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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凯：以人事为学：刘咸炘与中国史学的近代转承

摘 要：近代学术，经史嬗变。新文化派参照西方学术开创新史学，进而以现代史学观念与体例改造中国传统史学。“新史学”为近代中国学术转型提供有效平台，却在无形中割裂了中国传统史学之于现代学术的关联。刘咸炘提出，史学的广义就是人事学，进而以“察势观风”为史识准绳，以“史有子意”为史家宗旨，落实即事明理的人事学，倡导以纪传体编纂传统创新史体。在近代中西学术交汇的语境中，考察刘咸炘的史学观念，揭示其立足固有学术传统、会通古今中西的旨趣与方法，或可在中国传统史学与现代学术体系之间建立有机关联，为时下突破分科之学、建立中国学术本位开辟新路径。

关键词：人事学；察势观风；史有子意；刘咸炘

晚清以降，西学东渐，道咸新学“务为前人所不为”以应对时局。甲午战后，西学对中国形成压倒性优势，移植西学成为学界主流。如何处理现代学术分科与中国传统经史之学的关系，成为晚清民国学人会通中西和实现中国政教、文化转型的关键。【1 】正如梁启超称：“泰西通行诸学科中，为中国所固有者，惟史学。”【2】然而，传统史学已难以应对世变。

1902年，梁启超高举“新史学”旗号，批判传统史学“四病二蔽三恶果”。新史学成为清末民初朝野各界移植西学、建立现代学制与学术体系的有效平台。民国肇建，治国学者群趋史学一途，经史易位，几成定局，现代西方学术分科体系以现代学术之名在中国成为正统，引入西方史学理论与方法创新史学，成为新史学诸流派的共识。【3】

刘咸炘认为，时下东西学人妄判中西新旧，“迷惘无主”，遂以“视西如中，视新如旧”的立场，建构以史学为核心的推十之学。在以新文化派与新史学为中心的学术史叙述中，刘咸炘长期被主流学术所忽视。伴随着“在中国发现历史”的呼声与新一轮的“国学热潮”，反思原有以“新史学”为轴心的学术谱系成为学界共识。众多“被人所遗忘或误解的学者”相继被发现，刘咸炘学术思想的独特性引起学界广泛关注。【4】

然而，既有研究多侧重分科与中西新旧的视角考察刘咸炘的学术思想与史学观念，与刘咸炘思想的主旨及其整体性仍稍有隔膜。如若回到刘咸炘学术的内在理路与学术语境中，以源流互质的方式考察刘咸炘的史学观念，揭示其会通古今中西新旧之学的苦心孤诣，或可在中国传统史学思想与现代学术体系之间建立有机关联，为时下突破分科之学、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文学术体系提供有效参考。

1920年代，整理国故运动蔚然成风，新文化派主张用科学实证史学整合中国文化，把国学的一切都用文化史及其子目涵盖与分科，使经学自变为史学，此一过程无形切断了传统历史价值与现实的关联，中国文化衍为客观性知识，逐渐丧失致用的价值与实践的功能。梁启超的文化史观念与胡适有别，注重文明史的成立与展开，提出科学方法与直觉方法并举，“文献的学问，应该用客观的科学方法去研究”，“德性的学问，应该用内省的和躬行的方法去研究”。【5】

1926年，刘咸炘与蒙文通、唐迪风等学人时常研讨中国文化的当下价值，三人一致认为“今日与东西学者共见者，乃不在中国之精华，而在于糟粕”，在中西文化比较的视野中，“吾华贤圣于天道（宇宙论）、人道（人生论）、群道（社会论）自有其超然独至之处”。时下畅言中西文化论争的学人“略知者又不贯，能贯者又不言”，“虽亦有高谈华化之辈，然大抵不会详读华书，又见胁于时风，不免宛转以调和”。【6】

有鉴于此，刘咸炘撰写《两纪》一文，尝试以“执两用中”的思维模式沟通中西古今：“阴阳虚实，源流始终，古今来往，南北西东，出同入异，别私共公，推十合一，执两用中”，自称“八年用功，得此一果，唯一之形而上学”。【7】

刘咸炘认为，西方学术以哲学为最发达，“其义本为爱智”，“大抵重外而忽内，重物理而轻人事；故求真之学则精，求善之学则浅”，伦理仅是哲学的分支，“西人谓中人有术而无学，不知彼正患其重学轻术”。【8】西学侧重求知万物，中学强调应对万物。“西学既为求知，故重分析，各科不相谋。中学以人为中心，故多浑合，每一宗旨贯于人生及政治、生计一切问题”，西学探究人生问题，“亦视为一物而欲知其究竟”【9】，向外探求人生的缘起、意义与归宿等问题。

中国传统学术承认人生本于宇宙自然，顺流而下探究“何以生、何以善生”等问题。中国文化的义理学与其称为理学，不如视为道术更为恰当。换言之，中西文化的差异，在于处理心物的方式根本不同，“中之哲学，本主人生，以心御物，以理御事，以综贯为长。故良史子家，皆遍论诸事，如所谓博学而无所成名者，故不可得而分也”【9】。

