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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仁考：元代重臣刘秉忠事迹考释两则
元代重臣刘秉忠事迹考释两则
葛仁考
刘秉忠（1216—1274），元代邢州（今河北省邢台市）人，原名侃，字仲晦，自号藏春散人，又号寥休上人。曾出家为僧，法号子聪。被封为太保（元代汉人中唯一获此封号者）、参领中书省事、同议枢密院事，并赐名秉忠。为忽必烈时代地位突出的汉人官僚。他是元代儒、释、道兼通的政治家、诗人，有《藏春诗集》传世。学界侧重于对其辅助忽必烈潜邸建功、建立元初制度、修建两都、文学成就等方面作了有益的探索。笔者钩稽尚未被学界引用的部分史料，对其事迹的两个方面加以考证：祖籍瑞州和紫金山学习。
一、祖籍“瑞州”说辨析
刘秉忠的祖居地并非邢台，他的同学兼乡友张文谦有确切记载：“其先仕辽，为当时大族，世居瑞州之刘李村。一门之内，居显列者甚众。金初，公之曾祖袭世业，累迁邢州节度副使。”“世居瑞州”一度派生出一种“刘秉忠祖籍江西”的歧义认识并一定程度上影响至今。
元代有部分相同名称的路、府、州、县，而且分属不同行省。但古籍并未标明，由此造成今人理解上的歧义。元代两个“瑞州”行政建制同朝出现：一个为属于江西行省的瑞州路，另一个是辽阳行省所属的瑞州。前者是路级建制，后者是州级建制。江西行省的瑞州路“（南宋）宝庆初（1225），以（筠）州名近理宗（昀）讳，太守沈谧奏更之。偶郡产瑞芝，遂改为瑞州，属江西道。至元十三年，改州为路，以统州县。”辽阳行省的瑞州，金朝“归德军节度使，本来州。天德三年（1151），更为宗州。泰和六年（1206），以避睿宗讳，谓本唐瑞州地，故更今名”。前者治所在高安县（今江西省高安县），明代改为瑞州府，这个建制一直持续到1912年中华民国的成立。后者治所在瑞安县（今辽宁省葫芦岛市绥中县西南前卫），明洪武七年（1374）废。两个瑞州应是造成后人对刘秉忠祖籍错误理解的初步原因。
元代著名理学家吴澄曾有“郡属张赓、刘秉忠、克协克一前教授倡议之后”之句，这可能是后人产生错误认识的另一原因。此处的刘秉忠不是元初重臣刘秉忠，因为后者一直跟随忽必烈身边，无从到过江西。
江西地方志是造成这一错误的终极原因。明朝熊相编纂的《（正德）瑞州府志》、林庭昂主修的《（嘉靖）江西省志》均未出现刘秉忠的相关内容。康熙二十二年（1684）巡抚安世鼎加以续修的《江西省志》亦未出现相关记载。康熙五十九年（1721）再次修志，由巡抚白潢主修、查慎行编纂，名为《西江志》，这就是所谓的“白志”。因其卷帙最大，刻印精良，《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给与极高的评价：“其体例条目虽多本诸旧志，而广搜博访，订舛正讹。在地记之中号为善本”。雍正七年（1729）巡抚谢旻奉诏纂修省志，与原任检讨陶成等开局修志，这次修志以“白志”为善本，但在人物选择上却加上了主观因素，“其志人物，如宋之京堂、章鉴，一以其身为宰辅依附权奸，一以其位列均衡，弃主私遁，俱削去不载；亦颇有合于大义，惟元刘秉忠，其先世虽瑞州人而自辽及金北迁已久，乃援其祖贯，引入乡贤”。正是这次“刘秉忠祖上为江西瑞州后因官‘北迁’”的主观判断酿造了“刘秉忠为江西人”的错误观念。对于此，以精于考证著称的钱大昕曾批评指出：“其先瑞州人也。此辽、金之瑞州，非宋之瑞州也。秉忠自曾祖以来，皆家邢州，足迹未抵江南，而江西之瑞州本名筠州，宋末避理宗嫌，名始改‘筠’为‘瑞’，已在金南渡之后矣。近人修江西通志，乃收秉忠入人物，何其谬乎。”“有因涉猎史传而转误者。《人物门》于瑞州收元之刘秉忠，此旧志所无，采元史补入，自谓淹博，而不知其大不通也。江西之瑞州本名筠州，至理宗朝始避讳更名。若刘秉忠久居邢台，其先世居瑞州而仕于辽、金，则是辽、金之瑞州，非宋之瑞州矣。志家不谙地理，不校时代，乃引藏春居士之先世冒籍江右，岂不令人喷饭满案乎！”这里尽管钱大昕所说“辽金瑞州”值得商榷（前引《金史》作泰和六年（1206）改称瑞州，故只能称作金瑞州），但已经对此问题做出了清楚判断。陈垣先生也指出这一点。
对这一问题的最有力的证据是现存于邢台郭守敬纪念馆的刘秉恕墓志。该墓志于1988年夏在刘秉忠家族墓冢群被发现。刘秉恕墓志对其先世祖籍有详细的记述：“其先瑞州人，辽时多显贵。金初，曾祖尝累迁邢州节度副使。”刘姓氏族在辽金时代的特殊地位也被元代人所证实，“入契丹为王公数十人，如刘六符等尤其贵显者也。终始契丹二百余年。入金源氏，为燕四大族，号刘、韩、马、赵氏”。“迄今，燕之故老谈勋阀富盛照映前后者，必曰韩、刘、马、赵四大族焉。”刘秉忠祖上的刘氏家族极有可能是这里所言的刘氏。对于刘秉忠曾祖，“墓志”有如下记载：“以母氏忧北归，竟卒于乡。”这与刘秉忠墓志所言一致：“公之曾祖，金初以世族累迁邢州节度副使。秩满，爱其风土，因而家焉。继丁母忧，还瑞州，留一子二女，长适陈氏，子名泽，即公之祖也。”以上两段墓志记载很清晰地表明了刘秉忠的家世来源：因刘秉忠曾祖在邢州做官，留恋邢州风土，举家迁居于此，后因母丧回到原籍辽宁瑞州，并去世于原籍。自刘秉忠的祖父刘泽以下开始为邢州人。刘秉忠曾祖喜欢邢州山水并以此为家，也正好与北方少数民族不断南下顺次迁移的中国移民趋势相一致。
二、紫金山研学时间辨析
1246年冬，刘秉忠父亲亡故的消息传到漠北，忽必烈给与安慰。1247年春，忽必烈赐黄金百两并遣使相送，刘秉忠“清明侧佐上归鞍，急到邢台六月间”。1248年，忽必烈遣使急召刘秉忠。此间刘秉忠在邢州生活一段时间。范玉琪先生在对郭守敬从师刘秉忠时间考证时，从年龄排比和二人行迹分析中得出结论：“刘秉忠倍受忽必烈的信任，长期不离其左右，先后居住在和林、上都、大都等地，并跟随忽必烈攻云南、攻鄂。其间有资料可知的，只有1247年6月至1248年底这一年多时间，他从漠北返回邢州为父守孝。郭守敬从刘秉忠学于紫金山，当是在这一段时间的事。”这一论断与相关史料不符。齐履谦明确指出：“时太保刘文贞公、左丞张忠宣公、枢密张公易、赞善王公恂同学于州西紫金山，而文贞公复与鸳水翁为同志友，以故俾公就学于文贞所。”由此，郭守敬从师于刘秉忠当在王恂之后。“王恂墓志”记载：“岁己酉，太保刘公自邢北上。取道中山，方求一时之俊，召公与语，贤其才欲为大就之。逮其南辕，载之来邢，复居磁之紫金山。”据此，王恂从刘秉忠应在己酉（1249）之后。
