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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荒母亲参加儿子婚礼，司仪叫到母亲名字时，岳父母跪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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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李凤英，是一个城郊拾荒站的普通工人。我出生在一个很穷的家庭，父母离婚后，我就跟着姥姥生活。小时候见识很少，只知道姥姥天天去废品站捡垃圾谋生，然后拿回来一番，能用的就留下，不能用的就直接扔了。我上学的时间很短暂，就读了没几年小学就不得不辍学了。因为家里连口饭都吃不饱，更谈不上交学费买书本。

就这样，我很早就辍学在家帮着姥姥干活。我们每天担着破旧的竹篓，在乡下的垃圾场捡废品，有时运气好能捡到还能用的东西，比如衣服罐头，就能卖几个钱。如果一天捡的东西不值钱，我们就只能扒些野菜填填肚子。日复一日，我渐渐习惯了这个生活。

姥姥说，凤英，咱们是底层人，要想翻身不容易。只要肚子不饿死，就已经很知足了。我听她的话，就没抱怨过什么。任劳任怨的工作，帮着姥姥 了多年。姥姥说我乖巧懂事，不像她的女儿，也就是我妈，一点苦都吃不了，生了我就跑了。

18岁那年，姥姥病逝了。她的离开让我失去了唯一的依靠。我不想再待在老家，一个人来到了附近的大城市打工。刚来到城里时，我找不到正式工作，只能去餐馆洗碗摆盘子，虽然辛苦，但勤勤恳恳工作总算能填饱肚子。

后来，我找着了一份在城郊拾荒站的工作。这个工作对我来说并不陌生，和小时候帮姥姥捡废品是一个性质。不同的是，拾荒站规模很大，每天有好几辆废品收购车开进站，我们就在车里和堆积如山的垃圾之间挑选还有价值的物品。其实我自己也说不清这些废品为什么还值钱，不过站长说什么有价值，我们就挑选什么。

我认识了我先生王军就是在这个拾荒站。那时他也是刚来不久的新工人。我记得第一次见到他，就被他高大健壮的身材和称得上英俊的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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脸所吸引。王军长得健康又阳光，抬头总能看到他脸上温和的笑容。和其他男工人不同，王军不爱说粗话，每天工作也非常卖力。他看起来就像一个善良体贴的大男孩。

相处下来，我发现王军不仅外表好，性格也特别。他很照顾人，会主动帮我分担更重的活。中午大家坐在一起吃饭时，他总会把肉和好吃的部分夹给我。我开始期待每天上班，因为能见到王军，他就像拾荒站灰蒙蒙的生活中突然出现的一道光，让我的心怦怦直跳。

终于，在一个休息的午后，王军约我去站外的小卖部，说他有事想告诉我。我紧张又兴奋地跟他来到了小卖部，王军羞涩地对我说他喜欢我，想追求我。我红着脸说，我也喜欢你。从那天起，我们就成了男女朋友。

王军对我非常好，会听我倾诉过去的经历，对我更是爱护有加。我也尽我所能照顾他的生活。两年后，王军说要娶我回家。我们在拾荒站简单办了个婚礼，从此开始了同居生活。

结婚后的日子虽然依旧拮据，但有爱人相伴，我感到无比幸福满足。一年后，我生下了儿子，取名王小明。小明聪明伶俐，让我们这个小家庭更加温暖。王军工作更加努力，攒下了一小笔积蓄，说等小明上学了要给他办个记忆力派对。

我和王军一直节衣缩食，想给小明一个更好的未来。终于，小明上高中了。他成绩优异，老师都夸他聪明懂事。我和王军老两口高兴不已，

小明考上了一所知名大学，让我们由衷地为他感到骄傲。他离开家去外地读书了，我和王军把由衷的祝福寄予他。

四年学习的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转眼小明就要毕业了。他在学校认识了一个漂亮大方的女孩，叫李敏，现在要和她结婚了。

前几天，小明兴奋地打电话回家，说他和李敏要订婚了，希望我们能去参加。我激动万分，儿子要结婚了！这对我们来说是件大事。虽然生活还是一样辛苦，但我开始围着日期盘算起了婚礼的事宜。

我和王军开始为婚礼购置新衣服，虽然我们穿着朴素，但也想尽量把自己搞得体面些，不能在这重要的日子失了体面。临行前一天晚上，我兴奋得睡不着，在床上翻来覆去，想象着第二天见到儿子的情景。

第二天清早，我和王军便起床收拾行装，一大早就坐上了开往小明学校的长途汽车。路上我看到窗外风景飞速后退，内心激动不已。过了几个小时，汽车终于到达了目的地。我跟着王军走进婚庆酒店， 一个豪华璀璨的场面。

