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亭序》五种墨迹中“羣”字比较研究
金弘大 田 琳/文
一、研究背景、意义和研究方法近年来，西川宁和胡焰智等人对现存的《兰亭序》五种墨迹间的影响关系进行了研究，西川宁认为八柱第一本《兰亭序》最完整地表现出《兰亭序》的原貌，胡焰智认为八柱第三本《兰亭序》是明陈鉴收藏本的模仿作。[1]但笔者与他们的观点不同。
在中国书法史上，很难找出比《兰亭序》更重要、更具象征意义的作品，可以说《兰亭序》是中国书法的代表作。因此在现存的五种墨迹中找出最具原作风格的作品非常重要，不仅是解读《兰亭序》的第一步，也关系到中国书法史研究的准确性，如傅熹年先生所言“是清理美术史研究对象，理清其发展脉络、邅递关系，为形成正确的美术史提供素材”的工作。[2]
本文的研究范围和研究方法与现有论文不同。首先，研究对象只有一个“羣”字。选择现存《兰亭序》五种墨迹第三行第二个“羣”字作为研究对象有三个理由：第一，该字保留了六朝时期的文字书写特征；第二，该字客观展现出被模仿作和模仿作之间的造型发展逻辑关系；第三，该字的书写方法和造型特征在学界未引起充分重视。其次在研究方法上，本文主要采用的是绘画史研究时较常用的风格分析法（书法造型学）。[3]虽然到目前为止，书法史领域对这一方法的应用还不成熟，但该方法可以较精准地梳理造型语言的发展历史，尤其适用于没有文献记载或文献记载不太可靠的情况。
本文将以《兰亭序》五种墨迹中的“羣”字为例，分析它们的客观形态，并得出它们之间的影响关系。本文是尝试分析字结构形态的基础性研究，希望可以为学界提供不同的研究思路。
二、“羣”字的造型特点（一）“羣”字的基本特征
《兰亭序》“羣”字下边“羊”部分的书写方法和结构在秦汉六朝书法中较常见，其中的交叉中断效果、书写特点来龙去脉等作者已在《王羲之书法造型特征研究》《以王羲之书法为中心的中断笔研究》《秦汉六朝书法造型研究》等论文和著作中有过详细论述，这里不再赘述。[4]下面直接进入重点，观察《兰亭序》五种墨迹中“羣”字的结构特点（图1），分析五个字的字结构影响关系。
图1 五种《兰亭序》的“羣”字
图1.1 是八柱第三本（神龙本）的“羣”字、图1.2 是八柱第一本的“羣”字、图1.3 是八柱第二本的“羣”字、图1.4是台北故宫收藏本的“羣”字、图1.5 是明陈鉴收藏本的“羣”字。[5]
通过图1 五种墨迹《兰亭序》“羣”字的直观展示，可以发现它们虽然字结构上有所不同，但具备字结构及内在形态上的某些共同点。为了方便理解，本文以字造型结构最完整的八柱第三本“羣”字为例（图1.1），整理一下这个字的特点。该字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羊”的竖画左右分开完成;二是“羊”的下方两个横画以竖画为中心中断。“羊”部分正是本文重点观察和分析的内容。
清代学者翁方纲是较早关注“羣”字下方独特结构的学者，他观察过各种不同版本的《兰亭序》“羣”字，认为“羊”部分是破锋效果[6]，即竖画左右分开是书写过程中毛笔笔头分叉的结果。如果我们考虑到清代学者见不到汉代墨迹简牍真迹，使翁方纲对秦汉六朝时期书法作品书写方法的理解存在不足，他的判断是有一定时代局限性的，但他能观察、分析“羣”字细节部分，已与前代学者十分不同，这本身就是学术进步的表现。
得益于20 世纪丰硕的考古学成果，现在我们较容易见到秦汉六朝时期的墨迹，通过当时墨迹和王羲之书法比较能发现翁方纲主张的不妥当部分。假如“羊”部分是毛笔笔头分叉造成的，其完成效果应该如图2.2一样，但是八柱第三本“羣”字“羊”部分却像图2.1 那样以竖画E、F 为中心，横画A、B 和C、D 分开了。因此关于这一部分的破锋主张是没有说服力的。其实“羊”的这种写法是秦汉六朝时期较为常见的多笔写法效果。[7]
图2 “羣”字说明图
