丙子时是几点到几点(丙子)

公元820年正月庚子（廿七）这天夜间，43岁的唐宪宗李纯突然驾崩于中和殿。李纯长期服用金丹，脾气暴躁，喜怒无常，宦官常常获罪，有的被处死，因而人人自危。当时，人们都说是宦官王守澄和内常侍陈弘志杀了皇帝，伪称皇上“误服丹石，毒发暴崩”，并假传遗诏，命李恒继位，这就是唐穆宗。

千古名作《竹枝词》的真实由来

唐穆宗长庆元年（821）冬季，在洛阳丁忧守母丧的刘禹锡，被任命为夔州（今重庆市奉节县）刺史。长庆二年(822)正月初二，刘禹锡到达夔州。初五这天，他写了《夔州谢上表》。

唐穆宗李恒即位以后，对待当年参加过永贞革新人员的态度有所变化。因此，刘禹锡在表文中对自己的蒙冤遭贬做了一些辩白，澄清是非，希望穆宗能够“大明御宇，照烛无私”。

刘禹锡居母丧之前，任连州刺。当时的连州，只管辖桂阳、连山、阳山三县。夔州在长江三峡的上游，地理位置比较重要，管辖奉节、云安、巫山、大昌四个县，辖境相当于今天重庆市的奉节、云阳、巫山、巫溪等县地。刘禹锡在《夔州刺史厅壁记》中说：“按版图方输，不足当通邑，而今秩与上郡齿。”

唐代颜师古认为“方输”就是“方轨而输，杂出贡赋，入于天子”。概括而言，“方输”就是指缴纳天子的贡赋，也就是赋税。夔州按版图（土地面积）和所缴纳的赋税来说，比不上交通方便经济发达的那些通都大邑的州，但如今夔州的行政级别和俸禄却与上等州郡相并列。

唐代按照户口和经济等情况，将州分为辅、雄、望、紧、上、中、下七个等级。州的等级不同，其官吏的级别、建制、俸禄等也有所不同。上州刺史为从三品，中州刺史为正四品上，下州刺史为正四品下。

刘禹锡从连州刺史到夔州刺史，虽然都是刺史，但由于夔州“秩与上郡齿”，等级与上等州郡相并列，因此刘禹锡这个夔州刺史的级别和待遇也就随之提高了。

聪明的刘禹锡一眼就窥出了这极其微妙的变化，他对自己的前途充满了希望。他深知，这自然是皇帝的恩典，但更是好友宰相裴令公裴度努力的结果。

元和十年（815），刘禹锡自朗州（治所在今湖南省常德市武陵区）司马任上被召还，有可能重回尚书省。但这年三月，刘禹锡和柳宗元等同去长安玄都观（guàn）看桃花，作了一首诗：

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

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

（《元和十年，自朗州承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

据唐孟棨《本事诗》记载：

刘尚书自屯田员外左迁郎州司马，凡十年始征还。方春，作《赠看花诸君子》诗曰:“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其诗一出，传于都下。有素嫉其名者，白于执政，又诬其有怨愤。他日见时宰，与坐，慰问甚厚。既辞，即曰:“近者新诗，未免为累，奈何？”不数日，出为连州刺史。（唐·孟棨《本事诗·事感第二》）

这首诗的意象非常之妙，单从诗的象来看，通篇只说看桃花的事，但稍一思考就会发现诗的象外之意。“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那分明是在说，朝廷里这么多新面孔的官员，都是我刘禹锡被贬之后提拔栽培的。这不仅讽刺了提拔者，也讽刺了被提拔者，因而触怒了一批新权贵。于是，“谏官争言其不可，上与武元衡亦恶之”。谏官们争先恐后表态，认为不能提拔这批人，唐宪宗和宰相武元衡也都讨厌刘禹锡。武元衡是刘禹锡的政敌，另两位宰相张弘靖和韦贯之，虽然对刘禹锡没有什么敌意，但也没什么深交。而当时的裴度为御史中丞，不在宰相班子里，因此也左右不了形势。

于是，这些被召回的当年“永贞革新”被贬谪的人，统统安排到边远的州郡作刺史。官职虽然由司马升迁为刺史，但地方却更加偏远，等于明升暗贬。永州司马柳宗元任柳州刺史，朗州司马刘禹锡任播州刺史。播州就是今天的贵州省遵义地区，唐代的时候播州属于下州， “西南极远，猿狖所居，人迹罕至”（《旧唐书》卷一百六十列传第一百一十《刘禹锡传》），州民总数还不到五百户。让刘禹锡到如此偏僻荒凉的州任刺史，分明是要给他点颜色看看。

