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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拳王和跤王于一身的技击大师“津门卜六”传奇
这篇文章要谈到的主人公,是中国现代格斗史上的传奇人物。他是一位集中国式摔跤、国际摔跤、拳击、大成拳、击剑于一身的技击大师,此人便是大名鼎鼎的津门卜六。
跤王卜恩富先生
卜六原名卜恩富,1911年出生于天津芦庄子,家中兄弟六人,他排行老三。天津是一座摔跤运动特别盛行的城市,练摔跤的大多是为了谋生而成为职业跤手。
如果没有几手绝活和出类拔萃的跤技,一般很难在这个行业站住脚。一方面受环境的影响;另外一方面也许是受天生运动细胞的驱使;更重要的是将来能有一门技艺养家糊口;所以卜恩富从小就下定决心一定要在摔跤上练出成就,跤场自然而然成了他除了家以外去的最多的地方。
1930年,19岁的卜恩富来到北平炮子河,拜善扑营头等跤手,有“小鬼崔”之称的崔秀峰先生为师,进一步深造摔跤技艺。
崔秀峰摔跤技艺极高,而且出手狠辣。据说他与人较技,经常让对手“过阴”,也就是把对手摔得昏死休克,所以跤手们只要提到小鬼崔无不谈虎色变、心惊胆战。
由于卜恩富是崔秀峰收的第六位弟子,所以摔跤界人送绰号“卜六”。
1933年,卜恩富为了养家糊口所需,考入了意大利租界消防队。在一次银行救火行动中,他生不畏死、冲在了最前面。
最终,通过大家的努力,成功地扑灭了这次火灾,把银行的损失减到了最少。
卜恩富上佳地表现得到了银行总监的嘉奖。意大利人为了抓典型、鼓舞士气,给卜恩富加了薪水。
当意方得知卜恩富还是一位摔跤名手时,决定把他送到意商运动场去学习拳击,让这位勇敢的中国小伙将来有更好的用武之地。
卜恩富从此又与拳击结下了不解之缘。他跟着意大利拳击教练乔麦迪和瓦利格练习打沙包、打梨球、跳绳、举重等各项拳击基础训练。
特别是在拳击实战练习中,卜恩富可谓吃尽了苦头。他不但要自己苦练拳击技术,还要充当陪练。经常被打得鼻青脸肿,全身都是伤。
就是在这样艰苦地训练中,让卜恩富练就了一身过硬的拳击技术,为他以后成为拳王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1934年,卜恩富在南京国术考试中赢得拳击中量级第一名的好成绩。并且在多次拳击比赛中保持了全胜的记录,获得了拳王的称号。
他的辉煌战绩惊动了俄国领事馆,拳击这项运动源自西方,并且各项桂冠一直被西方人所袭断。所谓卧榻之处,岂容他人鼾睡。
心胸狭窄的俄国佬想把卜恩富打压下去,于是就请来了全俄拳击冠军马夫洛格和卜恩富打比赛。
让人愤愤不平的是俩人的体重相差了好几个级别,马夫洛格比卜恩富重了近30公斤,这是一场极其不公平的比赛。
这场比赛,充分显露了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处处受到西方列强的鄙视和欺负。
卜恩富为了替中国人争口气,他天天日以继夜地苦练。终于迎来了比赛的那天,他肩负着神圣的使命昂首挺胸地走上了擂台。
擂台下一帮俄国佬,叽叽喳喳地议论着什么,时不时露出鄙视的冷笑。他们认为卜恩富根本没有取胜的可能,许多人就是来看他如何挨打,如何被狼狈地抬下擂台的。
然而,这场被认为是一边倒的比赛,结果令在场的所有人大跌眼镜。卜恩富利用灵巧地躲闪和充沛的体能和马夫洛格周旋。最终抓住机会,一记干净利索的重摆拳击中对方下巴结束了比赛。
这场比赛大长了中国人的志气,也让卜恩富名气大增。
半年后,美国花旗洋行请来了全美拳击冠军卡迪逊。卡迪逊的实力远在马夫洛格之上,也是西方国家为了保住他们的荣誉,出示的一张王牌。
卜恩富为了国家的荣誉孤注一掷、全力以赴。他每天拿出几小时训练,还要细心揣摩研究西方拳击攻防技术。
胜利永远是倾向于有精心准备的人,这场比赛打得比上一场更艰难,但卜恩富没有辜负大家的期望。
当比赛进行到第8回合时,幸运之神光顾了卜恩富。由于卡迪逊前几回合进攻太猛烈,消耗了大量的体能。
当他体力下降时,放慢了进攻的节奏。被卜恩富抓住机会,一记精准的左上勾拳击中卡迪逊下巴,只听见“轰”的一声,全美冠军倒在了拳台上。
全场沸腾了,这次卜恩富胜利的含金量更高了,他成了名副其实的拳王。