此外，从图1.1“羣”字整体字结构的角度看，虽然“羊”部分形态特殊，但“羣”字整体造型独立完整，笔画灵动有力，线条自然华丽，人为操作感少，细节上的生动感表达完满。可以说该字具有以下七个特点：第一，字结构完整;第二，笔画既有力度又有动感，运笔流畅;第三，保持了笔端的细腻和生气;第四，笔画粗细变化丰富洗练;第五，形态新颖;第六，细节部分处理完整;第七，创意性和表现性充分。
（二）“羊”部分比较分析
为了清晰地比较五个“羣”字“羊”部分的结构特点，图3 将“羣”字上边部分删除，仅留下了“羊”。图3.1 是八柱第三本“羣”字中的“羊”，以左右分开的竖画为中心，下边两个横画的中断是该字的重点。
图3 五种《兰亭序》的“羣”字中“羊”字部分。
图3.2 是八柱第一本“羣”字中的“羊”，竖画下方稍微分开，下边两个横画的形状完整，但最上边横画中间出现中断，虽然视觉效果不太明显，但是横画左右是分开的。总之，该字竖画和横画上都存在不规则分叉和中断。
图3.3 是八柱第二本“羣”字中的“羊”，三个横画都很完整，尤其是最下边横画，收笔处的提按效果明显。该字的重点是竖画部分，从最下边横画的下方开始，竖画分成左右两部分，从左右两个竖画的宽度、角度和收笔位置看，这一部分不是贼毫的可能性较大。
图3.4 是台北故宫收藏本“羣”字中的“羊”，该字的重点是中间横画出现的中断效果，中间横画右边就像英文字母C 字一样与最下边横画连在一起，形成了“华结”效果。[8]最上边横画、最下边横画完整，竖画从最下边横画处往下写，形态上未形成特殊效果。
图3.5 是现藏于北京故宫的明陈鉴收藏本“羣”字中的“羊”，最大的特点是竖画在第二和第三条横画中间形成了左右分开的效果，最下方的横画也以竖画为中心左右中断。右侧的竖画既小又短，从第二条横画下方起笔，到第三条横画右边起笔部分收笔，与最下方的横画形成了交叉中断的效果。
（三）“羊”部分的影响关系
下面具体分析一下五个“羊”之间的影响关系。图3.1和图3.2 比较可知：八柱第三本“羊”（图3.1）左右竖画的分开距离较大，视觉效果明显，下边两个横画的中断也十分明显。但八柱第一本“羊”（图3.2）部分的竖画分开不明显，横画中断出现在最上边的横画上，不但效果不明显，而且笔画生气不足，缺乏生动感。通过这两部分的比较能发现，八柱第一本“羊”（图3.2）学习八柱第三本“羊”（图3.1）的可能性较大，而八柱第三本“羊”（图3.1）学习八柱第一本“羊”（图3.2）的可能性较少。
图3.1 和图3.3 比较可知：八柱第二本“羊”（图3.3）竖画在第三条横画下方开始左右分开，分开的距离不明显，但从两个分开的竖画的粗细变化、收笔位置看，此处不是贼毫的可能性大。此外，该字的三条横画形态都很完整，第三条横画收笔处的提按效果特别明显，由此可见，八柱第二本“羊”（图3.3）的书写者未能理解八柱第三本“羊”（图3.1）的结构和书写方法，八柱第二本“羊”（图3.3）仿效八柱第三本“羊”（图3.1）的可能性较大，而八柱第三本“羊”（图3.1）模仿八柱第二本“羊”（图3.3）的概率较低。
图3.1 和图3.4 比较可知：台北故宫博物馆收藏本的“羊”（图3.4）部分，通过第二条横画中部的华结效果表现竖画的分叉，左右两个横画的中断距离较明显，这与八柱第三本“羊”（图3.1）的交叉中断效果不同。台北故宫博物馆收藏本的“羊”（图3.4）部分的中断限于字的局部，只有一次竖画和横画的分开，因此台北故宫博物馆收藏本的“羊”（图3.4）模仿八柱第三本“羊”（图3.1）的可能性更大，而八柱第三本“羊”（图3.1）模仿台北故宫博物馆收藏本的“羊”（图3.4）的可能性较小。
