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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回纥、花门与回回辨析——兼论回族族源问题

丁明俊/文

摘 要：唐中期“安史之乱”爆发，唐朝三次借用回纥、大食兵戡乱。战事结束后参与平乱的回纥兵大多留驻内地，在唐以后文人诗作、地方文献资料中被称为“花门”。历史演变中“花门”所蕴含的族群边界也在不断变动，唐代大多情况下指留居内地的回纥，元代也包含回回，至清代又指向陕、甘回民与新疆回部。从回纥、花门、回回名称转换中，可以窥见历史上民族迁徙交融的动态镜像。

关键词：回纥、花门、回回

1 回族族源是多元的，回族不是由某一部族或历史上某一单一民族发展演变形成。从一些回族家谱、地方志书、历史资料记载看，回族族源中即有今天的汉、蒙、藏等民族，也包括历史上入驻中原的周边少数民族，是国内民族与外来民族在中华大地交往、交流、交融而形成的一个民族。本文试就回纥、大食兵助唐平定“安史之乱”，留居内地，被称为“花门”，其中一部分逐渐演变为回回，成为历史上最早、规模较大的回族族源之一支做一探讨。

学术界关于“回回”一词起源与演变，从清代钱大昕、李光廷、丁谦，到近现代的陈垣、白寿彝、杨志玖等诸位先生均进行过探讨，大多数学者认为“回回”一词源于回纥、回鹘音转，所依据为明末清初顾炎武在《日知录》卷二十九《吐蕃回纥》条中记载“唐之回纥即今之回回是也……其曰回回者，亦回鹘之声转也”[1]。杨志玖先生认为“这是第一个提出回回为回鹘转声的人，以后大多数学者对此都无异议。但除了转声说外，是否还有其他意义，或者说除了音近而转以外，它还有无他原因”[2]。清代学者刘智对“回回”名称起源也产生疑惑，“清真教人，天方本称穆民、穆士……，而此地称之为‘回回’，不知其从何起意？”[3]。

对回回为回纥音转说得到大部分学者认同，但仍存疑惑，也有学者提出否定意见，认为“回回为回鹘的音转说乃是持之无据的一种假说，而这种假说本身也很难让人信服”[4]。

清代陕西地方志书及一些历史记述中有将陕甘回民称为“花门”的记载。如左宗棠同治九年《收抚回民安插耕垦片》中称“以陕回人数计之，从前无事时，散处各州县，丁奚啻数十万，现计除西安城中土著两三万外，余则尽族西行，陕西别无花门遗种”[5]，在同治十二年《安插肃州老弱回民片》奏折称：“肃州土客逆回已办结，现在肃州实无一回孱杂，其甘州、凉州各回死亡殆尽，亦无遗种，从此关内外花门勾结当无虞”[6]。表明丝绸之路重镇张掖、武威也曾是回回人聚居地。清光绪六年，余澍畴著《秦陇回务纪略》记载：“旧传陕甘回民系唐郭汾阳（郭子仪）借大食兵克复两京后留居东土者，迄今千余年。陕则民七回三，甘则民三回七。明永乐中，徙实江淮。由是花门族类，几遍天下”[7]。说明明代居住在西北陕西、甘肃、宁夏等地被称为“花门”的回回进行过一次大移民，迁徙到江淮及云贵高原等地。杨毓秀也认为“回纥自唐平安史之乱，留驻内地，种类蔓延四域，实肇事关辅，受土纳赋，兴科目，登仕版，朝廷一视同仁，与编民无异。”并说“陕西大荔、渭南之回，世居渭北沙苑”[8]。

陕西大荔县沙苑正是回纥叶护助唐平定“安史之乱”后，经唐肃宗同意三千回纥兵马驻留之地。

1937年撰修合编《大荔县志稿》《续修大荔县旧志存稿》《大荔县新志存稿》对陕西回族源流及花门均有记载，如《旧志存稿》卷四记载：“县西南滨沙一带，昔年回汉杂处，汉尊孔教。回自唐安史后安插此处，洎后千有余年，守其教不变”，“唐肃宗许回纥留沙苑，杜工部留花门诗”记载。县志收录前人的碑记、诗作中时有将回民称花门。《续修大荔县志存稿》收录一首清末文人诗作《羌白道中》：“沙苑飞燐埋白骨，花门妖梦破黄粱”[9]。1949年《重修华县志稿》称：“回教，唐中叶回鹘来长安者，或留居沙苑，卵翼生息，漫延吾华秦家滩一带，遂为回教窟穴”。《朝邑县乡土志》也有“大荔花门变起”记载；成书于1898年的《庆防纪略》称同治回民反清运动为“花门之变”；1943年修篡《米脂县志》有“花门遗孽逞凶恶”；成书同治十年的《池阳吟草》是一部记载同治陕西三原县回民反清运动的诗集，诗中多次以“花门”代称回民。

左宗棠及在陕西任职的官员、文人，包括地方志书记载，俱认为陕西回民源于唐朝平定“安史之乱”留居的回纥后裔，曾一度被称为“花门”。而“花门”属于“他称”，并没有被回民所接受或用于本民族自称，只限于汉族知识阶层或官员对陕西回民源于唐代回纥的历史记忆。

20世纪50年代著名民族学家马长寿教授一行在陕、甘等地调研时也注意到陕西回民源自回纥的问题，还引用杜甫《沙苑行》《留花门》以及《唐六典》《水经注》等文献对沙苑地理地貌的记载。马长寿先生认为“大荔新旧志、陕西古老传说皆言，近代沙苑回族即唐代沙苑之回纥。关于回回是否回纥的问题，清初顾炎武主张二者是相同的，但钱大昕主张二者非一。回回的来源，以我的看法，是多元的。其祖源有来自大食，有的来自波斯，有的来自中亚各国，其中一部分，尤其是同州沙苑部分，可能是从前的回纥”[10]。随同马长寿先生调查的课题组成员王宗维在陕西临潼县调研时收集到一首民间流传口歌：“郭子仪征回纥威名大显，你不该把回纥带回营盘，将回纥安置在渭河两岸，心里想渭河将他冲散。谁料想后来生息万千，事至此怨古人也是枉然”[11]。这首流行于民间口歌反映了唐代回纥能在渭河两岸安家居住与郭子仪有很大关系。

随蒙古军西征返回内地的畏兀人，也有其祖先曾参与过助唐平叛的回纥人后裔，如元代《常山贞石志》记载“哈珊，畏兀人，世王高昌。在唐为回鹘，禄山之灭，史存功载”。哈珊为元代穆斯林常用名，曾任元甘肃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其家族多人在元朝各地供职[12]。合剌普华，高昌人，其先祖助讨安禄山，被封为忠武王。可见元代进入内地的畏兀人有奉伊斯兰教，也有奉佛教或其他宗教者。

南宋人周密在《癸辛杂识》称：“今回回皆以中原为家，江南尤多”[13]，说明蒙古军西征、大量回回人东来之前，中原、江南杭州一带已经居住一定数量的回回人。他们是以什么样途径进入中原、江南？是唐宋时期“蕃客”侨民后裔，还是与唐代回纥、大食有关？福建泉州白崎郭氏回族保存有明正统元年（1436）篡修的家谱，其家谱、口碑世代相传为唐代参与平定安史之乱的汾阳忠武王郭子仪的后裔，有“派衍汾阳”的记载。陈埭丁氏家族明代修纂的族谱也记载“家世洛阳”，“丁氏之先，自洛入闽”[14]。洛阳为唐东京，曾经是回纥、西域联军与叛军争夺的重镇，平叛以后洛阳有一定数量回纥、大食兵留驻。因此陈埭丁氏与白崎郭氏家族族源似乎与唐安史之乱及回纥或大食驻兵有关系。广西回族《傅氏宗谱》记载其先祖唐代“征服安禄山后留驻中国，代远年湮，无从稽考”。云南《昭通陕西马家谱序》称“起祖原籍西域居住，因唐朝外藩未宁，内宫不安，四季反常，五谷歉收而人心惶惶。某夜唐王梦见回回进宫与他交谈，并献安邦治国之策……，经西域国王派遣葛师随同使者，来到中国陕西省长安城，俗云‘三千换八百’之故事也。此后回民即驻中国协助太宗，平定四方叛乱”。云南《昭通米氏家谱序》“祖籍西域，自唐奉命来于中国，命居陕西，世代相传”，《昭通锁氏家谱总序》称其先祖“与众族移来东土，先祖驻陕西长安门内，受唐主钦赐封参将世职，后又派往固原州柳树巷。”《昭通下坝马氏族谱序》“溯绝我族由来，原居西域国，……时唐贞观元年，因感悟，遣钦差石唐大臣旨西域国，延请贵圣驾下葛思巴巴来中国，随东来者，盖三千焉，敕奉安居于陕西西安府长安县”[15]。宁夏海原县关桥乡李姓回民传说，祖上是西域人，唐朝发生安史之乱，奉命援唐，平定之后有功，唐王赐姓李，并赐居长安仓门口。后来人口增加，分户居住在长安柳树巷，继迁到海原县关桥乡的唐朝堡，因地得名“柳树巷李家”，或称“唐朝堡李家”[16]。

如果仔细搜寻，回族家谱或民间口碑资料将自己家族渊源追溯到唐借大食、回纥兵平定安史之乱的应该还有很多，叙述中涉及时间、缘由不尽统一、准确，且大多为民间传说，很少被史家重视或采纳。也有学者认为“（回族）穆斯林之间的传颂，一般来说是严肃认真的，只是由于年代久长，某些细节或有失真之处，在所难免，不过大体而言，与事实相去不会太远”[17]。以上所提到的几种回族家谱具认为他们来源于西域，似乎与大食或九姓胡居住地域关系更密切一些。

回民将先祖追溯到回纥的家谱或资料相对比较少，民国期间留学埃及爱资哈尔大学的定中明先生，据资料记载“先祖为回纥人，因平定安史之乱，有功国家，蒙赐‘定’字为姓。初居长安，后迁湖北沔阳，再迁湖南常德，乃定居”[18]。另外银川有一座明代回纥礼拜寺遗址，据明代纂修的《宁夏志》记载，银川“回纥礼拜寺，永乐间，御马少监者哈孙所建”[19]。不过“回纥”一词在明代史书中已经很少出现，不大可能再用“回纥”命名一座礼拜寺，这座礼拜寺很有可能是在明以前遗址重建。

位于银川市解放东街的明代回纥礼拜寺

回民也有追认回纥叶护为先祖的个案，如道光元年（1821）曾任广东兴宁县典史的陕西长安回民马振蕃在回故里探亲之际，立有《唐忠义王叶护碑记》。

西安回坊营里寺《唐忠义王叶护碑记》

碑文记载：“今其墓在长安城南五里许，人皆呼为叶护冢；而年湮代远，鲜知其实，樵夫牧竖或过而践之，余心恻焉！窃以为若忠义王者，亦可谓能御大灾，捍大患者矣。”这里的忠义王叶护，正是第一次助唐平定“安史之乱”的回纥首领。

营里寺《捐置祀田追远忠义王暨合族冢墓碑记》

同时马振蕃还撰写《捐置祀田追远忠义王暨合族冢墓碑记》，“吾马氏一脉绵延不绝，皆发祥于此！今合族各承保艾，幸先灵不嗟馁，而则福庇于后者将无穷矣！汝其谨志之，弗忘嗣后。”马振蕃捐置坟田十二亩，“以充诵经之费”[20]，逢每年斋月请教职人员在叶护墓地举行诵经活动。也有学者考证，此墓为叶护衣冠冢，但认为此碑对回族族源、民族心理认同及“回回”一词来源很有意义[21]。

从民俗角度看，南宋杭州回回人保留了回纥人的习俗。杜甫在安禄山犯长安几个月后，于天宝十五年（756）作《哀王孙》，其中有一句“花门剺面请雪耻，慎勿出口他人狙”。“剺面”是古代回纥、粟特、突厥及北方游牧民族一种丧葬习俗，[22] 即在悼念逝者时，用刀划面部以示哀痛。这里“花门”显然指回纥兵看到长安百姓及王公贵族生灵涂炭，表示全力助唐平叛的场景。南宋人周密《癸辛杂识》“回回送终”条在描写杭州回回人葬礼时写道：“回回之俗，凡死者专有浴尸之人……直方殂之际，眷属皆剺面，捽披其发，毁其衣襟，躃踊号泣，震动远近”[23]。用小字解释“辛卯春，于瞰碧目击其事”，根据周密生卒年推断，辛卯年应该的1291年元朝时期，是作者亲眼所见。说明南宋末元初杭州回回人也有剺面习俗。