揣摩相关资料，笔者认为1247年回乡奔丧期间，刘秉忠应该没有机会授业郭守敬。刘秉忠“既至邢，依通礼，服斩衰，不以出世故而亏世法也。父子之伦正矣。明年冬十月葬祖及父于邢台之贾村，礼也。戊申十二月上遣使召公还”。这次父丧，尽管刘秉忠已经出家为僧，然而他却按世俗礼为父服“斩衰”，而“斩衰”是最重的服制。按照古制，“其恩厚者其服重，故为父斩衰三年以恩制者也”。刘秉忠丧母之际，“毁瘠骨立，疏食水饮，哀思无穷。恒衣一绵裘，昼夜不解带者三年”。为父守丧三年当也应为刘秉忠初衷。然而，古礼又认为：“若衔君命，于事为重。……不敢以私害公”。当戊申年（1248）忽必烈召见刘秉忠时，刘秉忠只好以“君事”为重，结束服期。在一年半左右的时间里，既要选择墓地安葬祖父母、父母（刘秉忠祖籍本为瑞州，这次他要为祖上选择新的墓地），又要为父守丧，刘秉忠应该无暇西去紫金山教学，因此也没有可能在紫金山授业郭守敬。
笔者于《永乐大典》偶然发现刘秉忠的一首诗歌，由此对这个问题作了很好的解释。这首诗歌名为《庚戌再还邢台》。诗文为：“前春抱病至秋平，九死真成得一生。沙漠北归身幸健，乡关南望眼增明。鹊山突兀连天碧，鸳水回环涌地清。亲旧想看喜无恙，两年又不到襄城。”鹊山，在今河北省邢台市内丘县，现存有刘秉忠书丹石碑一通：《鹊山神应王庙碑》。鸳水是邢台市西北的河流，郭守敬爷爷郭荣以“鸳水翁”为号。襄城是邢州的旧称。如此，邢州的山山水水甚至古城的名字都在这首诗歌中出现。可能和为母服丧时的情形相似，为父服丧使刘秉忠又身染疾疴。当1248年底忽必烈诏下之后，刘秉忠于前春（1249）抱病北上。庚戌年（1250）又返回故乡。这首从未被学者使用的诗歌确切地证明了刘秉忠回乡的另一个时间：1250年。
如此以来，我们基本可以重新认识刘秉忠紫金山授业王恂、郭守敬的时间。前述“王恂墓志”所言“岁己酉（1249），太保刘公自邢北上。取道中山，方求一时之俊，召公与语，贤其才欲为大就之。逮其南辕，载之来邢，复居磁之紫金山”。1238年，时年23岁的刘秉忠辞去节度使府令史职务，隐居武安。同窗好友张文谦对此作了这样的说明“决意逃避世事，遁居于武安之清化，迁滴水涧。苦形骸，甘澹泊，宅心物外与全真道者居”。笔者考虑，这一年，刘秉忠可能在紫金山有过短期逗留，故而王恂墓志称为“复居”。由此可知，1249年初，刘秉忠离开邢州，北上觐见忽必烈，过中山遇可塑之材王恂。1250年南返邢州时，携王恂归来，并授业于紫金山。郭守敬的爷爷郭荣了解到刘秉忠在紫金山的情况后，把自己的孙儿送到刘秉忠处。“时太保刘文贞公、左丞张忠宣公、枢密张公易、赞善王公恂同学于州西紫金山，而文贞公复与鸳水翁为同志友，以故俾公就学于文贞所。”据此，王恂、郭守敬皆跟随刘秉忠学习当在1250年之后。这样一来，刘秉忠诗歌《庚戌再还邢台》、“王恂墓志”和《太史郭公行状》相关史料基本可以理顺，并且相关事实也比较容易理解了。
对于五人同学于紫金山，学者均表示怀疑。然刘敏中记载董禧碑铭曾言：“邢为顺德王答剌罕世封分邑，而太保刘文贞公、左丞张公仲谦实其乡间，若安抚李公子敬、平章张公仲一、翰林承旨王状元先生尝所往来寓留”。从这里可以看出，刘秉忠、张文谦、张易甚至李惟简、王鹗常聚集此地，并且从语句判断应该有一定时间。尽管此处没有记载具体年月，我们还是可以从刘秉忠、张文谦的行事时间中推测大约年代。按照《永乐大典》刘秉忠诗可知：刘秉忠曾于1247年和1250年两次回归故里。由前述知张文谦于1247年北上。1253年忽必烈受命进攻大理时，刘秉忠、张文谦皆同行，所以这里记载的时间大约为1250—1253年期间。这段时间大体上和邢州大治的时间基本吻合，刘敏中特意记录邢州是顺德王答剌罕的世袭封地，和《元史·世祖纪》所言邢州两答剌罕一样明显突出答剌罕的影响。结合其他史料，此一时期刘秉忠等士人可能在当地参与邢州治理的多次谋划。那么，为何此处没有记载王恂和郭守敬呢？这一时期，郭守敬二十岁左右，王恂是十几岁的少年，并且郭守敬擅长科学知识，而邢州治理大多是政治层面的问题，二者没有参与这一政治活动。或许刘秉忠等人聚集商谈事务时，郭守敬和王恂均未参加。刘敏中因此没有记载二者。应该就是在这段时间里，王恂、郭守敬从刘秉忠学于紫金山。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考虑：前述《太史郭公行状》为何没有记载李、王二人？笔者认为：作为主政邢州的官员，李惟简没有这样的时间；年事已高且早学有所成的王鹗（1191年生）也不可能参加。如此一来，此处的记载和齐履谦所言基本可以互证。
受召之后，刘秉忠和张文谦何以又回归故里聚徒讲学，主要可以从三个方面解释。第一，这是刘秉忠等以邢州为中心开始为忽必烈选拔人才的一种手段。刘秉忠的诗歌对此有所解释：“袖舞东风半醉颠，一身闲似洞中仙。调和血气于诗里，拔置功名在酒边。喜雁传将春早信，嗔鸳啼破日高眠。近闻浅却蓬莱水，又别麻姑几许年。”从诗的内容，我们不难看出刘秉忠正是通过寻访名贤的方式把一批人才推荐给忽必烈，所以才有所谓“拔置功名在酒边”的说法，并且对刘秉忠而言，在紫金山的生活就像麻姑一样求仙问道，不必过分为国操劳。第二，因积极建言邢州改革，忽必烈特此委派刘秉忠、张文谦等参与相关事务，但刘秉忠不屑于具体事务的管理，主要从大的方面给与指导。第三，大约在忽必烈主政漠南前，征召的士人往往在王府经过一定时间盘桓后再返回故里。窦默“请南还，命大名、顺德各给第宅田土，冬夏皆有衣物，岁以为常”。王鹗，“上留公漠北二载，恐年老不可再历冬寒。召公谓曰：朕欲遣人送子归南，子何所欲。公对曰：臣本闲人，误蒙宠召，待遇甚厚，亦已幸矣。复何欲之有”。其他如李冶、元好问、张德辉等都有此经历。所以在这一段时间里，刘秉忠、张文谦回归邢州也在情理之中。另外张文谦“早从刘秉忠洞究术数”应该也是在这一时期。在已经学有所成的刘秉忠指导下，张文谦、张易、王恂、郭守敬从事术数学习并形成以后颇有影响的“邢州术数家群体”。这一群体集体学习事宜当为忽必烈所知，日后忽必烈把新历的编制任务交给这一群体大约也是出于这一认知。