图3.1 和图3.5 比较可知：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明陈鉴收藏本“羊”（图3.5）部分有竖画左右分叉和横画左右分开的两个重要特点，但是两种效果出现于字的一小部分中，分叉出来的右边竖画细而短，使这一部分结构不稳定，笔画简单勾连形成的中断使字结构失去了完整性，此外，“羊”部分的笔画宽度缺少变化，都比较细，因此整个字上重下轻，缺乏稳定性（图1.5）。根据以上分析可知，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明陈鉴收藏本“羊”（图3.5）模仿八柱第三本“羊”（图3.1）的可能性较大，而八柱第三本“羊”（图3.1）模仿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明陈鉴收藏本“羊”（图3.5）的可能性较少。
古代如果不是以完全复制为目的的模仿作品，很难完全再现原作的创作精神和形态，省略或缺失原作细节的情况很多。特别是把原作放在旁边边看边临或依靠印象模仿时，如果理解不了原作的细节结构或运笔方法，大部分情况下会出现表现的简单化，这是模仿作常有的特点。八柱第一本、八柱第二本、台北故宫收藏本、明陈鉴收藏本这四种《兰亭序》的“羣”字中就透露出这样的简化信息。这四种《兰亭序》“羣”字中都多多少少有八柱第三本《兰亭序》“羣”字的造型基因，但既不完整，又不生动，没有八柱第三本“羣”字具有的七个特征。但这四种墨迹《兰亭序》“羣”字具体是如何模仿的，到目前为止还不好解释，不能排除四种墨迹之间二次模仿的可能。但无论如何，八柱第三本“羣”字保留下了最完整的形态。
通过数据统计也能更客观地显示出它们之间的模仿和被模仿关系。先将八柱第三本“羣”字中“羊”部分的特点分为五点，与其他四种墨迹进行比较可以列出《表1》内容。
八柱第一本与第三本之间30%相同，八柱第一本在流传过程中受过几次损伤，进行过全面涂改，因此笔迹较模糊，而且该《兰亭序》在第3 行“毕”、第11 行“可”、第14行“同”、第21 行“揽”、第25 行“今”等字里看不到任何六朝时期的独特笔画处理方法，整体笔画细节缺少生动感。
八柱第二本与八柱第三本之间20%相同，相差较大。该《兰亭序》在第3 行“毕”、第11 行“可”、第14 行“同”、第21 行“揽”、第25 行“今”等字里也看不到任何较独特的笔画处理，好像完全不懂六朝时期书写方法。
台湾故宫收藏本与八柱第三本之间20%相同，相差较大。该《兰亭序》中也看不到上述独特字形表现，但部分字结构中出现了六朝时期常见的笔法。如“羊”部分和第4 行“岭”字中的“山”部分的华结效果。
明陈鉴收藏本与八柱第三本70%相同，相似度最高，因此，胡焰智主张“神龙本的众多细节特征来源于陈鉴本，尤其是陈鉴本独有的摹拓缺陷，神龙本或僵化承袭，或遗形留痕，神龙本为源于陈鉴本的临仿本应该没有疑问”。[9]但胡焰智对细节部分的观察不够精细，分析不出作品本身具有的六朝时期书法的特点，而且陈鉴收藏本《兰亭序》字结构松散，笔画粗细变化呆板，有的装饰效果的出现频繁夸张，如第14行“同”中出现的“平行长中空”效果在第15 行“不”字、第22 行“不”字中同样出现，各种夸张的中断效果出现更频繁，如第9 行“察”、第20 行“尽”“古”“云”等，这也是模仿作的典型特点。[10]因此笔者认为，这些特点较客观地说明陈鉴收藏本模仿了八柱第三本。
此外，日本学者西川宁分析结构、起笔、捺法以及向右下运行的笔画角度，得出八柱第一本《兰亭序》最能传达《兰亭序》原来的样式。[11]但笔者认为八柱第一本《兰亭序》在书写方法、字结构特点、笔画细节处理方面不具备六朝时期书法作品的书写特征，因此不同意西川宁的主张。[12]
与《兰亭序》有关的历史内容十分繁杂，从文献角度研究作品时容易陷入扑朔迷离中，但造型有其本身的历史，从某种角度来说，可以比文字记录更直观、更直接。
三、结论通过对《兰亭序》五种墨迹的第三行第二个字“羣”的比较分析，我们能看出它们之间的模仿和被模仿关系。八柱第三本具有更多的原创性的因素，而其他四种墨迹《兰亭序》则模仿的因素更多。
为了集中论点，增强分析的针对性，本文仅以“羣”字见微知著，通过对它的特征分析，窥探《兰亭序》书法的独特性，但完整阐述《兰亭序》五种墨迹间的区别需要更立体、更综合的分析，希望以后能通过更详实的例子比较《兰亭序》五种墨迹的特点。