历经元明，至清代随着民族迁徙流动及各民族之间交融的进一步深化，文化相近且宗教信仰相同的其他族群加入回回人中，或被认为是同一族类，据清末《甘肃新通志》记载：“今之回回即古回鹘、畏吾儿、回回三种人也。……明嘉靖间，徙哈密之畏兀儿、哈喇回、白帽回入于肃州城东是也。是三种人者，古则类别区分，今则混而一矣。盖错处久而性情洽，衣服同而气类化，奉教一而形式亦易合。居内地者盖称回回，即在塞外者亦不过缠头回、汉装回而已。其回回、回鹘、畏兀，莫能辨也”[24]。随着回回、回鹘、畏兀等群体迁徙流动，居住地域、外部人文环境的变迁，人们对这个群体的认知也随之发生改变。元明清时期回回人所呈现的族群多样、文化多元、相貌差异性，随着不断迁徙、交融而逐渐趋于相近，也就是说历史上的回回与今天的回族概念并不完全吻合。

天宝十五年爆发的安史之乱，是唐朝由盛向衰的转折点，叛乱前后持续8年时间，唐朝三次借用回纥、大食兵平乱。这些回纥、大食兵助唐平叛结束以后，据史料记载大部分驻留在内地。

755年底安禄山反叛，占领河北等地，次年6月攻陷长安，8月新皇帝肃宗在宁夏灵武继位。756年回纥可汗及吐蕃赞普相继遣使来唐，愿意提供援助，平定叛乱。756年7月，马嵬坡兵变时，唐玄宗对肃宗说：“汝勉之，勿以吾为念。西北诸胡吾抚之素厚，汝必得其用”[25]。唐肃宗派人到西域各国求助并对参与平叛的非唐嫡系友军许与重奖。757年，由回纥、大食和拔汗那（中亚费尔干纳一小国）组成的胡蕃军队及安西四镇唐军到达凤翔。[26]“郭子仪以回纥兵精，劝上益征其兵以击贼。怀仁可汗遣其子叶护及将军帝德等将精兵四千余人来至凤翔；上引见叶护，宴劳赐赉，惟其所欲。丁亥，元帅广平王俶将朔方等军及回纥、西域之众十五万，号二十万，发凤翔”。至德二载（757）九月“丁亥，元帅广平王统朔方、安西、回纥、南蛮、大食之众二十万东向讨贼”[27]。

757年9月西域联合军至长安，与叛军首次交战获胜，“李嗣业又与回纥出贼陈后，与大军夹击，自午及酉，斩首六万级，填沟堑死者甚众，贼遂大溃”[28]。在收复长安的战斗中回纥兵立有战功，并被唐室认可。10月“回纥叶护自东京还，上命百官迎之于长乐驿，上与宴于宣政殿。叶护奏以‘军中马少，请留其兵于沙苑，自归取马还，为陛下扫除范阳余孽’，上赐而遣之。”[29] 758年7月“丁亥，册命回纥可汗曰英武威远毗伽阙可汗，以上幼女宁国公主妻之。”8月，“回纥遣其臣骨啜特勤及帝德将骁骑三千助讨安庆绪，上命朔方左武锋使仆固怀恩领之”[30]。应该是回纥第二次助唐平乱。759年“回纥毗伽阙可汗卒，长子叶护先遇杀，国人立其少子，是为登里可汗”。同年9月叛军史思明攻洛阳，东京告急。第二年4月，史思明攻陷东京。“宝应元年（762）九月，上遣使刘清潭使于回纥修旧好，且征兵讨史朝义”。当刘清潭至回纥汗庭，回纥登里可汗已听信史朝义诱惑，发兵十万准备攻打唐朝，“京师大骇”，后经雍王与回纥可汗交涉，回纥再次答应出兵助唐平叛。10月唐军与回纥联军攻克东京，史朝义逃走。在第三次助唐平叛中，“回纥入东京，肆行杀掠，死者万余，火累旬不灭。”“回纥悉置所掠宝货于河阳，留其将安恪守之”。763年回纥登里可汗归国，但有部分回纥兵留在内地，“迨平安之后，诏留回纥兵久驻陕洛，烟火近万家者，此渐入编氓之始也”[31]《新唐书•常衮传》记载，“始回纥有战功者，得留京师。虏性易骄，后乃创邸第佛祠，或伏甲其间，数出中渭桥，与军人格斗，夺含光门鱼契走城外”[32]。留居内地的回纥兵，纪律松弛、居功自傲，给时人留下不好影响。846年随着回纥汗国被吉戛斯人所灭，部分回纥南迁进入中原，如顾炎武《日知录》记载“自唐会昌（840—846）中，回纥衰弱，降幽州者前后三万余人，皆散隶诸道，始杂居于中华，而不变其本俗”[33]。

第三次回纥助唐平叛，人数比第一、二次多，收复洛阳以后，原来之凉鄯大道被吐蕃占据，归路既断，张星烺先生认为，这部分回纥兵为河西节度使马璘节制，乱平之后，揣想亦必在同一节度使领导之下共同生活与存亡也。广德元年（763）十一月，吐蕃围凤翔，马璘率军增援，围解之后，马璘部下居于原、会、成、渭之地，也就是今天宁夏固原、甘肃靖远、平凉、及成县。[34] 以上这些地方，是西北回族占比例相对比较高的地区，这一地域回回人口分布格局应该在元代及以前开始逐渐形成，明代卫所制度的实施，许多回汉民族被迁至云贵高原及江南各地，据调查今天在云贵高原乌蒙山地区回族中有25万人左右认为他们原乡地在固原，并且具体到固原“柳树湾”这个地方，据贵州省威宁县回族《张氏合族支派家谱总序》记载：“念昔先人，吾族自唐时由西域初采中国，流落陕西平凉府固原州柳树湾人”[35]。固原周边回族虽然经明代大迁徙，至清代回族人口依然居多，乾隆四十五年（1780）陕西巡抚毕沅在奏折中称“宁夏至平凉千余里，尽系回庄”[36]。

流传于陕、甘、宁回族民间故事如《灵州回回的传说》《回回原来》《宛尕斯的故事》中，在追溯本民族族源时，往往与助唐平定安史之乱回纥兵及郭子仪相联系。郭子仪为今陕西渭南市华县人，祖籍山西汾阳，安史之乱时曾任灵武郡太守、朔方节度副大使等职，率回纥在内的朔方军东讨安禄山，功居平乱之首。《旧唐书•郭子仪传》记载：唐肃宗二年（761）“九月，（郭子仪）从元帅广平王率蕃汉之师十五万进收长安。回纥遣叶护太子领四千骑助国讨贼，子仪与叶护宴狎修好，相与誓平国难，相得甚好”[37]。从此条史料可以看出，叶护的三千回纥兵马能在郭子仪家乡渭河两岸长期驻扎、安居，很可能得到郭子仪的关照，而郭本人也赢得回纥人信任。在西北回族历史记忆或民间传说中，对郭子仪有知遇之恩。

在平定安史之乱的过程中，回纥出兵最多，且三次都是以主力参战，发挥了重要作用。《旧唐书•大食传》记载，大食“至德初，遣使朝贡，代宗时为元帅，亦用其国兵以收两都”。史书中有第一次大食兵参与平叛记载，第二、三次均没有提大食兵参与平叛的记载。之后唐朝又联结大食抗击吐蕃，《资治通鉴》记载，唐贞元二年（786）李泌主结大食以抗吐蕃，言“大食在西域为最强，自葱岭尽西海，地几半天下；代与吐蕃为仇，古知其可结”[38]。

参与平乱的大食兵与回纥兵共同作战，且属于唐征调的友邦援军，战事结束后，想必安置在一起同生活，大食士兵中有大量穆斯林，可能在回纥向穆斯林转变过程中起过重要作用。

唐中期，中亚许多城邦小国已经被大食国征服。据《册府元龟》《旧唐书》等记载，从永徽二年（651）开始，“大食国始遣使朝贡”，与唐朝保持友好贡贸关系，每隔三四年朝贡一次，唐朝给予丰厚回赐。同时大食在中亚进行大肆扩张，先后征服呼罗珊、拔汗那、昭武九姓居住的城邦小国。慧超在安史之乱之前的唐玄宗时著《往五天竺国传》记载：“从大寔国以东，并是胡国。即安国、曹国、史国、米国、康国。中虽各有王，并属大寔所管”。张星烺在这条史料注释讲：“慧超所记为唐玄宗时西域情况，故云诸国并属大食也。回教已盛行，而慧超不言及之，亦诚异矣”[39]。公元751年唐朝与大食在怛罗斯城发生战争，“天宝九年（750），安西节度使高仙芝诱杀石国国王，王子走大食乞援兵，击败仙芝于怛罗斯城。”从杜环《经行记》可以看出怛罗斯战役前后，中亚地区逐步被大食国征服，居民并奉信伊斯兰教。

从史料记载及考古发掘看，昭武九姓在汉唐之际活跃在陆上丝绸之路，有入居中国不归者基本都融入到汉族中，唐中期大食征服昭武九姓以后转向伊斯兰教信仰。西方典籍文献所说的粟特人，就是中国史籍中被称为昭武九姓、九姓胡、粟特胡等。粟特人主要分布在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即西方文献中所说的粟特地区，主要范围在今乌兹别克斯坦、部分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这里分布着大小不同的城邦国家，其中以撒马尔罕为中心的康国最大，此外以布哈拉为中心的安国也相对较大，周围绿洲还有曹国、米国、何国、史国、石国等。[40]历史上粟特人没有形成统一的国家，从汉代就与中原发生经贸往来，唐代对其实行羁縻政策。粟特人以善于经商著称，数个世纪以来粟特人商队一直沿丝绸之路往返于长安与撒马尔罕之间，牵骆驼的粟特胡人身影，是丝绸之路一道靓丽风景线，许多粟特人在长安经商、置产并长期定居。

唐中期以后进入中原的被大食征服的九姓胡已经成为穆斯林，与留居长安的回纥人关系极为密切，如《新唐书•回鹘传》记载，“始回纥至中国，常参以九姓胡，往往留京师，至千人，居资殖产甚厚。”《资治通鉴》卷二二六载：“代宗之世，九姓胡常冒回纥之名，杂居京师，殖货纵暴，与回纥共为公私之患。”《资治通鉴》卷二三二又载：“胡客留长安久者或四十余年，皆有妻子，买田宅，举质取利，安居不欲归。命检括胡客有田宅者停其供给，凡得四千人，将停其给。”当时四千名长期留居长安的胡客被唐政府编入哥舒翰的神策军，被列入军籍，也曾助唐平定安史之乱。北京牛街清真寺明末碑刻在谈到唐代伊斯兰教流播中国时认为“至贞元时入贡未归者四千余人，诏分隶神策两军留用”[41]，并认为这些九姓胡为主的胡客大部分为穆斯林，应该是准确的。

《毕老大人德政碑记》拓片

乾隆年间西安、同州二府所立《毕老大人德政碑记》记载“深悉关内回人，自唐天宝初年隶我版籍，建有丰碑岿然可据”[42]。说明唐代由回纥与九姓胡组成的胡客群体已经在中原大地扎根繁衍。安史之乱之后，由于发动叛乱的安禄山、史思明其父辈也属于九姓胡人，中原地区形成了一种排斥胡人的社会风潮，九姓胡人以改变姓氏杂居在陕西、河南、甘肃等地。

可以看出当时助唐平叛的大食兵、回纥兵、拔汗那军队以及被编入神策军的四千多名“胡客”，叠加在一起，人数众多，达数万人，联合助唐平定叛乱，也曾协助唐朝防御吐蕃，最后落籍中原及西北各地。这些大食兵或九姓胡士兵大多来自中亚康、安、曹、石、米、何、火寻、戊地、史等昭武九姓，战事结束以后，一同被安置在河南、陕西、甘肃等地，被编入唐朝户籍，其国名也成为其特有姓氏，“至今西安近郊汉族中，康、安、曹、米、何等姓仍为数不少。据考证其中部分就是九姓胡的后裔。他们中有不少是穆斯林，现今西安回族中米、安、何者仍为大姓”[43]。

757年经叶护请示，经唐朝允许，三千回纥兵留在沙苑。这些留居沙苑回纥兵中混杂一定数量大食兵。两年后叶护遇杀，这批回纥、大食兵得到郭子仪关照，长期留居在陕西大荔县沙苑这个地方，之后繁衍生息，漫延至渭河两岸及周围各县，被称为陕西回民的最早来源。据当年马长寿先生调查，其时沙苑共有回民36坊，“丁家、马家、小园子、大园子、老庄子、北丁家、南丁家、伍家、草滩子、东营里、西营里、白马营、海道子、潘邑、车村、禹家、乔店、羌白、秦家庄、南营里、沙洼、青池、上沙洼、老庄子、仓头、南王阁、沙南、十里滩、马家洼”[44]。笔者统计了一下，在清同治十年陕回安插地，也是我的家乡泾源县（当时叫华平川），原来沙苑36坊村庄名称中有十多个村庄名称至今仍在泾源县使用。回民在迁徙到一个新地方后，有保留使用原来老地名习惯，例如“柳树巷”在陕西长安，宁夏银川、固原，甘肃平凉、贵州威宁也有这一地名，或在一些回族家谱中时有出现。