1935年,卜恩富代表河北省参加了在上海举办的第六届全国运动会摔跤比赛。他在比赛中一路披荆斩棘,过五关斩六将。
一些全国有名的跤手如佟顺禄、海友义、左锡五、苏祥麟等都被他斩落马下。在决赛中他遇到了跤坛名将,也是当时夺冠呼声最高的满族跤王宝善林。
当时没有人会怀疑宝善林拿不到冠军,赛方甚至早为宝善林锈好了一面印有“中量级冠军”宝善林字样的锦旗。
可讽刺性的事还是发生了,卜恩富在比赛中神勇异常、犹如神助,最终以2:1的比分击败了宝善林。赛方只好把锦旗上宝善林的名字扣掉,换上了卜恩富的名字。从此,卜恩富成了名正言顺的一代跤王。
后来卜恩富又多次参加全国性的摔跤和拳击比赛,一直保持着全胜的记录。他傲人的战绩受到了民国政府的赏识,特聘他为国立体专摔跤总教练。
抗战爆发后,卜恩富拜王芗斋先生为师学习意拳,王芗斋为他取名“卜道魁”,意思就是让他成为拳道中的魁首。
王芗斋先生与人搭手,常用“点重身松”的妙法。将自己一百多斤的体重搁在对手身上,让对手驮着走,自己用横竖力的变化打压对手,不是将对手累趴下,就是将对手扔出一丈多远。
卜恩富也据此自创了名为“跨栏”的绝招,也是让对手驮着,对自己的体重压在对手腿上。任凭对手左晃右晃都无济于事,使自己能使出各种招法主动制敌。
卜恩富指导学生
卜恩富学习了意拳之后,他还把拳击的爆发力、意拳的意念、击剑灵活的手法步法揉进摔跤训练中,产生了不同凡响的效果。
摔跤在他的发展下日趋成熟,经过多年的不断完善,他总结了一套科学的卜氏训练法,卜氏训练法即使在今天的跤坛也是不落下风的。
卜恩富先生把毕生的精力、心血都献给了中国摔跤事业。他曾立下了宏愿:有朝一日中国式摔跤一旦被世界认可,必将称霸世界跤坛,称霸世界武林。
贺宏亮评《中正之笔》︱论与证之间的罅隙
《中正之笔:颜真卿书法与宋代文人政治》,[美]倪雅梅著,杨简茹译,祝帅校,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年10月出版,312页,56.00元
十几年前,从白谦慎老师绍介海外书法研究的论文中,知道有倪雅梅的这本论著The Upright Brush(白老师译为“心正笔正”),曾一度有过迻译此书的想法,也蒐集拜读了班宗华、王珅等学者关于本书的英文书评文章,但俗务缠身,因循未果。今年国庆后,看到《中正之笔》中译本由江苏人民出版社“海外中国研究系列”出版的消息,喜出望外,入手后赶紧学习了一遍,略感失望。本拟写一篇书评,读到《上海书评》所刊韩立平文章,真令我有“崔颢题诗在上头”之感。韩先生关于本书的批评性意见,非常中肯,我大都赞成。所以,在本篇中关于倪著的意见,我尽量简单论述,点到为止;对中译本译校工作的意见,稍微展开,以供读者和译校者参考。
下面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关于倪著本身的意见。
班宗华在1999年9月发表的本书书评一开头,即说倪著“在数量极少的以艺术史学科立场研究书法艺术的专著中添加了新作。这虽然是一本正文仅有142页的小书,但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关于书法这门艰深课题研究的典范之作”,后面也说到“(倪氏)无疑贡献了一本重要而有价值的专著”。从西方汉学研究者的角度来讲,这算是中肯之说。不过班宗华在书评中也提出了他的质疑:
令人吃惊的是,正如倪雅梅书中提及,伟大的艺术家苏轼——他真正推崇的是天才和创造力而非所谓的“中正之笔”——不仅自己使用侧锋,心知肚明而且仅仅声称是由于早期缺乏训练和腕力虚弱所致。当苏轼的友人黄庭坚调侃其字迹如“石压蛤蟆”时,苏黄“二公大笑,以为深中其病”。苏轼知道自己的字并不“正直”,他也知道这并不意味着他的个性化书法中缺乏道德品质。
班宗华的这些质疑非常有力。如果倪雅梅所谓的宋代鼓吹“中正之笔”最有力者之一苏轼(另外一个是欧阳修)自己都不去身体力行“直笔”,那么倪氏在书中讲述的,宋代文人希望通过与颜真卿正直的声名建立联系从而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他们将书品等同于人品,大力弘扬颜真卿的书法风格以便把自己装扮成和颜真卿一样的忠臣,这种种说法又有多大的说服力呢?
