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密尔顿》确实很棒却也不必过于崇拜
作者:叶葳蕤
2020年的这个夏天,在疫情和政治经济局势共同造成的焦灼分裂、阴影渐深的全球背景下,有一部音乐剧却逆势而来,从早已火遍的欧美席卷到东亚,并打破了次元壁成为中国大陆诸多圈层和网络社群内都广泛追捧的谈资。没错,它就是《汉密尔顿》!
很多人感觉这像是一部“横空出世”的作品,不仅中国的戏剧迷甚至“路人”网友为之一惊,就连在它的起源地“百老汇”,也都有着所谓“Revolutionary(革命性的)”这种媒体评价和定位。《汉密尔顿》真是“革命性”的吗?我们先暂且按下这个话题,来看看它如此受欢迎的其他方面原因。
微妙?
首先,这是一部大有来历的音乐剧。它的特别之处从题材上讲,是抓住了在欧美音乐剧里也并不很常见的政治人物的故事和重大历史事件,引人瞩目。主角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是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开国元勋之一、“十美元之父”,整个故事就是讲述这个殖民地孤儿、外来移民者的一生,他的屈辱、奋进、冒险、成功、争斗、失落,还有悲剧性的人生终局。所有其他角色都只是对照他的线索展开陈述,所有历史真实与虚构都只需要为他背书,而他,又是“美国梦”最简单直接的一个注脚。
音乐剧《汉密尔顿》可以说是生逢其时的宠儿。因为从2009年的酝酿阶段,到2015年正式登上百老汇舞台及其后奖项荣誉加身、掀动时代风潮,这部剧恰好伴随着美国前总统奥巴马的执政初期到其最终政坛落幕的整个历程。实际上,这个剧在孕育期和推广期也受到了奥巴马夫妇的热情鼓励和支持,某种意义上说,它真的可以看作奥巴马时代的精神遗产的延续。虽然现在美国社会日渐撕裂、矛盾丛生,可在百老汇,在多元文化的大本营纽约,乃至其他崇尚“民主自由精神”的地域和人群中,《汉密尔顿》的热度不减反增。
这里有一个很微妙的现实情境——《汉密尔顿》这个作品中的主角在历史当中并非是以奥巴马为代表的民主党的政治同路人,汉密尔顿本人属于当时的联邦主义党派,主张的是集权强力、大政府、金融和军事掌控,甚至在外来移民包括蓄奴的问题上态度也是偏保守沉默的。但到了音乐剧《汉密尔顿》的舞台上,这些都发生了移位和改写。另一方面我们又看到,主角汉密尔顿个人的性格特质和奋斗历程近乎准确地再现了历史真实,而且与奥巴马时代“自由民主乐观开放”的精神基调高度贴合。这让我们感觉到,此剧似乎是可以用于弥合今日美国精神系统当中日趋明显的裂隙,跨越纷争讲述个体经验中值得信赖的“美国梦”,而这正是其建国初国父们一代人最有吸引力、最容易“当代化”的故事,因此也最具有商业价值和群体效应。
在此我也想到有位朋友转述的中国编剧王宝社先生说过的话,“历史是个钉子,挂什么东西是我们(编剧)的事,但钉子必须牢靠,才能挂东西,历史学家都说不出来的,就可以由我们写啦”。仔细看《汉密尔顿》,应该说这是一件建立在还算比较牢靠的“钉子”上的中等规模的华丽精巧的装饰艺术。说中等规模因为这部剧实在只是关乎汉密尔顿个人在历史当中的遐想,其他角色对照做填充,配角们相互之间其实并无回应,舞台行动不会相互勾连和进一步展开。
这是汉密尔顿一个人的回音壁。
这与音乐剧《悲惨世界》中人物各行其路但环环相扣、层层推进最终紧密交叉在命运的十字路口不同,虽有人说《汉密尔顿》的编剧、作词兼作曲林-曼努尔·米兰达也受到了《悲惨世界》的启发和影响,而且革命青年的戏份、转盘设计的舞美和调度,乍一看有点相似,但他们真是确乎不同的叙事。恐怕林-曼努尔·米兰达也无意于此。
聪明?
