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5发生了什么事件(1885)

1885年！大清的脊梁断了

通过四篇文章地介绍，我们讲了中法战争中的基本过程、潘鼎新诿过并陷害冯子材与王德榜，最终在左宗棠、张之洞、李秉衡等人地反击下，王德榜也算最终安然度过。在这次“诿过事件”中，李鸿章在目前公开地资料中是没多少留存的，也就是这很符合李鸿章的特点——习惯桌子底下搞小动作。

（1）时代已经变了，李鸿章势力已经成为主轴

慈禧到了1880年以后为何从支持左宗棠变为倚重李鸿章的原因。正因为慈禧改变治国战略，他对李鸿章及其淮系人马的倚重就比较明显。由此，在潘鼎新诿过冯子材、王德榜过程中，冯子材很容易就洗清了污水，王德榜就没那么容易了。

对于楚军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左宗棠非常不满，给张之洞发电报，也要把王德榜及其军队调回自己的账下。张之洞一看连忙给左宗棠拍电报：朗卿（王德榜）老将，又立新功。桂防未解，留作长城，不能遽归江南也。其中委曲，洞当疏通之。李鉴堂贤者，闻与朗卿水乳，必能维持。饷未到，到即运。光绪十一年四月初一（1885年5月14日）子刻发

最终，王德榜在左宗棠、张之洞、彭玉麟等人地奋力解脱下才没有被真的“军法处置”。但左宗棠、彭玉麟毕竟和王德榜属于“利益悠关人”。在解救王德榜历程中，如果没有两广总督张之洞、做了李鸿章12年下属的代理广西巡抚李秉衡鼎力相助的话，这位参加并有巨大贡献的“镇南关—谅山大捷中的英雄”就真成空气了。

1885年5月21日，张之洞上奏清廷，王德榜的军队归孙元春统领应该暂缓。

7月8日，王德榜的处罚被解除。但王德榜最终称病回家，1889年，被授予贵州布政使。1893年病逝。

除了王德榜外，楚军的刘敖在“保卫台湾”中也被其他淮军将领拿下，当然，这个问题更不好说了。但刘敖的功过是非也被一些史学者为之叫屈。同时，还有左宗棠的资金运营、筹集的胡雪岩也在这一年去世。可以说，1885年，是左系湘军在军事上、政治上被孤立、打压的一年。即使如此，左宗棠仍然率领抵抗派反对和谈。

可见其精神之可贵：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大丈夫也！

左宗棠在1884年，之所以能够主管“东南海防”，其关键就在于其军事影响力，以及“楚军主力”都在东南各省。所以，左宗棠还有“保命”的价值。

（2）慈禧和李鸿章的“不败而败”是对晚清时期最有利的一次“扭转”的耽误

“镇南关—谅山大捷”在过去被宣传将法军兵锋阻止住了，让清军抵抗派看到了胜利的希望。因此，其意义非常重大。虽然我们不能拿其作为“战略态势逆转”的标志，但也不能故意忽视他的价值。“镇南关大捷”，现在有人经常拿法方的资料说并非大胜。但问题不能这么看。

自1840年以后，中国对外战争中有几次大胜过？或者打平过？在整个晚清，“连小的胜利”都难得，但后人经常却对此不以为然。例如打败阿古柏，许多人都说是“不过打败了一群土匪”，也确实，李鸿章也是这样说的。所以，你们确实是心有灵犀。但问题是，左宗棠没打之前，你们的“先人”可说的：阿古柏虎狼之师！左宗棠人老兵疲。

话不能全被你们说了。

不能这样做人。

在“甲午战争”之前，“镇南关大捷”的作用就是“旗帜”充分证明外国人可以打胜！左宗棠在“伊犁问题”上就是这个态度：一战而长志气。

有些人其实不明白左宗棠的话的内部含义：长了志气之后呢？向西方学习的力度就会更大，改革派的势力就会更强大，就会得到更多的人支持。那么，后面的事情如何变化就难说了。

然而，让人悲哀的是上有慈禧妥协、外有李鸿章掣肘，一见小胜立刻谈判。生怕左宗棠、张之洞、李秉衡、刘铭传等人彻底分出过胜负。

也正是因为这场战争，让李秉衡更加看清了李鸿章、淮军的本质。

综上所述：中法战争最大的失败是让“最后的脊梁”也断了

1885年，身有大病的左宗棠先是三大爱将接连蒙冤、后是彻底无法阻止清廷的投降主义浪潮，最终，在无可奈何中高喊着“渡海”离世。在临终前，口述遗折，用最后的力气喊出了一句话：我反对投降！希望皇帝亲君子远小人！

