卜卦是什么意思歌曲原唱(卜卦是什么意思)-一对姻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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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卦观相祖师爷管辂留下的成语典故
卜卦观相祖师爷管辂留下的成语典故
闲话“外号”
太行“阿炳”
一天一个成语：否极泰来

卜卦观相祖师爷管辂留下的成语典故

文|李志奎曹宁宁

管辂(209年-256年)，字公明，平原(今山东德州平原县)人。三国时期曹魏术士。年八九岁，便喜仰观星辰。成人后，精通《周易》，善于卜筮、相术，习鸟语，相传每言辄中，出神入化。体性宽大，常以德报怨。正元初，为少府丞。北宋时被追封为平原子。

管辂是历史上著名的术士，被后世奉为卜卦观相的祖师。

成语是经过长期使用、提炼而形成的精粹的语言。它言简意赅，生动形象，比一般词语有着更强的表现力，而且富有深刻的思想内涵，简短精辟易记易用。一个成语代表一个故事或者典故，历来为人们所喜闻乐用。

在浩如烟海的成语中，“老生常谈”、“魂不守舍”|“要言不烦”、这三个成语的出处就是在三国时期平原人管辂的言谈话语中衍生出来的。

其一，老生常谈。出自《三国志·魏书·管辂传》。意谓老书生常讲的话，指没有新意的言论。比喻听惯听厌的话。

《三国志·魏书·管辂传》载：吏部尚书何晏请之，邓飏在晏许。晏谓辂曰：“闻君著爻神妙，试为作一卦，知位当至三公不？”又问：“连梦见青蝇数十头，来在鼻上，驱之不肯去，有何意故？”辂曰：“夫飞鸮，天下贱鸟，及其在林食椹，则怀我好音，况辂心非草木，敢不尽忠？昔元、凯之弼重华，宣慈惠和；周公之翼成王，坐而待旦，故能流光六合，万国咸宁。此乃履道休应。非卜筮之所明也。今君侯位重山岳，势若雷电，不怀德者鲜，畏威者众，殆非小心翼翼多福之仁。又鼻者艮，此天中之山，高而不危，所以长守贵也。今青蝇臭恶，而集之焉。位峻者颠，轻豪者亡，不可不思害盈之数，盛衰之期。是故山在地中曰谦，雷在天上曰壮。谦则裒多益寡，壮则非礼不履。未有损己而不光大，行非而不伤败。愿君侯上追文王六爻之旨，下思尼父《彖》、《象》之义，然后三公可决，青蝇可驱也。”飏曰：“此老生之常谭（谈）。”辂答曰：“夫老生者见不生，常谭（谈）者见不谭（谈）。”

其二，魂不守舍。亦作“魂不守宅”，出自《辂别传》。意谓灵魂离开了躯壳。形容精神恍惚不集中。

《辂别传》曰：舅夏大夫问辂：“前见何、邓之日，为已有凶气未也？”辂言：“与祸人共会，然后知神明交错；与吉人相近，又知圣贤求精之妙。夫邓之行步，则筋不束骨，脉不制肉，起立倾倚，若无手足，谓之鬼躁。何之视候，则魂不守宅，血不华色，精爽烟浮，容若槁木，谓之鬼幽。故鬼躁者为风所收，鬼幽者为火所烧，自然之符，不可以蔽也。”

其三，要言不烦。出自《管辂别传》。意谓说话扼要简明。

《辂别传》载：辂为何晏所请，果共论《易》九事，九事皆明。晏曰：“君论阴阳，此世无双。”时邓飏与晏共坐，飏言：“君见谓善《易》，而语初不及《易》中辞义，何故也？”辂寻声答之曰：“夫善《易》者不论《易》也。”晏含笑而赞之：“可谓要言不烦也”。

李志奎，男，1975年11月出生，山东省平原县人。现任平原县文化艺术中心（文化馆）馆员，传统文化爱好者。曾获“齐鲁文化之星”等荣誉称号。

本文内容由壹点号作者发布，不代表齐鲁壹点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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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卦观相祖师爷管辂留下的成语典故

文|李志奎曹宁宁

管辂是历史上著名的术士，被后世奉为卜卦观相的祖师。

在浩如烟海的成语中，“老生常谈”、“魂不守舍”|“要言不烦”、这三个成语的出处就是在三国时期平原人管辂的言谈话语中衍生出来的。

其一，老生常谈。出自《三国志·魏书·管辂传》。意谓老书生常讲的话，指没有新意的言论。比喻听惯听厌的话。

其二，魂不守舍。亦作“魂不守宅”，出自《辂别传》。意谓灵魂离开了躯壳。形容精神恍惚不集中。

其三，要言不烦。出自《管辂别传》。意谓说话扼要简明。

李志奎，男，1975年11月出生，山东省平原县人。现任平原县文化艺术中心（文化馆）馆员，传统文化爱好者。曾获“齐鲁文化之星”等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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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话“外号”