《清真先正言行略》

清代河南回民李焕乙，字莲舫，出身经学世家，于清同治十三年间编著《清真先正言行略》，收录历史上回民人物九十五位，被称为回族历史上较早、较系统的穆斯林人物志书。其中包括许多平定安史之乱的回纥将领。同时入列的还有哥舒翰、磨延啜、葛罗支、药葛罗等。作者所引用资料多采自《册府元龟》《新唐书》《旧唐书》。据作者在该书“例言”自称，“兹编或採之史传，或搜于家乘，或取诸碑碣，必考核精确，方为编入，断非以耳作目，参以齐东之误”[45]。可以看出作者学风比较严谨。但从以上资料中看不出这些回纥或突厥人是穆斯林，所以并没有引起学术界重视。或许作者曾经看到过今天我们已经无法看到的家谱资料、或者碑碣资料。因为清末同治事件以后，许多古老清真寺保存的具有较高研究价值的碑刻资料、回族墓地墓碑也一同被毁，陕西回族历史文化传承受到严重破坏。封建社会修志者，受正统史观影响，大多忽视对少数民族历史人物、事件的记录，陕西一些方志资料遵循“志不载回民事”，笔者曾查阅明代南大吉于1541年编纂的《渭南志》，没有搜集到一条与回回相关的资料。

陈垣先生认为，“回纥，唐元和间改为回鹘，其族类本在葱岭之东，夙奉摩尼教，与回回之在葱岭以西奉伊斯兰教者迥殊，五代时回鹘既衰，渐有改奉伊斯兰教者”[46]。唐代进入内地的回纥兵也大多信奉摩尼教，摩尼教“更借回纥之势力，延蔓中华”[47]。《旧唐书•宪宗纪》记载：元和二年（807）正月“庚子，回纥请于河南府、太原府置摩尼寺，许之。”[48]

唐代回纥、回鹘与明清时期居住在新疆、甘肃一带的畏兀儿尽管经历过迁徙、流动及内部分化，但应该是一脉传承，北宋以后“回回”一词开始出现，《元史》中回回、回鹘、畏兀尔并用，明时期回回、回民、畏兀儿混用。清代将畏兀尔也称回民、回回、缠回，如雍正十年（1733）清政府将吐鲁番“回民大小一万余口”迁至甘肃肃州安插。[49]北京“回回营”，“多系旗籍，以黄、马、金、邓四姓为大户，确为乾隆时随香妃来京新省之回裔也，食清室俸禄钱粮者，共一百零八户，人口计有七百九十五人，官建营房于此，以便此辈回民居住。该地一度名红帽子营，未几即改为回子营。按北京市内有地名回回营者约有五处，计德胜门内一处，西直门内沟沿一处，地安门内沙滩一处，宣内马石桥一处，其一则为本期调查有清真寺之和平门内者是也。除此而外余四处，均为曾居旗兵而名者”[50]。这些“缠回”后来由所谓“生回”逐渐华化，变为“熟回”，融入到内地回回中。

1764年乾隆皇帝为香妃及畏兀儿随从在北京修建“回子营清真寺”时御制《敕建回人礼拜寺碑记》，用汉、满、突厥、蒙古四种文字刻在同一块碑上，据该碑记载：“回纥自隋开皇时始入中国，至唐元和初偕摩民进贡，请置寺太原，额曰‘大光明’，实为礼拜寺所由昉”[51]。碑文中还有“花门秘刹，依我云阊”记述。乾隆御制碑曾引起国内外学者关注，一些学者认为乾隆帝犯了一个常识性错误，将摩尼教寺误认为伊斯兰教清真寺。[52]到底是乾隆弄错了，还是有其他原因？笔者揣测，此寺最初有可能为回纥人所建摩尼教寺，回鹘汗国于846年灭亡不久，唐武宗讯及下令对中原回鹘摩尼寺进行查禁，寺院被毁，“产赀入之官”，此后摩尼教的传教活动由合法变为非法。[53] 回纥摩尼寺有可能改建为清真寺。经查，位于太原市解放路的清真古寺，据李兴华先生考察，认为是“一座国内少见、建筑结构独特、雕刻彩画出众”的清真寺。据记载，该寺初建于唐贞元年间（785-805），与《旧唐书》记载“太原府置摩尼寺”时间相吻合。该寺光绪二年（1876）立的《清真寺重建碑记》开篇称“易思摩尼教门，新新不息而已”，“此寺贞元之新建，景祐之重新”[54] 记载。此碑将伊斯兰教称为“易思摩尼教门”，李兴华先生认为“恐怕不仅只是译名不同，说不定蕴含着太原伊斯兰教与摩尼教之间的某种关系”[55]。

黄庭坚对太原清真寺题词

呼和浩特清真寺黄庭坚题词拓片碑

太原清真寺黄庭坚题词碑

白寿彝先生在1936年《禹贡》刊发碑文图片

北宋著名书法家、文学家黄庭坚（1045—1105）与沈括（1031—1095）同一时代人，过去学术界认为的“回回”一词最早出现于北宋人沈括《梦溪笔谈》“银装背嵬打回回”，这首诗为沈括于宋神宗元丰三至五年（1080—1082）任鄜延路经略使时创作。太原清真寺保存一黄庭坚题词碑，内容为：“夫回回之学，尽其天理而斮其私，故万里人服其道高理中，如吾夫子，可谓至也。黄庭坚书”。如果说沈括笔下的“回回”所指有争议，而黄庭坚笔下的“回回”一词指向很明确，题词中的“回回之学”应该指伊斯兰教规教理，并与孔子儒学相比较。网上有介绍说此碑刻为清代太原阳曲县回民鉴藏家李希（清代收藏家李桂芳后代）所制。李希曾精选藏钟繇、褚遂良、苏东坡、黄庭坚、米芾、傅山、郑板桥等历代名家书法墨迹，于咸丰年间刻之于石，做成范本供人临习、欣赏，亦希望其传之后世，名为《崇德庐帖》。后因战乱，许多石刻或损坏、或流失。1957年，李希玄孙李玉成将仅存的30块帖刻捐给政府，黄庭坚题词碑被复制到太原清真寺而保存至今。同时呼和浩特清真寺清康熙三十三年（1649年）“洪武皇帝御制回辉教百字”碑阴也有黄庭坚题词，内容、书法风格、文字布局与太原清真寺碑完全一致。[56] 关于黄庭坚题词书写于何年、何地？太原、呼和浩特清真寺碑孰先孰后等问题，有待进一步考证，笔者心中惦记着想去太原、呼和浩特清真寺实地考察，因受疫情影响，至今没能成行。

1936年7月，时任《月华》主编赵振武先生在北平出示太原清真寺碑拓片与白寿彝先生探讨，赵振武先生介绍说“太原清真寺有一圆头碑，碑头似仍保持原状，碑身则经后人刮磨，碑头厚于碑身者约一二寸。碑身之文，为刘墉所书，碑头则黄庭坚书，即此幅是也。”白先生认为此碑在研究中国伊斯兰教或回族历史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并说：“予性不喜书，于名家书法，知者甚少，此石是否果出山谷（黄庭坚，号山谷）手笔，予不能辨，然此称‘回回’，显为伊斯兰教或伊斯兰教徒之别名；又称‘尽其天理而斮其私’，则同于宋儒理气之说；而所谓‘万里人服其道’，则又足徵当时中国伊斯兰教徒之多。使此石果真，则在中国回教史以及中国思想史上，立即引起一重大之问题，固不只回回一名足补近贤之考证已也。愿国内外之深于山谷书法者，一审订之，二十五年七月廿三白寿彝跋。”[57] 白寿彝先生对黄庭坚题词的学术研究价值、重要意义给予充分肯定，将此拓片与以上文字结合一起刊发在1936年《禹贡》（回教专号），希望黄庭坚书法研究者辨别其真伪。至今八十多年过去了，没有学者对黄庭坚题词的真迹提出过怀疑，包括太原清真寺碑为什么将伊斯兰教称“易思摩尼教门”，这些问题都值得进一步探讨。

《辞海》关于“花门”条释：“即花门山。在居延海北三百里。见《新唐书•地理志四》注。唐初在花门山上设立堡垒，以抵御北方外族。天宝时，花门山为回纥占领。后因以花门为回纥的代称。杜甫《留花门》诗‘花门既须留，原野转萧瑟’”[58] 。乾隆四十四年刊本《甘州府志》“古迹”有“留花门山堡”解释，称：“《新唐志》宁寇军北三百里有花门山堡，又东北约千里至回鹘牙帐，杜甫有诗。按邑人高元振有花门考云，以去回鹘帐不远也，曰留者以彼蟠据沙苑之间，恐为中国害耳，乃镇志云有留花门，联上字误矣，诗末云花门既须留，其语甚明也”[59] 。

有学者认为：“花门山堡乃是唐初为抵御北方诸族而设置的，天宝时为回纥所占，故以花门为回纥之代称。……约在天宝年间及其后，回鹘势力逐渐强盛，占据了突厥故地，其南境已达花门山及居延海以北戈壁。因此，‘花门’就成了回鹘人的代称而广为流传，乃至于回鹘人亦以‘花门’自号，唐代诗人称回鹘为‘花门’，均见于天宝年间及其后的作品，从侧面也证明了这点。质言之，‘花门’一词作为回鹘的代称，只能在天宝年间以后”[60] 。

邱树森先生主编《中国回族大词典》收录“花门”词条：“陕西人对回回的称呼。源出唐代对回鹘人的称呼。回鹘汗国建立初，修‘参天可汗道’，向唐朝入贡拜见。后于牙帐前置门，装饰彩花，以迎唐使，时称‘花门’。安史之乱后，因回鹘助唐收复两京有功，留居长安沙苑”[61] 。

助唐平叛的回纥、大食兵留居内地以后，“花门”一词在唐宋元明清文人笔下时常出现，据统计唐代杜甫、岑参等诗作中大约有10首诗中称回纥为花门。[62] 从其诗作分析，称“花门”的回纥分布范围较广。其中杜甫《留花门》点出回纥兵助唐平叛及进驻沙苑的情景，可以看出杜甫对回纥留居沙苑带有一定成见，以致影响到后代文人政客。该诗前编者加一段按语“甘州东北千余里，有居延海。又北三百里，有花门山堡。又东北千里，至回纥牙帐。肃宗还西京，叶护辞归，奏曰：回纥战兵留在沙苑，今归灵夏取马，更为陛下收范阳余孽”。

北门（一作花门）天骄子，

饱肉气勇决；高秋马肥健，挟矢射汉月。

自古以为患，诗人厌薄伐；

修德使其来，羁縻固不绝。

胡为倾国至，出入暗金阙；

中原有驱除，隐忍用此物。

公主歌黄鹄，君王指白日；

连云屯左辅，百里见积雪。

长戟鸟休飞，哀笳曙幽咽；

田家最恐惧，麦倒桑枝折。

沙苑临清渭，泉香草丰洁；

渡河不用船，千骑常撇烈。

胡尘逾太行，杂种抵京室。

花门既须留，原野转萧瑟。[63]

元末诗人杨维桢曾作《花门引》后两句为：

折天柱，唐无人，引狼殪虎狼非麟；

空令汉女嫁非匹，穹庐夜夜愁寒云。[64]

这首诗描写唐借回纥兵，最后两句暗示在地方官府主导下，令汉女嫁回纥兵之事。

元末浙江诗人张昱《辇下曲》收录一首诗：

花门齐侯月生眉，

白日不食夜饱之；

缠头向西礼圈户，

出浴升高叫阿弥。[65]

这首四句诗比较准确形象描写江浙一带被称为“花门”的回回人斋月及礼拜活动的场景，应该为作者亲眼所目睹。张昱历官江浙行省左、右司员外郎，行枢密院判官，晚年可能到过南京。

明代史学家宋濂《题<花门将军游宴图>》中“花门将军七尺长 ,广颡穹鼻拳发苍，身骑叱拨紫电光，射猎娑陵古塞傍。”描述明初北方边关少数民族将领征战的形象。

- 清代乾隆皇帝在平定准噶尔回部时作《花门行》诗一首，主要写新疆伊犁等地少数民族，诗中提到花门种类繁多及哈萨克、布鲁特，“部落虽殊形貌似，晰面绿瞳赤发鬈”。

唐代涉及“花门”的几首诗作大多写回纥兵，只有元末张昱关于“花门”的诗作与回回有关，可见“花门”是一泛称，与回纥联系比较紧密，元代也指内地“回回”，清代之后又与新疆回部发生关系。

