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炎武为什么能提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句爱国名言可谓家喻户晓、影响深远，其源于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顾炎武的《日知录·正始》。这句话言简意赅地指出个人应对国家兴亡承担责任，对激发中华儿女的爱国精神和责任意识发挥了重要作用。数百年来，成为我国伟大民族精神的重要体现。
“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精神
“正始”是三国时期魏齐王曹芳的年号，正始年间，正处于魏晋易代之际，朝政黑暗腐败。为逃避灾祸，魏晋士人只好消极避世，“清议”逐渐转为“清谈”，玄学开始兴盛，史称“正始之音”。顾炎武认为，魏晋风流名士崇尚清谈，“弃经典而尚老、庄，蔑礼法而崇放达”，导致儒家主流价值观崩溃，从而导致“国亡于上，教沦于下”。他深感明末心学空谈误国，明朝灭亡与社会各阶层未尽到道德伦理责任有关，因而借谈正始之风，反思明朝灭亡原因，发出了“亡国与亡天下奚辨”之问。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和“天下”常被作为同义语使用。但顾炎武认为，“国”和“天下”存在本质差异，“亡国”和“亡天下”不能混为一谈。在他看来，如果整个民族礼义丧失，道德沦丧，文明堕落，将天下不保。在这里，“天下”不是地理意义上的天下，而是指维系社会秩序的文化。在区分“亡国”和“亡天下”的基础上，顾炎武进而阐述了两者之间的关系。首先，“保国”和“保天下”息息相关，维护社会道德和文化传统以保天下，是“保国”的基础。其次，“保国”和“保天下”的责任主体不同，“保国”是帝王将相、文武大臣的职责；而“保天下”是捍卫民族文化传统和社会道德风气，每位普通人都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因此，顾炎武得出结论：“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清末民初时期，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中华民族再次面临亡国灭种的严重危机。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梁启超根据顾炎武“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的论述，提炼出大家都能听懂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八字名言，号召国人救亡图存。自此，这一口号成为唤起国人民族意识和爱国精神的最强武器。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价值追求，也构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
“身沉心不改”的爱国情怀
天下兴亡，“匹夫”为什么“有责”？这得从明末清初“天崩地解”的时代背景谈起。顾炎武生于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正值明王朝日渐衰弱，清政权强势崛起的动荡时期。明朝末年，国家政治腐败，经济凋敝，社会动荡不安，处于内忧外患之中。关外于1616年建立后金政权，并在1636年正式改国号为清，觊觎中原富庶之地已久。明朝廷内部却党争持续不断，内耗严重。而日益加剧的土地兼并，导致阶级矛盾异常尖锐，农民起义此起彼伏。1644年3月，李自成攻破北京，明朝灭亡。旋即清军入关，定鼎北京，遂挥师南下，开始对整个国家进行血腥的军事征服。清政府入主中原，在顾炎武看来，这不仅是政权上的替代，更是中华文明传承的断裂，如何保住“正统”文化，成为他首先要思考的问题。
这一思想的产生，与顾炎武的家学传统和个人经历密切相关。顾炎武江苏昆山人，出生于江东望族，还在襁褓中时，就被过继给未婚早逝的堂叔顾同吉为嗣，由嗣祖和嗣母抚养长大。顾炎武从小就随嗣祖读《孙子兵法》《吴子》《左传》《国语》《资治通鉴》以及朝廷刊行的《邸报》，养成了他关注时事政治、关心现实民生的治学取向。未婚守节的嗣母王氏出生于书香门第，性格刚强，有着良好的文化教养，常给顾炎武讲述岳飞、文天祥、于谦等忠臣义士的故事，教导他做一个忠于国家民族的人。特别是清军攻占常熟时，嗣母虽幸免于难，但不愿苟活于世，绝食而亡。她临死前嘱咐顾炎武要保住气节。嗣母绝食自尽的行为，深深震撼了顾炎武。
为尽“保天下”之责，顾炎武壮年投笔从戎反清，中年骑马北游续道统。1644年5月，南京的明朝残余力量拥护福王朱由崧建立南明政权，年号弘光。顾炎武把恢复山河的希望依托于这个朝廷，受昆山县令举荐任兵部主事。并撰写了《军制论》《形势论》《田功论》《钱法论》等文章，提出一整套复兴大计。只是他还未及上任，清军已占领南京，南明弘光政权覆灭。为了表明抗清的决心，顾炎武决定改名。他原名绛，字忠清。因敬仰文天祥学生王炎午的忠贞品格，改名炎武。作为一介书生，他还在家乡积极参加苏州、昆山保卫战。家乡被攻占后，他以精卫填海的精神自勉，立下“我愿平东海，身沉心不改”的誓言，奔走于太湖流域，积极开展抗清斗争，其间几经磨难，甚至险遭不测。
随着清朝政权的不断巩固，武装反清复明的希望越来越渺茫。但顾炎武并未气馁，为了坚守理想，他决定北游，寻找“保天下”的治国良策。1657年秋，45岁的顾炎武开始了长达25年的“北漂”生涯。因崇尚儒学，他北上首站直奔山东，游崂山，登泰山，拜孔庙，寻觅名胜典籍，抄录墓志铭，查阅地方志，真正做到“行万里路，读万卷书”。他走遍山东、河北、河南、山西、陕西等地，一边考察山川民情，结交志同道合的学者，徐图复国大计；一边探求学问，著书立说，寻求经世致用的救国救民之道。把实现民富国强的殷殷期盼写进《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音学五书》《日知录》等巨著中，以期“明学术，正人心，拨乱世，以兴太平之事”。