作者：刘梦钊、刘焕新

来源：乐亭文化研究会《读乐亭》杂志

题图来自网络，仅为配图

所谓外号，就是名字以外的称号，大凡都是外人所送，故称外号。外号也称绰号，诨号。外号不是人人都有，但是有人群的地方，有的人就有外号。

外号不仅现在有，古代也有，如果用源远流长来定位，古代是源，当今是流。古典名著《水浒传》中的一百零八条好汉，几乎人人都有一个绰号，如，及时雨（宋江），青面兽（杨志、）、黑旋风（李逵）、智多星（吴用）等；而当代，不管是小说，还是戏剧以外号出现的人物造型比比皆是，社会生活中的外号，也是一抓一大把。单就我县域内流行的外号，也称得起是生活上的奇葩。单就笔者知道的一些鸡零狗碎，娓娓道给读者。

外号，从词性上讲，分为三类，即褒义，贬义和中性。

褒义的外号是对某一个人的赞誉。

例1：过去，读书识字的人极少，而有一个人，读了几天书，却能给村里人写信，算账，人们送号“独一”。

例2：有一人进牌局，每玩必赢，人们称之“高手”。

例3：生产队期间，有一老者，德高望重，事事精明，人们称之“老精”。

例4：通用褒义外号：如，诸葛亮、韩信、老包、阿庆嫂······

所谓中性外号，即不褒，也不含贬损。

例1：茬子妈。茬子妈在旧社会是一个寡妇，无儿女，勤苦节俭，尤其到了秋天，靠拾柴为生，常向人们唠叨，这辈子有一个茬子这么大的儿子也好哇！人们叫他茬子妈，有叫有答。

例2：胡子，大胡子、小胡子。因为当今蓄胡子的人少了，故把胡子，大胡子、小胡子作为某些人的外号。

例3：老外。中国人对外国人的称呼。

例4：广播电台，小喇叭。是对某些爱传播一些“小道消息”的人的送号。

例5：老疙瘩。多送给某人家的小儿子。

贬义，即贬损，这类外号多于褒义和中性。

例1：花公鸡。是对某些拈花惹草男性的蔑称。

例2：骚狐狸。是送给不正经女人的

例3：二逼，傻帽、薯厮。是送给一些缺心眼的。

例4：秦桧，牛二、黄世仁、座山雕、蝴蝶迷等是送给不同负面人物的。

关于褒贬及中性词语（外号）的相互交叉。

例1：{mod}，过去是对大家女的称呼，属中性；现在众所周知{mod}一词成了卖淫女的代称。

例2：小鬼，小鬼和小鬼子，小鬼，是对小孩子的昵称，是褒义；小鬼，属鬼神的差使，属中性；小鬼子，是对侵华日军的蔑称，贬义。

例3：小二。过去是对饭店堂倌的又一称呼，虽是外号，没有贬义。

关于群体外号。所谓群体外号，就是多数人公用的外号。

警败类。原名警备队，日伪组织，因祸国殃民，送号警败类。

伙会儿。又名活会儿，国民党的地方武装，老百姓送名活会儿，活一会儿的意思。

二鬼子。给汉奸送的外号。

小三儿。对插足有妇家庭充当第三者女人的篾称。

老虎，苍蝇。对腐败分子，贪污犯的代称。

不是外号的外号：

例1：白毛女，是电影《白毛女》中喜儿的外号。

例2：有人乳名铁头，长大以后人们称其老铁，老铁就成了外号。

例3：对炸油条的因油条炸的好，送号油条哥。

例4：一位年轻小伙，托举一个从楼上欲掉下来的小孩，人们赞誉他，送号托举哥。

例5：人们对有很多楼房的男人，送号房叔；人们对有很多房的女人，送号房姐。

起外号的依据，形形色色，五花八门，大致有以下几点：

按相貌起的。一个外号尤如给一个人画了一张肖像，如长相好的，即褒义的，男性叫帅哥，美男子；女性叫西施，美人、天仙。如果是长得差，外号就多了。长得丑的，叫八万，猪八戒，猴孙子、孙猴子，哈巴狗；长得高大的，叫大洋马，大杨树，大手厮，旗杆料子；个头稍瘦的叫箭杆王，身体过瘦的叫瘦狗、瘦猴；身材矮的叫矬子、地蹦子、小球厮；长得胖的叫巴克夏（猪的名）、肥嘟噜；一脸黄瘦，病态，叫大烟鬼、色鬼；腿脚残的，叫拐拉厮、连疮腿；断臂的叫瘸胳臂；没头发的叫秃驴、灯泡；有眼疾的叫瞎妞、独眼龙、疤瘌眼、斜眼、蛇眼、豆眼、红眼等；耳朵长拴马桩的叫揪厮；眼睛大的叫大眼贼，逗出子(（即鼬鼠）：眼睛小的叫瞎混鼠；神情呆滞叫傻枣；天生嘴大，叫大嘴；说话吐字不清，叫大舌头、磕巴、结巴；脸上有胎记，叫记脸子，天生有雀斑，叫蝇子屎；脸长得又大又圆，叫老面儿（瓜名）；囟脑门前凸，叫本儿楼头；天生眼窝深，脸上又少肉，叫骷髅头；天生后脑勺外凸，叫梆子头，天生脸白头发黄，叫毛子，把头发早白的，叫白毛；天生兔唇的叫三瓣子嘴、豁子嘴；对走路三道湾的叫水蛇腰。