在中国传统学术的脉络中，人之为学的目的就是学以为人，仅此一事，“人之所学，本学人事。人事不修，无学何异。此可谓知学之范围”【10】。成人之学应当以生、善、久为人道之纲，沟通先天之性与后天之学。然而，宋明理学家往往“标先天而忽后天，此其所以败也”【10】，时下则应当以史学正邪说。

有鉴于此，刘咸炘基于刘沅的先天之学，以生、善、久为人道之纲，人生当然的价值源自天地万物之自然，当然本于自然，中国学术以人生为核心，为学的目的在于如何成仁尽性，“尽当然以求自然”【11】。同时，刘咸炘主张先天之性应在“事上磨炼”，向外求知求理。在现代学术语境中，刘咸炘通过文史校雠之学，下学而上达，以博学于文的方式贯彻天道性命。

刘咸炘认为，时下学术研究的对象与先圣贤哲所研究的范围并无差别，一言以蔽之，“人事而已”。应对人事，既要弘扬先天的性善之旨，又要囊括后天的客观经验世界。宇宙不过由三物（天、地、生物）、二事（群与史）组成，学问应当分为“物”与“事”两门，与西学所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或文化科学）大致相同。

“究物者究静，究事者究动”，历史学的方法不外求因明变，刘咸炘自称“吾学止一史学，与今人言社会科学所指实同”，横为社会，纵为史，各举一端，不如直接称之为“人事”，万物以人为中心，“物之静者无价值，价值生于动之事”【12】。历史文化科学应以价值为目的，因事明理，“价值由人而生者也，求事实乃所以求价值，求价值又为应付之预备，则由学而到术”【12】，史学应当打通事实与价值、学术理念与人的实践活动。

1920年代，北京大学史学系主任朱希祖受到德国新文化史家兰普雷希特与美国新史学代表鲁滨逊的影响，力图引入社会科学，发展“科学的史学”。刘咸炘认为，借鉴社会科学的方法有助于理解史学的意义，“义理之学须资哲学、心理、伦理三科；事实之学，须资社会、经济、政治三科”【13】。

刘咸炘引述法国史家朗格罗瑟诺波《历史事实分类表》，将历史事实分为“物质的状况” “心灵的态度” “人事的风俗” “经济的习惯” “社会的组织” “政治的制度”等类别。站在学术分科立场的学人认为，史实应当尽量广泛，但并非一切记事之书都可视作史学。刘咸炘认为，史学应当涵盖一切人事，“常人以史为止记政制、人事。史犹有专域，不混于群书，今广为无所不包，则群书各成专门，史将一无所有”【14】。刘咸炘认为这正是史学的特质与价值：

史之所以无不包，以宇宙之事，罔不相为关系，而不可离析，《易》之所谓感也，史固意以人事为中心，然人生宇宙间，与万物互相感应，人以心应万物，万物亦感其心。人与人之离合，事与事之交互，尤为显著，佛氏说宇宙如网，诚确譬也。群书之所明者，各端也；史之所明者，各端之关系也；群书分详，而史则综贯也；综合者，史学之原理也。无分详，不能成综贯，而但合其分详，不可以成综贯。盖综贯者自成一浑全之体，其部分不可离立，非徒删分详为简本而已也。【14】

世界万事万物均有联系，人与人、人与物相互交感而成事，史学是探讨人事的综合关系，“观察风势，由此而生”【14】。分门别类的专门之书，仅仅记载事实，不能明了风势。“综贯成体，是为撰述，专门之书，多止记注而非撰述，即是撰述亦部分而已。明此三别，则史之独据者可见。”14分科的专门之史仅是史学的初步，史学应当在更高的层次把握世间万物、人与事的关联，探索人群实践活动的原理与趋势。

史学的广义就是人事学，“理不离事，学以明理，即学以明事。学问无他求，俗所谓懂事而已”【13】。世间与人相关联的不过事与理，“载事之书曰史，载理之书曰子。经皆史也，而《易传》 《论语》 《戴记》则子之类也。故经不能专为一学。事必求其理，理必著于事，子史亦不能划断也。”【13】

刘咸炘以此为基础，夫子自道：“吾之学，其对象可一言以蔽之，曰史；其方法可一言以蔽之，曰道家。何故舍经而言史，舍儒而言道?”【15】刘咸炘所讲的“学”以明事理为目的，探究事理必基于史。“此史是广义，非但指纪传、编年，经亦在内。子之言理，乃从史出，周秦诸子亦无非史学而已。横说谓之社会科学，纵说则谓之史学，质说括说谓之人事学可也。”【16】若要落实即事明理的人事学，需以“察势观风”为史识标的，以“史有子意”为史家宗旨。

乾嘉汉学意图超越宋明先天预成的形上学，却群趋考证学的知识实践。民初整理国故运动以方法与材料为准则判分新旧中西，倡导科学方法来实现整理国故，被时人视为“新汉学”。刘咸炘批评民初学风， “饾饤之习乃近日中国、日本所同，其所以趋此者，以么小考证易于安立，少引驳难，乃来名之捷径”【17】。