整部剧配角里倒也不乏有华彩的人物,比如英王乔治三世和汉密尔顿妻子的姐姐安洁莉卡。前者除了官方录制版中吸引眼球的口水和“哒哒哒哒哒”那段傲娇唱腔之外,我更喜欢的是他关于“What comes next(下面怎么办)”的质问,以及由此而来的思辨。可惜这个话题在此之后没能真正展开,仅是蜻蜓点水带过一句的“新政体”,也没了下文。再看看安洁莉卡那段“Rewind(倒带)”的戏剧段落,拜导演所赐简直有点石破天惊的高亮时刻,然而这段结束后,安洁莉卡从此就基本上滑入边缘地带,这种昙花一现的人物关系也未能继续保有戏剧张力了。
这部音乐剧着意刻画的一个重要角色阿伦·伯尔,是对主角汉密尔顿来说如镜像对照般的人物,同时具有穿针引线的意义。他和汉密尔顿一起构成了这部音乐剧的“形象种子”,前者身陷“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的困境中漫长压抑地“等待(wait)”,后者在死亡预感的直觉下执著于无休止的“进击(shot)”。然而这两个人在命运终局,来到生死决斗的关口反而恰好都放弃了自己所秉持的,一个误判了理应“等待”的机会给后半生蒙上罪孽,一个抛弃了从不收敛的“进击”然后付出生命代价。这样的戏剧变化非常有趣,然而很遗憾创作者没能更加细致清晰地展现出应有的人物弧光,显得有些扁平。何况在历史当中这段著名公案是带着“罗生门”性质的。
综上来看,我并不觉得这部音乐剧在文本上做了什么真正有风险或者实验性的变革,在每一个存在选择困境的当口,主创最后所做的都显得过于“聪明”了。这个音乐剧的舞台呈现就是总在顺势“起范儿”,然后再轻轻放过,只取走自己想要的。
平衡?
现在回过头来看,可以说,这是一部本质上擅于搞“平衡”的音乐剧。当然这完全无损于它应有的价值,毫无疑问《汉密尔顿》注定会在本世纪第二个十年进入世界音乐剧史经典佳作的行列。只是我们在欢喜迎接它的同时,却也不必过于崇拜。有人说它的“革命性”着重点是用嘻哈音乐“冒犯了历史”,冲击了21世纪初百老汇已渐趋保守甚至有点程式化倾向的创作现状,毕竟新世纪的美国音乐剧,相当一部分新作都带有资本面前躺平求安全的套路感,像是流行偶像们的“点唱机”音乐剧,还有那些轻质化、立意狭窄、音乐主题互相重复的小品。这样的分析似有道理但并非全部,《汉密尔顿》之前,最早在上世纪90年代,rap元素的音乐剧就已经产生了,更不要说还有林-曼努尔·米兰达自己创作过的《In the Heights(身在高地)》和根据早逝的嘻哈名将图派克·夏库尔歌曲改编的《Holler If Ya Hear Me(听到我说你就吼一声)》,均未取得实质性的成功。
我想《汉密尔顿》的一炮而红除了天时地利人和的环境因素,还因为它其实吸收致敬了当代流行因素却并没踏出很远的步伐,在新与旧的平衡下做了阶段性地提升。我在网络上曾看到剧组方流出的一段视频,是剧中被删掉的涉及约翰·亚当斯这个角色的创作内容,非常粗粝凶猛带着真正街头嘻哈的野生感,但最终上演时只有一句词保留在了舞台的确定版本中,创作者的盘桓取舍可见一斑。
在这里我恰好想起了美剧《约翰·亚当斯》中老亚当斯总统发出的一段感慨:“在欧洲,大家普遍认为没有比现代史更虚假的东西了,喔我要改成,没有比欧洲现代史更虚假的东西了,除了美国现代史。说实在的,我认为美国革命的真实历史已经消失了,永远地消失了。”
好在,美国音乐剧“革命”的历史还真实存在。而我们会发现,这个国度里的音乐剧现实和政治现实之间经常会发生错位,并因此迸发强壮的生命力。什么样的音乐剧可以算具有“革命性”的音乐剧?我想从百老汇第一位伟大的“化学师”齐格飞开始,一路走过所有黄金时代和低谷期,我们已知的被认为带来了革命性的那些剧目,例如《演艺船》《为你而歌》《波吉与贝丝》《俄克拉荷马》《南太平洋》《西区故事》《卡巴莱》《毛发》《歌舞线上》《芝加哥》《理发师陶德》《悲惨世界》《耶稣基督万世巨星》《西贡小姐》《猫》《狮子王》《吉屋出租》《近乎正常》《玛蒂尔达》等(最近5年的暂不做考量),这些都被认为是对当时具有真正“革命力”的剧目,《汉密尔顿》虽已成为爆款,是否具有“革命性”恐怕最好还要经过5到10年的对比观察,才能最终下结论。但我们相信,音乐剧这门艺术不会就此停滞不前。
这是一门关于生命意志与能量的艺术,是复调和节奏律动充满舞台各个角落的艺术,还是以感官摇撼来带动精神共振的艺术,也是包容、冒险、破旧不止的艺术。再借用我一位正在美国留学实习的朋友讲述的例子,他所在的剧院今年发起一个剧本工作坊活动,竟然有十多位剧作家被邀请来与学生们共同研究一个批评特朗普总统当下政策的剧本,并研讨该如何修改完善。这也提示了我们,音乐剧同样是需要对所处的社会现实拥有自发关怀和自反精神的艺术。