有按智商起外号的。智商高的叫人精、小诸葛、二诸葛、赛韩信；对一些奸诈之人，叫曹操、秦桧、穆仁智或叫坏水；说大话的叫吹通、牛逼将；对卜卦算命的叫大仙、大神；对没理也要占三分的叫邪神；对一些花说六哨言不由衷爱撒谎的叫嘌厮、嘌流；对蛮不讲理的叫硬横儿；对挑拨离间这叫黄鼬，或黄鼠狼子；对说打就打，说干就干的，叫张飞，或李逵；对点火就着的叫虎头；最怕树叶砸脑袋的叫怂包、软蛋；对一些炒尖卖快的人叫尖手；对一些不务正业，游手好闲，好吃懒做的叫二流子、无赖游、混混儿；对一些撒泼耍赖的悍妇叫母老虎；对一些尖酸刻薄，无理取闹的年少女人叫小辣椒、臭长虫；对占尖取巧，没人搭理的人，叫狗屎、臭虫。暗地里在领导面前打小报告的，叫特务、密探；对吃庄害户，横行乡里的叫蝎子尾巴、红根落藜、高草、地头蛇；貌似文质彬彬，暗地里是男盗女娼，叫笑面虎；老子不干好事，儿子又受其衣钵，叫胎里坏；对独霸一方的，叫霸王、土皇上、活阎王；对抢劫，杀人越货的，过去人们称之为胡子、海洋；对一些横草不摸竖草不拿，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如果生在财主人家就叫秧子，生在穷人家里，叫懒蛋；对花天酒地挥霍无度的财主秧子，人们叫家败，如果是老大，就叫大家败，老二叫二家败，以此类推：对一出生家境就败落的财主秧子，人们送号叫赶不上，如果是老大，叫大赶不上，老二叫二赶不上，以此类推：对混吃混喝的穷小子，叫剥皮穷酸；怕老婆的叫气管炎。处事小气的叫老抠、小抠、抠心鬼；往昔，妇女缠足，不缠的成了另类，外号叫大脚片，或大脚，当今缠足的接近退出历史舞台，几年前村里只剩下一位，人们呼之小脚。扭秧歌，不少男人专扮女装，年少的扮少女、少妇，年老的，扮老太婆，对一些演出成功者的男人，送号大丫头、大娘（nia）们儿、老蒯。演出者，很接受这些外号。

往昔对残疾人不该起的外号。这些外号往往以残连名如：拐五、瞎四儿、磕巴三、傻八厮、秃九头、张六指等。

有的外号，是对聪明才智的展现，如做事精明，人称小诸葛；有的人，算盘打得特精特快，人称铁算盘；有的女人能干肯干，不逊于男人，人们送号穆桂英，或杨排风。有的女人办事利落，能说会道，和睦邻里，人称阿庆嫂；对勤俭持家的，人称霸家虎，或捞钱的耙子。

外号的传承，即子承父号。父亲外号叫大废物，儿子叫小废物；父亲叫活阎王，儿子叫小鬼；父亲叫大下水，儿子叫小下水；父亲叫老虎，儿子叫虎头；父亲叫老榔头，儿子叫小榔头；父亲叫瘪三儿，儿子叫小瘪三儿。

幽默，诙谐的外号。某单位主任，姓李，是个秃子。其人做事讲原则，管理严格，惹人，有人给送外号李毛稀；有位女教师，个头矮，身高不足一米五，被调皮的学生送号根号二；有一基层干部，姓夏，说话毛楞，同事们送号吓一跳；一基层干部姓艾，对下属说话，三句话不投就发火，下属们送号爱有气儿；有一个人，名叫王耀武，与国民党某军首领王耀武同姓同名，因王某是解放战争的战犯，故给该人起名“战犯”。有一平头百姓的孩子，找算命先生为其算命，算命先生说，将来必成大器，家人追问，能做多大的官，先生说，天机不可泄露，其家人，兴奋异常，认为其子必做高官，有人给其子送号部长。

林林总总的外号故事，外号故事的是是非非，继续读：

解放前，某村有一人，爱跑秧歌，每跑秧歌，必扮“海洋”，海洋是什么玩意？海洋是抢男霸女，杀人放火的海盗，演出时，一开始表现的是穷凶恶极，收场时，被人们打得抱头鼠窜，因表演成功，人们送号《海洋》，没成想，官府抓捕海洋，这位外号叫海洋的被抓，多亏村里哥们儿，爷们儿到官家作证，说明是良民，才免遭祸端。

