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朝所有皇帝生肖整理，明清都是奇葩，唐宋不爱龙马
历朝皇帝属相中，属兔的最多，共34人，其次是龙与马，共28人，紧跟其后的猪、虎各26人，而牛、猴、羊各为24、23、22人，最少的是鸡、蛇、鼠，则各20人。
仔细比较的话，除了兔格外突出之外，其他的其实相差不大。具体到了各个朝代的话，就有非常明显的差别了。
清朝十二帝属相
清朝皇帝中，属相为龙、马的各三人，生肖为的虎、羊、兔的皆成对。嗯……清朝皇帝真的没有强迫症吗？
明朝十六帝属相
明朝果然是奇葩，集齐了十二个生肖，这是要召唤神龙了吗？
南宋十帝属相
基本上都是草食动物，唯一个蛇也是不走光明路的。似乎给南宋找到了一个弱小的原因。
北宋九帝属相
最容易勤劳苦干的马呢？南宋北宋都没有。
唐朝二十一帝属相
奇怪，唐朝为什么没有属相是龙的呢？
欢颜：夜袭黑当铺！廖凡饰演的老孙为拿回金条，“空手套白狼”？
传奇谍战剧《欢颜》首播上线3集，4小时热度破20000！该剧真的好看！演员、剧情、节奏、画面，都是高水准！
这篇单论老孙带人夜袭黑当铺的情节。
徐天和老孙随身携带的3根金条，被“仙人跳”设计偷走并销赃到当铺。老孙要拿回这3根金条，但是当铺不干。老孙决定夜袭黑当铺，拿回金条。
动这3根金条，就是动了苏区的威信！
老孙一言九鼎，言出必行。
很快，他就找到了自己的老友王鹏举，王鹏举又拉来了马天放、胡蛮两个帮手。
夜袭黑当铺行动开始前，老孙同王鹏举他们3个人谈起了行动佣金。
首付的话，每人5块大洋。
老孙手里哪里有现大洋！于是改为后付，每人8块大洋！
也就是说，这8块大洋得王鹏举他们自己到当铺去拿！老孙这不是“空手套白狼”吗？
关于《欢颜》这一段，有观众弹幕评论说，老孙真是商业奇才！
老孙是空手套白狼吗？
不是！
因为老孙还有一段话：前面有个当铺，也做票号生意，黑店！天黑了，把它抢了，不全抢啊，我们不是强盗，你们每个人只拿分内的。
3个人，每人8块。
老孙是以武装突袭的手段拿回苏区的财产，如果没有老孙和苏区做后盾，王鹏举他们3个人，单枪匹马，他们敢抢有武装力量的黑当铺吗？
如果不是老孙知道这是个黑当铺，他们突袭当铺的理由何在？
首先：这3根金条是苏区的财产。
这3根金条，从剧情来看，应该是10两（当时1斤是16两）1根的“大黄鱼”，每根相当于黄金312.5克，如果换算为现大洋（也就是袁大头）的话，1根“大黄鱼”能换400块现大洋。3根“大黄鱼”相当于1200块现大洋。
苏区的财产，被黑当铺拿去，还不归还，老孙代表苏区再拿回来，天经地义。
其次：这里当铺是黑店。
赎回黄金，要拿去5成，最少也要3成。但是他们收的典当品，是“仙人跳”偷来的，这属于非法经营。他们可以被归为土豪劣绅一类。
对于土豪劣绅的非法所得，红军的做法是没收非法所得，还要另外罚款30%左右。
1200现大洋，要罚款，得罚300多元，但是作为参与打土豪行动的战士，也不能把罚款全部拿走吧。
老孙让王鹏举他们每人拿8块作为酬劳，不少了。
最后：力量对比过于悬殊，老孙他们无法没收全部非法所得。
因为这家当铺是黑店，非法经营，按照政策，非法收入应该全部没收，但是老孙他们只有4个人，无法做到全部没收。
只能先拿回属于苏区的金条，同时让王鹏举他们拿走罚款中发酬劳的部分，这就是老孙说的“分内”的意思。其余的事情，红军大部队来了后，会做的。
王鹏举他们3个人跟随老孙夜袭黑当铺，等于已经参加了革命队伍。
老孙做得非常对，根本不是空手套白狼，他们4人对这家黑当铺的罚没和罚款力度还是太少，因为他们和当铺护卫队相比，实力对比太悬殊了。
如果红军大部队过来，这样的黑当铺，这样的土豪劣绅，非法所得肯定会被没收的。
如果从历史史实去推敲细节，大家会发现，《欢颜》剧组真的很用心了，这才是真正对观众负责，对剧组自己负责的好剧。
《欢颜》的演员也都找得太好了！
廖凡的演技非常自然传神，带你分分钟入戏。
老戏骨杨皓宇戏份不多，但前面搞笑，后面感人，让人唏嘘不已。
看似王鹏举是为8块大洋搭上了命，但这其实是王鹏举的自发选择。为了好友老孙，王鹏举甘愿牺牲自己，是条汉子！
