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应什么意思(或应)

作为一名感染科医生，来自上海交大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的医生俞慧菊感慨，今年是她从业30多年来第一次遇到这么多的支原体肺炎患儿。

“肺炎支原体存在在大自然中，但由于新冠疫情三年来，习惯了戴口罩与居家的我们，对很多病菌失去了抵抗力。”俞慧菊说，在这个季节，如果出现咳嗽、发热等症状，从流行病学角度出发，我们常常考虑孩子感染的就是肺炎支原体。

俞慧菊坦言，早在今年9月底，不少呼吸、感染科医生就普遍感觉到今年的肺炎病人有增多趋势，为此医院已经加班加点，备足人手和床位，除了感染科、呼吸科基本收满了患儿，其他诸如血液科、风湿免疫科、心内科、神经科等也腾出床位，用于专治不断增多的肺炎患儿。

在俞慧菊的门诊中，10岁以下的支原体肺炎患儿占据多数，而在院治疗患儿中，有些在服药后病情仍无缓解的患儿发展为了重症肺炎患儿，甚至一些人还出现了“白肺”。按照医院规定，“白肺”患儿将会被送往抢救室，接受进一步治疗。

同样，在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最近主要面对两种感染性疾病的流行，一个是支原体肺炎和流感，一个是手足口病。其中，支原体肺炎处在流行高位。医院发热门诊、内科门诊10月以来的监测数据看，在送检的呼吸道标本当中，支原体的检出率大概占到了30%，处于检出高位。“往年一般处在5%-10%之间，10%已经比较高了，今年流行的水平更高。”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感染科副主任曾玫表示。

支原体肺炎流行后，耐药问题也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之一。对此，曾玫表示，早在2010年前后，支原体肺炎对阿奇霉素、红霉素等药物的耐药问题已经很明显，现在耐药率已经达到90%以上。“支原体感染虽然会引起肺炎，但临床的重症比例并不高，支原体肺炎的治疗没有太多困难，还是有不少药物依然是支原体肺炎的敏感抗生素。”

除了支原体肺炎，曾玫认为，公众还要对流感提高警惕。在俞慧菊看来，秋冬季节原本就是呼吸道疾病的高发季节，且呼吸道疾病大多具有传染性，但像肺炎支原体等并不一定会被列入传染病，但仍然需要我们引起重视，“预计这一波高峰将可能会持续到寒假。”

门诊：有患儿不发烧，却感染了肺炎支原体

10月20日下午4点半过后，是夜门诊时间。在上海交大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的儿科门急诊大楼挂号处，仍然不断有家长带孩子来就诊。就诊患儿中，多数存在发热、咳嗽等症状。而在雾化区、输液区，放眼望去也都坐满了患儿。

接近傍晚5点，家长黄宇(化名)带着7岁孩子小轩走进俞慧菊的夜门诊。

小轩是一名复诊肺炎患儿。早在10月14日，他就出现了发烧，起初一家人给孩子吃了美林退烧，但未能“压”住。10月16日，小轩被带来医院就诊，做了检查，也拍了CT，一查发现是乙流，还感染了支原体。在此后的四天时间内，他反复发烧，退了又烧起来。

“已经反反复复发烧了一周多，阿奇霉素吃了5天了，前一天还在发烧，38摄氏度，已经挂了一天水了。”让家长黄宇担心的是，持续一周多的发烧，让孩子的体重从53斤掉到了51斤。

6岁的小希也是一名复诊患儿。10月16日他因为咳嗽，被诊断为急性下呼吸道感染，没有呕吐、没有腹泻，甚至没有发烧，但咳嗽了4天，做了雾化治疗，还吃了阿奇霉素、红霉素，原本的咳嗽症状一直没有好转。经检查，小希也被诊断为肺炎支原体IGM弱阳性。

“支原体抗体一般在发病后5天才出现，如果是重症的患者会在发病后10天才出现，越后出现代表病情越重。”俞慧菊表示。

记者观察下来，在俞慧菊的夜门诊中，5-7岁就诊患儿居多，被发现存在肺炎的比例很高，他们大多有发烧、咳嗽等症状，但也有一些是只有2、3岁的患儿，大部分经过药物治疗后能得到改善。俞慧菊表示，从流行病学角度出发，这个季节如果出现咳嗽、发热等症状，常常考虑孩子感染的就是肺炎支原体。

