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专家共识》解读：试管路上你走弯了吗？
一、这是个什么样的专家共识，够权威么？
这个共识2018年4月《中华医学遗传学》杂志公开发表，经中国妇幼保健协会生育保健专业委员会、中国医师协会生殖医学专业委员会、中国医师协会医学遗传学分会、中国遗传学会遗传咨询分会和中国妇幼健康研究会生殖内分泌专业委员会专家讨论达成，代表国内生殖领域主流专家普遍认可的专业意见。
二、对于试管患者而言，这个专家共识的最大意义是什么？
最大的意义是少走弯路，至少应该看明白什么情况应该做PGS？什么情况应该做PGD。特别对于高龄、多次流产或移植失败的患者，更应该了解国内主流专家的最新共识建议是什么，少听忽悠，少把个案当普遍，少走弯路错路！
三、什么样的人群要做PGS（三代试管筛查技术）？
1.女方高龄(advanced maternal age，AMA),女方年龄38岁及以上。
2.不明原因反复自然流产(recurrent miscarriage，RM) ,反复自然流产2次及以上。
3.不明原因反复种植失败(recurrent implantation failure，RIF)，移植3次及以上或移植高评分卵裂期胚胎数4～6个或高评分囊胚数3个及以上均失败。
4.严重畸精子症。
四、什么样的人群要做PGD（三代试管诊断技术）?
1.染色体异常：夫妇任一方或双方携带染色体结构异常，包括相互易位、罗氏易位、倒位、复杂易位、致病性微缺失或微重复等。
2.单基因遗传病：具有生育常染色体显性遗传、常染色体隐性遗传、X连锁隐性遗传、X连锁显性遗传、Y连锁遗传等遗传病子代高风险的夫妇，且家族中的致病基因突变诊断明确或致病基因连锁标记明确。
3.具有遗传易感性的严重疾病
夫妇任一方或双方携带有严重疾病的遗传易感基因的致病突变，如遗传性乳腺癌的BRCA1、BRCA2致病突变。
4.人类白细胞抗原(humanleukocyte antigen，HLA)配型
曾生育过需要进行骨髓移植治疗的严重血液系统疾病患儿的夫妇，可以通过PGD选择生育一个和先前患儿HLA配型相同的同胞，通过从新生儿脐带血中采集造血干细胞进行移植，救治患病同胞。
五、高龄患者做一代或二代试管是在走弯路么？
国内很多38岁以上甚至40岁以上患者，还在大量尝试做一代和二代试管，国内也有很多生殖医生会建议说做三代可能得不到能通过PGS筛查的胚胎，患者也容易心存侥幸，看到个别成功自卵案例就以为也能成功。但是从最新的《专家共识》来看，国内主流专家已经建议高龄应该做三代试管，这个是建立在众多专家的一线临床数据和技术实践基础上的，应该引起更多高龄患者的重视。
六、反复流产和移植失败应该做“免疫治疗”还是做三代试管？
很多反复流产或试管移植失败患者都去看“免疫治疗”，国内一些三甲医院生殖中心也有开展，但是“免疫治疗”一直存在很大争议。早在2002年，美国FDA就叫停了针对习惯性流产的“免疫治疗”。我国北医三院生殖医学中心网站一篇文章显示：免疫原因已被质疑，“输注丈夫淋巴细胞的前瞻性资料最初也是令人鼓舞的，然而未被证实。从此次发布的《专家共识》来看，反复流产2次或移植失败3次的患者应该做三代试管，应该“比免疫治疗”更得到主流生殖专家普遍认可！
《胚胎植入前遗传学诊断/筛查技术专家共识（2018版）》
由上海交通大学、北京大学、南京医科大学、山东大学、安徽医科大学、中南大学、浙江大学、中信湘雅医院等单位的业内著名专家共同拟定的“胚胎植入前遗传学诊断/筛查技术专家共识”，2018年4月在最新一期的中华医学遗传学杂志公开发表，标志着我国胚胎植入前遗传学诊断/筛查进入规范化、专业化时代。
随着辅助生殖技术临床开展规模的日益扩大，以及细胞及分子遗传学诊断技术的快速发展，胚胎植入前遗传学诊断(preimplantation genetic diagnosis，PGD)和植入前遗传学筛查(preimplantation genetic screening，PGS)技术迎来了快速的增长和发展。为使该项技术更加规范且有效地实施，经中国妇幼保健协会生育保健专业委员会、中国医师协会生殖医学专业委员会、中国医师协会医学遗传学分会、中国遗传学会遗传咨询分会和中国妇幼健康研究会生殖内分泌专业委员会专家讨论，结合国际发展动态和国内临床应用的实际情况，达成以下临床和实验室专家共识。
第一部分 PGD/PGS的临床流程与质控
1 适应证和禁忌证
1.1 PGD的适应证
1.1.1 染色体异常
夫妇任一方或双方携带染色体结构异常，包括相互易位、罗氏易位、倒位、复杂易位、致病性微缺失或微重复等。
1.1.2 单基因遗传病
具有生育常染色体显性遗传、常染色体隐性遗传、X连锁隐性遗传、X连锁显性遗传、Y连锁遗传等遗传病子代高风险的夫妇，且家族中的致病基因突变诊断明确或致病基因连锁标记明确。
1.1.3 具有遗传易感性的严重疾病
