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七雄-韩国君主韩康子
一.简介
韩康子，姬姓，韩氏，名虎。是中国春秋战国时期晋国韩氏第十位宗主，韩庄子之子。 庄子死，康子即位。
公元前453年，韩康子和赵襄子、魏桓子一起打败了智伯瑶，瓜分了他的领地，只给晋幽公留下两城，他们三家的领地更大了，超过了诸侯。 韩康子去世后，他的儿子武子继位。后来，韩虎的孙子韩景侯韩虔索性与赵、魏三家分晋，自成一国，迁治于阳翟（河南禹县），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被迫承认韩虔为诸侯。
二.三家分晋
战国初期，晋国卿大夫知（智）氏势力很强，其次还有韩、魏、赵三家卿大夫的势力也较强，周定王十四年(公元前455年)，知瑶向韩索取土地，韩康子接受臣下建议，派使将万家之邑送给知氏。知瑶又去向魏索要土地，魏宣子也使人将万家之邑送给知氏。知瑶看见别的家族对其俯首，便越来越骄横，就派人索地于赵，指名要赵将蔡和臬狼两地送给知氏。赵襄子没有答应知氏的勒索，知瑶大怒，遂率韩、魏的军队征伐赵。
赵襄子大败，便逃奔到晋阳固守抵御。知瑶遂率三家军队围困晋阳三年，并引汾河水灌晋阳城，晋阳城危在旦夕。赵无恤夜会韩、魏之君。赵无恤讲明知瑶把赵消灭了，就会接着消灭韩、魏两家，这就是所谓的唇亡齿寒的道理。韩魏遂与赵联合共同对付知氏。赵、魏、韩三家大败知氏军队，将知瑶杀掉，其地为赵、韩、魏瓜分。三家灭知氏以后，晋国大权由三家执掌，形成了“三家分晋”的局面。
三.总结
韩康子是韩国历史上的一位著名国君，他的治理对韩国的发展和繁荣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在长达50年的统治期间，通过举国上下的努力和改革，让韩国从一个小而弱的山区国家成为一个强大而繁荣的国家。
韩康子的治理成就可以从政治、军事和文化领域三个方面评价。首先，他注重政治的稳定和秩序，通过建立完善的法律制度和国家机构，加强政府的权力和管辖范围，将韩国从一个居无定所、举族而来的部族组织，变成了一个有序和稳定的国家。其次，他加强了韩国的军事实力和防御能力，在军事战争中多次获胜，打击邻国的侵犯和威胁，确保了韩国的繁荣和安全。最后，他注重文化建设，推动了教育制度和宗教的发展，让韩国的文化和社会在昌盛的政治和军事背景下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繁荣。
韩康子不仅在国内政治和文化层面作出了巨大贡献，也在国际外交方面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他在处理与周边国家间的关系时，采用一系列理性和聪明的策略，大力吸收和发挥国内和外部的资源，推动了韩国与其它国家之间的贸易、文化和科技的交流，为韩国在国际上的地位提供了合法、稳定和强大的支持。
总的来说，韩康子是韩国历史上的英明领袖和杰出的国君，在韩国的国家历史进程中起到了承前启后的关键作用。他的治理思想和方法值得借鉴和学习，对于今天的国家治理、政治和文化方面都有很大的借鉴和启示。他是韩国历史发展进程中的重要人物，留下了卓越和永恒的历史遗产和贡献。
各位有何看法尽可在下方留言[作揖][作揖]
战国七雄-韩国君主韩康子
一.简介
韩康子，姬姓，韩氏，名虎。是中国春秋战国时期晋国韩氏第十位宗主，韩庄子之子。 庄子死，康子即位。
