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德配天明德慎罚(以德配天)

从“神灵崇拜”到“以德配天”，天命观是如何影响西周政治的？

文：内阁大学士

天命观贯穿我国几千年的历史，早在殷商时期它就以神灵崇拜为表现形式，发展到西周时期，逐渐转为“以德配天”。古代皇帝一直奉行天命观，认为天可以操纵人间的人和事，这是初期的天命观核心思想，西周拓展这一思想，赋予了“德”这一新的内涵。商周时期的天命观和发展，对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形成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深刻影响着西周时期的政治。

中国的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回溯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夏商周时期，科技不发达，对世界理性认识不够，那是的人们用自己的感官认识世界，面对自然界及社会上发现的一些难以解释或没见过的现象，他们会认为是神秘力量的操控，而这个神秘力量在殷商时期被称为“帝”。

他们认为通过祭拜祖先可以与神形成一种冥冥之中的沟通。自古文化与政治密不可分，这种神灵崇拜思想渗入到统治阶级的统治思想中，于是就有了君权神授思想，为统治阶级的统治披上神的外衣，到西周时期，这种思想为适应统治的需要，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德”成为天命观的核心，顺理成章地被纳入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范畴。

天命观这一定义发生在西周，查阅殷商的相关资料并没有发现天命观这一说，它出自西周人之口，但它的形成与殷商的神灵崇拜有很大联系。在殷商以前的古人早就有对神崇敬的意识了，只不过在殷商时期，人们崇敬祭拜的对象已经被具体化，这些对象被认为是“天”或“帝”抑或是已经去世的祖先。

商人认为自己的祖先和天帝是一样的超自然的力量，他们会给人间带来风调雨顺，一旦人间对天地或祖先不敬就会被降临灾难，如一些洪涝、日食或地震，这些都被认为是上天在降罪于人间。在商朝占卜是人们对天帝崇敬的最明显的表达，统治者一条措施、什么时候收割粮食、耕种，在做这些事情之前都要占卜，问问天帝的意见。

从商朝开始，统治者就认为自己的祖先与天帝同在，祖先与统治者有着血缘关系的联系，上帝必会保佑自己坐稳位置，所以，对殷商的王来说，不管暴政与否，王位都不会动摇，商朝的政治统治始终都被埋在神权的面纱之下，人在国家统治中就显得没那么重要了，这样的意识形态有其局限性，所以西周取代了商，并且西周时期是天命观的转折点，“以德配天”在西周开始出现。

商周更迭是中国历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宗主商一直标榜自己君权神授的说法不攻自破，强大的商被周所灭，殷商的转变表明血缘纽带已不再被人们所信，祖先及上帝也不可能无条件地给予统治者庇护。西周建立后，对商朝的灭亡有深刻的反思，究竟有祖先及天帝庇佑的商人为何被击败，由此，周人对君权神授提出新的解释，周人提出了“德”字，“以德配天”从此出现，完善后的君权神授思想更加强调统治者的主观能动性。

夏朝时人对世界保持好奇，神秘的面纱一直未被揭开，君权神授发展到商代，人们已经把这种神秘具化为“天帝”，具体如何庇佑又是如何约束的，在商朝并没有形成意识，“有德”或统治者采取德政才能获得庇佑。因此，想要获得天帝庇佑，必须采取德政，这是延续统治的必要条件之一。

这说明了当时的人已经开始把审视的目光投到现实生活中来了，只有符合“德”的利国利民之策，才能使统治权力得以延续。西周的天命观体现了上天不再对人起到决定性作用，自己的统治是否可以延续，不单单是天帝所能决定的事，更要靠统治者自身的作为。

西周天命观第一次把德与天联系起来，在德政和德行的前提下不再盲目迷信天帝，统治者的私德和德政是维护稳定统治的根本，所以统治者在治理社会时刻想着德政，虽然这是被动的，但对西周自身的统治及后世的影响深远。

“以德配天”更加强调德，西周的君权政治主张认为，同统治者的权力不仅要依靠上天，如果统治者自己的德行不为上天满意，一旦成为失德之人，必将失去统治权。以周公旦为代表的西周奴隶主贵族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思想，商朝只提出上天会庇佑统治者的权力，但上天会会把权力给什么样的人。

这是殷商时期所没有被提到的部分，所以当商纣王失德，以暴力治国，那么国家必将灭亡。从《周书》中可以看见周朝在商灭亡后做出了许多反思，“有殷受天命，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强调了“德”的作用，有德之人才能有资格当统治者，是否敬德已经成为衡量西周统治者的重要标准。