刘咸炘认为，史学可分四种类型：“一曰考证事实，是为史考。二曰论断是非，是为史论。三曰明史书之义例，是为史法。四曰观史迹之风势，是为史识。”【18】史考为治学的基础，可是没有系统的考证没有太多价值，“止是零碎事迹，不得为史”【18】。论断是非应以事实为依据，“然无识则止是任意爱憎，不得为学也”【18】。

史学的核心是作史之法与读史之识，“作者有识，乃成其法，读者因法，而生其识，虽二而实一也。法者，撰述之义例，章先生所谓圆而神者也。识者，知政事、风俗、人才变迁升降之故，孟子所谓论其世者也。”【18】史学方法不必人人专精，史识则是“人人的通课，才是真正史的功用”。

中国历代史学，司马迁、班固以史识卓绝著称。自唐代以后，史法暗而不彰，“止知整齐，撰述方板”【18】。宋人虽有史识，但偏重于史论，褒贬迂苛。近世鉴于史论的弊端，又流于考证之学，“于是熟于事实者，乃冒史学之称，而史学芜矣”18。史学由此偏重朝廷政事而忽视民情与风俗，详于具体事实而疏于风气流转。

刘咸炘认为，史家的职能是观盛衰之迹、风俗之变。诚如《七略》所言：“道家者流，出于史官，秉要执本，以御物变。”【16】 御变就是疏通知远，藏往知来。司马迁所言通古今之变，正是史之要旨。刘咸炘命名为“察势观风”。史学之可贵在于通观历代政事、风俗与人才的变迁升降，政事施于上，风俗成于下，人才为疏通两者的枢纽。

史识之义就是在一代之中，探究三者之中人与事的因缘，“何时兆之，何时成之，因何而起，因何而止，何人开之，何人变之，非史不详。故《尚书》每事为篇，《春秋》经传虽编年，而有先经张本，后经终事，皆明主事义之本末源流，而人止散见于其中”【19】。换言之，察势主要是将潜藏的可能与势态的运转两者联动，洞观世事的缘起与流变，寻求人群的原理与史事的公律，在历史发展的大势中探寻人事的若干法则。【20】

如何察势?察势主要是以道家持静之术，深观物变。邵雍溺于数，不深究史学流变，不能知晓古今之变，然其所秉持的观物之法，可谓道家御变之嫡传，“尽物之性，去己之情”，以物观物。【21】静观物变，若务求形而上之理，而不能详察形而下之变与是非之公，则会导致“委蛇于两端之间而中无所主”【16】，若要弥补此种局限，应当同时注重观风。【22】

风与俗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重要的历史观念。《刘子新论》中称：“风者，气也。俗者，习也。土地水泉，气有缓急，声有高下，谓之风焉。人居此地，习以成性，谓之俗焉。风有厚薄，俗有淳浇。明王之化，当移风使之雅，易俗使之正。是以上之化下，亦谓为风，人习而行，亦谓为俗。”23龚自珍进而寻求风的特性与背后的原因：“古人之世，倏而为今之世。今人之世，倏而为后之世。旋转簸荡而不已，万状而无状，万形而无形，风之本义也。”【24】

刘咸炘认为， “风有源有流。源也者，吹之者也，有所为而然者也。流也者，受吹者也，不知其然而然者也”【25】。风就是潜藏于人事背后的“有所为而然”与“不知其然而然”。刘咸炘在此基础上指出， “人群之孚感有不知其然而然者，故谓之风气”，“化民之道，亦进风气而已”。【26】史家的卓识正是观风察势，“风势万端，综贯以求，由繁至简，达于最高之原则，则见民风无过一张一弛之迭代，一切世事皆由此生，此即循环之大律，《易》之所谓‘一阖一辟’者也”【27】。

史学讲求时间与空间的辩证统一。刘咸炘认为， “横之综合为关系，《易》之所谓感也；纵之综合为变迁，《易》之所谓时也”，“纵横两观，史家之能事毕矣”。【28】由此，可将风分为土风与时风，“一代有一代之时风，一方有一方之土俗，一纵一横，各具面目”【28】。土风侧重地方风俗，时风是指时代思潮影响于人心，其中以“君之治术” “士之学术”最为显著。

世事与风气相为表里，“事势显而风气隐，故察势易而观风难。常人所谓风俗，专指闾巷日用习惯之事，与学术政治并立，不知一切皆有风气。后史偏于政治，并学术亦不能详，故不能表现耳。风之小者，止一事，如装饰之变是也。风之大者，兼众事，如治术之缓急，士气之刚柔是也。”【28】

蒙文通讲述国史体系时就认为，德国史家兰普莱希的集团心理“即一时代之心理及其转变如何”，认为这“既不是唯心论，又不是唯物论，就是由一时代心理反映上去理解其社会发展的各方面，而不是像唯心论者以心理为决定历史因素”。【29】

风与人心紧密关联， “察势观风”并非仅仅关系求真，更在于凸显史家的情意与史学的宗旨。章学诚所言“史而有子意”，观风取决于“道公学私”的旨意。史是客观的“序述”，子属于主观的论辨，天地之间关于人的知识可分为事与理、史与子。事与理交互，史书不仅是“序述”，还有作者的主观贯穿其中，子书也不单是论辨，议论中必有实事的例证，“若史单讲事，则六房案卷亦为良史，子单悬空，则成一个笼统的东西”【30】。