随着社会关注度的上升，“支原体肺炎”在家长圈中的知晓度也在不断提高。汪萌(化名)带着4岁患儿小昀来看诊时，就问医生：“我家孩子昨天下午从幼儿园回来就发烧了，最高烧到了40摄氏度。今年听说肺炎特别厉害，不知道是不是支原体肺炎呢？”

2岁半的小逸在10多天前就出现了发烧症状，随后被诊断出肺炎支原体抗体弱阳，服药治疗后烧退了，但咳喘一直没有停。前来就诊时，小逸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也来了，“我们一家人都感染了肺炎，大人的症状不要紧，但偏偏就孩子一直喘气，一直看不好。”小逸的奶奶有些紧张。

针对发烧、咳嗽等患儿的病原体检测，俞慧菊表示，往往会开具一个呼吸道五联检，其中涵盖肺炎支原体IGM、肺炎衣原体IGM、合胞病毒IGM、腺病毒IGM和柯萨奇B病毒IGM。

引起重症比例不高，患儿预后情况都比较好

俞慧菊表示，当前在上海交大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的感染科，10岁以下患儿是肺炎支原体感染的高发人群，有一些重症病例，但目前没有死亡病例。学校教室、不通风的居家环境等一些密闭空间，是导致肺炎支原体传播的一大途径。此外，也有一些年龄在2-3岁之间的学龄前患儿，主要是在家族感染的原因居多，“支原体肺炎尽管不被定义为传染病，但它有一定的传染性，老人、家长都会传染给孩子。”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最近主要面对的是两种感染性疾病的流行，其一是支原体肺炎和流感，其二是手足口病。其中，支原体肺炎处在流行高位。

曾玫表示，从该院发热门诊、内科门诊今年10月以来的监测数据看，在送检的呼吸道标本当中，支原体的检出率大概占到了30%，处于检出高位，“往年一般处在5%-10%之间，10%已经比较高了，今年流行的水平更高。”

而在综合性医院，成人感染肺炎支原体的病例并不高，老年人则较少。同济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执行主任徐镶怀表示，该院只接诊12岁以上患者，在接诊的支原体肺炎感染者中，12-18岁青少年居多，体温一直不退，但重症很少。

曾玫还表示，支原体感染虽然会引起肺炎，但重症比例并不高，通常以发烧不退、肺部有症状为主，很少出现呼吸困难。医院在总体应对支原体肺炎患儿上，除了工作量大、门诊负荷量大，患儿的预后情况都比较好。

俞慧菊指出，其实，肺炎支原体感染好发于任何季节，北方地区秋冬季更多，南方地区则是在夏秋季更为流行，儿童和青少年是感染肺炎支原体的高危人群。

“当肺炎支原体入侵我们的身体时，可以导致喉炎、支气管炎、肺炎等呼吸道感染，并不是都会发生肺炎的情况。”俞慧菊表示，判断儿童是否感染肺炎支原体，更多地需要依赖医生的综合分析，包括年龄、症状、实验室检查、影像学检查等信息来最终作出判断。肺炎支原体感染的临床表现也因个体差异而有所不同，有些儿童可能只表现出轻微的症状，有些症状则会相对明显，如果孩子出现咳嗽、发热、流涕、喘息、头痛、耳痛、肌肉痛等症状，尤其是伴随呼吸急促或高烧时，应及时就医。

耐药明显，但治疗没有太多困难

支原体肺炎流行后，阿奇霉素上了热搜，耐药问题也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之一，很多患儿久病不愈。

对此，曾玫表示，这实际上是一个“老问题”。早在2010年前后，支原体肺炎对阿奇霉素、红霉素等药物的耐药问题已经很明显，现在耐药率已经达到90%以上。

虽然有耐药现象，但曾玫也表示，支原体肺炎治疗没有太多困难，还是有不少药物依然是支原体肺炎的敏感抗生素。比如，近年来新一代四环素类等药物依然能产生出敏感性，且该药物很安全。另外，氟喹诺酮类药物也有效，短程使用，它也不会对患儿造成明显负面影响。“包括联合短程的激素治疗，总体上治疗效果还是很好，希望大家不要太紧张，虽然支原体肺炎流行，但危害有限。”