某村，有一人，生的是豹头环眼，满脸的络腮胡，说话又直来直往，人们送号张飞，正置“四清”运动，这个爽直的张飞外号，很受工作队头头青睐，该人出身贫农，在工作队的鼓动下，大胆揭发四不清干部，很快入党，又很快当上了半脱产的公社干部。

抗战时，鬼子抓民夫送粮。民夫中有一青年，天赋机灵，由他带头，轰着几大车粮食，左拐右拐，拉进了八路军的伏击圈，鬼子不但没得到粮食，还送了命。这年轻人一下子出了名，人们送号大忽悠，一晃十余年过去，当年的大忽悠，已成壮年大忽悠。时下是，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大忽悠是本地大队干部，正置春忙季节，上级让基层找肥源，有人说，废坑的土就是肥，上级连夜（当时，时常夜战）检查人们的积肥热潮，当时的检查团，各个都骑着自行车走马观花一走而过，大忽悠找了几个社员，在大坑里擂鼓喊口号，见检查团走远了，立马回家睡觉。四清时，有人揭发了大忽悠，说他忽悠上级，上纲上线到欺骗党，欺骗社会主义，幸亏头头内心里同情，让大忽悠做了检查，不了了之。

“文革”期间，一个在食品站杀猪的屠夫，因造反得势，升了验猪员，因拽猪腿逮猪是他的拿手活，人们送号猪腿。有一天，有一人来交猪，门卫指路，去办公室找老朱（猪），该人一进办公室，问那位是老朱？没人搭理，又连问几次，猪腿说，没姓朱的，无奈，返回门卫，门卫说，论年岁他是你的长辈，叫点啥。于是又返回办公室，恳求说，猪大爷，一看您就是验猪的，给我验了吧，猪腿窝火憋气，又不好撒，只好说了一句，验！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生产队期间，有一生产队长，擅权独断，压制民主，自认为统治手段高明，有人趋炎附势送号土皇上，本人也自鸣得意，见其人很接受这个宝号，索性有人顺水推舟，给其兄称“皇兄”，其妻子称“娘娘”，对其亲近者称“老公”，这样生产队，似乎就成了一个小小的独立王国。好景不长，“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相继开始，工作队进村，深入社员群众调查摸底，一听有土皇上，马上拍板认定问题性质的严重性，社会主义哪来的皇帝，于是发动群众“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经大会小会批判，土皇上队长，连带皇兄老婆等人，要不是认识态度好，险些转为敌我矛盾，成为专政对象。事后反省，要不是接受土皇上这个外号，哪能挨这么大整呢。

外号会引起乡邻之间的矛盾和纠纷，甚至有的小伙子找对象，大姑娘找婆家，因外号受到影响。某村有位姑娘，从小娇生惯养，很会在嫂子们面前耍刁，嫂子们取笑，叫她“蝎子尾巴”。后来外人也跟着叫，一下传遍全村，到了当婚论嫁的年龄，就因为这个可恶的外号，谈了几个对象，人家男方一考察，拉倒了。气得婆婆唉声叹气，抱怨几个儿媳，不该给小姑丫头叫这样的外号。

前面提到，外号有褒义，有中性，有贬义。姑且不说褒义和中性，单就贬义而言，贬义的外号，是对人格的羞辱，蔑视，是对精神文明的亵渎，我们要尊重人，要爱护人，尊严是自己的，，也是大家的，要创建一个良好的社会氛围。但是，对那些坏人，起个外号，也不为过。

写到这儿，读者会问，你在讲什么？答曰，闲话外号。

（作者：刘梦钊，中学退休教师；刘焕新，乡镇退休干部。）

太行“阿炳”