#时事热点头条说#
“诸子”概念的古今之辨
作者：冯鹏（河南大学哲学互鉴与中国话语建构研究中心研究员）
在现存古代典籍中，“诸子”一词最早见于《周礼》。其所表示之意义，约有两端：一指周代封建制度下的众子爵之贵族，见《地官·大司徒》与《秋官·大行人》；二指周代“掌国子之倅”的职官，见《夏官·叙官》《诸子》二篇。西汉成、哀时期，刘向、刘歆奉诏“领校秘书”，并“奏其《七略》”，创立了典籍部类意义上的“诸子”概念，用以指称与“六艺”经传相区别的图书门类。班固《汉书·艺文志》承继其说。这种用法，在后世得到广泛接受。清代乾隆年间纂修《四库全书》，在界定子部书籍时说：“自六经以外立说者，皆子书也”，仍然延续了刘歆的观念。除图书门类的意义外，“诸子”一词有时也被用来指称学者、思想家。最迟在西汉晚期、与刘歆同时的大儒扬雄那里，我们已经可以看到这种情形。扬雄《法言·吾子》篇谓“委大圣而好乎诸子”，《君子》篇又设“或者”之问曰“子小诸子，孟子非诸子乎”等，便是显证。
近代以后，“诸子”一词的使用逐渐泛化，除过往已有的图书门类、学者二义外，又滋生出学术流派义。在现当代大部分诸子学研究专著中，人们对“诸子”的界定，一般都是同时包括上述三者在内，认为它是指“周秦汉魏，特别是周秦之际、秦汉之际不同的学术流派、思想家、社会活动家、教育家、学者及其著作”（郭齐勇、吴根友《诸子学通论》）。表面上看，这似乎和传统时代所谓“诸子”没有多大的差别；或者说，与之前后相继，且在内涵上保持着较强的稳定性。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可以断言的是，古今学人虽然共用“诸子”一词，但二者无论是在指称的具体人物、著作，还是背后蕴含的思想观念方面，都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甚至可以说是两相对立的。
就指称的具体人物而言，现代学术语境中的“诸子”，包括从孔子或老子开始的、周秦汉魏时期众多以“子”为称的思想家。胡适《诸子不出于王官论》（1917）一文有“吾意以为诸子自老聃、孔丘至于韩非”之语，《中国哲学史大纲》（1919）又谓“自老子至韩非，为古代哲学。这个时代，又名‘诸子哲学’”。在胡适的观念中，老子、孔子、韩非，以及其他先秦思想家，皆属于“诸子”行列。而上引两则论述，很可能就是现代新“诸子”观的创始。自此之后，无论钱穆的《先秦诸子系年》（1935）、陈柱的《子二十六论》（1935）等诸子学研究专著，还是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上）》（1931），除将孔子改列在老子之前外，均继承了胡适的“诸子”观。其与传统“诸子”观之最大不同，在于列孔子为“诸子”之一。从刘歆《七略》开始，一直到清儒章学诚、俞樾，除极个别学者（王充《论衡·本性篇》有“孔子，道德之祖，诸子之中最卓者”的说法）外，均未将孔子计入“诸子”的范围！章学诚《文史通义·原道中》谓：“夫子述而不作，而表章六艺，以存周公之旧典也，不敢舍器而言道也。而诸子纷纷则已言道矣。”其中，“夫子”与“诸子”的区分十分明显。俞樾《诸子平议》虽对“诸子”给予很高的评价，但仍然坚守“孔子”与“诸子”两分的传统意见。即便是俞樾的弟子、民国初期影响极大的章太炎，在所著《诸子学略说》（1906）中也明确表示，“孔子删定六经……其学惟为客观之学……若诸子则不然”。
就指称的具体著作来说，传统时代的“诸子”是相对于群经、诸史而言的，且《论语》被列入“六艺略”或“经部”；现代语境中的“诸子”则指诸“子”家之著作，而《论语》则为“诸子”书之首。例如，蒋伯潜《诸子通考》（1948）明确说：“诸子之书，多弟子后学纂述其师说以成一家之言者。此风实自孔门纂述《论语》开之。故诸子之书，以《论语》为第一部。”对于《汉书·艺文志》“录《论语》于《六艺略》中，录《孟子》于《诸子略》中”的做法，蒋氏评之为“妄分轩轾，自乱其例”。他当然知道，列《论语》于“六艺略”，是《汉书·艺文志》以来的古老传统，且“后世目录亦皆入‘经’类，未有厕于诸子之列者”；但是，他仍然坚持撰写《论语考》，作为《诸子通考》的首篇，并视之为对其父“考诸子之书，不及《论语》”的必要补充。显然，至迟蒋伯潜撰写《诸子通考》的时代，传统意义的“诸子”概念，在指称对象上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且基本定型。