刘咸炘认为， “史当纯客观者，过甚失情之论也，史崇质实，中国早明其义，西洋则前史多为宗教、政治之用，近始惩其弊而重客观”【28】。然而，纯粹客观是物质科学分析方法，可视作整理史料之法而非作史之法。人事绝不能像物质那样分析探讨，即便是物质科学，也要发明公律，“不止于分析，公律由综合而成。凡经综合，即参入主观矣。若必不参主观，则只有零碎事实，日记、帐簿乃足当之。”【28】

史家的宗旨正是由史识综合而成，西方人称之为史观或史之解释。中国文化秉持中庸的特性，又传承道家的宇宙观，“知世间事变互为因果，故虽于史多所解释，而未尝特立一义，大抵置重人心，而又承有莫之为而为之天，故史迁谓究天人之际。”【28】

章学诚在《史德》篇中，标举“敬、恕二义”，最能体现“史有子意”的含义：敬即“慎于褒贬”，恕即“曲尽其事情”，如此才能称之为“能入”，世间学问未有“不入而能出”，道家史观秉要执虚，虚己之心观察物变而究其始终。不过，“道家之弊在但论事不论理”，儒家以仁义之道探究性命之理，评判社会变迁的利害得失，“然不明事之始终，从何论理?”【31】

刘咸炘发展史德说，以天道、人事、道家持静之术、儒家精义之功，建构了“察势观风”与“史有子意”的诠释系统：

天道之显然者为四时，史本根于时间，变本生于时间。变乃自然，道家之所谓道，即是自然。自然即是天。孟子曰：“莫之为而为者，天也。”道家、史家之所谓天，即指莫之为而为者。迁所谓天人之际，即是古今之变耳。四时即天道之变，而人事该焉。人事之变，不能逃天道。《易》之数与史之风，实相同也。六经中《易》言天道，而董氏则以《易》治《春秋》。太史曰：《春秋》推见至隐，《易》本隐以之显。即谓由事见风，以数该事耳。由此贯说，数也，时也，风也，皆变也。【32】

四时为时间演化与自然变迁，是天道最直接的呈现，既构成人事发生的基础，又为人事无法出离的法则。史学的根本即在时间的演进中探究人事变迁，究古今之变是史家最高之追求。【33】以道家史观与《易》数通变之法，探究《春秋》大义，方能“察势观风”，通观明变，因事明义，“事实实而风气虚，政事、人才皆在风中，即事见风，即实求虚，所谓史而有子意”【31】。

由此可见，“浅陋之学究，专以论人为史学，徒骋己见，固不足贵。而博杂之考据家，专以考事为史学，亦只为拾骨之学”【31】。历代史家中，司马迁、班固两人学有所本，“善观变，知流弊，所以为良史”【31】，可谓“察势观风” “史有子意”的典范。司马迁网罗逸闻，考证史事，以考信六艺、折衷孔子为主旨；考察帝王之道至秦汉间的变局，以缓柔、急刚分别古今风气，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为主旨。

就方法而言，刘咸炘舍儒而言道，以道家史观不断拓展博学之学。从学术主旨而论，刘咸炘阐发性善之旨，实践为人之道。儒道融汇，方能将研究方法与学术旨趣相配合，以精微之本统摄广大之末，又在时势变动中展现恒常之道。“察势观风”方能洞悉人事演化；“史有子意”贯通义理与事实、主客两端，又直接指向史学体裁与书写方式，落实人事学势必需要综合通贯的史体。

刘咸炘自称于史学服膺章学诚，“章氏分别撰述、记注，其所发明别识心裁，发凡起例，皆撰述之事”，若要以“察势观风” “史有子意”的方法与旨趣，赅摄人事的常与变，又必须以“作史圆神之法”，实践撰述之事，“吾辈非有作史之责，而必斤斤讲史法者，正以史法明，史识乃生。”【31】

道咸以降，西学东渐，随着基督纪年法和分时编纂观念的引入，以章节体为代表的西方历史编纂理论和史书体裁逐步成为清末民初学界主流，新史学家往往以纪事本末体比拟章节体史书。【34】梁启超认为，时下西方史学大多为纪事本末体，“盖纪传体以人为主，编年体以年为主，而纪事本末体以事为主。夫欲求史迹之原因结果以为鉴往知来之用，非以事为主不可。故纪事本末体，于吾侪之理想的新史最为相近，抑亦旧史界进化之极轨也”，“现代欧美史家大体工作全都在此。纪事本末体是历史的正宗方法”。【35】

杨鸿烈主张纪事本末体“以一事为一篇，每事各详起讫”，时下社会史、文化史、政治史、经济史、法制史、艺术史、宗教史等应当运用这种方法编纂专史。【36】现代学人总结近代西史东渐的本质在于中国史家重新审视中国的过去，运用“西方”话语，接受时间观念和组织分类，解释中国之“落后”，“与从前存在于中国的任何治史方法完全不同”。【37】钱穆对此颇为不满，批评学界“竞相模仿西方史书之体裁，于是纪事本末一体乃独见推崇”，“皆昧失于旧史之深义”。【38】