通观全书,给我的整体印象是,倪氏先入为主地预设了“富有雄心的政府官员通过书法艺术来表达他们的政治认同”(页7),虚构出“宫廷”与“文人”、“二王”与“颜体”之间的二元对立,想象有所谓的“宋代文人集团”,在“与宫廷主导的权力和文化类型的斗争中”,借助颜真卿书法,“从这位英雄般的艺术家那里借取文与忠的剑和盾牌,为己所用”(页218)。这些说法,大多是著者脑洞大开的臆想之辞,思路清奇,但在其观点与所提供的论据之间,却存在着巨大的罅隙。
首先,并没有一个整体性的“宋代文人”概念。两宋不同的时间段落,甚至同一时段中不同的文人群体,其政治倾向和审美选择,都有着极大的差异性。倪氏列举出从“好颜书”的韩琦到欧阳修再到苏轼,并将“非难王羲之风格”的源头上溯到韩愈(页185),但少量这几位文人的代表性如何?倪氏自己也坦承苏轼密友黄庭坚就没有“借用颜真卿的名声或风格”,“太过于独立特行”“太过于去政治化”(页83-84)。其实,大多数宋代文人,甚至可以扩展到古代文人,并没有将书法用于政治表达的主观企图;“玩弄书法隐喻的政治游戏”(页84)的宋人寥寥无几,且很可能出于倪氏的臆断,无法坐实。宋四家中,除了苏轼、蔡襄,黄庭坚和米芾都与“颜体”无甚瓜葛。如果让我来回答“颜真卿书法与宋代文人政治”之间的关系问题,我的答案是:几乎没有联系。
倪著另外一个问题是材料的误用。她在“中译本序”中已经承认书中讨论的苏轼临《争座位帖》实际上是一件伪作(且不说书法风格上的判断,这件“苏轼”作品中居然将“争座位”写成“徵座位”也令人瞠目),那么,本书第四章中数量众多的论说如“苏轼使用繁复且令人兴奋的笔触和章法,是想表达自己对‘小人’的抵触”、“苏轼所临的《争座位帖》的‘豪放’的来源”极可能是《裴将军诗》(页121)云云,都基本可以作废。不首先讨论材料本身的真伪,任意发挥,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书中还有一些闻所未闻的说法,有待核考。如两处说到颜真卿和岑参是“连襟”(页61、120),不知何据?唐代文学研究中,连岑参夫人的姓氏都还没有弄明白。难道仅仅是因为岑参《胡笳歌送颜真卿使赴河陇》有“吾兄镇河朔”之句?抑或颜真卿夫人是韦氏,岑参写过《汉上题韦氏庄》一诗?再如,“导论”中谈到第五章内容时说:“12世纪,为宋徽宗服务的鉴赏家和收藏家米芾,用颜体风格誊写了一遍颜真卿的《麻姑仙坛记》。我认为米芾这样做,是为了将颜真卿从改革者所拥护的狭隘的儒家卫道士形象重塑为道家阵营所崇奉的超凡仙人。”(页4)但是遍览全书,我也没有看到在“导论”外的其他任何地方提及了米芾用颜体风格誊写的《麻姑仙坛记》,遑论图版。而且,就我目力所及,此前亦从来没有听闻过有此件书迹。
第二个方面,谈谈关于译校方面的问题。
本书译者,我不认识;校者祝帅兄,倒是几年前在杭州的兰亭论坛上有过一面之雅。如有冒犯,乞多原宥。下文中有些论述太过琐细,不贤识小,奈何奈何。
本书译、校者,都是在艺术史方面术业有专攻之士,译文总体来看,顺畅通达,可谓合格以上,但也有一些疏漏和可议之处。
一是“回译 ”(back-translation)时对中文原文的核实不甚严谨。例如,页146引颜真卿《湖州乌程县杼山妙喜寺碑铭》大段文字,文字和句读出现了一些疏误——
“真卿自典校时即著五代祖……”,应为“真卿自典校时即考五代祖……”。
“引《说文》、《苍雅》诸字书”,“苍雅”是“三仓”和“尔雅”两部书,不应加书名号,应为“引说文、苍、雅诸字书”。
“天宝末,真卿出守平原,已与郡人,渤海封绍高筼、族弟,今太子通事舍人浑等修之,裁成二百卷。属安禄山作乱,止其四分之一。”当为“天宝末,真卿出守平原,已与郡人、渤海封绍、高筼、族弟今太子通事舍人浑等修之,裁成二百卷。属安禄山作乱,止具四分之一。”
“国之助教州人褚冲、评事汤某、清河泉太祝柳察”,应为“国子助教州人褚冲、评事汤衡、清河丞太祝柳察”。
再如,页259,《刘中使帖》后王芝的题跋文字,“至元丙戌以陆柬之兰亭诗,欧阳率更卜商帖真迹二卷易得于张绣江处。此帖笔画雄健,不独与蔡明远,寒食等帖相颉颃而书旨慷慨激烈。公之英风义节可想见于百世之下,信可宝也。”当为“至元丙戌,以陆柬之兰亭诗、欧阳率更卜商帖真迹二卷易得于张绣江处。此帖笔画雄健,不独与蔡明远、寒食等帖相颉颃,而书旨慷慨激烈,公之英风义节,犹可想见于百世之下,信可宝也。”
再如,页259,《刘中使帖》后鲜于枢的题跋文字,“而此帖正,行差大”,当为“而此帖正行,差大”,“正行”就是“行楷”,“差大”指略大。“然其英风烈气见于笔端也”,应为“然其英风烈气见于笔端一也”。
再如,页261,《刘中使帖》后田衍的题跋文字,“然俱未若帖之雄放豪逸”,应为“然俱未若此帖之雄放豪逸”。
