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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游牧民族的角度上，聊聊他们为啥总喜欢“南犯中原”？
在近现代社会之前，传统的人类文明大体上可以分为四种类型，即农耕文明、游牧文明、渔猎文明和商盗文明。因为最后一种跟咱们的老祖宗不沾边儿（那是人家昂撒的专利），所以先不去管它。
在工业文明出现前，农耕文明是最具生命力和最先进的文明类型
一部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史，在某种程度上说成是农耕民族与游牧∕渔猎民族的战争史也不为过。根据太史公的记载，早在黄帝时期，我们的先人就已经跟一个叫“荤粥”（xūnyǜ）的部族掐过一架了。而且其过程与结果跟后来从汉唐到明清时大部分类似的场景简直是一毛一样——黄帝揪住荤粥就是一顿胖揍，然后荤粥人撒丫子就跑。而且人家跑得那叫一个快啊，黄帝跑炸肺都撵不上，只好憋着一肚子气回家去了。
这个荤粥，过了两千多年再次出现在人们的面前时，已经成为从战国到魏晋的无数北方军民心中的梦魇：
“荤粥，匈奴别名也。唐虞已上曰山戎，亦曰熏粥，夏曰淳维，殷曰鬼方，周曰玁狁（xiǎn yǔn），汉曰匈奴。”（《三家注史记·卷一·五帝本纪第一》）
说到匈奴，给人们留下最深刻且坚固的印象就是成天跟中原过不去。先是在战国时不断袭扰秦、赵、燕等诸侯国的北方边境，后来跟汉朝更是断断续续的打了350年之久——从汉高帝七年（前200年）的白登之围一直打到东汉元嘉元年（151年）司马达将北匈奴彻底撵出西域、迫使其不得不远迁为止。话说此时距离汉献帝刘协禅位给曹丕还不足70年，而两汉加一块国祚也不过才405年，可见这场战争之漫长与残酷。
在我们的印象中，匈奴人存在的唯一意义，似乎就是“南犯中原”
当然，这些都是记载在我们老祖宗写下的史书里头的事情。对于这个大汉朝的“一生之敌”，我们骄傲的祖先的态度是既重视又蔑视的——每当匈奴人又跑到汉境烧杀掳掠或是汉军气势汹汹的开进到塞外拆家了，史官们通常都会事无巨细的留下详尽的记录。不过要是人家没来或者我们没去呢，在那些时间里匈奴人都在干啥？
那谁还管他死不死的！
这，就是掌握了话语权的重要性所在。
所以我们翻开像《史记》、《汉书》、《后汉书》以及《资治通鉴》之类的史书，就会发现汉匈关系其实用俩字就可以概括，那就是干仗。
这种事哪怕拿脚后跟去想，也肯定不靠谱。别说匈奴最鼎盛时也不过200万人口，哪怕曾有过6000多万人的汉朝，要是没完没了的打350年的仗，估计也早就把人都打光了。
匈奴人确实没少跑南边来聊闲，汉朝人也的确没少跑到塞外去拆家。但在那漫长的350年的绝大部分时间里，两国的边境不能说天天太平无事，但两国将士拉开架势死磕的场景也是很罕见的。更别提大规模的战争了，很多人一辈子恐怕都碰不上一回。
对于绝大多数匈奴人来说，最爱过的也是太平日子
毕竟汉朝人要忙着种地织布，匈奴人也得放牧挤奶啊？人活着就得过日子，不逼急眼了谁愿意成天去跟别人玩命？可是在很长时间里，几乎没有人在乎过包括匈奴人在内的游牧民族平常都在干啥、想啥、说啥。而这些牧民、渔夫或是猎手民族又不爱学文化，大多数连文字都没有，所以基本上啥都没留下来。
因此我们不妨换位思考一下——如果我们是匈奴人之类的游牧民族，我们愿不愿意南下去攻打中原？
01在网络上经常听到有人、尤其是南方的朋友抱怨，自己的城市里几乎到处都是东北人。
这显然是在胡扯，但很容易迷惑不明真相的人
然而根据国家有关部门公布的数据，在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中，黑龙江、吉林和辽宁的人口流出数量仅排在第13、18和21位，其中辽宁还是人口净流入省。
就算把辽吉黑算作一省，总流出人口加一块也仅有822万（其中黑龙江393万，吉林241万，辽宁187万），只占东北地区总人口（9644万）的8.5%。三省总流失人口也只相当于排在前三甲的河南（1610万）的51%，安徽（1152万）的71%，四川（1036万）的79%。像广东省的外来人口近3000万，来自东三省的加一块只有40万左右，跟广西（693万）、湖南（512万）等省比起来，本应毫无存在感才对。
而东北人口流入最多的省份，分别是辽宁（130万）、山东（115万）、北京（111万）和河北（66万）——也就是说在内部及周边交流的已经超过东北流出人口的一半了，哪还有更多的人往南边跑？
可为啥大家总觉得身边到处都是东北人？我想有以下几个原因。其一就是东北口音的辨识度太高、传染性极强，身边有别的省的人未必能引起你的注意，但东北人一定是“显眼包”；其二就是性格问题，往好听了说是性格外向，往难听了讲就是爱嘚瑟，嗓门还大，在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这方面往往能起到以一顶十的神奇功效；其三就是东北人有“爱扎堆”的习惯。比如网上经常有人传说100万东北人占领了海南，将其变成了“东北第四省”。但根据相关部门公布的数据，海南的常住人口中来自外省的总共才109万，其中东北人在10万人左右。但这些东北人又大多聚居在三亚等城市，还总爱往一起凑，嗓门又大还喜欢显摆，就显得人特别多。
东北人的性格、口音和嗓门等特点，都能在人群中起到“以一当十”的效果
说了半天东北，好像是在跑题，但其实并没有。因为历史上跟中原王朝打交道最多的那些游牧民族，其实大多数都发源于东北——东北汉族、东胡、濊貊（huìmò）和肃慎被称作古代东北四大民族，其中从东胡走出了鲜卑、柔然、契丹、奚和蒙古等日后的塞外霸主，濊貊是高句骊的前身（这个倒不怎么游牧），肃慎的后代则有靺鞨、女真这样的狠角色，满洲人与其也有着很大的渊源。
至于东北汉族，原本才是这块土地上真正的主人。但自从在魏晋时差点被姓司马的杀绝种后，就再也没有翻身的机会了。
是不是除了匈奴和突厥，剩下的主角都凑齐了？
历史上最喜欢“南犯中原”的那帮家伙，几乎都起源于东北
虽然古代与现代的各种差异巨大，但生存的基本逻辑是不变的。现在的东三省人口加一块近亿，愿意往关内跑的还不到十分之一。那么这些古代的“东北人”，在还得加上个需要玩命的前提下，还能剩下多少人愿意“南犯中原”？
说起来你可能不信——从秦汉到明清，真正有意愿与中原人争霸天下的北方游牧∕渔猎民族其实只有蒙古和满洲。而且前者还是被南宋先发制人惹毛了才兴起打过长江去的想法，后者呢？大概是被从天而降的大馅饼砸得晕头转向，这才觉得有便宜不占是忘八蛋吧。
剩下的有一个算一个，顶多就对中原的北部还有点兴趣。甚至不乏大把的“宅男”——你不把他逼急了，人家甚至一辈子都懒得离开白山黑水或是大漠草原半步。
比如说匈奴。尽管在汉初时匈奴人没完没了的南犯汉境，在汉文帝十四年（前166年）时还放火烧了回中宫（今陕西陇县西北）、骚扰过甘泉宫（今陕西淳化北），搞得长安都不敢开城门，可谁听说过匈奴人占据了原属于汉朝的哪块土地或哪座城市？
没有，从来都没有。因为匈奴人南下的目的从来只有银子、谷子、绸子和妹子。土地从来不是他们的目标，更没想过把刘家的皇帝撵下台，然后自己坐上去过过瘾。
虽然他们的胃口越来越大，但只要汉朝如约送来财货和公主，匈奴人基本上还能守诺。可等到刘彻不想再受欺负、奋起反击以后，匈奴人本打算旧态复萌，却被卫霍连续打成狗。从此别说再去汉地抢劫，连老窝都守不住，只好在不断的失败中逐渐衰落，直至消亡。
匈奴人在某种程度上就是群强盗，对刘家皇帝的那张宝座没有丝毫的兴趣
匈奴之后的塞外霸主是鲜卑。鲜卑人开始也想学匈奴人那样靠抢劫致富，但却没赶上好时候，连续被东汉和曹魏揍得死去活来，只好改行给中原人当起了雇佣兵。说实话鲜卑人干这一行还是很敬业的，从曹魏到西晋都愿意给他们点赞，就连诸葛亮北伐时都考虑过收买鲜卑人对老曹家实施南北夹击的计划。只可惜当雇佣兵的鲜卑人在乎金钱更在乎信用，起码得有个先来后到吧？所以实诚的鲜卑人就没答应诸葛丞相。
等到内附的匈奴人和羯人掀起五胡之乱，失去了大金主的鲜卑人才决定自己单干，并很快成为北中国的霸主。不过从五胡十六国到南北朝的近300年间，我们最熟悉的一幕场景就是被撵到南方去的汉 人不断发起北伐，试图收复失地。但谁听说过几回占据了北方的胡人想要杀过长江去、一统全天下？好像就有个苻坚，剩下的各种胡人王朝只喜欢在北方那一亩三分地里玩，对南下完全提不起任何兴趣。