左宗棠故居柳庄复原建筑

在那份饱含为国情怀的遗折中，潜藏着对慈禧地斥责！他尚未觉醒，在慈禧统治下怎么会有为国为民，有的只是她的江山。

在晚清，他只能被埋没——他根本没有“渡海”的可能，窝囊、爱权是晚清的代名词！

“渡河”是宗泽地怒吼，收复北方！

“渡海”是宗棠地怒吼，荡平夷洲上的跳梁小丑和侵略者！

李鸿章潘鼎新死咬王德榜，左宗棠张之洞力保之 中法战争专辑

躲在东罗马、奥斯曼背后的“贸易之国”威尼斯 东西文明碰撞专辑

明英宗亲征时粮食准备充足？14天后何以兵无粮马无草 土木堡之变专辑

海上月份牌：社会曲折发展的缩影

周慕桥绘《视远惟明》

很早就想写《月影及春——海上月份牌历史与艺术》（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即将出版）这本书了，因琐事繁多，迟迟未能动笔，但文献资料包括图像的搜集却始终没有间断过。去年夏天，张信哲先生造访寒舍，他的用情诚心与恳言，让我的惰性无以躲藏，也让这本书的写作提前摆上了案头。

熟悉张信哲的朋友都知道，他不但歌唱得好，也酷爱收藏，而且藏品颇精。他收藏的月份牌原稿精美绝伦，因和上海这座城市渊源深厚，他执意要把展出的地点放在上海，以表示自己对这座城市的敬意。如果不出意外，今年10月，“张信哲收藏月份牌原稿展”将在震旦博物馆和大家见面。

他是追求完美的人，希望即时观者不但能大饱眼福，而且能融会到历史场景中去，还能知其所以然。所以，他的原稿展中会同时展出月份牌中曾出现过的那些文房摆设、衣冠饰物；会同步出版他收藏的月份牌原稿的精美图录；还会有我的这本小书，讲述月份牌的历史与艺术……

2019年6月，本文作者（右）与张信哲（左）合影

年画与月份牌血脉相连，但又不能混为一体

有很多文章在写到月份牌时都用月份牌年画这个词，虽然并不准确，但也不能说没有道理。年画是月份牌的生母，它身上一半的血液是年画输送的（另一半是外国广告画），两者之间血脉相连，但又不能混为一体。大约从宣统年间起，也即20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随着社会局势的激烈变化和彩色石印技术的进一步成熟，传统木版年画的生存空间愈来愈窄。当时的工商业已经非常繁荣，它们亟需一种印制美观，色彩鲜艳，既方便大量印刷又价格便宜的广告载体来宣传商品，而传统的手工作坊式的木版年画，显然无法与时俱进，承担这个新时代的需求。这也给彩印月份牌提供了一次难得的历史机遇。而几乎与此同时，一批曾经绘制年画的画师，迅速转行，投入到月份牌的创作中去。在社会鼎革巨变之际，正是这群职业画家紧随潮流，开创新风，在月份牌领域闯出了一条新路，才有1914年左右月份牌画如千树万棵梨花竞开的繁荣盛景。

创作月份牌画的画家，在整个20世纪上半期大约有近百位之多，其中作品多、影响大、地位高的就有十几位，而且画作风格鲜明，各有绝招，诸如徐咏青之风景，胡伯翔之山水，梁鼎铭之古典传说，丁云先之绣像人物，周柏生之年画风格，谢之光之时尚仕女，都在当时独具特色，各领风骚，成为月份牌领域的代表性人物。而对月份牌发展影响最大的关键人物则是开风气之先的周慕桥、奠基础之实的郑曼陀和集大成之局的杭稚英。周、郑、杭三位，从出生年份来讲，各自相差将近20年，从事月份牌创作的时间，则相距不超过十年，就艺术辈分而言，正好是半代之隔，新旧之间，传续时间十分理想；而且，他们各有师承，艺术功底扎实，在创作月份牌前都有过较长时间的艺术实践，起点高，出手即不凡，作品丰富，在当时以及身后都有广泛深远的影响。

