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陆贾说马上得天下马下治，中国再次面临从马上向马下的切换
一
随着中国成功实现经济崛起，中国开始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疫情让这个大变局来的更戏剧，更剧烈。此时，中国需要改变民国以来所形成的社会纲领。
目前的社会纲领属于“马上”时代的，还需要一套属于“马下”时代的。
中国的历史是“马上”、“马下”交错，也是“无道”、“有道”的循环。“马上”基本和“无道”重合，“马下”则也基本与“有道”一致。
陆贾说：“居马上得之（天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孔子说：“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
这意味着，在“无道-马上”与“有道-马下”两类不同的时代，应有不同的行为准则和社会纲领。国歌可以视作社会纲领之点睛，也应该有两套，“马上-无道”时代一套，“马下-有道”时代一套。
中国传统的史观是二元循环的，这个二元可以有三种表达方式，实质则相同。除了“马上-马下”、“有道-无道”两种二元外，还有“治-乱”、“张-弛”、“分-合”等诸多的二元方式。
《宋书武帝上》：“夫治乱相因，理不常泰，狡焉肆虐，或值圣明”。《礼记杂记下》：“张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张，文武弗为也；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三国演义》：“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但究其实质，这些诸多的二元模式都可归之于“无道-有道”模式。“乱”、“张”、“分”可统之于“无道”，“治”、“弛”、“合”则可统之于“无道”。
西方文明的史观与中国绝然不同。以中国之标准，西方自古至今，并无真正的历史，也无真正意义上的史观。
从根本上来说，历史是人的历史。中西文明的根本差异就在于对人的理解上。之所以说西方文明自古至今并无真正的历史，也无真正的史观，原因就在于，西方文明自古至今并没有建立对人的正确的理解，没有形成真正的独立自主的人的概念。
二
人的本质在什么？在人心，在人性。人性是指人心的稳定状态。人心的功能在“意”，即发出意念、意愿、意志，人正是根据这些意念、意愿、意志而行动。行动是可见的，支撑行动的，是不可见的意，而发出意的，则是心。
在著名的《大学》八条目中，就正确给出了行动、意、心三者之间的关系。八条目分别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前两条“格物、致知”属于行动，后四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是行动，除去这属于行动的六条外，剩下的两条就是“诚意”和“正心”，“诚意”是说“意”的，“正心”是说“心”的。
因此，《大学》八条目是从行动到行动，前一个行动是“格物、致知”，后一个行动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前一个行动是学习，后一个行动是应用。学习的结果是什么？是“诚意”、“正心”。“诚意”就是认知自己最真实的意，最真实的想法，同时，按照自己最真实的想法去做事。“心”是“意”的主体，“正心”就是通过“诚意”去认识心的本体，认识本心。
这样，“诚意”、“正心”，即“意”和“心”八条中就居于中心、核心地位，是两个行动的主体、主导者，即前一个学习型行动的主体、主导，也是后一个应用型行动主体、主导。学习是“意”和“心”在学习，也是认识“意”和“心”本身，应用就是由“意”和“心”主导的行动，是“意”和“心”的展开是实现。