刘禹锡接到任命的诏书，顿时惊慌失措。因为刘禹锡的母亲已经八十多岁了，体弱多病，风烛残年，根本无法与刘禹锡一起跋山涉水到几千里外的播州去生活。刘禹锡又没有其他兄弟，所谓“刘二十八”的行第称呼，那是堂兄弟的排行。

柳宗元得知刘禹锡任播州刺史的消息，非常难过地说：“播非人所居，而梦得亲在堂，万无母子俱往理！”（《资治通鉴》卷二百三十九）播州根本就不是人生活居住的地方，而梦得高堂尚在，万万没有让母子二人一同前往的道理！他打算向朝廷请求，愿意把自己由柳州改任播州，让刘禹锡到条件稍微好一点的柳州去任职。患难见真情，柳宗元真是够朋友！

这时，御史中丞裴度向宪宗进言：

“禹锡诚有罪，然母老，与其子为死别，良可伤！”上曰：“为人子尤当自谨，勿贻亲忧，此则禹锡重可责也。”度曰：“陛下方侍太后，恐禹锡在所宜矜。”上良久，乃曰：“朕所言，以责为人子者耳；然不欲伤其亲心。”退，谓左右曰：“裴度爱我终切。”明日，禹锡改连州刺史。（《资治通鉴》卷二百三十九）

裴度向宪宗进言说：“刘禹锡诚然有罪，但是他的母亲年事已高，与自己的儿子去作永别，实在使人哀伤！”宪宗说：“作为人子，尤其应该使自己谨慎，不要给亲人留下忧患。如此说来，刘禹锡也是甚可责难的啊。”裴度说：“陛下正在侍奉太后，恐怕在刘禹锡那里也应予以怜悯。”过了许久，宪宗才说：“朕说的话，是只责备作儿子的罢了，但是并不打算使他的母亲伤心。”从朝堂上退下来之后，宪宗对身边的人说：“裴度对朕爱得深切啊。”

裴度的进言实在是太智慧了！是啊，孝是要推己及人的。身为皇帝，自己正在侍奉太后，口口声声提倡孝道。皇上的母亲应该由儿子来尽孝道，臣子的母亲也要由儿子来尽孝道啊！“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如果皇帝把正在为高堂老母尽孝的臣子，任命到极其偏远的州去为国家做官理政，天下人都会觉得皇帝的做法有伤孝理之风，这是会影响圣望的。所以，唐宪宗才说：“裴度对朕爱得深切啊。”第二天，刘禹锡就被改任为连州刺史了。

连州地处南方，临近大海，物产丰富，州民十多万人，与播州的情况相比，简直就是天壤之别啊。看来，唐宪宗是给足了裴度的面子。这年六月，武元衡遇刺身亡，裴度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做了宰相。

这次刘禹锡为母守丧期满之后，又从原来的连州刺史改任“秩与上郡齿”的夔州刺史，宰相裴度所起的作用不言而喻，皇帝又给了裴度的面子。对于皇帝的恩典，刘禹锡已经在《夔州谢上表》中千恩万谢了，这是名正言顺的。可是对宰相裴度的感谢就不能像对皇上那样明言谢恩了，因为朝廷的人事关系极为复杂，如果写信直接向裴度表示感恩，一是太俗气，二是消息一旦泄露，不仅不利于自己的前途，而且对宰相裴度也不利，甚至还可能遭党锢之祸。但如果不言不语，那就太不懂事了，身为宰相的裴度，为你刘禹锡用尽心思，帮了恁大的忙，你却连句感谢的话都没有，这就会伤朋友的心。

怎么办呢？诗豪就是诗豪，一首既有“言志”，又有“意象”，而且志存高远，象美意妙的千古名作《竹枝词》，就这样诞生了：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还有晴。

从诗的表面来看，这就是一首情歌，而且是一首“风韵摇曳”的优美情歌。但这只是诗的象，那象外之意是说：

裴令公啊裴令公，你就是那江上唱歌的年轻小伙子，你唱的歌好像漫不经心，但我这情窦初开的少女却能心领神会。你那漫不经心的歌声，就像现在的天气一样：“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还有晴。”看似无情，实则有情。

这首诗写得实在太好了，它不翼而飞，到处传播，很快就传到了东都洛阳和首都长安，当然也传到了裴度的耳边。那真是有口皆诵啊！几乎所有听到这首诗的人，都赞不绝口。但可能只有裴度知道这首诗的象外之意，因此他会心地笑了：“好你个刘二十八，不愧一代诗豪！希望你不要着急，后会有期。”

