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嬷的苦难往事，该怎样讲给你听？
◎赵志勇
2023年10月中旬，台湾应用剧场发展中心的教育剧场作品《红色青春》来到暨南大学举行演出。这个在华语地区久负盛名的应用戏剧剧团，终于第一次与大陆观众见面了。
阿嬷与外孙：观念撕裂了亲情
演出场地是暨南大学学生活动中心的一间舞厅。表演区正对大厅入口，左边摆好控台，右边用黑丝绒布围出一片后台区域。场灯支起来，演员坐在表演区两旁等候开场。演出开始，应用剧场发展中心负责人赖淑雅登场，询问观众对国民党退守台湾后白色恐怖的第一印象。一番轻松的交流之后，她告诉观众，应用剧场发展中心培训过的一位中学历史老师，就是白色恐怖受害人的家属。而今天演出呈现的，就是这位洪老师和他阿嬷（外祖母）的故事……
时间回到数年前，大学生洪品智为了完成学校课业作品，对白色恐怖时期入狱的阿嬷进行了采访。祖孙两代的交流充满张力。品智以为，阿嬷当年之所以会去亲近大陆来的地下党方老师，要么是不知道后者的真实身份，要么是受到她的哄骗蛊惑，甚至物质利益的引诱。而方老师为矿工们开办的国语补习班，其实是在给他们洗脑。但阿嬷却坚称，她从一开始就知道方老师是地下党。方老师不仅教给大家必要的文化技能，她的思想启蒙与教导还让矿工们知道，受穷受苦不是因为命不好，而是资本的剥削和压榨造成的。
原来阿嬷真的被方老师“洗了脑”，这让品智无法接受。而阿嬷和母亲每年清明都去给方老师扫墓，这更令他极度抗拒。在得知阿嬷并未去申请政府的白色恐怖受难者补偿时，品智终于爆发了。面对品智的质问，阿嬷痛苦地回答：“五十年前，我的思想已经被检查过一次，我不想被检查第二次。”唯一的外孙始终在否定她的理想和信仰，怎样才能让他明白：当年自己并没有被骗，而是自觉自愿地做了选择呢？怎样才能让他理解并接纳自己一生最宝贵的情感和志向呢？思想和观念的冲突正在撕裂亲情，夹在中间的母亲不得不站出来，决定向儿子揭开那个埋藏了五十年的秘密……
暨南大学的演出条件可谓因陋就简，但演员们的表演质朴而真诚。一段纠结痛楚的亲情冲突牢牢吸引着观众，主人公的迷茫和困惑则引发观众的思索。在主人公因困惑而无助时，观众席的场灯亮起，主持人引导着观众与演员开始直接交流讨论。教育剧场独特的观演互动机制，把台上台下对历史和现实的反思引向新的深度。
当冲突最终爆发，保守了五十年的秘密不得不揭开时，情感的磁场牢牢控制着观众，观众席中四处传来低低的啜泣和哽咽声。这是一出充满情感浓度和思考力度的演出。没有明星大腕，没有豪华制作，没有各种声光电和服化道的科技与狠活，这里有的是戏剧艺术最本真最独特的魅力。坐在观众席里的我，忘怀地沉浸其中，这真是一种久违的美好体验！
对于戏剧实践者来说，《红色青春》究竟带来了什么样的启示呢？本文想就此略述一二。
手段与内容：表态需要扎实的研究为基础
《红色青春》是一个教育剧场演出。最近一二十年来，包括教育剧场在内的各种应用戏剧方法在国内备受关注，相关实践的尝试屡见不鲜。很多实践者看重应用戏剧中观众参与和介入演出的特质。《红色青春》在演出中精心设计了观众参与的环节。开场时主持人登台，直入主题询问观众对“白色恐怖”这一关键词的印象。之后，她将与阿嬷一生经历相关的若干物品分发给观众，让他们细细观察研究，据此展开想象：阿嬷这一生，到底曾经有过怎样的际遇？当祖孙两代的冲突终于爆发，阿嬷痛苦不堪，主持人领着她走到观众席中，让她与观众直接分享内心深处的情感和思绪。虽说应用戏剧演出总要设计观演互动的环节，有些互动形式甚至已被用成了套路，但在《红色青春》中，这些观演互动总是在台上台下情感交汇的那一刻打开思考的空间，把演出的主题带向一个悠远深长的境界。