那么在“意”和“心”之间，谁又更重要？答案是“意”而不是“心”。尽管逻辑上说，“心”是以“意”的本体，但是“心”是无法直接感知的，能够直接感知的只是一个一个的“意”，“心”的存在，只是一个逻辑推导的结果。无论是学习还是应用，都是直接通过“意”来实现的。
因此，人的本质在“心”，但更重要的不是心之本体，而是心的功能，或者说是“心之用”，而心的功能，心之用，就是“意”。人就是“意”的主体，人就是一个“意”的连续体。故而，在中国传统的学问中，“意”就居于中心地位。
不过，中国传统所重的“意”并非孤立的个人意义上“意”，而是社会公众的共识意义上意，即“公意”。孟子说：“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心之同然”即“公意”，“公意”即是“理”、“义”。“理”、“义”都是中国传统经学中的核心概念，与“道”同义。
唐朝大儒韩愈、清朝大儒戴震，都看出了孟子对心、理、义的诠释在中国文化中的重要地位。戴震专门写了一本书，叫《孟子字义疏证》，运用清朝考据学的成果去重新诠释《孟子》。在此书的《序》中，戴震引用韩愈的话道：“求观圣人之道，必自孟子始”。
在《孟子字义疏证》中，戴震对“理”做了进一步诠释。他说：“理也者，情之不爽失也，未有情不得而理得也”：“以我之情絜人之情，而无不得其平是也”。“絜（音洁）”是衡量、度量的意思，“以我之情絜人之情”相当于“将心比心”。
戴震所说的“情之不爽失”、“以情絜情”实质上是对孟子“心之同然”的细化、展开。这里的“情”指的是“意”的表现，实质就是“意”，也可以用“意”来替换，即“意之不爽失”、“以意絜意”。后来，“情”、“意”干脆连用构成“情意”。
到了宋明时期，传统的经学干脆被称之为“理学”、“道学”，也被称之为“心性学”。对同称“理学”、“道学”很好理解，但对“理学”、“道学”为何又叫“心性学”，一般人很难理解。事实上，明白了孟子对“理”、“义”的定义，就不难理解。“理”就是“心之同然”，是人心所发出的“公意”。再简化一点，“理”就是心。
因此，宋明理学可用六个字概括：“性即理”、“心即理”。而这六个字的基础则在孟子的：“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
概而言之，“理”、“义”、“道”本质上都是“意”，是作为“心之同然”的共识性的“意”。
人的本质在心、心的本质在意，因此，也可说人的本质也意。人不是孤立的个人，而是和其他人共同生活在一起。因此，“意”的关键又不在个人之私意，而是群体之“公意”。“公意”即为“理”、“道”、“义”，也可统称“道义”。
正是因为人的本质在心，心的本质在意，意的关键在作为公意的道义，所以，人的独立自由，也就在于心的独立自由，而心的独立自由则在意的独立自由，而意的独立自由，最终会导致独立的道义的出现。
三
纵观整个人类文明史，能够实现意的独立自由，并出现独立的道义，唯有中国文明做到了，而且在文明之始。中国文明从一开始，就是以“意”的独立自由为中心的，也是以道义为核心的。这一点在易经中有明确的体现。其他任何文明，包括所谓的现代文明，都没有做到这一点。
历史是人的历史，既然人的本质在意，在道义，那么历史的本质也在意，在道义。中国最早的一部成文的历史是《春秋》，而春秋的核心和本质则在“大义”，即“春秋大义”、“微言大义”的“大义”。
作为一部历史，《春秋》是用文字写成的。不仅《春秋》的本质在义，连文字本身的本质也在“义”、“意”。《周易系辞》说：“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这里的“意”指的是“圣人之意”，也就是孟子说的“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最终所指的是“公意”，也是“理”、“义”、“道”，即道义。即文字的本质在“意”、“义”、道义。
在《论语》中，孔子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是在强调历史的稳定性，而这个稳定性的基础就是历史之“义”、“意”。《礼记》说“礼者，理也”，礼的内核是“理”。孔子把历史当成“礼”的历史，实质也是“理”的历史。
