、军机关。经过一系列布置后，6月26日夜间，60多名汉奸(内有日本人)由天津乘快车到丰台指挥督察这场叛乱。不料27日的叛乱一发动就遭到中国军队的迎头痛击而失败，铁甲车六中队队长段春泽等三人被捕枪决。
接连失败后，日特人员开始鼓吹他们策动的华北“独立”、“自治”丑剧是“一种理所当然的‘民意’演变的”。“香河事件”就被说成是“民意”、“自治”的举动。
1935年10月18日，汉奸武宜亭在香河安抚寨召开的所谓“国民自救会”上密谋策划，20日纠结千余人以反对苛捐杂税为名，包围了香河县城，随即在日本宪兵掩护下冲入城内，占领县府，宣布“自治”。这就是所谓的“香河事件”。此后，在日军方的支持和导演下，所谓“华北群众代表”要求实现“华北五省自治”的“请愿事件”在河北多地发生。
《何梅协定》出笼后，日军方叫嚣驱逐国民党在冀、察、平、津的一切势力：凡是被视为“有害中、日两国‘邦交’之秘密机关”——如蓝衣社、复兴社等组织及其人员，均要求国民政府予以取缔或撤走。被日本人视为蓝衣社中坚分子的蒋介石派在二十九军任政训处处长的宣介溪，日本人指令其随该处远调西安，然而蒋征得宋哲元的同意让宣介溪暂留北平，为日本人侦知，出动宪兵将其从住所逮捕押至天津。然而宋哲元等识破其阴谋，决以武力抗之，下令做好攻打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部、捉拿多田骏的准备，最终迫使日本人放人道歉。
净化营商环境 拆除隐形之“门”
“‘玻璃门’挡投资于无形；‘弹簧门’强推客商出局；‘旋转门’让企业晕头转向……”在刚刚闭幕的全国两会上，“营商环境”成为代表委员热议的话题。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也明确指出，要加快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放宽市场准入，加强公正监管，打造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让各类市场主体更加活跃。记者近日梳理各地纪检监察机关查处的破坏营商环境典型案例发现，目前涉企服务中的“轻型”腐败行为、不当行为和不作为等仍不同程度存在，一扇扇隐形的“门”已成为阻碍经济发展的绊脚石，必须加以拆除。
谁在挡路
服务好辖区企业的办证审批等，本是党员干部应尽的职责，但辽宁省开原市环保局原党组书记、原局长鹿军却用手中的权力凭空打造了一扇“玻璃门”。在研究某风力发电项目时，开原市政府为此三次召开城市规划委员会会议，鹿军在两次以无明确依据的理由拒绝签字后，又继续缺席第三次会议。此前，鹿军还对造纸产业园某企业提出的环保审批事项不予受理。这一典型的不作为行为，分别造成了上述两家企业项目审批进度停滞不前、企业困难长期得不到解决。此外，鹿军还存在其他违纪违法问题。2018年6月，鹿军接受铁岭市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受到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并被移送司法机关。
看似透明的“玻璃门”，却始终推不开，严重影响了企业发展。而“弹簧门”，却把已经进去的客商又硬生生推出来，企业“受伤”同样不小。
重庆市祥博燃气汽车技术开发有限公司与贵州省金沙县政府签约，建设金沙压缩天然气加气站。气站建成后，需与县政府签订《天然气特许经营协议》，办理《燃气经营许可证》方能合法经营。在这个节骨眼上，金沙县副县长周劲松通过干预行政审批行政许可的方式，以暂停办理金山天然气公司相关审批手续的方式，向该公司施压，力求促成与其他企业的整合。企业明明已经进来，却又被“弹簧门”弹出去。2018年12月，毕节市纪委监委给予周劲松诫勉谈话处理，对金沙县市政设施管理局及县城管局未严格履职的情况，给予金沙县城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苏祖钰，县住建局原党委副书记、市政设施管理局原局长毛继昌诫勉谈话处理。