俞慧菊同时坦言，在她的门诊中，虽然阿奇霉素是诊疗指南中首选药物，但是确实存在一部分患儿服用阿奇霉素未见好转，“通常情况下，我们会针对一些服药仍然没有好转的住院患儿开展耐药基因检测，目前门诊也在开展这项检测，但需要2-3天才能出报告，且并不是人人都需要这类检测。”

俞慧菊进一步表示，虽然耐药率有所上升，但大环内酯类抗生素仍然是针对小儿支原体肺炎的首选用药，若使用一段时间后临床效果不佳，应及早去做耐药检测，考虑改药。

“如果出现大环内酯类耐药肺炎支原体，还可以尝试新型四环素类抗菌药物，包括多西环素和米诺环素，这也是治疗耐药肺炎支原体肺炎的替代药物。虽然这类药物可能导致牙齿发黄或牙釉质发育不良，推荐用于8岁以上儿童，但在临床上用下来还是比较安全的。此外还有喹诺酮类抗菌药物，包括左氧氟沙星、莫西沙星等，这些是治疗耐药肺炎支原体肺炎的替代药物。”俞慧菊说。

上述专家进一步指出，由于喹诺酮类抗菌药物可能导致关节和肌肉发育不良，在18岁以下儿童中属于超说明书用药，如果需要超年龄段使用，则需要在与家属沟通基础上再使用，这类药物往往用在耐药患儿身上较多。

预计感染高峰将持续到寒假过后，还要警惕流感

除了支原体肺炎，曾玫认为公众还要对流感提高警惕。

从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今年8月下旬以来的数据看，流感患儿一直处在中等水平流行，患儿没有出现下降趋势，预期流感还要持续到冬春季。曾玫建议家长提高流感疫苗接种意识，及时为孩子接种疫苗。

一些家长疑惑，为什么接种了肺炎疫苗，孩子还会得支原体肺炎？曾玫表示，没有一种疫苗能够预防所有肺炎，引起肺炎的病原体多种多样，包括流感病毒、肺炎链球菌、麻疹等。“家长通常理解的肺炎疫苗是肺炎链球菌疫苗，但它不能预防所有肺炎。而且，特别是支原体肺炎到目前也没有疫苗出现，是无法通过疫苗预防的。”

“预计这一次的感染高峰会持续到孩子寒假过后。”俞慧菊表示，除了肺炎支原体感染处于高峰外，流感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等在冬春季节也可能会进一步流行起来，同时也可能存在细菌病毒合并感染的情况，因此，这波呼吸道疾病感染高峰并不会那么快过去。

针对如何预防呼吸道疾病，俞慧菊坦言，其实大家经过了新冠疫情，已经有了很全面的认知，“戴口罩肯定是预防呼吸道疾病最好的方式，也是最有效的。同时，保持手卫生、室内多通风，特别是老人和孩子避免去人员密集的地方，这些手段都可以达到很好的预防传染性疾病的效果。”

此外，上述专家建议，对于孩子来说，要预防呼吸道疾病，要保持充足的睡眠和适度的锻炼、均衡的饮食，这些有助于建立起更强大的免疫力。（陈斯斯 李佳蔚）

来源： 澎湃新闻

作者：高瑞杰（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副教授）

古代学术可以概称为四部之学，以经部为首，甚至自汉武帝以降直至清末，被称为“经学时代”，经学在古典学术之地位，由此可见一斑。但经学到底指什么，肇端于何时，却历来聚讼，仍待我们仔细辨析。

考镜源流，经学之义，大致有五种说法。第一，以“经”为古代图书之型制。许慎《说文解字》云：“经，织也，从糹坙声。”此一观点从本字入手，以为“经”是一个左形右声的形声字，与丝线有关。章太炎又推阐此说：“经者，编丝缀属之称……专（传）之得名，以其体短，有异于经。”（《国故论衡》）其以为周秦竹简之书用经线连贯，故书籍也称经；而传记之传，是专的假借，是直接为经服务的。且经最初非专名，而是诸子书之类名，如墨经、黄帝内经等。需指出，章太炎的类似说法当置于其“藏经于史”，化经为文的角度来理解，有很强的时局关切。