清朝与戴震同时，也是齐名的另一位大儒是章学诚，他的代表作是《文史通义》。章学诚之所以要30年的时间去写这本书，目的是要告诉大家，历史的核心和本质在“史意”、“史义”。也可以说，章学诚明确提出了“史意”、“史义”的史观，也可称之为“道义史观”。
章学诚还认为：“六经皆史”，“经学即史学”
需要强调的是，直至章学诚才明确提出了道义史观，并不是说，并非直至章学诚时期，中国的历史才是道义史观的。中国的历史一直是道义史观的，只是章学诚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而已。章学诚的结论适应于中国任何时期的历史。
既然中国的历史是道义史观的历史，那么为何又出现“有道-无道”的二元史观？答案是，在常态下，中国的历史是道义的历史，也是有道的历史。但是，在中国历史中，又周期性地出现和存在诸多“异态”、“病态”时期，在这些时期，中国的历史也呈现“异态”、“病态”之状，偏离道义，进入无道模式，形成无道的历史。
那么中国的历史又为什么会周期性进入病态，周期性患病呢？
传统上一般将此归因与国家首脑的个人品德，是国君们的个人无得，导致整个社会出现无道。这样的解释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国君们的影响力也没有如此之大，可以改变整个历史的进程。
综合现代所出现的新的历史材料，包括中国的考古资料，以及其他文明的历史材料，可以得出一个更符合历史事实的解释：外来文明的影响和冲击。中国的历史之所以会周期性犯病，周期性呈现无道的状态，根源就在中国历史上会周期性地遭遇外来的文明的冲击。也就是说，中国历史中的病态和无道都是外来的，而不是内生的。
关于这个话题，本文不能展开更详细的分析，这举几个例子。
一般认为，中国历史上最黑暗，最无道的时期是唐末及五代十国时期。而这个时期，也是北方草原民族大肆进入和入侵中国的时期。譬如“安史之乱”的主角安禄山和史思明，尽管名字很有中国文化特色，但是这两人都是突厥人。
唐末大黑暗一个更大的，也是全球性的历史背景是，突厥化的伊斯兰世界的东扩。此时伊斯兰世界的掌权者已经不是阿拉伯人了，而是更凶悍的来自中亚的突厥人。一开始，突厥人只是伊斯兰政府的军事奴隶（马穆鲁克）。但是，随着战功的增加，以及政治经验的增加，这些军事奴隶们纷纷取代主人，成为各伊斯兰政权的掌权者，这样整个伊斯兰世界就进入了一个所谓的“奴隶（马穆鲁克）王朝时代”。
奴隶（马穆鲁克）王朝的实质就是军阀统治，而且这些军阀都是凶悍的突厥人。
当时，主导全球格局的，是伊斯兰的突厥化，也可以说是中亚突厥的伊斯兰化。伊斯兰突厥化为伊斯兰世界的继续对外武力扩张吸纳了新的动力，而中亚突厥的伊斯兰化则让原本松散的中亚游牧开始组织起来，成为有组织的暴力集团。
突厥化伊斯兰武力扩张有三个方向，一个是南部的印度，一个是西方的欧洲及东罗马帝国，一个是东方的中国。其结果是，印度被吃掉，东罗马帝国被蚕食，唯独西方的西欧和东方的中国对其形成了有效的遏制。但是，西欧在那时尚属荒蛮贫穷之地，本身就对伊斯兰世界够不成太大的吸引。因此，真正实打实遏制突厥伊斯兰扩张的，是中国大唐的军队。
突厥伊斯兰的武力扩张，最终带给世界的是，军阀统治横行，让全球进入了一个黑暗时代。中国五代十国时期的黑暗时代，只是全球黑暗时代的一个部分。西欧、埃及、印度、中东那时统统都进入了同样的黑暗时代。
因此，中国历史在唐末五代十国时期进入病态的无道状态，从根本上说，是受突厥化伊斯兰文明冲击的结果。是外来的，而非内生的。
同时，东晋和南北朝时期的病态和无道，也是北方游牧冲击的结果。北方游牧在冲击中国的同时，也向西冲击罗马帝国，最终导致西罗马帝国的灭亡。
随着考古资料的增多，也越来越发现，战国时期的大混乱依然更可能是外族文化冲击的结果。当时，主要的文明史前期的亚述，以及后期的波斯，以及再后来的希腊。秦皇陵所所出土的很多器具很可能都是由波斯人直接所造。同时，研究也指出，秦国的法律和制度与波斯帝国高度相似。实际上，波斯帝国之后的亚历山大帝国、印度的孔雀帝国、中国的秦帝国，都是对波斯帝国的继承。
四