大约在1252年或1253年，刘秉忠、张文谦离开邢州，追随忽必烈南征大理，紫金山学习结束。
1250年紫金山学习时间的确定和相关人物的考证是刘秉忠为首的“邢州术数家群”历史定位的关键着眼点。同时，它有助于我们对邢州大治和元初政治进行深入认识，有利于进一步了解忽必烈潜邸时期中原士人的动向。
注释：《藏春诗集》卷四《遣怀》：“静守穷庐事不侵，闲中一日抵千金。傍人自任多评论，此是寥休道者心。”王恽《秋涧集》之《与叔谦太常论书》：“近年书学果谁优，说道寥休有悟头。意态偶从驱字得，千金骏马倚山丘。”《中堂事记》：“五日丙寅问前省官事。已刻，寥休上人来自南庵，诸相就谒于龙光北寺。识所谓温庵主者。……十四日，甲子，藏春来自南庵。午刻会食史相行馆，寥休以洒墨玉盂斝赠公，及观所作玉镜，命诸公赋诗。西庵有幸自得辞‘涂抹手照人，无用太分明’之句。仲晦为忻然也。”南庵指刘秉忠所建之开平南屏山精舍。温庵主指刘秉忠的关系密切的乡友僧人至温。藏春、仲晦俱是指刘秉忠。西庵指杨果。由以上可知，寥休也即刘秉忠。
关于刘秉忠的研究文章较多，主要有：萧启庆《忽必烈潜邸旧侣考》（《元代史新探》，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年）；陈得芝《耶律楚材、刘秉忠、李孟合论——蒙元制度转变关头的三位政治家》（《元史论丛》第九辑）；白钢《论元代杰出政治家张易》（《晋阳学刊》1988年第8期）和《建一代成宪的太保刘秉忠》（《文史知识》1985年第3期）；孟繁清《刘秉忠散论》（《金元时期的燕赵文化人》，河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查洪德《刘秉忠文献留存情况之考察》（《文献》2005年第4期）和《刘秉忠文学成就综论》（《文学遗产》2006年第4期）。
王磐《刘文贞公神道碑》（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藏春诗集》卷六）称“服阕被召，复还和林”。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卷七《太保刘文正公》引“神道碑”则为“服除被召，后还和林”。《元史·刘秉忠传》又改作“服除复被召，奉旨还和林”。总之，这次服丧时间因为忽必烈的征召而缩短。
除前述范玉琪《郭守敬就学紫金山考》外，唐长孺和白钢两先生也持此观点。参见：唐长孺《补元史张易传》（《山居存稿》，中华书局1989年，第583页）；白钢《论元代杰出政治家张易》（《晋阳学刊》1988年第8期）。张文谦受刘秉忠推荐，于丁未年（1247）驿召北上。张易缺乏考证资料。再加上王恂、郭守敬与刘秉忠、张文谦、张易年龄相差悬殊。据此，学者们认为五人不可能同学。
李治安师：《忽必烈传》，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7—38页。萧启庆曾以“邢台集团”的概念对这一“邢州士人群体”加以阐释，详见《忽必烈潜邸旧侣考》。
身为汉人，刘秉忠帮忽必烈灭宋建元受万世骂名，究竟为了什么？
文/蓝梦岛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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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见到“刘秉忠”这个名字是在读《明史》之时。
《明史·姚广孝传》记载，袁珙第一次见到道衍和尚时下了一句著名断言：“是何异僧！目三角，形如病虎，性必嗜杀，刘秉忠流也。”而姚广孝闻言后的反应则是“大喜”。
这句断言翻译过来大致意思就是：你（道衍）真是个奇特的和尚！眼睛呈三角形，好像病虎一般，必然生性残暴嗜杀，是和刘秉忠一样的人。
这则短短的记载中出现了三个重要历史人物，其一是袁珙，元末明初著名相士；其二是道衍和尚，即后来帮助朱棣成功篡位的头号军师姚广孝；其三就是刘秉忠，他虽然出现在《明史》中，却并非明朝人，但从袁珙的用词和语境中不难看出，刘秉忠绝非善类，而是一个恶人。
那么，这个刘秉忠到底何许人也？为什么袁珙说姚广孝是“刘秉忠流也”，姚广孝非但不生气反而会“大喜”呢？
刘秉忠，元朝初期人，祖籍瑞州，曾祖父时迁居邢州（今河北省邢台市）。刘秉忠出生于官宦世家，祖上世代都是辽国大族，从曾祖父之后又改仕金国，官至邢州节度使。
如此家庭，刘秉忠也不差，他自幼聪颖好学，十七岁就做了邢台节度使府令史。但是，刘秉忠却非常看不上这个小小的书记官，认为自己是生不逢时，怀才不遇，于是弃官隐居武安山，拜天宁寺虚照禅师为师，正式出家为僧。
出家期间，刘秉忠更加热衷于读书，尤其是对《易经》和《经世书》两本奇书研究颇深，如此一来，他不但对天下之事了如指掌，其神机妙算程度更是不输前世诸葛亮和后世刘伯温。
后来，元世祖忽必烈征召贤才，刘秉忠在海云禅师的引荐下迅速成为忽必烈身边的第一谋臣。此时，蒙古尚未入主中原，忽必烈也尚未即位。
追随忽必烈后，作为汉人，刘秉忠却帮助蒙古灭掉了南宋，制定了元朝的全套制度，又亲手规划了北京城（元大都），还取《易经》“大哉乾元”之意，将蒙古更名为“大元”，这就是元朝国号的来历。
可以说，没有刘秉忠就没有元朝的近百年基业，所以，刘秉忠一直被誉为“元帝国总设计师”。
刘秉忠是个很复杂的人。身为汉人，他一方面热爱并钻研汉学，另一方面又帮助外族灭掉本邦，因此后世之名不佳。
刘秉忠又是个很简单的人。他不贪财不好色，一心只想做出一番惊天伟业，最终，他成功了。
刘秉忠功勋卓著，位极人臣，深受忽必烈的信任和重用。前文提及，刘秉忠追随忽必烈时已经出家为僧，他虽有大才，却不追名逐利，对于官爵俸禄毫不在意，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一直都是以僧人扮相侍立在忽必烈身边。后来，是忽必烈觉得不妥，才做主让刘秉忠还俗，不仅赐他良田美宅，还将翰林侍读学士窦默之女许配给他为妻。另外，忽必烈还拜刘秉忠为光禄大夫，位至太保，领导中书省政事。