公元前453年，韩康子和赵襄子、魏桓子一起打败了智伯瑶，瓜分了他的领地，只给晋幽公留下两城，他们三家的领地更大了，超过了诸侯。 韩康子去世后，他的儿子武子继位。后来，韩虎的孙子韩景侯韩虔索性与赵、魏三家分晋，自成一国，迁治于阳翟（河南禹县），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被迫承认韩虔为诸侯。
二.三家分晋
战国初期，晋国卿大夫知（智）氏势力很强，其次还有韩、魏、赵三家卿大夫的势力也较强，周定王十四年(公元前455年)，知瑶向韩索取土地，韩康子接受臣下建议，派使将万家之邑送给知氏。知瑶又去向魏索要土地，魏宣子也使人将万家之邑送给知氏。知瑶看见别的家族对其俯首，便越来越骄横，就派人索地于赵，指名要赵将蔡和臬狼两地送给知氏。赵襄子没有答应知氏的勒索，知瑶大怒，遂率韩、魏的军队征伐赵。
赵襄子大败，便逃奔到晋阳固守抵御。知瑶遂率三家军队围困晋阳三年，并引汾河水灌晋阳城，晋阳城危在旦夕。赵无恤夜会韩、魏之君。赵无恤讲明知瑶把赵消灭了，就会接着消灭韩、魏两家，这就是所谓的唇亡齿寒的道理。韩魏遂与赵联合共同对付知氏。赵、魏、韩三家大败知氏军队，将知瑶杀掉，其地为赵、韩、魏瓜分。三家灭知氏以后，晋国大权由三家执掌，形成了“三家分晋”的局面。
三.总结
韩康子是韩国历史上的一位著名国君，他的治理对韩国的发展和繁荣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在长达50年的统治期间，通过举国上下的努力和改革，让韩国从一个小而弱的山区国家成为一个强大而繁荣的国家。
韩康子的治理成就可以从政治、军事和文化领域三个方面评价。首先，他注重政治的稳定和秩序，通过建立完善的法律制度和国家机构，加强政府的权力和管辖范围，将韩国从一个居无定所、举族而来的部族组织，变成了一个有序和稳定的国家。其次，他加强了韩国的军事实力和防御能力，在军事战争中多次获胜，打击邻国的侵犯和威胁，确保了韩国的繁荣和安全。最后，他注重文化建设，推动了教育制度和宗教的发展，让韩国的文化和社会在昌盛的政治和军事背景下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繁荣。
韩康子不仅在国内政治和文化层面作出了巨大贡献，也在国际外交方面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他在处理与周边国家间的关系时，采用一系列理性和聪明的策略，大力吸收和发挥国内和外部的资源，推动了韩国与其它国家之间的贸易、文化和科技的交流，为韩国在国际上的地位提供了合法、稳定和强大的支持。
总的来说，韩康子是韩国历史上的英明领袖和杰出的国君，在韩国的国家历史进程中起到了承前启后的关键作用。他的治理思想和方法值得借鉴和学习，对于今天的国家治理、政治和文化方面都有很大的借鉴和启示。他是韩国历史发展进程中的重要人物，留下了卓越和永恒的历史遗产和贡献。
各位有何看法尽可在下方留言[作揖][作揖]
有5大优点的高富帅，为什么会败给听话的乖宝宝，智伯告诉你答案
三家分晋，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很有名的典故，也是春秋和战国的时间分界线。在这其中，智伯以占有很大优势的形势被韩、赵、魏三家逆袭的经历，特别容易引起后来人的思考，但这个结果在智宣子决定立智瑶为继承人的时候，就已经注定了！
晋国实际已经被士大夫所控制，名存实亡
智宣子是智瑶的父亲，“子”是他的爵位，因为他的谥号是“宣”，所以史书称为智宣子。智瑶就是智伯，也叫智伯瑶，他的谥号是“襄”，所以智伯也叫智襄子；又因为智氏出于荀氏，也有书中称其为荀瑶的，但在本文中还是用“智伯”这个常用的称呼。
