藤原不比等和辉夜姬(藤原不比等)

藤原不比等

藤原不比等（659—720年），原名“中臣史”，后改名“藤原不比等”，是日本从飞鸟时代到奈良时代初期的著名政治家，他参与制定《大宝律令》，指导制定《养老律令》，在世时官至正二位右大臣，死后被追赠为正一位太政大臣。藤原不比等奠定了藤原氏一族兴盛的基础，被誉为“藤原氏的实质性的始祖”。

藤原不比等的父亲中臣镰足（中臣镰足临死前得到天智天皇赐予氏名“藤原”，也有观点认为藤原不比等是天智天皇的私生子），曾在中大兄皇子（天智天皇）诛杀权臣苏我入鹿的“乙巳之变”（645年），以及此后实施的以建立天皇为中心的中央集权体制的改革（大化改新）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关于藤原不比等的母亲，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是车持国子之女车持与志古娘，另一种观点认为是镜王之女、著名才女额田女王。藤原不比等有藤原冰上娘和藤原五百重娘两位姐姐，她们都嫁给了大海人皇子（天武天皇）。

藤原不比等还有一个哥哥，叫中臣真人。中臣真人从小就跟随父亲中臣镰足学习经书典籍，能做到过目不忘。不久，中臣真人出家为僧，法号贞慧（亦作定惠、定慧），并入唐进一步学习佛法（653年）。在唐留学十二年后，贞慧随唐朝廷派遣的朝散大夫、沂州司马、上柱国刘德高，以及唐朝驻百济将军郭务棕访日的船队返回日本。此时，中臣镰足已是实质上的政府首脑，藤原不比等也有六岁。当大家以为贞慧即将在政治舞台上大展拳脚时，却不料猝然离世。由此，藤原不比等成为藤原家的政治后嗣。

贞慧去世的四年后（669年），藤原镰足也去世，此时藤原不比等年仅11岁。672年，“壬申之乱”爆发，天智天皇之子大友皇子兵败自杀，天智天皇之弟大海人皇子则继承正统，并肃清大友皇子近江朝廷的旧势力。虽然藤原镰足生前的政治立场倾向于近江朝廷，但“壬申之乱”时，藤原不比等才13岁，并没有参加叛乱，因而在“壬申之乱”后既没有作为近江朝廷的支持者受到处罚，也没有作为天武朝廷的拥护者受到奖励。

在天武天皇和持统天皇统治时期，藤原不比等并没有在政界崭露头角。持统天皇十一年（697），持统女帝册封孙子轻皇子为皇太子。半年后，年仅15岁的轻皇子接受持统女帝的让位，即位为文武天皇。文武天皇即位后，封藤原不比等的女儿藤原宫子为夫人，同时封纪氏的纪灶门娘和石川氏的石川刀子娘为妃。此时，纪氏与石川氏两个家族的势力与藤原氏不相上下。藤原不比等之所以能够异军突起，成为政坛的一颗新星，得益于以下几件事情。

第一件事是藤原不比等独享“藤原”这一氏名。“藤原氏”原为“中臣氏”，是大和朝廷负责主持祭祀的氏族，“中臣”意为居于神与人之间。中臣镰足获得“藤原”这一氏名后，并非只有其子藤原不比等单独继承，其堂兄弟的孩子们也都继承了下来。文武天皇二年（698），文武天皇下达一道诏书，宣布只有藤原不比等及其子孙们可以继承“藤原”这一氏名，而专门负责神事的藤原意美麻吕以及藤原大岛等则恢复旧氏名“中臣”。此后，中臣氏负责神事，藤原氏则从神事中解放出来，专门负责政治。值得注意的是，从天武天皇末年开始，许多大和时代有权势的氏族突然消失了，其中的原因并非他们灭绝了，而是因为当时贵族中流行改氏名，如苏我改石川，物部改石上，阿倍改布势等。