周慕桥绘协和贸易公司1914年月份牌

月份牌是伴随着商业的激烈竞争而诞生繁荣的

关于“月份牌”一词的起源，现在应该比较清晰了：19世纪70年代，当时的一些洋行、报馆、彩票庄号、轮船公司便已开始向客户赠送或出售广告画张，这种广告就被他们称作“月份牌”，并公开在报上这样广而告之。1876年1月3日，开设在上海棋盘街上的洋商海利号在《申报》上刊出了一则出售“华英月份牌”的广告，这应该是“月份牌”一词公开见诸报端的首次亮相。1876年海利号发行的月份牌，本身是作为一件商品来发售的，其广告宣传的特性确实不明显，一样新生事物的最初萌始期几乎都有着各种各样的不成熟，这是可以想象的。但仅仅几年过去，颇显成色、基本合格的月份牌就在上海滩呱呱坠地了；而且，这次发行月份牌的商家不是一家，而是一批，且基本都来自彩票行，时间大约在19世纪80年代的中期。19世纪末，彩票销售竞争激烈，为招徕买主，各票行纷纷使出各种促销手段，奉送月份牌即是当时奇招之一，这也使彩票行成为最早印刷、发行月份牌的主要机构。这也从一个方面证明了，月份牌是伴随着商业的激烈竞争而诞生繁荣的。

几乎在彩票行发行月份牌的同时，提供版面，刊登彩票行广告的申报馆，自己也开始发行月份牌了。据笔者掌握的资料来看，申报馆最早刊印月份牌的日期当在1884年。申报馆自从1884年开始随报免费赠送月份牌后，将此作为一种有力的促销手段，年年坚持，且图案每次均有创新。

令人兴奋的是，申报馆1889年发行的月份牌现在还有实物存世。从这张130年前发行的月份牌实物来看，它已经基本具有了月份牌的几个现代要素：1、它有明确的发行主体：申报馆。2、它的发行目的也很明确：宣传《申报》这一新闻媒体。3、它绘制有精美的图案，如1885年是十二生肖图，1889年是二十四孝图，都和中国传统文化有关，但又强调“中西对照”，刊印的是“中西月历节气”，并标明礼拜，和传统的春牛图有着明显的时代差异。4、已有色彩要求，强调“红绿双色套印”，在当时已属精美，具有卖点。5、它本身并非是售卖的商品，而是作为宣传《申报》的赠品而存在，具有鲜明的现代广告物的属性。可以说，到了这个时期，月份牌作为一种现代广告画，已经开始逐渐进入了成熟期。

杭稚英1930年代绘《琵琶少女》月份牌

月份牌的发展命运体现了商业社会的辩证法

我们可以认为：所谓月份牌，早期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添加了商业信息的石印年画。由于其出产迅速，产能巨大，加之色彩鲜艳，成本低廉，很快就使传统的木版年画相形见绌，并迅速败下阵来。大约在1900年之后，月份牌就渐渐占领了日益衰落的木版年画市场，不仅遍及全国各大城乡，还远销到海外华侨聚居的国家；到民国初期，月份牌已基本取代传统年画而一花独放了。

随着工商业的发展繁荣，月份牌的市场也更加庞大，几乎所有生意兴隆的行业都发行有月份牌，以此作为赠品来推销自家的商品。而无论是商埠闹市，还是城镇乡村，月份牌都是大受青睐的礼物，其受欢迎的程度，有时甚至要超过商品本身。月份牌不但在一般市民群体中受到欢迎，就是知识阶层也往往未能免俗。1910年蔡元培在德国留学，张元济春节期间特地给他写信问好：“寄上月份牌十份，并乞分致同人为祷。”商务印书馆等还曾多次举行过月份牌展览会，借以推广企业文化。这些都说明月份牌在当年是十分时尚的礼物，不但一般市民百姓买来悬挂张贴，就是知识分子精英阶层也彼此相赠，以为礼物，甚至政府部门也印有自己的月份牌，作为公关之需，用途十分广泛。

月份牌画崛起之初，主要面向市民阶层和乡镇富裕农民，故画面较多表现传统内容，如戏剧故事、古装仕女等。以后逐步以城市中产阶级作为主体消费对象，因而画面大量出现飞机、游泳池、高尔夫球等时尚消费和唱机、钢琴、电话、洋酒等高档奢侈品，并以此作为大众消费的导向和风向标。在艺术层次，月份牌的美人画，透露出清末民初时装化新女性的时尚、情趣和格调。画家们一般都用细腻的工笔技法去勾画人物，特别注重细部，如五官、肌肤、衣服花纹等，甚至连人物头发也绘制得纤毫毕现。他们受传统年画的影响，一般画面都撑得比较满，人体的结构比例也略有失调，有的画作，更以大胆的半裸体表现，以女性的肉体美色去吸引消费者，体现了当时唯美主义的心态和审美取向。月份牌画也有一些反映社会巨变的时事作品，如反映上海一·二八事变的《一挡十》，隐喻抗日的《木兰荣归》等。