刘秉忠在元帝国混得如鱼得水，位极人臣，但奇怪的是，他竟然在59岁时无病而逝，忽必烈闻讯悲痛欲绝，对群臣哭嚎道：“秉忠为朕尽忠三十余年，小心谨慎，不避艰险，言无隐情，其学问之深，惟朕知之。”
刘秉忠死后，忽必烈追赠其为太傅、赵国公，谥号“文贞”，后世又追赠其为太师、常山王，谥号“文正”。对文史有所了解的读者都知道，这个“文正”乃是古代文臣的最高谥号，历史上只有范仲淹、曾国藩等极少数功勋卓著的能臣能获此殊荣。而且，纵观整个元朝，汉人中能够位封三公的，自始至终也只有刘秉忠一人，可见其功绩之丰。
毫无疑问，刘秉忠是蒙元的功臣和英雄，但同时，他也是汉人的仇敌和叛徒。不但袁珙认为他是杀人狂魔，后世之人也大多把刘秉忠当成民族败类。正是由于这种心理，所以刘秉忠虽然功绩不输萧何张良，才学不输诸葛亮刘伯温，但他的历史知名度却不高，历史名声更是差到了极点。
其实，不仅仅是刘秉忠本人，他的祖上也世世代代效力于外族王朝。原生家庭对一个人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对他来说，不管是辽国还是金国，亦或是蒙元，只要信任他重用他就是他的主子。他虽然是汉人，也认同汉文化，但在他心中却毫无民族观念。
著名相士袁珙也确实是个奇人，他说姚广孝是和刘秉忠一样的人，这一点丝毫不错。姚广孝与刘秉忠最大的共同点不是都生性残暴嗜杀，而是他们都不管天道，只要成功。
姚广孝和刘秉忠都是和尚，却都完全没有佛门的仁善，他们渴望成功，并愿意为了成功不择手段，但奇怪的是，他们成功后却并不贪图富贵美色，仍过着艰苦朴素的生活。他们要的不是功名利禄，甚至不是后世之名，他们只是想要证明自己。
这样的人，让人敬，让人怕，更让人不寒而栗。他们是能人，却不是好人，他们是历史中的特殊存在。
参考资料：《明史》、《元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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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为汉人，刘秉忠帮忽必烈灭宋建元受万世骂名，究竟为了什么？
文/蓝梦岛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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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见到“刘秉忠”这个名字是在读《明史》之时。
《明史·姚广孝传》记载，袁珙第一次见到道衍和尚时下了一句著名断言：“是何异僧！目三角，形如病虎，性必嗜杀，刘秉忠流也。”而姚广孝闻言后的反应则是“大喜”。
这句断言翻译过来大致意思就是：你（道衍）真是个奇特的和尚！眼睛呈三角形，好像病虎一般，必然生性残暴嗜杀，是和刘秉忠一样的人。
这则短短的记载中出现了三个重要历史人物，其一是袁珙，元末明初著名相士；其二是道衍和尚，即后来帮助朱棣成功篡位的头号军师姚广孝；其三就是刘秉忠，他虽然出现在《明史》中，却并非明朝人，但从袁珙的用词和语境中不难看出，刘秉忠绝非善类，而是一个恶人。
那么，这个刘秉忠到底何许人也？为什么袁珙说姚广孝是“刘秉忠流也”，姚广孝非但不生气反而会“大喜”呢？
刘秉忠，元朝初期人，祖籍瑞州，曾祖父时迁居邢州（今河北省邢台市）。刘秉忠出生于官宦世家，祖上世代都是辽国大族，从曾祖父之后又改仕金国，官至邢州节度使。
如此家庭，刘秉忠也不差，他自幼聪颖好学，十七岁就做了邢台节度使府令史。但是，刘秉忠却非常看不上这个小小的书记官，认为自己是生不逢时，怀才不遇，于是弃官隐居武安山，拜天宁寺虚照禅师为师，正式出家为僧。
出家期间，刘秉忠更加热衷于读书，尤其是对《易经》和《经世书》两本奇书研究颇深，如此一来，他不但对天下之事了如指掌，其神机妙算程度更是不输前世诸葛亮和后世刘伯温。
后来，元世祖忽必烈征召贤才，刘秉忠在海云禅师的引荐下迅速成为忽必烈身边的第一谋臣。此时，蒙古尚未入主中原，忽必烈也尚未即位。
追随忽必烈后，作为汉人，刘秉忠却帮助蒙古灭掉了南宋，制定了元朝的全套制度，又亲手规划了北京城（元大都），还取《易经》“大哉乾元”之意，将蒙古更名为“大元”，这就是元朝国号的来历。
可以说，没有刘秉忠就没有元朝的近百年基业，所以，刘秉忠一直被誉为“元帝国总设计师”。
刘秉忠是个很复杂的人。身为汉人，他一方面热爱并钻研汉学，另一方面又帮助外族灭掉本邦，因此后世之名不佳。
刘秉忠又是个很简单的人。他不贪财不好色，一心只想做出一番惊天伟业，最终，他成功了。
刘秉忠功勋卓著，位极人臣，深受忽必烈的信任和重用。前文提及，刘秉忠追随忽必烈时已经出家为僧，他虽有大才，却不追名逐利，对于官爵俸禄毫不在意，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一直都是以僧人扮相侍立在忽必烈身边。后来，是忽必烈觉得不妥，才做主让刘秉忠还俗，不仅赐他良田美宅，还将翰林侍读学士窦默之女许配给他为妻。另外，忽必烈还拜刘秉忠为光禄大夫，位至太保，领导中书省政事。
刘秉忠在元帝国混得如鱼得水，位极人臣，但奇怪的是，他竟然在59岁时无病而逝，忽必烈闻讯悲痛欲绝，对群臣哭嚎道：“秉忠为朕尽忠三十余年，小心谨慎，不避艰险，言无隐情，其学问之深，惟朕知之。”
刘秉忠死后，忽必烈追赠其为太傅、赵国公，谥号“文贞”，后世又追赠其为太师、常山王，谥号“文正”。对文史有所了解的读者都知道，这个“文正”乃是古代文臣的最高谥号，历史上只有范仲淹、曾国藩等极少数功勋卓著的能臣能获此殊荣。而且，纵观整个元朝，汉人中能够位封三公的，自始至终也只有刘秉忠一人，可见其功绩之丰。
毫无疑问，刘秉忠是蒙元的功臣和英雄，但同时，他也是汉人的仇敌和叛徒。不但袁珙认为他是杀人狂魔，后世之人也大多把刘秉忠当成民族败类。正是由于这种心理，所以刘秉忠虽然功绩不输萧何张良，才学不输诸葛亮刘伯温，但他的历史知名度却不高，历史名声更是差到了极点。