再如,页261,《刘中使帖》后文征明致华夏的信札,“早来左顾匆匆,不获款曲。甚媿!承借公顔帖,适归仆马遑遽,不及详阅。”当为“早来左顾,匆匆不获款曲,甚媿。承借公顔帖,适归,仆马遑遽,不及详阅。”
颜真卿,刘中使帖,约775年,纸本墨迹,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再如,页61,岑参诗句“苍生应望君,黄霸应久留”,当为“苍生已望君,黄霸宁久留”。
二是本书误植不少,其中有的明显是拼音录入之误,未能校出。我阅读时随手记下,权做勘误。如——
页28,“退而游于中唐”,应为“退而游于中堂”。
页87,“四川阆县”,应为“四川阆中县”。
页94,“峡州剔驾”,应为“峡州别驾”。
页98,“专以侧锋在妍”,据图版应为“专以侧锋取妍”。
页105,“而书法已愈于宿昔多之矣”,据图版应为“而书法已愈于宿昔多多矣”。
页141,“纬魏公皆为仙”,应为“韩魏公皆为仙”。
页156,“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它们不并是可靠的摹本”,应为“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它们并不是可靠的摹本”。
页208,“却有八件以照原样保留至今”,应为“却有八件依照原样保留至今”。
页224,“香港:出版地不详”,应为“香港:出版者不详”。
页239,“峡州踢驾”,应为“峡州别驾”;mission to rebels and deathp,最后一词应为death.“升州刺”应为“升州刺史”。
页274,“华停沈荃”,应为“华亭沈荃”。
页286,Fu Shan's Word,应为Fu Shan's World.
另外,倪氏原文中的一些错误提法,如将两件钱南园所临“刘中使帖”轴称为“对联”,译校者已正确地予以订正(页285)。但译者有少量误译和可商处。如,页38,“在长安以进士致仕的岁月中,他学习了……”,译者显然误用了“致仕”一词,不明白此语指的是官员退休(余秋雨犯过完全相同的错误)。页259,称“北燕乔篑成仲山观”为“一个简单的署名”不恰,应为“观款”。页290,“《宣和书谱》,桂弟子编”,也不妥,编辑《宣和书谱》的是北宋徽宗朝内臣,参考文献所引的这种版本是“桂弟子译注”。编辑中也有少量疏漏,如页123,《寒食帖》墨迹图版误标为“拓本”。页203,蔡襄尺牍全图误标为“局部”。
最后谈谈关于书名的译法。这个问题祝帅兄在“校后记”中专门拈出,作了一番讨论。我个人意见是,既然译、校者觉得白谦慎提出的“心正笔正”为柳公权之说,用来做书名不妥,那“中正之笔”一语来自于明显是伪作的苏轼临《争座位帖》跋尾文字,也不甚恰当——我前段时间刚好看过台湾学者张瑞德所写《遥制——蒋介石手令研究》,因此第一眼看到“中正之笔”四字,还以为是研究蒋手令的专书。不如就用祝帅曾经使用过的“笔正”二字作为本书书名,似更妥帖。
上面拉杂写了很多琐碎的负面看法,但总体说来,本书主要观点尚能予人启发,引起更多关于古代艺术与政治之间关系的讨论和思考,也是一部有价值的著作。这本书或许主要是作为西方学术界第一部颜真卿传记,而被后来的学者们所称引(“导论”中自承,本书“以颜真卿的个人艺术传记为主体”,页2)我想,本书提出的关于颜真卿书法和宋代文人政治之间关系的那些猜测性看法,在宋人文字中或许仅仅是一则笔记;在今天华人学术写作中,也最多是一篇专题论文;而在西方研究者手中,却敷衍成为一部专书。但是,也许因为文化背景、语言能力等等方面的差距,倪雅梅、雷德侯等西方研究者对中国书法的研究,不是“隔”了一点点,而是“隔”得有点远。
孔门七十二贤人之卜商
卜商(公元前507年~前400年),姒姓,卜氏,名商,字子夏,南阳郡温邑(今河南温县黄庄镇卜杨门村)人,一说卫国人;春秋末期思想家、教育家,名列“孔门七十二贤”和“孔门十哲”之一,以“文学”著称,尊称“卜子”。
卜商像
卜商是在孔子自卫返鲁(公元前484年)之后,拜入孔门受业。卜商聪明好学,甚得孔子看重。
《论语·八佾》载,子夏问:“‘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商始可与言诗已矣。”
翻译一下就是:子夏问老师孔子《诗》中的几句话,道:“‘轻盈的笑脸多美呀,黑白分明的眼睛多媚呀,好像在洁白的质地上画着美丽的图案呀。’这几句诗是什么意思呢?”孔子说:“先有白色底子,然后在上面画画。”子夏说:“这么说礼仪是在有了仁德之心之后才产生的了?”孔子说:“能够发挥我的思想的是卜商啊!可以开始和你谈论《诗经》了。”