夫妇任一方或双方携带有严重疾病的遗传易感基因的致病突变，如遗传性乳腺癌的BRCA1、BRCA2致病突变。
1.1.4 人类白细胞抗原(human leukocyte antigen，HLA)配型
曾生育过需要进行骨髓移植治疗的严重血液系统疾病患儿的夫妇，可以通过PGD选择生育一个和先前患儿HLA配型相同的同胞，通过从新生儿脐带血中采集造血干细胞进行移植，救治患病同胞。
1.2 PGS的适应证
近期高通量遗传检测技术(PGS 2.0版)的研究和发展，对PGS的临床意义提出了新的质疑，包括不同程度和部位胚胎染色体异常嵌合型的存在、临床检测技术的精准性、对移植胚胎的选择和放弃的标准、PGS的活产率计算方式及其应用价值等，提示PGS的循证证据尚需进一步的研究和验证，其指征也面临修正和更新。目前PGS可应用于以下几个方面：
1.2.1 女方高龄(advanced maternal age，AMA) 女方年龄38岁及以上。
1.2.2 不明原因反复自然流产(recurrent miscarriage，RM) 反复自然流产2次及以上。
1.2.3 不明原因反复种植失败(recurrent implantation failure，RIF) 移植3次及以上或移植高评分卵裂期胚胎数4～6个或高评分囊胚数3个及以上均失败。
1.2.4 严重畸精子症
1.3 PGD的禁忌证 有以下情况之一者，不得实施PGD技术：
1.3.1 目前基因诊断或基因定位不明的遗传性疾病。
1.3.2 非疾病性状的选择，如性别、容貌、身高、肤色等。
1.3.3 其他不适宜实施PGD的情况。
1.4 其他几种特殊情况
1.4.1 性染色体数目异常
如47，XYY、47，XXX等，产生性染色体异常后代的几率较低[1,2]，不建议实施PGD；而47，XXY生育后代染色体异常风险增加[3]，可酌情考虑是否实施PGD。
1.4.2 对于常见的染色体多态
如1qh＋、9qh＋、inv(9)(p12q13)、Yqh＋等，不建议PGD。
2 遗传咨询和知情同意
患者夫妇在选择实施PGD/PGS前，需要接受至少一次的遗传咨询，使其充分了解自身的生育和遗传风险，知晓现阶段可能的医学干预措施及其利弊，自愿选择治疗方式，并保存相关咨询记录资料。
2.1 病史采集及家系分析
包括收集患者及相关家系成员的原始临床资料及遗传检测结果，绘制系谱图；询问夫妇双方的疾病史、生育史、专科检查及健康评估结果；对于HLA配型者，需评估患儿目前的病情及诊治情况，判断其病情是否允许等待。
2.2 风险评估
结合家系调查和遗传检测结果，以及相关疾病的一般遗传发病规律，充分评估夫妇的再生育风险。
2.3 知情选择
根据评估的生育风险告知可能的干预措施，如产前诊断、PGD/PGS、配子捐赠等，以及现阶段不同干预技术方案的优缺点，让夫妇自愿选择生育干预措施。夫妇在选择PGD/PGS周期治疗前，需充分知晓整个过程中的各类风险，涉及常规体外受精的治疗过程、PGD/PGS技术造成的胚胎活检、冷冻复苏损伤、个别胚胎可能诊断不明、检测后无可移植胚胎、染色体嵌合型胚胎发育潜能的不确定性、无法常规鉴别染色体结构异常的携带者、由于胚胎自身的生物学特性以及检测技术的局限性可能导致误诊的风险、以及若获得持续妊娠，需行产前诊断确诊等。
3 胚胎移植
3.1 行PGD/PGS检测后的胚胎，建议行单胚胎移植。
3.2 当本周期无完全正常的可移植胚胎时，患者经遗传咨询和知情同意后，可自愿选择移植非整倍体嵌合体异常胚胎[4]，并依顺序优先选择移植不良风险较小的嵌合型胚胎。
3.3 在对单基因疾病实施PGD时，携带致病基因突变但很可能不发病的胚胎可作为备选移植胚胎。
3.4 可选择新鲜周期移植或者复苏周期移植。
4 随访
PGD胚胎移植后获得持续妊娠者，需进行侵入性产前诊断。现阶段不建议采用无创产前筛查的方法，并应随访妊娠的结局以及新生儿的情况。
5 临床质控
5.1 夫妇在进入PGD/PGS治疗周期前，需接受至少一次遗传咨询，并保存完整的咨询记录、知情同意书和病案记录。
5.2 确定接受PGD/PGS周期治疗的夫妇的临床指征合理且充分。
5.3 PGD获得持续妊娠者，产前诊断结果与胚胎检测结果符合率>98%。
5.4 对PGD/PGS的临床结局分析，建议使用活产率/每起始周期的统计方法。
第二部分 胚胎实验室的显微操作与质控
1 授精方式的选择
1.1 卵胞浆内单精子注射(intracytoplasmic sperm injection，ICSI)
PGD/PGS周期建议采用ICSI授精方式，以最大限度地减少母源颗粒细胞和父源精子对下游遗传学检测准确性的干扰，特别是下游检测拟采用核酸扩增技术者。
1.2 常规体外受精(in vitro fertilization，IVF)
使用荧光原位杂交(fluorescence in situ hybridization，FISH)方法进行胚胎遗传学检测时，也可采用IVF授精后形成的囊胚，但应警惕精子和其他细胞核的污染。