第二件事是藤原不比等的女儿藤原宫子生下首皇子（圣武天皇）。藤原宫子是藤原不比等与贺茂比卖的长女。在文武天皇的三位妃子中，藤原宫子最早生下皇子。根据当时的惯例，皇后必须出身皇族，由于文武天皇没有和皇族女子结婚，因此文武天皇没有立皇后。在这种情况下，藤原宫子生下的首皇子无疑确保了其第一夫人的地位，同时也使得首皇子成为皇位继承的第一人选。虽然藤原宫子后来得了精神疾病，但藤原宫子的存在，对藤原氏的腾飞，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第三件事是藤原不比等与县犬养三千代的结合。藤原不比等共有四位妻子，即贺茂比卖、苏我娼子、藤原五百重娘（异母姐姐）和县犬养三千代。关于县犬养三千代，前文已经介绍过，本文重点强调她的一个特殊身份——乳母。古代日本天皇家的乳母与皇子、皇女之间的关系十分亲近。县犬养三千代的长子葛城王（橘诸兄）与天武天皇和持统女帝的独孙轻皇子（有观点认为，“轻”字是根据三千代的本籍古市郡轻墓村的地名起的）年龄相仿，因此县犬养三千代成为轻皇子的乳母，开始全心全意地养育皇子，并得到轻皇子的祖母持统女帝和母亲阿部皇女（死去的草壁皇子的妻子）的高度信任。轻皇子即位后，县犬养三千代的地位随之升高。就在此时，藤原不比等与其走到了一起。前文提到的藤原不比等的女儿藤原宫子嫁给文武天皇，以及藤原不比等独享“藤原”这一氏名等，如果没有县犬养三千代在后宫的活动，仅凭藤原不比等的势力，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

第四件事是编纂《大宝律令》。《大宝律令》名义上是由刑部亲王负责，但实际负责人则是通晓法律的藤原不比等。《大宝律令》既参照了唐朝的律令制度，又结合日本实际作出了部分调整，在强化中央集权的同时，也肯定了地方豪族的部分特权，是古代日本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全国性律法。藤原不比等正是通过编纂《大宝律令》，跻身权力的中枢，同时使藤原氏在新的氏姓制秩序中脱颖而出。

最后一件事就是藤原不比等的女儿嫁给了圣武天皇。就在文武天皇和藤原宫子生下首皇子的同年，藤原不比等和县犬养三千代也生下了一个女儿，起名安宿媛（藤原光明子），并在后来嫁给圣武天皇。藤原光明子在藤原不比等死后，借助四位兄弟之力，在铲除了长屋王之后，顺利成为皇后，开了日本历史上人臣皇后的先例。藤原光明子从被立为皇后，直至去世为止，始终掌握着政治实权。

正是得益于上述几件事，藤原不比等在文武、元明和元正三代天皇统治时期，平步青云。大宝元年（701），藤原不比等由中纳言升为正三位大纳言。庆云元年（704），藤原不比等官位升为从二位，增封八百户。和铜元年（708），藤原不比等升为正二位右大臣。灵龟三年（717），左大臣石上麻吕去世，大臣只剩藤原不比等一人。养老二年（718），藤原不比等被推为太政大臣，但他坚决推辞不肯就任，而是尽力于律令制的实施（由于当时崇尚灵异祥瑞之风盛行，所以改元特别频繁）。

除了藤原宫子和藤原光明子都嫁给天皇之外，藤原不比等的另外两位女儿藤原长娥子（母亲为贺茂比卖）、藤原多比能（生母不明）分别嫁给了古代日本两位著名的政治家——长屋王与橘诸兄。藤原不比等活着的时候，还是很赏识长屋王的，因此把女儿嫁给他，两家人和睦相处、友好合作。至于把女儿嫁给橘诸兄，恐怕与橘诸兄的母亲橘三千代有关，也许是想通过联姻的方式，进一步加深藤原氏与橘氏之间的关系（藤原不比等的次子藤原房前同样娶了橘三千代的女儿牟漏女王为妻）。

此外，藤原不比等的四个儿子（分为南、北、式、京四家），也因其关系及影响力而担任朝廷要职。

长子藤原武智麻吕（母亲苏我娼子，藤原南家之祖）于养老二年（718）担任式部卿，掌握了官员任命的实权。翌年正月，藤原武智麻吕升至正四位下，并任东宫傅，负责首皇子的教育工作。养老五年，长屋王任右大臣时，藤原武智麻吕晋升为从三位中纳言。首皇子即位后，藤原武智麻吕升至正三位。长屋王事件后，藤原武智麻吕先后升为大纳言和从二位右大臣，完全掌握了政权。藤原武智麻吕在临终前接受了正一位左大臣的任命。