清祁韵士《皇朝藩部要略》介绍西域回部时,出现“花门种”：“回部不详其世系。大部二，曰哈密回部，曰吐鲁番回部。二部错居西域，……或城郭处,或逐水草徙,称花门种。”[66]《新疆图志》“吐鲁番回部”条中对回部与花门之间关系做了简单辨析：“吐鲁番本高昌国,宋为甘州回鹘,辽为阿萨兰回鹘,皆回纥之遗种,而非天方西来之回也。……然回部实传衍于派罕,[67] 而非尽留种于花门也”[68]。这段资料可以解析为回纥也被称为“回”，但并非蒙古人西征东来之“回”。

有学者认为“以回鹘种人，改从大食法，回鹘本名回纥，转为回回，于是大食亦冠以回回之号，大食各部，亦统名以回回”[69]。

自清以来，在回族社会流传甚广之《回回原来》，以唐贞观年间，唐王解梦形式，叙说回回最早来源。该书以“怪物入宫，必有妖气，必得回回，庶乎可以消灭。”回王受唐王使节请求“遣其国中高僧该思、吴歪斯、噶心三人，来华报聘。行至中途，该思、吴歪斯二人水土不服病死。仅余噶心一人，跋涉山川，受尽辛苦，而至中国……，缠头告以西域有天降之经，名曰《辅尔噶尼》，犹之中国之《五经》也，详论中西礼教不同。天子大悦。选唐兵三千，移至西域，换回兵三千，来至中国以伴缠头。此三千回众，生育无穷，即今中国回教徒之祖先也”。张星烺先生认为此书“所言全无根据，多系凭空虚构。”“回教徒中，自昔有此传说，而著者据之加以润色，成此可笑之书。”但张先生认为该书中东来的该思、吴歪斯、噶心三名，则确为回教徒之名。[70]

尽管学者对此书多以批判角度认为所述事件不可信，但所说的三位回教传教士该思、吾歪思、噶心曾确实存在，有不同版本的民间传说，有地方志书记载及早期传教士墓地为证。据福建地方志书《闽书》卷七《方域志》记载：“唐武德中，遂传教中国。一贤传教广州，二贤传教扬州、三贤、四贤传教泉州。”今天泉州灵山圣墓、广州宛葛素墓、新疆吐鲁番有盖斯拱北、甘肃玉门星星峡有吴歪斯拱北为证。可以肯定《回回原来》所记载的唐代外国传教士来东土传教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有迹可寻，只是三人名字汉语译音略有不同。不过《回回原来》记载的三位传教士与《闽书》记载的四位传教士并非同一个时代。自唐至清来中国的阿拉伯、中亚一带传教士还是比较多，北京牛街清真寺、东南沿海广州、泉州及西北各地有许多不知名的传教士墓地或拱北为证。

《回回原来》4万字，成书具体时间，已不可考，清中叶有镇江刻本，光绪三十年又有成都敬畏堂刻本。许多回族家谱在追溯家族源头时也引用《回回原来》内容，如湖南《黄氏四修族谱》中有“吾族旧族谱称，唐贞观初，太宗梦缠头人……于是遣汉兵三千易来回兵三千。”或以《缠头歌》《唐王谈道》形式在回族民间流传，追溯自己家族的族源。[71] 笔者认为，这里唐王用三千汉兵易三千回兵之事，采用非传统叙事方式记录“安史之乱”三千回纥兵留居陕西大荔沙苑的历史事实。也有学者认为“上述故事中借兵回回之说，无疑出于唐王朝向回纥及西域借兵镇压安史之乱的史实”，“昌言今之回回即古之回纥之论调者，据现在所知，也始于汉人。由此可以推知。回回人在追溯一种明确地与汉人群体不同的独特根源时，仍然不自觉地采纳了汉族用以想象对方的言说材料”，回纥“是一个被泛化了的广袤地分布于西域地区的穆斯林共同体，亦即与最宽泛意义上的‘回回’等义”[72]。苏北海先生认为“回鹘与回回，其源异，而其种别，今日之称回教，实包括回鹘、回回、突厥、吐蕃、波斯、大食各异种，凡信仰依斯兰教者均在其内” ，“内地人对凡信仰依斯兰教之人，就均称之为回回，所以自元以后，凡西域各方来华之依斯兰教徒，中国人固统名之曰回回，即自海上来航之依斯兰教商人，因其生活习俗与西北来者相同，所以又别称之为南蕃回回，从此回回一名，已为依斯兰教人在中国之代名词”[73]。

回族是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就时期承认、新中国成立以后民族识别确定的第一批少数民族。回族的形成是历史上多民族在迁徙、交流中不断分化、融合、重组的过程，应该说伊斯兰教在回族重组过程中发挥了区分与整合重要功能。回族也是我国地域分布最为广泛的一个少数民族，不同地区的回族族源体现出不同的时空背景，有源于唐代助唐平叛的回纥、大食军人；唐宋时期到广州、泉州、扬州等东南沿海及长安经商长期居留不归的蕃客；有源于蒙古军三次西征被征调东来的中亚西亚穆斯林士兵、工匠等；有明代朝贡内附或被编入锦衣卫的中亚穆斯林贡使；也有吸纳国内汉族、维吾尔族、蒙古族、藏族等民族成分。历史上也有大量回回人融入汉族或其他兄弟民族中事例，明代许多回族开国将领如胡大海、沐英、蓝玉等人后代既有回族，也有汉族。历史上回族曾在不同时期、不同语境下也赋予不同称谓，如元代回回一词普遍出现以后，也有一些资料称“没速蛮”或“谋速鲁蛮”，《蒙古秘史》又称回回为“撒尔塔兀勒”；清代移居缅甸的云南回族被当地人称为“Panthay”；17世纪西方探险家在新疆考查游记中将从内地移居新疆的回回人又称为“东干”。关于“东干”一词，学界有各种说法，民国时期有学者认为“‘东干’一名含有转变的意义。或是汉人信仰的改宗，或是西域人的华化”[74]。可以说“回回”“撒尔塔兀勒”“东干”是历代知识群体不同时空背景下对“回回”群体的“他称”。“花门”最早为一地理概念，源自唐代天宝年间为抵御外族在西北设置的花门山堡，后被回纥占领，在唐代文人笔下花门成为回纥的代称。在同一时期安史之乱爆发，唐朝借调回纥、大食兵平乱，战事结束后大量回纥、大食兵留居内地，被安置在同一地域、与当地人通婚、繁衍生息，几百年来被称为花门。参与平定安史之乱的所谓大食兵应以中亚被征服的九姓胡士兵为主，因九姓胡与回纥的特殊关系、大食人的布教活动、唐武宗禁止摩尼教传播，迁居沙苑与其他地区部分回纥人与伊斯兰教结缘，成为最早的、规模较大的回族族源之一支，并被历代文人称为“花门”。更多的回纥人及唐中期以前入居中原的九姓胡人融入到汉族中，如元代著名文学家、诗人马祖常，其高祖“出于花门贵种。宣、政之季，与种人居临洮之狄道”，后迁居河南，融入到汉族。陈垣先生认为马祖常先祖家族信仰景教。[75] 唐时期“花门”是对回纥人的一种泛称，其中包括信仰伊斯兰教的大食人、信仰摩尼教或伊斯兰教的回纥人。这一时期宗教还没有发挥族群区分功能，宋以后散处中原各地大部分花门回纥后裔陆续与汉族实现了融合，参与平定安史之乱这部分回纥兵因郭子仪的关系被安置在大荔沙苑这个地方，最后融入回回中。至蒙元时代，大量中亚西亚等地不同族群穆斯林随蒙古军进入内地，中国穆斯林族群成分更加多元化，“回回”一词在官方文书及《元史》中普遍使用。元代回回中还包含一些非穆斯林群体，如信奉犹太教的“术忽回回”等，至明代随着“回教”一词的出现，这一族群的边界逐渐明晰化。“花门”作为一种历史记忆，在元、明、清文人、官员笔下时有出现，用以指代“回回”这一群体，清代也指新疆“回部”。实际上从元代开始，一些文人著述中对“回回”“回纥”族群边界并不是十分清楚，甚至有泛化倾向，容易造成概念混淆。

也许是学界忽视了回纥曾一度被称为花门、至元代被回回代替这一转变的中间环节，才引起一些学者对“回回为回纥音转”的质疑。唐、宋两朝是回族形成的初期或准备阶段，过去回族史研究中，从“安史之乱”这一重大历史事件角度叙述这个民族形成过程的比较少，虽然有像《回回原来》这样民间叙事文本，但因缺乏学理性而不被学界认可。回族族源研究可能更需要我们从民族迁徙、流动、交融的角度去观察、去发现或许能得出比较接近事实的结论。

（该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学界同仁信阳农林学院宛磊教授、陕西师范大学马超博士、宁夏社会科学院王伏平研究员、宁夏大学任均教授资料帮助，在此一并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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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宋）司马光著：《资治通鉴》（全十二册）卷220，7043页，中华书局195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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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旧唐书·宪宗纪》（百衲本》卷15，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7年。

[49] 清实录[M].卷125。

[50] 宗正:《北京市清真寺调查之二——回回营清真寺》，《回教》第1卷(7)。

[51] 余振贵、雷晓静主编：《中国回族金石录》199页，宁夏人民出版社2001年。

[52] 王东平：《乾隆御制<敕建回人礼拜寺碑记>的两个问题》，《西域研究》2007年2期。

[53] 杨富学：《 回鹘摩尼寺研究》194页，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

[54] 余振贵、雷晓静主编：《中国回族金石录》36页，宁夏人民出版社2001年。

[55] 李兴华：《太原伊斯兰教研究》，《回族研究》2007年1期。

[56] 余振贵、雷晓静主编：《中国回族金石录》201页，宁夏人民出版社2001年。

[57] 白寿彝：《太原清真寺黄庭坚题字石刻拓片》《禹贡》1936年5卷11期。

[58] 《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6年。

[59] （清）钟赓起著：《甘州府志》卷4，149页，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

[60] 孟楠：《回纥别称“花门”考》，《西北史地》1993年4期。

[61] 邱树森主编：《中国回族大词典》13页， 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

[62] 吴华峰：《杜甫“花门诗”小议》，《杜甫研究学刊》2016年2期。

[63] 《全唐诗》第4册，2282页，中华书局2016年。

[64] （元）杨维桢：《杨维桢诗集》62页，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

[65] 转引自钟焓：《民族史研究中的“他者”视角——跨语际交流、历史记忆与华夷秩序语境下的回回形象》《历史研究》2008年1期。

[66] 转引自吴华峰：《 杜甫“花门诗”小议》，《杜甫研究学刊》2016年2期。

[67] 派罕，又称派罕巴尔，波斯语peygambar，原意为“信使、传递消息者”，在中国史籍中指穆罕默德。

[68] 王树枬等篡修：《新疆图志》卷十七，189页，见《中国地方志书集成》，凤凰出版社、上海书店、巴蜀书社2010年。

[69] 陈汉章《中国回教史》，见李兴华、冯今源编《中国伊斯兰教史参考资料选编1911—1949》（上册）34页，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

[70] 转引自张星烺编注：《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二册742页，中华书局2003年。

[71] 马亮生主编：《湖南回族史料辑要》109页，湖南出版社1995年。

[72] 姚大力：《北方民族史十论》99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

[73] 王仁南：《回鹘回回辨证》《瀚海潮》第2卷2-3期，1948年。

[74] 张曼西：《回教非回族》，《星岛周报》第14期。

[75] 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1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丁明俊，北方民族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丁明俊

学术|回纥、花门与回回辨析——兼论回族族源问题

丁明俊/文

摘 要：唐中期“安史之乱”爆发，唐朝三次借用回纥、大食兵戡乱。战事结束后参与平乱的回纥兵大多留驻内地，在唐以后文人诗作、地方文献资料中被称为“花门”。历史演变中“花门”所蕴含的族群边界也在不断变动，唐代大多情况下指留居内地的回纥，元代也包含回回，至清代又指向陕、甘回民与新疆回部。从回纥、花门、回回名称转换中，可以窥见历史上民族迁徙交融的动态镜像。

关键词：回纥、花门、回回

1 回族族源是多元的，回族不是由某一部族或历史上某一单一民族发展演变形成。从一些回族家谱、地方志书、历史资料记载看，回族族源中即有今天的汉、蒙、藏等民族，也包括历史上入驻中原的周边少数民族，是国内民族与外来民族在中华大地交往、交流、交融而形成的一个民族。本文试就回纥、大食兵助唐平定“安史之乱”，留居内地，被称为“花门”，其中一部分逐渐演变为回回，成为历史上最早、规模较大的回族族源之一支做一探讨。