在西周“以德配天”是统治者治国的思想基础，所以当统治者颁布诏令时，都要考虑自己的措施是否违反“德”，纵观西周时期的历史，我们可以看见西周所谓的“以德配天”主要包括两个层次，一是指统治者自身的德性行为，更深一层是指统治者的德政，这是“以德配天”的主要内容。

由于神灵崇拜盛行，所以人心惶惶，西周建国后，提出了自己天命观，对稳定民心有着重要意义，既没有抛弃君权神授，由提出德政，有利于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除此之外，天命观成为大臣上谏帝王的政治手段，同时与“以德治国”主张不谋而合。

儒家全面地继承了西周的天命观，儒家思想是我国古代的正统思想，所以说天命观始终贯穿于历朝历代的统治，西周的天命观对统治者是一种约束或监督，第一次人的主观能动性在天帝与人之间起到重要作用。

夏商盲目地对天帝充满崇拜，但对自己的行为却没有任何反思，对现实社会的关心远远少于对神灵的崇拜，这可能是导致商朝君王暴政的一个原因，西周的“以德配天”中的“德”是对人提出的要求。

以神为本是西周以前的思想，西周的天命观是民本思想的发端，它是民本思想的源泉，它也会适应时代需求，被儒家思想吸收，成为历代统治者思想的根本。后代统治者的执政思想最根本的是受到天命观的有关德的影响，天命观是中国延续了几千年的封建社会的思想根基。

如果没有周人的这次转变，那么因为暴政而被灭国的朝代不知会增加多少，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可能不复存在。西周天命观是统治者思想的思想旗帜，对儒家思想的形成产生影响，它还是百姓的福音，民本思想的源泉，它具有神灵崇拜思想的神秘感，又兼具自身“以德配天”的睿智。

春秋战国时期，时代突变，“德”与“武”是一对矛盾，春秋战国以武得天下，是一个“武”字当道得时代，“以德配天”似乎已不再适应时代需求，因此作为意识形态得一部分，它在那样一个时代被继承发展，以适应战争年代的需要，独具鲜明的历史特征和价值。

春秋战国时期对德政的要求更高，相对于西周，对统治者自身的德行要求不高，德政是春秋时期关注的焦点，安定统治需依靠德政，而不是统治者本人。在当时一个国家能否占据天下，需靠军事实力，而决定军事实力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国民的数量，兵源的好坏对军事有重要影响。

所以春秋战国时，民的地位高于天，这是巨大的转变，天命观还是天命观，统治者的权力还是由天赋予的，但民是连接统治者和天的纽带，统治者需通过德政善待百姓，上天才会庇佑统治者。

诸子百家对天命观有各自的继承和发展，孔子一直主张克己复礼，主张复兴周礼，他对待鬼神的态度完美体现了西周对鬼神的看法， “敬鬼神而远之，敬之而不亲近之意”。

儒家学派认为“以德配天”中的“德”应该是仁德，仁德就是关注人事，仁德是天命在人间的体现，所以孟子提出“民贵君轻”的思想，天命就是仁政，二者是不可分割的整体。

道家学派对天命观是彻底地颠覆，老子对天的看法完全不同于以前，老子认为天的存在不过是一种自然形态，它与人根本没有任何关系，道才是一切抽象的源泉。荀子的受天命而制之更是强调了人的强大作用。春秋时期的“以德配天”往往都要服务于政治及军事斗争的需要，对德政的要求变得比西周更高，人在神上是这个时期天命观的新发展。

由此“以德配天”还是我国民本思想的先导者，由它衍生了保民、慎罚等思想成为我国民本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西周的祭祀活动与商代的占卜不同，它不仅有祭拜上天的功能，还起到了警示监督和反思人类行为的作用，从“神灵崇拜”到“以德配天”，西周独特的天命观成为影响中国古代政治的重要因素，同时成为封建社会的特殊产物。

参考文献

《左传》

《周书》

《论语》

从周公到邓公：以德配天是中国人的精神家园

儒家思想曾经长期是我国的正统思想，既是官方的政治指导思想，也是民间社会普遍奉行的正统生活思想。我们常常说的文化自信，与儒家思想文化是无法分开的，没有儒家思想的文化自信，就不是中国的文化自信。

过去，佛家和道家思想在官方和民间也有一定影响力，但终归没有像模像样地登上大雅之堂，没有成为正统指导思想。儒家思想的形成，经历数千年的演化，走过几个重要的的发展阶段，我们来简要看看：

儒家思想发端很早，大约在夏朝关龙逢时代就已有端倪。后来，经过周公姬旦等西周政治家的进一步演绎，到孔子（公元前 551年-公元前 479年）时代，也就是春秋晚期，算是成为一种独立的学派，成为诸子百家的一员，这是儒家思想登上历史舞台的正式开始。