鲜卑人去中原了，塞外霸主就换成了柔然。不过柔然之所以令许多人感到陌生，就在于天生一副弱小可怜又无助的惨相，成天挨昔日主子鲜卑人的胖揍。被揍急眼了，一度还跟后秦、北燕以及南（朝）宋结成“抗魏同盟”，但结果还是然并卵。
相较于柔然，突厥人显然是赶上了好时候。当时的中原不但南北分 裂，在北方更是东西对峙、不死不休的状态。可以说以突厥人当时的实力，但凡有点志向一统北方，其实都不用费多大的力气，甚至再接再厉把南方吞下来，也并非什么难以想象的事情。
哪怕屡次天赐良机，突厥人对南下中原和一统天下也提不起丝毫的兴趣
而且这样的机会，老天爷白送给突厥人的还不止一次——隋末的时候，中原的力量更是衰弱到了极点。为了防止蹲在北方草原上的那个庞然大物悍然南下，包括窦建德、王世充、薛举、刘武周、梁师都等一时枭雄纷纷向突厥纳贡的纳贡、称臣的称臣。可以说突厥人要是非得南下的话，大江南北的数十股割据势力谁能挡得住？
可突厥人在干吗？只要中原的帝王们奉上财帛和公主，人家就言出必践，说不南下就不南下。李渊在晋阳起兵时，答应“人众土地入唐公，财帛金宝入突厥”《旧唐书·卷五十七·列传第七》，突厥人就眼睁睁的看着空虚得一塌糊涂的晋阳无动于衷，还屁颠屁颠的派出了两千骑兵（也有说五百的）跟在李渊的兵马后边，准备把他答应好的金银财宝拉回家去。
如果说突厥人把匈奴人的贪婪模样学了个十足十，那么回纥人就是鲜卑人的嫡系传人。安史之乱后，大唐衰弱得不成样子，兵强马壮的回纥人要是趁机捅上一刀，没准就能成为史上首个来自游牧民族的天下霸主。可要不怎么说草原的汉子都是实心眼呢？说好的给大唐当雇佣兵，那就是雇佣兵，拿了钱就得干正经事。就算大唐皇帝手头紧欠了费，还得劳动回纥人自己去收款，但烧杀抢掠之后一定还是哪儿来的回哪儿去，绝不做违反“职业道德”的事。
当然了，要是吐蕃人先付了钱，回纥人也不介意立马转身就去砍刚才的大唐战友。那真叫一个诚实经营，童叟无欺。
都说回纥人洗劫了洛阳，但少有人知当时的唐军抢劫得更狠、更凶
五代十国的时候，5个中原霸主里的3个都是沙陀人（后唐、后晋、后汉），他们对“十国”盘踞的南方基本也提不起啥兴趣，只要称臣纳贡就懒得理你。反倒是汉 人郭威、柴荣、赵匡胤取而代之以后，才一门心思的南征北战，非得一统天下不可。
02宋朝的事就更有意思了。我们都知道两宋先后被契丹、党项、女真、蒙古等异族欺负得欲仙 欲死，可要是我们换位思考一下，就会发现历史就会换了截然不同的一副面孔。
为啥宋人总被欺负？还不是因为每次都是他们先撩闲？
宋辽之战打了25年，而且是宋人先开的第一枪，因为要收复燕云十六州嘛。对这事契丹人会怎么想？燕云之地又不是我们抢来的，那是石敬瑭白送的，关你们好几十年后才冒出来的宋国什么事？就算你们坚持什么“自古以来”，那整个辽国在汉唐时还都是中原王朝的地盘呢，按这个逻辑要是让宋人夺回燕云十六州后，是不是又可以理直气壮的图谋辽国剩下的地盘了？
所以契丹人怎么可能不打这一仗？在人家看来，这就是自卫反击，是保家卫国。
宋辽之战如此，打了80多年的宋（西）夏之战亦然——早在中和元年（881年），李元昊的祖宗拓跋思恭就被唐僖宗李儇任命为定难军节度使，“世镇银、夏、绥、宥、静五州地”（《宋史·卷四百八十五·列传第二百四十四》），那时候赵匡胤的亲爹赵弘殷还没进化成单细胞生物呢。等到北宋立国，就成天算计着要把西北收归“国有”，这在赵家皇帝以及我们这些后人看来是天经地义的事，可在当时的李元昊和党项人会怎么看？难道眼睁睁的看着祖宗基业就此毁于一旦？
而且又是宋人打响了第一枪，难道李元昊就只能坐以待毙？
灭了北宋的宋金战争，本来打不起来或没那么快打起来。因为女真人是跟宋人联手灭辽的，当时两国的关系还挺不错，尤其是没怎么开化更没见过什么世面的女真人，对北宋这个“天朝上国”普遍怀有敬畏和羡慕的心理。所以在还没把辽国消化干净的前提下，南下灭宋这码事还没提上女真人的日程。
不客气地讲，靖康之耻就是赵佶君臣自找的
问题还是出在燕云十六州上。本来在海上之盟中，女真人已经准备把这块地盘划给宋人了，但有个前提——你得凭本事自己去搞到手。结果在女真人已经将契丹人揍到国破家亡的前提下，宋徽宗赵佶倾举国之力凑出来的20万精兵却被耶律大石的3万残军杀得“自雄州之南，莫州之北，塘泊之间及雄州之西、保州真定一带，死尸相枕藉，不可胜计”（《三朝北盟会编·卷七》）。
最后还是靠女真人出手，才把燕云十六州拿下。等仗打完了，赵佶厚着脸皮来讨要地盘，女真人当然不愿意白给，最后还是宋朝花了大价钱买回了燕京及所属九州中的西部六州。至于剩下的云州（辽西京）地区，金太祖完颜阿骨打说也可以卖，但价钱还得谈。
结果还没谈，完颜阿骨打就挂了。这时金国内部的激进派如完颜宗翰（粘罕）、完颜宗望（斡鲁补）等都反对继续割地予宋，但继位的金太宗完颜晟（吴乞买）却坚持认为信用比土地和金钱更加珍贵，说过的话就得认：
“是违先帝之命也，其速与之。”（《金史·卷三·本纪第三》）
但此时赵佶却觉得花钱买本应属于自己的土地不但太亏，而且太没面子，便派人诱降了金国南京留守张觉。这下子他不花一文钱，就平白得到了平（今河北卢龙）、营（今河北昌黎）、滦（今河北滦县）这三州之地。
这是典型的占小便宜吃大亏。从此宋金之间已不存在任何友好相处的可能性，大战随即爆发，然后就是靖康之变。
对待明显比自己更能打的女真人，宋人都敢算计挑衅，何况看起来更“恭顺”的蒙古人？所以在端平元年（1234年）南宋和蒙古联兵灭金后，100多年前的那一幕几乎原封不动的再度上演。
在那个时代敢于主动挑衅蒙古人的，除了宋人外还真找不出第二个
南宋与蒙古合作灭金，不但实现了复仇雪耻的夙愿，还收复了两淮全境。在京东、京西两路也拿下了三州十三县的地盘，可谓是取得了开国以来前所未有的胜利。
沉浸在国人的欢呼与吹捧的声浪中无法自拔的宋理宗赵昀，又看到蒙古人毫无南下的意图，在灭金后便马不停蹄的开始了第二次西征，甚至部署在中原的部队也撤回了黄河北岸、将整个河南近乎放弃时，便再也按捺不住祖传的“必须首先打响第一枪”的基因的躁动，于是开始了“端平入洛”。
端平入洛，就是南宋出兵收复位于河南的原北宋东京开封府（今河南开封）、西京河南府（今河南洛阳）和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这“三京”，因此又称规复三京之役。不过就像赵昀的祖宗向来都是擅长发动战争，却从来不知道怎么体面的结束战争、更甭提如何赢得战争一样，这回宋军毫无意外的再度被打成狗。而且火冒三丈的蒙古人立即拉起人马没完没了的南下报复，直到46年后彻底灭宋。
明太祖朱元璋一开国就灭了元朝，却对逃回草原的蒙古人毫无办法。明朝享国276年，其中超过80%的时间在跟蒙古各部打来打去，结果到头来蒙古人还是载在了满洲人的手里。
然而明朝的蒙古人，其实已经变得跟匈奴人、突厥人没什么两样，南犯中原唯一的目的就是求财，对大明江山毫无兴趣。否则土木之变后的北京保卫战哪能那么容易就打赢？庚戌之变时俺答哪能抢光了北京城外的财帛就走，而对城里的嘉靖皇帝朱厚熜瞅都懒得瞅上一眼？
其实要说满洲人想要谋夺大明江山，估计努尔哈赤、皇太极若是泉下有知也得一脸懵逼。尽管在萨尔浒之战以后，清军（或后金军）跟明朝十打九赢，但要说这时候的满洲人就有了杀进关内、饮马长江、取大明朝而代之的野心和本事，也实在是太瞧得起他们了。就像大明君臣认为只有剿灭“建贼”才能确保大明北疆的安全一样，在当时满洲人最心心念念的就是摧垮松锦防线、占据山海关。
山海关之于满洲，就如燕云十六州之于北宋
就像燕云十六州是北宋解不开的心结一样，没有山海关这座“天下第一关”镇宅，你觉得清国（后金）的国防能安全？努尔哈赤和皇太极晚上能睡个安稳觉？
可谁能想到大明朝突然间就崩了、吴三桂跑来献关了呢？天与不取，反受其咎——满洲人当然要嚷嚷着进关给大明皇帝复仇了，谁还指望人家在事后能大公无私到退回关外老家去、把中原还给那些人模狗样的朱明余孽？
甭管是秦皇汉武还是唐宗宋祖，一朝崛起必立下天下一统的豪言壮语。可历数上下五千年，类似的人物或事迹却几乎从来没有发生在那些游牧∕渔猎民族的身上。即便他们偶尔做到了，其实跟雄才伟略或英明神武什么的关系也不大，基本上都是运气太好，赶上了中原王朝内部出了问题，甚至干脆就是自己找死，才让他们摘了桃子。