“博学于文行己有耻”的道德追求
天下兴亡，“匹夫”怎样才能“担责”？在顾炎武看来，明朝亡国教训在于先“亡天下”然后“亡国”，而“亡天下”根本原因在于，士大夫寡廉鲜耻，丧失德行气节，导致士风世风败坏。因此，他提出“风俗者，天下之大事”，认为“治乱之关，必在人心风俗”。在他看来，维持世道人心既需要经济基础和制度支撑，更需要道德引领与规范。因此，“保天下”就要净化整个社会的风俗道德。他认为，培养良风美俗，既要培养孝悌忠信，又要注重礼义廉耻，还要崇名节、尚厚重。而改变社会道德风气人人都有责任，每个人都要从自己做起，身体力行。为此，他大声疾呼，个人立身处世要坚持“博学于文”“行己有耻”的准则。
为学要坚持“博学于文”的道德准则，有所作为。“博学于文”出自《论语·雍也》：“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孔子认为，君子广泛地学习文化典籍，再用礼约束自己，就不至于离经叛道。顾炎武继承了这种治学方法，但他提倡的“文”，范围更为宽泛，既指文章、文字，更指待人接物、立身处世之道，既指自然科学知识，更包括实践知识。在他看来，治学的最终目的就是经世致用。只有认真学习“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国家”的知识，才能做“有益于天下”的有为之事。
为人要坚持“行己有耻”的道德底线，有所不为。“行己有耻”出自于《论语·子路》，意思是人要用羞耻之心约束自己的行为。顾炎武把“行己有耻”作为做人的基本准则。在他看来，“礼义廉耻，国之四维”中，“明耻”最为重要。人有廉耻之心，国家才能形成知荣辱的道德风尚。他还特别指出，廉耻于士大夫阶层来说，尤为重要，并强调“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顾炎武认为，“有耻”是个人行为的底线。因为知耻才能自觉羞愧，自觉羞愧才能恪守礼义，恪守礼义才能有所为，有所不为。这也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价值基础所在。
误读颇多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究竟什么意思？
由顾炎武提出，后人归结的八个字“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近代中华民族抵御外侮的过程中发挥过巨大的激励作用，至今仍有震撼力。但由于顾炎武思想内涵丰富，因此对其误读颇多。
比如，有人说“顾炎武的名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长期流传，‘天下’被改成了‘国家’。这不是顾炎武的本意，而且正好相反，顾炎武的原意是国家兴亡‘肉食者谋之’，匹夫是无责的。”（《资中筠自选集》）有人说“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本意，并不是像现代人所解释的那样号召人们挺身而出保卫国家民族，而是保卫儒家纲常伦理,使之免于沦丧，这才是顾炎武归根结底所要捍卫的东西。”（但兴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再诠释与中国近代民族国家意识的生成》）这两种观点是对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误读的典型，前者认为“国家兴亡，匹夫无责”，后者认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思想的出发点是维护传统伦理道德。虽然误读的角度不同，但导致误读的根源是一致的，即忽视了顾炎武是一位启蒙思想家，对他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启蒙色彩缺乏应有的认识。
为澄清相关认识，这里有必要对顾炎武的原文进行解读：
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日知录·正始》）
在顾炎武看来，亡国指易姓改号，亡天下是指整个民族道德沦丧、民族沦亡。他认为，保天下与保国联系紧密，但保国的前提是保天下，保天下是根本。如果整个民族道德沦丧，天下不保，则国必亡， “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国是天下的载体，不保国则保天下会限于虚无，因此保国与保天下是一体的。民众知保天下，是对保国的巨大贡献，是更深层次的保国。国事由执政集团主导，匹夫没有机会参与，不具备保国的直接条件，所以说“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但匹夫是亡国灾难的最终承担者，不享受权利，却必须承担后果，这就是匹夫的社会处境。匹夫若想免于亡国带来的灾难，就必须通过每个人自身的努力而免于亡国之祸。
国有姓有号有具体的统治者，但天下不属于一家一姓。作为启蒙思想家，顾炎武的远见卓识就在于他意识到了这一点，并上升到天下是每一个人的天下这样的认识高度，所以他才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当然，保国、保天下与治国、治天下是一致的，如不上升到后者的高度，前者就只不过是历史的哀叹而已。由此可见，说“国家兴亡，匹夫无责”，显然背离了顾炎武本意。