西周（公元前1046-前771年）初年，周公姬旦等政治家就提出了以德配天，敬天、敬宗、保民，以及天命无常、有德者居之，皇天无亲、唯德是辅等思想，儒家思想正式发端。周公等人认为，人君能握有天下，是来自上天的眷顾，没有上天的安排，人类群龙无首，一盘散沙。上天安排君主代天巡狩，在人间抚育万方。

为了回报上天恩赐，君主必须以德治国、以德修身，敬畏祖宗、保育臣民。德在位在，无德则会被上天抛去。这个思想起步很高端，理论基础也比较厚实，一开始就把个人命运与祖宗、上天的眷顾与否勾连在一起。

总而言之，儒家思想的核心就是“以德配天”，此后儒家学派所有的主张、解说都是围绕以德配天展开的。这时候的天是神秘的，是与人世间不同的，是一种形而上的存在。

大约过了五百年，先师孔子和他的弟子继承前人的学说，围绕以德配天这个核心思想，创立了儒家学派。儒家学派形成之初，并不十分系统，也谈不上精细，但是他们把学说的框架和脉络已基本理清。我们今天见到的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和五经《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是这个时期儒家思想的代表作品。

不过，这些经典著作并不像今天的学术论文那样条理清晰、结构分明，它们基本是语录体，鸡零狗碎地这一句那一句，有时还会重复，有的还举例子、讲故事。好在，它们的中心思想比较突出，说来说去，说的都是一件事，就是如何以德配天，即：如何正心？如何处事？如何成才？以至达到天人合一。

围绕这三个方面，孔子和他的弟子总结出了最核心的内容：“仁”。孔子把周公“德”的概念解释成“仁”，所谓仁德仁德，仁和德其实是一个意思。在孔子看来，仁是根本，仁者爱人，爱自己也爱他人，这样才能成功，才能走得更远。光爱自己不爱他人，是走不远的，最终也是不会成功的。

孔子讲的“仁”，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忠，一个是恕。这里的忠，不是忠君的意思，而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恕也不是饶恕的意思，而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这两句话看似好理解：一个人想要成才成功，就要理解别人、支持别人成长，自己才能成才；自己不想要的东西，不要强加给别人。实际上，这两句话在操作上没有那么好把握，不好操作，姑且算是鸡汤。因为，到底“什么是自己想要的东西，什么是自己不想要的”？还没有说清楚，没有讲具体的界定办法。

孔子的弟子曾子对儒家思想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他写的《大学》是儒家最经典的著作之一，因为它首次提出了系统的、具体的成才路径：一是“三纲领”，即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二是“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简单来说一下：

明明德，修养自己的德性；亲民，接地气地与人和谐相处；至善，努力做最好的自己。

格物，积极参与实践；致知，不断丰富自己的知识；诚意，诚恳的态度做人；正心，端正自己的心态；修身，修养好自己的心性；齐家，把自己的家庭关系搞好；治国，先治理好自己的小诸侯国；平天下，为天下太平做出贡献。

这个路径显然得到后世很多人的认同，它对中华文化的影响深远，至今不衰。后世儒家思想的各种流派，都无法绕开这个大路径。

孟子（约公元前372年，一说约前385年-公元前289年，一说约前304年）是儒家的另一重要代表人物，他主张“性本善”，认为人皆可为尧舜。这就鲜明地涉及到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问题了，他写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一文，在荀子“三纲领”“八条目”的基础上，进一步谈到了成才的具体办法：“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这句话流传甚广，被认可是人成才的基本方法，给后世很多启发。“宝剑锋自磨砺出，梅花香至苦寒来”“自古雄才多磨难,纨绔子弟少伟男”“嚼得菜根，百事可做”。在孟子看来，人先天善良，配置完备，通过后天的努力，久久为功，人人都能成才。通过坚韧不拔地磨炼意志，身体力行参与艰苦实践，人更容易成才。

在这个基础上，孟子主张行“仁政”，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君王也是人，性本善，应该按照善的标准去行政，行仁政，造福千千万万的民。这算是人心向背思想的启蒙了。

接下来的荀子（公元前 313年-公元前 238年），继承孔孟的优秀成果，进一步主张以德服人，提出了“君舟民水”的著名论断。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是对孟子人心向背思想的进一步解释，这句话算是儒家对君主的一种恐吓，让昏君不敢过度残害人民，否则会被人民推翻。

早期的儒家思想多是劝说性的，并无很规范、很系统的教科书。但是，有悟性、有实践经验的读者往往都能发现：孔孟的学说总体是健康的、宽广的、博大的，他们的思想展现的人格也是健全的，对人的品行要求也很端正，符合人本主义精神。