03塞外的游牧民族不愿意进占中原、尤其是对南方地区不感兴趣这个结论，恐怕有违很多人的常识而无法接受。但事实上道理很简单，而且一想就通。
最简单的理由往往也最现实、最朴素，那就是水土不服。
生活在现代的人们，已经很难理解这四个字的意义和可怕之处
先说个我个人的经历。
大概在十几年前，我刚参加工作不久就被派到广西出差，这还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去南方。夜里11点钟要下飞机、空乘在广播中通报南宁的地面温度是35摄氏度时，我当场就懵逼了——在俺们东北那旮旯的大夏天最热的中午头子也没遇到过的高温，居然在南宁的午夜赶上了？
从下飞机（不幸又享受到了摆渡车的待遇）到进航站楼的那十几分钟里，我的感受就是在蒸桑拿，而且出现了中暑的前兆。此后的日子里，只要离开空调，我就觉得自己要病危……吃饭也不习惯，尤其是对当地的米饭口感接受不能。以至于我常常一天就吃一顿饭，饿不行了就啃包方便面。
十多天后回家一称，体重掉了4斤多。
当然不是每个东北人都像我这么不抗造。但在东北及西北的大部分地区，一年到头能让人感到炎热的时间都不会超过1个月，而且绝不会像南方那样潮湿。适应了这样气候的人，一旦跑到了南方，各种不适应症状的产生是必然的，差异只是在程度的深浅而已。
这还是在有空调、有现代医疗和饮食保障的前提下。要是没有呢？
答案就是会成片成片的死人。
在古代因远征异地水土不服导致部队不战自溃的例子数不胜数
蒙古大汗蒙哥死在钓鱼城下的故事大家都很熟。但关于他的死因，有中炮（石炮）说、中箭说、染病说以及既受伤又染病等各种说法。但综合各种史料的记载，还是染病身故的可能性更高。
开庆元年（1259年）初，蒙哥率军攻打钓鱼城，数月不下。我们都知道钓鱼城位于今天的重庆合川，而重庆夏天的威力该怎么形容？我想蒙哥宁愿被十倍于己的宋军团团包围，也不愿再过个重庆的夏天。
果然才刚到5月份，习惯了塞外清爽夏天的蒙古兵就受到暑热、疟疠、霍乱等疾病的折磨，以至于到了“时蒙古军中大疫，议班师”的程度：
“蒙古主（蒙哥）驻重贵山北，置酒大会，因问诸王、驸马、百官曰：‘今在宋境，夏暑且至，汝等其谓可居否乎？’托驩曰：‘南土瘴疠，上宜北还，所获人 民，委吏治之便。’”（《续资治通鉴·卷一百七十五·宋纪第一百七十五》）
最后蒙哥还是小看了南方炎热天气的威力，认为自己还能再挺挺，结果直接把自己给干挺了——蒙古人拉施特和清人毕沅都认为是蒙古军中痢疾大流行，连蒙哥都被传染上了。
类似这样的记载，在元、清两朝几乎遍地都是。这些打遍北温带无敌手的北方猛士，一进入到亚热带和热带，立刻就从龙变虫。很多时候甚至都不用打仗，部队自己就溃散了。
游牧民族本来人就少，根本禁不起这么浪费。所以不到迫不得已，这种“鬼地方”还是能不去就不去得好。
13世纪打遍欧亚大陆无敌手的蒙古人，一旦到了亚热带或热带几乎无一胜绩
再一个原因，就是刚刚说到的人少。
比如匈奴。在匈奴人最强盛的时候，占领的土地面积超过了600万平方公里，可人口却只有200万出头。而他们的老对头汉朝，地盘大小差不多，人口规模在巅峰时超过了6000万。
200万对6000万——这可不是足球比赛，几万人口的小国都能虐国足。战争，尤其是冷兵器时代的战争，人口的多寡往往就代表了第一战斗力，以寡敌众或许能赢一时，但终将会被能无限爆兵的对手活活耗死。
而且这不是匈奴人一家的问题。像女真人哪怕占据了中原半壁，但在最鼎盛时本族人口也不会超过150万。这么点人，就算南宋拱手投降，他也统治不过来。
有人可能不服，那蒙元和满清是怎么一统天下的？好问题，因为人家懂得变通啊——蒙古人打下临安后，剩下的仗基本就是靠南宋降兵打的，本族的主力早躲回北方纳凉去了。而清朝开国后，八旗主力除了在南方少数要点承担驻防和监视任务以外，剩下大部分的事都交给了绿营。
后来乾隆皇帝弘历这个败家子不信这个邪，派出一大堆满洲兵远征缅 甸，结果主帅兼小舅子傅恒以及总兵吴士胜、副将军阿里衮、水师提督叶相德等高级将领先后死于各种热带疾病，至于普通兵将死于战场之外的更是不计其数，差点全军崩溃。
傅恒就是被他那个不靠谱的姐夫坑死的
想当年秦皇汉武征百越以及永乐大帝远征安 南时，其实也遇到过类似的困难。不过只要皇帝意志坚决，前线甭管是战死或病死多少，后方就能补充更多的人上去——反正本族人口多的是，这都不是事。可换了弘历，只能急得嗷嗷叫着要退兵，因为这对他来说就是事，而且没准是要命的事。
除了水土不服、人少，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文明的落差与自卑。
比如在匈奴，单于最大，其下的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左右日逐王、左右温禺鞮王、左右渐将王都是单于的兄弟和子侄，都姓挛鞮氏。异姓主要有呼衍氏、须卜氏、丘林氏、兰氏这四姓，常与单于联姻。以上诸姓共同构成了匈奴的核心部族和基本力量，用以维系和震慑附庸或臣服于他们的无数其他民族和部落。而到了两千年后的满洲人那里，情况依然没有任何改变和进步——压箱底的还是满洲八旗嘛。要是没有满八旗镇宅，什么蒙八旗、汉八旗以及绿营兵就算不造 反，也早就跑光了。
可以说对于游牧民族来说，数千年的时光形同凝固了一般，使得他们在统治自己的偌大帝国的基本逻辑上，几乎没发生过任何的变化。而他们建立统治秩序的法宝，就是靠血统。
蒙古的黄金家族大名鼎鼎，其实根本没什么稀奇的。毕竟历任匈奴单于都姓挛鞮氏，鲜卑人从建立北魏以后所有的皇帝都姓拓跋，柔然可汗都姓郁久闾，突厥可汗都姓阿史那，契丹皇帝都姓耶律，女真皇帝都姓完颜，满洲皇帝都姓爱新觉罗……
就算人家内部闹叛乱，那也只是“皇姓”或“贵姓”之间的家事。你要是没混上那样的姓氏，连造 反的资格都没有，只能跟着起哄架秧子或者蹲到一边去看热闹。
这样的统治秩序，显然是落后且原始的。一旦那些“天生贵种”们自己不争气，付出的代价就不是一个王朝的兴衰，而是整个民族就此一蹶不振，甚至就此消亡。
因为文明层次的差距，导致游牧民族一旦衰败就再无复起的可能，甚至从此消失
为啥农耕的汉民族就没遇到这样的难题？原因有很多，但最重要的就是咱们可不信奉啥高贵的血统，只相信“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所以中原王朝的改朝换代，兴亡的只是一家一姓，汉民族的统治地位并不会有任何改变。
要想改变这种尴尬的局面，游牧民族唯一能想到的办法就是汉化。可问题是汉化对其内部的利益分配影响太大，往往会引起剧烈的内部动荡，经常会出现非但捞不到好处反而促其速亡的结果。
比如魏孝文帝大力推动汉化，结果就是立国一百多年来一直稳健的北魏迅速陷入了持续不断的内乱，不到40年就亡 国；契丹人相对慎重一些，试图用“一国 两制”来解决问题，结果却是两头不讨好；蒙古人坚决排斥汉化，却无法抗拒大势，结果立国不足百年即亡；唯有满洲人汉化的意志和态度最坚决，对内外部环境的变化应对得也最好，故此才能享国近300年。
04原因说了一大堆，其实最核心的只有一个字，那就是穷。
不解决游牧经济低下的产出问题，饿肚子的牧民就只能去抢劫
即便在今天，东北和西北也是全国人口最稀少的地区，原因就在于气候的恶劣以及经济欠发达。这个问题，在科技和交通条件极差的古代，只会更加严重。
从秦到清，总面积超过200万平方公里蒙古高原可以养活的人口，始终徘徊在200~300万之间，这就是游牧经济的产出远远不如农耕经济的结果。同样的土地面积要是放在中原，养活十倍的人口绰绰有余。
不但产出差，抗击自然风险的能力更差。
对游牧民族而言，能活活冻死人的冬天还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雪——雪下大了，就会形成“白灾”；下小了，又会演变成“黑灾”。甭管黑灾白灾，都能让一个草原民族面临灭顶之灾。
我们都知道，在经过汉武帝刘彻40多年持续不断的打击后，匈奴已经被彻底打掉了战略进攻能力，但还能在塞外与汉军周 旋。可在汉宣帝刘询即位后，刚往匈奴人的身上捅了几刀子，呼韩邪单于就屁颠屁颠的跑来长安称臣归附了。按说大汉朝以前把匈奴人被揍得更惨的时候也不是没有，为啥偏偏这回这么怂？
可以说最终击垮匈奴的不是汉军，而是自然灾害