顾炎武思想的灵魂中有中国传统文化的两个根，一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民族国家精神；一是“天育万物，地载万物”的重民爱民精神。这两种精神是顾炎武高度社会责任意识的文化本源，他也因此成为中国历史上优秀思想文化成果的创造者和体现者之一。顾炎武高度的社会责任意识突出体现在他以民族利益至上的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政治思想中，“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正是其爱国思想的集中反映，把其理解为维护传统伦理道德，实在是对这位伟人的极大误解。
顾炎武的很多思想甚至具有永恒的价值。他通过批判继承儒学来构建自己的思想体系，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利用复古的形式来宣传启蒙思想。采用复古的形式，是顾炎武反理学的需要，也是他的理论特色，更是因为先秦经典本身就具有值得弘扬的优秀成分。因为复古的形式而忽视其启蒙色彩，进而得出其根本目的是为了维护传统伦理道德，甚至无视在民族危机背景下他的爱国主义赤诚之心，也就不足为怪了。任何一个时代，都会有人超越时代局限，提出先进的思想。况且，顾炎武曾生长在明清之际商品经济快速发展的江南地区，他能够提出部分启蒙思想，本身就有历史的合理性。认识不到这一点，就不可能看到顾炎武思想体系的闪光点，对他的误读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顾炎武思想体系的另一个带有明显启蒙色彩的元素，体现在他批判并改造国民性的思想中。他的思想在某种程度上已经突破传统的臣民观念，带有平等色彩。“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把天下视为每一个人的天下，而非一家一姓之天下，其隐含之意在于匹夫是公民而非臣民。他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公民的概念，但是已经意识到了公民社会的构建对国家的重要性。他猛烈抨击在他看来导致道德沦丧的负面国民性，形成了以重塑国民道德为起点，以改变社会风俗为中心的国民性改造思想。在顾炎武看来，国民的劣根性是社会道德沦丧和民族精神衰落的根源，必须整治，“今日之务正人心，急于抑洪水也。”他指出“治乱之关，必在人心风俗”。他认为“天下无不可变之风俗也”（《日知录·宋世风俗》）。
顾炎武强调政府要加强对官员和百姓的道德教育，以形成良好的风俗。他深刻批判了中国国民性的阴暗面，如缺少骨气和操守、奴性十足、工于谄媚、苟且自保、畏忌善变、几无特操、庸俗势利、荣辱不分、以耻为荣、欺诈伪善、拉帮结派、唯利是图、嗜赌竞奢、佞仙佞佛等等。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改造国民性的底线“行己有耻”，并上升到“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这样的认识高度，要求士大夫和百姓以耻来衡量自己的行为。只有如此，才能形成良好的社会风俗，国家民族才会有希望。顾炎武在《日知录·廉耻》中引罗仲素言：“教化者朝廷之先务，廉耻者士人之美节，风俗者天下之大事。朝廷有教化，则士人有廉耻；士人有廉耻，则天下有风俗。”
顾炎武的真知灼见在于，他认为不仅政府对改造国民性有责任，而且广大民众也有责任。这是“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的又一深刻内涵。在他看来，国民的幸福最终掌握在自己手里，而不是“肉食者”。为了避免“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成为空洞的口号，顾炎武把重塑国民性上升到民众觉醒的高度，认为国民的道德和素质提高了，政府行政能力必然有所改观。如，他认为，深藏于国民之间的劣根性，尤其是民间先贵后富的价值取向，在官员身上体现尤为明显，是导致腐败泛滥和民族沦亡的重要原因。（张程远）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起源考辨
梁启超于1897年最早将顾炎武“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的原话，改写为“天下兴亡，匹夫之贱，与有责焉”。在此基础上，他又在同年最早概括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一号召国人勇于担当、救亡图存的话语，梁启超、孙中山等人都曾先后引用，并流传至今，成为家喻户晓的名言。不过，关于该话语的起源，学界意见纷杂，迄无定论。笔者就此进行考辨，认为该话语最早由梁启超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提出。
提出者之争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肇源于顾炎武《日知录》卷13《正始》篇：“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但是，该名言究竟由谁最早概括而来，现存三种较有影响的说法：一是乾嘉时期的文人“空空主人”，二是梁启超，三是麦孟华。这些说法各有依据，亟待辨明。
近年来，一部署名为“空空主人”作于嘉庆年间的《岂有此理》一书流行于世。该书开篇《难“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即称“亭林先生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对探究“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起源问题，不无意义。但有学者从用词用语、涉嫌抄袭清人著作等方面，证实该书系伪书。因而，该书不足为据。
于是，问题的焦点又一次转到这句名言在晚清是如何形成的。目前学界基本认定，其提出有一个过程，首先是对顾炎武原话的改写，然后在改写的基础上提炼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八字名言。而问题就在于，该过程是由梁启超还是由麦孟华完成的？
