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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初重臣召公奭是周文王之子吗？解密召族来历和封燕疑云
原创：唐封叶
前言：说起北燕国，喜欢东周列国故事的人都略知一二：它是周初重臣召公奭（shì）一系的封国，春秋时比较衰弱，被山戎欺负，多亏齐桓公救燕才渡过难关；到战国时，燕国虽然跻身“战国七雄”之列，但几乎是七雄中最弱、最没存在感的一个，几百年间唯一可称道的事情就是燕昭王启用乐毅攻破齐国了。
因为燕国僻处北方、远离中原，再加上经过“秦火”之灾，现存史料中有关燕国的内容非常稀少，以至于连燕国的很多基本情况都不太清晰，导致后世出现很多争议问题：
第一，召公奭到底是什么出身来历，是否为周文王之子？
第二，燕国分封是在周武王时还是周成王时，始封君是召公奭本人吗？
第三，燕国的爵位是什么？真如《春秋》《左传》等书所说是伯爵吗？
下面我们就来探讨一下。
首先，召公奭到底是什么身份？从传世文献看，至少从东汉开始，就有很多人说召公奭这位周初重臣是周文王之子。
邵公，周公之兄也。——东汉王充《论衡·气寿》
召公，文王子也。——东汉班固《白虎通·王者不臣》
到了西晋时，皇甫谧的《帝王世纪》又进一步，说召公奭是“文王庶子”。此后，召公奭是文王庶子的说法一直流传到现在，至今仍有少数书籍或文章持此观点。
但我们知道，距离当时越远的文献，史料价值越低。那东汉之前的史料是怎么说的呢？
我们先从现存最早的周代史料《尚书》看起。在《尚书》的《康诰》《酒诰》等篇中，周公旦和周成王对文王第九子康叔封讲话时，有“朕其弟”（我的弟弟）、“乃穆考文王”（你的美好的先父文王）等语，证明康叔封确实是周文王之子、周公旦的弟弟。但在《君奭》篇中，周公旦却称呼召公奭为“君奭”，不叫兄弟而称其为“君”，也没有“乃考文王”这样的话出现，显然看不出召公奭和周公旦有兄弟关系。
再往下，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左传》中，东周王朝大臣富辰曾提到过著名的“文昭十六国”（文王之子的十六个国家），里面偏偏没有燕国：
富辰谏曰：“……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蕃屏周。管、蔡、郕、霍、鲁、卫、毛、聃、郜、雍、曹、滕、毕、原、酆、郇，文之昭也。”——《左传·僖公二十四年》
西汉太史公司马迁的《史记》，也只简单说“召公奭与周同姓，姓姬氏”，没说他是周文王之子。
早期史料中没有的事儿，晚出的史料中突然有了更多更详细的说法，这就是疑古派大家顾颉刚所说的“古史层累地”现象，一般都是不靠谱的。而且我们现在比古人更有优势，能看到西周金文，不妨再做王国维大师所说的“二重证据法”。
近现代以来，中国出土了很多属于周初燕国和周王畿内召公家族的青铜器。我们可以发现，青铜器铭文中召氏族人的名字，不少是“日名”形式（即以天干字组成的称呼），如匽（燕）侯旨作父辛鼎、伯宪盉等都提到“召伯父辛”这个人，而叔遂尊则提到“父乙”。笔者唐封叶以前介绍过，日名是商人贵族惯用的，如商王武丁、武乙、帝乙、武庚，而周人是没这习俗的，很少取日名（但不绝对）。
最关键的问题是召公家族的青铜器上，往往带有族徽，这族徽是商人和受商人影响较深的族群特有的标志，考古学家一般以有无族徽来划分西周贵族中的商人族系和周人族系。