刘咸炘认为，读书必须先明体例，读史必须先明史法，“史法不明，虽工考证，善鉴赏，论必不当”【39】。“盖因史迹变动交互，必有变动交互之史体，乃能文如其事。”【40】清末民初，关于《春秋》的性质，经今古文学在断烂朝报抑或大义微言之间各执一词，刘咸炘则视《春秋》为史。作《春秋》之法为贯通史法，然而史并非仅为事实，作史并非仅为记录而已，“史之所以成者三：曰事，曰义，曰文。观事而知其所以然谓其识，因而有所是非向北谓其指。识与指，即所谓义也。著其文者，记其事而明其义也。”【41】

在刘咸炘明统知类的文史校雠体系中，“凡一切文字之体无不本于六经，故六经统群书。辨六艺以辨群书则得其体，因所载之殊而后体殊，故辨体即辨义，是谓校雠。”【42】文史校雠首重分类，刘咸炘认为，分类的标准不外体与义，“体者，著述之体裁。义者，学术之统系也。”【43】刘咸炘立足于章学诚的文史校雠之学，梳理历代史法、史体衍化，论断各家史学。

刘咸炘以六艺统摄经史子集，以六经确立文字著述的旨趣，以史书传衍六经各异的体例，以史法统于《尚书》 《春秋》、纪传三种体例，“明于三体而后史可成”。【44】若要明了历史变迁的历程，必须知晓史书的体系。

章学诚谈史体最精，其要点有三：一为分别记注与撰述，“即真史书与广义史书之分”；二为考察《尚书》 《春秋》、编年、纪传演变的缘由，“昔之论者，止知三体，且视为各别之种类，章君则明其嬗变，藉词名之，可谓为史体演化论”；三为“于三体之后别创新体”，司马迁吸收编年之长处，章学诚计划“上取《尚书》，下采纪事本末”，将司马迁的纪传体发展为更为“广大活动之体”。刘咸炘认为，从广义上而言，“凡记事书，皆为史”；真正的史学必须建立在“真史书”和“撰述”的基础之上，具有“寻常记事书所无之素质”。【40】

单纯的考据只是治史的功力，一般的记事书只是史料，都不是“真史学”，而“今之读章君书者，犹混史料与史为一”【40】。此论明显针对胡适所阐发的“六经皆史料”说。钱穆对胡适等人将“六经皆史”说引申为“六经皆史料”颇为不满，赞誉刘咸炘是“近代能欣赏章实斋而来讲求史学的”。【45】

辨析史体，始自刘知几。刘知几在《史通》首章，论断《尚书》《春秋》《左传》《国语》《史记》《汉书》六家与编年、纪传二体，认为《尚书》为纪言之书，体例不纯，《国语》为国别之史，“二种后皆少继”；纪传与编年各有短长，“编年长在整齐，无重出，短在隐僻不关国政之事，不能迂道而说。纪传长在赅广，短在事多重出，编次不求年月。”【40】

刘咸炘认为，刘知几立论粗疏，不明书体，标准参差不齐，尤其是纪传本是一个整体，文存互见并非“重出”。读史贵在明晰事情的来龙去脉与发展趋向，“一事必经时与人，依年依人，各为一线”，编年、纪传在年代与人物方面各有侧重。两汉之后，编年、纪传日趋方板，“守直线而不知变化”【46】，导致事件日益分散，读者无法洞悉事件整体，遂有纪事本末体的“别为一体”，接续《尚书》《国语》的传统。章学诚阐发《尚书》、编年、纪传三体的递嬗，“一线相承而不变，史体于是大明”【46】。刘咸炘立足章学诚《书教》篇，以源流互质的方式，论述史体变迁：

盖史之起原，本为账簿，大氐最初即依年月，是可名之为年历。（免与编年相混） 其体盖止记注，且必粗略，故有别记之书生焉，则进入于撰述矣。诸国当皆有之，如所谓百国宝书及《楚书》 《郑志》之类皆是。其专主记言者，则为《国语》。《春秋》者，年历之长成，与《尚书》为对立，左丘明取别记之材，入年历之中，以成经纬，其内容扩充，而于年历径直之体，亦稍变动。司马迁更进而加扩充变动之，以年历本体为本纪，又依《周谱》作表，而以别记之旧式为书与列传，其不同于左氏者，年次变为篇次耳。其同于左氏者，年历为经，别记为纬也。【46】

年历体例方板，别记相对灵活，左丘明撰《左传》结合年历与别记，司马迁因实事之变，因势利导，合之为一体，之所以日趋灵活完备，“求合于变动交互之史迹”【46】。

然而，汉以后纪传体史书日趋方板，“变为卯册类书”，修史“变专家为官修”，史学之弊病日趋明显，“史识之褊、史体之坏”，“史材之日隘”与“史文之日瘠”，纪传体逐渐为编年、纪事本末所取代，“史学亦由是陋矣”：“自晚宋人以击断为史学，不惟不究文化风俗，即并制度亦希加考论，其视史也，若君子小人谱而已。故著史论者，多止论人，议史体者，惟争传之正副。此则行状、墓志之简本，固已足以供之矣，亦何怪作史者之惟删行状、墓志哉?”【47】