“停车难”是不少城市的痛。一家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试图在某设区市试点推进智慧停车解决这一难题时却遇到了“旋转门”。这家公司先找到市交通主管部门，得到的答复是找区交通委，再与区交通委沟通，却说“需市里审批通过才能在区里推进”。接下来，这家公司在与各部门的沟通过程中，更遇到了“找公安推市政，找市政推绿化，找绿化推城管”的困境。“旋转”的办事之门让这家公司晕头转向，两年过去，仍无法找到对口的管理部门进行有效沟通。
背道而驰
嘴上说亲商重商，工作中却层层设“门”。少数党员干部的行径与中央所倡导的大力推行简政放权、努力为企业“松绑解套”等背道而驰，扰乱的是市场经济秩序，破坏的是营商环境，挫伤的是企业家干事创业的热情。
积极为企业群众提供良好服务，对相关职能部门的党员干部来说，本是职责所在，但极个别人却抱着“无利不起早”的心态，把自己服务的领域和对象视为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雁过拔毛。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新桥镇十甲陈村10名村干部，向辖区内26家企业违规收取23万余元赞助费，用于村敬老节福利补助及办酒吃喝。
与雁过拔毛设“门”敛财同样为害不浅的，是秉持“不干事就不出事”的畸形认知，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甚至当了和尚不撞钟，做“太平官”和“无为官”。更有甚者，担心政商关系复杂，为显示自己的清白，故意远离企业，把以前的“亲而不清”变成“清而不亲”、勾肩搭背变成背靠着背、“脸难看、门难进”，甚至变成了“饭不吃、礼不收、事不办”。辽宁省大连市普兰店区丰荣街道办事处2009年招商引资引进企业，在企业全额向相关部门缴纳征地补偿费、失地农民保险等费用合计1288万元后，截至去年5月仍未能按照承诺帮助企业办理相关土地手续，导致资金被长期占用，项目无法落地。丰荣街道党工委书记倪春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办事处主任马廷福受到党内警告处分，其他相关责任人也受到相应处理。
从“乱伸手”，变成了“玩推手”，可以说，这种不作为之危害不亚于雁过拔毛，更有个别党员干部执法不严或选择性执法，朝令夕改或新官不理旧账等，实质上是“官本位”思想作祟，法治观念淡薄，对营商环境的伤害同样不容小觑。辽宁省抚顺经济开发区管委会拖欠企业设计费14万元，企业投诉并几次催讨，在弄虚作假逼迫企业签字“被办结”后，仍不守承诺、不讲诚信，迟迟不予解决。
“亲而不清”，“清而不亲”，这两种错误心态，根子都出在理想信念上。河南省郑州市林业局原调研员冯长有多次利用职权或职务上的影响，让亲属在其负责的多个绿化项目中承揽工程，谋取私利，并破坏了市场公平竞争秩序。究其原因，正如他在忏悔录中自我剖析的那样“长期热衷于各种营利活动，逐渐丧失了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忘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初心”。
对症下药
营商环境是一把尺子，反映着一个地区的政治生态和社会生态，检验着政府的行政效能和工作作风。铲除“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等现象产生的土壤必须从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上下功夫。