因此以上西周金文证明，召公家族与周王室是有较大文化差异的，他们受殷人的影响更深，暗示他们这支姬姓族人在商末时应该住得离商人比较近。那召公奭家族到底是什么来头呢？
我们再往前找更早的资料。果不其然，学者在殷墟卜辞中发现一个叫“召方”的部族方国，商朝后期商人经常与之发生战争。据卜辞的内容推断这个召方大约位于安阳殷墟以西的今天山西一带。很多学者猜测，召公奭很可能就是这个“召方”的国君，因受商人打击，向西逃难进入关中，最终率领召族归顺了周文王。笔者唐封叶认为，召公家族之所以在周国得到重用，应该就与他们靠近商朝文化水平相对较高、对商朝的内部情况尤其是作战手段了解更多有关。
正因为召公奭不是文王之子、周公之兄，在《尚书·君奭》中周公旦才会用尊敬但不亲近的称呼“君”来叫召公奭，东周朝廷的大夫富辰才会在历数“文昭十六国”时不算上燕国。
甲骨文中的“召方”
第二，燕国分封是在什么时候，始封君到底是谁？按太史公的说法，燕国是周武王分封的，始封君是召公奭。
周武王之灭纣，封召公于北燕。——《史记·燕召公世家》
但仔细分析，这种说法显然不合乎当时的情势。笔者唐封叶以前写“武王伐纣”故事时曾介绍过，周武王当时仅仅征服了商王畿一带，周军并未远征到东方和北方。这样一来，周武王怎么能把召公奭分封到远离中原的今天河北北部、北京一带呢？因此燕国的分封，只能是在周公东征、周人彻底征服东北方以后的事情。恰巧西周金文再次证明了这点。
清朝末年，著名的“梁山七器”在今天山东梁山出土。其中的太保簋铭文向我们揭示了一段被隐匿了3000年的周初重大史事——周公东征时，太保召公奭曾率军追击战败北逃的商国国君禄父（日名为武庚，又称录子圣），并将其斩杀，因而获得周成王的嘉奖。（注：周初金文中凡有“太保”称呼均特指召公奭。）
显然从形势分析，周初北方燕国的建立，应与“召公北伐”有莫大的关系。只有周人以武力实际控制今天河北北部和北京一带后，周朝才有可能在当地封建燕国。所以燕国的建立只能在周成王时期或者稍后。
不过太保簋虽然证实领兵北伐、追击禄父的是太保召公奭，但它并不能证明燕国始封君一定是召公奭。好在上世纪后期的考古活动，又为今天的我们揭开了“燕国始封君为谁”这一千古之谜。
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考古工作者在著名考古学家邹衡的指引下，在北京琉璃河一带进行了几十年的考古挖掘，出土了大量带“匽”或“郾”字的青铜器，历史学界认定当地即西周初年北燕国的都城所在。2000多年前掌管国家档案、典籍的太史公司马迁都没搞清楚的北燕国始封地问题，2000年后的我们搞清楚了！
1986年，考古人员在琉璃河编号为M1193的“亚”字型大墓中出土了两件完整的西周早期青铜器——克罍（léi）克铜盉（hé），上有同样的43字铭文：
王曰:“太保，惟乃明乃鬯，享于乃辟。余大对乃享。令克侯于匽，使羌、马、㪥、雩、驭、微。”克宅匽，入土眔（dà）又(有)司，用作宝尊彝。
铭文的大意为：
周王说：“太保，你用盟誓和清酒来奉事你的君王。我非常满意你的供享，命令‘克’到匽国（燕国）做侯，管理羌、马、㪥、雩、驭、微六族人。”克到达匽（燕）地，接收了土地和属官，为纪念此事做了这件宝器。
通过铭文我们可知：匽国（燕国）的第一代君主，不是召公奭，而是一个叫“克”的人；因为如果“克”是第二代或第N代匽侯的话，按金文惯例，一般前面会加上“更乃祖考”等字样，表示是继承祖上的职位。