作为智氏第六代掌门的智宣子，在确立世子的时候去咨询别人的意见，有个叫智果的族人对他说，你的儿子智伯有5个优点和1个缺点：优点分别是“美鬓长大”、“射御足力”、“伎艺毕给”、“巧文辩慧”和“强毅果敢”，缺点则是“不仁”。
智伯其实是个高富帅
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智伯不仅人长得又高又帅，还文武双全、能言善辩、坚强勇敢，简直就是高富帅中的高富帅，就是有一点小毛病，没有爱心，喜欢欺负人。
智果还说，虽然智伯有这5个优点，比所有人的素质都高，但他没有爱心的小毛病会让他得不到别人的拥戴。所以，不能立智伯为继承人，否则智氏宗族必会亡于其手。但智宣子没有听智果的话，仍然立了智伯为继承人。
智果也没有愧对自己的名字，很果断地找太史官搞了一张证明，脱离智氏，改姓为辅。后来韩、赵、魏三家“尽灭智氏之族”的时候，只有智果（应该叫辅果）没有被株连。
智伯以“要东西不给”的理由，率领韩、魏两家一起攻打赵氏，并挖通沟汾水和晋水两条河流，用水围困了晋阳城。现在太原晋祠内还有一条海清北河的干渠，就是当初智伯引水罐晋阳的遗址，所有这条河又叫“智伯渠”。说一句题外话，这个理由很“美国”啊，自古弱肉强食便是硬道理。
智伯渠
有一天，智伯带着司机魏桓子和保镖韩康子巡查，看着眼前浩浩荡荡的水势，下意识地说了一句：“吾乃今知水可以亡人国也！”魏恒子和韩康子听到后不禁互相递了一个眼色，因为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想起来一件事：汾水可以灌魏国的都城安邑，绛水可以灌韩国的都城平阳。
这个情景被一个名叫絺（音chi)疵看到了，便对智伯说：“韩、魏两家一定会反叛！我们三家约定消灭赵氏后三分其地，现在晋阳城破指日可待，但韩、魏两家并不高兴，反倒面有忧色，这是因为他们害怕赵氏灭亡后，接下来就轮到他们了。”智伯不信，并把上面的话告诉了韩康子和魏桓子。郗疵见劝谏智伯无效，也断然请求出使齐国，以避开接下来的灾祸。由此看来这智氏父子倒是纯爷俩，连不听人劝的性格都遗传下来了。
这里也给我们提供了一条劝人的经验，当你没有决定权而建议又不被采纳时，独善其身也不失为一个好办法。
眼看就要被破城灭国了，赵襄子更着急，连夜派一个叫张孟谈的人潜出城去找到韩、魏两家商量。这个叫张孟谈的也确实很会谈，一通“唇亡齿寒”的大道理讲下来，并拍了胸脯保证机密不会泄漏，竟说动了他们反叛智氏。
水淹军营
于是他们当场制定作战计划并连夜实施，先由赵氏派出兵来偷袭杀掉智伯看守大堤的士兵，并决堤淹了智氏的军营，然后韩氏和魏氏再趁智伯救水混乱的时候率兵突袭，三家合力将智伯并当场处死。
司马光认为智伯灭亡的原因是由于他的才胜过了德，并由此阐发了一段关于德与才的经典论述，摘抄如下：
“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是故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凡取人之术，苟不得圣人、君子而与之，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何则？君子挟才以为善，小人挟才以为恶。”
这段话很好理解，就不进行翻译了。主要是意思就是说取人应以有德为主、有才为辅，如果不能德才兼备，那么宁可用无德无才的愚人，也不能用有才无德的小人。
司马光
接着司马光又说了：“夫德者人之所严，而才者人之所爱；爱者易亲，严者易疏，是以察者多蔽于才而遗于德。”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有德的人让人心生敬畏，有才的人让人喜欢；对喜欢的人就容易亲近，对敬畏的人就会下意识地疏远，所以在选拔人才的时候，我们很容易选中有才的人而忘记那些有德的人。