1840年之后，中国迎来新一波的外来文化的冲击，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冲击来自东南方的海上，以往则来自西北方的草原。
同时，与以往历次外来文明不同，这次从海路而来的西欧文明，还发展出自己独立的史观，而且他们认为自己的史观很高明，更重要的是，当中国西化之后，这种西方史观也成为中国学术的主流观点。
西欧是从什么开始发展出自己的史观的？很晚，在黑格尔（1770- 1831）之后。黑格尔很重要的“学术贡献”之一，就是提出了“历史哲学”。开始把历史本身当成一个独立的东西，当然其独立还是非常有限的。
黑格尔研究了当时他所能找到的人类历史的全部资料，其实主要是西方的历史，尤其是欧洲的历史，发现历史是有自己的规律的，这个规律就是不断螺旋上升的，否定之否定规律，这也是所谓的历史辩证法。
但是，另现代人难以理解的是，黑格尔进一步指出，这种历史的规律，又是由一种近似于神的“绝对精神”所决定，是“绝对精神”的展开。归根结底，历史的幕后决定者就是这个超然的“绝对精神”。
后来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就是对黑格尔史观的改装。马克思认为，黑格尔将历史的最终决定者定位神秘的“绝对精神”是错误的，是一种“唯心主义”。“绝对精神”是不存在的，唯一存在的是人能够直接感知的“客观世界”。于是标榜是唯物主义的马克思，就用“客观世界”把“绝对精神”替换掉，把黑格尔的唯心史观，改装成唯物史观。
其实，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与黑格尔的唯心史观，相同之处更多于不同之处。首先，两者都是进化史观，都认为历史都是螺旋式上升，前一个阶段不断地被后一个阶段否定，不断前进的。其次，两者都是决定史观，认为在历史之外存在一个超然的绝对决定者。唯一不同的是，黑格尔认为历史的决定者是唯心的“绝对精神”，而马克思则认为是唯物的“客观世界”。
进化史观和决定史观决定了，无论是黑格尔的唯心史观，还是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在历史中，人都是缺场的，是无关紧要的。更准确地说，人都是一种工具，或者是绝对精神的工具，或者是客观世界的工具，因为人也是被决定的，或者被绝对精神决定，或者是被客观世界所决定。
而在中国的道义史观中，道义是真正的主角，道义就是公意，公意德基础是意，意的主体是人心，人心是人的本质。因此，道义史观的真正主角是人。
为什么说在黑格尔之前，西方的文明压根没有历史，原因在于，黑格尔呢之前，所有的西方文明都处于宗教时代。而在宗教时代，神处于绝对的支配地位，世界，包括人都是由神所创造和支持。历史也当然是由神所创造和支配的，历史是神的历史。对于神，人需要做的是崇拜。因此人的历史是不重要的，甚至没有意义的。
也正是因为如此，在全部人类文明史中，唯有中国文明对历史进行了系统记载。在中国文明之外，除去发展出“历史科学”的现代文明之外，任何文明都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历史记载，对历史记载都是零碎的，甚至于无。
很多人已经注意到中国文明在历史记录上的独特性，也总是希望通过这一点挖掘出中国文明的更深层的独特性，但至今未果。原因在他们不明白中国文明在本质上是道义文明，历史则是道义承载者，历史是道义的历史，重视历史、记录历史的背后是重视道义、记录道义。
道义是中国文明自开始就是有的，《周易》中“元亨利贞”之“贞”，其实就是道义。也正因为如此，中国传统有很强烈的思古、慕古情节。《尚书》一开篇就说：“曰若稽古”，郑玄注说：“稽古同天”。天是天理、理、道义。因此，在中国传统看来，“古”就是“道义”，“稽古”就是追寻道义。成语“人心不古”，是说人心偏离道义，道德败坏。
因此，中国的历史模式与西方决然不同，不是如黑格尔、马克思所说，是不断否定的螺旋式上升的过程，而是一个“有道-无道”的二元循环过程。就西方文明的历史而言，黑、马也的确是正确的，其错误之处在于，对中国历史的独特性缺乏了解，而坐井观天地认为中国历史也与西方等同，进而把西方历史之特征当成人类历史之特征。