只是，他们的思想没有通过文字进行系统、完整的论述，所以一般人理解起来会云里雾里，难以通透穿透，就像佛家说的“真法不能说”，也像道家说的“大象无形”。

西汉初年，由于之前连年战争，民生凋敝已到极点，汉高祖刘邦登基时，长安城内竟然找不出四匹颜色相同的马。为安定人心，恢复生产，西汉统治者采纳道家“无为而治”建议，与民休息，不折腾，历经60余年的努力，创造了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治世--文景之治（公元前167年-前141年）。

到汉武帝刘彻（公元前 156年-前87年）时，汉朝的国力已经得到恢复。汉武帝不想继续无所作为，他采纳了儒臣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董仲舒(公元前179年-前104年)把道家、法家和阴阳五行家的某些思想引入儒家思想，形成了新的儒家思想体系。董仲舒认为大一统是天地常理，要维护国家政权统一，必须实行思想上的统一，必须强化皇权。为此，董仲舒提出了两个主要思想：

第一，“天人感应”。“君权神授”“君权天授”观念早已提出，前人虽然认为天与君王存在某种道德联系，但还只是笼统的表述。君权神授的目的是为了增强皇权的合法性和神秘性，提高皇帝的权威，这在当时确有必要；但是，皇帝的权威树立后，若是皇帝不按套路出牌而胡作非为，大臣怎么应对？

董仲舒因此提出了天人感应学说。他说人与天是有感应的，人作恶多端，上天就会发怒。皇帝如果不好好履行职责，上天就会以各种灾害警示，皇帝就要反省，不然上天就会发更大的怒，最终天厌其德，抛弃你而选择其他人当皇帝。

这种学说有科学依据吗？真没有。有道理吗？的确有。比如，治下某地一旦有雷雨冰雹、地震蝗灾等灾害发生，大臣们就可以借题发挥，以此劝皇帝自省，劝皇帝要改正某种错误，不然会遭到天的报复。如果皇帝一直没什么错误呢？反正有则改之，无则加勉。防微杜渐，如履薄冰。背心当胸罩，有警示总比没有警示好。

天人感应学说是对荀子“君舟民水”思想的进一步发展，确有积极意义，主要作用就是威吓皇帝，让皇帝不要干坏事，否则会遭到天谴，失去皇位、失去江山。天人感应对皇帝适用，对普通臣民也适用。

二是“三纲五常”。“三纲”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个主要是为了确立家国的内部秩序。皇帝，是臣民的表率，是臣民的纲领；父亲，是儿子的表率，是儿子的纲领；丈夫，是妻妾的表率，是妻妾的纲领。

这样规定，目的是要分清主次，不能乱套，君臣、父子、夫妻之间都不是平等关系，也不是主仆关系，而是主宾关系，主次关系，但不是人身依附关系。处在上位的君、父、夫要以上率下，当好表率，带领臣民或子女、妻妾，搞好内部团结，团结就是力量，君臣同心国运昌，家和万事兴。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位子，你的位子在这，他的位子在那，各就各位，定分止争，国家秩序和家庭秩序就不会乱了套。之前孟子主张民为贵、君为轻，董仲舒却说君为臣纲，其实这看似反其道而行之，实则殊途同归。主张君为臣纲，突出君主该有的地位和责任，有利于内部团结，凡事都要有个主宾或主次。

“五常”不是五常大米，也不是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而是“仁、义、礼、智、信”。董仲舒在孔孟仁义学说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做人的道德准则，对人格的要求更为健全，基础扎实，维度更为周全。这五个字对后世影响巨大，至今不衰。

汉武帝认为，董仲舒的思想主张对于建立大一统的政权体系、维护长期统治十分有利，因此同意照此实行。公元前136年，汉武帝钦定《诗》《书》《礼》《易》《春秋》为“五经”，并设立研究和传播五经的教官，称为“博士”，儒家经典成为皇帝钦定的教科书。公元前124年，汉武帝兴办太学，规定太学生员一律由儒家五经博士负责教授，考试合格即可到政府当官。儒家思想从此成为历代统治者推崇的正统思想。

其实，虽然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实际上各派的思想并没有彻底消亡，它们的精华思想此后或多或少都融进了儒家，除了道家和后来的佛家保持了相对独立。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积极吸收儒学的有关精神，加速了本土化进程，大行其道。南朝梁武帝萧衍是虔诚的佛教徒，“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就是说他。道教的影响在这一时期也进一步扩大。唐朝初年，统治者奉行三教并行，儒学正统地位受到挑战。