2 活检的时机
2.1 极体活检
通过极体活检进行PGD/PGS，可分析判定母源遗传信息。
2.1.2 第一极体活检：可在取卵后实施，也可在ICSI后0.5～2 h进行。
2.1.3 第二极体活检：在ICSI后8～14 h第二极体排出后进行。
2.1.4 在ICSI受精后8～14 h内，可同时活检获取第一极体和第二极体。
2.2 卵裂期活检
卵裂期活检一般在授精后66～70 h进行，对此时发育至6～8细胞、碎片含量< 30%的胚胎进行活检。通常活检1个卵裂球，最多不超过2个。在卵裂期活检后，胚胎仍可继续生长发育2～3天，成为囊胚。在该时间段内若能完成胚胎遗传学诊断，则可实行新鲜周期移植。
2.3 囊胚活检
囊胚活检对胚胎发育的潜力影响较小，已成为目前PGD/PGS的主要活检方式。囊胚期活检是在授精后第5～6天、囊胚充分扩张后进行。建议活检囊胚评分应在4BB以上，活检细胞数以5～10个为宜。通常囊胚活检后的胚胎需立即冷冻保存，待胚胎遗传学分析完成后，择期对结果正常的胚胎进行复苏移植。
3 胚胎活检
3.1 透明带打孔
3.1.1 透明带打孔的方法有机械法、Tyrodes酸法和激光法。目前激光法更为常用，在活检时应尽量避免对细胞造成热损伤。
3.1.2 机械法打孔和激光法可以用于授精前的极体活检，Tyrodes酸法可能对纺锤体产生不利影响。
3.1.3 卵裂期或囊胚期活检可以采用机械法、Tyrodes酸法和激光法。
3.1.4 囊胚活检的透明带打孔可以在授精后第3天、第5天、活检前4 h或活检时进行。
3.2 活检细胞的数目
应根据遗传检测的要求，单独或同时移取第一或第二极体；卵裂期活检应移取1～2个细胞。若需移取2个细胞，则活检胚胎应包含≥ 6个细胞；囊胚活检采集的滋养细胞数目应控制在5～10个。
3.3 二次活检
反复活检将影响胚胎的发育潜力。但在首次活检诊断不明时，可以考虑二次活检(包括卵裂期胚胎和囊胚)；如果胚胎活检后已冷冻，可以考虑复苏后再次活检[5]。
3.4 选择活检的细胞
在卵裂期活检卵裂球时，应选择移取有核且为单核的细胞，囊胚活检应选择远离内细胞团的部位。
4 活检胚胎的冷冻
在等待PGD/PGS遗传学检测结果时，需要对活检后的胚胎进行冷冻保存。建议采用玻璃化冷冻技术，活检后的卵裂期或囊胚期的冷冻方法与常规胚胎冷冻方法相同。
5 活检样本的预处理
5.1 核酸扩增法检测的预处理
下游采用核酸扩增法进行遗传学检测者，活检所移取的细胞经过洗涤后应放入含有2.5 μL磷酸盐缓冲液(或遗传检测试剂盒所要求的预装试剂)的PCR管中，同时移取少许洗涤液到空白PCR管中作为空白对照。
5.2 FISH检测的预处理
不同的细胞固定方法均可以获得满意的效果；在处理时应注意做好固定液的隔离防护措施。
6 胚胎活检实验室的质量控制
6.1 胚胎活检环境的质量控制
6.1.1 同ICSI体外胚胎操作实验室标准，在百级层流、37℃恒温、覆盖于无菌矿物油下的无菌培养液滴中进行。
6.1.2 为减少胚胎之间的相互污染，必须确保每个微滴中仅包含一个胚胎，活检针和活检材料转移吸管须无活检细胞成分的残留。
6.2 胚胎活检人员的质量控制
胚胎活检技术人员应具备熟练的ICSI操作经验，在操作中全程遵循严格的无菌原则，以防外源性污染。
第三部分 遗传实验室的遗传检测与质控
根据胚胎遗传检测的靶标，又可分为基因水平的检测和染色体水平的检测。
1 基因水平的检测
1.1 适用范围
经过规范的临床咨询，明确具有单基因遗传病高风险的夫妇；夫妻双方或之一携带有严重疾病明确的遗传易感基因致病突变；HLA配型选择。
1.2 检测策略和原则要求
1.2.1 为避免因扩增失败、优势扩增、等位基因脱扣(allele drop-out，ADO)、样本污染等导致的误诊或诊断不明，建议PGD的胚胎基因检测应同时进行突变位点的直接分析和遗传多态位点连锁分析[6,7]。
1.2.2 用于连锁分析的遗传多态位点可以是短串联重复序列(short tandem repeat，STR)或者单核苷酸多态位点(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SNP)。
1.2.3 建议在致病突变位点上、下游1 Mb的范围内分别选择至少2个可提供遗传信息的多态位点，同时避免选择同源性高、相邻序列中GC含量高或有多聚核苷酸序列的SNP位点。
1.2.4 对于性连锁遗传病，建议加入性别指示位点的检测。
1.2.5 对于HLA配型者，用于连锁分析的遗传多态位点需要覆盖HLA-A、HLA-B、HLA-DRA和HLA-DQB1的上、下游，在每个区域中至少选择5个可提供遗传信息的多态位点。
1.2.6 在进行遗传多态位点连锁分析时，需注意突变位点附近的基因组重组。
1.3 检测方法
1.3.1 巢式PCR法
其中第一轮多重PCR应扩增多个目标位点(含突变位点以及连锁遗传的多态位点)。