进一步，西方历史什么呈现不断否定不断前进的特征，它不断前进的目标又在哪里？答案很简单，西方历史前进的方向恰恰是中国文明一开始就有的道义，而西方历史之所以不断地阶段性前进，因为尽管它不断地在朝向道义接近，但一直未达到，即便到现代文明阶段。
前面已经指出，就中国文明的历史来看，在“有道-无道”的二元式循环中，“无道”阶段只是病态、非常态，而“有道”阶段才是常态、正态。同时，以中国历史的标准来看，西方文明史整体，都相当于中国历史中的“无道”阶段，也是病态、非常态的。也正因为，西方历史一直是病态、非常态的，所以才要不停地否定，不停地前进。
不停地否定，不停地前进这个事实，恰恰说明，西方文明史内部是缺乏常态、正态的，它是把它一直在追求的，当尚未达到的那个目标，当成常态、正态的。所以，西方历史观念中有“历史的终结”一说。所谓的“历史的终结”就是指达到那个远方的常态、正态之后，西方历史就要结束不断否定和前进的历史。
而中国的历史则是一开始就处于“终结”的状态的，一开始就处于道义阶段的常态、正态的。后来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中国历史周期性出现“无道”的阶段，也是很快就会向“有道”回归，这个回归其实就是西方所说的“历史的终结”。
因此，不是西方的历史模式，而是中国的历史模式更能代表人类历史的一般模式，不是中国的历史进程会纳入西方文明的轨道，而是西方的历史进程将纳入中国文明的轨道。
然而，1840年以来，尤其是1894年甲午战争以来，中国迫于西方列前武力侵略的压力，开始迅速西化，几乎不加判断地无条件接受了西方的文化，包括其史观。以西方的史观为正统，并用西方的史观来硬套在中国历史上。这不仅对中国的历史和人类的历史才生了错误的认知，更重要的是，也对中国和全球当前的局势，以及未来走向产生迷茫和错误的判断。
不应该以西方的史观来衡量中国历史，以及整个人类历史，而应该以中国的史观来衡量西方的历史，以及整个人类的历史。唯有如此，才能对中国的历史，西方的历史，以及人类整体的历史产生正确判断，才能对当前全球的局势和未来走向产生正确的判断。
五
以中国的道义史观，以及“有道-无道”史观来看，中国1840年以来的历史，并非是一个对过去否定的，向现代文明前进的现代化史，而是“有道-无道”的新一轮的循环，在欧美文明的冲击下，进入了一个新的“无道”阶段。
在“无道”阶段，社会使命和社会纲领是在吸收和同化外来文化的基础上，重返“有道”阶段，即向道义回归。也就是说，在“无道”阶段，需要做两件事，第一件是对外来文化的学习和吸纳，第二件则是对外来文化的同化，同化即道义化、中国化。
从1840年，尤其是从1894（甲午）年开始至今，中国的社会纲领是以学习和吸纳西方文化为主。在这个过程中，甚至出现了全盘西化，这是中国在学习西方文化上能够虚心的表现，这很好。那么160年以来，中国学习的成绩如何？
成绩不错！从经济总量上看，按汇率，中国已经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国，已经从昔日任由被列强宰割的小角色，晋身为全球顶级列强。同时，中国已经成制造业第一大国，外贸第一大国。也有专家和机构指出，按购买力评价，中国已经超越美国，经济实力世界第一。即便按汇率，也一致认为，中国最终超越美国，也用不了几年。
这里需要提一下，最近争议比较大的一件事。清华大学的一位胡教授，发了一个研究报告，说中国的综合国力已经全面超越美国，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其实，这样的结论能够引发大争议，也是合情合理的，因为这对中国而言，的确是自1840年以来的大变化，根本性的变化。而对习惯、甚至留恋于1840年以来中国状态的人，对于这样的变化自然是不适应，并将这种不适应发泄到胡教授身上。