大文学家韩愈率先提出复兴儒学，但势单力薄。儒学大复兴是从北宋开始的。此前的儒家学说，主要是政治学说，在逻辑体系上并不是很周密，认识论上也不是很优秀，自圆其说上也不算很完美，而程朱理学，将其进一步哲学化，首次在认识论上达到自圆其说的高度。

程朱理学发端于北宋五子：周敦颐（1017年-1073年）、邵雍、张载、程颢、程颐。我觉得主编《资治通鉴》的司马光也算一个，但主导“熙宁变法”的王安石（1021年-1086年）和他们不是一伙的。周敦颐是祖师爷，他的《爱莲说》代表了他的主张：

“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

高洁、品味、高端、精英。但是不接地气。

他们融合佛家和道家某些思想来解释儒家经典，形成了以“理”为核心的新儒学体系，到南宋朱熹（1130年-1200年）时，经朱熹的进一步阐述，理学日臻完备，史称“程朱理学”。程朱理学的基本观点：

1. 天理是为人处世的唯一准则。天理是宇宙万物的存在的机理，人世间只有一个天理，这个天理简单地说就是道理，凡事都有个道理，有个原理，有个机理。这个理是客观存在的，不管你信不信。

天理表现在人间的具体要求上就是“三纲五常”等封建伦理道德、法则等等。你仁就是天理，不仁就是没天理；你义就是天理，不义就是没天理。等等。他们把孔孟等儒家先贤的思想歪曲化、教条化、经验化、神圣化，后人无需改动，遵照执行好就是了。

朱熹眼中的“天理”，其实就是思想的终结，文明的终结，后人没有必要再发展，也不会再发展了。这意味着对儒家思想发展按下了终止键，这对儒学的发展是一次要命的重伤。进一步说，这对先贤开展新的思想探索也起了很大的抑制作用。朱熹的这个理论，违背了《大学》提到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违背了与时俱进的基本观点。

2.通过“格物”去认识天理。怎么去认识天理呢？通过格物才能致知，通过亲身学习实践，向外寻找知识，由外及内，才能逐步丰富知识，认识先贤总结的天理。

人的大脑、内心，原本是空空如也的，要想认识天理，就要通过学习实践去一一了解，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不学习不知道，不实践不明白，事非经历不知难。但学来的、实践来的认识，必须要和先贤的理论、封建纲常法则吻合，否则就是离经叛道。

3.存天理、灭人欲。认识了天理，就要按照天理去办事。天理是人们的行动指南，人人都要按照天理办事，按照封建伦理纲常、法则处世，以儒家古圣先贤的嘉言懿行为标准处世。程朱理学的天理是狭隘的天理，举个例子说，吃粗茶淡饭是天理，吃大鱼大肉就是人欲；忠君是天理，否则是大逆不道。

他们要将人的欲望消灭，如果人人都没有欲望，都无欲无求，那么社会就秩序井然，天下就长治久安。程朱理学还有个特点，特别强调气节，不退让、不妥协、不变通，“饿死事小，失节事大”。

人要想成才，就要按照这个路径走。认识天理，按照天理的标准为人处世、工作生活，不能贪图享受，不能有奇思乱想，规规矩矩。是龙得盘着，是虎得卧着，有尿先憋着。

此外，他们还热衷提一些高大上的口号，比如张载，提出了著名的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继往圣之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四句话看似振奋人心，宇宙无敌，实际一文不值。试问，古往今来谁又能做到哪怕其中之一？一点都不可能做得到。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追求，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局限，久久为功，与时俱进，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进，才是根本之道。当年秦皇嬴政计划建立赢家的万世江山，自命秦始皇，却不曾料想是二世而亡。

朱熹的学说刚出来时，就受到一些清醒人士的批评。北宋名相韩琦的曾孙韩侂胄，与朱熹是同时代的人，他担任南宋宁宗宰相时，对朱熹的学说进行了严厉打击，韩侂胄认为朱熹的学说是歪理邪说，是邪教，禁止传播，牵连甚广，史称“庆元党禁”。后来韩侂胄因主导“开禧北伐”失败，于开禧三年（1207年）被杨皇后和史弥远设计杀死。

此后，朱熹的学说又开始流行，到宋理宗时期更是大行其道，宋理宗的“理”，就是来自程朱理学的理，求仁得仁也好，求不仁得不仁也罢。

韩侂胄后来成为《宋史》里的奸臣之一，因为《宋史》是朱熹的徒子徒孙编写的。我查了一下百度，韩侂胄现在已经是爱国者了，他确实是名副其实的爱国者，只是这个评价来的晚了些。