裴度一直在想办法努力说服唐穆宗，等刘禹锡夔州刺史任满后，让他回京任职。可是，就在刘禹锡任期将满的时候，唐穆宗却于长庆四年（824）正月十一日中毒而死，年仅30岁。穆宗15岁的长子李湛即位，这就是唐敬宗。

裴度几年的努力都白费了，一切还得重来。这年夏季，刘禹锡没能进京任职，而是调任和州（今安徽省和县）刺史，暂且栖身。

裴度对刘禹锡回京的事非常着急，他吸取了上次的教训，加快了节奏的进程。宝历二年（826）冬，在和州刺史任上只有两年多的刘禹锡奉诏回洛阳。

本年十二月，唐敬宗被宦官刘克明所杀，穆宗18岁的次子李昂即位，这就是唐文宗。这次裴度真是堪称英明啊，如果稍迟一步，刘禹锡回京的事又会泡汤了。

古人误读《竹枝词》：“唱歌声”还是“踏歌声”

对于这首假象尽意、以象达意、意在象外的千古名作，人们都只把它当成了一首情歌，而且主要都是欣赏其“晴”与“情”的双关之妙。

明代周珽在《唐诗选脉会通评林》中评道：

起兴于“杨柳”“江水”，而借景于东日、西雨，隐然见唱歌、闻歌，无非情之所流注也。

清代黄生在《唐诗摘钞》中评道：

此以“晴”字双关“情”字，其源出于《子夜》《读曲》。

清代管世铭在《读雪山房唐诗序例》中评道：

刘禹锡：“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还有晴。”温飞卿：“玲珑骰子安红豆，入骨相思知不知。”古趣盎然，勿病其俚与纤也。

清代王士祯在《唐贤小三昧集》中评道：

双关语妙绝千古，宋元人作者极多似此，元音杳不可得。

晚清俞陛云在《诗境浅说续编》中选评了刘禹锡的六首《竹枝词》，本诗列为第六首：

此词第四、第五两首之前二句，皆质直言之。此首起二句，则以风韵摇曳见长。后二句言东西晴雨不同，以“晴”字借作“情”字。无情而有情，言郎踏歌之情费人猜想。双关巧语，妙手偶得之。

俞陛云是晚清知名学者、诗人，31岁时参加光绪二十四年（1898）进士考试，殿试名列第三，以探花及第，授翰林院编修。其祖父为晚清著名文学家、教育家、书法家，经学大师，清代“《说文》四大家”之一，著有五百卷的皇皇学术巨著《春在堂全集》。其子俞平伯是现代著名文学家，曾任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教授，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一级研究员，是“新红学”的开拓者之一。

《诗境浅说·序》云：

丙子（1936年，作者68岁）夏日，孙儿女自学堂暑假归，欲学为诗。余就习诵之《唐诗三百首》，先取五言律，为日讲一诗。凡声调、格律、意义及句法、字法，剖析言之，俾（使）略知径途，经月积成一卷。老友章君式之见之，喜其便于初学，为署端曰“诗境浅说”。忆弱冠学诗，先祖曲园（俞樾自号曲园居士）公训之曰：“学古人诗，宜求其意义，勿猎其浮词徒作门面语。”余铭座勿谖（xuān，忘记）。若云尚论古人，余则未敢也。

“丙子”年即1936年，时作者68岁。《诗境浅说》是俞陛云为家中孙儿女“欲学为诗”特意编选的启蒙读物，侧重于分析每首诗的“声调、格律、意义及句法、字法”。最初是从人们习诵的《唐诗三百首》中选讲五律24家39首，出书时这部分为甲编。另有乙编“五言摘句”，选讲五律名联35家56联；丙编选讲七律29家47首；丁编“七言摘句”，选讲七律名联30家45联。续编选讲五言绝句77家131首，七言绝句93家249首。全书选讲的唐代律诗和绝句共466首（不计名联）。

《诗境浅说》的书名，为章钰所取。章钰（1865-1937），字式之，近代藏书大家、校勘学家、教育家。斋号“四当斋”，取宋尤延之以书籍“饥当肉、寒当裘、孤寂当友朋、幽忧当金石琴瑟”之语。曾问业于俞曲园先生，光绪二十九年（1903）进士，江苏巡抚奏准留籍办学，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成立初等小学堂40所，同时开学。朝廷以其办学劬劳，保加四品衔。后任外务部一等秘书，兼任京师图书馆编修。