80多年来，左权县盲人宣传队成了“太行山里的文艺重步兵”，他们用流传千年的左权“开花调”唱着自己和山里人的故事。音乐学家田青称他们是“活着的阿炳”，作家唐师曾说他们的音乐“应该跪着听”
“问天问地问爹娘，活了这一辈，老天呀，我是甚模样?
走过了一村又一庄，拉起这胡琴来，老天呀，俺们整日里走四方。
云为盖的山为床，暑去寒来，老天呀，俺们走遍了太行。”
正如这首《问天问地问爹娘》歌曲中所唱，在层峦叠嶂的太行山上，有一支盲人队伍，他们背着行李，串成长串，抬头向天。队伍中的人一手抓着导盲棍，一手搭着前面人的背包或肩膀，脚尖颤巍巍试探之后，身体的重量才落下来。深一脚浅一脚，队伍蹒跚在山沟、小路上。行走，演唱，行走，演唱。一个村子，一个村子……寒来暑往，一年要走360多个村庄。
他们行走的时间不以年计，而几乎以世纪算。从“三皇崇拜”到张起“太行抗日救国盲人宣传队”大旗，他们一直背着行囊，为太行乡民歌唱至今。
80多年来，山西左权县盲人宣传队成了“太行山里的文艺重步兵”，他们用流传千年的左权“开花调”唱着自己和山里人的故事。音乐学家田青称他们是“活着的阿炳”，作家唐师曾说他们的音乐“应该跪着听”。
《谁说桃花红，谁说杏花白》
“谁说桃花红来谁说杏花白，瞎瞎地活了这辈辈啊，我可没看出来。
山路路你就开花，漫天天你就长，太阳开花是甚模样，这辈子难思量。”
两张桌子一拼，八个凳子一摆，八个盲人操弄起他们背来的乐器，“咙咚呛”的锣鼓声一响，村民们迅速围拢过来，抽着烟的，抱着娃的，“盲宣队来了，盲宣队来了。”
这是8月12日下午6时，山西省左权县五里堠村街口发生的一幕。锣鼓声毕，左权县“向天而歌”盲人宣传队的成员有的更换了乐器，他们每个人跟前几乎都有两三种乐器，拿在手里，绑在腿上，或放在手边。
演出开始后，反映抗击疫情的新曲目、传统曲目等一首首歌曲，以村民们熟悉的“开花调”旋律，在盲宣队队长刘红权、王树伟等人的口中涌出。
演唱时，除了王玉文把脸埋在双手捧着的笙上，盲宣队大部分队员的脸都朝着天，头部跟着旋律晃动，一下一下，干脆有力。他们似乎不管有没有观众，只唱给自己听，只在一曲终了，听到村民们的鼓掌和叫好声时才会回过神，咧开嘴笑。
刘红权唱完《谁说桃花红，谁说杏花白》后，气氛似乎达到了一个高潮，村里63岁的申淑萍自告奋勇，走到刘红权和王树伟身后，简单交流几句，音乐声又起了，在盲宣队的伴奏下，申淑萍唱了一首《二婶婶》。
接下来，几个农村妇女开始推搡一个穿红裙的女人，远处的男人们也跟着起哄，“上去，来一个。”50岁的王仲芳既想去又害羞，最后一摆手，也站到了申淑萍刚才的位置。王仲芳唱的是《有了心事慢慢来》，这是一首当地传统的情歌，王树伟和她对唱。王仲芳的声音响亮，调子很高，最后的一句合唱，王树伟破了声，大家哈哈大笑。
演出持续了近两个小时，刘红权连说了几句“完了，散了吧”，这一两百名五里堠村民才陆续散开。
晚上，同事徐伟请盲宣队员们吃饭，中间的几个小插曲让记者意识到这群“没眼人”嘻嘻哈哈、互相打趣，看似豁达背后的艰辛。
吃饭时选了一张大桌子，他们互相拉扯着一个挨一个坐到了座位上。点菜时，刘红权说“一个人点一个”，结果8个人就点出来两个菜，一个是山西最常见的“过油肉”，一个是“凉拌莜面”。“给啥吃啥，谁能叫得出菜的名字呢。”68岁的药成江说。
好在晚上一起吃饭的还有五里堠村的会计，不然又闹出后悔的笑话。等上菜的工夫，他来了，看了一眼说，换座位。盲宣队的8个人按隔一人坐一人的方式分开。
“他们挨着，吃不上饭。”那名会计说完，把大家分散安插在他们中间，负责给他们夹菜，随后他又把这八个人面前的小碟子拿走，一个人发给一个大碗，“有什么菜都给他们夹到碗里。”
《红都炮台》
“红都呀炮台修哩牢，四围呀围墙，同胞呀，两丈多高。
英勇的八路军坚决往前冲，架云梯过围墙，攻在炮台根。
……
六月二十三天明四点半，红都呀炮台完了蛋。”
这首《红都炮台》是盲宣队唱了近80年的歌。“红都炮台”是日本人修建在太行山上的一个著名炮台，这首歌就是八路军摧毁炮台后当地百姓表达喜悦而唱出来的心声。
1937年全面抗战以后，八路军北上抗日开辟根据地。三个师分别控制吕梁、五台、太行诸山脉，作为开展华北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坚持长期斗争的战略基地。
太行山中部的左权县原名辽县，东汉始置辽山县，宋置辽州。“太行八陉，山西锁钥”，意思是八百里太行山，只有八个出山的交通要道，成为打开山西的钥匙。左权县境内的辽河(今浊漳河)与太行山呈“十字”状，成为古“太行八陉”之一。
