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被贬江州，写了首富含哲理的诗，用通俗语言讲述了如何识人
中国人常说：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一个人品格的优劣，总是要通过时间去检验的。待到他死后合上棺材盖子，才能有一个结论。
因为在人在活着的时候，事情总是不断地发生变化，很难看清他的真面目。针对这个问题，唐朝的白居易曾经写下了一首非常著名的诗歌——《放言五首其三》。
一、白居易原诗赏析《放言五首其三》——唐·白居易
赠君一法决狐疑，不用钻龟与祝蓍。
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
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
诗歌意译：
送你一个辩别忠奸的办法，不用钻烧乌龟壳，也用不到算蓍草。分辨一块玉石的真假，就把它放到火里烧三天。要知道一棵豫樟树能不能成材，起码得先等它长七年。
周公当初辅佐时，曾被人怀疑他要篡位；王莽没有篡汉的时候，却表现得十分地恭敬。假如他们当时就死了，谁知道哪一个是伪君子，哪一个是真小人呢？
“钻龟”和“祝蓍”，都是指古代的占卜方式。“钻龟”是在占卜时先取一只乌龟壳，在上面钻一些孔，然后再放到火上去烧。一边烧，一边进行的巫术活动。
事后通过观察乌龟壳上的裂纹，来判断一件事情的吉凶。占卜过后，还会在乌龟壳上刻字记录其结果。这个龟壳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甲骨”，上面的占卜文字就是“甲骨文”了。
“祝蓍”则是一种通过易经算命的方式，采用的是四十九根蓍草的茎来代替易经的卦象，进行卜算。
要辨识一个人的忠奸，用占卜的方式显然是不可靠的。于是白居易说：让我来告诉你一个简单的办法，那就是让时间来检验真相吧。
你看，要知道一块玉石的真假，就得把它放进火里烧上三天，因为真玉是怎么烧都不会发烫的。而要知道一株豫樟树能不能成材，不也得等七年的时间，先让它长大吗？
接下来，白居易就以真实的历史人物来举例说明，通过时间来考察人性的必要性。他第一个举的例子是周公姬旦。
姬旦是周武王的弟弟，武王伐纣之后建立了周朝，但是两年后周武王就去世了，留下幼子成王。姬旦为了周朝江山的稳固，坚持代替侄儿履行天子的职责。结果引起了管叔、蔡叔等人的怀疑。
最后，发展到武装叛乱。周公平定叛乱之后依然尽心尽力辅佐成王，直到生命的终结，大家才相信他从来没有想过要篡权。
王莽是西汉王朝的外戚，借姑母王政君之势独揽朝政。之前一直装出勤勤恳恳的样子，对所有人都非常客气。还把自己封邑得到的收入分给宾客们，自己却过着简朴的生活。
大家都被王莽蒙蔽了，以为他真是一个大忠臣。结果汉平帝去世后，他通过王政君指使别人推荐自己当上了“假皇帝”。当时朝中的大臣几乎一边倒地支持他上台，谁知道他上台四年之后就把汉朝改成了新朝。
假如周公当年在管叔、蔡叔作乱的时候，就被打死了，那谁能证明他是一个好人呢？假如王莽在当上“假皇帝”之前也死了，那谁又能证明他是一个奸臣？
都说这是白居易的政治抒情诗，但是这一首富含哲理的小诗，其实写得像是一篇议论文。先用诗的开头四句立论，说明要辩别一个人的忠奸，得依靠时间去检验。
再用最后四句诗，以历史人物来论证他自己的正确观点。其诗言简而意骇，掷地有声。因此，后面四句诗流传极广。
二、“时间”的照妖镜白居易的《放言五首》，创作于元和十年（公元815年）被贬江州的路途上。他在诗序中提到：上一年好友元稹在江陵时，曾经写过五首《放言》长诗。这一次他乘船去江州，路途遥远，在舟上呆的时间比较长，所以写了《放言五首》来唱和元稹。
那一年白居易43岁，因为在6月间上书急请追捕刺杀武元衡的凶手，受到当权者弹劾。除了指责他越级谏言，还有人指责他生母看花坠井而死，他却一直在写看花诗，于是被贬到了江州。
朝堂上政敌相对攻讦，当官的被贬是十分常见的。但是“不孝”的指责，对于当时的文人来说堪称是致命打击。白居易觉得小人得志，忠臣被害，他想不到什么办法来发泄。于是就写下了五首哲理小诗，倾吐心中的看法。
人性是非常复杂的东西，我们通过短暂的接触，往往只能了解一个人的某一个方面，并不可能马上知道他的全部，又怎么能去妄下结论呢？