蔡志忠《论语》漫画
这里,卜商对老师的讲解,触类旁通,道出了自己对于仁德和礼仪关系的理解。孔子对于这样的学生自然也很是喜爱,所以夸赞了卜商。
卜商出任莒父宰,上任前问政于孔子。孔子说:“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孔子教导卜商,说:“不要急于求成,不要贪图小利。急于求成,反而达不到目的,贪小利则办不成大事。”《论语·子路》
孔子告诫自己的弟子,办事情欲速则不达,贪小利难成大事。不过卜商在遵循老师的教导的同时,也形成了自己的一套为政之道:
一是提出“君子在得到民众的信任之后才去役劳他们,没有得到信任就去役劳,民众就会认为是在虐害他们。君子得到君主的信任之后才去进谏,没有得到信任就去进谏,君主就会以为是在诽谤自己”。主张“做官取信于民,然后才能使民效劳”;
二是“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这句名言翻译成白话就是“做官仍有余力就要去学习;学习后还有余力就可以去从政去做官。”(《论语·子张》)用现在的话说,做官既要有知识智慧,又要时时学习,不断提高自己。
卜商对于仁德的修养不是很彻底。他说:“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大的道德节操上不能逾越界限,在小节上有些出入是可以的。就是不拘小节。(《论语·子张》)
卜商的这一主张,老师孔子不是很满意。在子贡向孔子询问颛孙师和卜商谁更优一点时,孔子说“子张过份,子夏不足。”(《论语·先进》)孔子还教导卜商要 “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就是要卜商做个君子式的儒者,不要做小人式的儒者。(《论语·雍也》)
子夏的门人向子张请教怎样交朋友。子张说:“子夏说了什么呢?”子夏的学生回答说:“子夏说:‘可以交往的就和他交往,不可以交往的就拒绝他。’”子张说:“这和我所听到的不一样!君子尊敬贤人,也能够容纳众人,称赞好人,怜悯无能的人。如果我是个很贤明的人,对别人有什么不能容纳的呢?如果我不贤明,别人将会拒绝我,我怎么能去拒绝别人呢?”(《论语·子张》)
这里说明卜商在交友方面是有选择的,其实这也孔子的交友原则。孔子认为交友要“无友不如己者”(《论语·学而》)。孔子预言自己去世后子夏会更进步。《说苑·杂言》载孔子语:“丘死之后,商也日益,赐也日损。商也好与贤己者处,赐也还说(悦)不如己者。”子夏与比自己强的人交往,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这正是自己不断进步的前提。
卜商的生活较为清寒。《说苑·杂言》称他为人“甚短于财”;《荀子·大略》则说“子夏家贫,衣若悬鹑”。别人劝他出仕以改变处境,他表示不愿去争蝇头小利,以免“争权夺利就像抓住了指甲而丢了自己的手掌”。卜商表示:“诸侯之骄我者,吾不为臣;大夫之骄我者,吾不复见。”
不过,贫寒的生活也造就了卜商孤独傲慢和坚强勇敢的性格特征,他说:“君子渐于饥寒,而志不僻;銙于五兵,而辞不慑;临大事,不忘昔席之言。”(虽挨饿受冻,不可以没有远大志向;虽有强大的武力相逼迫,不可以被威慑;虽面临大事决断,不可以忘掉平时所讲习的忠义之言。)(《尸子·卷下》)
孔子去世后,卜商到魏国西河收徒授学,所收门徒为数不少。魏文侯曾入其门,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厘之属,皆受业于子夏(《史记·儒林列传》),李悝、公羊高、毂梁赤也为其门徒。
卜商是一个寿星,活了一百多岁。他一生博学笃志,不但学识渊博,在传播儒家学说上更是不遗余力,成为孔门弟子中有深远影响的重要人物。他不像颜回、曾参一样严守孔子之道,而是一位颇有经世倾向的思想家。他不再关注“克己复礼”,而关注与时俱进的当世之政,提出一套延展儒家正统政治观点的政治及历史理论,独立形成子夏氏一派。汉代以来,学者大多认为,儒家的经学最初主要是从子夏一系传授下来的。
卜商像
东汉徐防认为《诗》、《书》、《礼》、《乐》,定自孔子;发明章句,始自子夏。(《后汉书·徐防传》)徐防认为,“六经”中的大部分是来自子夏的传授。
南宋的洪迈在《容斋随笔》记载:孔子弟子,惟子夏于诸经独有书。虽传记杂言未可尽信,然要为与他人不同矣。于《易》则有《传》。于《诗》则有《序》。而《毛诗》之学,一云:子夏授高行子,四传而至小毛公,一云:子夏传曾申,五传而至大毛公。于《礼》则有《仪礼·丧服》一篇,马融、王肃诸儒多为之训说。于《春秋》所云“不能赞一辞”,盖亦尝从事于斯矣。公羊高实受之于子夏。毂梁赤者,《风俗通》亦云子夏门人。于《论语》,则郑康成以为仲弓、子夏所撰定也。