上文中被智伯围困的赵襄子的父亲赵简子，便是一个用人以德为先的人。赵简子立储时也有两个儿子作为备选，但他没有像智宣子那样问周围人的意见，而是把训诫之词写在竹简上，给两人一人一份，告诉他们好好记住。三年后再问他们时，大儿子伯鲁不仅答不上来，连竹简都弄丢了；小儿子无恤则对答如流，更是将竹简随身携带。自然无恤被选中，就是赵襄子。
从这里好像看不出无恤的“德”来，只能证明他是一个比较听爸爸话的乖宝宝。但接下来这个事情就真能说明赵简子的识人本领了：
赵简子
赵简子派一个叫伊铎的人去治理晋阳（也就是现在的太原），伊铎请示说：“您是想让我盘剥搜刮百姓的财富呢？还是想让我把那里建成一个国家的屏障？”
赵简子说：“当然是建成一座坚固的城池，作为国家的保障了！”
于是伊铎到了晋阳后，减轻百姓负担，减少了交税的户籍数量。
赵简子看到后对儿子无恤说：“如果以后国家有了危险，你一定要到晋阳伊铎那里去避难。”
果然，智伯攻打赵氏，赵襄子逃跑的时候，没有选择距离近、城墙坚固的长子，也没有选择仓库充实的邯郸，而是直接去了晋阳。事实证明赵简子是对的，晋阳城的百姓果然忠诚，即使城池被大水围困，锅灶泡在水里都成了青蛙的游乐园，也没有一个人叛变，并在韩、魏的帮助下逆袭智伯，取得了决战的胜利。
我们来看智伯和赵无恤：一个是拥有5大优点的高富帅、技能点点满的人；一个是看上去只知道听话、没有显出多少才华的人。但结局却是有才华的人灭亡，听爸爸话的乖宝宝胜利。
曹操
当然，历史上也有很多用人时以才为先的正面例子，比如三国的曹孟德，就是有名的用人“唯才是举、在才不在德”的典范，但我个人觉得这句话也是有一定历史背景的。
东汉末年，全国乱成了一团，也打成了一团，很多人都逃离了家园藏进了深山密林里，不仅是兵不够用，人才也是非常短缺，所以用人的时候只能退而求其次，选一些品德不太好的人以补空缺；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汉朝的人才选拔机制——察举制，汉朝是注重“德”的朝代，推崇以孝治天下，比如当时关于人才的一个有名的称呼便是“孝廉”。
察举制让大家氏族垄断了仕途之路，谁是孝廉谁不是孝廉，谁是不是孝廉，都是他们说了算，因此这个“德”也就加上引号了。曹操提倡唯才是举，也就打破了士族的垄断，给了很多有才的寒门士子出头的机会。
现在讲究效率，追求竞争，还有前几年很火的企业狼性文化，其实说的都是“才”的重要性。很多公司发展地很快，没有持续性，往往是一代人的风光，甚至有的连一代人都撑不住；还有很多公司经常爆出一些负面消息出来，在网络上争争吵吵，虽然能娱乐群众，但也败坏了自己的声名。这些其实都是缺“德”的表现。
如果你是一个公司的领导，用人会是以德为先，还是以才为先呢？
团结勇武的性格与地域文化是有很密切联系的，《晋世家》就是例子
关于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的说法，早在司马迁之前，就有诸多记载，如《管子·水地篇》曰：
夫齐之水遒躁而复，故其民贪麤而好勇。楚之水淖弱而清，故其民轻果而贼。越之水浊重而洎，故其民愚疾而垢。秦之水泔冣而稽，淤滞而杂，故其民贪戾，罔而好事齐。晋之水枯旱而运，淤滞而杂，故其民谄谀葆诈，巧佞而好利。燕之水萃下而弱，沉滞而杂，故其民愚戆而好贞，轻疾而易死。宋之水轻劲而清，故其民简易而好正。