在中国古代，辩别人一个人的忠奸，往往是通过巫术占卜来进行。比如白居易诗提到的“钻龟”与“祝蓍”。除此之外，还曾用过一种叫“獬”的独角兽。当法官判案的时候，不知道谁忠谁奸，就让“獬”以头上的角去戳人。他戳到谁，谁就是该死的奸人。
葛洪在《西京杂记》中说：秦始皇有一面“照心镜”，可以照出大臣们五脏六腑的颜色，通过它来辩忠奸。但是，这些统统都是神话和迷信。
假如秦始皇真的有这么神奇的镜子，早就照出赵高、李斯最后会违背他的意愿害死扶苏了。那样的话，秦朝又怎么会二世而亡呢？
所以白居易总结前人的经验，得出了一个观点：只有时间，才能真正检验出一个人的品质。周公是这样，王莽也是这样，近代的汪精卫也是这样。
辩别一个人的忠奸，评价他人的一生功过得失，只要用来考察他们的时间足够长。到了最后，什么样的“妖孽”都会在时间这面照妖镜面前曝光。
后来，宋朝人在这个基础上总结出一句名言：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再后来，明朝人创造了一个成语叫“盖棺定论”。
一个人活着的时候，很难说他的好赖。只有等到他眼睛一闭，棺材盖一合。那个时候，我们再来一点点地评价他的各种功过得失。再给他打一块石碑，做一篇祭文，对他的一生就有了定论了。
结语白居易这首诗最经典的地方在于思想，他提出了一个富有哲理的观点，就是看待一个人的忠奸，不能只考察他一时的言行。评价一个人是很难的，就怕把“话说早了”，被人愚弄而不自知。
不过，时间虽是“照妖镜”，但是要想通过它来照出一个人的真伪，有时候需要的时间特别长，甚至还会长到“盖棺”都无法定论的地步。
比如，从前我们都认为秦始皇是一个乱杀无辜的暴君，可是近年代通过不断出土的秦简，以及多方考古，秦始皇好像又逐渐得到了平反。
所以，真相究竟在哪里呢？一个人一生的真伪，又要花多长的时间去验证呢？这些都还很难说。
纣王与姬昌的关系，被史书隐藏得太深，原来周武王有多个兄长
商朝灭亡后，周朝扶持纣王兄长微子启建立宋国，之后微子启二弟微仲接任宋国国君，孔子是微仲的第十四代传人。因此，孔子姓子，货真价实的商代王族后代，名门望族之后。
周朝建立后，武王册封一批亲族，其中将同母三弟姬鲜封在管地，因此他就被称为“管叔鲜”。武王去世后，管叔鲜不满老四周公摄政，于是联合纣王之子武庚发动叛乱，兵败身亡、管国灭亡。管叔鲜的后代以“管”为姓，若干代后管仲出生，辅佐齐桓公称霸，被誉为千古第一相，深得孔子赞誉。
以《史记》记载来看，孔子是殷商后代，管仲是姬周后代，两人似乎没有什么亲戚血缘关系。然而鲜为人知的是，姬昌是纣王的姑父，孔子祖上微仲与管仲祖上管叔鲜是标标准准的老表关系，只是由于司马迁隐藏了一件极为重大的历史事件。
孔子祖上来历比较清晰，没有什么争议之处，但司马迁却搞错了管仲祖上的情况。
《史记·管蔡世家》记载：周文王与正妃太姒育有十子，“其长子曰伯邑考，次曰武王发，次曰管叔鲜，次曰周公旦，次曰蔡叔度，次曰曹叔振铎，次曰成叔武，次曰霍叔处，次曰康叔封，次曰厓季载（姬载）。”
在司马迁看来，太姒是周文王元配正妻，伯邑考是长子，周武王是次子，管叔鲜第三子，他们身上有着一半夏人的血脉。所谓“太姒”，是“有莘国”之女，夏朝大禹的后代，周文王娶太姒，意味着周夏联姻。
但以目前先秦史料来看，至少没有明确的、正式的原始材料支撑“文王与太姒生育十子”，也没有说管叔鲜母亲是太姒，不知道司马迁为何如此判断。因此，管叔鲜的母亲到底是不是太姒，其实存在很大的疑问。不过，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司马迁隐藏了一件重大的历史事件，而这段历史对判断管叔鲜的母亲至关重要。
姬昌继位后，娶的第一个正妻，实际上是帝乙妹妹，《周易》中记载相对简略，主要就是“帝乙归妹”这四个字，但《诗经·大明》中记载的比较详细：
《诗经·大明》：“文王初载，天作之合。在洽之阳，在渭之涘。文王嘉止，大邦有子。大邦有子，俔天之妹。文定厥祥，亲迎于渭。造舟为梁，不显其光。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缵女维莘。长子维行，笃生武王。”
结合周易与诗经来看，帝乙将妹妹嫁给了姬昌，而周人将之视为“天作之合”，整个婚姻场面非常庞大，周人非常兴奋，姬昌在渭水河畔迎亲，且是“造舟为梁”，造船相连作为渡桥。因此，姬昌是商纣王的亲姑父。