其实，不仅仅是刘秉忠本人，他的祖上也世世代代效力于外族王朝。原生家庭对一个人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对他来说，不管是辽国还是金国，亦或是蒙元，只要信任他重用他就是他的主子。他虽然是汉人，也认同汉文化，但在他心中却毫无民族观念。
著名相士袁珙也确实是个奇人，他说姚广孝是和刘秉忠一样的人，这一点丝毫不错。姚广孝与刘秉忠最大的共同点不是都生性残暴嗜杀，而是他们都不管天道，只要成功。
姚广孝和刘秉忠都是和尚，却都完全没有佛门的仁善，他们渴望成功，并愿意为了成功不择手段，但奇怪的是，他们成功后却并不贪图富贵美色，仍过着艰苦朴素的生活。他们要的不是功名利禄，甚至不是后世之名，他们只是想要证明自己。
这样的人，让人敬，让人怕，更让人不寒而栗。他们是能人，却不是好人，他们是历史中的特殊存在。
参考资料：《明史》、《元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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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秉忠：由僧而仕，助忽必烈建立元朝后，激流勇退，终得圆满
1240年，山西云中的南堂寺迎来了一位非同寻常的高僧，燕京大庆寿寺的海云禅师。
他接见了南堂寺的僧人，这些僧人在他看来大多平庸，只有一位叫“子聪”的僧人，饱览群书，天文、地理、佛经、奇门遁甲无所不通，尤其精通《易经》等书籍。
海云禅师与这位僧人多次交谈，如获至宝，他此次来这里是有政治使命的，忽必烈请他代为寻找人才，招揽谋士，带回漠北共图大业。
这位名叫“子聪”的僧人，正是他要寻找的人。
“子聪”俗姓刘，名侃，字仲晦。17岁时当过负责抄抄写写的小官，干了两年多，投笔叹道：“怎能当个刀笔小吏碌碌一生？大丈夫生不逢时，不为世人所识，不如出家隐居，等待时机再展宏图。”随后，在江苏天宁寺出家，改名子聪，随后又游历山西云中，留居南堂寺。
在寺庙隐居期间，他发奋苦读，博览群书，一直盼望得到明主赏识。如今海云禅师慧眼识珠，又听了关于忽必烈的介绍，刘侃预感到忽必烈是个可以信赖的藩王，毅然决定奔赴漠北。
一个决定往往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轨迹，而机遇从来只垂青于那些有准备的人。
忽必烈与刘侃一见面，相谈甚欢，大有英雄相见恨晚的感觉。
海云禅师南归后，刘侃成了忽必烈的幕僚，为了表示对忽必烈的忠心，刘侃改名为刘秉忠。
当时蒙古人认为马上出天下，刘秉忠已在告诫忽必烈，“以马上取天下，不可以马上治”，他给忽必烈讲中原的历史，尤其是汉文帝、汉景帝、唐太宗的伟大业绩。
此时的蒙古汗位是空缺的，成吉思汗死后，四个儿子各有领地，窝阔台、贵由相继继位又相继去世，在这种情况下，忽必烈不敢贸然行动，他只能等待时机，伺机而动。
1251年，忽必烈长兄蒙哥夺得汗位，为了巩固地位，将关中封给忽必烈，让他离开漠北，南下中原。
关中这个地方连年战乱，且前期管理野蛮粗暴，人民纷纷逃亡，其中邢州（今邢台）最为严重，刘秉忠向忽必烈建议，“人人都知邢州最为残破凋敝，王爷应知难而进，选派能人前往治理，限期扭转局面，以此作为四方效法的榜样，使天下都受到恩惠。”
同时，刘秉忠还建议，前些年徭役严重，官吏巧取，所以人们才纷纷逃亡，现在由王爷管辖，应该采取休养生息的政策，减少一半徭役。
在汉法的治理下，邢州不到一个月，民户就增加了十倍，忽必烈看到推行汉法的巨大成效，更加信任刘秉忠，让他筹划重要政事。
汉化进程逐渐在河南、陕西等地推行，收效很大，一大批汉族知识分子如杨惟中、姚枢、郝经等人，也纷纷加入忽必烈的幕府，人才济济。
1252年，忽必烈受命远征大理。大理国在云南地区，国主段兴智大权旁落，大臣高祥兄弟专权，内政腐败。
忽必烈兵分三路，自己率领中路军经雪山，过大渡河，抵达金沙江畔。蒙古军队有嗜杀的习惯，刘秉忠等一班随行谋士，有机会就开始进行“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思想灌输，怕讲多了忽必烈厌烦，就改讲佛教不杀生的理论。
忽必烈督军南下，听从刘秉忠的劝告，公开表示不忘杀无辜。
但是，在大理差一点就又开了杀戒。事情是这样的，1254年，忽必烈大军包围了大理城，为了避免血战，他派使者去招降，结果大理军杀了使者，出城迎战，大理大败，段兴智和高祥兄弟趁混乱逃走，进驻大理城后，忽必烈按照蒙古习惯要下令屠城。
刘秉忠一再劝谏，忽必烈从盛怒中清醒过来，撤销了屠城的命令，只追杀了高祥，俘获了段兴智。
推行汉法，重用汉儒，不乱杀无辜，使忽必烈在中原汉地赢得了人心，势力飞速增长。
有人喜必然有人忧，忽必烈势力的增长，引起了一些蒙古贵族和守旧势力的不满，他们散布谣言说忽必烈有另立王国的野心，蒙古大汗、忽必烈的大哥蒙哥有点坐不住了，他担心谣言不是空穴来风，就借审查之明，开始罗织忽必烈宗王府许多官吏的罪名，严刑杀伐。
刘秉忠等劝说忽必烈，放弃汉地管理权，返回和林居住，以表示对蒙哥的忠心。同时琢磨新的对策。
在忽必烈一系列表示忠心的举措后，蒙哥解决了对忽必烈的戒心，刘秉忠马上建议忽必烈将王府迁至离中原较近的地方，这样既表示无意占据中原，又可以脱离和林势力的监控，为将来重新控制漠南汉地建立一个大本营。
通晓阴阳八卦和地舆之学的刘秉忠，在桓州东北、滦河北岸的龙岗选择了一块平地，营建宫室和房舍，这座城市建成后，定名为开平。忽必烈以此为根据地，设京兆宣抚司，积蓄力量。
1258年，蒙哥大举攻伐南宋，忽必烈受命攻取湖北鄂州。
刘秉忠随军，仍谏言“王者之师，在德不在战，不可嗜杀”，这一路忽必烈下令不妄杀百姓，不烧杀抢掠，这个怀荣策略，使得忽必烈一路非常顺利，很快攻陷瑞州，合围鄂州。
就在此时，蒙哥病死在四川合州，多少人对汗位虎视眈眈，同时南宋丞相又派人来找忽必烈议和。
忽必烈在刘秉忠、郝经等人的建议下，与南宋密约议和，同时迅速退兵北返，进驻开平，并立即约见其他诸王，直接登基即位。
1260年三月，忽必烈在开平颁告天下，宣布即大汗位，同时讨伐反对自己的阿里不哥，解除了政权威胁。
十几年的经营经历，忽必烈感觉国体和整体使用中原制度更为有效，于是确立了蒙古制度为体，中原制度为用的方针。