南宋另一位名臣崔与之，干脆指责朱熹以学术杀天下后世。

从元朝开始，朱熹编著的《四书章句集注》成为科举考试的官方教科书。元朝是少数民族第一次入主中夏建立的朝代，猪八戒吃人参果，还没弄清什么情况就被明太祖朱元璋赶回沙漠。

继元朝之后建立的明朝，是中国历史上受程朱理学影响最大、受害最深的一个朝代。终明之世共276年，坚持不和亲、不赔款、不割地、不纳贡，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史称刚明。

后世许多学者乃至普通历史爱好者对此津津乐道，甚至引以为傲。殊不知当时人口众多的明朝，除了保障了朱元璋部分子孙的荣华富贵，其余乏善可陈，积贫积弱的明朝最终将汉人的江山拱手让给少数民族满族，导致华夏族再次整体沦为异族之手。说到底，程朱理学对此负有重大责任。

心学也是理学，理学的一个分支。南宋时期，理学家陆象山把“心”作为万物的本原，提出“心即理”，认为天地万物的机理原理都在人的心中。明朝中期名臣王阳明（1472年－1529年）继承丰富了陆象山的学说。后世称这一学派的学说为陆王心学，也叫阳明心学。

王阳明出生在权贵之家，父亲王华是成化年间的状元，其人天赋极高，文武双全。曾作为主帅扫平南赣匪患、平定江西宁王之乱，干成了很多大事。他认为，社会动乱的根源是人的心中有贼，“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只有去除人的心中之贼，才能让社会稳定，人民安居乐业。

王阳明在贵州龙场悟出了“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这句话是阳明心学的核心内容，围绕这句话，王阳明进行了一系列阐述。阳明心学主要有三个方面意思：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

一是心即理。人的内心就已经有一个意念中的世界，具备成为完人的一切条件。一次王阳明与朋友出游，友人指着岩中的野花树问：“天下无心外之物，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于我心亦何相关？”王阳明回答：“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同归于寂；你既来看此花，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心外。”

简单理解一下，山野的一株花，千千万万野花的一员，当你没有看到它时，它只是寂静地藏在你内心深处，你心中本来就有这个花的样子，只是你没有通过亲临其境察觉到，但不妨碍这株花在你内心的存在。

等你通过实践去看到这颗花时，这株实物的花激活了你内心的花，实物的花好比密码，用密码能验证你内心里早有这株的花的存在，格物致知到王阳明这里还是格物致知，只是这个格变成了“验”，验证、实证。

王阳明和朱熹的冲突在哪里呢？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对“格物致知”的理解不同。朱熹认为，人的内心原本是空的，什么也没有，必须要通过“格”物来达到认知，通过努力学习实践，把空空如也的内心不断填满。王阳明另辟蹊径，认为现实世界的一切景象、原理、机理、道理都已与生俱来植入了人心，人为什么知道甘蔗甜？知道花香？味觉与生俱来。

再举个例子，你如果说王阳明不会开车，他肯定不答应，他会说开车的技术早已深藏在他的内心，他会驾驶，只是驾驶的技术有待通过实践来激活。王阳明的意思不是要把自己本没有的驾驶技术从外界学过来，而是要把自己已有的驾驶技术激活。比如，人可以通过实践去激活驾驶技术，而猪不可能会驾驶，因为猪心里没有预先设置这项技术。

朱熹断定人的内心一开始完全是空的，一无所有。人要成长，要增加认识，就要将外界的知识和技能搬进内心。王阳明年轻的时候对朱熹的“格物致知”进行了实验，亲自去“格”竹子的原理，格了三天三夜也没有格出什么原理。

王阳明认为，人自己本身就具备了所有东西，只要去伪存真，只要通过实践激活，只要把不好的移出去，留下好的，留下良知，最终能成为为圣人。

比如镜子本身是可以照出东西的，但是如果蒙上了灰尘，就无法照出来，这时只要把污垢去掉，就可以照出来了。这样理解，是不是比朱熹没有镜子硬生生去造一个镜子出来容易得多？王阳明的办法，能让普罗大众感觉通往圣贤的路比之前容易了，减少了人们的畏难情绪。

从鼓舞人心的角度看，王阳明的思想更有意思，更有想象空间。所以，近代以来，王阳明的思想比朱熹的思想更火爆，更受欢迎，原因就在这里。

二是知行合一。王阳明“知行合一”是建立在“心即理”的基础上的。首先是知中有行，行中有知，知就是行，不知不行，不行不知。这里的“知”就相当于是刚才说的先天为你设置好的东西，它是一种潜在的存在，比如“甜”的味觉、“酸”的味觉等等，都给你准备好了。