八路军一二九师挺进太行山中南部之后，开辟了晋冀鲁豫抗日革命根据地。1940年开始，八路军总部、一二九师师部，中共中央北方局、野战政治部、后勤部、《新华日报》社等150多个党政军机构，在左权麻田驻扎了长达五年之久。八路军总部曾在陕西、山西、河北的80多个村庄驻扎过，在麻田时间最长。
左权县史志研究室主任张俊平说，左权县当时有两个政权，一个是位于北部今县城所在地的日伪政权，一个在南部麻田的八路军政权，两者相距50公里。麻田除被称为“小延安”之外，还被称为“小江南”，这里是太行山中的一个小盆地，气温较高，且是富水区，左权县有大大小小2000多条河流。独特的自然条件和群众基础决定，适宜总部机关驻扎。记者在麻田镇看到，当地村庄现在还有莲藕种植基地、水稻种植基地等。
1942年5月，日军大扫荡期间，为掩护总部机关转移，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将军牺牲于此，为纪念左权将军，辽县在当年9月更县名为左权县。
左权县原副县长、左权历史研究者王占文说，抗战时期，八路军团结并发动一切可以发动的力量，在这种背景下，1938年成立了盲人宣传队，成为八路军领导下的一个“特殊工种”。
“在此之前，据我们的师傅们口耳相传，太行山上的盲人和各地的盲人一样，算卦、卖唱、‘坐门墩’，在财主家门口唱曲、唱吉利话，赏碗饭吃，或领些赏赐的钱、小米等东西。”刘红权说。
据学者刘洪庆考证，在旧社会，盲人的“行会组织”为“三皇会”。那个年代，凡是游走在太行山上依托说书、算命而生存的盲人，必须参加“三皇会”，不参加就不允许卖艺、算卦。加入这样的组织，需要缴纳一定数量的银钱，“会首”也称“瞎官”，将这笔钱放贷出去，来年收回的利息，就够组织一年一度的集会活动。
“三皇会”以州为单位，如沁州的沁县、武乡、沁源为一个组织，每年农历五月初五聚会，辽州的辽县、和顺、榆社为一个组织，每年农历九月初九组织聚会。《左权文化志》称:“‘三皇会’行‘会考、审案、说书’诸项活动，是盲艺人交流、竞赛的盛会，也处理盲人违纪行为，约束、规范艺人行止、言论。”
1938年，太行抗日民主政府将民间盲艺人组成盲人宣传队，1938年有3人，到1940年发展到11人，1943年发展到45人，分4个小队活动。他们以艺人身份为掩护，出入于敌占城乡，甚至炮楼、营房，借唱书和卜卦之名，宣传抗日，特别是在瓦解伪军方面有较大贡献。这一时期的曲目有《男十大劝》《女十大劝》《伪军十大恓惶》等，在根据地演出的书目有《红都炮台》《人民子弟兵》《拥护八路军》《左权将军》等。
但是盲宣队并没有进入革命队伍的正式序列，抗战胜利后他们依旧是流浪的民间艺人，是文化部门领导的一支编外队伍，宣传党和国家的政策。“太行抗日救国盲人宣传队”改名成“左权县盲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他们又演唱《歌唱互助组》《合作社》《反腐败》《打假冒商品》《左权十大变》《退耕还林》《抗击疫情》等。
《光棍苦》
“正月里梅花开，花开人人爱，光棍有心采一枝，拿回家没人爱。
二月里刮春风，光棍没人好伤心，衣服上破的都是窟窿窿，还得光棍去求人给缝，光棍有心不去求人缝，春风吹得腰腿痛。
……
十二月一年了，大小人说过年好，案板上家家响得叮叮当当，家家剁肉都吃饺子，有老婆的人家吃饺饺，光棍吃的面条条。”
这首传统的琴书《光棍苦》是盲艺人在唱自己。盲宣队没有来自国家财政的生活保障，他们靠农村市场养活自己，一旦离开队伍，就无法生存。
今年68岁的王玉文是目前盲宣队最早加入的一名队员，王玉文出生在左权县边上一个叫独兰凹的村庄，14岁坏了眼，18岁放羊就瞧不见羊了。1975年，王玉文跟上了盲宣队。
在左权的300多个村庄和各个单位游走演出，是盲宣队的谋生手段。刘红权说，每年正月二十六，队员们在县城集中起来，文化局编排节目集中培训半个月，随后分成两个队，开始下乡，一支队伍负责县城南半部，一支负责北半部。一年走三回，一回两三个月。
“正月里走了，到三四月回来，把冬棉袄换成薄衣服，再下去，八九月回来，穿上冬衣，再下去。转上一圈，就是一年。”刘红权说，去的时候隔一个村子演唱一次，回来的时候把剩下的补上。到了村里演出完吃“派饭”，一家负责一个盲人，所以每个人吃的饭都不一样。村里人家住的地方多就安排在人家里住，没有住处就把教室里的桌子拼起来，当床，“桌子、椅子、凳子都睡过。”