郑曼陀1920年绘《梅边倩影图》月份牌

1949年后，有很多画家用月份牌画的形式创作了一批表现新中国初期沸腾生活的画作，这不仅展现了画家们力图以新的内容来改造传统月份牌画的可贵尝试，也反映了他们努力融合于时代的良苦用心。

月份牌画从清末民初的崛起繁荣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归于沉寂，再到21世纪初成为人们怀旧恋昔的时尚藏品，正是我们这个社会曲折发展的一幅缩影。月份牌因工商业的发展繁荣而崛起，而经济的发展是月份牌画产生的动力，也是其夭折的原因。随着广告业的迅速发展和现代媒体的出现，月份牌在商业宣传上的价值逐渐被削弱，面对眼花缭乱的现代广告，已经很少再有人会去挖掘月份牌的广告潜能了。但另一方面，月份牌画在近几十年里却逐渐成为收藏家们的宠儿，它从廉价的商品附庸升值为收藏界骄傲的“白雪公主”。这正是商业社会的辩证法，所谓“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情”。

1885年台湾建省疑团，清朝为何要等200年才在台湾建省？

台湾，中国东南宝岛，大陆地区正式接触台湾岛历史接近2000年（东吴时期），大陆大规模移民台湾超过400年（17世纪初），中国政权正式管辖台湾超过300多年（1662年郑成功收复台湾），现在台湾的建制属于一级建制——省，然而，台湾省的历史则非常之短，一直到1885年，台湾才建省。

建省，对于中国的政治体制来说这绝对是一件天大的事情，那么，1885年到底发生了什么呢？这还要从台湾近代的历史说起。

现在历史课本将到台湾的时候，一般会说到两个时间节点。

第一个是1662年，这一年郑成功驱逐了荷兰殖民者，收复了台湾，开始管理岛上大量汉人移民并建立了台湾历史上第一个汉人政权。

第二个是1683——1684年，1683年明郑政权投降大清，次年康熙皇帝决定收台湾为版图。

从今天的角度，我们自然更关注第一个时间节点，因为这标志着台湾的统治权回到了中国人手里，而第二个时间节点，只不过是台湾的统治权在中国不同政权内部转换而已；但是在古代，其实是第二个节点更重要，为什么呢？因为在1684年之前，台湾事实上从没有被中国正统王朝纳入版图，设计机构管理（这里说的是台湾岛，没有包括澎湖，澎湖在元朝就已经纳入中原王朝版图），1684年，清朝收台湾为版图，是历史上第一次台湾和大陆紧紧联系在一起。

所以，当时的清王朝面对台湾这个新收入的版图，其实是相当陌生，刚收复台湾的时候，清朝朝廷内部对于如何控制这片土地争议相当大，绝大多数大臣根本不希望将其收入版图，主张将台湾所有居民（这里指的是汉人和汉化原住民，不包括东部山民）迁入大陆，再放弃台湾。

这其实也不是完全没有理由，在那个时代，台湾海峡说实话的确是一个不小的地理障碍，控制台湾需要相当的统治成本，而台湾这片土地短时间并不能带来什么收益，而且清朝大部分官员大对此地相当陌生，不存在类似宋人对燕云十六州那种故土情节。

不过所幸是具体操办的施琅知道台湾的重要性，上了一道《恭陈台湾弃留疏》，力陈台湾对于巩固东南海防战略地位的重要性，且表达外国势力诸如荷兰等屡屡对台湾之觊觎野心，康熙还是清醒的：明郑政权控制了台湾，搅得苏浙闽粤四省膏腴之地不得安宁，也就是说，台湾这个地方一旦是被不友好势力统治，对大陆将起到极大的损害，所以台湾必须控制。在咨询了闽籍老臣李光地后，清政府决定收台湾为版图。

这个时候，台湾的建制属于台湾府，隶属福建省，台湾府下辖台湾县，诸罗县（乾隆52年（1787年）“诸罗县”更名为“嘉义县”），凤山县三个县。

注：台湾府最初的实际管辖区非常小，但后来渐渐扩大到整个西部平原地区，上图为1885年台湾府控制区。

不过，这个时候，清政府控制台湾并不是为了开疆头条，而是为了给东南沿海找个屏障，所以清政府只要确保台湾被自己控制就可以了，对开发台湾没有任何兴趣，相反，台湾的人口，资源反而越少越好，因为台湾岛势力增强，一方面将极大增加统治成本，另一方面，也有台湾割据自立的风险。