1.3.2 全基因组扩增(whole genome amplification，WGA)
又可分为基于PCR原理和非基于PCR原理的扩增方法。WGA扩增的产物可采用多种方法进行突变位点及遗传连锁位点的鉴定，包括荧光PCR、Sanger测序、单核苷酸多态微阵列芯片(SNP array)[8,9]、高通量测序(next generation sequencing，NGS)[6]以及联合检测等。
1.4 PGD检测前的验证
1.4.1 在施行PGD前，需要在家系样本中对已知致病突变进行验证。
1.4.2 应选择突变位点上、下游的多态位点，在家系样本中进行连锁分析，从中选择能够提供遗传信息的位点建立单体型图。
1.4.3 在单个细胞水平验证PGD检测方案的有效性
1.4.3.1 在实施PGD检测前，需要在单个细胞上验证方案的有效率，评估目标检测位点扩增的有效性以及ADO率。
1.4.3.2 验证样本可以是淋巴细胞、颗粒细胞、口腔粘膜细胞、胚胎细胞等，应注意来源的细胞可能影响扩增的效率和ADO率。
1.4.3.3 采用卵裂期活检者，每份验证样本应包含1个细胞；采用囊胚活检者，每份验证样本应包含4～10个细胞。
1.4.3.4 若采用直接PCR扩增法，建议在50份验证样本(可能的话，包括携带有致病突变的细胞以及正常细胞)中进行预验证检测。
1.4.3.5 采用WGA法进行第一步扩增者，建议至少在10份验证样本中进行预验证检测。
1.4.3.6 扩增效率应>90%，ADO率应<10%。若ADO率较高，可适当增加上、下游的连锁遗传多态位点进行分析[10]。
2 染色体水平的检测
2.1 适用范围
夫妻双方或之一携带有染色体异常；医疗目的的性别选择；胚胎植入前的非整倍体筛查。
2.2 检测策略和原则要求
2.2.1 对于夫妻双方或之一携带有染色体异常者，PGD可以仅针对异常染色体进行检测，也可同时分析其他染色体的数目异常。
2.2.2 性别选择可以用于基因诊断不明的性连锁遗传病。但对于基因诊断明确的家系，建议进行突变基因分析，不建议单纯进行性别选择。
2.2.3 对于Y连锁单基因疾病，可仅进行性别选择。
2.2.4 对于染色体结构易位，PGD检测可不鉴别携带者。有条件的实验室可以提供携带者检测，但需要充分评估检测所采用的技术。
2.2.5 对于胚胎非整倍体筛查，建议采用能够同时分析所有染色体数目异常的方法(comprehensive chromosome screening，CCS)，不建议采用FISH技术。
2.3 检测方法
2.3.1 核酸扩增法
2.3.1.1 巢式PCR法
首轮多重PCR应同时扩增目标染色体的特异性位点，第二轮定量PCR应进行各染色体位点拷贝数分析[11]。
2.3.1.2 WGA结合高通量遗传检测技术
在WGA检测后，可采用多种高通量遗传检测技术进行染色体拷贝数检测，如微阵列比较基因组杂交(array CGH)[12,13]、单核苷酸多态微阵列芯片(SNP array)[14,15]、高通量测序(NGS)[16,17]等。
2.3.2 FISH检测
应针对检测的目标染色体，选择不同的核酸探针。在检测染色体易位携带者所产生的胚胎时，所选的探针组合需要能够识别所有可能的易位相关的染色体不平衡胚胎。当染色体易位片段较小、超出高通量遗传学检测技术的有效分辨率时，应优先选择FISH检测。
2.4 临床实施PGD/PGS前对于方案有效性的验证
2.4.1 array CGH、SNP array、NGS等技术已有商品化试剂盒，具有标准化的操作流程和质控参数，本地实验室在首次临床应用前，需验证检测平台的有效性和稳定性。通常无需对每个病例进行临床前预实验。
2.4.2 采用FISH进行染色体拷贝数分析，需提前验证患者夫妇外周血中期染色体的核型，同时在间期核上检测分析探针的荧光强度及特异性。
3 质量控制
各临床PGD/PGS实验室应根据自身的条件和特色，自主选择检测技术平台。各种检测方法均需建立标准操作规程(standard operating procedure，SOP)。不同的检测技术平台应根据具体流程的需要在实验关键环节设置质控参数。本指南仅对PGD实验室的一般质控措施提出以下建议：
3.1 采用核酸扩增法进行PGD/PGS检测的实验室需严格遵照《临床基因扩增实验室工作规范》的一般原则。
3.2 胚胎活检的细胞及其在整个检测流程中需具有清晰且唯一的编号，与胚胎一一对应。
3.3 采用核酸扩增法进行PGD/PGS检测时，首次扩增步骤需要设置细胞洗涤液空白对照以及扩增试剂空白对照以评估可能的污染及来源。
3.4 各种检测技术需均建立SOP文件并遵照执行，并及时评估更新。
3.5 对于采用商品化试剂盒检测技术如array CGH、SNP array、NGS等，需建立适用于本地实验室的SOP程序和质控方法。
3.6 所有实验操作过程中需要严格的双人核对，实时记录并签字。
3.7 检测结果数据需要两人独立分析判读，最后由第三人审核判断。未达成一致意见的胚胎应判读为诊断不明。PGD中诊断不明的胚胎不建议移植。