次子藤原房前（母亲苏我娼子，藤原北家之祖）于养老元年担任参议，养老五年晋升为从三位。元明上皇病危时，召集藤原房前与长屋王托以后事，藤原房前获得以内臣身份发布相当于敕旨的命令的权力。圣武天皇即位后，藤原房前与长兄藤原武智麻吕一同升上正三位。神龟五年（728），藤原房前任新设的中卫府大将。长屋王事件后，藤原房前任中务卿，不久出任东海、东山二道节度使。天平九年（737）四月，藤原房前出任参议民部卿正三位。藤原房前死后被追赠为正一位左大臣。

三子藤原宇合（母亲苏我娼子，藤原式家之祖）于灵龟二年（716）被任命为遣唐副使，官位为从五位下。养老元年（717），藤原宇合前往大唐，并于翌年归国。养老三年，藤原宇合以遣唐副使之功升为正五位上，并被任命为安房、上总、下总3国的按察使。养老五年，藤原宇合升为正四位上。神龟元年（724），担任式部卿的藤原宇合被任命为持节大将军出兵平定了虾夷的叛乱。因为这一功劳，藤原宇合于翌年升为从三位、勋二等。在长屋王事件中，他率六卫府的军队包围长屋王的官邸。长屋王事变后，藤原宇合以式部卿身份被任命为西海道节度使，进正三位，兼大宰帅。天平九年，藤原宇合以式部卿兼大宰帅正三位的身份去世。

四子藤原麻吕（母亲藤原五百重娘，藤原京家之祖）于神龟三年（726）升至正四位上，神龟六年晋升至从三位。天平三年（731），藤原麻吕与兄长藤原宇合一同迁为参议，任兵部卿，并在同年任山阴道镇抚使。天平九年，藤原麻吕以持节大使的身份被派往陆奥，同年在陆奥死于流行的天花。

藤原武智麻吕和藤原麻吕

藤原不比等所处的时代，正值宫廷后妃、女官权势日盛的时代。继天武天皇之后，在持统（女帝）、文武、元明（女帝）、元正（女帝）四位天皇统治时期，可以说日本处在“母后继承帝位养育皇太子的时代”。此时由于女帝辈出，后宫的势力越来越膨胀。藤原不比等的崛起不是靠父亲藤原镰足的荫庇，而是靠女儿嫁给天皇以及与橘三千代联姻。藤原不比等死后，后宫的权势继续膨胀。圣武天皇先是破格立藤原光明子为皇后，后又禅让于皇女阿倍内亲王（孝谦女帝）。光明皇太后虽然没有摄政的名分，同时也因出自藤原氏，没有成为下一任天皇的资格，但她通过令外官“紫薇中台”发号施令，相比元明女帝和元正女帝，拥有更大的权力，是不折不扣的“太上女帝”。

近十年来，中国拍了众多波云诡谲的宫廷争斗剧，里面充满了各种惊心动魄的阴谋诡计。在古代日本，宫廷里的政治斗争也十分激烈，很多时候这种斗争都是亲人之间相互残杀。本文主要想谈谈被称为“权术谋略可以和任何国家、任何时代的政治阴谋家相媲美”的藤原仲麻吕的成败，以及铃印之争对其成败的影响。

藤原仲麻吕是日本奈良时代的著名公卿。他出生于庆云三年（706），父亲是藤原武智麻吕（藤原南家的始祖），祖父是藤原不比等，曾祖父是藤原镰足（中臣镰足），从小率性而聪明，尤其精通算术。天平六年（734）至天平二十年（748），他从从五位下升至正三位，中间经历了父亲去世（藤原不比等的四个儿子均因为天花去世）、堂兄叛乱（藤原广嗣之乱）等事件。