《诗境浅说》影响很大，自上世纪30年代出版以来，屡屡再版。近年来，已经有包括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在内的十多家出版社出版该书，但都只是排版印刷而已，却未见有评注整理本出版。这既说明了学术水平的江河日下，也反映了当前出版界的浮躁逐利和编辑的无能。因为据原书出版很方便，不需要编辑组稿审稿，而且还不用支付稿酬（已经是公版书）。近年来这种民国公版书的简单重印，似已悄然成风。

其实，民国学者的许多著作，虽然今天仍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但今天的一般读者阅读还是有一定困难的，因此，我一直主张应该出版这些著作的校勘评注整理本，这对今天的读者是很有用的。另外，民国的著作本身也存在一些问题。譬如刘禹锡的这首《竹枝词》吧，且不说《诗境浅说》就象解象的讲论未探真髓，即便是原诗也是有问题的。

刘禹锡曾自编诗文集四十卷，大（太）和七年（833）在苏州刺史任上，又选录其中的四分之一编成《刘氏集略》十卷。但这两种自选集都已失传，《新唐书·艺文志四》著录的“《刘禹锡集》四十卷”不是刘禹锡的自选集，因为其中有大和七年以后的作品。到了北宋的时候，《刘禹锡集》四十卷失去了十卷，宋敏求搜集遗文，编成《外集》十卷，合原集仍为四十卷。这样，《刘禹锡集》就出现了四十卷和三十卷两种版本。

四十卷本仅存宋刻本三种：一是宋蜀刻本《刘梦得文集》三十卷、《外集》十卷，藏于日本平安福井氏崇兰馆。1913年，江苏武进董康用珂罗版影印了一百部带回国，后《四部丛刊》据以影印。二是南宋浙刻本《刘宾客文集》三十卷、《外集》十卷，今藏于台湾故宫博物院，卷十三原缺第三、第六两页。三是宋蜀刻本《刘梦得文集》，仅残存一到四卷，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

三十卷本今有明刻本和《畿辅丛书》本《刘宾客文集》。

另外还有光绪三十一年（1905）仁和朱氏结一庐《賸馀丛书》本，是根据明抄本刊刻的，后又收入刘承幹《嘉业堂丛书》中。

以上所有版本，刘禹锡的这首《竹枝词》的第二句均作“闻郎江上唱歌声”，而不作“踏歌声”。

另外，《全唐诗》和《文苑英华》也都作“闻郎江上唱歌声”，且并无异文。

那么，《诗境浅说》的“闻郎江上踏歌声”是从何而来的呢？就所见选本来看，“闻郎江上踏歌声”最早见于清初王世祯选编的《唐人万首绝句选》：

王士祯(1634—1711)是清初杰出的诗人、文学家，《唐人万首绝句选》是根据宋洪迈《唐人万首绝句》选编的，但洪迈书的两种刻本并不作“踏歌声”。

“闻郎江上唱歌声”之所以误为“闻郎江上踏歌声”，很可能与李白的《赠汪伦》有关：

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

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

《赠汪伦》是一首极为通俗有名的绝句，几乎妇孺皆诵。诗的第二句“忽闻岸上踏歌声”与“闻郎江上唱歌声”非常相似，背诵的时候，一不小心就串笼子了。于是，“闻郎江上唱歌声”就串成了“闻郎江上踏歌声”。

踏歌，原为汉、唐时的风俗性歌舞，参与者连臂以脚踏地而歌。《旧唐书》卷七《睿宗纪》中就有“踏歌”的记载：

上元日夜，上皇御安福门观灯，出内人连袂踏歌，纵百僚观之，一夜方罢。

唐先天元年（712）八月，睿宗李旦禅位于太子李隆基，退为太上皇，但仍掌握三品以上官员的任命权以及重大刑案的裁决权。先天二年（713，本年十二月改元为开元元）正月十五元宵节，太上皇李旦登上安福门观灯，让宫中的人出来跳连袖踏歌舞，任凭百官观看，一整夜才散去。

《资治通鉴》卷二〇六“圣历元年”戊戌（698）也有“蹋（踏）歌”的记载：

默啜使阎知微招谕赵州，知微与虏连手蹋《万岁乐》于城下。将军陈令英在成上谓曰：“尚书位任非轻，乃为虏蹋歌，独无惭乎！”佑微微吟曰：“不得已，《万岁乐》。”