但愿中国的剧迷朋友们在看过《汉密尔顿》后,还能想象和接纳到音乐剧艺术带给我们的更多更长久的惊喜。(叶葳蕤)
培养新时代的“大先生”| 新论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不久前,教育部决定实施新时代中小学名师名校长培养计划(2022—2025)(以下简称“双名计划”),旨在培养造就一批具有鲜明教育理念和成熟教学模式、能够引领基础教育改革发展的名师名校长,培养为学、为事、为人示范的新时代“大先生”。 去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清华大学考察时强调:“教师要成为大先生,做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示范,促进学生成长为全面发展的人。”“双名计划”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的具体政策举措。与“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四有”好教师标准相衔接,“大先生”作为教师教育重要目标在政策中得到明确,教师职前职后环节贯通、逻辑完整的培养目标体系更趋完善。 “大先生”的培养任务进入我国教师教育体系是时代要求。当今世界的综合国力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竞争,人才越来越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性资源,教育的基础性、先导性、全局性地位和作用更加突显。我们要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高度,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优先发展教育事业,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和使命,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在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的新征程中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以教育现代化支撑中国式现代化,需要在基础教育领域培养一大批“大先生”,为培养高素质人才保驾护航、施肥浇水。“双名计划”的重要意义就在于面向基础教育领域培养“大先生”,成就“大先生”。基础教育领域的“大先生”,寄托着国家、社会、学校、学生对教师身份、角色和行动的共同要求和期许。图片来源:人民视觉
“双名计划”首先要培养的是“名师”。作为基础教育领域的“名师”,需要懂得学生成长规律、学科发展规律、课程和教学规律以及教师成长规律,广泛涉猎基础教育领域学术思想、学术理论、学术观点,具有基础教育的大视野、大格局、大担当、大情怀、大智慧,能够充分认识到基础教育对于国家安全、民族复兴、社会和谐、人的全面发展的基础性、先导性和战略性价值,成为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的教师专业引领者,成为学生的“经师”和“人师”。“双名计划”还要培养“名校长”,让他们能够解读国家重大教育政策,尤其是基础教育领域的政策,进一步凝练教育理论,提升教育教学、办学治校能力,甘为人梯培养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的教师队伍。 教育是提高人民综合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途径,是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重要基石,是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业。让越来越多的教师成长为“大先生”,当好中华民族“梦之队”的筑梦人,就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源源不断的人才支撑。 (作者为教育部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师范大学教师教育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