史学以全文化为内实，不当限于政治；宋代以来罕言文化风俗，史识日益狭隘。“读史本为求识，所以必读纪传书，作史者不知此，则纪传书只是一碑传集，非史矣。读史者不知此，则史论只是一月旦评，非史论矣。”【48】

梁启超主张以文化史代政治史，以纵断史取代横断史，纵断分为“年代” “地理” “民族” “政治” “社会及经济” “文化”等六种。西方史学以分类为专门，又强调综合之法，哲学史必依托文化，政治史兼顾经济。刘咸炘针对学界欣羡西方史学的分详，轻忽中国史学“综贯之妙”，提出时下应当发挥章学诚学说，“明古纪、传上承《尚书》之义，别立新体，斯尽善矣，何区区于专门分类乎?”【48】

纪传体以纪为全书纲目，表、书、世家、列传为纬，既详述专门又互相联动，可依据史事变动与复杂程度，因时应事而调整。欲求史识，必治纪传体史书。纪传的特长有三：“一曰能具事之始末，二曰能综合，三曰能赅广。”时下应当立足于纪传，再创新体。章学诚曾主张以纪传之体，综合纪事本末之法，增加图谱，删除书志之名，创新史体。乾嘉时期，此说未能引起学界注意。

欧洲章节体史书并非编年与纪传，今人无意贯彻章学诚的计划，撰写教科书时多效仿欧史，以之为新史体。刘咸炘再三强调史体不出依年、依事、依人三类，“编年依年，纪事本末依事，而《尚书》 兼事与人，纪传则兼三者而成类。若纯依人，则后之纪传乃然，是记注与单行传记之体，非史体也”【46】。

纪传体实则兼具依年、依事、依人，“为最宏而变”，“纪、表以年，书以事，传以事或人。传之所述广博，过于书、志。书、志方而有限，传体圆而多变”。【48】章学诚以此为基础，加以变通，“以事为目，而分注诸篇之目，以济年人分散之弊，是可谓为最后完备之体”，弘扬《尚书》、司马迁之精神，“欧洲史体亦兼有制度与个人之篇，校纪事本末为宏，然犹不能及此，况粗糙之教科书哉?”【46】

20世纪30年代，治国学者群趋史学一途，编纂宋史成为民国学界的重要议题。鉴于学界盲目效仿西方史学的风气，蒙文通、唐迪风建议刘咸炘重修宋史。刘咸炘认为，编纂宋史首要是复兴浙东学术，贯通宽广之风与归一之论，实践理不离事、“道公学私”的理念。浙东学术融贯时势与人事，道器合一，可谓人事学的典范，此一主张“不独为当然之理，亦必然之势”【49】。

虽然刘咸炘编修宋史的计划未能得以实现，但在现存修订宋史的纲目中，刘咸炘将政体与治术、党争、学术与世风融会贯通，以“察势观风”的视野突显天水一朝的风势之变。刘咸炘认为，近三百年，熟悉宋代史事者，“首推全谢山，盖浙东之传”【50】，宋史编撰应当承续浙东学术，发挥章学诚的遗志，“试用新体而分条辑论”【49】。刘咸炘尝试以题目长编为初步，“倘竟不能成体而为别裁，亦非止如寻常纪事本末也”【49】。

“价值的宣扬”与“事实的重建”在中国传统学术中本为一体，现代学术由经入史之后，两者逐渐分离。胡适认为学问、信仰与道德应当分离，现代人要脱离道德伦理来研讨学问，以此推动学术进步。【51】柳诒徵指明乾嘉时期与民国学术的分别与利弊：“乾嘉学者过于尊圣贤，疏于察凡庶，敢于从古昔，怯于赴时势。今人则过于察凡庶、怯于从古者（昔）。必双方剂之，始得其平。”【52】

现代学术转型应当在历史文化传统与现实社会问题之间建立有机关联，方能平衡价值与事实，因事而明理。近代新史学主张史学由记事功能演化为探寻进化的轨迹。柳诒徵强调历史学既要通观各国家、民族历史，考究共同的轨辙，“以求人类演进之通则”，又要追求本民族特殊的发展历程，“以明吾民独造之真际”，阐扬固有文化，振兴民族精神。治史的第一要义“不当专求执德以驭史，而惟宜治史以蓄德”【53】，史学在一定程度上承担着价值与事实的双重功能。朱希祖受到德国新文化史家兰普雷希特与美国新史学代表鲁滨逊的影响，力图引入社会科学，将“文学的史学，改为科学的史学”【54】。

何炳松应邀翻译鲁滨逊的《新史学》，同时撰《章学诚〈文史通义〉札记》《章学诚史学管窥》，“立说宗实斋而以《新史学》之说融会贯通之”【55】。何炳松心目中的“撰述”是以考辨史料为基础，又赋予历史以意义，以此实现“通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的独断之学。何炳松提倡以科学的精神审视《史通》和《文史通义》中的史学原理，“合科学的，我们应该提出来加以发挥，不合的就应该打倒”【56】。