通天元年(696)六月，阎知微被武则天任命为三品春官尚书（吏部尚书），命他带着丰厚的聘礼，护送武延秀去娶突厥可汗阿史那默啜的女儿，想用和亲的方式阻止突厥犯边。默啜收了聘礼却拒绝成婚，要杀掉大周的和亲团，带兵去辅助李氏皇子登帝位。阎知微便投降了突厥，被封为“南面可汗”，并担任先锋官，带领突厥兵攻打唐朝的赵州（今河北省石家庄市赵县）和定州（今河北省定州市）。阎知微到了赵州城下就让守护赵州城的陈令英将军投降，以免被突厥大兵屠城。这时突厥大队兵马已经来到，阎知微便急忙前去迎接，并在城下与突厥士兵们连手踏歌，唱起了《万岁乐》。陈令英在城上说道：“尚书职位不轻，竟然为敌人踏地歌唱，难道不感到惭愧吗！”阎知微一边跳一边低声吟唱道：“不得已，《万岁乐》。”我被突厥所逼迫，身不由己，踏地歌唱《万岁乐》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宋末元初史学家胡三省《资治通鉴》注云：“蹋歌者，连手而歌，蹋地以为节。《万岁乐》，歌曲之名。”

詹鍈等译注、章培恒审阅的《李白诗选译·赠汪伦》注云：“踏歌：当地民间一种唱歌艺术。歌时，几个人手拉着手，脚踏节拍而唱。”（凤凰出版社2011年5月第1版231页）

郁贤皓《李白集·赠汪伦》注云：“踏歌：唐代民间流行的一种手拉手、两足踏地为节拍的歌唱方式。’(凤凰出版社2014年10月第1版197页）

既然“踏歌”是几个人手拉手、两脚踏地以为节拍而歌唱，那“闻郎江上唱歌声”就绝不能作“闻郎江上唱踏声”。因为，一则这唱歌的“郎”只是一个人，无法“几个人手拉手”；二则这唱歌的“郎”是在“江上”，无法“踏地而歌”。它不同于李白《赠汪伦》的“忽闻岸上踏歌声”，那是王伦带领着一群村人踏地为节拍，边走边唱前来为李白送行。一群村人，自然可以“几个人手拉手”；在“岸上”，自然可以“踏地而歌”。

人们对自己熟悉的诗，往往是习焉弗察，虽然背诵错了，自己也感觉不出来。又因为记得很熟，所以在写作引用时就直接默写出来了，一般都懒于访书，这就造成了引文的错误。这种现象，在古代和晚近学者的著述中是屡见不鲜的。

如沈其光《瓶粟斋诗话续编》卷五云：

禹锡在沅湘间，以俚歌鄙陋，乃依《九歌》之旨作《竹枝》九章，教巴儿歌之，所谓“巴歙”也。其词曰:“白帝城头春草生，白盐城下蜀江清。南人上来歌一曲，北人莫上动乡情。”“山桃红花满上头，蜀江春水拍天流。花红易衰似郎意，水流无限似侬愁。”“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踏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还有晴。”

这里引用刘禹锡的《竹枝词》就错了好几处：“白盐城下蜀江清”当作“白盐山下蜀江清”；“蜀江春水拍天流”，当作“蜀江春水拍山流”；“闻郎江上踏歌声”，当作“闻郎江上唱歌声”。

今人误读《竹枝词》：基本忘了“诗言志”

对刘禹锡的这首《竹枝词》，今人的鉴赏很多，影响较大的有以下几种。

一是《唐诗鉴赏辞典》，该篇为沈祖棻先生鉴赏：

这是其中一首摹拟民间情歌的作品。它写的是一位沉浸在初恋中的少女的心情。她爱着一个人，可还没有确实知道对方的态度，因此既抱有希望，又含有疑虑；既欢喜，又担忧。诗人用她自己的口吻，将这种微妙复杂的心理成功地与以表达。……姑娘虽然早在心里爱上了这个小伙子，但对方还没有什么表示哩。今天，他从江边走了过来，而且边走边唱，似乎是对自己多少有些意思。这，给了她很大的安慰和鼓舞，因此她就想到：这个人啊，倒是有点象黄梅时节晴雨不定的天气，说它是晴天吧，西边还下着雨，说它是雨天吧，东边又还出着太阳，可真有点捉摸不定了。这里晴雨的“晴”，是用来暗指感情的“情”，“道是无晴还有晴”，也就是“道是无情还有情”。通过这两句极其形象又极其朴素的诗，她的迷惘，她的眷恋，她的忐忑不安，她的希望和等待便都刻画出来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12月第2版《唐诗鉴赏辞典》835-836页）