那这个“克”具体是谁呢？按周代制度，他最有可能是召公奭的嫡长子。召公奭北征追杀禄父时，包括克在内的召公子侄们，应该也随同出征，并立有战功。也许周成王最初本想封召公奭为燕国国君，但召公奭是国家重臣，朝廷离不开他，于是就像分封鲁国一样（想封周公旦但实际封的是其长子伯禽），把召公奭的嫡长子封在了燕国。
第三，燕国的爵位到底是伯还是侯？从克罍、克盉的铭文“令克侯于匽”我们已经知道，克是被封为“侯”的。但看过唐封叶文章的读者应该记得，据西周昭王时期的青铜器作册令方彝记载，西周的“侯”其实内部又分为“侯、甸、男”三等。在“清华简”《封许之命》中，周成王封男爵的许国国君吕丁时，用的也是“命汝侯于许”这样的文辞。所以仅凭“令克侯于匽”这句话我们是不能完全确定燕国的爵位的。另外，在传世文献《春秋》《左传》中，另有北燕国是伯爵的记载：
夏，齐侯、陈侯、蔡侯、北燕伯、杞伯、胡子、沈子、白狄朝于晋，宋之盟故也。——《左传·襄公二十八年》
北燕伯款出奔齐。——《春秋·昭公三年》
那我们只有再看出土的匽国（“匽”后期又写作“郾”）青铜器了。在堇（jǐn）鼎、匽侯旨鼎、匽侯舞戟、匽侯盂、匽侯脮戟等大多数匽国（燕国）器物上，其国君都是自称或被称为匽（郾）侯的。21世纪初，考古学者在山西翼城县大河口西周霸国墓地中又出土了几件带“匽侯旨”铭文的青铜器，其中一个青铜卣的盖子和卣底部都写着“匽侯旨作姑妹宝尊彝”，这曾是考古界轰动一时的新闻。
但不得不说，出土匽国青铜器也有例外，其中还有极少量不称“匽侯”的，如匽伯圣匜、匽公匜。这是怎么回事呢？难道匽国（燕国）国君既有公爵，也有侯爵，还有伯爵？
其实这个问题笔者唐封叶在《“公、侯、伯、子、男”？金文显示西周并无五等爵制》一文中介绍过，周代、至少在西周时期，是没有“公、侯、伯、子、男”这五等爵的：“公”不是爵位只是尊称，天子重臣和先代之后都可称公，至于诸侯，境内可称公，谥号可称公，不论爵位为何；“侯”才是爵位，作册令方彝显示周代的“诸侯”的等级只有“侯、甸、男”三类；“伯”不是爵位，它本是宗法称呼，即排行“伯、仲、叔、季”中的“伯”，表示嫡长子，该称呼在周代应用很滥，内外服但凡有封地、封国的君长都可称“伯”，因为一国国君基本都是嫡长子；“子”不是爵位，是商人习俗及一种宗法称呼，本意就是儿子，强调出身，后多用于对蛮夷之君的贬称和低级贵族的称呼。
明白以上我们就可以知道，从周代多数匽国（燕国）器物称“匽（郾）侯”可知该国的爵位为“侯”。“匽公”的“公”不过是尊称，是遵循“诸侯境内称公”的例子；“匽伯”的说法是宗法称呼，即在强调匽君在国内的大宗地位时使用，就像一个人在单位是总经理，到家庭聚会时则被叫“大伯”一样。
总结：周代北燕国出自召公奭一系，召公奭不是周文王庶子，仅与周王室一样姓姬，召族可能出自商代的“召方”，东汉以后的一些文献称召公奭为文王庶子是错误的；北燕国的始封君是召公奭嫡长子克，受封时间大约在周成王时，太史公司马迁说北燕国受封于武王时、始封君是召公奭，均是有误的；北燕国的爵位是侯爵，自周初到战国中期燕君称王前，燕国（金文作“匽”或“郾”）国君几乎一直称“侯”，《春秋》《左传》中所说的“伯”是宗法称呼，并不表示燕国为伯爵（“伯”本非爵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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