答案是除了汉军的打击外，匈奴人还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天灾——这玩意可比凶神恶煞般的汉军可怕多了：
“会天大雨雪，一日深丈余，人 民畜产冻死，还者不能什一。于是丁令乘弱攻其北，乌桓入其东，乌孙击其西。凡三国所杀数万级，马数万匹，牛、羊甚众。又重以饿死，人 民死者什三，畜产什五，匈奴大虚弱，诸国羁属者皆瓦解，攻盗不能理。”（《汉书·卷九十四上·匈奴列传第六十四上》）
一场寒流，差点让匈奴灭国灭族，可能很多人、尤其是南方的朋友会不理解。那么下边我就再举个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例子。
还是十几年前，我又要出差，目的地是黑龙江省密山市，时间是当年的三月末——此时我在大连穿件厚点的外套可以室外嘚瑟一整天也不会觉得冷，至于南方大部分地区的朋友都可以穿短袖了吧？可我还得带着全套的羽绒服、棉帽、棉鞋、棉手套，在哈尔滨换车时听说有寒流，又很听劝的花100块钱买了件军大衣（就是最经典的那款）。
然后快到密山时，列车广播告诉我们当前室外温度是零下37度，风力6~7级。
在大连我体验过的极寒温度是零下18度，已经不敢出门了。那么零下37度是啥样呢？简单说就是全身上下唯一暴露在外的脸蛋子，在短短的几分钟内就经历了从刀扎般的刺痛到麻木再到毫无知觉的整个过程，当然这还不是最要命的。最要命的是啥？是我无法呼吸——每吸入一口空气，就感觉鼻腔被冻结、堵塞住了，鼻毛根根直立，感觉能扎死人的那种。要是我有闲工夫闭上眼用心体会一下，估计准确无误的数清楚我到底有多少根鼻毛！
只要亲身体验一把零下37度，所有人都会知道所谓的“魔法攻击”什么都不是
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从站台到出站口的短短100多米，我根本就走不完。不光是人被冻僵了，更因为我快窒息了，只能一头钻进了候车室。
然后鼻涕、眼泪就跟洪水爆发般奔涌而出，完全不受控的那种。
再然后我就打电话给领导，问工作重要还是命重要。领导赶忙说当然命重要，我说那就拜拜了您呐，我要回家。
因此我根本无法想象，在没有暖气而且绝大部分时间里连棉花都欠奉的情况下，游牧民族是怎么度过那无数个更加寒冷的冬天的——毕竟今天的冷，也是气候变暖后的冷，更别提每隔几百年还要经历一次的小冰河期呢！
我国历史上共经历过4次大规模的小冰河期，分别发生在商末周初、汉末晋初、唐末宋初和明末清初。每次紧随寒冷天气而来的，无一例外都是大规模的游牧民族南下——我们在今天可以站着说话不腰疼等指责他们是侵略者，但如果人家不南下，就得活活冻死、饿死，换你你会怎么选？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是亘古不变的道理。
历史上的4次小冰河期，都引发了游牧民族的大规模南下
今天的我们，总是喜欢指责游牧民族动辄南犯中原，累累罪行罄竹难书。但须知我国历史上的北方游牧民族入侵，与近现代以来昂撒民族的殖民侵略有着本质的不同。在中原之北，气候恶劣，自然经济下的产出极为有限，游牧民族要想在这样的环境下生存，说什么人定胜天纯属胡说八道，反倒只能沦为自然的奴隶。每当自然条件恶劣到无法生存的程度，他们唯有靠战争掠夺来延续自己和本族的存续繁衍。但他们能掠夺哪里？比他们的家乡更加贫瘠、荒凉的北方和西方吗？事实上无论匈奴、鲜卑、柔然、突厥还是契丹、蒙古都做出过这样看似非常不智的选择。为啥？因为那些地方虽然更穷，但蚊子腿也是肉啊！更关键的是，当地土著更愚昧、更孱弱，还大多不会筑城不会冶铁，打起来更容易。
就拿匈奴来说，他们就是在扫荡了月氏、东胡以及西域，再也搜刮不出更多的财富以后，才把目光锁定在更富有的汉朝身上。
事实就是历史上大多数的游牧民族，没逼到绝境，是没有勇气大规模的撞向长城的那道铜墙铁壁的。毕竟人口永远是游牧民族的死穴，跟有着无穷无尽兵源和财富的中原人比起来，他们才是耗不起的那个。
有软柿子可捏，为啥要挑个硬茬子死磕？
可在历史上的大多数时间里，促使他们向南方发动战争的，往往不是统治者的野心，而是老天爷的决定。
因此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他们就会变得比中原人更好战、更能战、更敢战，也更豁得出去——妻儿老小都快饿死冻死了，还有什么豁不出去的？
跟富庶的中原相比，游牧民族就像生活在地狱
所以不是因为机关枪被发明出来以后，游牧民族才变得能歌善舞——当拼命都拼不出一线希望时，换成谁都得躺平任撸了。
但在更多的大部分时间里，因为生活习惯、气候地理以及对传说中的“南土瘴疠”的恐惧，游牧民族并没有多大的兴趣跑到汉 人的家里占下不走。就拿匈奴人来说，如果他们也有记录史书的习惯，我们会发现其中绝大多数的记载都是放羊、挤奶、迁徙、祭祀和追求心爱的姑娘，跟中原人没什么两样。就算是打仗，匈奴人也更愿意跟月氏人、西域人、东胡人、丁零人比划比划。毕竟有软柿子可以捏，谁脑子进水了偏要去踢硬铁板？
要是匈奴人跑到汉朝的地盘上烧杀抢掠，只会发生在两种情况下——要么快饿死了，要么就是吃饱了撑的。
从秦到清，几乎无一例外。
谷曙光读《了不起的游戏：京剧究竟好在哪儿》︱了不起的思考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 谷曙光
《了不起的游戏》，郭宝昌、陶庆梅著，三联书店2021年7月出版，346页，79.00元
为戏而生的人
《读书》杂志今年第五期上，名导演郭宝昌发表了《京剧现代化，需要“革命派”》，随后《读书》微信公众号加以推送。郭文议论的核心，是毁誉参半的革命样板戏；从文后的读者留言看，对文章本身的评价也是聚讼纷纭的。
我熟悉的郭宝昌，是电视剧《大宅门》的编剧和导演，这部戏的京味儿那么足，戏里又自带京剧“范儿”，我早已断定郭宝昌是不折不扣的戏迷了。不过，当我看到《京剧现代化，需要“革命派”》时，还是禁不住惊诧于其人对京剧学术思考的深入和梨园掌故的信手拈来。说句诛心之论，郭文的“生猛鲜活”，比起所谓的学院派，已经“甩出几条街”矣。这样的文章，自是越多越好；更不怕有争论，所谓真理越辩越明也。
转眼到了7月，忽有友人向我推荐郭宝昌的新书《了不起的游戏：京剧究竟好在哪儿》，碰巧我又看到系列短视频——郭宝昌说京剧，觉得是和书相配套的，于是兴味更浓。在郭宝昌谈京剧视频的开头，他说的一句话，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有一样我比你们强，我比你们爱京剧。”当读罢其书，再听到这句话时，真尤有感触。我想，郭宝昌是为戏而生的人，这个戏，既是电影、电视剧，更是京剧。作为戏痴的郭宝昌，“英雄事迹”可不少，书中俯拾皆是：
他坚决拒绝送票，一定要自己去排队买票看戏（最多连夜排过十个小时），自言“这就是享受折磨，寻求戏外的快感”。
当程砚秋去世，他主动戴孝三天，很长时间都难受得吃不下饭。
名伶谭富英在台上擤鼻涕，有人诟病，他愤怒地回怼：“谭富英怎么就不能擤鼻涕？”
为了捧年轻的马长礼，他竟然在剧场跟人掐架，为偶像豁出去了。
……
这比起今天的粉丝追星，有过之而无不及。郭宝昌对京剧，何止是爱，那是真爱、深爱、酷爱，爱到骨髓里。他自谦“班门弄斧”，但其实，套一句《论语》，“斯人也而有斯书也”！只有这样毕生热爱京剧的“痴人”“戏魔”，才配写出这样的奇书。郭宝昌已经年逾八旬，称一句“郭老”，那是天经地义。下文就以“郭老”相称吧。
三大体系实在有些乱！
我理解，贯穿《了不起的游戏》的最核心论点，就是游戏性。其余叫好、丑、样板戏、戏曲电影诸章，角度各异，但贯穿起来，却能“拱卫”游戏说，层层剥笋地把京剧的观演体系说清楚了，令全书呈现出形散神聚的系统性和理论性来。
近代以来，国事日非，西学东渐，国人渐渐患上理论“失语症”，每依人作嫁。用郭老的话说，就是“文化媒体的阵地始终被西方美学笼罩着”。有鉴于此，郭老在自己的书里，为京剧建立自己的表演体系而大声疾呼。第一章就开宗明义，响亮地喊出了“我们是游戏派”。