所以前期清朝总体来说就是“消极治台”，驻守台湾军官、兵丁等一律从中国内地轮派，不得由台湾当地征召，且凡武职人员三年一换，并不准官员携眷来台，另外颁布渡台禁令：

其一，欲渡台者需经官府稽查审核，偷渡者必处严惩

其二，凡渡台者，皆不许携家带眷

其三，不准广东省民渡台。

但是清朝的情况我们是知道的，人地矛盾极为尖锐，所以这个禁令执行起来也不可能做到尽善尽美，闽粤两省贫苦人民渡台求生已成趋势，台湾人口日益增加，流民问题使得台湾治安一片混乱，械斗频发，但是清政府对此并不太关心，康熙年间基本采取放任台湾，雍正年间才稍微整顿了一下统治秩序。

从1683年到19世纪中期，清政府对台治理总体态度消极，但由于东南沿海人地矛盾尖锐，大量沿海移民渡台，使得台湾的开发也加快，这具体表现就是台湾府下面的三级建制越来越多，雍正元年（1723年）于大甲溪以北设“淡水厅”，大甲溪以南、虎尾溪以北设置“彰化县”，==雍正九年（1727年），澎湖群岛从台湾县分割出来，设“澎湖厅”，嘉庆17年（1812年）朝廷增设“噶玛兰厅”（约今宜兰县）。

1734年台湾道县厅界重划完全实施时行政区划图，比1685年大了不少

18世纪中叶后，台湾西部汉人人口数已逼近200万。

按照正常的发展逻辑，台湾岛也会慢慢整顿秩序，成为中国核心区的一部分，但是，19世纪中期以来，外部风云变幻使得台湾岛立刻处于风口浪尖，慢是慢不起来了。

1841年9月，英军入侵台湾。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廷将台湾的淡水（1862年）、基隆（1863年）安平、打狗（今日之高雄）均于1864年陆续开放，并且允许宣教士来台传播基督教。

清政府收台湾为版图的本意就是希望其作为闽粤等地的屏障，而现在西方殖民势力想侵略中国，东南沿海正处于第一线，那台湾的局势自然相当微妙，然后，19世纪50-60年代，英法联军，太平天国，西北民变……一系列混乱使得清政府自顾不暇，根本无心管理台湾之事。

一直到1864年平定太平天国之乱后，清朝局势才好转，国力有所恢复，但此时清王朝的外部格局已颇为不妙，帝国主义势力频繁入侵中国边疆，而侵略台湾的，首当其冲的是日本！

1874年，牡丹社事件爆发。

这是个啥事呢？简单说一下吧，荷兰人，明郑和清政府统治的台湾地区，仅仅限于台湾西部平原，在台湾中央山脉以东那是台湾未汉化原住民生活的山地，对于这一地区清政府并没有加以管辖，反而严禁汉人进入，以免生事。

那么，这一片是不是清朝版图呢？这个问题非常有意思，按照现代的情况，一个国家对于自己的疆域如何管理，那完全是自己的事情，所谓“绝对主权”，但这其实是源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而在19世纪的时候，清朝本质只是一个“中世纪国家”，对主权的概念是比较模糊的，清朝当时的观念还是传统上的“天下”，对于台湾东部，清政府的概念相当含糊。

这一带的台湾原住民相当彪悍，1871年（日本明治4年，清朝同治10年）10月18日，一艘琉球向中国上供的船只回程时遇到台湾，漂流到台湾东部，54人被台湾原住民误杀…

这个事情和日本有什么关系吗？这个琉球其实从明朝开始就是中国的藩属国，但中国没怎么管他，1609年，当时日本的萨摩藩侵略了琉球，琉球实际上被日本控制，日本明治维新后对琉球的控制越发加强，1871年日本明治政府“废藩置县”时，萨摩藩改为鹿儿岛县，原本为萨摩藩属的琉球王国被改隶于鹿儿岛县，1872年日本政府单方废止琉球王国，设置“琉球藩”。

所以，1873年日本人跑去找清朝交涉，说清朝杀了日本臣民，清王朝当然觉得莫名其妙，大臣毛昶熙答复：“二岛（琉球与台湾）俱我属土，属土之人相杀，裁次固在于我，我恤琉人，自有措置，何预贵国事，而烦为过问？

就是说，关你毛事？

但是尴尬的是，那艘琉球船上有4个日本人，日本官员追问： “贵国既然已知抚恤琉球民，为何不惩办台番？”

毛昶熙表示，杀人者是化外生番，日方以此为由，1874年对台湾东部出兵了，史称“牡丹社事件”！

日本人设立的墓碑

这使得清朝非常尴尬，日本人嚷嚷着，清朝说了，这台湾岛东部是化外生番，我打台湾东部和清朝没有关系，清朝极为愤怒：东部的土地我只是没有管理而已！而日本当时内政混乱，远征军无法适应台湾的气候，病死一大半，境况也不好。