胡教授的报告所涉及的更重要的问题，不是中美国力比较的技术细节问题，而是中国的社会纲领和国家方略需要根本性调整的问题。当中国的以经济实力为基础的国家硬实力达到世界顶级时，1840年以来的“落后就要挨打”的压力，甚至担心被开除球籍的压力便不复存在。从1840年以来，希望通过学习西方而实现“富强”的目标已经圆满实现。那么在“无道”的阶段，学习和吸纳西方文化的阶段应该结束，而应该转入对西方文化进行同化的阶段，从而最终结束从1840年开始的“无道”阶段，重返“有道”阶段。
因此，中国提出“新时代”的判断，无疑是极具远见卓识的。但是，目前对新时代的理解依然是基于西方史观、西方历史模式的，而非基于中国史观、中国历史模式，因此对新时代认知，尚存在诸多模糊和迷茫之处，这导致对新时代应该采取的策略的转变，远远不够准确和彻底。
中国需要社会纲领的变化，以及国家方略的变化。目前的社会纲领是1840年以来至今中国在列强重压之下所形成：对列强的反抗和赶超。160年之后，随着中国晋身为世界的顶级列强，昔日来自西方列强的压力已经解除。中国从此进入了一个新时代，而在列强压力已经解除的新时代，中国需制定新的社会纲领。
新时代的新纲领，就是回归道义时代，包括中国自身的回归，以及对西方文明的同化，促使西方文明再次自我否定，再次进步。
值得指出的是，目前中国的历史和西方历史共处在同一个历史阶段和历史周期，当中国自身实现对道义的回归，并且促成西方的道义化之后，不仅可以使中国自身重道义时代，而是可以使的西方文明出现再一次跃迁，而进入真正的道义时代，从而帮助西方文明完成“历史的终结”之使命。那样，全球经永恒地处于道义时代。
也就是说，在新时代，中国将不再致力学习、跟随和赶超西方文化，而是转变为对西方文明进行改变和同化，不是致力于让中国变成西方文明那样，而是致力于让西方变成中国传统的那样。
目前欧美所奉行的是权力、利益秩序，国内如此，国际亦如此。将秩序的基础建立在权力、利益的基础上，注定是沙中建塔，非常脆弱，无论国内秩序，还是国际秩序都将如此。因此，权力、利益的思维和秩序，将孕育争夺和不公，制造分裂。近一百多年的西方历史，尤其是最近十多年的历史，已经充分显示这一点。当前西方和全球都处于高度的不公、斗争和分裂之中。西方国家内部如此，由西方国家所主导的国际秩序亦然。
唯有将秩序的基础建立在道义之上，唯有西方文明实现道义化，真正和平永恒的秩序方能实现，包括国内的和国际的。
就中国本身而言，在目前已经高度全球化的世界，孤立地在本国之内回归道义时代是不可能的，一旦在境外有非道义国家存在，这非道义文明将继续都中国造成威胁，因此，将世界道义化，用道义来同化和改变西方文明，是中国自身回归道义时代的必然前提。即中国必须和世界一起进入道义时代。
这意味着，进入新时代，对中国而言，在国内，要搞道义政治，在国际要搞道义外交；在国内要学习传统文化，回归道义，在国际则要以道义教化世界，促进世界的道义化。
十二生肖同头诗欣赏，值得了解自己属相的绝美诗词，一定多读几遍
01.子鼠
鼠步悄行子夜时，鼠儿胆小路人知。
鼠光半寸谁言短，鼠傲生肖第一支。
02.丑牛
牛勤早起五更时，牛老丹心天地知。
牛性为人皆坦荡，牛吟驼背牧童诗。
03.寅虎
虎哥颜面写威仪，虎步风行百兽离。
虎口求食昨日里？虎心独我探清奇。
04.卯兔
兔耳能听八面风，兔吟长夜梦非空。
兔因赛跑失颜面，兔伴嫦娥飞月宫。
05.辰龙
龙王步雨在辰时，龙掌丰年百姓知。
龙子龙孙龙崛起，龙人再斗美洲狮。
06.巳蛇
蛇行天地一小龙，蛇胆行医千百冬。
蛇为西湖添美景，蛇心恩义写雷峰。
07.午马
马蹄南北复西东，马下銮铃醉甲翁。
马愿长城休战后，马身依旧挂弯弓。
08.未羊
羊善人间走一程，羊兵队队草原生。
羊群靓煞群雄眼，羊性将军怎太平？
09.申侯
猴针定海老龙蒙，猴性精明耳目聪。
猴被三番戏耍后，猴王两次闹天宫。
10.酉鸡
鸡啼五鼓日东升，鸡满民园百业兴。
鸡是人间值夜客，鸡心洁净扫虫蝇。
11.戌狗
狗饥不弃自家穷，狗占乾坤第一忠。
狗命人间十五载，狗托生死主人翁。
12.亥猪
猪野山林也是雄，猪家百兽莫能攻。
猪心何止一明月，猪恼屠夫恨世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