“对党员干部而言，‘亲’就是要坦荡真诚地同民营企业接触交往，特别是在民营企业遇到困难和问题的情况下更要积极作为、靠前服务，对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多关注、多谈心、多引导，帮助解决实际困难，真心实意支持民营经济发展；‘清’就是同民营企业家的关系要清白、纯洁，不能有贪心私心，不能以权谋私，不能搞权钱交易。”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任建明认为，要让党员干部与企业打交道时做到“亲”与“清”，首先要从思想教育入手，通过多样化的思想教育方式和常态化的思想教育活动，引领广大党员干部修好共产党人的“心学”，让他们以无私的情怀、担当的精神，自觉履职尽责，以“亲”激发起发展的勃勃生机，以“清”保持好共产党人的良好形象。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拆除隐形之“门”，为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提供纪法保障，纪检监察机关责无旁贷。广东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施克辉认为，纪检监察机关必须在四方面发挥作用。一是做到“两个维护”，坚决纠正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令不行、有禁不止行为，确保中央政令畅通。二是重点从严管好党员干部，着力破除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既防止“乱作为”，又防止“不作为”。三是准确把握政策策略，树立干事创业鲜明导向。在执纪中把握“七个看”，即看违纪情节、看危害程度、看时间节点、看动机原因、看认错态度、看一贯表现、看群众口碑，在问责中做到宽严相济，切实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四是营造良好政治生态，以优良党风政风引领社风民风向上向善，形成崇廉尚洁的文化氛围。
“要在精准监督从政行为上发力。”湖南大学廉政研究中心执行主任袁柏顺提出，要把各级政府及其所属工作部门掌握的各项公共权力进行全面统计，并将权力的列表清单公之于众，主动接受社会监督。要着眼于依法优化和公开权力运行流程，致力于形成权责清晰、程序严密、运行公开、监督有效的行政权力公开透明运行机制，以切实有效地解决权力运行中存在的不作为、乱作为、权责交叉、多头执法、相互推诿、监管缺位、暗箱操作、权力寻租等突出问题。（记者 袁海涛 通讯员 杨特团 林靖）
白坚武传略（35）
（35）
刺杀行动的失败，并未使白坚武放弃除去于学忠的打算，他立即开始布置下一步的行动。一方面是利用于学忠部下的一位旧军官曲子林，让他找机会在食物中下毒，毒死于学忠；另一方面，联络第一军部参谋长刘建伯作内应。白坚武让人转告刘建伯，要刘今晚或明晚秘密来见，共同商议具体行动计划。第二天，刘建伯派人来见白坚武，称自己今晚不能来，近一二日内一定来见，并再次重申了必欲铲除卖国附逆之于学忠的决心。听了来人转达的话，白坚武十分高兴，他立即催问曲子林，在北京联系的人员是否来到？曲子林说一切都准备好了，必要时必来。白坚武说现在就是必要时期，此日不来更待何时？他让曲子林立即安排。
此时，日军也加强了进逼京津的行动。白坚武的意图是，趁着日军尚未占领京津，在内迅速除掉于学忠，以便建立一个以他为主的华北国。他怕如果日军一旦占领京津，华北又成了第二个满洲国，那时候自救的机会就永远丧失了。所以，他加紧了各方面的行动。他告诉刘建伯，要趁滦东形势紧急时抓紧行动，此时正是好时机，可以事半功倍；否则，失时将不再来。5月13日下午，刘建伯派陈素先来告，称一切准备妥当；5月15日，白坚武又将陈素先召来，对行动计划做了具体布置，以重赏促刘建伯赶紧行动；5月16日，白坚武听到国民党政府派黄乳北来的消息，他认为黄乳北来的目的就是要加快与日本人签订卖国条约的步伐，“余以日军将进平津，而黄乳又北来实行妥协卖国，时机不能再缓，非乘时崛起将永无救国之望。一二日内须以军队除去于学忠，或另用他法达到目的，否则，公私俱无两全之法，为救国大义一切均不顾也。”于是，立即将曲子林召来，让他全权负责此次行动，务求成功。曲子林承诺有十分把握。