谈京剧理论，始终离不开所谓的“三大体系”，重点其实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布莱希特，而梅兰芳很多时候不过是陪衬。这个说法，颇有点挟洋自重的意味，先由黄佐临首倡，咱们自己人前“加持”、后又质疑，真令人尴尬！更遗憾的是，很多理论家仰人鼻息、削足适履，却始终不能用洋人的理论说清本国的艺术。还是郭老敢言：“三大体系实在有些乱！”谈京剧表演理论者，什么体验派、表现派、表现体验结合派、随进随出派、时进时出派，谈京剧美学者，又是间离手法、第四堵墙、现实主义的、从生活中来的……我也觉得乱花迷眼！在解释京剧表演理论和美学上，我们长期“充满了自卑”。连阿甲这样的大名家，都是斯坦尼体系的信奉者，到老却陷入无法自解的迷思之中……
梅兰芳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
郭老真有资格谈斯坦尼和布莱希特，因为人家是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的科班出身，比起戏曲学者半路出家，为谈表演而不得已染指斯氏、布氏皮毛者，自不可同日而语。因此，学过洋人理论又看了一辈子戏的郭老有底气宣称：“用斯坦尼和布莱希特解释京剧表演就是错的！”这是学院派研究者所不能言，亦不敢言者。
郭老发愿要对古老的京剧艺术进行一次美学理论的审视和阐发，这在书中，就集中表现为批判性思考，其书虽然不是纯粹的理论阐发，却在散点透视中带有理论建构的雄心壮志。关于三大体系，请看郭老的妙论：
斯坦尼和演员一起设置一个骗局，强迫观众认为这是真的；布莱希特和演员一起设置一个骗局，强迫观众认为这是假的。京剧演员设置一个骗局，观众心甘情愿地上当受骗。只有京剧演员和观众的这种关系，才是最和谐的、最亲切的、最完美的、最自然的。观众是心甘情愿地上当受骗，愿意和演员一起来玩儿一把。游戏感远远地胜过两个强迫。
读者在感觉妙语解颐的同时，是否也为这意趣横生的形象说辞而击节称赏呢！？这是我所看到的关于三大体系的解说中，最不故作深奥、又最深入浅出的机锋了。末了还水到渠成地归结到了其核心观点游戏性上，沉甸甸的理论，已被“百炼钢化为绕指柔”矣。
梅兰芳在苏联与特列季亚科夫和爱森斯坦等
游戏性：可恶的老右派与亲爱的相公
郭老有感于戏曲人“对基本的概念都不太了解还要用西方戏剧理论装扮自己”，希望从一个内生的视角去思考京剧的表演体系问题。表演是有神秘性的，妙不可言。在京剧表演体系中，关于演员与角色/人物的关系，郭老用了“参悟”一词，认为揣摩参悟是刻画人物的核心。到了最神秘、最高级的境地，艺术家就参悟到了——他们是在游戏人生，“把程式玩弄于股掌之中，随心所欲，天马行空”。郭老“看过四十二位流派创始人的现场演出，都能感受到这种强大的气场”。正因为见过那么多“真佛”，前辈大师游戏舞台的鲜活画面和例证，郭老张口就来，活泼泼地！
梅兰芳、程砚秋等的《六五花洞》也是“游戏”
郭老总结京剧演员在舞台上是“四位一体”的，即演员、角色、客观的我和主观的我，而懂戏的观众主要看的则是第四个主观的我。这里的创新，突出体现在把“我”分成客观和主观。换言之，梅兰芳、程砚秋都演《玉堂春》，“南麒北马”都演《四进士》，观众感兴趣的，是梅、程或周、马各具特色的艺术演绎，即独创性的这一个。一言以蔽之，看京剧就是看角儿。郭老又用十六个字总结京剧艺术的游戏性：芜杂万象，千奇百怪，流光溢彩，游戏心态。演员的手、眼、身、法、步，各种功法，都为一“乐”字，为游戏而发。郭老为了说明这个游戏性，举的例子太鲜活剽悍了。杜近芳与叶盛兰曾长期合作，是京剧界少有的生旦绝配。叶盛兰划右派时，作为搭档的杜近芳，毫不回护，更予揭发。有趣的是，“京剧第一小生”无可替代，划了右派的叶仍然与杜合作。反右后，杜一次与叶合演时，不满叶的彩声压过自己，演到一起转身背对观众的当口，杜突然发难：“老右派，好都被你一个人抢了！”转过身来，杜却又马上入戏，拱手含情说：“啊，相公，你要多多保重。”
看到这个“人格撕裂”、匪夷所思的细节，既令人忍俊不禁，又不寒而栗，更深思不已。关键这还是真实的，郭老当面问过杜近芳。本来，台上假扮恩爱夫妻，台下却要划清界限；但杜在台上，瞬间跳出戏外，临时“发作”了一下。这是她的游戏。反过来说，叶盛兰何尝不是游戏？一边怀着负罪感，一边还要强颜欢笑，与杜缠绵。这又是不得已而为之的痛苦游戏。用此事说明演员的“游戏心态”，抵得过上千言的枯燥议论。还有，马连良、李多奎在舞台上旁若无人地聊闲篇儿，陈永玲、张春华在无比紧张的表演中打赌较劲，都属善于取譬……引领读者在深入显出的例证中参悟出高妙的理论，郭老的书做到了。特别是杜近芳这个置之死地而后生的“绝例”，服了！
叶盛兰与杜近芳合演剧照
胡来的盖三省与逍遥游
书的前后各章节，时时紧扣游戏说。因为京剧里难以找出西方式的纯悲剧，于是京剧的悲剧又成为研究者“曲为解说”的问题了。说到底，还是对本国的戏没自信！没想到郭老对《红楼梦》那么熟稔，他为解说悲剧问题，拿《红楼梦》说事：“每写到悲时，总有人出来打岔，不是黛玉就是香菱，不是宝钗就是凤姐，这种手法在京剧中是一脉相承的，所以在京剧中几乎找不到西方式的纯悲剧。”篇幅有限，不便多引。但这类比，如盐溶水，浑化无迹。说丑一章，郭老又对悲剧再追加阐发，指出丑的表演淡化了生与死的悲剧感，而带着一点游戏的态度来处理悲剧，显示出我们中国人非常不一样的人生观。这一点我深有同感，在课堂上也跟学生谈论过。我举程砚秋的名剧《金锁记》为例，那是有名的悲剧吧，可是在坐监一折，沪上名丑盖三省饰演的禁婆子却百般的插科打诨。观众一边听着程四爷的窦娥唱出幽咽凄婉的二黄慢板，句句击节叫好；一边又不禁为禁婆子的搞笑举动而哄堂大笑。大概看盖三省助演的程派《坐监》，观众就始终沉浸在这悲喜交替的复杂情感中，审美体验也是极丰富的。戏台上在游戏人生，戏台下又何尝不是游戏人生？这个例子颇具代表性，似可作为郭老游戏说的旁证。
程砚秋演《金锁记》戏单
对众说纷纭的男旦问题，郭老也有高见：“男人演女人始终研究和参悟男人眼中的女人美，研究女人取悦男人时如何美，这就进入了一种深深的游戏状态，在这方面，发现女人的美，男人比女人立场更客观、眼光更独到、更犀利、更敏感、更细微。……男旦所形成的艺术高峰，是人生游戏升华到了游戏人生的最典型的代表。”我觉得是谈出了新意的，距离产生美，真妇人、假妇人、雄妇人，从性别的角度看，男旦的美学意蕴何其奇妙丰厚。而后面的人生游戏、游戏人生，又与其核心的游戏说形成了照应关系，可谓点睛之笔。
我斗胆对郭老的游戏说略作补充。游戏说在西方哲学史上是个重要话题，我不懂，不敢妄言。但我联想到中国古代的智慧典籍《庄子》，其中的“逍遥游”太有名了。有学者把庄子的“游”分为外游、内游、至游三个层次。我想，这或许对理解郭老提出的游戏性也是有帮助的吧。京剧演员演戏，当然有游戏性，既入乎其中，又出乎其外，颇有些自由。然而，这游戏和自由也是有限度的，也是分层次的，并不是说演员在台上想怎么游戏就怎么游戏。在舞台上，能游戏其中，并游刃有余的，多是大演员、大艺术家。舞台游戏，能从心所欲不逾矩的，绝对是极少数；能善入善出，体会心物交融之妙的，颇不乏人；偶尔游戏一下的，或许更多；低俗倒胃口的游戏，也不是没有……至于那些三四流甚至不入流的演员，还是循规蹈矩比较好。不然，舞台就乱了方寸也。与游戏性相关联的，是娱乐性。舞台游戏，是为了娱乐观众；而观众得乐，观演的目的也就实现了。
拍照游戏之孟小冬、孟幼冬《群英会》
剧场“浪”声：吹口哨与喊“通”
关于叫好，很难想象能写成两三万言的一章。自民国以降，以叫好为主题写豆腐块者，代不乏人；但从来没有人像郭老这样，把叫好写成大块文章的。这是前所未有的创举。写叫好，不是扯闲篇儿，叫好的背后，是京剧的观演体系。就像郭老说的，演员是通过表演带着观众玩儿，而观众又通过叫好带着演员玩儿。叫好在演员和观众间是沟通观演的微妙中介，甚至“没有叫好，就没有京剧”。我佩服郭老，居然能把叫好描出了“七类八派”——为什么叫好、怎么叫好，概括出了甲乙丙丁、子丑寅卯共计十五个要点来，其中更穿插着京剧史上的名伶马连良、谭富英、李少春、裘盛戎等有关叫好的舞台实例，有正面的，也有“黑料”，不少还是郭老观剧亲眼得见，读来解渴醒脾，不啻指出了叫好的“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
民国时梅兰芳演《太真外传》的场景