扬雄《法言·君子》篇曾谓：“诸子者，以其知异于孔子者也。”如今，我们却将孔子视同“诸子”，且不以为有何不妥。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我们所秉持的学术观念已经大异于古人。在传统语境中，“诸子”一词是为了建构“道术”体系、辨明“道术”正统而被特意发明的。所谓“道术”，即治理天下之大法。据刘歆《移让太常博士书》：孔子删定六经，“以纪帝王之道”，是唐、虞以来“圣帝明王”之“道术”的继承人。“诸子”则“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之际，“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乃“六经之支与流裔”（《汉书·艺文志》）。“诸子”之命名，正是为了表明它们不足以代表“帝王之道”的正统，甚至是对圣人之道的偏离和背叛。
至于现代语境中的“诸子”，其背后隐含的观念，与此已大不相同。正如陈柱在《子二十六论·原儒上》所言：“《汉书·艺文志》虽以孔子之六艺别为‘六艺略’，而不列于儒家，其在当时尊崇孔子则然；今就学术而论之，孔子亦当在诸子之列。”这里透显出，将孔子列入“诸子”，是从“学术”的视角论定的。而所谓“学术”，主要是指思想与学说。1902—1904年，梁启超发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已有“孔、老、墨三分天下”的提法；后著《老、孔、墨以后学派概观》（1920）一文，则直言“古代学术，老、孔、墨三圣集其大成”。同时及稍后的胡适、冯友兰等人，列孔子于“诸子”，也是就“学术”（哲学）而言的。它们有一个共同的时代背景，即面对异质而强大的西学，必须用新的眼光，对我国传统学术进行整体的审视与省思，重新建构一个系统的、内容丰富的中国传统学术共同体，以与西学相比较，或应对西学的挑战，进而革新中国传统学术。这一点在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第一章总论”部分可谓三致其意。即便是现今致力于创建“新子学”的时贤们，也仍然处于相同或相似的思想氛围之下。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分析“诸子”概念的古今变化，并指出二者的不同或对立，不是为了反对在现代语境中继续对其进行使用，而是希望研究诸子学或致力于建构新诸子学的学者们，对此一概念的古今之辨保持清醒的认识，明确“诸子”是汉代儒生建构的学术概念，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对先秦众“子”的概称，进而避免在论述之中造成不必要的误会。至于汉儒为何选取这样一个容易被人“误解”的名词，其中是否别有深意，则俟另文详论。
来源： 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曲江水满花千树
曲江亭北侧湖边的雕塑名为“怅望江头”，表现的是大中十年，李商隐在长安游赏曲江时写下《暮秋独游曲江》的情景。他独立江头，无限怅惘。
唐长安城示意图。
徐燕孙《明皇并马图》。
曲江池航拍美景。
大唐芙蓉园《大唐追梦》演出。
曲江池畔“元白梦游”雕塑。
大唐芙蓉园“紫云楼”。
韩老夫子有些不高兴！
他一不高兴，写出了描写曲江的千古名句：曲江水满花千树。
原诗题为《同水部张员外籍曲江春游寄白二十二舍人》：
漠漠轻阴晚自开，青天白日映楼台。
曲江水满花千树，有底忙时不肯来。
看题目即知，惹他不高兴的人是“白二十二舍人”白居易。白居易排行二十二，又曾任中书舍人，故称“白二十二舍人”。