然而，事实远不如白坚武所盼望的那样。曲子林的投毒计划，自己没敢出面，而是买通了五十一军副官处一名姓袁的勤务兵，叫袁去具体实施。他把两包毒药交给姓袁的，并许诺事成之后给他三万。姓袁的接受任务后，内心十分矛盾，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最后还着拿着那两包毒药自首了。几天后，由郝鹏、马廷福等人组织的便衣队兵分三路，企图攻占河北省政府。他们手持从日本人那里得来的武器，首先占领了一个警察局分所，然后闯入南开大学，将校内的5名保安缴了械；同时，又在车站制造了炸车事件。天津的警察保安队奉命不敢开枪，但便衣队看到警察保安队在各路口设置的沙袋、机枪等，也没敢轻举妄动。5月19日，就在便衣队出动之机，白坚武突然听到于学忠暴死的消息，然而，他派出人员连夜四处打探，最终也没有查明真相。到第二天，根据四处得来的消息，白坚武认为于学忠不像已死的样子，很可能谣传不实。下午，刘建伯派人来告，说于学忠昨晚九时疯了，到早晨六时尚未死。直到21日中午，白坚武才发现刘建伯密告于学忠病死的消息纯属诈计，他这才认识到自己是上了刘建伯的当。
刺杀未果，白坚武布置的其他行动也都不顺利。他召杨砥山来，命他往保定去策划十八旅起事。杨砥山属于国家主义派，在十八旅有不少志同道合的人。白坚武看中了这一点，认为用政治信仰比纯以个人感情去号召容易收到效果。虽说杨砥山经验少些，但决心很大，白坚武为他具体指导，详细谋划。杨砥山临走的时候，白坚武千叮咛万嘱咐，并送给他川资1000元和经费20000元，杨砥山高高兴兴地走了。过了十来天，始终也没有杨的消息，白坚武十分担心，怕他智略不够而出意外。结果到了5月14日晚，白坚武收到王虎忱送来的一封密函，说昨晚保定活动消息泄露，杨砥山的住所被包围了，杨从厕所里逃出来，跑回老家去了。听到这消息，白坚武大为震惊。在杨砥山临行的时候，白坚武曾再三嘱咐他，到了保定一定要住到同志军营中，那样比较保险；可杨砥山却没有听白坚武的话，住到朋友的家里，而且此房又在师部的隔壁，结果计划败露。祸不单行，白坚武派马廷福前往塘沽接收十四旅并指挥行动，协同十三旅共同起事，可是马廷福心有顾虑，一味拖延。白坚武告诉他，日军已迫近通州，形势不可再等，必须立即行动，而且，在塘沽还有日本军舰予以保护，绝对不会有危险。另外，他还以慷慨许诺稳定他们的情绪，“先入津者给资30万，官兵另有厚赏；擢升军长；入京先到者并以卫戌司令相待。”马志安这才放心前去。5月25日，马廷福和日本人三野与大迫乘日军舰开赴塘沽。白坚武认为此次应有把握，谁知，28号马迁福的随员和日本人小高来告，接洽14旅之事又告惨败，原因是十四旅二营营长不同意哗变行动，而马廷福心一软，没有及时将二营营长除掉，结果中途生变。马廷福情急慌乱，仓皇逃遁，至今生死未卜。出师未捷却连折大将，损失惨重。这里尚未消停，又传来不幸的消息：有人来告，他一向倚重并曾结为把兄弟的王虎忱秘密去河北省政府，有私通于学忠之嫌疑。到如今，白坚武是众叛亲离，行动连受重挫，真是顿足捶胸，欲哭无泪。
面对种种不堪情景，白坚武作为领袖，必须强自镇定。他与何庭流对局势做了深入的讨论与研究。本来是打着振兴北方的旗号，可是，北方人却都不踊跃地追随他们“共赴救国之径”，其主要原因还在于没有一个巩固稳定的根据地，更没有一个具有权威性的军政府，所以，行动起来才延缓不前。面对这种情形，白坚武决心去滦州建立一个军政府，以此来号召民众。他征求了日本人三野等人的意见，他们也都表示赞成。
可是，形势并没有按照他所预期的方向发展。此时，中日签订了塘沽协定，签字后，日本方面对倒党救国运动暂时不予帮助，白坚武自知失去了靠山将一事无成，加之他感到目前自己的安全状况也受到了极大威胁，于是，就产生了离开天津以求安全的念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