卜商晚年因丧子而双目失明,离群索居,生活孤独。周安王二年(公元前400年),卜商去世,归葬于温县,从祀于孔庙。唐玄宗时,被追封为“魏侯”,宋代时又加封为“河东公”。
《论语·子张》中还保留了他的一些著名言论,对于今人仍有很大的启发:
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广泛地学习并且笃守自己的志向,恳切地提问并且常常思考眼前的事,仁就在这中间了。
百工居其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各行各业的工匠在作坊里完成他们的工作,君子则通过学习来掌握道。
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矣。—每天知道自己以前所不知的,每月不忘记以前所已学会的,可以说是好学了。
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即使是小技艺,也一定有可取之处,但它恐怕会妨碍从事远大的事业,所以君子不做这些事
小人之过也必文。—小人犯了错误一定会加以掩饰。
(本文为本人学习时资料收集整理而成,侵删)
古人名字中多音字的读音 / 孙永选
唐诗配画·彭庆涛绘
古人名字中有些多音字,人们往往不知道如何正确读音。例如,晋代有个文学家张载,“载”字应该读zǎi还是读zài?元代史学家胡三省,“省”字应该读shěng还是读xǐng?汉代经学家许慎,字叔重,“重”字应该读chóng还是读zhòng?古人口语已无从得知,遇到以后,无法回避,难住了一些语文老师。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具备一定的古代文化知识。
古人的名字,有的有一定的出典。只要懂得了出典,问题便可迎刃而解了。例如前面提到的张载,字孟阳,其取名字的出典是《诗经》。《诗经·豳风·七月》:“春日载阳,有鸣仓庚。”“载”用的是开始义,应该读zài而不能读zǎi。胡三省,字身之,其取名的出典是《论语》。《论语·学而》:“吾日三省吾身。”“省”的意思是反省自身,可知应该读xǐng。历史上还有以“省身、省三”为名的,都用此典。今人有著名学者王朝闻,其取名的出典当是《论语》。《论语·里仁》:“朝闻道,夕死可矣。”可知“朝”字该读zhāo。常常听到有人读成cháo,那是不对的。再如:
宋代有个文人严参,与严羽、严仁齐名,时号“三严”。严参字少鲁,其取名出典是《论语》。《论语·先进》:“柴也愚,参也鲁,师也辟,由也喭。”孔子评价他的四个学生,高柴愚笨,曾参迟钝,颛孙师偏激,仲由卤莽。但是这四个学生都是孔子著名的贤弟子。后世常以“参柴、参骞(闵子骞)”并称作为贤人的典范,参指曾参。严参即慕先贤而取名,“参”的读音与曾参之“参”相同,读shēn(说见下)。
另外,古人有名有字,名和字之间大多有意义上的联系,常常是同义、反义或其他方面的关系。如东汉史学家班固字孟坚,“固”与“坚”是同义词(“孟”表示排行)。孔子弟子言偃字子游,“偃”是“止息”义,与“游”义相反。孙权,字仲谋,“权”有权衡、权变等义,与“谋”意义上有联系。张飞,字翼德,“翼”是翅膀的意思,飞要用翅膀,两者意义上有联系。这个特点可以帮助我们正确判断一个多音字的读音。如前面提到的许慎,字叔重,“慎”有重视、慎重的意思,他的字就应该读叔重(zhòng)。 再如:
明代学者郭传,字文远。“传”的意思是流传,与“远”相应,“传”字应该读chuán而不能读zhuàn。
明代诗人黄应徵,字君求。“徵”与“求”同义,所以“徵”字应该读zhēng而不能读zhǐ。
清代诗人张曾,字祖武。“曾”与“祖”同义,“曾”应该读zēng而不能读céng。
明代翰林学士沈度,字民则。名与字同义,都有法度、法则之义,所以“度”应该读dù而不能读duó。
清代诗人、画家钱载,字根苑。其名和字的意义联系是,以记载为根源,“载”字应该读zǎi而不能读zài。
明代文学家黄省曾,字勉之。名与字的联系取反省过去、勉励自己之意,故“省曾”应读xǐngcéng而不读shěngzēng。
蜀汉后主刘禅,字公嗣。“嗣”有继承义,可知“禅”用的是禅让义,禅让与继承有联系,应该读shàn而不能读chán。