最终中日双方一番扯皮，中国花了50万两银子摆平了这件事，日本人承认了台湾全岛都属于中国，但是同时，硬是说中国已经承认琉球归属日本（清朝承认日本出兵的正当性是因为遇难者中有4个日本人， 日本片面解释为清朝承认遇难的琉球人也归日本管），1879年吞并了琉球。

此时清朝算是明白了，对台湾不能再浑浑噩噩了，台湾的事情必须要处理一下，同治13年（1874年）5月份，沈葆桢受命为钦差大臣处理牡丹社事件后续，日军撤兵后，沈葆桢提出多项治台方略，获得朝廷批准，继任者福建省巡抚丁日昌于1876年来台湾继续推行革新，自翌年光绪元年（1875年）之后，清廷兼采“巩固海防（沿海、台湾）”与“塞防（蒙古、新疆）”之国策，对台湾治理转入积极。

沈葆桢于1874年于台南海滨所建亿载金城（二鲲鯓砲台），为清廷力图振作的产物。

首先《渡台禁令》全废，不仅如此，还要大力经营，鼓励闽粤居民来台开垦，开辟八通关古道等道路加强后山（台湾东部）防御，向东开拓，开山抚番！

清王朝积极经营台湾十年，到了1884年风云再起，中法战争爆发，而台湾成为当时两个主战场之一，1884年六月，清朝授与前直隶陆路提督刘铭传巡抚头衔，使其负责台湾的行政与军务（以福建巡抚身份督办台湾军务）。

中法战争时期，清王朝表现相对不错，法国始终没有在台湾取得绝对优势，战后，台湾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对于台湾该怎么办呢？

其实在1874年牡丹社事件后，清朝对于加大对台湾的经营已达成共识，但如何加大呢？当时分两派意见，丁日昌等人主张派重臣督办即可，袁保恒（刑部侍郎）等人则主张要建省。最后在李鸿章力言建省并非妥策，且沈葆桢提到“台湾别设一省，苦于器局未成，彼此相依，不能离而为二”（台湾建省时机不成熟，经济依附于福建）的情况下，最后决定不建省。

但中法战争后，台湾重要性进一步凸显，“建省派”再占上风，钦差大臣左宗棠上奏赞同过去袁保恒建省的提议，表示“惟有如袁保恒所请，福建巡抚改为台湾巡抚，所有台澎一切应办事宜，概归该抚一手经理，庶事有专责，于台防善后大有裨益”，中法战争期间到台湾督办军务的刘铭传也决心要辞去“福建巡抚”一职，专注于台湾建设。

光绪十一年九月初五（1885年10月12日），慈禧太后和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会同议奏的结果，颁诏决定：“台湾为南洋门户，关系紧要；自应因时变通，以资控制。着将福建巡抚改为台湾巡抚，常川驻扎；福建巡抚事，即着闽浙总督兼管。所有一切改设事宜，该督详细筹议，奏明办理。”

台湾建省大局已定！

但建省毕竟是个大事，筹备工作要很久，而且当时的情况下，台湾确实和福建不太好分离，刘铭传就认为时机尚早，所以一直到1887年才定案，并于次年颁发关防印信。所以台湾建省的具体时间有争议，《清史稿‧地理志》将台湾改建行省时间定在光绪十三年（1887年），不过《清史稿‧德宗本纪》又将台湾建省的时间定在光绪十一年九月初五庚子（1885年10月12日），《清史稿‧疆臣年表》也将刘铭传补授台湾巡抚的日期定在这一天，而光绪十一年十二月十六日（1886年1月20日），台湾总粮台给选用县丞姜绍基之捐银正实收文书上，仍写“福建省台北府新竹县”等字。

注：明清正式的一级行政区是布政使司，“省”其实是俗称，对于清朝，建省的正式标志是设立巡抚。

对了，台湾省当时的省名比较奇怪，不是叫“台湾省”而是“福建台湾省”（还有一例是新疆，新疆建省时一般俗称“甘肃新疆省”），以示意台湾、福建要联成一气。

福建台湾省存在了十年（以1885年为始），最后这十年，清廷大力经营台湾，修铁路，设立电报局、煤务局、铁路局，还成立西学堂、电报学堂，台湾欣欣向荣，一度成为中国最现代化的省份，但是，1895年，清朝甲午之战惨败，将台湾割让给日本，福建台湾省正式废除。