应用戏剧的常规操作手法在《红色青春》中被用得炉火纯青，但演出的优点还不止于此。这出戏带来的更重要的启示，在于它是一个扎实地道的研究型戏剧。在创作开始阶段，整个剧组一起做了整整一年的读书会，围绕相关议题做了大量的采访和研究。而剧组中的一名演员，则在创作期间以她研究白色恐怖受难者及其家属的论文拿到了社会学的硕士学位。《红色青春》丰满感人的故事，是剧组糅合很多白色恐怖受害者及其家属的经历编撰而成。而演员在互动环节之所以能够游刃有余地应对观众的各种疑问，则是基于他们对这个议题极为丰富的感性经验和理性知识的储备。
在观看演出和听取演后谈时，我感觉到：对于契诃夫当年推崇的所谓“知识分子型的演员”，我们今天可以赋予其新的理解方式。随着文献剧、纪录剧场、教育剧场等各种新型戏剧形态的普及，我们更有必要探索新的戏剧创作方法论。当越来越多的作品把目光投向历史和当下的社会现实议题时，创作者需要投入的绝不只是对议题的关注和表态，更应该把扎实的研究作为创作的出发点和基础。欧美当代戏剧研究者和实践者最近十余年来讨论颇多的“研究型戏剧”，就是在摸索这样一种新的创作方法。当然，我们似乎也不必舍近求远，毕竟《红色青春》就此提供了一个非常出色的榜样。
教育与尊重：用艺术建构更好的可能
《红色青春》带给我的另一个思考，则关乎戏剧应该如何实现其教育功能。戏里的主人公是一个普通台湾青年，深受近年台湾当局意识形态的影响，对红色中国的社会主义历史充满偏见。因此他不能理解阿嬷当年的人生历程，也无法接受她的红色思想和信仰。直到祖孙之间冲突爆发，一桩饱含创痛的家族秘密被解开，他才不得不去反思：自己之所以会给阿嬷和方老师贴上“匪谍”的标签，不就是威权时代被灌输的思想在作祟吗？而自己看待阿嬷和方老师的方式，又与白色恐怖时期的那些审讯人员有何差别呢？
演出平静地描绘了祖孙两代思想和情感的冲突。尽管创作者对那段历史及其当下的延续有自己坚定的立场和观点，但剧中的年轻人并未因其对历史的无知、偏见而被呈现为一个反面角色。在刻画这个人物形象时，他的思想、观念、情感及其养成的过程没有被妖魔化，而是得到了实事求是的描绘。这一点令我印象深刻。
演出把品智这样的台湾青年当作教育的对象，与其探讨那段他们陌生的红色历史。这种教育不是耳提面命，不是观念灌输，而是在尊重对方自主意识的前提下，与之展开平等的交流。这种交流允许对方驳难，也包容对方的误解。它以静水流深的讲述方式，将一段为信仰而受难的生命故事娓娓道来。
今天，我们的戏剧舞台上不乏各种以教育观众为目的的红色主旋律演出。其教育目的都充分实现了吗？如果说有些作品的教育效果不甚理想的话，《红色青春》是否能给创作者一些启示呢？
看完演出，我不由得进一步思考：所谓的平等和尊重，究竟意味着什么？我想，这两个词的意思，应该是说当我们在与别人交流讨论，甚至辩论争吵的时候，要时刻记得一点：此刻正在跟我辩论、争吵的那个人，他和我拥有着同样的理性能力，他同样也会接纳和尊重事实。我们的讨论应该致力于用事实去说服对方，而不是基于不同的价值立场相互攻击、责难。
在网络中经历过数不清的沮丧和失望之后，我会迷惑于公共讨论的意义究竟何在。难道公共舆论平台存在的目的，仅仅是让我们找到自己的同温层，彼此抱团取暖，或者辨认出那些观点、立场跟自己对立的人，与之捉对厮杀吗？除此之外，是否有一种更具建设性的公共讨论方式，可以让我们的社会变得更好一些呢？《红色青春》的观演经历，让我真切体会到：一个健康的公共领域是可能存在的。而演出所示范的，正是如何用艺术的手法去建构一个更好的公共领域。在见证了这一点之后，我们或许可以对戏剧抱有更多信心。