无论如何，在当时官任吏部侍郎且是文坛领袖的韩愈老夫子面前，“白二十二舍人”白居易既是下官，又是晚生。可这个晚生下官一点儿都不给韩吏部面子，约好了同游曲江，他竟爽约不至。
这样的相邀，无论放在当年还是现在，多少人都会早早地前去恭候，但轻狂的“白二十二舍人”竟然没来。所以韩吏部很不高兴：你到底因何事不肯来啊？！
其实，白居易就住在曲江附近，唐朝诗人里数他最爱往曲江跑，数他写的曲江诗词最多，达30余首。常常“春傍曲江行”“题于曲江路”，诗中“曲江”二字常直呼出口：曲江相近住、曲江春意多、如到曲江头、还忆曲江春；曲江池畔杏园边、独绕曲江行一匝、曲江西岸又春风、曲江亭畔碧婆娑……
但此次，后起之秀白居易白乐天就是没给文坛领袖韩愈韩昌黎面子。
而韩昌黎也不愧为中唐时之文坛领袖，一首略带责备的七绝居然就写出了盖绝曲江的千古名句“曲江水满花千树”。有此一句，至少在写曲江的诗词竞赛中，韩老夫子就压倒了写曲江数量最多的白乐天，成为现存三百多首唐人曲江诗中影响最大的名句。
不错！迄今流传下来明确写曲江的诗词多达三百余首。而收录进《全唐诗》的500多位著名诗人中，又有一半多曾在曲江留下了足迹。其中包括李白、杜甫、张九龄、王维、高适、王昌龄、贾岛、孟郊、李商隐、岑参、杜牧、刘禹锡等，不一而足。
距今1100多年前那个被称为大唐的时期，那个大唐时叫“曲江”的地方，有太多的诗词、太多的盛雅、太多的故事。
曲江，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临曲江之隑洲兮，望南山之参差
曲江，从秦汉时起，就和帝王皇室密切相关。
提到曲江，不能不说到秦始皇嬴政、汉武帝刘彻、隋文帝杨坚、唐太宗李世民、唐玄宗李隆基。
历史上的曲江区域，位于汉唐长安城东南，地处少陵原和乐游原之间，是一方在原间洼地上因有泉自涌而形成的天然水塘池沼。
2200多年前的秦时，此地名隑洲，直译为河岸曲折的汀州。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划咸阳南秦岭北麓之地为游猎享乐的上林苑，并在隑洲修建苑中苑——宜春苑。
汉承秦制，汉高祖刘邦仍把上林苑作为皇家禁苑。尚武好猎的汉武帝大规模扩大了上林苑操练武备，东南的离宫别馆宜春苑也予以全面整修，并疏凿扩大了涌泉水源。因此地泉涌兴旺，流水屈曲如广陵之曲江，遂改隑洲名为曲江。今天，西安的曲江南湖尚有汉武泉遗迹。
汉武帝在开凿泉源、扩大曲江水面的同时，还在四周广植花草竹木，使宜春苑盛况空前。在上林苑游猎时，常常是先到西端的长杨宫，再回驾至东端的宜春苑休憩宴乐。司马相如随武帝游猎后作《哀秦二世赋》如此描述：登陂陁之长阪兮，坌入曾宫之嵯峨。临曲江之隑洲兮，望南山之参差。
此后，中兴西汉的宣帝刘询又在曲江池北之高冈处“起乐游苑”，建“乐游庙”，这处地势较高的冈原也因此得名乐游原。
公元581年，文帝杨坚建立隋朝，决定在已残破不堪的汉长安城东南另建都城，并将新都的城郭布局、皇宫衙署等悉托城市设计大师宇文恺负责。
宇文恺根据地理形胜，设计并督导建造了气势恢宏的新都。针对东南曲江凹陷地带，他巧妙地将城墙东南作直角向内弯曲，将曲江北半筑于城内，南半更大的凹陷地带隔于城外，并对凹陷进一步开凿加深，建起隋文帝亲自命名的皇家禁苑“芙蓉园”。
大唐初期也多承隋制，在接收隋所营建的新都后，将芙蓉园继续作为皇家禁苑，城内池泊则恢复曲江旧名。曲江从秦之隑洲、汉之宜春、隋之芙蓉，一路走向其最兴盛期的大唐。
唐代的曲江，从文化角度说，是长安城东南隅以曲江池为中心，由附近相邻名胜共组的游览胜地，包括曲江池、芙蓉园以及侧邻的大慈恩寺、大雁塔、杏园、乐游原、青龙寺。有湖池有冈原，有园林有寺院，有皇家登临的紫云楼，有文人登高的大雁塔，是一个范围广大、内容丰富，皇族、百官、进士、商人、僧侣、百姓聚集游览的园林和文化胜地。
唐太宗李世民曾三次驾临芙蓉园，太子李治在此修建了大慈恩寺，从西域归来的玄奘法师在寺内修建了大雁塔。武则天和唐睿宗时，乐游原成为京城又一游览胜地，原上寺庙也改名青龙寺并成为佛教密宗重要寺院。日本空海和尚来长安即在此研习佛法。