作者：云帆

这种英语单词的记忆方法，及其底层逻辑，你认同吗

经常听到“背单词好难”、“单词记不住”、“单词记了又忘”等英语学习者的诉苦，因此今天我来分享一下，我认为比较科学有效的英语单词记忆方法及其底层逻辑。

一、四步骤，充分调动五官，协同记忆 (少一官: 嗅觉[偷笑]）

步骤1: 背记英语单词时，用眼看单词的形。辨认单词是由哪些字母组成，按怎样的顺序排列，做个初步了解。这是正常记忆的基础。（该步骤有利于“(阅)读”）

步骤2: 弄清单词的发音，熟读至印象深刻，让口腔产生肌肉记忆。这就好比乐器演奏者，手一放上乐器，就能弹奏出美妙动听的旋律一样。（该步骤有利于“说”）

步骤3: 在读单词发音的同时 (切记：不是拼读字母)，让耳朵充分吸收单词正确的发音，从而产生听力的记忆。（该步骤有利于“听”）

步骤4: 在边读边听的同时，勤动手，把单词写下来✍️，反复多写几遍，形成笔头或手的记忆。（该步骤有利于“写”）

[礼物]以上记单词的四步骤，刚好把英语能力的“听、说、读、写”都训练了一遍。[中国赞]

二、一个单词，反复接触，对抗遗忘曲线

艾宾浩斯遗忘曲线是由德国心理学家艾宾浩斯(H.Ebbinghaus)于1885年研究发现的。它描述了人类大脑对新事物遗忘的规律。

从曲线中得知，在我们第一次记住一个单词后，一般在20分钟后复习一遍，1小时后复习一遍，9小时后、1天后、2天后、6天后、31天后再复习一遍，就会记得很牢。

理论上是这样，但我们实际执行起来，却相当有难度。其实，我们可以调整并确定一个比较适合自己的背记单词的反复频次来坚持执行。

例如：隔天或隔两天复习一次，然后周末和月中进行阶段性复习各一次，月底总复习一次。可以设定一个月要背的单词量，把它分成8组，每周2组替换；如果觉得量大，那就分成4组，每两周换一轮。至于每组单词的量，因人而异，自行设定，10个、20个或更多都可以。

这样做虽然效果可能没有严格执行遗忘曲线来得好，但若能坚持执行下去，你就能成为单词达人。

这种英语单词的记忆方法，已经在实践中被证明是比较简单，且行之有效的，但关键在于坚持✊！

最后，四步骤涉及到了单词的音与形的关系，以及单词记忆的四维拓展，我将在下次进行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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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今天：1885年3月24日，清军老将冯子材取得镇南关大捷

135年前的今天，1885年3月24日，盘踞谅山的法军倾巢出动，扑向镇南关，越墙进犯，冯子材率士卒冲出墙外，激励将士猛烈搏斗，终将法军击退，遏阻了法军对中国边境的窥伺。清军乘胜追击，连破文渊、谅山，将法军逐至郎甲以南，重伤东部法军统帅尼格里。法军陷入困境。镇南关大捷使清军在中法战争中转败为胜。

　　1884年底，刘永福的黑旗军配合西线清军，围困占据宣光城的法军达3个月之久，城中法军几乎弹尽粮绝。但随着法国援兵的到来，宣光未能攻克。1885年2月，法国再次增兵越南，在法军统帅波里也(BrièredeI′Isle)指挥下，集中两个旅团约万余人的兵力向谅山清军发动进攻，广西巡抚潘鼎新不战而退。2月13日，法军未经战斗，即占领战略要地谅山。2月23日，法军进犯文渊州，守将杨玉科力战牺牲，清军纷纷后撤，法军乘势侵占广西门户镇南关，炸毁关门，并在关前废墟中插上一块木牌，得意地用汉字写着“广西的门户已不再存在了”，广西军民在法军退走后在关前插上木桩，写上“我们将用法国人的头颅重建我们的门户!”作为对法国侵略军的回答。由于潘鼎新的战败，清政府革去他广西巡抚职务，任命年近7旬的老将冯子材帮办广西军务，领导镇南关前线的抗法斗争。

　　清军出击

　　冯子材决心“保关克谅”，并相机出击收复北圻各城。冯子材赶到镇南关后，根据前线清军各部之间多存派系门户之见的情况，首先召集前敌诸将晓以大义，使各将领在抗击侵略者的斗争中团结起来。各将领共推冯子材为前敌主帅，统一指挥协调各军的行动，已从镇南关退至文渊(关外15公里处)、谅山，准备组织新的进攻。冯子材亲自爬山涉水勘察地形，根据当前敌情和镇南关周围的地形条件，决定在关前隘地区依托有利地形，构筑坚固防御阵地。关前隘在镇南关内约4公里处，系镇南关通往内地之要冲，东西山岭对峙，中间有一条长2公里多、宽1公里多的盆谷，地势险要，易守难攻。