《管子》此篇言明各地的降水和水质对各地人物性格的影响，其中晋地降水较少，为干旱枯竭之地，影响晋人多谄媚好诈，多投机取巧之士。且不论《管子》之言正确与否，但也表明了古人很早就有自然环境影响人性格的意识，有人物具有地域特点的观念。及至班固，这种观念更加明晰，其《汉书·地理志》对晋人的特征而言：
河东土地平易，有盐铁之饶，本唐尧所居，诗风唐、魏之国也。……其民有先王遗教，君子深思，小人俭漏。故唐诗蟋蟀、山枢、葛生之篇曰“今我不乐，日月其迈”；“宛其死矣，他人是婾”；“百岁之后，归于其居”。皆思奢俭之中，念死生之虑。吴札闻唐之歌，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遗民乎？”
太原、上党又多晋公族子孙，以诈力相倾，矜夸功名，报仇过直，嫁娶送死奢靡。
班固指出河东之民（即晋人所居之处）忧深思远，考虑周到，多忧生之嗟。又言太原上党之地的晋国公族子弟，喜尔虞我诈，骄傲自夸，生活奢靡。与上述《管子·水地篇》所言相比，班固似乎更加明晰地域特点的概念，更加直接地指出某地人特有的性格特征。
司马迁亦是，在《史记》中对一些人的地域特点特意进行了归纳，如《张仪列传》中“三晋多权变之士”之言，《货殖列传》中司马迁更是系统地对各地人物性格特征加以归纳，这些都为司马迁自发的归纳各地人的地域特点之辞，而在《史记》一些单篇中，司马迁虽未言明，但我们读之也能感受到人物特有的地域文化特点，《晋世家》即如此。
一、团结勇武，坚韧强悍
《史记·晋世家》中的晋人具有团结勇武，坚韧强悍的特点，形成这种性格主要有两个原因。
第一是晋国与戎族毗邻的地理位置，使之在性格上受到戎狄之人的影响，且毗邻凶悍的少数民族，晋人欲开疆拓土，必然要同其展开军事战争，这些厮杀必然对晋人会产生一定的影响。高士奇在《左传纪事本末》中阐明了晋国毗邻少数民族的地理位置：“晋四面皆狄，唯姜戎役属于晋，为不侵不犯之臣。赤狄在其北，即潞氏也；陆浑在其南，秦晋之所迁与伊川者也；鲜虞在其东，所谓中山不服者也；白狄在其西，尝与秦伐晋者也。”
四面为戎狄部落环绕的地理位置增大了晋国边境不安定的因素，也为晋国开疆拓土提供了极大的可能性，同时，晋人与戎狄部落交流的过程中，会受到戎狄之族开放强悍民风的影响，使晋人呈现一定的地域特点。诚如沈云长在《赵国史稿》中指出：“晋国的多数居民，原本属于所谓‘戎狄’。除了这些戎狄族的居民外，晋国四周也分布着许多的戎狄部落，所谓‘戎狄之民实环之’。正因为如此，晋国要求得生存与发展，就必须努力开拓进取，一方面保持自己的军事优势，一方面同周围戎狄部族进行纵横捭阖的外交周旋。”
“处在这种生存环境中的晋人，自养成一种好勇尚武之精神，直到春秋时期，晋国上下仍奉行着‘亟战’为立国之本的方针，认为‘不尽力，子孙将弱’（《左传·成公十六年》）。”先生所言极是，毗邻戎族的这看起来的劣势，正为晋人提供了契机，磨炼出了他们勇武任侠的民风。
二是晋国多内乱，故晋人在国家动荡之时会表现出其团结一致与坚韧不拔。《晋世家》中有一个值得一提的现象是：“国人”一词共出现 7 次，“晋人”共出现 13 次，而这两个词多以“国人不附”“晋人不附”“晋人闻之，皆……”等形式出现，意思都在表明晋国民众对这件事都有赞成或不赞成的一致态度。如此一来，我们就可看出尽管是普通的不知名的晋国老百姓，也对国家政事有一定的参与性，这种集体意识甚至可以左右国家政事的走向。
以曲沃夺翼时，晋人的集体反应为例分析：七年，晋大臣潘父弑其君昭侯而迎曲沃桓叔。桓叔欲入晋，晋人发兵攻桓叔。桓叔败，还归曲沃。晋人共立昭侯子平为君，是为孝侯。诛潘父。孝侯八年，曲沃桓叔卒，子鱓代桓叔，是为曲沃庄伯。孝侯十五年，曲沃庄伯弑其君晋孝侯于翼。晋人攻曲沃庄伯，庄伯复入曲沃。