唐中宗、睿宗时，开始了春日游幸芙蓉园，且有宠臣、学士侍宴的活动，并一直延至晚唐。皇帝赐宴臣僚，唐时文人多渴盼之，视为恩宠，并多有诗词记述。李峤曾写“今日陪欢豫，还疑陟紫霄”；宋之问写有“侍宴瑶池夕，归途茄吹繁”；王维有“万乘亲斋祭，千官喜豫游”；李绅有“春风上苑开桃李，诏许看花入御园”。
唐中宗神龙年间，形成了新科进士饮于曲江、宴于杏园及雁塔题名等文化习俗，曲江的文化色彩日益浓厚。尤其是到了玄宗的开元天宝年间，皇帝游幸芙蓉苑与百官宴饮曲江池、进士欢醉杏林园、万民曲池皆若狂等，都达到了鼎盛阶段。曲江也一举成为盛唐长安文化荟萃之地，唐诗长安文脉汇集所在。
六飞南幸芙蓉苑，十里飘香入夹城
风流天子李隆基携宠妃杨玉环登上了芙蓉园里高高的紫云楼。
携妃立玉楼的他，既喜欢南眺南山秦岭的俊秀俏伟，更喜欢北俯城内曲江池畔的万民乐游。
他不知道，他和他“回眸一笑百媚生”的贵妃，此后也成了历代文人歌咏的“风景”。他俩“玉楼宴罢醉和春”的大明宫、华清宫、芙蓉园，既是大唐兴盛的象征，也是后人哀怨的对象。
但也正是这个一手开创了开元盛世的风流天子，在他统治期间，将曲江无论是从地理上还是文化上都推上了历史的巅峰。疏浚了汉武泉，凿修了黄渠引南山义谷水注入芙蓉园和曲江池，使曲江一带水面大增。同时大兴土木，兴建了大批亭台楼阁。李隆基特许中书、门下、尚书等衙署在曲江池营造楼台亭榭，而在芙蓉园内则修建了紫云楼、彩霞亭等，“广厦修廊，连亘屈曲”。
紫云楼高筑于芙蓉园北苑墙上，极大地满足了李隆基喜欢高俯万民的心理。李山甫曾写“南山低对紫云楼，翠影红阴瑞气浮”。为了方便李隆基能随时携嫔带妃到芙蓉园游玩，还专门修建了一道“夹城”：从长安城北的大明宫沿东城墙内侧，向南修了一条和东郭城平行，连通兴庆宫和芙蓉园的复道。夹城的宽度、高度皆与东郭城相同，遇城门处则设置蹬道，逾城楼而过。
对此，唐代诗人多有诗词反映，崇尚和讽喻中，都足见开元之盛及明皇本人对芙蓉园之喜爱。
杜甫曾写：“忆昔霓旌下南苑，苑中万物生颜色。昭阳殿里第一人，同辇随君侍君侧”。李贺曾嘲：“军装宫妓扫蛾浅，摇摇锦旗夹城暖。曲水飘香去不归，梨花落尽成秋苑”。李商隐曾思：“望断平时翠辇过，空闻子夜鬼悲歌。金舆不返倾城色，玉殿犹分下苑波”。最著名的当属晚唐杜牧的“六飞南幸芙蓉苑，十里飘香入夹城。南苑草芳眠锦雉，夹城云暖下霓旄”。
当然，李唐皇帝在自己游幸的同时，也很看重百官同娱和万民同乐。尤其是每逢农历二月一日中和节、三月三日上巳节、九月九日重阳节三大节庆，皇帝在游幸时，不仅会赐宴百官，还会给臣僚放假并发放赏钱以供欢娱。《剧谈录》载：上巳即赐宴臣僚，京兆府大陈筵席，恩赐太常及教坊声乐。
皇室游幸、百官赐宴，推动曲江不断发展成长安最负盛名的游览胜地，三大节日也于此后越来越成为唐人生活中的盛事。春日踏青、夏日赏荷、秋日登高，一年至少三季游人“多绕曲江头”。
这其中，正逢春时的上巳节最为引人入胜。当此之时，长安百姓会蜂拥而至曲江池畔踏青游春，修禊、赏花、插花、折柳、泛舟、乐舞、秋千。真是“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曲江初碧草初青，万毂千蹄匝岸行”“上巳曲江滨，喧于市朝路”“鞍马皆争丽，笙歌尽斗奢”。
生性热闹的唐玄宗此时常携妃游幸芙蓉园，并引领时尚潮流。《开元天宝遗事》曾载玄宗亲手插花宠妃：御苑新有千叶桃花，帝亲折一枝插于妃子宝冠上，曰：“此个花尤能助娇态也”。把鲜花插在美女头上能助长女性的娇艳和媚姿，一时插花之风盛于长安。
李山甫诗曰：“争攀柳带千千手，间插花枝万万头”。杜牧也有诗“莫怪杏园憔悴去，满城多少插花人”。当时的曲江：桃红柳绿，百花争艳，人流似潮，车马如聚，处处笙歌艳舞，遍地酒宴欢颜，多少王孙公子游逸，多少佳人丽女情长。
唐诗为证：许棠“满国赏芳辰，飞蹄复走轮”；刘驾“池边草未干，日照人马来”；赵璜“长堤十里转香车，两岸烟花锦不如”；章碣“无穷罗绮填花径，大半笙歌占麦畦”；罗隐“江花江草暖相隈，也向江边把酒杯”；薛能“狂遍曲江还醉卧，觉来人静日西斜”……