供图/台湾应用剧场发展中心
“阿嬷”，是古代一些中原人对“奶奶”的称呼
小时候，我们把爷爷奶奶叫阿拱阿嬷，总是让人笑话。旁人说，拱就是弓背，嗯，也还形象贴切。爷爷老了，背驼了，走路一拱一拱的；阿嬷，旁人说马是让人骑的。嗯，也还说得过去。奶奶老了，不能下地，就在家带孙子。煮饭时，把孙子背在背上，那就是让孙子当马骑。这就是爷爷奶奶的形象。
背孙子的奶奶（图片来源与网络，无文字无关）
我们家族，在清朝乾隆年间从福建漳州府诏安县迁移到广西荔浦，到如今已经有十一代近300人。很多语言和习惯都已经被当地同化了，唯一的区别，就是爷爷奶奶的称呼一直保留不变。
小时候，读书少见识也有限，只会叫“阿拱阿嬷”，至于这两个字哪样写，绝对是不知道的。读高中大学，因为功课紧张的缘故，也没心思去考究。后来出来工作，忙碌奔波，更是顾不上。
如今，查了字典，这才明白过来。
“阿嬷”，在闽南语、客家话、潮汕话、粤语里，就是指“奶奶”、“阿婆”。
“嬷”字，如今现代汉语里很少，但却经常出现在古汉语里。“嬷”读mó ,旧时称奶妈，如电视连续剧《还珠格格》里的容嬷嬷。 读ma，轻声，则是称呼老年妇女，在闽南语、客家话、潮汕话、粤语里就是奶奶。诏安人讲话后坐力很强，常把“嬷”读成“马”。
闽南人台湾人习惯把“奶奶”叫“阿嬷”，习惯把“爷爷”叫“阿公”。“阿公”读 ā gōng，是标准普通话。诏安人说话尾音重，总是读成“阿恭”或“阿刚”，由于受西南官话的影响，如今我们则是读作“阿拱”。其实，这样的称呼，正是诏安话作为语言活化石的一个表征。就好像客家话、粤语是古代中原的方言一样。由于北方中原一带战乱，很多人南迁。南迁的人，乡音无改，至今还保留古代中原人的方言。虽然中原一带的语言早已变迁，但南迁的人群至今依然说着唐宋时期的中原方言，这就是客家话、粤语、闽南话的来由。
沈姓起源于河南、安徽两省之间。在如今的安徽省芜湖市南陵县籍山镇，如今还有一个村子叫沈亭，那是沈氏家族的发祥地。
沈姓源出有四：第一支源出嬴姓，第二支源出姒姓，第三支出自姬姓，是黄帝之后，第四支源出芈姓。沈，本是上古国名，最早是夏禹子孙的封国。周初时，周武王死后，由年幼的周成王即位，周公旦（文王第4子）摄政。三监不服，与武庚（商纣王之子）勾结，联合东方夷族反叛，后被周公旦所灭。周文王第十子——季载，因平叛有功，被周公旦举荐为周天子的司空，后周成王将其叔叔季载封于沈国，又名聃国。季载又称冉季载。聃又写作冉，古时，冉、沈读音相同。春秋时，沈国为蔡国所灭，季载后人逃奔楚国，以原国名为姓，称沈氏。《姓纂》上说：“周文王第十子晡季食采于沈，因氏焉。今汝南、平舆、沈亭，即沈子国也。”这是有根有据的。
先秦时，沈姓族人主要活动于河南、湖北地区，在山西、安徽、陕西、甘肃、四川等地也有沈氏的足迹。东汉时，沈姓进入浙江，子孙昌盛。隋朝，浙江武康的沈姓发展成著名的望族，也就是“吴兴堂”。唐朝时，由于战乱，朝廷两次移民进入福建，沈氏为其中一姓，随后移民广东，明末，沈姓始入台湾。
我们这一支，就是唐朝时由浙江移居福建漳州的。如今福建诏安县，百分之八十的人姓沈。如今每年的农历十月廿九，诏安县都要举行“圣侯巡安”活动，这项活动，成为一项传统民俗，已经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桥东镇东沈村，这样的活动三年一次，非常的大型、热闹。