孔子弟子曾参,字子舆,“参”为星宿名,二十八宿之一, “舆”为地,星宿与地理相对,符合古人的分野观念。舆本义为车,古人有天覆万物、地载万物之观念,舆可载物,故舆可指地。《周易·说卦》:“坤为地,……为大舆。”宋玉《大言赋》:“方地为舆,圆天为盖。”古人又以为天圆地方,故称地为方舆。史书中的地理志又称方舆志。清初学者顾祖禹著有一部地理书《读史方舆纪要》。据此可知,“参”应该读shēn而不能读cān。学界有人认为“参”是“骖”的借字,释名、字相应之义为马拉车,主张读cān,这是受了清人标榜通假的影响。本字可通却改字为训,不足取法。孔子、曾子故里山东鲁西南一带地区百姓两千余年相沿至今,未见有读cān者。《说文解字·林部》注“森”字“读若曾参之参”,此为汉儒不读cān之确证。汉学重师承,汉儒音读是可信从的。古人以星宿为名的例子常见,如孔子另一弟子卜商(字子夏)、汉末农民起义领袖张角、西晋文学家张亢(字季阳)、唐代诗人岑参等,商、角、亢、参都是二十八宿中的星宿名。古人名字中罕见有用骖、驷等字为名的。
宋代文学家、“永嘉四灵”之一的诗人翁卷,字灵舒,“舒”的意思是舒展、展开,与“卷”的意义应有密切联系。据此,“卷”字用的是动词义,应该读juǎn而不能读juàn。
名字中用了多音字,给人们的呼读带来了不便,交际中有时还可能会出现让人尴尬的局面。所以,今人取名的时候,要尽量避开多音字。
作者:孙永选
孙永选 ,1952年10月生。山东梁山人。彭门创作室导师,曲阜师范大学教授,曲阜师范大学教学督导,齐鲁理工学院教授。曾任山东省语言学会常务理事、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汉语言文字学学科负责人、汉语教研室主任等。
孔门七十二贤人之卜商
卜商(公元前507年~前400年),姒姓,卜氏,名商,字子夏,南阳郡温邑(今河南温县黄庄镇卜杨门村)人,一说卫国人;春秋末期思想家、教育家,名列“孔门七十二贤”和“孔门十哲”之一,以“文学”著称,尊称“卜子”。
卜商像
卜商是在孔子自卫返鲁(公元前484年)之后,拜入孔门受业。卜商聪明好学,甚得孔子看重。
《论语·八佾》载,子夏问:“‘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商始可与言诗已矣。”
翻译一下就是:子夏问老师孔子《诗》中的几句话,道:“‘轻盈的笑脸多美呀,黑白分明的眼睛多媚呀,好像在洁白的质地上画着美丽的图案呀。’这几句诗是什么意思呢?”孔子说:“先有白色底子,然后在上面画画。”子夏说:“这么说礼仪是在有了仁德之心之后才产生的了?”孔子说:“能够发挥我的思想的是卜商啊!可以开始和你谈论《诗经》了。”
蔡志忠《论语》漫画
这里,卜商对老师的讲解,触类旁通,道出了自己对于仁德和礼仪关系的理解。孔子对于这样的学生自然也很是喜爱,所以夸赞了卜商。
卜商出任莒父宰,上任前问政于孔子。孔子说:“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孔子教导卜商,说:“不要急于求成,不要贪图小利。急于求成,反而达不到目的,贪小利则办不成大事。”《论语·子路》
孔子告诫自己的弟子,办事情欲速则不达,贪小利难成大事。不过卜商在遵循老师的教导的同时,也形成了自己的一套为政之道:
一是提出“君子在得到民众的信任之后才去役劳他们,没有得到信任就去役劳,民众就会认为是在虐害他们。君子得到君主的信任之后才去进谏,没有得到信任就去进谏,君主就会以为是在诽谤自己”。主张“做官取信于民,然后才能使民效劳”;
二是“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这句名言翻译成白话就是“做官仍有余力就要去学习;学习后还有余力就可以去从政去做官。”(《论语·子张》)用现在的话说,做官既要有知识智慧,又要时时学习,不断提高自己。
卜商对于仁德的修养不是很彻底。他说:“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大的道德节操上不能逾越界限,在小节上有些出入是可以的。就是不拘小节。(《论语·子张》)
卜商的这一主张,老师孔子不是很满意。在子贡向孔子询问颛孙师和卜商谁更优一点时,孔子说“子张过份,子夏不足。”(《论语·先进》)孔子还教导卜商要 “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就是要卜商做个君子式的儒者,不要做小人式的儒者。(《论语·雍也》)
子夏的门人向子张请教怎样交朋友。子张说:“子夏说了什么呢?”子夏的学生回答说:“子夏说:‘可以交往的就和他交往,不可以交往的就拒绝他。’”子张说:“这和我所听到的不一样!君子尊敬贤人,也能够容纳众人,称赞好人,怜悯无能的人。如果我是个很贤明的人,对别人有什么不能容纳的呢?如果我不贤明,别人将会拒绝我,我怎么能去拒绝别人呢?”(《论语·子张》)