李唐皇室风流多，大唐百姓也开化。尤其是春日踏青之时，最是男女青年碰撞爱情火花之日。先秦时流行的青年男女仲春会于“桑间濮上”的习俗，在唐代开放的环境下也渗透到上巳春游中。男女青年在此一见钟情，回家禀明父母后纳聘成亲者不在少数。更有一些勇敢女子看到喜爱的男子，“爱把长条恼公子，惹他头上海棠花”，用柳枝敲惹对方，以示爱慕兼表心意。
此类故事，唐人多有记载。最让人心醉又心碎的爱情故事是崔护的“人面桃花”：“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那个大唐啊，那真的是一个很“风流”的时代。
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相较韩愈来说，白居易真是少年得志。
不说十九岁时即以“离离原上草”名动京城，单以科举来说，白居易是一举中的，还是“十七人中最少年”。而韩老夫子却是个“老补”，补习多年，先后考了四次，最后才在25岁时登了进士。
此后的宦途，韩愈也多有不顺。唐时，中了进士只是有了做官的资格，还要经过吏部的关试选拔，成功后才授予官职。关试白居易也是一次成功，官授秘书省校书郎。而韩愈就悲催多了，又一连三次不中，只好收拾行装离开长安，转而先去给他人当幕僚谋生。
中进士，对唐代的读书人那可真是“十载寒窗”后的大喜事，后来多少才子佳人的故事都由此衍生。孟郊的《登科后》：“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淋漓尽致地写出了读书人登科中进士后的狂喜。
有喜自然要有庆。由此掀起了登科进士曲江游宴活动的高潮，并逐渐演变成：曲江赐宴、杏园探花、雁塔题名、曲江流饮等众多风流雅事，从而赋予了曲江浓厚的风流氛围，曲江在此后不再仅仅只是一个地理概念，更成了一个文化名词。
朝廷于曲江赐宴进士，韦述《两京新记》曰：“唐开元……后以进士每年登科第赐宴曲江。”这种赐宴活动，从唐中宗神龙年间到唐末僖宗乾符年间，170余年基本没有中断。
杏园探花，《秦中岁时记》记载：“春时，进士杏花园初会，谓之探花宴，以少俊二人为探花使，遍游名园。”此时之长安，城中公私园林大都向进士开放，为他们提供遍赏名园、选摘名花的便利。张籍曾有诗赞：“谁家不借花园看，在处多将酒器行。共贺春司能鉴识，今年定合有公卿”；翁承赞有“探花时节日偏长，恬淡春风称意忙”；徐夤有“须知红杏园中客，终作金銮殿里臣”。
雁塔题名，《唐摭言》记载：“神龙以来，杏园宴后，皆于慈恩寺塔下题名。同年中推一善书者纪之。”《唐国史补》卷下曰：“既捷，列其姓名于慈恩寺塔，谓之题名会。”所题之名“妙有行列，婉若雁阵”。很快，雁塔题名就等同于金榜题名了。
一举及第的白居易曾很得意地题诗记之：“慈恩塔下题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后来，一些举子甚至考试前要在雁塔题名“进士某某”以博取好彩头，待及第后于名前再加一个“前”字。时人曾有诗曰：“曾题名处添前字，送出城人乞旧诗”。
此后就进入高潮——“大宴于曲江亭子”的曲江大会。曲江大会也是一个举国盛游的日子，上至皇帝“御紫云楼，垂帘观焉”，下至百官公卿、商人平民，“行市罗列，长安几于半空”。
此时的曲江，车马填塞，冠盖云集：商人蜂拥而至摆摊设点，兜售商品；长安百姓争相往观，且游且购；公卿贵族携眷观光，乘机挑选东床，物色佳婿。
作为主角的新科进士们，气宇轩昂，风流倜傥，探花题名又酒宴，美馔佳肴歌舞伴。雍裕之《曲江池上》：“殷勤春在曲江头，全籍群仙占胜游。何必三山待鸾鹤，年年此地是瀛洲”；刘沧《及第后宴曲江》：“及第新春选胜游，杏园初宴曲江头。紫毫粉壁题仙籍，柳色箫声拂御楼”“归时不醒花间醉，绮陌香车似水流”。
风流人物自风流。宴饮之时，进士们将东晋兴起的“曲水流觞”发扬到极致，成就了新的“曲江流饮”。一些进士甚而“癫饮”。《开元天宝遗事》载：进士郑愚、刘参、王冲等十几人，携妖艳艺伎三五人，于花木繁茂处席草而座，开怀畅饮，且常脱衣除帽，甚至于赤裸、狂笑、斗酒、喧呼，自称作“癫饮”。