第二，前孔子之经。此称《诗》《书》《礼》《乐》等为王官学固有之经，如“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之类。《庄子·天运篇》亦引老子曰：“夫六经，先王之陈迹也。”不过先秦时有关记载仅是只言片语，未成系统。自刘歆以来，有关“诸子出于王官”说便蔚然风行，此说强调六艺出于周初王官，而后衍生出诸子百家，当然亦包括儒家（盖出于司徒之官），由此又衍生出“六经皆史”等观点，受到王阳明、章实斋等儒者之肯认。而近代以来，康有为等今文家敏锐地发现如果坚持“诸子出于王官”说，虽然使得六艺赅备诸子百家，凸显六艺的整全性与涵摄性，但却一方面使六艺之教与诸子百家杂而不分，未能凸显正统与异端之别；另一方面，六艺之教肇端于王官，则孔子与六艺的关系便显得十分脆弱，淹没了孔子对六经的述作之功。由是反对刘歆“诸子出于王官”说，甚或怀疑刘歆伪造群经、批评刘歆所谓“周公作《周礼》”诸说，强调孔子制作六经，为大地教主，儒家为传经者等鲜明立场。这一说法虽然招致章太炎等古文经学家的批评，但又深刻影响了近代一大批受新式教育训练的学人，可以说为重塑中国学术奠定了基础，而这却非起初争论双方所能预见。

第三，强调经学为经过孔子删述、编辑后之六经（即孔子经典化的六经），抑或可称之为“经孔子订正的先王之典”。如《庄子·天运》篇即云：“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熟知其故矣。”而自汉武帝经董仲舒天人三策之后，开始“推明孔氏，表章六经”，孔子与六经的关系开始逐渐密不可分。正如司马迁云：“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在汉代，一方面孔子因作六经为汉（抑或为后世）立法，而成就其至圣地位（《中庸》“作者之谓圣”）；另一方面六经正因孔子手订，且折中于夫子，因而更具权威性与神圣性（《公羊传》言“拨乱世，反诸正，莫近于《春秋》”，《文心雕龙》云“道沿圣以垂文”等，皆具此义）。此说法在以今文经学主导的汉代尤为兴盛，因此自晚清常州学派发扬春秋公羊学以来，又再度复兴。尤其在清末受西方进化论影响颇深的《公羊》三世说开始席卷全国，而廖平、康有为掀起的今古文经学之争，又开始了对古文经学的全面批判，由此却又引发学人对传统经学的全面怀疑与否定，影响了近代一批新式学者。以胡适、顾颉刚、傅斯年等人为例，其从现代学科“扬子抑经”的立场出发，承认“诸子不出于王官”，诸子盖因时势而起，突出其因应时代而生的初始性和独立性，由此强调诸子的开端意义。而冯友兰更是在此基础上斩断了六经与孔子的关系，而仅将《论语》附着于孔子之下，从而使孔子与其他诸家百家无异；同时真正的六艺之学要等到西汉董仲舒“罢黜百家，表彰六经”才得以确立。因此，冯氏将诸子到汉初称为“子学时代”；汉武帝“表彰六经”之后直至近代经学瓦解，称为“经学时代”。近代学术，经历了由“诸子出于王官”，先秦王官失散走向诸子学的古文经学叙事；转向孔子制作六经，删述之旨，如日中天的今文经学叙事；最终形成子学兴起而后百家争鸣，而后形成武帝时六艺定于一尊的哲学史叙事，并以前者为子学时代，后者为经学时代，可谓经历了一次巨大的反转，究其始，此说之泛滥康有为可谓是导夫先路。不过，平心而论，无论如何推崇王官体系下的六艺之学，孔子对于圣王谱系与六艺之学的收摄与删述，仍绝不可忽视。可以说，孔子确实是在回应整个三皇五帝圣王谱系及三坟五典等经典体系中，融摄删述整理先王政典，从而形成后世具有一以贯之思想理路的经学体系。因此称经学为经孔子订正的先王之典，并不为过。