但是，倘若你一辈子没有吃过甜的东西，你就不会知道什么叫甜，尽管你有甜这个味觉，这个吃的过程就相当于是“行”。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讲的就是这件事。

所以王阳明的知、行是不可能分离的，知和行看上去既是一回事，又不是一回事，两者不可分割。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王阳明才强调行动、强调实践的意义和重要性，没有实践，一切都是徒劳。别人喝白酒和你干杯，你拿白开水假装，那你永远不会知道白酒的味道。

三是致良知。致良知也建立在“心即理”的基础上。王阳明强调，人的内心是有规律的，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有良知，良知才是人性的根本，这个源于孟子的性本善思想。

良知和邪念一样，会有冲动的意念，但是良知战胜邪念的动力是一直存在的，谁不想做好人呢？不过，良知深藏内心，被各种意念诱惑，稍不留神就会偏离良知。所以，良知也需要不断激活。

王阳明强调，要不断去伪存真、去粗取精，把内心不好的东西剔除出去，“存天理、去人欲”，去邪念，把良知留下，这个过程就叫致良知。

致良知的过程也是知行合一的过程，所以王阳明强调人人都要学会守静反思，要在事上磨练，要在实践中体味真知，不断激活良知。良知一旦占据了主导地位，邪念就会越来越远去。

相比朱熹的思想，王阳明的心学思想更突出了人本主义，突出了人的主观能动性。王阳明主张的“存天理、去人欲”和朱熹主张的“存天理、灭人欲”不是一回事。两个人说的“天理”意思不一样，朱熹的天理是外界已经存在的封建纲常、道德法则等，而王阳明的天理是人心。

所以，王阳明特别强调，为人处世要以不违背良心为准则，问心无愧即可。只要不违背良心、良知的事情，就可以做。朱熹要灭的人欲，是人的正常欲望；王阳明要去的人欲，不是人的正常欲望，而是“心中贼”，是人心中的邪念，是有违良知的邪念，人的正常欲望应该鼓励，这样社会才会有活力、有创造力。

“为人处世要以不违背良心为准则”，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信号，只要致良知、只要我心光明，以此为行动指南，那就可以坦坦荡荡地活在世上，不会迷惑、不必彷徨。

现实生活中，绝大多数合法、合道德的事情也是符合良知的事情，但是法律、现世道德与良知并不会完全重合。现实生活中，有的事情违法，甚至不道德，但不一定违背良知。比如，有个人快饿死街头了，他不得已偷了吃的，怎么评价？在王阳明看来，这种事是可以原谅的，并不违背良知，为了保命偷吃的，说得过去。

又比如，1936年12月12日，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张学良和杨虎城在发动西安事变，扣押自己的最高领导蒋介石，逼蒋抗日。这事按照朱熹的思想，这是违背天理的，是要遭天谴的。但是，按照王阳明的思想，这是可以的，因为当时全民抗战才是国人的良知，蒋介石搞内战不得人心，因此，“张杨”问心无愧。

明朝统治者认识到阳明心学的存在，但是从来没有把王阳明的学说作为官方思想，这不得不说是个悲哀。王阳明去世数十年之后的万历年间（1573年-1620年），王阳明心学在民间得到广泛传播。这时，有大臣上书万历皇帝朱翊钧，请求朝廷下令禁止民间传播阳明心学，不知是万历皇帝觉得民间传播不必禁止，还是沉湎酒色没空搭理，总之万历皇帝对此不予理会。

阳明心学对人性解放、回归人的本性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与西方文艺复兴有异曲同工之妙。将人当做人，回归人性，指导人们不要为外界的条条框框束缚，致良知，不提做不到的口号，但是保持良知范围内的宽容和弹性。

以这种学说为指导思想，那么人的成长、成才、成功问题就不难解决了，人类社会的进步也就不成问题了。王阳明成功将周公的以德配天的“天”转为良知，今后大家做事只要以德配良知就好了，你的行为、德行是否符合良知？天的神秘存在，变成了人人都可以切身体会的良知、良心。

王阳明之后，有李贽、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思想家，但是都是小打小闹，没有超出阳明心学的高峰。

清朝初年的满族贵族统治者，一开始不太信程朱理学那一套，当然，他们也不懂阳明心学。清初的满族贵族绝大多数人都不懂汉语，他们几乎都是原始的实用主义者，可以和蒙古人通婚、联姻，顺治皇帝的母亲孝庄太后就是蒙古人；可以封异姓为王，蒙古人、汉人等都可以为王；可以放手任用异族人士担任要职；等等。