1985年，辞书学家刘洁修最先提出，该过程的完成者是梁启超。他认为，梁启超对顾炎武原话的改写最早出现于1896年《变法通议·论幼学》中，“夫以数千年文明之中国，人民之众甲大地，而不免近于禽兽，其谁之耻欤？顾亭林曰：天下兴亡，匹夫之贱，与有责焉已耳”。梁启超又于1915年在《痛定罪言》一文中，最早提出“斯乃真顾亭林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也”。刘洁修认为，“按照语言发展运用的实际，‘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语意是本于顾亭林《日知录·正始》；而八字成文的语型则出自梁启超《痛定罪言》”。其后，刘洁修所著《汉语成语源流大辞典》除了对“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说法的不同变型增加史料外，并未公开修改上述意见。因其观点提出最早，且有一定的史料支撑，因此认为梁启超最早提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学者基本因袭了他的观点。
2000年，张锡勤《“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小考》一文则认为，该过程最早由麦孟华完成。张锡勤虽强调维新派对于“国家”与“朝廷”的区分意识，使得他们对顾炎武“保国”“保天下”的话语极为重视。但他淡化了梁启超在该话语形成中的作用，而是将梁启超的同门麦孟华放在突出位置。他认为，1897年5月麦孟华在《民义自叙》中最先改写了顾炎武的原话，“顾炎武曰：天下兴亡，匹夫之贱，与有责焉”。后来，麦氏又在1900年的《论中国之存亡决定于今日》中最早提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因而，张锡勤认为，这句八字名言“是近代维新派思想家麦孟华对清初思想家顾炎武‘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一语所作的新的概括和提炼”。
以上即是对“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形成的几种说法，近来观点均未超出其范围。因张锡勤在此问题上依据的史料更早，解释也较为合理，所以他的观点被基本接受，并形成一种看似明确但又极为笼统的折中观点，“极有可能是麦孟华最早提出这八字，但麦孟华的文章影响力不大，而他的朋友梁启超也提到这八字后，因为其在学界和政界的巨大影响力，才使这八字产生了极大影响”。
可以看出，关于该问题的现有说法是以不断发现的新史料为基础的，对具体提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人物的变换及其在时间上有所前移。研究者对几种说法中所关联的人物之间缺乏互相参照，只是单纯以某个人为代表来一锤定音。一个颇为明显的漏洞就是，在“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说法形成之前，梁启超、麦孟华均说过“天下兴亡，匹夫之贱，与有责焉”的话，在时间先后上他们必然存在相互影响的成分。
梁启超最早改写并概括
实际上，学者认定梁启超或麦孟华最早对顾炎武的原话进行了改写，其最早的史料来源都是《时务报》。刘洁修引用梁启超《变法通议·论幼学》中的相关内容，出自1897年3月3日的《时务报》，是该报连载的《论学校五（《变法通议》三之五）·幼学》四部分中的最后一部分；张锡勤引用的麦孟华《民义自叙》一文载于1897年5月12日。梁启超的文章较麦氏早了两月有余，前者无疑拥有最早的“著作权”。他们俱出康有为门下，文章同样发表在维新派的机关报《时务报》上，二人又都是该报编纂人员。因此，他们对顾炎武原话的改写必定存在互相影响的成分，麦孟华借鉴梁启超的说法基本无疑。
麦孟华既在对顾炎武原话的改写上直接继承了梁启超的创作成果，在其引用“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上亦是如此。1900年3月11日，麦孟华以“佩弦生”为名撰写《论中国之存亡决定于今日》一文，说道：“非律宾弹丸而尚可抗美，南阿小国而尚可败英。吾四万万之大众其亦无馁焉耳。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学界认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最早表述即来源于此，并认为梁启超最早于1915年才提出这句名言。然而就笔者目力所及，他对“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最早表述在时间上可以继续上溯。早在1897年11月15日的《倡设女学堂启》一文中，梁启超已明确说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昌而明之，推而广之。乌乎！是在吾党也矣。”表现出希望通过发展女学振兴国家，并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自任。这比麦孟华早了两年有余，后者受到前者影响确属无疑。这也是笔者见到最早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完整表述。因此，无论是对顾炎武原话的改写，还是概括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名言，梁启超都是第一人。