这里说明卜商在交友方面是有选择的,其实这也孔子的交友原则。孔子认为交友要“无友不如己者”(《论语·学而》)。孔子预言自己去世后子夏会更进步。《说苑·杂言》载孔子语:“丘死之后,商也日益,赐也日损。商也好与贤己者处,赐也还说(悦)不如己者。”子夏与比自己强的人交往,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这正是自己不断进步的前提。
卜商的生活较为清寒。《说苑·杂言》称他为人“甚短于财”;《荀子·大略》则说“子夏家贫,衣若悬鹑”。别人劝他出仕以改变处境,他表示不愿去争蝇头小利,以免“争权夺利就像抓住了指甲而丢了自己的手掌”。卜商表示:“诸侯之骄我者,吾不为臣;大夫之骄我者,吾不复见。”
不过,贫寒的生活也造就了卜商孤独傲慢和坚强勇敢的性格特征,他说:“君子渐于饥寒,而志不僻;銙于五兵,而辞不慑;临大事,不忘昔席之言。”(虽挨饿受冻,不可以没有远大志向;虽有强大的武力相逼迫,不可以被威慑;虽面临大事决断,不可以忘掉平时所讲习的忠义之言。)(《尸子·卷下》)
孔子去世后,卜商到魏国西河收徒授学,所收门徒为数不少。魏文侯曾入其门,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厘之属,皆受业于子夏(《史记·儒林列传》),李悝、公羊高、毂梁赤也为其门徒。
卜商是一个寿星,活了一百多岁。他一生博学笃志,不但学识渊博,在传播儒家学说上更是不遗余力,成为孔门弟子中有深远影响的重要人物。他不像颜回、曾参一样严守孔子之道,而是一位颇有经世倾向的思想家。他不再关注“克己复礼”,而关注与时俱进的当世之政,提出一套延展儒家正统政治观点的政治及历史理论,独立形成子夏氏一派。汉代以来,学者大多认为,儒家的经学最初主要是从子夏一系传授下来的。
卜商像
东汉徐防认为《诗》、《书》、《礼》、《乐》,定自孔子;发明章句,始自子夏。(《后汉书·徐防传》)徐防认为,“六经”中的大部分是来自子夏的传授。
南宋的洪迈在《容斋随笔》记载:孔子弟子,惟子夏于诸经独有书。虽传记杂言未可尽信,然要为与他人不同矣。于《易》则有《传》。于《诗》则有《序》。而《毛诗》之学,一云:子夏授高行子,四传而至小毛公,一云:子夏传曾申,五传而至大毛公。于《礼》则有《仪礼·丧服》一篇,马融、王肃诸儒多为之训说。于《春秋》所云“不能赞一辞”,盖亦尝从事于斯矣。公羊高实受之于子夏。毂梁赤者,《风俗通》亦云子夏门人。于《论语》,则郑康成以为仲弓、子夏所撰定也。
卜商晚年因丧子而双目失明,离群索居,生活孤独。周安王二年(公元前400年),卜商去世,归葬于温县,从祀于孔庙。唐玄宗时,被追封为“魏侯”,宋代时又加封为“河东公”。
《论语·子张》中还保留了他的一些著名言论,对于今人仍有很大的启发:
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广泛地学习并且笃守自己的志向,恳切地提问并且常常思考眼前的事,仁就在这中间了。
百工居其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各行各业的工匠在作坊里完成他们的工作,君子则通过学习来掌握道。
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矣。—每天知道自己以前所不知的,每月不忘记以前所已学会的,可以说是好学了。
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即使是小技艺,也一定有可取之处,但它恐怕会妨碍从事远大的事业,所以君子不做这些事
小人之过也必文。—小人犯了错误一定会加以掩饰。
(本文为本人学习时资料收集整理而成,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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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你终于有勇气,跟过去的不堪握手言和”
✨“忽尔明了了,而黄叶便碎落”
✨“再也无须前思后想,一切岂非已然过往”
✨“今晚的海岸线特别长,连潮水都忘记了如何上岸”
✨“我已望断来时的路,你也不提玫瑰有星辰”
✨“托微风和黎明替我捎上一句晚安给你”
✨“在心里蛰伏的情怀,他日也会潺潺流淌”
✨“不要拿别人的高光与自己的花絮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