注释
[1]（日）西川宁，姚宇亮 译，《张金界奴本兰亭叙研究》，《中国书法》，2017，（06）；胡焰智，《神龙兰亭》源于陈鉴本考辨》，《书法》,2014,(12)
[2]傅熹年，《浅谈作书画鉴定工作的体会》，《中国历代书画鉴别论文集》，紫禁城出版社，2000，26 页。
[3]在书法史研究时使用该方法的研究发叫“书法造型学研究法”，参看 金弘大，《王羲之书法造型特征研究》，清华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10 页。
[4]参考金弘大上论文 1 -63 页；金弘大，《以王羲之书法为中心的中断笔研究》，《北京大学全国美术学博士生论坛论文集》，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86-106 页 ；金弘大，《书法是不是美术—书法的时间性研究》，《戏剧之家》，2018，（18），215 页 ；金弘大，《秦汉六朝书法造型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158-162-页。
[5]图片参考孙宝文，《历代名家墨迹选1 兰亭序墨迹五种》，吉林文史出版社，2006。
[6]翁方刚，《苏米斋兰亭考》，《兰亭全编》内编，花山文艺出版社，1995,646-649 页；刘涛，《兰亭序赏析》，《书法》，2017，（08）,64 页。
[7]金弘大，《秦汉六朝书法造型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158-162 页；参考注4
[8]关于“华结效果”参看金弘大博士论文，166-167 页。
[9]胡焰智，《《神龙兰亭》源于陈鉴本考辨》，《书法》,2014,(12)
[10]“平行长中空”的特点参见，金弘大前论文，64-75 页。
[11]西川宁，姚宇亮 译，《张金界奴本兰亭叙研究》，《中国书法》，2017，（06）
[12]参见金弘大，《王羲之书法造型特征研究》，清华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
（转自《书法赏评》 2021年第1期）
汉字解密｜群：羊牛猪马都是群居的动物，为什么选羊来造群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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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欢迎来到汉字解密，我是杨荣祥。今天我们要学的是——群。
“群”的形体很简单，从古到今都传承着相同的构字部件。现在能看到最早的“群”字是春秋时期的金文。它是一个形声字，上面是“君”，是声符，表示字的读音，下面是“羊”，是形符，指示字的意义与羊有关。
在战国时期，各诸侯国文字异形，“群”的形体发生了不同的变异，但到秦代，小篆的“群”仍然继承了金文的结构，写成上“君”下“羊”：
隶变后的“群”有两种写法：上下结构的“羣”和左右结构的“群”，现代整理汉字时，以“群”为正体，把原来上下结构的“羣”作为异体字淘汰了。作为一组异体字，“羣”和“群”只是偏旁的位置不同而已。汉字中有一批异体字都属于这一类，比如：“和”与“咊”，“峰”与“峯”，“鹅”与“鵞”，“秋”与“秌”等等，对异体字进行规范整理时，保留其中一个，另一个则被淘汰。