刘咸炘认为，中西新旧之争“不免要受未通两字的考语”，中西是地方，新旧是时代，不应当成为是非判断的标准。“我是视西如中，视新如旧。本来主义是主义，问题是问题，论是论，证是证，材料是材料，方法是方法，各不相混。”【57】胡适的实验哲学与周作人的文学，“不但在时间上是中国旧东西的变相，而且在空间上还是中国土风的结晶体。”【28】

刘咸炘力图融汇中西新旧之学于一炉，“旁参书者，采西方专科，申系统之说，以助吾发明整理也。昔印度之学传入中华，南朝赵宋诸公皆取资焉，以明学理，增加名词，绪正本末。以今况古，势正相同。此非求攻错于他山，乃是取斧铁于陶冶。”【58】鲁滨逊《新史学》“在西方为前无古人。而吾国人亦颇推奉之，不知其说有浅有深。浅者刘子玄之所已言，已为中国学者之常谈。深者则诚子玄所未有，而郑渔仲、章先生所已发明也”【59】。

鲁滨逊所言“广材料” “重普通” “知综合” “重源流” “求原理”五点均非常确当，鲁滨逊所言史家研究事物的所以然，需要有史心贯注其中。然而，鲁滨逊不能深知风气的根本，其所言原理偏重物质，“史止是事物发明史”，“止知物质是西人通病”。【59】学者将鲁滨逊“新史学”视为科学定律，章学诚“别识独断”之说貌似主观，实则能尽分合之能事，“因时而变，而归于不变，由特殊以达于普通，所持者圆”【59】。

进化论无法解释一切历史变迁，中国道家史学的精当处在于见始知终，简而能赅。“章先生之所谓天与道者恢恢大哉，疏而不漏，夫岂生物学之定律所能比拟乎?”【59】章学诚的文史校雠之学是刘咸炘学术的基石，刘咸炘深知章学诚学术的张力：长于统纪，但缺乏“根本之识”，同时见闻未广，编纂史书时于“征实发见亦未造极”。【60】刘咸炘在病逝前夕，有意将章学诚的文史校雠之学提升至哲学层次， “由七略、六艺、诸子之分，而明道公学私，事先理后之大理，可假名之曰校雠哲学”。【61】

现代学术体系以“分尽专长”为特性，分科之学与现代社会分工相对应，为解决现代社会问题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知识系统与技术手段，而同时在无形之中割裂了知识与道德、价值与事实，以及人与社会的整体性。有鉴于此，刘咸炘尝试通过“合归大体”的方式转化传统经史之学，以人事学或真史学融汇儒家义理与道家史观，以德性引导学问与功力的开展，又以道问学的方式激发与滋养德性。

史学即是广义的人事学，从人与事的角度确定了历史的主体与历史学的对象，直面并包容现实经验世界，为绝对价值提供经验基础。真史学应当“察势观风”，洞悉人事变迁，“史有子意”方可沟通主观与客观，“察势观风”与“史有子意”可视作贯通古今的史学方法与视野；纪传体裁可以兼顾时间、事与人，以此开创新体，为书写整体的历史提供体例参考，融贯先天与后天。

1932年，年仅36岁的刘咸炘英年早逝，其诸多学术抱负未能系统化展开。然而，人事学视野中的史学或能被视作超越现代学术分科的有效资源，以“察势观风”与“史有子意”出发考察历史文化、当下时势的流变，进而会通古今中西，为建立义事兼备的现代学术体系以及扎根中国又融汇中外的学科系统提供切实的新路径。

注释

1相关研究成果，参见周鼎：《刘咸炘学术思想研究》，巴蜀书社，2008年；严寿澂：《察变观风，史有子意：读刘咸炘〈治史绪论〉》，《第二届传统中国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二）》，2007年，第277-293页；刘开军：《西史东渐中的坚守：刘咸炘的中国本位史学理论》，《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杨志远：《察势观风：刘咸炘史学思想析论》，高雄：丽文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

2梁启超：《治国学的两条大路》，《国学研究会演讲录》第1集，商务印书馆，1923年，第94-101页。

3刘咸炘：《推十文·与蒙文通书》，《推十书》 （增补全本）戊辑，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605页。

4刘咸炘：《两纪》，《推十书》 （增补全本）甲辑，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1049-1054页。

5刘咸炘：《内书·撰德论》，《推十书》 （增补全本）甲辑，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912页。

6 刘咸炘：《子疏》定本，《推十书》 （增补全本）乙辑，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36页，第35页。

7 刘咸炘：《左书·邵尧夫学说》，《推十书》 （增补全本）甲辑，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174页，第175页。

8刘咸炘：《善恶》，《推十书》 （增补全本）甲辑，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679页。

9 刘咸炘：《浅书续录》，《推十书》 （增补全本）己辑，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178页，第178页。

10 刘咸炘：《浅书》，《推十书》 （增补全本）己辑，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123页，第115页，第115页。

11 刘咸炘：《治史绪论》，《推十书》 （增补全本）己辑，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239页，第239-240页，第240页，第240页。

12刘咸炘：《中书·道家史观说》，《推十书》 （增补全本）甲辑，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43页。

13 刘咸炘：《中书·道家史观说》，《推十书》 （增补全本）甲辑，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43页，第43页。

14刘咸炘：《推十文集·复蒙文通书》，《推十书》 （增补全本）戊辑，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605页。