晋人复立孝侯于郄为君，是为鄂侯。鄂侯六年卒。曲沃庄伯闻晋鄂侯卒，乃兴兵伐晋。周平王使虢公将兵伐曲沃庄伯，庄伯走保曲沃。晋人共立鄂侯子光，是为哀侯。
以此三处为例，晋人面临曲沃势力时表现的同仇敌忾、齐心协力，正是晋人坚韧勇武所在，此外，《左传》并没有此三处关于“晋人”的记载，这也恰恰表现出司马迁笔下晋国人特有的精神。
此外，关于哀侯之立，《史记》言其为晋人共立，而《左传》记载为：“王命虢公伐曲沃而立哀侯于翼”，即哀侯之立并非晋人之功，而是出于周王之命，梁玉绳《史记志疑》于此曰：“而哀侯之立，据《左传》实出王命，此以为晋人立之，亦非。”可见司马迁在《晋世家》中似乎在特意强调晋人的政治作用，这也从侧面说明了司马迁笔下晋人团结一致的地域特点。
另外，司马迁对曲沃政权夺取晋国政权的事迹记载得比《左传》更为详细，尤其对双方的斗争过程记载更为详切，且对曲沃势力有相对性的肯定和赞誉之辞，表现出司马迁对晋人勇武刚健、有胆有识、敢于打破陈规肯定。正如梁玉绳在《史记志疑·晋世家》所引述：“曲沃自桓叔至武公祖孙三世，竭七十年之力而得晋，皆由晋之遗臣故老不肎易心故耳，是真陶唐之遗民”曲沃历经三代，步步蚕食，代代努力，终夺得晋国政权，可见其心之坚、意之固。
再如，《晋世家》中载：“桓叔是时年五十八矣，好德，晋国之众皆附焉。” “重
耳出亡凡十九岁而得入，时年六十二矣，晋人多附焉。” “惠公之立，倍秦地及里克，诛七舆大夫，国人不附。”亦是如此，晋人这种参政的积极性，表现出晋人的团结一致。
晋国团结勇武，坚韧强悍的民风，对晋国上下谋求霸业的思想影响甚大。春秋时期，齐桓公称霸在威慑诸侯的同时，也对诸侯产生了强大的刺激，各国都想号令诸侯，提高自己的国际地位，晋国亦是。晋文公时期，屏藩周室，尊王攘夷，号令天下。晋文公二年（前 635 年），实施尊周求霸的方针，面对称霸良机，赵衰曰：“求霸莫如入王尊周。周晋同姓，晋不先入王，后秦入之，毋以令于天下。方令尊王，晋之资也。”文公从之。
晋文公四年，楚国围宋，宋求救于晋，此时先轸曰：“报施定霸，于今在矣。”晋国再次抓抓历史机遇，在诸侯间赢得了声望。此处需要注意的是，赵衰和先轸作为晋文公的谋臣，其勇于抓住历史机遇，赢得称霸的机会，可见晋人上下团结、一心成就大业的信心。就算到了晋国国力衰弱时，其坚韧好胜之心未曾减少。
晋厉公时期，攻打郑国时，栾书有言：“不可以当吾世而失诸侯”，呼吁国人不可以在他们那一代失去在诸侯中的威信，与楚国对阵时，郤至反驳主张退战的范文子，曰：“发兵诛逆，见强辟之，无以令诸侯。”郤至反对范文子临阵退缩的保守做法，主张发兵讨伐楚国以确立晋国声威，栾书和郤至的这些话说明晋人欲号令诸侯的心愿，可见求霸业的这种思想自文公起就未曾间断。
晋国的卿族大夫之间的关系是斗争和合作并存，既存在着利益冲突，也存在着合作共赢，具体主要表现为两种形式，推贤让能、同心同德和互相斗争。
（一）推贤让能，同心同德
顾栋高先生曾言：“纵古一国之兴，莫不有股肱宣力之臣，后利而先义，推贤而让能。” “余观人臣功名之会，莫不败于争而成于让。” ③ 先生盛赞推贤让能这种美德，古人也确有这种高洁之士。在《史记·晋世家》中即有卿士深谙推贤让能之德，卿士同僚之间互相谦让、推举贤良的君子风度似乎蔚然成风。
赵衰举郤縠：晋文公四年（前 633 年），晋国开始建立三军，此时，“赵衰举郤縠将中军，郤臻佐之。”赵衰举荐郤縠统率中军。而在此之前，赵衰一直跟随于晋文公，为其出谋划策，而郤縠是晋国大夫，属于晋国旧部公族，但此前其并未过多活跃于晋国政治舞台中。赵衰依然向晋文公举荐他，《国语·晋语四》赵衰称：“郤縠可，行年五十矣，守学弥惇。”《左传·僖公二十七年》赵衰赞郤縠：“说礼、乐而敦诗、书。”尽管《史记》省略了赵衰向文公举荐郤榖之言，但我们仍然可看出赵衰的气度胸怀。