不过，关于叫好，我还想增添点儿谈资。上海向是京剧的大码头，民国时上海小开的怪声叫好，也是远近闻名的，特别是在剧场“吹口哨”，最有上海特色。君不闻，连梅兰芳唱《大登殿》的“讲什么节孝两双全”、程砚秋唱《三堂会审》的“在神案底下叙叙旧情”，都有人“吹口哨”叫好；如果是绮年玉貌的坤伶演《纺棉花》《大劈棺》一类的粉戏，上海阿飞该如何疯狂、如何怪声叫好，那就可想而知了。关于叫倒好，郭老谈了它独特的叫法，就是“好”字声音先向下走，拐个弯儿拉长声再挑上去。说得非常形象。但还有一点郭老没谈到，那就是倒好喊“通”。如果剧场里一片此起彼伏的“通”声，那就是戏演砸了。今天环顾全国，恐怕只有天津的观众还有此“神威”了。记得多年前，我在上海看到一出冷戏《取金陵》，武旦手上的兵器竟然掉了三五次！是可忍孰不可忍！但现场的观众太慈悲了，毫不介意，该鼓掌还是鼓掌。戏演完了，演员居然满面春风地出来谢幕，毫无愧疚之意……我实在忍不住了，大喊了一声“通”，结果引来旁边的人侧目，似乎反倒是我不懂戏，有意开搅似的。呜呼！可见叫倒好，今天也逐渐“失传”了。
一士谔谔：敢言与直言
说丑一章，郭老独辟蹊径，也谈出了新的东西。今天所有的现代戏、新编戏里，武丑已基本绝迹，而丑行只能演反面人物。郭老指出，这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戏改造成的恶果。可谓一针见血！其实，说丑这章不仅畅谈了丑行，还写了舞台上的丑中美，丑的美学意味和功能等，内容如什锦名肴，花样颇繁。
关于革命样板戏一章，我不愿多言。正如郭老所说，那是个艺术上“我花开放百花杀”的排他性时代，太特殊了。郭老的青春，在那个时代度过，他对样板戏肯定是有“情结”的，这不必讳言。而很多的“文革”受难者对样板戏又持有强烈的反感，如巴金，这也可理解。我想，再过五十年、一百年，离得更远些，材料都出来了，人事等忌讳更少了，或许研究起来就更公允客观了。此之谓“隔代修史”。
革命样板戏经典剧照《杜鹃山》
我读《了不起的游戏》，钦服于郭老的敢言和直面问题，毫不掩饰，时不时就蹦出妙语来，金句多多，有特殊的京味风格和幽默感，这比读云山雾罩的秀才文章过瘾多矣。谈到京剧的危机问题，郭老直言：“大部分剧目失传了。……只剩几十出戏，颠来倒去地演，观众尽失！现代观众是有分辨能力的，别把观众当傻子，把观众当傻子的人，才真正低智商。”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就鼓吹“振兴京剧”，搞了几十年，实际却是江河日下，但有司似乎还不愿正视这个问题。郭老又说：“现在看传统戏的，只是一小部分群体，带有特殊的粉丝效应。……有些年轻人喜欢上了京剧，完全不是京剧本身的魅力，反而是通过郭德纲的相声，通过抖音，通过流行歌，通过综艺节目，喜欢上了京剧。”敢于肯定郭德纲传播京剧的功劳，这足以说明年过八旬的郭老“与时俱进”，比起体制内的某些抱残守缺者，显然更清醒、更识时务。
今天演京剧真正有票房的是郭德纲
京剧的雅俗问题，也是谈论很多的话题了，郭老却能老生常谈出新意，他戏谑道：“花两毛钱买票在戏院里光着膀子看谭鑫培、杨小楼、梅兰芳的车夫，与皇宫里讲排场看戏的慈禧太后看的是一样的戏，共享同一种审美经验。这是中国很奇特的现象。在莫斯科大剧院看苏联芭蕾舞大师乌兰诺娃的《天鹅湖》，绝无光膀子的看客。”这就最形象地说明了京剧的大雅大俗、雅俗贯通，京剧的美学确乎与众不同。听程砚秋的唱，竟能体会出那种“舞幽壑之潜蛟，泣孤舟之嫠妇”的高妙境地，可谓审美的极致；看《淮河营》，马富禄的栾布也能唱出“生死的关头连屎也不叫拉”这种“接地气”的词句（我想，贩夫走卒并不觉其粗鄙）。
梅兰芳与杨小楼合演《霸王别姬》
郭老的书，非但不回避疑难问题，还有迎难而上的勇气。书中重笔谈到的检场、一桌二椅、跷功、布景、自报家门等，都是京剧研究中有过争鸣商榷的问题。比如，京剧的自报家门，既被人诟病，也为人不解，当年周扬表示过不喜欢，而马彦祥这样的专家就试图加以改革。郭老善于类推：“《红楼梦》开篇，就把正副两册十二金钗的命运给你交了底，有意不制造悬念。上来就把人物命运都告诉你。京剧与此如出一辙，所有人物上场都要自报家门，说自己要干什么和怎么干，先交了底，也是不人为地制造悬念。”从戏到小说，上升到文化的高度、哲学的层面看待自报家门，让人顿觉棋高一着。
清末剧照之杨小楼、余玉琴《青石山》（余踩跷）
海内一人：电影与京剧“拉仇恨”
郭老多年来，游走于电影、电视剧、话剧、京剧之间，他是最有资格谈这四者关系的艺术界人士。他说：“在我的经验中，演戏作为演员最享受的是京剧，其次是话剧，再次是电影，最没劲的是电视剧。电视剧最玩儿闹……拍电影最紧张……负担最重的是演话剧……比较起来，唱京剧……一上了台就想撒欢儿，表现自己，只想过戏瘾，赢彩头，台下一鼓掌叫好，便成就了人生最幸福的时刻。”这辨析，如同京酱鸭片，爽脆不柴、香味浓郁。
书中的戏曲电影一章，可谓现身说法，也是极有启发性的。中国电影从诞生的那天起，就与京剧结下不解之缘。从谭鑫培开山的《定军山》，到梅兰芳的彩色片《生死恨》，再到“文革”中的样板戏电影……戏曲与电影的关系真个是剪不断、理还乱，矛盾始终存在，问题依然尖锐。京剧大师如盖叫天、周信芳、马连良、叶盛兰等，都在拍电影时与导演发生过矛盾争执，甚至不可调和……当年吴祖光给梅兰芳拍《舞台艺术》，李少春竟忧心忡忡地问吴导演：“你们拍梅先生的舞台艺术纪录片是挂胡子，还是粘胡子？”吴祖光看出了李少春这一问中的惶恐、紧张，还有顾虑，这个细节很能说明戏曲与电影的艺术紧张感，而戏曲人在电影面前又显得多么弱势！横跨影视、京剧的郭老，是当代电影史上最适合“调和鼎鼐”的跨界艺术人。我突发奇想，如果当年给盖五爷、叶四爷等拍戏的是郭老，这画眉深浅的，必然难不住他，肯定能拿捏好分寸，不辜负大师的苦心孤诣！
梅兰芳、俞振飞拍《游园惊梦》时的场景
现在，戏曲导演俨然成了“高危职业”，网络上有的文章题目竟然是《痛斥戏曲导演亡我戏曲艺术》，文后的读者留言也是群情激愤。演员内行看不上导演，观众对导演亦啧有烦言，但各戏曲剧种还一再花高价请影视话剧的外行导演来执导戏曲，这就是戏曲界“四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我以为，凡执导戏曲者，都应该好好看看以影视导演为主业的郭老的这本大作。郭老提出，“戏曲与电影，谁也不将就谁”，“用戏曲的眼睛看电影，用电影的眼睛看戏曲”，“必须用电影语言创造出舞台性”……而电影中的各种艺术手段，如推拉横移、叠化闪回、慢动作、画外音、定格、淡出淡入、长镜头、平行蒙太奇等，郭老都能在戏曲中找到类似的艺术表现，把两者作令人折服的类比。我一个外行看了，都觉受益。
周信芳拍的《徐策跑城》在布景上失败了
看得出，郭老对自己执导的京剧电影《春闺梦》是颇为得意的，他以自己的作品解剖麻雀，从剧本改编到唱念做打、画面处理，侃侃而谈……可惜我在网上没能搜到相关视频欣赏，稍觉遗憾。不过，这丝毫不影响我无比认同郭老的结论：“戏曲要拍成电影，就要遵循它舞台上这种虚实相生、无中生有的法则，而且，还要用电影语言的方式去实现它。”现实却不如理想美妙，郭老自己“门儿清”：“近几年官方为了振兴京剧，出台了要拍一百部传统戏的影片，据说已经拍了三四十部。……乏善可陈。不要说没有什么新鲜的探索，而且是大踏步地后退啊。”这么犀利的批评，哪一个体制内的评论者敢说？
从程砚秋《春闺梦》剧照可见其布景之一斑
部分鲁鱼亥豕
由郭老，我想到了王元化、叶秀山诸人，王、叶也是各自领域极有影响力的杰出人物，但后来却把相当精力投入京剧研究中，并取得了斐然成就。郭老何尝不是如此？跨界出奇思，梨园百事通。像郭老这样的人、这样的书，多多益善。当然，我在书里偶尔也看出了矛盾之处。郭老惊叹于京剧表演体系的伟大：“它太神奇，太狂野，太符合人类的本性。但，巅峰也一定意味着终结。”此处既已指出高潮早过、盛极难继，可是书的后面，还是大开药方，大谈创新，岂非知其不可而为之？
郭老的书，如小葱拌豆腐，一清二白，绝不藏着掖着。我想，不佞这篇书评也应干脆爽利、知无不言，冒昧指出书中的部分鲁鱼亥豕，谅不怪罪。
第37页，出现多次马连生，当为富连成出身的名净马连昆。
第49页，说京剧改自《红楼梦》的戏，也就十来出，两出是梅兰芳的《黛玉葬花》《晴雯撕扇》……按，梅兰芳的红楼戏还漏了一出《俊袭人》。