　　冯子材亲督士卒用土石筑起一道长1.5公里、高7尺、宽4尺的土石长墙，横跨于东西山岭之间，墙外挖成深4尺的壕堑，并在东西山岭修建堡垒多座，形成一个完备的山地防御阵地体系。在兵力部署上，是时，广西前线清军共有90余营4万余人，分驻于镇南关至龙州一线。广西巡抚潘鼎新畏葸怯敌，远离前线;冯子材亲率所部萃军9营扼守长墙及两侧山岭险要，充作第一梯队，担任关前隘主阵地正面防御。总兵王孝祺部8营屯冯军之后为第2梯队;湘军统领王德榜部10营屯关外东南的油隘，保障左翼安全并威胁敌之后路;冯子材另以所部5营屯扣波，保障右翼安全;广西提督苏元春部18营，屯关前隘之后2.5公里的幕府为后队;另有12营屯凭祥机动。总计前线兵力约60余营，3万余人，一切准备就绪。

　　决战

　　1885年3月中旬，冯子材得悉法军将经扣波袭艽封、攻牧马，绕出镇南关之北，急调兵力前往扣波和艽封，挫败了法军迂回的企图。19日，有人密报法军将入关攻打龙州，为了打乱法军的进犯计划，冯子材决定先发制人。于21日夜率王孝祺部出关夜袭法军占据的出击文渊(今越南同登)，击毁法军炮台两座、毙伤法军多人，取得较大胜利。清军的主动进击，打乱了法军的作战部署，迫使法军东京军区副司令尼格里上校决定不等援军到齐即向清军坚固防御阵地发起进攻。23日晨，法军第2旅千余人趁浓雾偷偷进入镇南关，另以千余兵力屯于关外作预备队。

　　上午9时30分，大雾开始消散，法军兵分两路组织进攻：第一四三团第1营和外籍军团第2营等沿东岭向大小青山方向实施主攻;第一一一团第1营沿关内谷地前进，向长墙进攻，企图在主攻部队得手后两路夹击，攻占关前隘清军防御主阵地。法军主力在炮火掩护下，攻占东岭三座堡垒。并猛攻长墙。冯子材指挥所部顽强抵抗，一面商请驻于幕府的苏元春部前来接应，并通知王德榜部从侧后截击法军。在丢失三座堡垒的危急关头，冯子材大声疾呼：“法再入关，有何面目见粤民?何以生为?”守卫清军在冯子材的爱国情感鼓舞下，英勇抗击，誓与长墙共存亡，阻止了法军的前进。

　　下午4时许，苏元春率部赶到东岭参战，王德榜部也自油隘袭击法军，并一度切断了法军运送军火、粮食的交通线，牵制了法军预备队的增援，有力地配合了东岭的战斗，战斗呈胶着状态，入夜，清军进一步调整部署，由苏元春部协助冯子材守长墙，王孝祺部夺西岭，陈嘉部守东岭。冯子材还另调驻扣波的5营冯军前来抄袭法军左翼。次日晨，尼格里指挥法军在炮火掩护下，分三路再次发起攻击，沿东岭、西岭和中路谷地进攻关前隘阵地。冯子材传令各部将领：“有退者，无论何将遇何军，皆诛之”。经激战，法军接近长墙，冯子材持刀大呼，率先率领两个儿子跃出长墙，冲向法军。全军感奋，一齐出击，与其进行白刃格斗，战斗异常惨烈。

　　战至中午，终将中路法军击退。与此同时，陈嘉部、蒋宗汉部在东岭与法军展开了激烈争夺战，傍晚时分，王德榜在击溃敌之增援部队及消灭其运输队后，从关外夹击法军右侧后，配合东岭守军夺回被占堡垒。这时，王孝祺也已击退沿西岭进攻之敌，并由西岭包抄敌后，使其腹背受敌。法军三面被围，法军死伤近300人，后援断绝，弹药将尽，被迫败退，尼格里只得下令撤退，狼狈逃回文渊、谅山。冯子材抓紧有利战机，率部乘胜追击，于26日攻克文渊，29日攻克谅山，宣称毙法军近千名，重伤法军指挥官尼格里，后又将法军残部逐至郎甲以南。取得重大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