通过推举郤榖，晋国获胜，可见晋国公卿大臣之间的齐心协力。从另一个角度支系的后裔，其与代表晋国异姓卿族的赵氏之间自然存在着某种利益冲突。”如此一来，赵衰此也是协调晋国诸卿之间关系的举动，相较于郤氏，赵氏毕竟是晋国的外姓大族，赵衰此举主要是为了晋国大业，附带还可以安抚晋国旧部公族情绪，平衡晋国内部势力，维护晋国内部稳定，文公有如此贤臣，难怪可成霸业。
魏文子举郤克：晋景公八年（前 613 年），魏文子请求告老还乡，向景公推荐郤克，故郤克执政。祁傒举贤：晋悼公三年（前 570 年），晋国回合诸侯，正直用人之际，祁傒先推举自己的仇人解狐后推荐自己的儿子祁午，所以君子称赞祁傒不偏不私，“外举不隐仇，内举不隐子，”做事公正。除了推贤让能，晋国卿族之间还有一种较好的风气，即同心同德，互相帮助。
如：韩厥助赵氏。晋景公十七年（前 583 年），诛赵同、赵括，赵氏面临灭族之际，韩厥出面替赵氏解围，韩厥曰：“赵衰、赵盾之功岂可忘乎？奈何绝祀！”乃复令赵庶子武为赵后，复与之邑。韩厥之言拯救了赵氏，这才有了之后赵氏的再度复兴。韩厥此行，茅坤《史记抄·晋世家》评曰：“韩厥立赵盾之后”。
无怪司马迁于《太史公自序》云：“韩厥阴德，赵武攸兴。绍绝立废，晋人宗之。昭侯显列，申子庸之。疑非不信，秦人袭之。嘉厥辅晋匡周天子之赋，作韩世家第十五。”司马迁赞美韩厥帮助赵氏的做法。再如随会助荀林父：晋楚邲之战，晋国战败，荀林父作为督军主将，战败请死，随会出面在晋灵公前进言，免其一死。虽然随会之言听起来全是为了晋国大业，但细细分析，邲之战中，荀林父统率中军，随会统率上军，二人可为搭档，亦可为最大的竞争对手，在荀林父落难之际，随会并未落井下石，没有在晋景公面前推波助澜，反而替荀林父解围，可见当时晋国内部同僚风气良好。
（二）互相斗争，互相兼并
《史记·晋世家》记述了晋国几百年跌宕起伏的历史故事，其间因利益纠纷引起的兼并厮杀非常残酷，这不仅体现在公卿斗争中，更体现在同僚之间的互相斗争、互相杀害中。诚如《三晋古文化源流》中所言：“献公以后，随着异姓强族势力的崛起，晋国之卿多由异姓充任。这些握有军政实权的异姓卿族，为了扩展自己的实力，必然诉诸战争。
他们不仅同公室争权，而且互相吞并，从而使晋国陷入旷日持久的内乱之中；且愈演愈烈，致使晋灵公和晋厉公两位国君先后被杀，一批卿族被击败而灭亡。”如：晋襄公卒后，在立长立幼的问题上，群臣各执己见，发生意见的冲突，此事引发了狐氏和赵氏家族之间的矛盾。《史记·晋世家》记载：
七年八月，襄公卒。太子夷皋少。晋人以难故，欲立长君。赵盾曰：“立襄公弟雍。好善而长，先君爱之；且近于秦，秦故好也。立善则固，事长则顺，奉爱则孝，结旧好则安。”贾季曰：“不如其弟乐。辰嬴嬖于二君，立其子，民必安之。”
赵盾曰：“辰嬴贱，班在九人下，其子何震之有！且为二君嬖，淫也。为先君子，不能求大而出在小国，僻也。母淫子僻，无威；陈小而远，无援；将何可乎！”使士会如秦迎公子雍。贾季亦使人召公子乐于陈。赵盾废贾季，以其杀阳处父。十月，葬襄公。十一月，贾季奔翟。
尽管司马迁言赵盾罢免贾季是因为其杀死阳处父，但根据前面的记载，是二人关于国君问题发生分歧，赵盾主张立襄公弟公子雍，而贾季主张立襄公弟公子乐，争执不下，二人各派人去他国迎接自己所中意的新君。值得推敲的是，司马迁紧接着就记载赵罢贾之事，这其中也许阳处父之由只是一个幌子，其真正的原因乃二人对孰为新君的争执，赵氏势力强于狐氏，故在赵氏打压下，狐氏退出了晋国的历史舞台。这一段记载表明了文公之后卿大夫之间争执已经有些明显。