曲江大会之盛，屡见于唐人记载及进士们自写诗词。白居易第二年还写诗追记：“去岁欢游何处去，曲江西岸杏园东。花下忘归因美景，尊前劝酒是春风。”
相反，屡试不中的韩愈，在中进士后就几乎没有这样的诗词。可能他不甚喜欢让他屡遭磨难的科举。但这并不影响他对曲江的喜爱，否则也就写不出“曲江水满花千树”这样的佳句。
唐朝的文人啊，没有不喜欢曲江的。“三春车马客，一代繁华地”的曲江，是和唐诗同起共兴的文化高地，曲江给了诗人无穷的创作灵感，唐诗则让曲江此后一直都是中国文人心中的文化胜地。
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
韩愈老夫子一开始是压根就瞧不上白居易的。
最终艰苦奋斗成文坛领袖的韩愈，听说白居易也号称学杜甫，很不以为然。他心里暗想：你那些写给不识字老婆婆的诗也敢说学杜甫？此外，李白也是韩愈推崇的对象，但却遭到了白居易好友元稹的非议，这让韩愈很长时间都对元白二人无好感。
虽然白居易的诗在当时很流行，但在韩愈看来，流行的不一定好，不就是些“老妪能解”的大白话歌谣嘛！于是针对元白二人不客气地写诗讽刺：“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让白居易百口难辩。
韩愈和白居易争学杜甫，足以说明杜甫的影响之大。同样的，在唐代众多写曲江的诗词中，杜诗也从一开始就引领了风骚。
长安十年，杜甫常居于曲江南的少陵原畔，自称“杜陵布衣”“杜陵野老”“少陵野老”。虽然此时的唐王朝，开元盛世繁华渐谢，天宝危机已露端倪，而他本人也常生计无着、穷困落魄，但他依然怀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抱负四处奔走。
他常常往来于曲江一带，甚至“朝回日日典春衣，每日江头尽醉归”。他的曲江诗，在悲天悯人、忧国忧民、讽刺讥喻的同时，时见绝美佳句，有的甚至字字珠玑。
《曲江对酒》中有个灵动画面：“桃花细逐杨花落，黄鸟时兼白鸟飞”；《曲江二首》中他语出神奇、画感十足、动感万分：“一片花飞减却春，风飘万点正愁人”“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
他在讽刺“杨花雪落覆白蘋，青鸟飞去衔红巾。炙手可热势绝伦，慎莫近前丞相嗔”的同时，却又写出脍炙人口的“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态浓意远淑且真，肌理细腻骨肉匀”。
一次行游曲江时，杜甫和高适、薛据、岑参、储光羲等同登大雁塔，因五人都有佳作而成千古佳话。其中岑参写道：“塔势如涌出，孤高耸天宫。登临出世界，磴道盘虚空。突兀压神州，峥嵘如鬼工。四角碍白日，七层摩苍穹。下窥指高鸟，俯听闻惊风。”
杜甫的《同诸公登慈恩寺塔》则落笔时代，感慨时政，意蕴最厚：“高标跨苍天，烈风无时休。自非旷士怀，登兹翻百忧”“秦山忽破碎，泾渭不可求。俯视但一气，焉能辨皇州”“黄鹄去不息，哀鸣何所投。君看随阳雁，各有稻粱谋。”
这样的杜甫，让韩愈和白居易都推崇备至。不过二人经历不同、文风不同，对宦海浮沉心态不同，当时的文学主张也有差异。
幸亏诗人张籍！就是曾写出“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的张籍。他和韩白二人都是好友，且知道是韩愈错怪了白，于是白居易一有新诗写出，他立马就拿给韩愈看。韩愈后来就越看越欣赏了，也有了缓和矛盾并多交往的念头。
但自己毕竟写诗骂过人家，他又不便屈身，于是就写了一首诗让张籍带给白先试探：“墙下春渠入禁沟，渠冰初破满渠浮。凤池近日长先暖，流到池时更不流。”
白居易一看就明白了，马上提笔写了一首回诗：“渠水暗流春冻解，风吹日炙不成凝。凤池冷暖君谙在，二月因何更有冰。”意思是有您韩吏部吹来的春风，咱俩之间还能有什么“冰”啊！两位大文豪在朋友的帮助下最终“冰释前嫌”，成就了一段诗坛佳话。
第二年春天，当岸畔多柳的曲江池又“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时，韩愈通过张籍向白居易发出了同游曲江之邀。