学术界关于“回回”一词起源与演变，从清代钱大昕、李光廷、丁谦，到近现代的陈垣、白寿彝、杨志玖等诸位先生均进行过探讨，大多数学者认为“回回”一词源于回纥、回鹘音转，所依据为明末清初顾炎武在《日知录》卷二十九《吐蕃回纥》条中记载“唐之回纥即今之回回是也……其曰回回者，亦回鹘之声转也”[1]。杨志玖先生认为“这是第一个提出回回为回鹘转声的人，以后大多数学者对此都无异议。但除了转声说外，是否还有其他意义，或者说除了音近而转以外，它还有无他原因”[2]。清代学者刘智对“回回”名称起源也产生疑惑，“清真教人，天方本称穆民、穆士……，而此地称之为‘回回’，不知其从何起意？”[3]。

对回回为回纥音转说得到大部分学者认同，但仍存疑惑，也有学者提出否定意见，认为“回回为回鹘的音转说乃是持之无据的一种假说，而这种假说本身也很难让人信服”[4]。

清代陕西地方志书及一些历史记述中有将陕甘回民称为“花门”的记载。如左宗棠同治九年《收抚回民安插耕垦片》中称“以陕回人数计之，从前无事时，散处各州县，丁奚啻数十万，现计除西安城中土著两三万外，余则尽族西行，陕西别无花门遗种”[5]，在同治十二年《安插肃州老弱回民片》奏折称：“肃州土客逆回已办结，现在肃州实无一回孱杂，其甘州、凉州各回死亡殆尽，亦无遗种，从此关内外花门勾结当无虞”[6]。表明丝绸之路重镇张掖、武威也曾是回回人聚居地。清光绪六年，余澍畴著《秦陇回务纪略》记载：“旧传陕甘回民系唐郭汾阳（郭子仪）借大食兵克复两京后留居东土者，迄今千余年。陕则民七回三，甘则民三回七。明永乐中，徙实江淮。由是花门族类，几遍天下”[7]。说明明代居住在西北陕西、甘肃、宁夏等地被称为“花门”的回回进行过一次大移民，迁徙到江淮及云贵高原等地。杨毓秀也认为“回纥自唐平安史之乱，留驻内地，种类蔓延四域，实肇事关辅，受土纳赋，兴科目，登仕版，朝廷一视同仁，与编民无异。”并说“陕西大荔、渭南之回，世居渭北沙苑”[8]。

陕西大荔县沙苑正是回纥叶护助唐平定“安史之乱”后，经唐肃宗同意三千回纥兵马驻留之地。

1937年撰修合编《大荔县志稿》《续修大荔县旧志存稿》《大荔县新志存稿》对陕西回族源流及花门均有记载，如《旧志存稿》卷四记载：“县西南滨沙一带，昔年回汉杂处，汉尊孔教。回自唐安史后安插此处，洎后千有余年，守其教不变”，“唐肃宗许回纥留沙苑，杜工部留花门诗”记载。县志收录前人的碑记、诗作中时有将回民称花门。《续修大荔县志存稿》收录一首清末文人诗作《羌白道中》：“沙苑飞燐埋白骨，花门妖梦破黄粱”[9]。1949年《重修华县志稿》称：“回教，唐中叶回鹘来长安者，或留居沙苑，卵翼生息，漫延吾华秦家滩一带，遂为回教窟穴”。《朝邑县乡土志》也有“大荔花门变起”记载；成书于1898年的《庆防纪略》称同治回民反清运动为“花门之变”；1943年修篡《米脂县志》有“花门遗孽逞凶恶”；成书同治十年的《池阳吟草》是一部记载同治陕西三原县回民反清运动的诗集，诗中多次以“花门”代称回民。

左宗棠及在陕西任职的官员、文人，包括地方志书记载，俱认为陕西回民源于唐朝平定“安史之乱”留居的回纥后裔，曾一度被称为“花门”。而“花门”属于“他称”，并没有被回民所接受或用于本民族自称，只限于汉族知识阶层或官员对陕西回民源于唐代回纥的历史记忆。

20世纪50年代著名民族学家马长寿教授一行在陕、甘等地调研时也注意到陕西回民源自回纥的问题，还引用杜甫《沙苑行》《留花门》以及《唐六典》《水经注》等文献对沙苑地理地貌的记载。马长寿先生认为“大荔新旧志、陕西古老传说皆言，近代沙苑回族即唐代沙苑之回纥。关于回回是否回纥的问题，清初顾炎武主张二者是相同的，但钱大昕主张二者非一。回回的来源，以我的看法，是多元的。其祖源有来自大食，有的来自波斯，有的来自中亚各国，其中一部分，尤其是同州沙苑部分，可能是从前的回纥”[10]。随同马长寿先生调查的课题组成员王宗维在陕西临潼县调研时收集到一首民间流传口歌：“郭子仪征回纥威名大显，你不该把回纥带回营盘，将回纥安置在渭河两岸，心里想渭河将他冲散。谁料想后来生息万千，事至此怨古人也是枉然”[11]。这首流行于民间口歌反映了唐代回纥能在渭河两岸安家居住与郭子仪有很大关系。

随蒙古军西征返回内地的畏兀人，也有其祖先曾参与过助唐平叛的回纥人后裔，如元代《常山贞石志》记载“哈珊，畏兀人，世王高昌。在唐为回鹘，禄山之灭，史存功载”。哈珊为元代穆斯林常用名，曾任元甘肃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其家族多人在元朝各地供职[12]。合剌普华，高昌人，其先祖助讨安禄山，被封为忠武王。可见元代进入内地的畏兀人有奉伊斯兰教，也有奉佛教或其他宗教者。

南宋人周密在《癸辛杂识》称：“今回回皆以中原为家，江南尤多”[13]，说明蒙古军西征、大量回回人东来之前，中原、江南杭州一带已经居住一定数量的回回人。他们是以什么样途径进入中原、江南？是唐宋时期“蕃客”侨民后裔，还是与唐代回纥、大食有关？福建泉州白崎郭氏回族保存有明正统元年（1436）篡修的家谱，其家谱、口碑世代相传为唐代参与平定安史之乱的汾阳忠武王郭子仪的后裔，有“派衍汾阳”的记载。陈埭丁氏家族明代修纂的族谱也记载“家世洛阳”，“丁氏之先，自洛入闽”[14]。洛阳为唐东京，曾经是回纥、西域联军与叛军争夺的重镇，平叛以后洛阳有一定数量回纥、大食兵留驻。因此陈埭丁氏与白崎郭氏家族族源似乎与唐安史之乱及回纥或大食驻兵有关系。广西回族《傅氏宗谱》记载其先祖唐代“征服安禄山后留驻中国，代远年湮，无从稽考”。云南《昭通陕西马家谱序》称“起祖原籍西域居住，因唐朝外藩未宁，内宫不安，四季反常，五谷歉收而人心惶惶。某夜唐王梦见回回进宫与他交谈，并献安邦治国之策……，经西域国王派遣葛师随同使者，来到中国陕西省长安城，俗云‘三千换八百’之故事也。此后回民即驻中国协助太宗，平定四方叛乱”。云南《昭通米氏家谱序》“祖籍西域，自唐奉命来于中国，命居陕西，世代相传”，《昭通锁氏家谱总序》称其先祖“与众族移来东土，先祖驻陕西长安门内，受唐主钦赐封参将世职，后又派往固原州柳树巷。”《昭通下坝马氏族谱序》“溯绝我族由来，原居西域国，……时唐贞观元年，因感悟，遣钦差石唐大臣旨西域国，延请贵圣驾下葛思巴巴来中国，随东来者，盖三千焉，敕奉安居于陕西西安府长安县”[15]。宁夏海原县关桥乡李姓回民传说，祖上是西域人，唐朝发生安史之乱，奉命援唐，平定之后有功，唐王赐姓李，并赐居长安仓门口。后来人口增加，分户居住在长安柳树巷，继迁到海原县关桥乡的唐朝堡，因地得名“柳树巷李家”，或称“唐朝堡李家”[16]。

如果仔细搜寻，回族家谱或民间口碑资料将自己家族渊源追溯到唐借大食、回纥兵平定安史之乱的应该还有很多，叙述中涉及时间、缘由不尽统一、准确，且大多为民间传说，很少被史家重视或采纳。也有学者认为“（回族）穆斯林之间的传颂，一般来说是严肃认真的，只是由于年代久长，某些细节或有失真之处，在所难免，不过大体而言，与事实相去不会太远”[17]。以上所提到的几种回族家谱具认为他们来源于西域，似乎与大食或九姓胡居住地域关系更密切一些。

回民将先祖追溯到回纥的家谱或资料相对比较少，民国期间留学埃及爱资哈尔大学的定中明先生，据资料记载“先祖为回纥人，因平定安史之乱，有功国家，蒙赐‘定’字为姓。初居长安，后迁湖北沔阳，再迁湖南常德，乃定居”[18]。另外银川有一座明代回纥礼拜寺遗址，据明代纂修的《宁夏志》记载，银川“回纥礼拜寺，永乐间，御马少监者哈孙所建”[19]。不过“回纥”一词在明代史书中已经很少出现，不大可能再用“回纥”命名一座礼拜寺，这座礼拜寺很有可能是在明以前遗址重建。

位于银川市解放东街的明代回纥礼拜寺

回民也有追认回纥叶护为先祖的个案，如道光元年（1821）曾任广东兴宁县典史的陕西长安回民马振蕃在回故里探亲之际，立有《唐忠义王叶护碑记》。

西安回坊营里寺《唐忠义王叶护碑记》

碑文记载：“今其墓在长安城南五里许，人皆呼为叶护冢；而年湮代远，鲜知其实，樵夫牧竖或过而践之，余心恻焉！窃以为若忠义王者，亦可谓能御大灾，捍大患者矣。”这里的忠义王叶护，正是第一次助唐平定“安史之乱”的回纥首领。

营里寺《捐置祀田追远忠义王暨合族冢墓碑记》

同时马振蕃还撰写《捐置祀田追远忠义王暨合族冢墓碑记》，“吾马氏一脉绵延不绝，皆发祥于此！今合族各承保艾，幸先灵不嗟馁，而则福庇于后者将无穷矣！汝其谨志之，弗忘嗣后。”马振蕃捐置坟田十二亩，“以充诵经之费”[20]，逢每年斋月请教职人员在叶护墓地举行诵经活动。也有学者考证，此墓为叶护衣冠冢，但认为此碑对回族族源、民族心理认同及“回回”一词来源很有意义[21]。

从民俗角度看，南宋杭州回回人保留了回纥人的习俗。杜甫在安禄山犯长安几个月后，于天宝十五年（756）作《哀王孙》，其中有一句“花门剺面请雪耻，慎勿出口他人狙”。“剺面”是古代回纥、粟特、突厥及北方游牧民族一种丧葬习俗，[22] 即在悼念逝者时，用刀划面部以示哀痛。这里“花门”显然指回纥兵看到长安百姓及王公贵族生灵涂炭，表示全力助唐平叛的场景。南宋人周密《癸辛杂识》“回回送终”条在描写杭州回回人葬礼时写道：“回回之俗，凡死者专有浴尸之人……直方殂之际，眷属皆剺面，捽披其发，毁其衣襟，躃踊号泣，震动远近”[23]。用小字解释“辛卯春，于瞰碧目击其事”，根据周密生卒年推断，辛卯年应该的1291年元朝时期，是作者亲眼所见。说明南宋末元初杭州回回人也有剺面习俗。

历经元明，至清代随着民族迁徙流动及各民族之间交融的进一步深化，文化相近且宗教信仰相同的其他族群加入回回人中，或被认为是同一族类，据清末《甘肃新通志》记载：“今之回回即古回鹘、畏吾儿、回回三种人也。……明嘉靖间，徙哈密之畏兀儿、哈喇回、白帽回入于肃州城东是也。是三种人者，古则类别区分，今则混而一矣。盖错处久而性情洽，衣服同而气类化，奉教一而形式亦易合。居内地者盖称回回，即在塞外者亦不过缠头回、汉装回而已。其回回、回鹘、畏兀，莫能辨也”[24]。随着回回、回鹘、畏兀等群体迁徙流动，居住地域、外部人文环境的变迁，人们对这个群体的认知也随之发生改变。元明清时期回回人所呈现的族群多样、文化多元、相貌差异性，随着不断迁徙、交融而逐渐趋于相近，也就是说历史上的回回与今天的回族概念并不完全吻合。