15 刘咸炘：《治史绪论》，《推十书》 （增补全本）己辑，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235页，第235页，第235页，第235页，第235页，第237页。

16刘咸炘：《治史绪论》，《推十书》 （增补全本）己辑，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236页。

17参考瞿林东：《天人古今与时势理道——中国古代历史观念的几个重要问题》，《史学史研究》2007 年第 2 期；于连：《势：中国的效力观》，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

18 刘咸炘：《左书·邵尧夫学说》，《推十书》 （增补全本）甲辑，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170页，第172页。

19关于刘咸炘“风”之观念的研究，可参见王汎森：《“风”：一种被忽略的史学观念》，《执拗的低音：一些历史思考方式的反思》，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曹小文、曹守亮：《“风”：刘咸炘历史理论的枢机》，《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

20刘勰：《刘子集校合编》，林其锬集校，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076页。

21龚自珍：《释风》，《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128页。

22刘咸炘：《中书·流风》，《推十书》 （增补全本）甲辑，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65页。

23刘咸炘：《内书·扬善》，《推十书》 （增补全本）甲辑，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811页。

24刘咸炘：《史学述林·重修〈宋史〉述意》，《推十书》 （增补全本）丙辑，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573页。

25 刘咸炘：《治史绪论》，《推十书》 （增补全本）己辑，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240页，第242页，第241页，第243页，第243页，第243页。

26蒙文通：《国史体系》，《国立东北大学校刊》1944年第6期。

27刘咸炘：《戊辰春讲语》，《推十书》 （增补全本）己辑，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365页。

28 刘咸炘：《治史绪论》，《推十书》 （增补全本）己辑，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237页，第238页，第238页，第244页，第237页。

29刘咸炘：《中书·道家史观说》，《推十书》 （增补全本）甲辑，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43-44页。

30参考冯婵、刘开军：《刘咸炘“察势观风”的史学内涵与思想价值》，《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13年第11期。

31舒习龙：《传统历史编纂学的嬗变与中西史体的初步交融》，《苏州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

32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东方出版社，1996年，第24页。

33杨鸿烈：《历史研究法》，商务印书馆，1939年，第461页。

34何伟亚：《怀柔远人：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邓常春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250页。

35钱穆：《张晓峰中华五千年史序》，《钱穆纪念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43页。

36刘咸炘：《太史公书知意》，《推十书》 （增补全本）丙辑，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15页。

37 刘咸炘：《史学述林·史体论》，《推十书》 （增补全本）丙辑，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379页，第379页，第379页，第380页。

38刘咸炘：《左书·春秋平论》，《推十书》 （增补全本）甲辑，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138页。

39刘咸炘：《中书·认经论》，《推十书》 （增补全本）甲辑，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38页。

40刘咸炘：《校雠通义》，《推十书》 （增补全本）丁辑，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13页。

41刘咸炘：《中书·三术》，《推十书》 （增补全本）甲辑，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6页。

42钱穆：《中国史学名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第270页。

43 刘咸炘：《史学述林·史体论》，《推十书》 （增补全本）丙辑，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381页，第381页，第382页，第382页，第382页，第283页。

44刘咸炘：《史学述林·史病论》，《推十书》 （增补全本）丙辑，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565页。

45 刘咸炘：《治史绪论》，《推十书》 （增补全本）己辑，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237页，第240页，第240页。

46 刘咸炘：《史学述林·重修〈宋史〉述意》，《推十书》 （增补全本）丙辑，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573页，第574页，第574页。

47刘咸炘：《〈宋史〉豫记》，《推十书》 （增补全本）丙辑，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761页。

48王汎森：《执拗的低音：一些历史思考方式的反思》，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第3-12页。

49柳诒徵：《与青年论读史》，杨共乐、张昭军主编：《柳诒徵文集》第11卷，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407页。

50柳诒徵：《国史要义·史德》，上海古籍出版社，第91页。

51朱希祖：《北京大学史学系过去之略史与将来之希望》，载《北京大学卅一周年纪念刊》，国立北京大学卅一周年纪念会宣传股编印，1929年，第70-71页。

52李孝迁、任虎编校：《近代中国史家学记》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263页。

53何炳松：《论所谓“国学”》，《何炳松史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79页。

54 刘咸炘：《看云》，《推十书》 （增补全本）庚辛合辑，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240页，第241页。

55刘咸炘：《浅书》，《推十书》 （增补全本）己辑，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123页。

56 刘咸炘：《〈文史通义〉识语·较新》，《推十书》 （增补全本）甲辑，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1119页，第1121页，第1121页，第1121页。

57刘咸炘：《推十文·自述》，《推十书》 （增补全本）戊辑，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519-520页。

58刘咸炘：《艺文势变表》，《推十书》 （增补全本）丁辑，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194页。

59 参见左玉河：《从四部之学到七科之学：学术分科与近代中国知识系统之创建》，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

60 陈书良编：《梁启超文集》 2，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年，第206页。

61 桑兵：《近代中国的新史学及其流变》，《史学月刊》 2007年第11期；张凯：《经史分合：民国时期〈中国史学史〉的两种写法》，《社会科学战线》 2012年第8期。

来源：《天府新论》202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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