花时同醉破春愁，醉折花枝当酒筹
韩愈把“约会”地点选在曲江是很自然的。
唐代文人有邀约同游曲江池的“文俗”，留下了很多邀游唱和诗。韩愈和张籍之间，张籍和白居易之间都常诗邀诗答。
虽然在科举中屡试不进，但韩愈在长安“复读”时就常和朋友在曲江游吟。此后无论是官居长安还是贬职他乡，曲江都是他常游常忆之所。除了“曲江水满花千树”，他还写有“曲江荷花盖十里”“曲江千顷秋波净，平铺红云盖明镜”等佳句。
至于白居易，那就更是个“曲江通”了，30多首曲江诗词明证了他是多么喜欢曲江，既有“独行独语曲江头”，更有同游同醉同联句。
太和二年，白居易与刘禹锡、崔群、李绛四位诗人分离多年后重聚曲江。他们一时兴起，各吟诗一句，联成一首七律：
杏园千树欲随风，一醉同人此暂同。（崔群）
老态忽忘丝管里，衰颜宜解酒杯中。（李绛）
曲江日暮残红在，翰苑年深旧事空。（白居易）
二十四年流落者，故人相引到花丛。（刘禹锡）
白居易与“十载定交契，七年镇相随。长安最多处，多是曲江池”的挚友元稹，还有一段佳话：元和四年春，元稹被朝廷派往东川。白居易和弟弟白行简、诗人李杓直同游曲江。他心里默念着元稹并作诗一首：“花时同醉破春愁，醉折花枝当酒筹。忽忆故人天际去，计程今日到梁州。”
十多天后，梁州信使带来了元稹的信：“梦君同绕曲江头，也向慈恩院院游。亭吏呼人排去马，忽惊身在古梁州。”白在曲江想念元并且算他到梁州时，元稹在梁州正梦见和白等同游。
曲江，留下了太多唐人的逸闻趣事。但中唐时的唐朝已经过了顶峰。中唐诗人韩愈、白居易、刘禹锡、柳宗元之后，唐朝国势日微，曲江和唐诗也一起下滑衰落。
“蜡炬成灰泪始干”的李商隐来了。终生郁郁不得志的他，经历了晚唐六朝更替，凄美的诗句中更多的是怅惘和哀伤。
他在暮秋独游曲江：“荷叶生时春恨生，荷叶枯时秋恨成。深知身在情长在，怅望江头江水声。”
经常“向晚意不适”的他，常常独自“驱车登古原”：“春梦乱不记，春原登已重”“万树鸣蝉隔岸虹，乐游原上有西风”“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夕阳晚照的晚唐，曲江池盛景逐渐衰落，连池水都逐渐缩小。
公元904年，朱温挟唐昭宗迁都洛阳，并拆毁宫室房屋，木料“浮渭河而下”，长安城遭到毁灭性破坏。曲江也不例外，当年竟泉水自竭。至北宋时，曲江已全部开垦种植，成为农田了。
当历史的车轮驶入如今的西安，曲江再次迎来了“天文同丽日”。2003年，西安市成立了“曲江新区”，曲江驶上发展快车道。大雁塔北广场、大唐芙蓉园、曲江池遗址公园、唐城墙遗址公园、大唐不夜城等标志性景区相继建成开放。
目前的曲江新区，已是陕西省、西安市确立的以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为主导的城市发展新区，是西安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的重要承载区，是我国西部重要的文化、旅游集散地，陕西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标志性区域。
2020年4月22日傍晚，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曲江大唐不夜城步行街，与市民百姓互动。当晚的曲江，华灯初上，流光溢彩，大唐盛景和现代景致交相辉映。
何必更随鞍马队，冲泥蹋雨曲江头
白居易为什么爽约呢？
有一种说法是因为下雨了，率性的白居易觉得雨天不好玩，就没有去，但最真实的理由还在他随后的回诗里——《酬韩侍郎张博士雨后游曲江见寄》：
小园新种红樱树，闲绕花行便当游。
何必更随鞍马队，冲泥蹋雨曲江头。
意思是：我家小院子里的红樱树正逢花时，随便绕一圈就是很好的春游啦。您老人家现在正当红，吹捧您的人太多，我可不想在这时候去凑热闹，跟随在您的鞍马后，冲泥又踏雨的。
这个白二十二舍人，可真够率直的！
来源：中国青年报客户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