第四，宽泛而言，在经学史的视域中，经目不断扩张，从五经扩大到十三经，皆可称为经学。自汉武帝尊经黜子，建立五经博士后，历代经目屡有变动。汉代《论语》《孝经》为《传》，辅翼六经，甚或称为“五经之錧鎋，六艺之喉衿”，因其重要地位，亦称“七经”。唐代“明经”科考，官方规定“三礼”“三传”、《易》《书》《诗》为九经。唐文宗刻开成石经，将经书书目扩大为十二经（加《论语》《孝经》《尔雅》等）。南宋，随着唐宋时孟子升格运动，最终增《孟子》而为十三经，自此经目得以确立，再无变动。此一经目扩张衍生下的作为十三经的经学，应当置于经学的现实性维度下来理解，可以说体现的是经学的历史维度或者世俗性维度。需要说明，迁子为经、经目扩张的脉络表明，经书的性质和范围绝非是排他的、封闭的，在其独尊、权威的表象下，隐含着极大的包容性和开放性的学术品格，体现出适应时代精神与社会情境的强大融摄能力。某些子书升格为经，给经书系统注入新的文化要素，拓展了经书的思想容量，使其以更加坚实和广阔的思想基础来吸纳各种同质或异质，本土或异域的文化资源。但自宋代十三经确立以来，鲜有变化，又说明，经目的扩张并非漫无目的、率性而为，其遵循的原则，与标准非常之高，从而确立了经学的权威性。

第五，经学常常被视为常道、常法，或称普遍性，这是经学在经学时代最为流传广泛之定义。如《诗·小旻》毛传称：“经，常也。”《孝经》郑玄注：“经者，不易之称。”刘熙《释名》曰：“经，径也，常典也，如径路无所不通，可常用也。”《文心雕龙·宗经篇》亦称：“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在经学时代，历代学者几乎皆认同经学是圣人为万世之垂法，具有普遍性。直至清乾隆时四库馆臣之说可谓盖棺论定：“经禀圣裁，垂型万世；删定之旨，如日中天。”又言，“盖经者非他，即天下之公理而已。”连晚近开眼看世界的大学者严复亦强调“今夫六艺之于中国也，所谓日月经天，江河行地者尔”（《天演论》）。甚至晚近学者如熊十力亦称：“经者常道也。夫常道者，包天地，通古今，无时而不然也，无地而可易也。以其恒常，不可变改，故曰常道。”（《读经示要》）李源澄亦称：“在吾国人心目中，国家之法律不过一时之规定；而经学则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万古长存。董生言‘天不变，道亦不变’是也。经为明道之书，故经学为万古不变之道，故吾以为以常法释经学，最为得当。”（《经学通论》）正如《白虎通·五经篇》所言：“经所以有五何？经，常也。有五常之道，故曰五经。《乐》仁、《书》义、《礼》礼、《易》智、《诗》信也。人情有五性，怀五常，不能自成，是以圣人象天五常之道而明之，以教人成其德也。”在古典时代，人们坚信，正因为五经禀自于天，圣人仰观俯察，效仿天地而作五经，天具有恒常性，可知五经亦有恒常之义。因而对圣人和五经的敬畏，亦包含着对天命的敬畏。

需指出，无论经学含义如何聚讼，在经学视域中，天道、圣人、经典，须臾不可离。《论语·季氏篇》：“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郑玄与皇侃以天命、大人、圣人之言分别对应天道、圣人、五经典籍（《论语义疏》）。《文心雕龙·原道篇》云：“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以明道。”其称此三者为“文之枢纽”，所论对象虽为文体，然溯其源则是由其对经学深切体认而来。盖道为生生之本源，圣人体道而推行王道教化，其文明谱系之展开即为道之全体，并据天道伦常而制作经典以垂法后世，经典最终成为承担圣人之道的核心载体。同时，在两千多年的经学史长河中，并不是每一代都有一定的思想转进与学术特色。其中有剿袭前代、守先待后之说，也有遭受冲击、标新见立异说者。一言以蔽之，经学的展开或亦可借鉴“照着讲”和“接着讲”来说，“照着讲”的大多数是守先待后的经师，秉持“师者传道受业”的古训，将经典传承下去；“接着讲”的大多数是应对、解决危机的世儒，秉持“经世致用”的古训，将时代交予经学的使命承担起来，并寻求经学的新生，但往往仍然是通过对经典的诠释、演绎、重构、新阐以发掘其潜在命题（“贤者圣之译”），而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之意，早已寓于其中。

《光明日报》（2023年10月14日11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