这种开放包容的氛围帮助满族人以少数兵力迅速占领全中国，甚至收复了汉人丢失千年的西域地区，从而建立起空前庞大的大清帝国。

清朝中期以后，满族贵族日益程朱理学化，到清末鸦片战争发生（1840年）时，清朝的朝廷基本是明朝末年的翻版。他们固步自封，不肯放下身段学习洋人的长处，以倭仁（蒙古族）、翁同龢为代表的朝中大臣，满脑子都是程朱理学思想，阻挠革新，反对洋务，最终把清朝葬送。

人民常说，满清是被袁世凯逼下台的，实际上，满清能走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倭仁（蒙古族）、翁同龢等迂腐的重臣“居功至伟”。不过好在满族贵族比明朝崇祯皇帝中毒会轻一些，他们没有去紫禁城后面的煤山上吊，即便是眼在流泪、心在流学，他们最终选择了顺应民心，和平谢幕。

程朱理学并不都是糟粕，有其精华的一面，比如爱民思想、严于律己思想等等，有积极意义。但是，其作为治国思想体系，是封闭的、固化的、落后的，是被实践证明了的祸国殃民思想，用程朱理学体系治国，时间久了，只会有一种结果：国家蒙难，人民蒙羞，文明蒙尘。

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我国无数仁人志士积极探寻救国救民的思想，慢慢发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必须要改造程朱理学或者摆脱程朱理学糟粕思想的束缚。从张之洞倡导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陈独秀等人发起的“新文化运动”，再到“五四运动”，他们要打倒的其实不是孔孟，而是僵化了的程朱理学。

蒋介石认识到程朱理学有弊端，因而积极提倡新生活运动，但他也知道文化自信的重要性，于是致力于恢复孔孟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比如大力倡导仁、义、礼、智、信以及亲爱精诚等儒家思想。不过，因为没有对其进行汲取精华、去其糟粕的改造，所以最后也失败了。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苏联经验和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走朱熹的老路，给中国革命事业造成了巨大损失。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决反对左倾教条主义，找到了思想自信、文化自信的路子，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对儒家思想进行吸收、改造，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形成了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思想坚持实事求是的总底座，包容开放，呈现出气象万千的思想活力，摆脱了程朱理学狭隘视野，比如：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等等。

摆脱程朱理学束缚的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结束了中华民族一百多年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悲惨命运,开辟了中国历史新纪元。

毛主席逝世后，出现了“两个凡是”的论调：“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实质上是延续毛泽东晚年的左倾错误。

对于这个问题，邓小平同志高瞻远瞩，以大历史的视觉做出了新的正确回答。他提出要完整、准确理解毛泽东思想，并总结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

1978年展开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实质上就是程朱理学与阳明心学之争的一个历史延续，最后得出正确结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检验真理的标准不是毛主席说过的某句话，也不是其他人说过的某句话、某个理论，而是实践。

如何理解“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邓小平同志的回答是：我们所做的事情是否科学是否可行，最终标准要看实践效果，也就是人民是否认可？

邓小平同志曾经反复强调：“要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方针政策和作出决断的出发点和归宿。”在这里，人民就是人心。

人心向背是判断工作效果的标准，而不是其他。邓小平同志把王阳明的良知论进一步上升为人心论，将以德配天最终变成以德配人心。这样一来，就更好操作，更直观了：人民就是天，人心就是天。

邓小平同志为什么很伟大？他不但是卓越的政治家、军事家，他更是伟大的哲学家，他把中国人民从墨守成规、因循守旧再次带回到解放思想、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正确道路上来。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

这个理论指导中国人民进一步摆脱条条框框的束缚，不管白猫黑猫，能抓到老鼠就是好猫，大家甩开膀子、撸起袖子加油干，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1978年改革开放伊始，我国GDP排在全球第11位，2010年我国GDP成功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期间仅仅用了32年。

坚持文化自信说到底是坚持人心自信。坚持文化自信就是要坚持孔孟倡导的民本自信，就是要坚持王阳明解释的人心自信，不能偏离。

如何做到不偏离？《尚书·大禹谟》里面有句话：“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这十六个字被称为中华十六字心传，真值得我们好好琢磨。

后序：

一直想对中华文化的脉络做个梳理，去年十一月写了一篇《从商鞅到王阳明》，后来发现居然和明初大儒方孝孺写的《深虑论》精神吻合。五月底又写了《儒家思想发展的四个阶段，到王阳明时达到顶峰》，发表在今日头条上，引起较大反响。在此基础上，写成今文《以德配天是中国人的精神家园》，算是对中华文化做的一个阶段性总结，一家之言，贻笑大方。

法治文化 | “明德慎罚”探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