第136页，唱第一句导板：“恨董卓专权乱朝纲”。按，《捉放曹》的曹操这句唱的实是原板。
第151页，“小武套”，乃“小五套”之误。
第166页，“裘盛戎开创了花脸组班”，应是前辈名净金少山开此先河。
第223页，京剧《西厢记》的一句唱词“总是离人泪两行”，“这‘泪两行’马上让人联想起了泪如麻，泪双抛，不通！且没了意境，把王实甫的《西厢记》改得不伦不类”。按，张君秋的唱词实是“泪千行”，似乎比“泪两行”稍好。另，这是田汉的手笔。
第329页，“直到1929年欧阳予倩、焦菊隐等人创办中华戏曲学校……”，按，欧阳予倩与中华戏校似乎没有关系。此校的最大背景是李石曾，而优伶中与之关系最密切的是程砚秋。
第229页，说《捉放曹》《文昭关》《清官册》各有一大段西皮慢板“一轮明月照窗前”。这是书中硬伤里的“大瓜”了。我觉得，郭老当不会犯此低级错误，但“身为八台总镇”，也须问一个“审稿不清不明”之罪呵（郭老喜欢《审头刺汤》的念白，姑且套一句，不伦不类，见笑见笑）！
“得机会看，有能力写，够火候拍”
我敢断言，各艺术学、戏曲研究的相关书目里，很快就会添上郭老这本《了不起的游戏》。这不是恭维，判断基于以下几点。郭老是见过真佛的。看过四十二位流派创始人的演出，这在当代几乎无出其右。举个小例子，《野猪林》，看过李少春、袁世海演的不稀奇，郭老居然幸运地看过有叶盛章演店小二的那一版。这个，今人如闻开天遗事矣。郭老是真懂、真琢磨。他中学时就给马长礼写信，说马演《空城计》的诸葛亮，在城楼上弹琴，两只手乱摸不好看，应该“一只手拨，一只手抚”。高明就在字里行间啊。这样的观众，怎能让演员不服气？！郭老还是难得的实践派。早年票戏不用说了。电视剧《大宅门》存心“植入”那么多京剧元素，观众只觉其好、不觉其烦；后来的京剧《大宅门》、京剧电影《春闺梦》等，更给了郭老施展的空间。还是姜文讲得好：郭老“得机会看，有能力写，够火候拍”。郭老期待知音，他要把更多的年轻人弄进剧场！
郭宝昌提倡京剧不遗余力
我祝愿郭老多执导几部京剧，既打李鬼，又迎真神，弄个样儿给“他们”见识见识！郭老在书里谈到，汪曾祺认为真正称得起荒诞喜剧杰作的是明代徐渭的《歌代啸》，可以排成四个非常好看的折子戏，可惜不知汪老的遗愿何时能实现。我诚恳地呼吁：您老人家就把这事儿给办了吧！待公演的那天，我一定买票捧场。
责任编辑：郑诗亮
校对：刘威
又是这招！又是临时工！mini这种道歉方式你接受么？#...
脑子不好使。当年的华人与狗不准入内，您知道是怎么回事吗？1968年的上海英租界。我记得mini原来就是个英国品牌，当时那个租界内建了一个公园。一开始并没有挂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只是狗不能进去，因为狗大小便破坏环境了。后来有一些旧中国的老百姓进入公园随地解决，光着脚占着长椅睡觉，也是因为我们华人那时候国际地位的确低，就有了两块牌子，华人不得入内，狗不得入内。后来就传出了有一块牌子。mini这个事和当年的那块牌子一样吗？当然不一样，因为华人不一样，我们谁也不差你那一口冰激凌。我们华人的地位和素质不容你再区别对待。就算是当年也是个别底层百姓，在衣食无酌的窘境当中，也没法去考虑什么素质。而现在我们吃冰激凌怕胖，你别跟我说什么老外是内部员工，别说什么两个女工初入社会，一现在又整出个是临时工。你宝马给我的感觉就是，你发给人老外是人家应当应份的，是员工的话可能是总部的，你得拍人家一马屁，不是员工的，那也是迷你的潜在客户，起码是有能力的买得起。而咱老百姓要接受你给一个的时候注意是接受，是你比你自己起么蛾子要发，咱可不是看着人家吃馋咱就要去，你看那手摆的没有了，你干脆这么摆得了没有了没有了，那意思就像是又来占便宜的了，给你吃你也买不起车。
快走快走快走，我认为马上赶着来中国市场发冰淇淋是来孝敬我们的，合着你自己一直认为这俩冰淇淋是鱼饵，钓不上来的鱼你吃了就是浪费。但凡你要解释一下，但凡你不透过屏幕让我们感受到这种不耐烦和区别对待，咱能让你没了180亿不。
人国外股民都知道中国消费者惹不起，你还在那不紧不慢的道歉，还不赶紧反省自己，对员工的服务意识培训没有到位，而是在那给自己找理由。就当年我们老师就最烦这种学生了，我小时候我就知道犯错了先承认错误，然后再改正错误。你找理由越找越烦，没啥事都得让你站一节课，你就马上出台一个全国宝马4S店请尊贵的中国消费者到店吃冰激凌免费。你那4S店死老远的老子才不愿意去。但是你这是个态度，你就算是有顺路去的，你那180亿也够够的了，还买个好，你们还是从心底里没把咱中国消费者当上帝。那上帝就让你没了180亿。是，咱是有那爱到超市门口蹲鸡蛋的老太太，但是那是咱妈对吧？他养育了我这个mini车主，是咱国人，的确不是每个人都买的起你家车，但买不买的起咱都是中国人是一家人，你个外国品牌瞧不上哪个都不行。你多发点冰激凌让人家都认识你家车，咱买迷你的开出去他不也你们看：有面子吗了都吧，省的开出去人家都问你这车十来万吧。照我妈话说，那管事的脑袋里面全是高粱花子。再说那俩孩子被骂惨了吧。忍一忍吧，成长是痛的。经过这一次，你就知道一言一行都要经过大脑思考，而不是不经大脑。另外你崔叔告诉你们，那个老外也分三六九等，也有那啥也不是到中国来装大鼻子，实际要饭都没那两下子，他俩也应该给其他品牌敲响那个警钟，跟咱中国消费者别装，顺便提一嘴我那个迷你CW真卖了。
社长来了！揭秘复旦宝藏声音/语言类社团｜旦夕之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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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官话
大家好，我们是复旦大学吴语协会。吾侪或膺重寄于乡语，或受濡染于方言，来协此会，聊闲以话。社团前身「爱屋社」建立至今13年来，我社专注传播江南的声音，关注江南人文历史和汉语方言文化。本学期，我社组织各项语言资源类志愿服务活动和方言分享交流活动。欢迎大家来此地共话江南吴音。我们这里使用的这种方言，是一种有吴语色彩的官话，很像越剧的唸白，我们叫他浙江官话。
（这是一种专用于吴语区广播的有吴语色彩的官话，基础方言是吴语和官话结合的杭州话，是为了便于交流和发展文教而产生的）
上海官话
现在我用上海闲话（话）搭（给）大家介绍介绍啥叫啥（什么叫）「吴语」。吴语是汉语方言个（的）一支，通行上海、浙江、苏南、安徽东南搭之（与）江西东北边界，使用人数有得（有）7300万。
（这里用上海市区话播音腔，今上海地区的广播电台有一套「沪语」播音规范）
上海真如话
最后，我用上海本地闲话邀请新淘伴（伙伴）老淘伴秃（都）到伲搭（我们这儿）来孛相（玩），忒（与）伲（我们）一淘（一起）茄山河（聊天），担（把）伲（我们）个（的）方言文化传下去。
（这是语辞比较接近口语、土俗质朴的一段，选用我的家乡话——上海真如话，意为「最后，我用上海本地话邀请新伙伴老伙伴都来我们这儿玩，和我们一起聊天，把我们的方言文化传下去」）
外语社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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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有很多的外语社团
在这里
你会了解到世界各国的风土人情
坐上语言的列车，即刻开启旅行
济州岛上Kpop抓耳的旋律
诺曼底海岸浪漫的醉人春色
西伯利亚飘落的第一片雪花
盛夏时巴塞罗那的炙热阳光
又或者是慕尼黑闪光的啤酒花······
语言是文化的外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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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会发现世界如此多姿