3.8 应定期开展室内比对和室间比对质控，并做好记录。
4 检测报告
PGD/PGS报告需包括患者夫妇的姓名、年龄、检测指征、胚胎编号、胚胎活检阶段、活检日期、检测方法和项目、检测结果、检测者、审核者、报告日期及备注说明。除医疗目的性别鉴定外，报告不准提示胚胎的性别。
参考文献：中华医学遗传学杂志，2018年4月第35卷第2期，151-155.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zdyfycqzdzx（咨询洪医生病情或了解洪医生门诊时间地点，请关注微信公众号：洪岭医生）
万里关河寻旧迹——黄能馥与中国服饰史研究
【求索】
作者：吴潮海单位：义乌市文史研究院
学人小传
黄能馥（1924—2016），浙江义乌人。服饰史、丝绸史专家。1950年考入杭州国立艺专（后更名为“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1953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工艺美术系，留校读研究生，1955年研究生毕业，留校任助教。1956年调入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今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著有《中国丝绸科技艺术七千年》《中国服装史》《中国历代装饰纹样大典》等，主编《中国美术全集·工艺美术编·印染织绣》等。
15年前的一天，我到北京拜访义乌老乡黄能馥先生。一走进他家，只见客厅最醒目的位置挂着一幅龙袍织锦，暗金色的底子，上面绣的龙栩栩如生。服饰史与丝绸史正是黄能馥一辈子孜孜以求的事业。
几间陋室写新图
黄能馥1924年出生于义乌稠城，原名黄能福。黄家原是个官宦人家，曾显赫一时，可由于黄能馥的爷爷、二伯伯染上了抽大烟的恶习，把家里的钱花光了，只得变卖家产、转让土地，于是家道中落。
1942年，黄能馥从义乌县立中学肄业，前往堂兄担任校长的永康新群高中学习了半年测量，此后进入浙江省测量队，成为专业测绘员。野外工作虽辛苦，但测绘技术为他后来的服饰文化研究工作打下了一定基础。1949年，他被母校义乌中学聘为语文教员兼事务员。
黄能馥从小爱画画，常在墙上画婺剧人物。1950年，他以同等学力考取杭州国立艺专（当年11月更名为“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因院系调整，1953年年初，转入北京的中央美术学院工艺美术系学习，本科毕业后留校继续读研究生。黄能馥从这时开始追随沈从文先生研究中国服饰史。研究生毕业后，黄能馥留校任教。1956年，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成立，他调入该校染织系工作。
无论是做学生，还是教书治学，黄能馥都是个拼命三郎。从20世纪80年代初直至2012年，他几乎每年出版一本服饰文化领域的著作。从年近花甲开始，持续近30年，年均出一本高质量、高水平的服饰文化研究方面的书，他的艰辛努力可想而知。
“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春秋左传正义》）早在春秋中晚期，我国的织造技艺就已经非常精湛，考古发现的一块几何纹织锦经线的密度高达每厘米240根。黄能馥撰写的《中国历代装饰纹样大典》，里面收入了6000多幅纹样，都是他几十年来一笔一笔画出来的。他回顾《中国丝绸科技艺术七千年》的编纂历程：“比方一块布，它是由经线、纬线组织成花纹的，它的组织不止一层，是好几层的，这个组织是怎么样的？是怎么织出来的？结构是怎么样的？用立体显微镜放到25倍大小的时候最清楚，再大了就看不清，小了也看不清，25倍左右，用立体显微镜把组织单位找出来，它的结构是怎么样的，给它画出来。过去人都是在小格子上用点子点，人家看不清楚。我是给它用解剖跟透视结合起来画，因为我是学美术的，一层一层这样画出来，我给它都画清楚了。”（《锦绣流光——黄能馥口述史》）
这一笔一笔的画，是在极其艰苦条件下完成的。他的夫人陈娟娟，儿时就患上了风湿性心脏病，“身体不好，老住院，心脏不好，老是心肌梗死，老抢救。后来住医院，又换了心脏的瓣膜，给她安装起搏器，都没管用……后来又得了癌症，乳腺癌……”当时买药很困难，“医院里开了药，到一家药店配不全，找到哪家有这个药，只能配一服，第二服就得第二天一早骑车到那药店门口去排队买。所以，那时候北京这些药店哪一家药店什么时候开门，我都知道……每天一早起来就转一大圈，然后下了班，还得买药，整个北京城我每天骑车转一遍。”（同上书）有时候，他凌晨一点钟就要去医院排队挂号。挨到早上，挂上了号，黄能馥又得骑车回家接夫人到医院，看完病，把她送回家，再赶到学校上班，每天都十分疲惫。