天平胜宝元年（749）七月，圣武天皇以不堪政务操劳为由让位于阿倍内亲王，是为孝谦天皇（女帝）。同月，作为孝谦女帝表兄的藤原仲麻吕升为大纳言。此后，在姑姑藤原光明子皇后的支持下，又兼任新设置的紫薇中台（这个职位是由光明皇后的后宫职位发展而来的，拥有和太政官相同规模的官员数量，掌管着国家权力的核心）的长官——紫微令中卫大将。从此，藤原仲麻吕的权势与日俱增，逐渐凌驾于左大臣橘诸兄和右大臣藤原丰成（藤原仲麻吕之兄）之上。

天平胜宝八年（756），圣武上皇去世时，遗言立道祖王为皇太子。但是，天平宝字元年（757），道祖王因为在国丧中的失德失礼行为被废除，藤原仲麻吕于是力排众议，推举舍人亲王之子大炊王（大炊王娶藤原仲麻吕去世的长子藤原真从的妻子为妻，并一直住在藤原仲麻吕的私邸）为皇太子。由此，藤原仲麻吕的权势更是如日中天，同时也遭到了其他许多公卿的嫉妒与不满。

天平宝字元年（757年）七月，橘诸兄（因藤原仲麻吕的诬告，已在失意中去世）之子橘奈良麻吕秘密会合对藤原仲麻吕不满的大伴古麻吕、小野东人以及安宿王、黄文王等人，筹划以政变形式铲除藤原仲麻吕。然而，他们的计划尚未实施便遭泄露，同时藤原仲麻吕也意识到了橘奈良麻吕的动向，加强了戒备，因此，橘奈良麻吕等主谋很快便被捕杀，其他被连坐而遭到流罪、徒罪、没官等处罚的官员达443人。藤原仲麻吕借由“橘奈良麻吕之变”，将对自己不满的政敌一扫而光。

天平宝字二年（758）八月，孝谦女帝先是改元天平宝字，然后让位给皇太子大炊王（淳仁天皇），自己成为太上皇。此时，日本仿唐之风达到顶点，藤原仲麻吕更是陶醉于绚烂的唐文化，开始施行儒教所提倡的“仁政”，如提高中男、正丁服役的最低年龄，杂徭年限减半，创设体察民间疾苦的“问民苦使”等。与此同时，藤原仲麻吕还把官名也按照中国的习俗加以修改，如将“太政官”改为“乾政官”，“太政大臣”改为“大师”，“左大臣”改为“大傅”，“右大臣”改为“大保”，“大纳言”改为“御史大夫”，“民部省”改为“仁部省”，“刑部省”改为“义部省”，“治部省”改为“礼部省”，“宫内省”改为“智部省”，“中务省”改为“信部省”等等。依据新的官制，藤原仲麻吕先被任命为“大保”，还被赐新名“惠美押胜”，不久升任“大师”，也就是太政大臣（首次由皇子以外的人来担任太政大臣），开始独揽朝政。

此时，藤原仲麻吕得知了一个令他大为震惊的消息，即唐朝爆发了安禄山之乱。藤原仲麻吕担心安禄山在形势不利时有可能将矛头对准日本，于是命令大宰府加强防备，同时以新罗对日本无礼为由，制定了征伐新罗的计划。不过，在征伐新罗的计划实施之前，藤原仲麻吕的后台藤原光明子皇后去世了，其与孝谦上皇的关系也出现了裂痕。

藤原仲麻吕推行的唐朝化政策由于过于激进，触犯了很多守旧贵族的利益，再加上全国疫病流行，社会动荡，于是他们聚集在孝谦上皇周围，鼓动她重新夺回朝政大权。尤其是道镜和尚获得了孝谦上皇的宠信，开始掌握实权，并不断插手朝政事务，导致藤原仲麻吕与上皇集团之间矛盾日益加深。

天平宝字六年(762)六月，孝谦上皇召集文武百官于朝殿，公开指责淳仁天皇，并宣布“政事常祀小事今帝给，国家大事赏罚二柄朕行”。也就是说，日常祭祀等礼仪性的小事由淳仁天皇主持，国家大事（有学者认为主要指对外作战）与赏罚等则由孝谦天皇来决断。事实上，政治实权开始从淳仁天皇转移到孝谦上皇那里。不过，因为当时象征天皇最高统治权力的驿铃和内印（以下简称铃印）依然由住在内里的淳仁天皇保管，因此，淳和天皇仍能行使天皇权力。这样一来，淳仁天皇、藤原仲麻吕阵营和孝谦上皇、道镜阵营的政治斗争全面展开。