复旦大学广播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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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清澈的午后
穿过中庭的你是否会听到我们的声音
我们想要为你讲一些事
推荐一些书影音
我们想与你一起在圆桌边聊聊天
在这个求新求快的时代里
我们想要慢下来，静下来
我们在零号阁楼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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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风穿透苏醒的空气
鲜花开满墙头
相信你会在复旦
找到有归属感的集体！
组 稿
校融媒体中心 广播台
文 字
段瑞怀
音 频
高铭凯 汪骞 洪颖琪 郭景榕 王宇傲 张丹阳
摄 影
张楚欣 罗鹏飞 杨志超 戚心茹
制 图
苏佳怡
责 编
王玥
编 辑
曹盈
论”聊闲”
聊闲，这两个字是旅行家对旅途中这样一种行为的归纳，指我们到一个陌生的地方适当与当地人搭讪。往往会带给意想不到的收获。比如你在欧洲旅行时公交车上偶遇中国留学生，攀谈一下了解当地风土人情、获得一些旅游景点的一手资料，可能瞬间给你的旅行带来很多便利；你可能遇见的是一位历史学的老师，他可能会热心的给你介绍很多历史政治文化的知识，使你收获很多书本上得不到的东西。还有很多这方面的事例。这背后反映的是一个人内心一种积极的心态，对展现在你眼前的这个世界总有一种好奇，就象总想趴在车窗上观看外面的景象，带着这种心态，你就会积极的与你面对的人交流，当然，这是一种理性的、带有观察的搭讪，带有一种主动的了解所到之处风土人情的意愿，不经意间你就会有所收获。配图是英国英格兰著名湖区巴特米尔湖。
全国各地方言说“聊天”，真是千差万别！
孙大侃 丨作者
导读：中国有五千年的历史文化，理所当然的孕育了丰富的语言文化，特别是方言，更是让人不得不感叹我国语言的博大精深、丰富多彩。
以“聊天”的说法为例，不同地域、不同城市之间都有天壤之别不。甚至一山桥河之隔，也叫法也各不相同。比如有网友认为摆龙门阵是打麻将的意思？山西就有50种以上的叫法，你信吗？
在此，我们整理了“聊天”在不同地区的叫法，源于网友的回复，其统计结论并不一定公平公正，仅作参考。
先看古代的中国人
✍ 古代把聊天叫清谈，本指魏晋间一些士大夫、知识阶层所形成的社会风气，以在口锋上胜过对方为乐事。后世泛指一般不切实际的谈论，清谈误国。
清谈纯属哲学思辨之理趣范围，如人生论、宇宙论、本体论、知识论、乐理、伦理、美镇信理学、语言语意学等，而不涉及现实和功利，故当时之社会意识普遍呈现追求清纯之风尚。
读书人偶尔清谈无伤大雅，但是官府上下都崇尚清谈、不干实事，就会形成统治危机。
空谈误国一词，来自于“清谈误国”，源自明朝末年顾炎武先生的总结。在古代，尤其是清代以前，普通人是很难能够读书的，因此普通人对话也是白话，方言是存在的，而且十分严重，当然了，古代交通不方便，交流也很狭隘。但古时候一般叫向导，在军队里还专门设有向导官，专门带路翻译，另外，肢体语言应该是最初一种很重要的交流方式。再看现代的中国人
✍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进一步加速和互联网的兴起，地域之间的沟通交流加强，语言文化的差异进一步缩小。从统计来看，“摆龙门阵”和“拉呱”是出现最多的“聊天”的家乡话叫法。按地域来看，西南地区普遍叫“摆龙门阵”、“冲壳子”和“吹牛”，但重庆人更喜欢用“吹垮垮”来表示“聊天”。还有部分西南地区的人把聊天叫做“日白”，有些湖北人也这么说。
上海人把聊天叫“嘎三湖”，而江苏的苏州人，更喜欢把聊天叫“谈山海经”和“讲张”。据说“讲张”跟明朝的“张士诚”有关。
福建喜欢把“聊天”叫“喝茶”，这也是当今聊天时的主流配置了，边喝茶边聊天。
粤语方言区的“倾计”、“倾偈”和“打牙铰”，西北地区的“谝闲传”，东北地区的“唠嗑”……
从北到南具体聊聊
东北把聊天叫：唠嗑，扇乎内蒙把聊天叫：瞎撇，寡撇，白乎，叨啦
山西把聊天叫：倒瞎话，倒歇“倒”是交替说话的意思。
山西话，难哭了整个北方，山西难懂的一个方言，比普通话多一个声调。山西2015年，教育部、国家语委正式启动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在全国范围开展语言资源调查、保存、展示和开发利用等工作。而山西，正是首批启动该工程的四个省份之一。北京把聊天叫：侃大山
天津把聊天叫：瞎白呼，烙烙
河北把聊天叫：说闲话，侃大山，拉lǎ 嗑儿，晃门儿，哨闲天
山东把聊天叫：拉呱lā guǎ，呱拉（guālā）
“拉呱”正字应该为“拉聒”，其中“呱”本字是“聒”，本来的意思是吵扰，声音嘈杂，“聒”在《左传·襄公二十六年》中有记载：聒而与之语，之后随着各种不同地方的分化规律，“拉聒”也变成了“拉呱”。河南把聊天叫：喷空，喷天，拉呱，拉家常，闲扯淡，喷点儿
陕西把聊天叫：谝(Piǎn)闲传，谝传、谝干传
意思是说闲话、聊天、闲聊、唠嗑，无关紧要、漫天胡侃等义。可以谝“国家大事”，也可以谝“身边小事”，认为可以拿来放在人面前说的，都可以尽情谝甘肃把聊天叫：宣谎⼉，谝传，咣闲，宣荒
宁夏把聊天叫：扯磨，淌沫子，也叫流弊
新疆把聊天叫：谝闲传，谝搭拉子，谝传子，喧荒
安徽把聊天叫：郭旦，怂扯，磨牙，谈白、聒谈、呱谈、聒白、拉聒读kua
江苏把聊天叫：聒白、聒聒、啦呱儿、嚓呱，擦佬空、呷白趣、羊调虎，谈山海经，讲张，扯南门经
浙江把聊天叫：散讲，闲驳，谈天，念天书，讲空话，卖白搭，白话，发大兴，杠空叹头，光空头
湖南把聊天叫：扯谈、扯卵谈、扯白，讲白话，港白话，夸海水，扯本子，嬲卵谈、嬲懒谈
湖北把聊天叫：拉家常，夸天，日白，说闲话
贵州把聊天叫：摆白，摆门子，款天，款话，款嘴，款门子，摆哈子，摆龙门阵，摆白话，冲壳子
江西把聊天叫：呱白，夸白儿，打讲，谈驮，话闲事，嗦泡，讲仙天
福建把聊天叫：喝茶，话仙，讲古，攀讲，拱趴
云南把聊天叫：吹牛，吹把散牛，来款款，款摆，叙叙话
广西把聊天叫：扯大炮，吹牛，吹水，甩古，码麻包，扳
广东把聊天叫：吹水，讲三国，打牙花，讲耶稣，粤语叫倾计king
四川把聊天叫：摆(高脚)龙门阵，日白，摆闲条，吹夸夸，翻空话，冲壳子，川南也叫吹旺旺、吹汪汪
摆龙门阵的来源归纳为两类：一是来源于薛仁贵所布设的兵阵“龙门阵”，阵法阵势，变化多端。随着时间的推移，民间便将聊天讲故事称作“摆龙门阵”；二是巴蜀地区府宅的大门习称为“龙门”，讲故事多在“龙门”下进行而得之四川的摆龙门阵与冲壳子是有区别的，摆龙门阵就是拉家常和闲聊，说的是万事万物，而冲壳子是扯慌不实在的意思，夸大其词或有意在人前显摆自己总 结
一、聊天比较统一的说法是『吹牛』『唠嗑』『侃大山』『摆龙门阵』。全国官话区的“聊天”称谓方言划分为六个区域类型，分别为“唠嗑”“侃大山”“拉呱”“谝”“摆龙门阵”和“拍话”。
二、普通话是很必要的，这样才能方便地区与地域间的交流，更是走遍全国必备的重要工具。国家早在2000年10月31日颁布的《文字法》确定汉语普通话为国家通用语言。普通话声音比较标准的是河北承德市，文字内容标准的是北京。
官话方言内部按其语言特点一般可以分为八个次方言：东北官话、北京官话、冀鲁官话、胶辽官话、中原官话、兰银官话、西南官话和江淮官话。
三、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多语言的国家，拥有丰富多彩的方言文化。从北到南，从东到西，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独特的方言。方言是一张介绍每个人所在家乡的名片，字字句句蕴含着地域文化风俗。有时间，到全国各地走走，聊聊天，感受一下当地的历史文化和风俗习惯，这肯定是人生的一种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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