那时，黄能馥白天上班、给夫人看病、买药，还要做家务，没时间写作。只有等到晚上，夫人、孩子睡着了以后，才一个人悄悄到阳台上写东西。那是一个没有封闭的阳台，夏天酷暑，黄能馥只穿一条裤衩也不觉得凉快，冬天穿着棉衣还冷得不得了。就是这样，他每天都写到半夜，用了一年多时间，终于写完了《中国服装史》。后来去体检的时候，他才知道，血压一下子高了不少。
当时黄能馥收入低，没有多余的钱买书，买相机去拍文物更不现实，为了“以物证史”，他只能不辞辛苦地画文物。每次出差去外地博物馆，找到与他研究有关系的文物，他总是先用铅笔画出草稿，然后回到住处，搬来小凳子，趴在床上继续用毛笔完善。
有一次去福建考察宋代黄昇墓，资料堆放在封闭的仓库里，环境非常潮湿，和他同去的几位专家难以忍受，简单了解一下就匆匆离开了，而黄能馥却每天往仓库里钻，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材料，为“以物证史”提供了翔实论据。
黄能馥绘《锦鸡侣伴》资料图片
风雪沈门托付初
黄能馥的学术道路得到了沈从文、张仃、庞薰琹、柴扉、张光宇、雷圭元等学者的帮助。尤其是沈从文先生，对他影响很大。
黄能馥在中央美术学院读研究生的时候，与他同班的几位留学生想学习中国丝绸史，可是学校没有这方面的老师，就聘请沈从文先生来任教。沈从文先生讲话有湘西口音，留学生听不懂，学校就让黄能馥与他们一起听课，课后把他的课堂笔记整理出来给留学生参考。于是，黄能馥有了和沈从文先生朝夕相处的机会。
当时，北京前门外有很多古董店，售卖一些古代服装、刺绣品。沈从文先生常带学生去实地观看这些古董。据沈从文1978年5月给胡乔木的信中讲，仅在1952年，他就用了约40天，“一共大约看了八九十家大小文物商店，经手过眼了大几十万各种各样文物”。每当沈先生去古董店的时候，常有两个年轻人陪伴左右，一个是黄能馥，另一个是陈娟娟。
沈从文那时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工作，但经常到故宫做研究。沈先生要研究中国服装史，逃不过丝绸历史，而故宫收藏了将近20万件丝绣品。一些专家，包括沈先生，到故宫查找相关丝绣品，因为藏品太多，其他工作人员一下子找不到，只有一位叫陈娟娟的小姑娘值班时，专家们“立等可取”。沈从文先生特别喜欢陈娟娟，老请她帮忙，还经常把她请到家里。
“沈先生跟师母（张兆和）礼拜六去吃西餐，就打电话叫陈娟娟一起去，就跟自己女儿一样看待。一直多少年，我也经常到沈先生家里去，和陈娟娟都是在一起。”一来二去，黄能馥、陈娟娟熟悉起来，结为伉俪，沈先生无形之中成了他们的“月下老人”。
沈从文先生对黄能馥、陈娟娟这两位年轻助手很是赏识，经常耐心地指导他们的研究工作。在晚年病痛缠身时，沈从文把许多珍贵的手稿资料送给这对夫妻，并具体指导如何由表及里地进行研究，希望他们在服饰文化领域能深入下去。
1958年，著名历史学家吴晗提议编一套通俗的历史读物——“中国历史小丛书”，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布置黄能馥撰写《中国印染史话》。就正式出版物而言，这是他的处女作，写得格外认真。初稿形成后，黄能馥请沈从文先生提意见。沈先生看到书稿中用了“据说”这样的表述，就用红笔在稿子上画了个大问号，并批注“据谁说”。沈先生的批注，黄能馥刻骨铭心，“那是让我一辈子记住的教育，所以后来不敢随便说”。沈先生的谆谆教诲影响了黄能馥一辈子。黄能馥晚年写文章追忆沈先生，感人至深。
“文革”期间，沈从文从干校回京后，自己在东堂子胡同住一间10平方米左右的小房，爱人在小羊宜宾胡同的单位宿舍住。独自生活的沈从文，工作起来常常忘记吃饭。有一天，黄能馥夫妇去看沈从文，到他家已是下午3点多了，老先生居然还没吃午饭，“见我们去了，才拿几个素包子放到门外的蜂窝煤炉上烤一烤，泡一杯茶就算是午餐了”。沈先生身体也不好，有高血压，经常眼底出血。看到这么一位文史巨匠，处境如此困难，黄能馥萌生了退意。
陈娟娟把丈夫的想法告诉了沈从文，沈先生急了：“你马上叫黄能馥到这里来见我！”黄能馥赶到沈先生家，轻轻推开小屋的门，见他面朝里躺在床上。听到门响，沈先生慢慢转过身来，许久，终于问了一句话，“听说你灰心不想干，要改行了？”黄能馥不敢回答，但知道自己想法错了，“我慢慢扶沈先生坐起来，捧过去一杯热茶，沈先生喝了两口，接着说：‘目光要远大一点，国家不能没有文化，不能没有传统。’此时他表情严肃，话音低沉。这三句话永远在我心底，激励我只能前进，不能后退。”（黄能馥《怀念恩师沈从文》）
沈从文先生编写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在“文革”前就已完成，但“文革”开始后，书稿遭到破坏，不得不从头做起，直到1971年才正式出版。沈先生写书时，出土的纺织品还不多，书中能利用实物材料很少。