下面我们来谈谈“群”的意义。“群”字从“羊”，本义是羊群，如《诗经·小雅·无羊》：“谁谓尔无羊，三百维群。”《说文解字》“群”字下徐铉注：“羊性好群，故从羊。”明确指出了“群”字选取“羊”，就是看中了羊喜好群聚的特征。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就叫“羊群效应”，又称“从众效应”，就是比喻人都有一种从众心理。相对来说，牛马等虽然也群居，但并不像羊一样喜欢扎堆儿行动，并不能突出这一特性。
群和众都可以表示团体，那它们有什么区别呢？
众的甲骨文上面是个太阳，也就是“日”字，“日”中间一横可以不写，下面是三个人，古代以三代多，表示很多人在一起，本义是人的众多。跟甲骨文相比，简化后的“众”省去了头上的太阳，只用三个人形表示众多的意义。
《国语·周语》说：“兽三为群，人三为众。”从造字的角度讲，“群”和“众”一个指兽一个指人，但“群”在文献中专指“羊”或兽类其实是很少的，相反“群”很早就可以表示“众多”义，如古代以“群元”“群生”表示百姓，“群公”“群臣”“群司”表示众官僚等。但“群”和“众”的侧重点又有差异。“三人为众”，“众”强调数量多，而“群”强调的是众多事物聚集在一起形成的整体。
这些差异，我们可以通过一些词语看出来。如“寡不敌众”，“众”是与“寡”相对的；“众目睽睽”“众说纷纭”“芸芸众生”等词语中，“众”都是表示数量多的人。而在“鹤立鸡群”中，“群”表示的是“鸡”这种事物的整体类别，“鹤”相对于鸡群则是异类。“卓尔不群”也是表示高出某个整体的水准；还有“离群索居”，原本表示离开了整个群体单独呆在一边，引申表示与群体格格不入，“群”的这些意义都是“众”不具备的。
下期预告：小时这个说法是怎么来的？为什么不说大时呢？汉字解密，敬请期待。
《兰亭序》五种墨迹中“羣”字比较研究
金弘大 田 琳/文
一、研究背景、意义和研究方法近年来，西川宁和胡焰智等人对现存的《兰亭序》五种墨迹间的影响关系进行了研究，西川宁认为八柱第一本《兰亭序》最完整地表现出《兰亭序》的原貌，胡焰智认为八柱第三本《兰亭序》是明陈鉴收藏本的模仿作。[1]但笔者与他们的观点不同。
在中国书法史上，很难找出比《兰亭序》更重要、更具象征意义的作品，可以说《兰亭序》是中国书法的代表作。因此在现存的五种墨迹中找出最具原作风格的作品非常重要，不仅是解读《兰亭序》的第一步，也关系到中国书法史研究的准确性，如傅熹年先生所言“是清理美术史研究对象，理清其发展脉络、邅递关系，为形成正确的美术史提供素材”的工作。[2]
本文的研究范围和研究方法与现有论文不同。首先，研究对象只有一个“羣”字。选择现存《兰亭序》五种墨迹第三行第二个“羣”字作为研究对象有三个理由：第一，该字保留了六朝时期的文字书写特征；第二，该字客观展现出被模仿作和模仿作之间的造型发展逻辑关系；第三，该字的书写方法和造型特征在学界未引起充分重视。其次在研究方法上，本文主要采用的是绘画史研究时较常用的风格分析法（书法造型学）。[3]虽然到目前为止，书法史领域对这一方法的应用还不成熟，但该方法可以较精准地梳理造型语言的发展历史，尤其适用于没有文献记载或文献记载不太可靠的情况。
本文将以《兰亭序》五种墨迹中的“羣”字为例，分析它们的客观形态，并得出它们之间的影响关系。本文是尝试分析字结构形态的基础性研究，希望可以为学界提供不同的研究思路。
二、“羣”字的造型特点（一）“羣”字的基本特征
《兰亭序》“羣”字下边“羊”部分的书写方法和结构在秦汉六朝书法中较常见，其中的交叉中断效果、书写特点来龙去脉等作者已在《王羲之书法造型特征研究》《以王羲之书法为中心的中断笔研究》《秦汉六朝书法造型研究》等论文和著作中有过详细论述，这里不再赘述。[4]下面直接进入重点，观察《兰亭序》五种墨迹中“羣”字的结构特点（图1），分析五个字的字结构影响关系。
图1 五种《兰亭序》的“羣”字
图1.1 是八柱第三本（神龙本）的“羣”字、图1.2 是八柱第一本的“羣”字、图1.3 是八柱第二本的“羣”字、图1.4是台北故宫收藏本的“羣”字、图1.5 是明陈鉴收藏本的“羣”字。[5]