当时，在周人的眼里，殷商是“大邑商”，周人是“小邦周”，那么姬昌娶的帝乙妹妹，会成为侍妾还是正妻？毫无疑问，帝乙妹妹必然是姬昌的正妻。值得深思的是，博览群书的司马迁，只字不提“帝乙归妹”，单纯地用无心之过无疑说不过去，只能说他有意隐藏了这一段历史。
后来，可能是帝乙妹妹生病去世，于是若干年后姬昌续弦，娶了“有莘国”之女“太姒”，就是诗经中说的“缵女维莘”，太姒生下了伯邑考与姬发（周武王）。
帝乙妹妹与姬昌有无子女，文献上没有记载，但从时间与习俗上来说，两人应该有子女。
《礼记》中记载的“文王十三生伯邑考，十五生姬发”，正确解读不是13岁生伯邑考，而是帝乙妹妹去世、续弦了太姒之后，大约是继位13年时生伯邑考，继位15年时生姬发。
由于父亲季历被文丁囚杀，姬昌是在继位第二年攻打殷商，为父报仇，为了缓和商周关系，帝乙采取和亲的办法，出嫁妹妹安抚姬昌。因此，姬昌与帝乙妹妹生活了10余年，之后才娶了太姒。
当时，大势力一旦确定联姻，就必然要确保生下儿子，因此嫁女往往不是只嫁一个，同时还会出嫁几个地位较低的同族之女，就是为了提升生儿子的概率，最终她们生下的子女，都会交给主母或嫡母抚养，称呼嫡母为“母亲”；同时，其他庶出的儿子们，也会称呼嫡母为“母亲”，反而不能称生母为“母亲”。“太姒十子”的原因大概也在于此，并不是说太姒亲生了十个儿子，她成为嫡母后，帝乙妹妹之子们等都会称她为“母亲”。可见，在这十余年间，帝乙妹妹不太可能没有子女。既然如此，帝乙妹妹的儿子会是谁呢？
关于帝乙妹妹与姬昌的儿子们，从史书记载来看，应该是“五叔”或“五叔”中的部分人。
《左传·定公四年》记载： “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为太宰，康叔为司寇，聃季为司空， 五叔无官，岂尚年哉。”
二千年来，“五叔”到底是哪五个人，一直争论不休，西晋杜预注释《左传》“五叔”为“管叔鲜 、 蔡叔度 、 成叔武 、 霍叔处 、 毛叔耼也”，唐代司马贞注释《史记》“五叔”为“管叔、蔡叔 、成叔、曹叔 、霍叔”。但无论怎么解读，管叔鲜都是五叔之首。
问题在于，以管叔鲜为首的“五叔”，到底是不是帝乙妹妹的儿子们呢？
首先，周文王诸子中，除了伯邑考与周武王之外，真正得到重用的就三个，即周公旦、卫康叔、聃季载（姬载），为何其他人没能得到重用？儒家以他们三人贤德来解释，但实际上当时“论血脉”，龙生龙、凤生凤，王侯将相有种，因此这三人与姬昌是真正的同母兄弟，而其他人不是，所以其他人即便年纪大，在朝中也没有官职。其实，如果周初就以贤德、才华选官的话，陈胜吴广就不会说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了。
其次，“尚年”的意思是尊崇年长者，但按照史记记载，“五叔”中除了老三管叔之外，其他人都比周公旦小，又如何能使用“五叔尚年”来说明？因此，“五叔”年龄必然很大，至于有没有周武王大不好判断。
除此之外，武王去世后，三监管叔、蔡叔、霍叔联合纣王之子武庚起兵叛周，儒家解读是管叔嫉妒周公摄政，但政治人物计算的是政治利益，不太可能脑袋发热就造反，三监反周成功有何好处，武庚会与他们平分天下，或者真心重用他们？如果三监母亲是太姒的话，武庚不可能真正信任灭国与杀父仇人的兄弟，唯有三监母亲是帝乙妹妹，与武庚是亲老表的关系，才会得到武庚的信任，三监也才会与武庚结盟造反，因为认为成功后会获取、并能保住更大的政治利益。
因此，综合以上分析可见：姬昌与帝乙妹妹生下了管叔等，由于帝乙妹妹去世、姬昌续弦了太姒，于是太姒之子伯邑考、姬发、姬旦等地位上升，变成了嫡子，管叔等地位下降，变成了庶子，因此伯邑考成了老大、姬发成了老二，管叔鲜等反而排在了后面。说到底，这不是按照年龄来排序的，而是按照嫡庶地位排序的，至于司马迁记载的“太姒十子”，则是糅合了两种排序，变得不伦不类。
综上，管叔鲜等是帝乙妹妹之子，伯邑考、周武王真正的兄长，与商纣王、微子启、微仲是表兄关系，是武庚的表叔，他的后代管仲与微仲后代孔子，无疑也是真正的亲戚关系，只是相隔较远而已。
参考资料：《史记》、《诗经》、《左传》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