再如晋厉公时期，三郤（即晋卿郤锜、郤犨和郤至）为栾书、胥童设计陷害，终被胥童杀害，亦是晋国同僚之间争权的典型事例。关于三郤如何被栾书等人设计，在以上公卿关系中“晋国公室成为卿族斗争的依靠力量”中已有较为详尽的叙述，兹不赘述。
但值得一提的是，从三郤被害至灭族，我们仍不难看出晋国内部的不和，尤其是郤至临终之言，可见其对晋国的忠心，但被奸人所害，大势已去，让人不禁叹惋。李澄宇先生于《读史记蠡述·晋世家》称：“‘其殆有’三字可杀郤至，无怪‘莫须有’三字可杀岳飞。”
“郤称、郤榖、郤臻、郤缺，皆有声于晋，而郤锜、郤犨、郤至竟为胥童所杀，郤至之言‘信不反君，智不害民，勇不作乱’，其心盖皎然与日月争光也。栾书以忌功过，设谋陷害，已亦几与同尽。小人哉，栾书乎！至孙逞灭宗，宜哉！”先生这两番话表现出对郤至忠勇的赞叹，表达出对郤氏族人的同情与不忿，更是批判了栾书以莫须有的罪名构陷三郤的做法。从三郤的被害也可折射出晋国大臣之间的的分歧与互相嫉恨。
及至晋国晚期，六卿之间更是互相斗争，相互兼并，权利争夺非常炽热。如：范氏、中行氏的灭亡：出公十七年，知伯与赵、韩、魏共分范、中行地以为邑。晋出公十七年（前 458 年），知氏、赵氏、韩氏、魏氏共同分割范氏、中行氏的土地。当是时，晋国政皆决知伯，晋哀公不得有所制。知伯遂有范、中行地，最强。晋哀公初年，知伯在晋国权倾朝野，就占有了范氏、中行氏的土地，成为晋卿中最强大的一族。再如知氏的灭亡：
哀公四年，赵襄子、韩康子、魏桓子共杀知伯，尽并其地。晋哀公四年（前 453 年），韩赵魏三家合谋杀死晋国最强大族知氏，吞并其土地，自此，晋国拉开了三家分晋的序幕。关于知氏的灭亡，“智伯欲尽并晋，乃立忌子骄为君。盖欲挟晋君以令国人，终为莽操所为耳，而被赵襄子、韩康子、魏桓子所灭。算不由人，信哉！”
《读史记蠡述·晋世家》表示出一定的惋惜之情。韩、赵、魏三家合力灭掉当时最强大的知氏，可知晋国晚期卿族之间互相兼并互相厮杀的惨烈。总之，晋国人物关系纷呈复杂，因为政治利益纠纷引起的斗争诸多，但也有君臣上下同心同德的合作，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呢？司马迁在《史记·晋世家》论赞中指出：
太史公曰：晋文公，古所谓明君也，亡居外十九年，至困约，及即位而行赏，尚忘介子推，况骄主乎？灵公既弑，其后成、景致严，至厉大刻，大夫惧诛，祸作。悼公以后日衰，六卿专权。故君道之御其臣下，固不易哉！
太史公此言意在指出为君者正确御领臣子方为为君之道。晋文公可以称其为明君，尚有介子推一事的暂失公允，何况那些昏庸的君主呢，不懂得如何驾驭臣下，如何平衡君臣关系，必然会导致国家动乱，这其中都是为君为臣之道，亦如齐树楷曰：
“尧舜之用人，为天下得人，让之者也。后人之用人，使为己驱使群力，太史公所谓御其臣下者也。使为己用，而其人又难用，遂多为之术以行之，则御之而已。曰驾驭人才，曰晋献之赐耿赐魏，文公之三赏，悼公之逐不臣、修旧功、赐魏绛采，皆御之者。
始则托孤如荀息，继则迎君弑君如赵盾，或臣下相杀如胥童、三郤，如韩、赵、魏之于范中行，皆御之失其道者。失其道，虽欲御之，反复争攘，而终于失国。何若一让之为愈。天之立君，本以为民，岂其使一人肆于上以纵欲，此君民之常道，易之则非。全部《史记》，均发此意。特读者不注于此，则史公之意，无由显耳。故于晋末表而出之。”
先生此言极是，公卿之间、同僚之间关系如何，全凭君主如何驾驭。晋国人物关系有斗争有和平，有时让人敬重赞叹，有时又让人扼腕叹息，这期间，有的人站起来了，有的人倒下了，有的家族越发兴盛了，有的家族却永远消失了，这惊心动魄又精彩绝伦的故事留给我们的是对历史的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