通过图1 五种墨迹《兰亭序》“羣”字的直观展示，可以发现它们虽然字结构上有所不同，但具备字结构及内在形态上的某些共同点。为了方便理解，本文以字造型结构最完整的八柱第三本“羣”字为例（图1.1），整理一下这个字的特点。该字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羊”的竖画左右分开完成;二是“羊”的下方两个横画以竖画为中心中断。“羊”部分正是本文重点观察和分析的内容。
清代学者翁方纲是较早关注“羣”字下方独特结构的学者，他观察过各种不同版本的《兰亭序》“羣”字，认为“羊”部分是破锋效果[6]，即竖画左右分开是书写过程中毛笔笔头分叉的结果。如果我们考虑到清代学者见不到汉代墨迹简牍真迹，使翁方纲对秦汉六朝时期书法作品书写方法的理解存在不足，他的判断是有一定时代局限性的，但他能观察、分析“羣”字细节部分，已与前代学者十分不同，这本身就是学术进步的表现。
得益于20 世纪丰硕的考古学成果，现在我们较容易见到秦汉六朝时期的墨迹，通过当时墨迹和王羲之书法比较能发现翁方纲主张的不妥当部分。假如“羊”部分是毛笔笔头分叉造成的，其完成效果应该如图2.2一样，但是八柱第三本“羣”字“羊”部分却像图2.1 那样以竖画E、F 为中心，横画A、B 和C、D 分开了。因此关于这一部分的破锋主张是没有说服力的。其实“羊”的这种写法是秦汉六朝时期较为常见的多笔写法效果。[7]
图2 “羣”字说明图
此外，从图1.1“羣”字整体字结构的角度看，虽然“羊”部分形态特殊，但“羣”字整体造型独立完整，笔画灵动有力，线条自然华丽，人为操作感少，细节上的生动感表达完满。可以说该字具有以下七个特点：第一，字结构完整;第二，笔画既有力度又有动感，运笔流畅;第三，保持了笔端的细腻和生气;第四，笔画粗细变化丰富洗练;第五，形态新颖;第六，细节部分处理完整;第七，创意性和表现性充分。
（二）“羊”部分比较分析
为了清晰地比较五个“羣”字“羊”部分的结构特点，图3 将“羣”字上边部分删除，仅留下了“羊”。图3.1 是八柱第三本“羣”字中的“羊”，以左右分开的竖画为中心，下边两个横画的中断是该字的重点。
图3 五种《兰亭序》的“羣”字中“羊”字部分。
图3.2 是八柱第一本“羣”字中的“羊”，竖画下方稍微分开，下边两个横画的形状完整，但最上边横画中间出现中断，虽然视觉效果不太明显，但是横画左右是分开的。总之，该字竖画和横画上都存在不规则分叉和中断。
图3.3 是八柱第二本“羣”字中的“羊”，三个横画都很完整，尤其是最下边横画，收笔处的提按效果明显。该字的重点是竖画部分，从最下边横画的下方开始，竖画分成左右两部分，从左右两个竖画的宽度、角度和收笔位置看，这一部分不是贼毫的可能性较大。
图3.4 是台北故宫收藏本“羣”字中的“羊”，该字的重点是中间横画出现的中断效果，中间横画右边就像英文字母C 字一样与最下边横画连在一起，形成了“华结”效果。[8]最上边横画、最下边横画完整，竖画从最下边横画处往下写，形态上未形成特殊效果。
图3.5 是现藏于北京故宫的明陈鉴收藏本“羣”字中的“羊”，最大的特点是竖画在第二和第三条横画中间形成了左右分开的效果，最下方的横画也以竖画为中心左右中断。右侧的竖画既小又短，从第二条横画下方起笔，到第三条横画右边起笔部分收笔，与最下方的横画形成了交叉中断的效果。
（三）“羊”部分的影响关系
下面具体分析一下五个“羊”之间的影响关系。图3.1和图3.2 比较可知：八柱第三本“羊”（图3.1）左右竖画的分开距离较大，视觉效果明显，下边两个横画的中断也十分明显。但八柱第一本“羊”（图3.2）部分的竖画分开不明显，横画中断出现在最上边的横画上，不但效果不明显，而且笔画生气不足，缺乏生动感。通过这两部分的比较能发现，八柱第一本“羊”（图3.2）学习八柱第三本“羊”（图3.1）的可能性较大，而八柱第三本“羊”（图3.1）学习八柱第一本“羊”（图3.2）的可能性较少。