在以律令法为基轴所形成的国家统治体制中，驿铃是携带公文书的驿使使用驿马时所必需的证物；内印是下达的公文书是否有效的重要标志。驿铃与内印作为日本律令制国家最高统治者权力的象征，是公文书能否顺利传达的重要凭证。藤原仲麻吕之乱中对铃印的争夺正反映了铃印对古代律令制国家政治统治的重要作用。

天平宝字八年(764)九月，对于局势感到不安的藤原仲麻吕意图凭借军事力量与孝谦上皇对抗，任命自己为“都督四畿内、三关、近江、丹波、播磨等国兵事使”，并令以上十国各自抽调出士兵二十人用以训练，这些人其实就成为了藤原仲麻吕的私兵。但是，藤原仲麻吕为了增加私兵的数量，私底下却并不是说抽调二十人，而是说需要六百人。值得注意的是，藤原仲麻吕是通过外印（太政官印）向各国司下达公文书。原本如此重要的公文书的下达，必须有内印的盖印，但藤原仲麻吕大概是因为担心泄露了改窜兵士的数量秘密，所以在下达公文书中均用自己保管的外印盖印。

然而，负责制作公文书的大外记高丘比良麻吕担心自己卷入祸端，很快就将此事密告孝谦上皇。孝谦上皇于是果断采取行动，派遣专门负责铃印收授大权的少纳言山村王，前往淳仁天皇的中宫院没收了铃印。闻知此事的藤原仲麻吕立即派其第三子藤原久须麻吕率军队袭击山村王，夺回铃印。这样一来，藤原仲麻吕的造反昭然若揭。孝谦天皇得到紧密情报后，命令坂上苅田麻吕射杀敌军，再次将铃印夺了回来，并剥夺藤原仲麻吕的官位，取消其藤原之姓，没收其田户。于是围绕铃印的争夺，叛乱终于全面爆发，史称藤原仲麻吕之乱。

藤原仲麻吕失去铃印后，携带太政官印出逃出平城京，意图逃往近江国。孝谦上皇则召回受到藤原仲麻吕打压的吉备真备作为中卫大将指挥讨伐军。因无法将淳仁天皇带在左右，藤原仲麻吕在叛逃途中匆忙将天武天皇之孙冰上盐烧拥立为天皇，并把自己儿子们的官位提拔为与亲王相同的三品，将盖有太政官印的文书（太政官符）告知诸国。但各地的官军拒绝执行藤原仲麻吕的命令。最终，经过8日的激战，藤原仲麻吕溃败，并在琵琶湖的船上被俘。叛乱平定后，发动叛乱的藤原仲麻吕被斩首，助长叛乱的淳仁天皇被废黜后又被流放至淡路幽禁，史称淡路废帝，孝谦上皇则重祚（称德天皇）。

藤原仲麻吕败亡的原因很多，如朝野上下对他的不满与憎恨，颇具军事才能的吉备真备指挥有方等等。其中，藤原仲麻吕在铃印争夺中的失败对藤原仲麻吕最终的败局也有着重要的影响。首先，获得铃印的孝谦上皇，既可以征调各地的兵力，又可以颁布诏敕，笼络人心。其次，藤原仲麻吕战败后率军逃往近江国时原本两条路可供选择，一条是近道，一条是远道。藤原仲麻吕最终选择了远道，因为近道是官道，没有铃印的藤原仲麻吕想在官道上通行必然会遇到阻碍。然而，获得铃印的孝谦上皇，准确地判断出藤原仲麻吕的动向，从而再次获得了主动权。

藤原仲麻吕之乱以争夺铃印为开端，“说明这时按照天皇下达的文书而运作的机制律令已经建设完毕，并在现实生活中发挥作用”。铃印作为最高统治者天皇权力的象征和治理天下的信物，它不仅是中央与地方之间的使者往来、物资运输的重要依据与防止伪造公文书的有效方法，而且是顺利传达公文书和有效征调地方兵力的凭证，对确保和强化日本律令制国家对社会的政治统治起着重要作用。

本文根据《古代日本皇亲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版）一书第一章第二节第三部分补充、修改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