天宝十五年爆发的安史之乱，是唐朝由盛向衰的转折点，叛乱前后持续8年时间，唐朝三次借用回纥、大食兵平乱。这些回纥、大食兵助唐平叛结束以后，据史料记载大部分驻留在内地。

755年底安禄山反叛，占领河北等地，次年6月攻陷长安，8月新皇帝肃宗在宁夏灵武继位。756年回纥可汗及吐蕃赞普相继遣使来唐，愿意提供援助，平定叛乱。756年7月，马嵬坡兵变时，唐玄宗对肃宗说：“汝勉之，勿以吾为念。西北诸胡吾抚之素厚，汝必得其用”[25]。唐肃宗派人到西域各国求助并对参与平叛的非唐嫡系友军许与重奖。757年，由回纥、大食和拔汗那（中亚费尔干纳一小国）组成的胡蕃军队及安西四镇唐军到达凤翔。[26]“郭子仪以回纥兵精，劝上益征其兵以击贼。怀仁可汗遣其子叶护及将军帝德等将精兵四千余人来至凤翔；上引见叶护，宴劳赐赉，惟其所欲。丁亥，元帅广平王俶将朔方等军及回纥、西域之众十五万，号二十万，发凤翔”。至德二载（757）九月“丁亥，元帅广平王统朔方、安西、回纥、南蛮、大食之众二十万东向讨贼”[27]。

757年9月西域联合军至长安，与叛军首次交战获胜，“李嗣业又与回纥出贼陈后，与大军夹击，自午及酉，斩首六万级，填沟堑死者甚众，贼遂大溃”[28]。在收复长安的战斗中回纥兵立有战功，并被唐室认可。10月“回纥叶护自东京还，上命百官迎之于长乐驿，上与宴于宣政殿。叶护奏以‘军中马少，请留其兵于沙苑，自归取马还，为陛下扫除范阳余孽’，上赐而遣之。”[29] 758年7月“丁亥，册命回纥可汗曰英武威远毗伽阙可汗，以上幼女宁国公主妻之。”8月，“回纥遣其臣骨啜特勤及帝德将骁骑三千助讨安庆绪，上命朔方左武锋使仆固怀恩领之”[30]。应该是回纥第二次助唐平乱。759年“回纥毗伽阙可汗卒，长子叶护先遇杀，国人立其少子，是为登里可汗”。同年9月叛军史思明攻洛阳，东京告急。第二年4月，史思明攻陷东京。“宝应元年（762）九月，上遣使刘清潭使于回纥修旧好，且征兵讨史朝义”。当刘清潭至回纥汗庭，回纥登里可汗已听信史朝义诱惑，发兵十万准备攻打唐朝，“京师大骇”，后经雍王与回纥可汗交涉，回纥再次答应出兵助唐平叛。10月唐军与回纥联军攻克东京，史朝义逃走。在第三次助唐平叛中，“回纥入东京，肆行杀掠，死者万余，火累旬不灭。”“回纥悉置所掠宝货于河阳，留其将安恪守之”。763年回纥登里可汗归国，但有部分回纥兵留在内地，“迨平安之后，诏留回纥兵久驻陕洛，烟火近万家者，此渐入编氓之始也”[31]《新唐书•常衮传》记载，“始回纥有战功者，得留京师。虏性易骄，后乃创邸第佛祠，或伏甲其间，数出中渭桥，与军人格斗，夺含光门鱼契走城外”[32]。留居内地的回纥兵，纪律松弛、居功自傲，给时人留下不好影响。846年随着回纥汗国被吉戛斯人所灭，部分回纥南迁进入中原，如顾炎武《日知录》记载“自唐会昌（840—846）中，回纥衰弱，降幽州者前后三万余人，皆散隶诸道，始杂居于中华，而不变其本俗”[33]。

第三次回纥助唐平叛，人数比第一、二次多，收复洛阳以后，原来之凉鄯大道被吐蕃占据，归路既断，张星烺先生认为，这部分回纥兵为河西节度使马璘节制，乱平之后，揣想亦必在同一节度使领导之下共同生活与存亡也。广德元年（763）十一月，吐蕃围凤翔，马璘率军增援，围解之后，马璘部下居于原、会、成、渭之地，也就是今天宁夏固原、甘肃靖远、平凉、及成县。[34] 以上这些地方，是西北回族占比例相对比较高的地区，这一地域回回人口分布格局应该在元代及以前开始逐渐形成，明代卫所制度的实施，许多回汉民族被迁至云贵高原及江南各地，据调查今天在云贵高原乌蒙山地区回族中有25万人左右认为他们原乡地在固原，并且具体到固原“柳树湾”这个地方，据贵州省威宁县回族《张氏合族支派家谱总序》记载：“念昔先人，吾族自唐时由西域初采中国，流落陕西平凉府固原州柳树湾人”[35]。固原周边回族虽然经明代大迁徙，至清代回族人口依然居多，乾隆四十五年（1780）陕西巡抚毕沅在奏折中称“宁夏至平凉千余里，尽系回庄”[36]。

流传于陕、甘、宁回族民间故事如《灵州回回的传说》《回回原来》《宛尕斯的故事》中，在追溯本民族族源时，往往与助唐平定安史之乱回纥兵及郭子仪相联系。郭子仪为今陕西渭南市华县人，祖籍山西汾阳，安史之乱时曾任灵武郡太守、朔方节度副大使等职，率回纥在内的朔方军东讨安禄山，功居平乱之首。《旧唐书•郭子仪传》记载：唐肃宗二年（761）“九月，（郭子仪）从元帅广平王率蕃汉之师十五万进收长安。回纥遣叶护太子领四千骑助国讨贼，子仪与叶护宴狎修好，相与誓平国难，相得甚好”[37]。从此条史料可以看出，叶护的三千回纥兵马能在郭子仪家乡渭河两岸长期驻扎、安居，很可能得到郭子仪的关照，而郭本人也赢得回纥人信任。在西北回族历史记忆或民间传说中，对郭子仪有知遇之恩。

在平定安史之乱的过程中，回纥出兵最多，且三次都是以主力参战，发挥了重要作用。《旧唐书•大食传》记载，大食“至德初，遣使朝贡，代宗时为元帅，亦用其国兵以收两都”。史书中有第一次大食兵参与平叛记载，第二、三次均没有提大食兵参与平叛的记载。之后唐朝又联结大食抗击吐蕃，《资治通鉴》记载，唐贞元二年（786）李泌主结大食以抗吐蕃，言“大食在西域为最强，自葱岭尽西海，地几半天下；代与吐蕃为仇，古知其可结”[38]。

参与平乱的大食兵与回纥兵共同作战，且属于唐征调的友邦援军，战事结束后，想必安置在一起同生活，大食士兵中有大量穆斯林，可能在回纥向穆斯林转变过程中起过重要作用。

唐中期，中亚许多城邦小国已经被大食国征服。据《册府元龟》《旧唐书》等记载，从永徽二年（651）开始，“大食国始遣使朝贡”，与唐朝保持友好贡贸关系，每隔三四年朝贡一次，唐朝给予丰厚回赐。同时大食在中亚进行大肆扩张，先后征服呼罗珊、拔汗那、昭武九姓居住的城邦小国。慧超在安史之乱之前的唐玄宗时著《往五天竺国传》记载：“从大寔国以东，并是胡国。即安国、曹国、史国、米国、康国。中虽各有王，并属大寔所管”。张星烺在这条史料注释讲：“慧超所记为唐玄宗时西域情况，故云诸国并属大食也。回教已盛行，而慧超不言及之，亦诚异矣”[39]。公元751年唐朝与大食在怛罗斯城发生战争，“天宝九年（750），安西节度使高仙芝诱杀石国国王，王子走大食乞援兵，击败仙芝于怛罗斯城。”从杜环《经行记》可以看出怛罗斯战役前后，中亚地区逐步被大食国征服，居民并奉信伊斯兰教。

从史料记载及考古发掘看，昭武九姓在汉唐之际活跃在陆上丝绸之路，有入居中国不归者基本都融入到汉族中，唐中期大食征服昭武九姓以后转向伊斯兰教信仰。西方典籍文献所说的粟特人，就是中国史籍中被称为昭武九姓、九姓胡、粟特胡等。粟特人主要分布在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即西方文献中所说的粟特地区，主要范围在今乌兹别克斯坦、部分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这里分布着大小不同的城邦国家，其中以撒马尔罕为中心的康国最大，此外以布哈拉为中心的安国也相对较大，周围绿洲还有曹国、米国、何国、史国、石国等。[40]历史上粟特人没有形成统一的国家，从汉代就与中原发生经贸往来，唐代对其实行羁縻政策。粟特人以善于经商著称，数个世纪以来粟特人商队一直沿丝绸之路往返于长安与撒马尔罕之间，牵骆驼的粟特胡人身影，是丝绸之路一道靓丽风景线，许多粟特人在长安经商、置产并长期定居。

唐中期以后进入中原的被大食征服的九姓胡已经成为穆斯林，与留居长安的回纥人关系极为密切，如《新唐书•回鹘传》记载，“始回纥至中国，常参以九姓胡，往往留京师，至千人，居资殖产甚厚。”《资治通鉴》卷二二六载：“代宗之世，九姓胡常冒回纥之名，杂居京师，殖货纵暴，与回纥共为公私之患。”《资治通鉴》卷二三二又载：“胡客留长安久者或四十余年，皆有妻子，买田宅，举质取利，安居不欲归。命检括胡客有田宅者停其供给，凡得四千人，将停其给。”当时四千名长期留居长安的胡客被唐政府编入哥舒翰的神策军，被列入军籍，也曾助唐平定安史之乱。北京牛街清真寺明末碑刻在谈到唐代伊斯兰教流播中国时认为“至贞元时入贡未归者四千余人，诏分隶神策两军留用”[41]，并认为这些九姓胡为主的胡客大部分为穆斯林，应该是准确的。

《毕老大人德政碑记》拓片

乾隆年间西安、同州二府所立《毕老大人德政碑记》记载“深悉关内回人，自唐天宝初年隶我版籍，建有丰碑岿然可据”[42]。说明唐代由回纥与九姓胡组成的胡客群体已经在中原大地扎根繁衍。安史之乱之后，由于发动叛乱的安禄山、史思明其父辈也属于九姓胡人，中原地区形成了一种排斥胡人的社会风潮，九姓胡人以改变姓氏杂居在陕西、河南、甘肃等地。

可以看出当时助唐平叛的大食兵、回纥兵、拔汗那军队以及被编入神策军的四千多名“胡客”，叠加在一起，人数众多，达数万人，联合助唐平定叛乱，也曾协助唐朝防御吐蕃，最后落籍中原及西北各地。这些大食兵或九姓胡士兵大多来自中亚康、安、曹、石、米、何、火寻、戊地、史等昭武九姓，战事结束以后，一同被安置在河南、陕西、甘肃等地，被编入唐朝户籍，其国名也成为其特有姓氏，“至今西安近郊汉族中，康、安、曹、米、何等姓仍为数不少。据考证其中部分就是九姓胡的后裔。他们中有不少是穆斯林，现今西安回族中米、安、何者仍为大姓”[43]。

757年经叶护请示，经唐朝允许，三千回纥兵留在沙苑。这些留居沙苑回纥兵中混杂一定数量大食兵。两年后叶护遇杀，这批回纥、大食兵得到郭子仪关照，长期留居在陕西大荔县沙苑这个地方，之后繁衍生息，漫延至渭河两岸及周围各县，被称为陕西回民的最早来源。据当年马长寿先生调查，其时沙苑共有回民36坊，“丁家、马家、小园子、大园子、老庄子、北丁家、南丁家、伍家、草滩子、东营里、西营里、白马营、海道子、潘邑、车村、禹家、乔店、羌白、秦家庄、南营里、沙洼、青池、上沙洼、老庄子、仓头、南王阁、沙南、十里滩、马家洼”[44]。笔者统计了一下，在清同治十年陕回安插地，也是我的家乡泾源县（当时叫华平川），原来沙苑36坊村庄名称中有十多个村庄名称至今仍在泾源县使用。回民在迁徙到一个新地方后，有保留使用原来老地名习惯，例如“柳树巷”在陕西长安，宁夏银川、固原，甘肃平凉、贵州威宁也有这一地名，或在一些回族家谱中时有出现。