图3.1 和图3.3 比较可知：八柱第二本“羊”（图3.3）竖画在第三条横画下方开始左右分开，分开的距离不明显，但从两个分开的竖画的粗细变化、收笔位置看，此处不是贼毫的可能性大。此外，该字的三条横画形态都很完整，第三条横画收笔处的提按效果特别明显，由此可见，八柱第二本“羊”（图3.3）的书写者未能理解八柱第三本“羊”（图3.1）的结构和书写方法，八柱第二本“羊”（图3.3）仿效八柱第三本“羊”（图3.1）的可能性较大，而八柱第三本“羊”（图3.1）模仿八柱第二本“羊”（图3.3）的概率较低。
图3.1 和图3.4 比较可知：台北故宫博物馆收藏本的“羊”（图3.4）部分，通过第二条横画中部的华结效果表现竖画的分叉，左右两个横画的中断距离较明显，这与八柱第三本“羊”（图3.1）的交叉中断效果不同。台北故宫博物馆收藏本的“羊”（图3.4）部分的中断限于字的局部，只有一次竖画和横画的分开，因此台北故宫博物馆收藏本的“羊”（图3.4）模仿八柱第三本“羊”（图3.1）的可能性更大，而八柱第三本“羊”（图3.1）模仿台北故宫博物馆收藏本的“羊”（图3.4）的可能性较小。
图3.1 和图3.5 比较可知：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明陈鉴收藏本“羊”（图3.5）部分有竖画左右分叉和横画左右分开的两个重要特点，但是两种效果出现于字的一小部分中，分叉出来的右边竖画细而短，使这一部分结构不稳定，笔画简单勾连形成的中断使字结构失去了完整性，此外，“羊”部分的笔画宽度缺少变化，都比较细，因此整个字上重下轻，缺乏稳定性（图1.5）。根据以上分析可知，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明陈鉴收藏本“羊”（图3.5）模仿八柱第三本“羊”（图3.1）的可能性较大，而八柱第三本“羊”（图3.1）模仿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明陈鉴收藏本“羊”（图3.5）的可能性较少。
古代如果不是以完全复制为目的的模仿作品，很难完全再现原作的创作精神和形态，省略或缺失原作细节的情况很多。特别是把原作放在旁边边看边临或依靠印象模仿时，如果理解不了原作的细节结构或运笔方法，大部分情况下会出现表现的简单化，这是模仿作常有的特点。八柱第一本、八柱第二本、台北故宫收藏本、明陈鉴收藏本这四种《兰亭序》的“羣”字中就透露出这样的简化信息。这四种《兰亭序》“羣”字中都多多少少有八柱第三本《兰亭序》“羣”字的造型基因，但既不完整，又不生动，没有八柱第三本“羣”字具有的七个特征。但这四种墨迹《兰亭序》“羣”字具体是如何模仿的，到目前为止还不好解释，不能排除四种墨迹之间二次模仿的可能。但无论如何，八柱第三本“羣”字保留下了最完整的形态。
通过数据统计也能更客观地显示出它们之间的模仿和被模仿关系。先将八柱第三本“羣”字中“羊”部分的特点分为五点，与其他四种墨迹进行比较可以列出《表1》内容。
八柱第一本与第三本之间30%相同，八柱第一本在流传过程中受过几次损伤，进行过全面涂改，因此笔迹较模糊，而且该《兰亭序》在第3 行“毕”、第11 行“可”、第14行“同”、第21 行“揽”、第25 行“今”等字里看不到任何六朝时期的独特笔画处理方法，整体笔画细节缺少生动感。
八柱第二本与八柱第三本之间20%相同，相差较大。该《兰亭序》在第3 行“毕”、第11 行“可”、第14 行“同”、第21 行“揽”、第25 行“今”等字里也看不到任何较独特的笔画处理，好像完全不懂六朝时期书写方法。
台湾故宫收藏本与八柱第三本之间20%相同，相差较大。该《兰亭序》中也看不到上述独特字形表现，但部分字结构中出现了六朝时期常见的笔法。如“羊”部分和第4 行“岭”字中的“山”部分的华结效果。