刘秉忠受诏，“凡治天下之大经，养民之良法，卿其议拟以奏”，他担当大任，广采博取，逐步建立健全了“一代成宪”。
1260年5月，忽必烈在刘秉忠的建议下，正式下《中统建元诏》，“自庚申年五月十九日建元为中统元年”。
这一措施，表明忽必烈将按中原王朝的模式来建立自己的王朝，进而实现“天下一家”、统一中国的意愿。
1271年，刘秉忠提出一个更为重大建议，废除“蒙古”国号，取《易经》的“乾元”之义，改国号为“元”，同时建议迁都中都，改称大都，将国家的统治中心南移。
元朝迁都大都后，实现了文化选择和战略更改的历史性转变。
元朝从草创到定型，刘秉忠出谋划策，立功很大，但他从不居功自傲，他深知，自古以来皇帝对功臣都心存猜忌，他志不在做官，而在于大丈夫要做一番事业。
刘秉忠一直是一个特殊的存在，无官无爵，这种身份让他在处理与忽必烈的关系上可进可退，可是随着一批又一批的儒士都做了高官，一些大臣和忽必烈都觉得不能亏待刘秉忠。
最后，忽必烈拜刘秉忠为光禄大夫，位太保，参预中书省事，又亲自做媒，把翰林侍学士窦默的女儿嫁给刘秉忠为妻，将豪华的奉天坊赐给刘秉忠做私宅。
尽管有显爵、豪宅和美妻，但刘秉忠始终戒慎戒惧，仍时常出居佛寺，过着粗茶淡饭的清贫生活，还自号“藏春散人”，表明心意，韬光养晦。但即使这样，他仍然被卷入了政治斗争，差点被牵连。
原来，刘秉忠爱才，曾经举荐过一个王文统的人，没想到这个人后来竟和自己的女婿参与叛乱，虽然最后叛乱被平，但是忽必烈受到了强烈的震动。
他看到此次叛乱的支持者王文统就在自己身边，还有地方的一些汉人军兵，他加重了对汉人的猜忌心理，开始采取措施，防范汉人势力过大。
所有曾经举荐过王文统的官员除刘秉忠外统统受牵连，有的被驱逐，有的差点被割去舌头。
刘秉忠虽然未受处罚，但是他明白这是杀鸡给猴看的做法。
汉人地位日益下降，色目人地位逐渐升高。，后来，忽必烈干脆颁旨正式规定：“以蒙古人充各路达鲁花赤，汉人充总管，回国人充同知，永为定制”。
刘秉忠兼通儒、释、道，儒家说“富贵于我如浮云”，释家说“苦海无边，回头是岸”，道家说“圣人之道，为而不争”。
看看到忽必烈用人态度的变化，他明白，归去来兮，该择机急流勇退了！
1274年元旦，忽必烈在大都接受文武百官的朝贺后，要去昔日的发祥地上都做短暂巡查，刘秉忠要求随行。
到达上都后，刘秉忠陪忽必烈游览了南屏山，他说，这里风光宜人，自己愿意在这里盖一间小屋，静心修行，只要皇上不召见，他就不再返回大都了。
忽必烈沉默一会，批准了刘秉忠的请求，三十余年的陪伴，到此画上了句号。
两人对视一眼，微微一笑，彼此都明白了对方的心意。
这年秋天八月，在南屏山绚丽的红叶掩映下，刘秉忠长眠于此，享年五十九岁。
消息传到大都宫中，忽必烈十分悲哀，下诏将刘秉忠安葬于大都，赠官太傅，封赵国公，谥号“文贞”。
参考资料：《中国权臣的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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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仁考：元代重臣刘秉忠事迹考释两则
元代重臣刘秉忠事迹考释两则
葛仁考
刘秉忠（1216—1274），元代邢州（今河北省邢台市）人，原名侃，字仲晦，自号藏春散人，又号寥休上人。曾出家为僧，法号子聪。被封为太保（元代汉人中唯一获此封号者）、参领中书省事、同议枢密院事，并赐名秉忠。为忽必烈时代地位突出的汉人官僚。他是元代儒、释、道兼通的政治家、诗人，有《藏春诗集》传世。学界侧重于对其辅助忽必烈潜邸建功、建立元初制度、修建两都、文学成就等方面作了有益的探索。笔者钩稽尚未被学界引用的部分史料，对其事迹的两个方面加以考证：祖籍瑞州和紫金山学习。
一、祖籍“瑞州”说辨析
刘秉忠的祖居地并非邢台，他的同学兼乡友张文谦有确切记载：“其先仕辽，为当时大族，世居瑞州之刘李村。一门之内，居显列者甚众。金初，公之曾祖袭世业，累迁邢州节度副使。”“世居瑞州”一度派生出一种“刘秉忠祖籍江西”的歧义认识并一定程度上影响至今。
元代有部分相同名称的路、府、州、县，而且分属不同行省。但古籍并未标明，由此造成今人理解上的歧义。元代两个“瑞州”行政建制同朝出现：一个为属于江西行省的瑞州路，另一个是辽阳行省所属的瑞州。前者是路级建制，后者是州级建制。江西行省的瑞州路“（南宋）宝庆初（1225），以（筠）州名近理宗（昀）讳，太守沈谧奏更之。偶郡产瑞芝，遂改为瑞州，属江西道。至元十三年，改州为路，以统州县。”辽阳行省的瑞州，金朝“归德军节度使，本来州。天德三年（1151），更为宗州。泰和六年（1206），以避睿宗讳，谓本唐瑞州地，故更今名”。前者治所在高安县（今江西省高安县），明代改为瑞州府，这个建制一直持续到1912年中华民国的成立。后者治所在瑞安县（今辽宁省葫芦岛市绥中县西南前卫），明洪武七年（1374）废。两个瑞州应是造成后人对刘秉忠祖籍错误理解的初步原因。
元代著名理学家吴澄曾有“郡属张赓、刘秉忠、克协克一前教授倡议之后”之句，这可能是后人产生错误认识的另一原因。此处的刘秉忠不是元初重臣刘秉忠，因为后者一直跟随忽必烈身边，无从到过江西。