“沈先生也认为光靠文字说不清楚，服装靠文字怎么说清楚？颜色你说是红的，但红的又有各种各样的红，绿又有各种各样的绿，花纹这些都讲不清楚，必须看实物、看图片。原来沈先生写那本书的资料很少，想再写一本，但是后来就病了，没写成。我想，因为沈先生有这个遗愿，另外，如果将来办博物馆也需要这个，这样我就下决心跟我爱人一起写书。”由此可见，为了实现沈从文先生生前遗愿，黄能馥夫妇才下定决心，编写《中国服装史》。
20世纪70年代以后，纺织考古工作者在全国各地发掘保护了多处考古遗址中的纺织品文物，其中就有在江西靖安大墓中发现的东周时期的300余件纺织品，这将我国纺织实物链的时间轴向前推进至春秋中晚期。这为黄能馥夫妇编写《中国服装史》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从今不负丝绸国
在60多年的学术生涯中，黄能馥参与并见证了新中国服饰史研究发展的历程。
1953年，黄能馥大学刚毕业，就参与筹办全国第一届民间美术展览，并担任会场管理组副组长、少数民族馆馆长。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举办的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工艺美术作品展览，观众达18万人次。
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成立不久，他就跟随柴扉先生到天津、南京、苏州、杭州、上海等地收集丝绸，并一一装裱、写说明。
1958年，黄能馥参与了向国庆十周年献礼的北京“十大建筑”的装饰设计工作，包括人民大会堂、钓鱼台国宾馆的地毯设计以及人民大会堂丝织窗帘、锦罗绒沙发的设计。1959年，在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常书鸿的安排下，黄能馥与常沙娜、李绵璐到敦煌莫高窟临摹历代壁画、彩塑人物服饰上的图案，共整理出彩图328幅。20世纪70年代，国家文物局抽调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部分教师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土文物展览”的文物临摹、复制及设计工作，黄能馥参与出土织物的分析。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们以湖南长沙马王堆出土文物为重点，完成了51件文物的临摹复制。此次展览先后在海外多国展出，产生了广泛国际影响。
1987年，中国丝绸博物馆开始在杭州筹建，黄能馥被聘任为学术总顾问。他倾注全力，以饱满的热情参与其中。为了募集筹建经费，有关方面征集了一些丝绸作品赴新加坡展出。其中有一件乾隆皇帝朝服龙袍，是苏州刺绣博物馆复制的。在新加坡展出时，这件龙袍很受青睐，一位印尼华侨愿出10万美元购买，代表团负责人答应出售。听到这一消息，黄能馥急了，对顶头上司说：“不行！你要卖出去，我跟你拼命！”在他的据理力争下，这件龙袍总算没出让，如今成了中国丝绸博物馆的重要收藏之一。不仅如此，他还连续多年为中国丝绸博物馆带学生，更无偿捐赠了自己长年摹绘、设计、收藏的丝绸图案资料、样本，大大丰富了这个博物馆的展陈内容。
中国丝绸博物馆筹建成功后，相关领导多次挽留黄能馥在杭州工作，待遇优渥。可是当听到北京正在筹办一家大型历史服饰博物馆的消息，黄能馥又毅然决然回到了北京，继续自己的研究工作。
从中国美术家协会授予的“卓有成就的美术史论家”称号到国家图书奖，黄能馥著述等身，不断推动服饰史、丝绸史的研究，也获得了诸多荣誉，没有辜负沈从文的嘱托。《中华服饰艺术源流》出版后，胡乔木在给黄能馥的信中写道：“沈（从文）先生九泉有知，亦当为尊夫妇新作成功而含笑矣。”
有学者指出，黄能馥在赓续沈从文“史实互证”研究方法的基础上，把“二元互证”拓展到“多元互证”，将染织设计与同时期的文献记载、其他工艺美术种类进行系统性的互证研究，从织机结构、织造原理的角度出发对染织艺术的历史演变与风格形成追本溯源，引入透视学、解剖学等研究方法深入分析织物的内部组织结构与图案、纹理、功能等之间的关系，科学解析染织设计原理，将艺术研究科学化。（廖瑜、吴卫《中国染织设计教育奠基人黄能馥设计教育思想探析》）
黄能馥、陈娟娟夫妇合作撰写的《中国丝绸科技艺术七千年》出版后好评如潮。著名学者冯其庸说：“这部专著，以丝绸为中心，描述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史，用文物考证展现了中华民族七千年的灿烂文化。同时与众多晦涩难懂的考古书籍不同，作者使用了清晰、流畅、生动的语言，让人越读越觉得有意思，所以说它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划时代的巨著，一点都不夸张。”
