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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时期的“土豪”与“游士”：相生即相克，同是宦游人
北洋大时代道德篇（三百四十二）：日月笼中鸟，乾坤水上萍。
从春秋战国到晚清，读书人不是依附于王权入仕，就是投靠世家大族，成为名士清客。随着清末科举的废除，再加上宗法家族与皇权的崩解，意味着士大夫群体面临着春秋战国之后的第二度解体，读书人再次流落到，成为自由流动资源，也分化为两部分： 一部分是“土豪”，另一部分是“游士”。“土豪”是逊清遗留下来的旧士绅群体，他们是晚期鼎新的产物。民国五年之后，一代强人袁氏猝崩，南北对峙，中枢式微，“土豪”们往上发展无望，乃沉淀于各省地盘，延续晚清宦海的传统，致力于地方温和的保守做派，通过自给自足，俨然诸侯。“游士”是北洋之后诞生的新读书人。
最早所出现的“游士”，乃是清朝的编内“洋务派”周围的王韬、郑观应等人，他们因各种原因没有机会走入传统仕途，于是在编外当买办以民间的身份发出声音，推动变垂暮的大清鼎新。其后的“游士”是边缘士大夫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以布衣书生的身份“公车上书”，作为无所依傍的新一代“游士”，他们早在民国八年就已登上舞台，晚到民国十四年，方才是坐稳交椅，倒是老头子死后军阀混战的北洋十年，却是一个“土豪”当道的天下。所谓“土豪”，就是中枢式微之后所形成的地方豪强。“土豪”出身于清朝所开创的各种军事学堂、专业学校，有着学堂一代人，独有的特色： 不中不西、又土又洋，有现代的富强意识，但缺乏全面的新知识。
他们与上一代有功名的士大夫如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相比，儒家义理业已淡出，德性所剩无几。清末民初的乱世之际，整个社会氛围重才甚于重德，“土豪”这种一代精英，就是以自己纵横捭阖、灵活多变的实用主义混迹于世获得权柄。他们在一场地方对中枢的叫板中浮出，根基都在地方，已然不复为精英，转而沉淀于地方，成为各省的“土豪”。例如已经没有多少时间和空间，给地方开明军阀和温和的士绅闭省自守，一省一地有此可能，阎锡山执掌山西三十多年，鸡蛋上跳舞，左腾右挪，将山西治理成一个“模范省”，而湖南的赵恒锡、广东的陈炯明就没有类似的好福气，都在宦海游戏中翻了船。
较之机会，更重要的是风向变了，同时宦游人的土豪与游士，时代已经不再属于旧绅士的“土豪”，而是属于新知识与新观念武装起来的“游士”。皖系军阀之溃败，除了直系军阀的拆台，还有一无金钱，二无军队的“游士”之攻击，其背后有南方诸公和直系军阀明里暗里的支持，但毕竟新一代的“游士”压倒了垂垂老矣的“土豪”，造就了新的时势，这一切不仅是时代的选择，更是历史的宿命。
参考资料：《菜根谭》、《清末民初地方与国家之间的士大夫精英》、《晚清的绅士与绅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