王玉文说，盲宣队下乡就靠着两条腿走，有点视力的在前面领着，其他人搭着前面人的背包。每个人身上都背着几十斤重的包，里面有铺盖、衣服、鞋子、毛巾等日常用品，还有与他们相依为命的乐器。他们不带碗筷，但是带尿壶，晚上起夜不方便。
“有时候一天走20多里，刚开始走时腿疼、肩也疼，后来就习惯了。”1995年加入盲宣队的刘红权一走走了20年。太行山崎岖不平，有的地方甚至没有路，盲人行走难度可想而知。没有路，没有桥，盲宣队最害怕的是下雨下雪，陈玉文如今还对刚进队时的一次过河心有余悸。刚下完雨的太行山里河水暴涨，“衣服都脱干净，两个村民架着一个个盲人蹚水，水到了胸口，脚下够不着底。”陈玉文吓个半死，怕被冲走。
从1938年至今，盲宣队多的时候有40多名成员，现在还有八个人。这中间，五个人还能看见点光，三个人彻底失去光感，陷入无边黑暗。
八个人中，一共有三个人结过婚，目前只有两个人有妻子。
50岁的刘双明曾结过婚，30岁那年害了场眼病，视神经萎缩了，此后再没看见过东西，包括太阳。看不到太阳是盲人的底线，就是说对光没有了感觉。两年后，妻子和刘双明离了婚，把几岁的女儿留给了他。上有老下有小的刘双明哭着把女儿丢给老母亲，离开距县城130多里路的车谷村，参加了盲宣队。“上有老，下有小，总得有个收入吧。”刘双明说。
资深记者南香红在2003年采访完刘双明时写道:刘双明的悲苦是刀刻在脸上的，什么时候也丢不掉。他总是默默地坐着，一双完好但没有光泽的眼睛看着前方，好像那眼睛里随时有眼泪流下来。“不习惯，不习惯。”刚入盲宣队一年的刘双明头上顶着一个大包，是撞出来的，导盲棍在他手里还不灵巧，走哪儿撞哪儿。
每年盲宣队结束放假，在县城集合时，刘双明天不亮就得起床，从村里出发摸索走五里地，坐上班车，再用大半天时间才能到县城。在县城，他在一个戏台里住了七八年。
这是一个废弃的戏台子。从1990年开始，盲宣队发现了这个无人问津的地方，把后台修了修，改造成一个小院子和几间破房子，一个房间里挤上七八个人，就算是盲宣队在县城落脚的地方。
事实上，参加盲宣队也并不容易。刘双明打了两年梆子，学了二胡，又学笙，在2005年以后才有了收入。“盲宣队实行工分制，按演出贡献分配，刚来的两年，还是学徒，队里可怜我，才额外给点钱。”刘双明说。
队长刘红权直到父亲去世，才得以加入盲宣队。患有先天性小眼球和小角膜症状的刘红权是遗传，他的母亲是个盲人，17岁时嫁个40岁还没讨上老婆的工人。生下的四个儿子中有三个睁开了眼。
与盲宣队其他成员来说，在太行山盲人宣传的唢呐声里长大的刘红权是幸运的。家里供他在太原读完了盲校，并学了健康按摩。毕业后在一家浴池工作的刘红权感到压抑，在浴池里拉二胡，老板说“这不对”。但是刘红权的父亲坚决不同意他参加盲宣队，认为那样太苦，哪怕刘红权托盲宣队老队员到家里求过几次情也不管用。直到1995年父亲去世，刘红权终于返回了大山。“大山里自由，唱起来快乐。”刘红权说。
《上辈子，下辈子》
“梁柱子那个花开，撑起一间间房，下辈子好歹睁开眼，把这恩报偿。
太行山那个开花，走也走不到头，下辈子好歹睁开眼，看看这圪梁和沟。”
太行山盲艺人唱的这首《上辈子，下辈子》，叫作左权县盲艺人琴书调，又叫左权盲人调。盲人演唱的曲调，吸收外地传来的数来宝、莲花落、琴书、鼓书各种艺术形式，结合左权县本地民歌曲调，逐渐形成一种本地盲人演唱的独特曲调和形式。
左权盲艺人技艺依靠师徒口耳传承，一方面坚持按原来的曲调与乐器，另一方面坚持用方言，原汁原味地传承。
传承千年的左权民歌曾分为大腔、杂曲、小调三种形式，近年“开花调”被外界熟知，逐渐走出太行，走向国际，成为山西民歌的重要代表。左权“开花调”是小调的一种，属“山歌体”，因唱词精巧新颖，以“开花”为比兴，故称“开花调”。
“太行山民因为生活艰苦，看不到光明，每年开花时看到希望，所以开花调以花开为媒，都是很短的上下句。”王占文说，生活的现实让他们悲哀、委婉、低沉，这不同于陕北民歌“信天游”，“信天游”唱起来豪放、舒展。
王占文说，左权民歌代表作《桃花红，杏花白》就是如此，最开始是妇女们一边干针线等手边活，一边顺口倾诉的悄悄话。
“太行山上的盲人不会算卦，吕梁山、外省等地的盲人现在有的依然以算卦谋生。”刘洪庆说，这是因为太行山盲艺人对传统词曲的演艺传承。
王占文认为，“开花调”有两次发展的重要机会，一次是抗战时期“由民间走向了社会”。包括盲宣队、抗日军民演唱的革命歌曲等，都是群众爱唱的民歌小调等旧曲填上新词，大力推广，成为振奋民族精神的战歌。王占文近年研究梳理出150多首抗战民歌。“这中间的许多歌曲，盲宣队一直演唱至今，对‘开花调’走向新中国人民的生活舞台，做出了巨大贡献。”