二是褚斌杰先生主编的《中国历代诗词精品鉴赏》：

这是一首摹拟民间情歌的作品，写妙龄女子对意中人进行揣测得微妙心理。第一句写景，诗目中所见。第二句写她耳中所闻。三、四句接着写她听到歌声后得心理活动：这人得感情就像多变得天气，令人捉摸不定——东边的天上，太阳光芒四射；西边的天上却下着雨，说是没有晴（情），却又有晴（情）。这两句朴素的猜测之辞把少女那有所期待而又忐忑不安得心态刻画得十分传神。（褚斌杰主编《中国历代诗词精品鉴赏·唐五代卷》，青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1月第1版283页）

三是袁行霈先生主编的《历代名篇赏析集成》，该篇为郑孟彤先生鉴赏：

本篇诗一首情歌。它反映了当地青年男女得爱情生活。诗中写的是一个船家姑娘得初恋情怀。作者……巧妙地运用双关、比喻的修辞手法，表达这位姑娘微妙复杂得心态。（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年12月第1版袁行霈主编《历代名篇赏析集成》1035页）

这些鉴赏讲解，都是就象解象，以象为意，既没有体现“诗言志”的本质特征，也没有读懂诗的意象，去诗之本旨远矣！

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也就是乾隆皇帝敕编过一部《唐宋诗醇》，宋诗只选了两家，即苏轼和陆游，可见这两位大诗人成就之高。苏轼在《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二首》其一云：

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

赋诗必此诗，定非知诗人。

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

边鸾雀写生，赵昌花传神。

何如此两幅，疏澹含精匀。

谁言一点红，解寄无边春。

“赋诗必此诗，定非知诗人。”这两句是说，所写的诗如果一定是这首诗的字面意思，而没有象外之意，那你一定不是个懂诗的人。

陆游在《示子遹》一诗中说：

我初学诗日，但欲工藻绘。

中年始少悟，渐若窥宏大。

怪奇亦间出，如石漱湍濑。

数仞李杜墙，常恨欠领会。

元白纔倚门，温李真自郐。

正令笔扛鼎，亦未造三昧。

诗为六艺一，岂用资狡狯？

汝果欲学诗，工夫在诗外。

子遹是陆游的儿子，当时陆游已经是84岁的高龄，他现身说法，告诫儿子说：如果你真的想要学习写诗，那功夫是在诗的字面意思之外。

可是，后人对刘禹锡这首《竹枝词》的鉴赏解读，都是仅限于诗的字面意思。如果真是这样的“赋诗必此诗”，那刘禹锡也就一定不是“知诗”的人了，哪里还称得上“诗豪”？

如果讲得更通俗一些，可以打一个不太恰当的比方，诗的意象就如同谜语的谜面和谜底。赏诗必须赏出诗的象外之意，而猜谜就是要揭示谜面背后的谜底：

上边毛，下边毛，中间一颗黑葡萄。

猜不着，你就对我瞧一瞧。

这个谜语的谜底，是眼睛而不是黑葡萄。

左一片右一片，隔着山头不见面。

猜不着，你再听我说一遍。

这个谜语的谜底，是耳朵而不是山头。

岩石叠叠不是山，小路弯弯走不完。

雷声轰轰不下雨，雪花纷纷不觉寒。

如果只讲谜面：你看，四句中每句都有叠词，每句都有否定副词“不”，这是多么巧妙啊！如此等等，即使讲得天花乱坠也没用，因为你磨唧了半天，却没有说出谜底的这个“磨”来。

那谜语为什么不算是诗呢？因为谜语所说的是象外之“物”，而不是象外之意。另外，诗是要“言志”的，而谜语是不言志的。

如果不知道“诗言志”，不懂得诗的意象，只就诗的字面意思来解象，那就几近于盲人摸象了。

刘禹锡的这首《竹枝词》，到现在将近1200年了，虽然有口皆碑，但谁都没有揭示出这首诗的象外之意，谁都没有讲明白这首诗所言的“志”。这就如同一群口渴难耐的人守着一块清冰，人人都称赞这清冰的洁美晶莹，可就是不知道把它放到嘴里化出水来解渴，岂非怪也欤？

栏目主编：王多 题图来源：视觉中国 图片编辑：苏唯

作者为教育部“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传统文化专业委员会”学术委员、编审，文史学者

来源：作者：张立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