江西地方志是造成这一错误的终极原因。明朝熊相编纂的《（正德）瑞州府志》、林庭昂主修的《（嘉靖）江西省志》均未出现刘秉忠的相关内容。康熙二十二年（1684）巡抚安世鼎加以续修的《江西省志》亦未出现相关记载。康熙五十九年（1721）再次修志，由巡抚白潢主修、查慎行编纂，名为《西江志》，这就是所谓的“白志”。因其卷帙最大，刻印精良，《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给与极高的评价：“其体例条目虽多本诸旧志，而广搜博访，订舛正讹。在地记之中号为善本”。雍正七年（1729）巡抚谢旻奉诏纂修省志，与原任检讨陶成等开局修志，这次修志以“白志”为善本，但在人物选择上却加上了主观因素，“其志人物，如宋之京堂、章鉴，一以其身为宰辅依附权奸，一以其位列均衡，弃主私遁，俱削去不载；亦颇有合于大义，惟元刘秉忠，其先世虽瑞州人而自辽及金北迁已久，乃援其祖贯，引入乡贤”。正是这次“刘秉忠祖上为江西瑞州后因官‘北迁’”的主观判断酿造了“刘秉忠为江西人”的错误观念。对于此，以精于考证著称的钱大昕曾批评指出：“其先瑞州人也。此辽、金之瑞州，非宋之瑞州也。秉忠自曾祖以来，皆家邢州，足迹未抵江南，而江西之瑞州本名筠州，宋末避理宗嫌，名始改‘筠’为‘瑞’，已在金南渡之后矣。近人修江西通志，乃收秉忠入人物，何其谬乎。”“有因涉猎史传而转误者。《人物门》于瑞州收元之刘秉忠，此旧志所无，采元史补入，自谓淹博，而不知其大不通也。江西之瑞州本名筠州，至理宗朝始避讳更名。若刘秉忠久居邢台，其先世居瑞州而仕于辽、金，则是辽、金之瑞州，非宋之瑞州矣。志家不谙地理，不校时代，乃引藏春居士之先世冒籍江右，岂不令人喷饭满案乎！”这里尽管钱大昕所说“辽金瑞州”值得商榷（前引《金史》作泰和六年（1206）改称瑞州，故只能称作金瑞州），但已经对此问题做出了清楚判断。陈垣先生也指出这一点。
对这一问题的最有力的证据是现存于邢台郭守敬纪念馆的刘秉恕墓志。该墓志于1988年夏在刘秉忠家族墓冢群被发现。刘秉恕墓志对其先世祖籍有详细的记述：“其先瑞州人，辽时多显贵。金初，曾祖尝累迁邢州节度副使。”刘姓氏族在辽金时代的特殊地位也被元代人所证实，“入契丹为王公数十人，如刘六符等尤其贵显者也。终始契丹二百余年。入金源氏，为燕四大族，号刘、韩、马、赵氏”。“迄今，燕之故老谈勋阀富盛照映前后者，必曰韩、刘、马、赵四大族焉。”刘秉忠祖上的刘氏家族极有可能是这里所言的刘氏。对于刘秉忠曾祖，“墓志”有如下记载：“以母氏忧北归，竟卒于乡。”这与刘秉忠墓志所言一致：“公之曾祖，金初以世族累迁邢州节度副使。秩满，爱其风土，因而家焉。继丁母忧，还瑞州，留一子二女，长适陈氏，子名泽，即公之祖也。”以上两段墓志记载很清晰地表明了刘秉忠的家世来源：因刘秉忠曾祖在邢州做官，留恋邢州风土，举家迁居于此，后因母丧回到原籍辽宁瑞州，并去世于原籍。自刘秉忠的祖父刘泽以下开始为邢州人。刘秉忠曾祖喜欢邢州山水并以此为家，也正好与北方少数民族不断南下顺次迁移的中国移民趋势相一致。
二、紫金山研学时间辨析
1246年冬，刘秉忠父亲亡故的消息传到漠北，忽必烈给与安慰。1247年春，忽必烈赐黄金百两并遣使相送，刘秉忠“清明侧佐上归鞍，急到邢台六月间”。1248年，忽必烈遣使急召刘秉忠。此间刘秉忠在邢州生活一段时间。范玉琪先生在对郭守敬从师刘秉忠时间考证时，从年龄排比和二人行迹分析中得出结论：“刘秉忠倍受忽必烈的信任，长期不离其左右，先后居住在和林、上都、大都等地，并跟随忽必烈攻云南、攻鄂。其间有资料可知的，只有1247年6月至1248年底这一年多时间，他从漠北返回邢州为父守孝。郭守敬从刘秉忠学于紫金山，当是在这一段时间的事。”这一论断与相关史料不符。齐履谦明确指出：“时太保刘文贞公、左丞张忠宣公、枢密张公易、赞善王公恂同学于州西紫金山，而文贞公复与鸳水翁为同志友，以故俾公就学于文贞所。”由此，郭守敬从师于刘秉忠当在王恂之后。“王恂墓志”记载：“岁己酉，太保刘公自邢北上。取道中山，方求一时之俊，召公与语，贤其才欲为大就之。逮其南辕，载之来邢，复居磁之紫金山。”据此，王恂从刘秉忠应在己酉（1249）之后。
揣摩相关资料，笔者认为1247年回乡奔丧期间，刘秉忠应该没有机会授业郭守敬。刘秉忠“既至邢，依通礼，服斩衰，不以出世故而亏世法也。父子之伦正矣。明年冬十月葬祖及父于邢台之贾村，礼也。戊申十二月上遣使召公还”。这次父丧，尽管刘秉忠已经出家为僧，然而他却按世俗礼为父服“斩衰”，而“斩衰”是最重的服制。按照古制，“其恩厚者其服重，故为父斩衰三年以恩制者也”。刘秉忠丧母之际，“毁瘠骨立，疏食水饮，哀思无穷。恒衣一绵裘，昼夜不解带者三年”。为父守丧三年当也应为刘秉忠初衷。然而，古礼又认为：“若衔君命，于事为重。……不敢以私害公”。当戊申年（1248）忽必烈召见刘秉忠时，刘秉忠只好以“君事”为重，结束服期。在一年半左右的时间里，既要选择墓地安葬祖父母、父母（刘秉忠祖籍本为瑞州，这次他要为祖上选择新的墓地），又要为父守丧，刘秉忠应该无暇西去紫金山教学，因此也没有可能在紫金山授业郭守敬。
笔者于《永乐大典》偶然发现刘秉忠的一首诗歌，由此对这个问题作了很好的解释。这首诗歌名为《庚戌再还邢台》。诗文为：“前春抱病至秋平，九死真成得一生。沙漠北归身幸健，乡关南望眼增明。鹊山突兀连天碧，鸳水回环涌地清。亲旧想看喜无恙，两年又不到襄城。”鹊山，在今河北省邢台市内丘县，现存有刘秉忠书丹石碑一通：《鹊山神应王庙碑》。鸳水是邢台市西北的河流，郭守敬爷爷郭荣以“鸳水翁”为号。襄城是邢州的旧称。如此，邢州的山山水水甚至古城的名字都在这首诗歌中出现。可能和为母服丧时的情形相似，为父服丧使刘秉忠又身染疾疴。当1248年底忽必烈诏下之后，刘秉忠于前春（1249）抱病北上。庚戌年（1250）又返回故乡。这首从未被学者使用的诗歌确切地证明了刘秉忠回乡的另一个时间：1250年。
如此以来，我们基本可以重新认识刘秉忠紫金山授业王恂、郭守敬的时间。前述“王恂墓志”所言“岁己酉（1249），太保刘公自邢北上。取道中山，方求一时之俊，召公与语，贤其才欲为大就之。逮其南辕，载之来邢，复居磁之紫金山”。1238年，时年23岁的刘秉忠辞去节度使府令史职务，隐居武安。同窗好友张文谦对此作了这样的说明“决意逃避世事，遁居于武安之清化，迁滴水涧。苦形骸，甘澹泊，宅心物外与全真道者居”。笔者考虑，这一年，刘秉忠可能在紫金山有过短期逗留，故而王恂墓志称为“复居”。由此可知，1249年初，刘秉忠离开邢州，北上觐见忽必烈，过中山遇可塑之材王恂。1250年南返邢州时，携王恂归来，并授业于紫金山。郭守敬的爷爷郭荣了解到刘秉忠在紫金山的情况后，把自己的孙儿送到刘秉忠处。“时太保刘文贞公、左丞张忠宣公、枢密张公易、赞善王公恂同学于州西紫金山，而文贞公复与鸳水翁为同志友，以故俾公就学于文贞所。”据此，王恂、郭守敬皆跟随刘秉忠学习当在1250年之后。这样一来，刘秉忠诗歌《庚戌再还邢台》、“王恂墓志”和《太史郭公行状》相关史料基本可以理顺，并且相关事实也比较容易理解了。