刘洪庆也表示，左权抗日盲宣队的经验曾在整个太行革命区推广，武乡、襄垣、沁县等地都成立了盲宣队，抗战催生了盲宣队从边缘走向主流，从“娱乐民间”走向“图解政策”，抗战胜利后的几十年也是如此。
第二次飞跃发生在近两年，当地加大了对左权民歌的传承和弘扬力度，连续举办左权民歌汇等活动，促进左权民歌走出太行山，走向全国、走向国际舞台。“有20多支民歌被全国人民熟知，部分甚至成为影视剧的主题曲，一批演唱民歌的艺人形成了梯队。”王占文说。
“如今山西民歌最有名的是左权民歌和河曲民歌，河曲民歌讲究创新，左权民歌则坚持传统。”刘洪庆说。继左权民歌红色歌舞剧《太行奶娘》之后，当地正根据盲宣队的故事，紧锣密鼓拍摄新的剧目《向天而歌》。
《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
“幸福的花儿心中开放，爱情的歌儿随风飘荡，我们的心儿飞向远方。
憧憬那美好的革命理想，亲爱的人携手前进，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
这首为央视某节目演出而改编的“开花调”版《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如今也是盲宣队表演的高频曲目。首次演出时，坐在台下的原唱、歌唱家于淑珍当场流泪。
进入21世纪以来的十多年，也是太行山“阿炳”们迎来新生活的十多年。他们会感激三个人，分别是田青、亚妮和刘红庆。
2003年8月，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学家田青在太行山上发现左权盲人宣传队的演唱，被感动得热泪滂沱，写出《阿炳还活着》一文，在《人民日报》等媒体上发表，引起轰动。之后田青将盲艺人带到北京多地巡演，这群隐没于太行山中的“阿炳”，引发音乐“原生态风暴”。浙江电视台的主持人亚妮则持续十年拍摄记录他们的生活，将他们的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刘红庆是刘红权的哥哥，通过采访、写作，一直致力于推广太行山盲艺人的故事。
左权盲宣队每年在山里游走，也开始走向山外，他们参加电视节目，参加比赛，甚至参加邀请演出。“京广线上的大城市，除了郑州，基本上都去过了。”刘红权说。
左权县城中心的一个小院子，成了他们的工作室，挂了非遗的牌子，还成立了“刘红权民间音乐传习所”。这里原来是左权县一个局的办公室，有十多间平房，院子里有独立的厨房、卫生间和洗澡的地方。刘红权平常也住在这里。其他人晚上则要回自己家。他们八个人，除了刘红权，每个人都有一套廉租房。
刘双明在2010年搬进一套52平方米的廉租房，在一楼，盲宣队的队员大部分分布在他周围单元的一楼。“2005年以后，生活条件逐渐变好，一年能挣几千元，现在每年下乡能挣一万多元。”刘双明说，廉租房的开支是每年1130元，他享受着低保、一级残疾补贴、免费居民医保，每年的社保缴纳自己掏少部分，盲宣队承担大部分。
在家里，刘双明能摸索着自己做饭。前些年，她的女儿大部分时间在外打工，一个人生活的刘双明需要自己买菜做饭。“小区就有菜店，焖点米，和点面压个面条，随便炒个菜，也就应付过去了。”刘双明说，2017年底女儿结了婚，有了孩子，女婿在县城工作，现在一家四口一起生活，日子有滋有味。
盲宣队最年轻的队员是44岁的李彦红，从2015年加入后就没走路下过乡。“五六年前，下乡就换成了坐车，原本需要一年时间转遍的村子，现在只需要几个月。”李彦红说，现在路变好了，村子也少了，但是每年还是得转一遍。
今年48岁的王树伟，2015年和在盲宣队为他们做饭的赵冬梅结了婚。这个患有先天性白内障的男人，曾是队里的帅哥，王树伟说他们是自由恋爱。
1953年出生、20岁上被雷管将左手和右眼炸没的王玉忠，30多岁时娶了带着一儿一女的女人。现在，大女儿出嫁了，儿子读完大学成了家，亲生的小女儿正在读研究生。
1952年出生的药成江到现在仍然过得像个孩子，相依为命的老母亲虽然90多岁了，每天还给他做饭，不让他进厨房，嫌他不干净，嫌他看不见。“快70了，还有娘嘞，幸福哇。”药成江笑起来，眼睛只剩两条缝。
“从《谁说桃花红，谁说杏花白》唱到《桃花不再红，杏花不再白》，现在还是《桃花红，杏花白》。”刘红权说，他们这批盲哥们儿，惜福、知足。(记者孙亮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