《清真先正言行略》

清代河南回民李焕乙，字莲舫，出身经学世家，于清同治十三年间编著《清真先正言行略》，收录历史上回民人物九十五位，被称为回族历史上较早、较系统的穆斯林人物志书。其中包括许多平定安史之乱的回纥将领。同时入列的还有哥舒翰、磨延啜、葛罗支、药葛罗等。作者所引用资料多采自《册府元龟》《新唐书》《旧唐书》。据作者在该书“例言”自称，“兹编或採之史传，或搜于家乘，或取诸碑碣，必考核精确，方为编入，断非以耳作目，参以齐东之误”[45]。可以看出作者学风比较严谨。但从以上资料中看不出这些回纥或突厥人是穆斯林，所以并没有引起学术界重视。或许作者曾经看到过今天我们已经无法看到的家谱资料、或者碑碣资料。因为清末同治事件以后，许多古老清真寺保存的具有较高研究价值的碑刻资料、回族墓地墓碑也一同被毁，陕西回族历史文化传承受到严重破坏。封建社会修志者，受正统史观影响，大多忽视对少数民族历史人物、事件的记录，陕西一些方志资料遵循“志不载回民事”，笔者曾查阅明代南大吉于1541年编纂的《渭南志》，没有搜集到一条与回回相关的资料。

陈垣先生认为，“回纥，唐元和间改为回鹘，其族类本在葱岭之东，夙奉摩尼教，与回回之在葱岭以西奉伊斯兰教者迥殊，五代时回鹘既衰，渐有改奉伊斯兰教者”[46]。唐代进入内地的回纥兵也大多信奉摩尼教，摩尼教“更借回纥之势力，延蔓中华”[47]。《旧唐书•宪宗纪》记载：元和二年（807）正月“庚子，回纥请于河南府、太原府置摩尼寺，许之。”[48]

唐代回纥、回鹘与明清时期居住在新疆、甘肃一带的畏兀儿尽管经历过迁徙、流动及内部分化，但应该是一脉传承，北宋以后“回回”一词开始出现，《元史》中回回、回鹘、畏兀尔并用，明时期回回、回民、畏兀儿混用。清代将畏兀尔也称回民、回回、缠回，如雍正十年（1733）清政府将吐鲁番“回民大小一万余口”迁至甘肃肃州安插。[49]北京“回回营”，“多系旗籍，以黄、马、金、邓四姓为大户，确为乾隆时随香妃来京新省之回裔也，食清室俸禄钱粮者，共一百零八户，人口计有七百九十五人，官建营房于此，以便此辈回民居住。该地一度名红帽子营，未几即改为回子营。按北京市内有地名回回营者约有五处，计德胜门内一处，西直门内沟沿一处，地安门内沙滩一处，宣内马石桥一处，其一则为本期调查有清真寺之和平门内者是也。除此而外余四处，均为曾居旗兵而名者”[50]。这些“缠回”后来由所谓“生回”逐渐华化，变为“熟回”，融入到内地回回中。

1764年乾隆皇帝为香妃及畏兀儿随从在北京修建“回子营清真寺”时御制《敕建回人礼拜寺碑记》，用汉、满、突厥、蒙古四种文字刻在同一块碑上，据该碑记载：“回纥自隋开皇时始入中国，至唐元和初偕摩民进贡，请置寺太原，额曰‘大光明’，实为礼拜寺所由昉”[51]。碑文中还有“花门秘刹，依我云阊”记述。乾隆御制碑曾引起国内外学者关注，一些学者认为乾隆帝犯了一个常识性错误，将摩尼教寺误认为伊斯兰教清真寺。[52]到底是乾隆弄错了，还是有其他原因？笔者揣测，此寺最初有可能为回纥人所建摩尼教寺，回鹘汗国于846年灭亡不久，唐武宗讯及下令对中原回鹘摩尼寺进行查禁，寺院被毁，“产赀入之官”，此后摩尼教的传教活动由合法变为非法。[53] 回纥摩尼寺有可能改建为清真寺。经查，位于太原市解放路的清真古寺，据李兴华先生考察，认为是“一座国内少见、建筑结构独特、雕刻彩画出众”的清真寺。据记载，该寺初建于唐贞元年间（785-805），与《旧唐书》记载“太原府置摩尼寺”时间相吻合。该寺光绪二年（1876）立的《清真寺重建碑记》开篇称“易思摩尼教门，新新不息而已”，“此寺贞元之新建，景祐之重新”[54] 记载。此碑将伊斯兰教称为“易思摩尼教门”，李兴华先生认为“恐怕不仅只是译名不同，说不定蕴含着太原伊斯兰教与摩尼教之间的某种关系”[55]。

黄庭坚对太原清真寺题词

呼和浩特清真寺黄庭坚题词拓片碑

太原清真寺黄庭坚题词碑

白寿彝先生在1936年《禹贡》刊发碑文图片

北宋著名书法家、文学家黄庭坚（1045—1105）与沈括（1031—1095）同一时代人，过去学术界认为的“回回”一词最早出现于北宋人沈括《梦溪笔谈》“银装背嵬打回回”，这首诗为沈括于宋神宗元丰三至五年（1080—1082）任鄜延路经略使时创作。太原清真寺保存一黄庭坚题词碑，内容为：“夫回回之学，尽其天理而斮其私，故万里人服其道高理中，如吾夫子，可谓至也。黄庭坚书”。如果说沈括笔下的“回回”所指有争议，而黄庭坚笔下的“回回”一词指向很明确，题词中的“回回之学”应该指伊斯兰教规教理，并与孔子儒学相比较。网上有介绍说此碑刻为清代太原阳曲县回民鉴藏家李希（清代收藏家李桂芳后代）所制。李希曾精选藏钟繇、褚遂良、苏东坡、黄庭坚、米芾、傅山、郑板桥等历代名家书法墨迹，于咸丰年间刻之于石，做成范本供人临习、欣赏，亦希望其传之后世，名为《崇德庐帖》。后因战乱，许多石刻或损坏、或流失。1957年，李希玄孙李玉成将仅存的30块帖刻捐给政府，黄庭坚题词碑被复制到太原清真寺而保存至今。同时呼和浩特清真寺清康熙三十三年（1649年）“洪武皇帝御制回辉教百字”碑阴也有黄庭坚题词，内容、书法风格、文字布局与太原清真寺碑完全一致。[56] 关于黄庭坚题词书写于何年、何地？太原、呼和浩特清真寺碑孰先孰后等问题，有待进一步考证，笔者心中惦记着想去太原、呼和浩特清真寺实地考察，因受疫情影响，至今没能成行。

1936年7月，时任《月华》主编赵振武先生在北平出示太原清真寺碑拓片与白寿彝先生探讨，赵振武先生介绍说“太原清真寺有一圆头碑，碑头似仍保持原状，碑身则经后人刮磨，碑头厚于碑身者约一二寸。碑身之文，为刘墉所书，碑头则黄庭坚书，即此幅是也。”白先生认为此碑在研究中国伊斯兰教或回族历史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并说：“予性不喜书，于名家书法，知者甚少，此石是否果出山谷（黄庭坚，号山谷）手笔，予不能辨，然此称‘回回’，显为伊斯兰教或伊斯兰教徒之别名；又称‘尽其天理而斮其私’，则同于宋儒理气之说；而所谓‘万里人服其道’，则又足徵当时中国伊斯兰教徒之多。使此石果真，则在中国回教史以及中国思想史上，立即引起一重大之问题，固不只回回一名足补近贤之考证已也。愿国内外之深于山谷书法者，一审订之，二十五年七月廿三白寿彝跋。”[57] 白寿彝先生对黄庭坚题词的学术研究价值、重要意义给予充分肯定，将此拓片与以上文字结合一起刊发在1936年《禹贡》（回教专号），希望黄庭坚书法研究者辨别其真伪。至今八十多年过去了，没有学者对黄庭坚题词的真迹提出过怀疑，包括太原清真寺碑为什么将伊斯兰教称“易思摩尼教门”，这些问题都值得进一步探讨。

《辞海》关于“花门”条释：“即花门山。在居延海北三百里。见《新唐书•地理志四》注。唐初在花门山上设立堡垒，以抵御北方外族。天宝时，花门山为回纥占领。后因以花门为回纥的代称。杜甫《留花门》诗‘花门既须留，原野转萧瑟’”[58] 。乾隆四十四年刊本《甘州府志》“古迹”有“留花门山堡”解释，称：“《新唐志》宁寇军北三百里有花门山堡，又东北约千里至回鹘牙帐，杜甫有诗。按邑人高元振有花门考云，以去回鹘帐不远也，曰留者以彼蟠据沙苑之间，恐为中国害耳，乃镇志云有留花门，联上字误矣，诗末云花门既须留，其语甚明也”[59] 。

有学者认为：“花门山堡乃是唐初为抵御北方诸族而设置的，天宝时为回纥所占，故以花门为回纥之代称。……约在天宝年间及其后，回鹘势力逐渐强盛，占据了突厥故地，其南境已达花门山及居延海以北戈壁。因此，‘花门’就成了回鹘人的代称而广为流传，乃至于回鹘人亦以‘花门’自号，唐代诗人称回鹘为‘花门’，均见于天宝年间及其后的作品，从侧面也证明了这点。质言之，‘花门’一词作为回鹘的代称，只能在天宝年间以后”[60] 。

邱树森先生主编《中国回族大词典》收录“花门”词条：“陕西人对回回的称呼。源出唐代对回鹘人的称呼。回鹘汗国建立初，修‘参天可汗道’，向唐朝入贡拜见。后于牙帐前置门，装饰彩花，以迎唐使，时称‘花门’。安史之乱后，因回鹘助唐收复两京有功，留居长安沙苑”[61] 。

助唐平叛的回纥、大食兵留居内地以后，“花门”一词在唐宋元明清文人笔下时常出现，据统计唐代杜甫、岑参等诗作中大约有10首诗中称回纥为花门。[62] 从其诗作分析，称“花门”的回纥分布范围较广。其中杜甫《留花门》点出回纥兵助唐平叛及进驻沙苑的情景，可以看出杜甫对回纥留居沙苑带有一定成见，以致影响到后代文人政客。该诗前编者加一段按语“甘州东北千余里，有居延海。又北三百里，有花门山堡。又东北千里，至回纥牙帐。肃宗还西京，叶护辞归，奏曰：回纥战兵留在沙苑，今归灵夏取马，更为陛下收范阳余孽”。

北门（一作花门）天骄子，

饱肉气勇决；高秋马肥健，挟矢射汉月。

自古以为患，诗人厌薄伐；

修德使其来，羁縻固不绝。

胡为倾国至，出入暗金阙；

中原有驱除，隐忍用此物。

公主歌黄鹄，君王指白日；

连云屯左辅，百里见积雪。

长戟鸟休飞，哀笳曙幽咽；

田家最恐惧，麦倒桑枝折。

沙苑临清渭，泉香草丰洁；

渡河不用船，千骑常撇烈。

胡尘逾太行，杂种抵京室。

花门既须留，原野转萧瑟。[63]

元末诗人杨维桢曾作《花门引》后两句为：

折天柱，唐无人，引狼殪虎狼非麟；

空令汉女嫁非匹，穹庐夜夜愁寒云。[64]

这首诗描写唐借回纥兵，最后两句暗示在地方官府主导下，令汉女嫁回纥兵之事。

元末浙江诗人张昱《辇下曲》收录一首诗：

花门齐侯月生眉，

白日不食夜饱之；

缠头向西礼圈户，

出浴升高叫阿弥。[65]

这首四句诗比较准确形象描写江浙一带被称为“花门”的回回人斋月及礼拜活动的场景，应该为作者亲眼所目睹。张昱历官江浙行省左、右司员外郎，行枢密院判官，晚年可能到过南京。

明代史学家宋濂《题<花门将军游宴图>》中“花门将军七尺长 ,广颡穹鼻拳发苍，身骑叱拨紫电光，射猎娑陵古塞傍。”描述明初北方边关少数民族将领征战的形象。

- 清代乾隆皇帝在平定准噶尔回部时作《花门行》诗一首，主要写新疆伊犁等地少数民族，诗中提到花门种类繁多及哈萨克、布鲁特，“部落虽殊形貌似，晰面绿瞳赤发鬈”。

唐代涉及“花门”的几首诗作大多写回纥兵，只有元末张昱关于“花门”的诗作与回回有关，可见“花门”是一泛称，与回纥联系比较紧密，元代也指内地“回回”，清代之后又与新疆回部发生关系。

清祁韵士《皇朝藩部要略》介绍西域回部时,出现“花门种”：“回部不详其世系。大部二，曰哈密回部，曰吐鲁番回部。二部错居西域，……或城郭处,或逐水草徙,称花门种。”[66]《新疆图志》“吐鲁番回部”条中对回部与花门之间关系做了简单辨析：“吐鲁番本高昌国,宋为甘州回鹘,辽为阿萨兰回鹘,皆回纥之遗种,而非天方西来之回也。……然回部实传衍于派罕,[67] 而非尽留种于花门也”[68]。这段资料可以解析为回纥也被称为“回”，但并非蒙古人西征东来之“回”。