（图为福建诏安县桥东镇沈村圣侯巡安活动场景）
据厦门网2017年12月17日报道：浩浩荡荡的游神大军，一排排高举的“沈”字大旗迎风飘扬，各式传统着装与特色服装相得益彰，锣鼓响彻整个诏安县城。“圣侯”神像由16个身穿神轿衣的壮汉同时抬着走，神像前面则紧跟着两把神斧。在神斧上面，悬挂着符纸，插着香。一些巡安队伍到不了的小巷子，就由神斧进去走一遭，辟邪除秽。巡安队伍经过的地方，鞭炮阵阵，家家户户在路边设供桌，对神像顶礼膜拜……据悉，“圣侯”是开漳圣王陈元光部下、开漳大将军沈世纪，在遍布海内外的众多裔孙和信众之中，他被尊称为沈祖公、武德侯。在有“沈半县”之称的诏安县，每年农历六月底七月初至十月底，百余个村庄都要轮流举行这样的大型纪念活动，而东沈村的巡游规模首屈一指。诏安这一特殊的民俗活动，除了在“文革”前后十数年处于地下状态外，数百年来一直延续不衰。
据当地《沈氏宗谱》记载，沈世纪是周文王第十子聃季公的四十八代孙，他的高祖是著名文学家沈约，浙江吴兴沈成龙的第三儿子。他自幼聪明好学，长大书剑天涯。他相貌英伟，喜骑高头大马，惯用开山铁斧，与河南光州固始之陈政、李伯瑶、欧哲等人情如兄弟，故入籍河南光州固始县。
唐高宗时(公元669年)，陈政受命“前往七闽与百粤交界绥安县地方，相视山原，开屯建堡，靖寇患于炎荒，奠皇恩于绝域(见唐高宗《诏陈政镇故绥安县地》诏书)”。沈世纪受命为八个分营中一个分营的主将。他身先士卒，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奋勇当先，功勋卓著。
民间传说，“啸乱”平定之后，高宗皇帝论功行赏，当场为沈世纪赐名“勇”，皇帝要沈勇当众表演《将军破阵舞》。沈勇领旨，当即身穿铠甲，脸罩铁面具，于殿前舞蹈起来。在雄壮的唐乐声中，沈勇的舞姿动作再加上凛烈怪异的艺术造型，越发显出阳刚威武的形象。高宗连声叫好，并当殿封他为“护国右将军”，沈勇来不及脱下铁面罩，便当即跪下受封。因这一句“谢主隆恩”，沈勇罩在脸上的铁面具就再也脱不下来了，他从此变为神祗……
由于福建山多田地少，人口发展起来，很快就面临着生存压力。于是，就有一部分人开始往西迁入江西、广东、广西等地。
经过明末清初的战乱，特别是“三藩之乱”后，广西出现土地荒芜。为此，清朝对广西实施人口迁入。在湖南湖北大量迁入广西东北部（全州贺州一带）的同时，福建的客家人、广东的广府人也沿西江逆流而上，大量迁入广西。我们这一支，就是清朝乾隆年间由诏安迁来。
刚到广西，我们的前辈还讲客家话，直到解放前。我出生的时候，讲的基本上是桂柳话。
从唐朝到清朝乾隆年间，我们的前辈一直生活在福建诏安县。他们讲客家话，同时，又融入了闽南话。诏安话通常被称为河佬话，可追朔到甲骨文时代，是现存的古汉语，是语言的活化石。诏安话是闽南方言中独具特点的一支，以漳州话为主，而兼有泉州话、潮州话的特征。 例如，“阿哥”叫阿“ya”，第一声；“阿姐”叫阿“jia”等等。诏安人似乎特有语言天赋，他们学习其他地区的方言也特别快。来到桂林后，为了融入当地，我们的前辈很快就学会了流行于桂柳柳州的西南官话。只是爷爷奶奶的称呼一直没有变。记得有一年祭祖，一个汉子大声说，哪个叫爷爷奶奶，明年就不要来参加了。呵呵，很有一点捍卫最后一点古音的样子。存古，是诏安话的一大特色。我们这一支来到荔浦，经历十一代人，如今，除“阿拱阿嬷”外，几乎没人会讲诏安话了，是需要有人出来捍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