对于五人同学于紫金山，学者均表示怀疑。然刘敏中记载董禧碑铭曾言：“邢为顺德王答剌罕世封分邑，而太保刘文贞公、左丞张公仲谦实其乡间，若安抚李公子敬、平章张公仲一、翰林承旨王状元先生尝所往来寓留”。从这里可以看出，刘秉忠、张文谦、张易甚至李惟简、王鹗常聚集此地，并且从语句判断应该有一定时间。尽管此处没有记载具体年月，我们还是可以从刘秉忠、张文谦的行事时间中推测大约年代。按照《永乐大典》刘秉忠诗可知：刘秉忠曾于1247年和1250年两次回归故里。由前述知张文谦于1247年北上。1253年忽必烈受命进攻大理时，刘秉忠、张文谦皆同行，所以这里记载的时间大约为1250—1253年期间。这段时间大体上和邢州大治的时间基本吻合，刘敏中特意记录邢州是顺德王答剌罕的世袭封地，和《元史·世祖纪》所言邢州两答剌罕一样明显突出答剌罕的影响。结合其他史料，此一时期刘秉忠等士人可能在当地参与邢州治理的多次谋划。那么，为何此处没有记载王恂和郭守敬呢？这一时期，郭守敬二十岁左右，王恂是十几岁的少年，并且郭守敬擅长科学知识，而邢州治理大多是政治层面的问题，二者没有参与这一政治活动。或许刘秉忠等人聚集商谈事务时，郭守敬和王恂均未参加。刘敏中因此没有记载二者。应该就是在这段时间里，王恂、郭守敬从刘秉忠学于紫金山。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考虑：前述《太史郭公行状》为何没有记载李、王二人？笔者认为：作为主政邢州的官员，李惟简没有这样的时间；年事已高且早学有所成的王鹗（1191年生）也不可能参加。如此一来，此处的记载和齐履谦所言基本可以互证。
受召之后，刘秉忠和张文谦何以又回归故里聚徒讲学，主要可以从三个方面解释。第一，这是刘秉忠等以邢州为中心开始为忽必烈选拔人才的一种手段。刘秉忠的诗歌对此有所解释：“袖舞东风半醉颠，一身闲似洞中仙。调和血气于诗里，拔置功名在酒边。喜雁传将春早信，嗔鸳啼破日高眠。近闻浅却蓬莱水，又别麻姑几许年。”从诗的内容，我们不难看出刘秉忠正是通过寻访名贤的方式把一批人才推荐给忽必烈，所以才有所谓“拔置功名在酒边”的说法，并且对刘秉忠而言，在紫金山的生活就像麻姑一样求仙问道，不必过分为国操劳。第二，因积极建言邢州改革，忽必烈特此委派刘秉忠、张文谦等参与相关事务，但刘秉忠不屑于具体事务的管理，主要从大的方面给与指导。第三，大约在忽必烈主政漠南前，征召的士人往往在王府经过一定时间盘桓后再返回故里。窦默“请南还，命大名、顺德各给第宅田土，冬夏皆有衣物，岁以为常”。王鹗，“上留公漠北二载，恐年老不可再历冬寒。召公谓曰：朕欲遣人送子归南，子何所欲。公对曰：臣本闲人，误蒙宠召，待遇甚厚，亦已幸矣。复何欲之有”。其他如李冶、元好问、张德辉等都有此经历。所以在这一段时间里，刘秉忠、张文谦回归邢州也在情理之中。另外张文谦“早从刘秉忠洞究术数”应该也是在这一时期。在已经学有所成的刘秉忠指导下，张文谦、张易、王恂、郭守敬从事术数学习并形成以后颇有影响的“邢州术数家群体”。这一群体集体学习事宜当为忽必烈所知，日后忽必烈把新历的编制任务交给这一群体大约也是出于这一认知。
大约在1252年或1253年，刘秉忠、张文谦离开邢州，追随忽必烈南征大理，紫金山学习结束。
1250年紫金山学习时间的确定和相关人物的考证是刘秉忠为首的“邢州术数家群”历史定位的关键着眼点。同时，它有助于我们对邢州大治和元初政治进行深入认识，有利于进一步了解忽必烈潜邸时期中原士人的动向。
注释：《藏春诗集》卷四《遣怀》：“静守穷庐事不侵，闲中一日抵千金。傍人自任多评论，此是寥休道者心。”王恽《秋涧集》之《与叔谦太常论书》：“近年书学果谁优，说道寥休有悟头。意态偶从驱字得，千金骏马倚山丘。”《中堂事记》：“五日丙寅问前省官事。已刻，寥休上人来自南庵，诸相就谒于龙光北寺。识所谓温庵主者。……十四日，甲子，藏春来自南庵。午刻会食史相行馆，寥休以洒墨玉盂斝赠公，及观所作玉镜，命诸公赋诗。西庵有幸自得辞‘涂抹手照人，无用太分明’之句。仲晦为忻然也。”南庵指刘秉忠所建之开平南屏山精舍。温庵主指刘秉忠的关系密切的乡友僧人至温。藏春、仲晦俱是指刘秉忠。西庵指杨果。由以上可知，寥休也即刘秉忠。
关于刘秉忠的研究文章较多，主要有：萧启庆《忽必烈潜邸旧侣考》（《元代史新探》，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年）；陈得芝《耶律楚材、刘秉忠、李孟合论——蒙元制度转变关头的三位政治家》（《元史论丛》第九辑）；白钢《论元代杰出政治家张易》（《晋阳学刊》1988年第8期）和《建一代成宪的太保刘秉忠》（《文史知识》1985年第3期）；孟繁清《刘秉忠散论》（《金元时期的燕赵文化人》，河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查洪德《刘秉忠文献留存情况之考察》（《文献》2005年第4期）和《刘秉忠文学成就综论》（《文学遗产》2006年第4期）。
王磐《刘文贞公神道碑》（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藏春诗集》卷六）称“服阕被召，复还和林”。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卷七《太保刘文正公》引“神道碑”则为“服除被召，后还和林”。《元史·刘秉忠传》又改作“服除复被召，奉旨还和林”。总之，这次服丧时间因为忽必烈的征召而缩短。
除前述范玉琪《郭守敬就学紫金山考》外，唐长孺和白钢两先生也持此观点。参见：唐长孺《补元史张易传》（《山居存稿》，中华书局1989年，第583页）；白钢《论元代杰出政治家张易》（《晋阳学刊》1988年第8期）。张文谦受刘秉忠推荐，于丁未年（1247）驿召北上。张易缺乏考证资料。再加上王恂、郭守敬与刘秉忠、张文谦、张易年龄相差悬殊。据此，学者们认为五人不可能同学。
李治安师：《忽必烈传》，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7—38页。萧启庆曾以“邢台集团”的概念对这一“邢州士人群体”加以阐释，详见《忽必烈潜邸旧侣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