有学者认为“以回鹘种人，改从大食法，回鹘本名回纥，转为回回，于是大食亦冠以回回之号，大食各部，亦统名以回回”[69]。

自清以来，在回族社会流传甚广之《回回原来》，以唐贞观年间，唐王解梦形式，叙说回回最早来源。该书以“怪物入宫，必有妖气，必得回回，庶乎可以消灭。”回王受唐王使节请求“遣其国中高僧该思、吴歪斯、噶心三人，来华报聘。行至中途，该思、吴歪斯二人水土不服病死。仅余噶心一人，跋涉山川，受尽辛苦，而至中国……，缠头告以西域有天降之经，名曰《辅尔噶尼》，犹之中国之《五经》也，详论中西礼教不同。天子大悦。选唐兵三千，移至西域，换回兵三千，来至中国以伴缠头。此三千回众，生育无穷，即今中国回教徒之祖先也”。张星烺先生认为此书“所言全无根据，多系凭空虚构。”“回教徒中，自昔有此传说，而著者据之加以润色，成此可笑之书。”但张先生认为该书中东来的该思、吴歪斯、噶心三名，则确为回教徒之名。[70]

尽管学者对此书多以批判角度认为所述事件不可信，但所说的三位回教传教士该思、吾歪思、噶心曾确实存在，有不同版本的民间传说，有地方志书记载及早期传教士墓地为证。据福建地方志书《闽书》卷七《方域志》记载：“唐武德中，遂传教中国。一贤传教广州，二贤传教扬州、三贤、四贤传教泉州。”今天泉州灵山圣墓、广州宛葛素墓、新疆吐鲁番有盖斯拱北、甘肃玉门星星峡有吴歪斯拱北为证。可以肯定《回回原来》所记载的唐代外国传教士来东土传教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有迹可寻，只是三人名字汉语译音略有不同。不过《回回原来》记载的三位传教士与《闽书》记载的四位传教士并非同一个时代。自唐至清来中国的阿拉伯、中亚一带传教士还是比较多，北京牛街清真寺、东南沿海广州、泉州及西北各地有许多不知名的传教士墓地或拱北为证。

《回回原来》4万字，成书具体时间，已不可考，清中叶有镇江刻本，光绪三十年又有成都敬畏堂刻本。许多回族家谱在追溯家族源头时也引用《回回原来》内容，如湖南《黄氏四修族谱》中有“吾族旧族谱称，唐贞观初，太宗梦缠头人……于是遣汉兵三千易来回兵三千。”或以《缠头歌》《唐王谈道》形式在回族民间流传，追溯自己家族的族源。[71] 笔者认为，这里唐王用三千汉兵易三千回兵之事，采用非传统叙事方式记录“安史之乱”三千回纥兵留居陕西大荔沙苑的历史事实。也有学者认为“上述故事中借兵回回之说，无疑出于唐王朝向回纥及西域借兵镇压安史之乱的史实”，“昌言今之回回即古之回纥之论调者，据现在所知，也始于汉人。由此可以推知。回回人在追溯一种明确地与汉人群体不同的独特根源时，仍然不自觉地采纳了汉族用以想象对方的言说材料”，回纥“是一个被泛化了的广袤地分布于西域地区的穆斯林共同体，亦即与最宽泛意义上的‘回回’等义”[72]。苏北海先生认为“回鹘与回回，其源异，而其种别，今日之称回教，实包括回鹘、回回、突厥、吐蕃、波斯、大食各异种，凡信仰依斯兰教者均在其内” ，“内地人对凡信仰依斯兰教之人，就均称之为回回，所以自元以后，凡西域各方来华之依斯兰教徒，中国人固统名之曰回回，即自海上来航之依斯兰教商人，因其生活习俗与西北来者相同，所以又别称之为南蕃回回，从此回回一名，已为依斯兰教人在中国之代名词”[73]。

回族是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就时期承认、新中国成立以后民族识别确定的第一批少数民族。回族的形成是历史上多民族在迁徙、交流中不断分化、融合、重组的过程，应该说伊斯兰教在回族重组过程中发挥了区分与整合重要功能。回族也是我国地域分布最为广泛的一个少数民族，不同地区的回族族源体现出不同的时空背景，有源于唐代助唐平叛的回纥、大食军人；唐宋时期到广州、泉州、扬州等东南沿海及长安经商长期居留不归的蕃客；有源于蒙古军三次西征被征调东来的中亚西亚穆斯林士兵、工匠等；有明代朝贡内附或被编入锦衣卫的中亚穆斯林贡使；也有吸纳国内汉族、维吾尔族、蒙古族、藏族等民族成分。历史上也有大量回回人融入汉族或其他兄弟民族中事例，明代许多回族开国将领如胡大海、沐英、蓝玉等人后代既有回族，也有汉族。历史上回族曾在不同时期、不同语境下也赋予不同称谓，如元代回回一词普遍出现以后，也有一些资料称“没速蛮”或“谋速鲁蛮”，《蒙古秘史》又称回回为“撒尔塔兀勒”；清代移居缅甸的云南回族被当地人称为“Panthay”；17世纪西方探险家在新疆考查游记中将从内地移居新疆的回回人又称为“东干”。关于“东干”一词，学界有各种说法，民国时期有学者认为“‘东干’一名含有转变的意义。或是汉人信仰的改宗，或是西域人的华化”[74]。可以说“回回”“撒尔塔兀勒”“东干”是历代知识群体不同时空背景下对“回回”群体的“他称”。“花门”最早为一地理概念，源自唐代天宝年间为抵御外族在西北设置的花门山堡，后被回纥占领，在唐代文人笔下花门成为回纥的代称。在同一时期安史之乱爆发，唐朝借调回纥、大食兵平乱，战事结束后大量回纥、大食兵留居内地，被安置在同一地域、与当地人通婚、繁衍生息，几百年来被称为花门。参与平定安史之乱的所谓大食兵应以中亚被征服的九姓胡士兵为主，因九姓胡与回纥的特殊关系、大食人的布教活动、唐武宗禁止摩尼教传播，迁居沙苑与其他地区部分回纥人与伊斯兰教结缘，成为最早的、规模较大的回族族源之一支，并被历代文人称为“花门”。更多的回纥人及唐中期以前入居中原的九姓胡人融入到汉族中，如元代著名文学家、诗人马祖常，其高祖“出于花门贵种。宣、政之季，与种人居临洮之狄道”，后迁居河南，融入到汉族。陈垣先生认为马祖常先祖家族信仰景教。[75] 唐时期“花门”是对回纥人的一种泛称，其中包括信仰伊斯兰教的大食人、信仰摩尼教或伊斯兰教的回纥人。这一时期宗教还没有发挥族群区分功能，宋以后散处中原各地大部分花门回纥后裔陆续与汉族实现了融合，参与平定安史之乱这部分回纥兵因郭子仪的关系被安置在大荔沙苑这个地方，最后融入回回中。至蒙元时代，大量中亚西亚等地不同族群穆斯林随蒙古军进入内地，中国穆斯林族群成分更加多元化，“回回”一词在官方文书及《元史》中普遍使用。元代回回中还包含一些非穆斯林群体，如信奉犹太教的“术忽回回”等，至明代随着“回教”一词的出现，这一族群的边界逐渐明晰化。“花门”作为一种历史记忆，在元、明、清文人、官员笔下时有出现，用以指代“回回”这一群体，清代也指新疆“回部”。实际上从元代开始，一些文人著述中对“回回”“回纥”族群边界并不是十分清楚，甚至有泛化倾向，容易造成概念混淆。

也许是学界忽视了回纥曾一度被称为花门、至元代被回回代替这一转变的中间环节，才引起一些学者对“回回为回纥音转”的质疑。唐、宋两朝是回族形成的初期或准备阶段，过去回族史研究中，从“安史之乱”这一重大历史事件角度叙述这个民族形成过程的比较少，虽然有像《回回原来》这样民间叙事文本，但因缺乏学理性而不被学界认可。回族族源研究可能更需要我们从民族迁徙、流动、交融的角度去观察、去发现或许能得出比较接近事实的结论。

（该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学界同仁信阳农林学院宛磊教授、陕西师范大学马超博士、宁夏社会科学院王伏平研究员、宁夏大学任均教授资料帮助，在此一并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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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宋）司马光著：《资治通鉴》（全十二册）卷220，7043页，中华书局1956年。

[30] （宋）司马光著：《资治通鉴》（全十二册）卷220，7060页，中华书局1956年。

[31] （清）李焕乙：《清真先正言行略》，见李伟、吴建伟主编《回族文献丛刊》（第1册）7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32] 《新唐书》（百衲本)卷150，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7年。

[33] （清）顾炎武著，陈垣校注：《日知录校注》1684页，安徽大学出版社2007年。

[34] 张星烺编注：《中西交通资料汇编》第三册，1588页， 中华书局2003年。

[35] 刘砺：《固原柳树湾：乌撒卫屯垦官兵的原乡地》，《宁夏文史》2015年第1期。

[36] 转引自陈育宁主编.：《宁夏通史》278页，宁夏人民出版社2008年。

[37] 《旧唐书·列传》卷70.，中华书局1975年。

[38] 转引自陈垣：《回回教入中国史略》《东方杂志》 25卷1号（1928年）。

[39] 转引自张星烺编注：《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三册1376页，中华书局2003年。

[40] 荣新江：《从撒马尔干到长安——中古时期粟特人的迁徙与入居》，见荣新江、张志清主编《从撒马尔干到长安——粟特人在中国的文化遗迹》第2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

[41] 《北京牛街礼拜寺“古教西来历代建寺源流碑文总序略”清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见余振贵、雷晓静主编《中国回族金石录》6页，宁夏人民出版社2001年。

[42] 乌志鸿：《西安清真寺古碑选注》97页，宁夏人民出版社2011年。

[43] 西安市莲湖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莲湖区志》， 三秦出版社2001年。

[44] 马长寿著：《马长寿民族史研究著作选》25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

[45] 李伟、吴建伟主编：《回族文献丛刊》（一）5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46] 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6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47] 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3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48] 《旧唐书·宪宗纪》（百衲本》卷15，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7年。

[49] 清实录[M].卷125。

[50] 宗正:《北京市清真寺调查之二——回回营清真寺》，《回教》第1卷(7)。

[51] 余振贵、雷晓静主编：《中国回族金石录》199页，宁夏人民出版社2001年。

[52] 王东平：《乾隆御制<敕建回人礼拜寺碑记>的两个问题》，《西域研究》2007年2期。

[53] 杨富学：《 回鹘摩尼寺研究》194页，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

[54] 余振贵、雷晓静主编：《中国回族金石录》36页，宁夏人民出版社2001年。

[55] 李兴华：《太原伊斯兰教研究》，《回族研究》2007年1期。

[56] 余振贵、雷晓静主编：《中国回族金石录》201页，宁夏人民出版社2001年。

[57] 白寿彝：《太原清真寺黄庭坚题字石刻拓片》《禹贡》1936年5卷11期。

[58] 《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6年。

[59] （清）钟赓起著：《甘州府志》卷4，149页，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

[60] 孟楠：《回纥别称“花门”考》，《西北史地》1993年4期。

[61] 邱树森主编：《中国回族大词典》13页， 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

[62] 吴华峰：《杜甫“花门诗”小议》，《杜甫研究学刊》2016年2期。

[63] 《全唐诗》第4册，2282页，中华书局2016年。

[64] （元）杨维桢：《杨维桢诗集》62页，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

[65] 转引自钟焓：《民族史研究中的“他者”视角——跨语际交流、历史记忆与华夷秩序语境下的回回形象》《历史研究》2008年1期。

[66] 转引自吴华峰：《 杜甫“花门诗”小议》，《杜甫研究学刊》2016年2期。

[67] 派罕，又称派罕巴尔，波斯语peygambar，原意为“信使、传递消息者”，在中国史籍中指穆罕默德。

[68] 王树枬等篡修：《新疆图志》卷十七，189页，见《中国地方志书集成》，凤凰出版社、上海书店、巴蜀书社2010年。

[69] 陈汉章《中国回教史》，见李兴华、冯今源编《中国伊斯兰教史参考资料选编1911—1949》（上册）34页，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

[70] 转引自张星烺编注：《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二册742页，中华书局2003年。

[71] 马亮生主编：《湖南回族史料辑要》109页，湖南出版社1995年。

[72] 姚大力：《北方民族史十论》99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

[73] 王仁南：《回鹘回回辨证》《瀚海潮》第2卷2-3期，1948年。

[74] 张曼西：《回教非回族》，《星岛周报》第14期。

[75] 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1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丁明俊，北方民族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丁明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