冯其庸还为此书写了一篇书评，书评中的一首诗，对他们夫妇俩在学术上的艰辛跋涉给予高度概括：“两命相依复相濡，艰难苦厄病灾余。寒灯共对研经纬，风雪沈门托付初。万里关河寻旧迹，几间陋室写新图。从今不负丝绸国，照耀寰瀛有巨书。”
学人论学
动物纹样是实用美术中应用极广的装饰，它以动物的自然形象为依据，可又不是动物自然属性的摹写，它以自己的形象内涵，赋予人们以某种哲理观念，表达时代社会的审美情趣，因此动物图案常常具有自己的象征意义。而在实用美术中，动物造型还应适应实用的功能要求和工艺加工及材质的条件。正像《考工记》所说的“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
中国传统中的动物纹样，强调理性观念，这和古代希腊服饰动物纹样的重视科学性是有区别的。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动物纹样，一开始就与原始神话相结合，摆脱自然形态的束缚，将理性观念贯注于图案形象之中，例如西安半坡及临潼姜寨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彩陶纹样中的鱼纹，就有双体相连和三体相连、一体两头及鱼腹中藏人、鱼鸟相连等种种形式。
商周时期的动物纹样有器形化立体造型、简化写实型立体造型、侧影式分离组合型适形造型、侧影式写实简化适形造型、侧影式简化变体型适形造型等主要类型。器形化立体造型用于青铜酒器尊、彝造型为最多。由于当时的青铜器和天命神权等宗教内涵相关，因此器体造型的社会意义大于实用意义，主要手法是在鸟兽形器体周身刻画兽面纹及云雷纹，使之神秘化。简化写实型立体造型可以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的商代各种鸟兽形玉器为代表，这些玉器是根据器材来造型的，极为简朴，动物的形体结构只用几根简单的线条加以刻画。侧影式分离组合型适形造型是商周青铜器主要的纹样造型方法，主要题材有饕餮纹、龙纹、夔纹等。
春秋战国时期，动物纹样的神秘主义色彩逐渐减退，浪漫主义色彩和现实主义倾向逐渐成为装饰风格的主流，青铜器向轻型化和实用化发展。动物图案的造型打破了商周青铜器图案中那种封闭式、单个的、静止的、绝对对称的图案格局。
秦汉正处于封建大一统的历史时期，秦始皇兼并六国，汉武帝击破匈奴，都表现了气势磅礴的创业精神。秦汉时期的动物纹样，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种进取的精神。汉代后期，封建地主阶级世代高官厚禄，形成了门阀制度，他们在奢侈享受之后，还希求长寿多子，不老成仙，在动物形象中出现的种种神异怪兽，就是这种思想的反映。汉代各地工艺美术的形式，也有明显的地方特点，山东嘉祥画像石造型严谨，江苏睢宁画像石造型细致，四川画像石造型自然。浮华性少、朴实性多，静止性少、跃动性多，幻想性少、写实性多，是秦汉艺术和动物图案的特色。
由三国、两晋到南北朝，动物纹样受到佛教思想的影响，由秦汉时期的现实主义转变为表现主义。气质豪迈、质朴、跃动的传统风格，与受到希腊、罗马、波斯、印度影响的佛教艺术相融合，使南北朝的动物纹样造型向体形修长的、宁静的、具有超凡脱俗意念的形式化方向发展。南北朝的动物纹样常以跃动的长线条作背景，以飞动感很强的环境空间制造主题跃动的幻觉。
隋唐时期动物图案的造型承袭了秦汉现实主义的艺术传统，例如长安昭陵刻着六匹带箭的骏马，通过战马来歌颂开国皇帝的功绩，激励后人恪守祖业。唐代经济文化空前繁荣，动物图案随着文化的发展，充实了寓意内涵，洋溢着诗情画意和生活情调。结体肥壮，形象丰美，性格温驯，动态安详，是盛唐以后动物造型的特征。唐代动物纹样造型吸收外来文化的滋养，形式更为多样化。最明显的例子是吸收波斯联珠纹形式的影响，联珠纹是波斯萨珊王朝的风格，这类纹样在丝绸之路出土的织锦中极为多见。
宋代的封建政治走向下坡路，已经失去了向上发展的生气。政府后来设立了画院，还以“踏花归去马蹄香”“野渡无人舟自横”等诗句开科取士，文人画得到发展，而工艺美术匠师被轻视，在艺术技艺上依靠粉本，师徒相传，动物纹样从此失去了创造性。宋以后流行吉祥图案，用动植物和人造物的谐音或借形喻义，表达某种吉祥的含义，明清时期追求“图必有意，意必吉祥”，图案造型渐趋定型化、形式化，动物图案除民间剪纸、少数民族刺绣、蜡染等直接从生活中取得灵感的作品，具有质朴的生活气息，拙稚动人，能以田园风格打动人心而有高度的艺术水平之外，很少再有具有强烈艺术感染力的作品。
——（摘编自《中国历代装饰纹样简述》，载于《黄能馥文集》2014年版）
《光明日报》（2023年10月23日11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