明陈鉴收藏本与八柱第三本70%相同，相似度最高，因此，胡焰智主张“神龙本的众多细节特征来源于陈鉴本，尤其是陈鉴本独有的摹拓缺陷，神龙本或僵化承袭，或遗形留痕，神龙本为源于陈鉴本的临仿本应该没有疑问”。[9]但胡焰智对细节部分的观察不够精细，分析不出作品本身具有的六朝时期书法的特点，而且陈鉴收藏本《兰亭序》字结构松散，笔画粗细变化呆板，有的装饰效果的出现频繁夸张，如第14行“同”中出现的“平行长中空”效果在第15 行“不”字、第22 行“不”字中同样出现，各种夸张的中断效果出现更频繁，如第9 行“察”、第20 行“尽”“古”“云”等，这也是模仿作的典型特点。[10]因此笔者认为，这些特点较客观地说明陈鉴收藏本模仿了八柱第三本。
此外，日本学者西川宁分析结构、起笔、捺法以及向右下运行的笔画角度，得出八柱第一本《兰亭序》最能传达《兰亭序》原来的样式。[11]但笔者认为八柱第一本《兰亭序》在书写方法、字结构特点、笔画细节处理方面不具备六朝时期书法作品的书写特征，因此不同意西川宁的主张。[12]
与《兰亭序》有关的历史内容十分繁杂，从文献角度研究作品时容易陷入扑朔迷离中，但造型有其本身的历史，从某种角度来说，可以比文字记录更直观、更直接。
三、结论通过对《兰亭序》五种墨迹的第三行第二个字“羣”的比较分析，我们能看出它们之间的模仿和被模仿关系。八柱第三本具有更多的原创性的因素，而其他四种墨迹《兰亭序》则模仿的因素更多。
为了集中论点，增强分析的针对性，本文仅以“羣”字见微知著，通过对它的特征分析，窥探《兰亭序》书法的独特性，但完整阐述《兰亭序》五种墨迹间的区别需要更立体、更综合的分析，希望以后能通过更详实的例子比较《兰亭序》五种墨迹的特点。
注释
[1]（日）西川宁，姚宇亮 译，《张金界奴本兰亭叙研究》，《中国书法》，2017，（06）；胡焰智，《神龙兰亭》源于陈鉴本考辨》，《书法》,2014,(12)
[2]傅熹年，《浅谈作书画鉴定工作的体会》，《中国历代书画鉴别论文集》，紫禁城出版社，2000，26 页。
[3]在书法史研究时使用该方法的研究发叫“书法造型学研究法”，参看 金弘大，《王羲之书法造型特征研究》，清华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10 页。
[4]参考金弘大上论文 1 -63 页；金弘大，《以王羲之书法为中心的中断笔研究》，《北京大学全国美术学博士生论坛论文集》，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86-106 页 ；金弘大，《书法是不是美术—书法的时间性研究》，《戏剧之家》，2018，（18），215 页 ；金弘大，《秦汉六朝书法造型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158-162-页。
[5]图片参考孙宝文，《历代名家墨迹选1 兰亭序墨迹五种》，吉林文史出版社，2006。
[6]翁方刚，《苏米斋兰亭考》，《兰亭全编》内编，花山文艺出版社，1995,646-649 页；刘涛，《兰亭序赏析》，《书法》，2017，（08）,64 页。
[7]金弘大，《秦汉六朝书法造型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158-162 页；参考注4
[8]关于“华结效果”参看金弘大博士论文，166-167 页。
[9]胡焰智，《《神龙兰亭》源于陈鉴本考辨》，《书法》,2014,(12)
[10]“平行长中空”的特点参见，金弘大前论文，64-75 页。
[11]西川宁，姚宇亮 译，《张金界奴本兰亭叙研究》，《中国书法》，2017，（06）
[12]参见金弘大，《王羲之书法造型特征研究》，清华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
（转自《书法赏评》 2021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