在梁启超提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说法后，维新派对此话语的运用最为频繁。1900年，唐才常筹建勤王组织正气会（自立会的前身），在《正气会序》中说：“四郊多垒，卿士之羞。天下存亡，匹夫有责。”“天下存亡，匹夫有责”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仅有一字出入，前者无疑受到后者直接影响。在1901年10月3日《上粤督陶方帅书》一文中，海外保皇派人物罗璪云鼓动两广总督陶模“力扶光绪”复辟，表示自己虽是“海外旅民”，“然念顾氏有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因而不得不尽心国事。1902年，清末四公子之一、时任刑部主事的吴保初上疏奏请慈禧归政光绪，实行新政。吴氏“冒死以抗奏”，即是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自任。维新派对此话语青睐有加，急于改变国运的心态跃然纸上。此外，如清末革命派思想家刘师培坚持“夷夏之辨”，立志排满以保天下。在其1904年致两江总督端方的信中，也说道：“窃念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春秋》大义，九世复仇。”可见，“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晚清仁人志士念兹在兹。
长期以来，梁启超并未被言之凿凿地确定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最早提出者，但实际上，对该话语的运用，以他最为灵活和频繁。1901年，他仅在诗中就有“天下兴亡各有责，今我不任谁贷之”“匹夫例有兴亡责，归去来兮尚未迟”两种不同说法。时人对该说法过度引用，以至于1921年梁氏在演讲时说道：“我且不必说什么‘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这些废话。”可见时人对这句名言的热衷程度。随着该说法流行于世，更是衍生出如“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国家安危，匹夫有责”等说法。
值得注意的是，郑观应在其被认为作于1895年的《致京都文学士道希陈部郎次亮书》中，出现了“国家安危，匹夫有责”，似乎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关联甚大。但经学者考证，该文有修改补充的痕迹。因此，笔者认为“国家安危，匹夫有责”不能排除有后来附加和篡改的嫌疑，反而证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说法的巨大影响。
综上所述，梁启超于1897年最早将顾炎武“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的原话，改写为“天下兴亡，匹夫之贱，与有责焉”。在此基础上，他又在同年最早概括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而且，他对该话语的运用最为频繁、最有影响。
（本文系中国人民大学2019年度拔尖创新人才培育资助计划项目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岳忠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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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解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句名言？
记的上中学时就学过范仲淹《岳阳楼记》中的这句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句话意思是说一个仁人志士或一个君子，应该在天下人之前忧虑，在天下人之后享乐。
这句话充分表达了范仲淹忧国忧民的无私胸怀。他把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放在个人利益之上，愿为天下的人们的幸福而奋斗。
下面让我们重温这一名段：
原文选段：嗟夫！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噫！微斯人，吾谁与归？
译文：唉！我曾探求古时品德高尚的人的思想感情，他们或许不同于以上两种心情，这是什么缘故呢？是因为古时品德高尚的人不因外物好坏和自己得失而或喜或悲。在朝廷做官就为百姓忧虑；不在朝廷做官而处在僻远的江湖中间就为国君忧虑。
这样他们进入朝廷做官也忧虑，退处江湖也忧虑。虽然这样，那么他们什么时候才快乐呢？那一定要说“在天下人忧愁之前先忧愁，在天下人快乐以后才快乐”吧？唉！如果没有这种人，我同谁一路呢？
作者写本篇时，正是仕途不顺之时，她虽身处江湖，心系国家，身在逆境，却不放弃心中的理想，他以顽强意志，克服困难，迎难而上。
可以说范仲淹之所以能写出这样名话也不是偶然的，这与他的家国情怀是分不开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两句话所体现的精神，就是那种吃苦在前，享乐在后的高尚品质，可以说是范仲淹一生作人的行为准则，对今天的人仍有一定的教育意义。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一种为人民，也就是为大多数人的幸福观，更是我们新时代领导干部所应具备的品质。这就要求我们时刻为人民利益着想，要把自己的幸福同人民的幸福紧紧连在一起，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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