宾客们都衣着光鲜，服务员们怀里托着饮料和小食穿梭来去。我看见了站在一起兴奋交谈的小明和他的新娘李敏，两个年轻人脸上洋溢着幸福。李敏穿着漂亮的婚纱，而小明西装革履，英姿勃发。我忍不住落下了欣慰的泪水，心想儿子长大成人了，我和王军养大他的心血没有白费。

这时，司仪宣布婚礼正式开始，宾客们都坐定

宾客们都坐定后，新人便步入会场。我看到小明的岳父母也坐在前排，两人衣着典雅，神态高傲，看得出是富裕人家。

婚礼进程顺利地进行着，交换戒指，许下婚约。当司仪宣布新人可以亲吻时，全场来宾都站起来鼓掌祝贺，我和王军也由衷为儿子感到高兴。

然后司仪继续介绍着新人的父母，首先请出的是新娘李敏的父母。两人从容地走上台，向大家问好。之后，司仪说道：“接下来请新郎的父母上台，新郎的父亲王军，母亲李凤英。”

我跟王军对视一眼，激动而紧张地走上了台。我看到小明的岳父母脸上先是露出惊讶的表情，随即变得有些难看。他们似乎非常吃惊新郎的父母竟然是我们这般简陋的打扮。我略感尴尬，但还是努力挤出一个微笑，和王军向众人问好。

就在这时，一个令我震惊的场面出现了——小明的岳父母竟然从座位上站起，向我们深深地跪下了！全场都为这突然的举动倒吸一口凉气。我赶忙去扶岳父母，结果被岳父一把按住，他跪在地上对我们说：“请允许我跪下感谢您！当初是您救了我的命！”

原来，多年前王军曾经英勇地将遭遇车祸的岳父送到了医院，使他幸免于难。如果不是王军的救助，岳父早就死于那场车祸。岳父母一直铭记王军的恩情，今天终于有机会当面感谢。

我和王军听后非常震惊。平凡的我们竟然在无意中救了人，今天更收获了一个富裕的女婿。这感动了我，也让我坚信善良总会得到回报。 儿子的婚礼因为这突发事件而更加温馨难忘。我相信小明和李敏的未来一定会幸福美满的。

婚礼结束后，小明和他的新娘李敏兴高采烈地踏上了蜜月之旅。我和王军也在岳父母的帮助下，踏上了回家的路程。

坐在返回的大巴上，我静静地看着窗外倒退的景色，内心充满了感慨。多年前我和王军不过是拾荒站的两名普通工人，如今儿子已经成家立业，我也从一个无依无靠的小女孩成长为人母。转瞬间，青春的鲜艳已经褪去，取而代之的是面上的沧桑和丝丝白发。我不禁感叹，人生的变迁是如此迅速，经历了酸甜苦辣，我已经不是从前那个单纯想要改变命运的小女孩。

当晚回到家，我将身上买来准备参加婚礼的新衣服搁入箱底。这些衣服将回到它们适合的地方——不会再有机会拿出来见天日。我明白，我和王军依然要面对拾荒站简陋的生活， 袄毁一团鼻屎但这已经不再是我所畏惧的。记忆中小明刚出生时的模样还历历在目，我感到了久违的安心。我与王军相拥入睡，第二天还要去拾荒站工作，可我的心中却异乎寻常的平静。

后来的日子，我过得和以前一样简单。王军还在拾荒站劳作，我也没有停下的打算。我们会一起准时打卡上班，忙碌一天后疲惫地走回家。家里的老物件见证了我们共同走过的岁月变迁。现在晚饭后，王军和我也有了些新消遣——给小明和 挂上电话。听到小明和李敏的声音，知道他们过得好，我就感到十分欣慰。平凡而充实的生活就是我所需要的。我感到人生已经圆满了。

儿童网红：年少成名需要付出多少“代价”？｜读刊

对于这些“儿童网红”而言，一种常见的调侃是“禁止儿童营业，但架不住儿童非要营业”，天生的“滑稽”和“萌属性”容易让他们迅速取得观众的喜爱。

然而，他们的处境也常常令人担忧并引发争议：在欢乐的日常背后，“营业”的孩子们真的快乐吗？“触网”的体验是否会扰乱他们正常成长的社会节律？儿童网红背后的家长究竟是在“晒娃”还是“啃娃”？

其实，儿童网红现象不只出现在国内，国外甚至为他们创造了一个专有名词“Kidfluencer”。比如，一个出生于2011年的孩子，瑞安 (Ryan)，在2018年通过在知名视频网站上测评玩具并进行儿童科学实验赚到了2200万美元，成为了当年该网站收入最高的网红。而许多“小厨师”和“小美妆博主”，乃至于单纯凭着可爱滑稽的表现博人眼球的小朋友也备受国外粉丝的欢迎。

本期“读刊”从国外的案例分析出发，期待它们能帮助我们思考和关照正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情：我们为何会喜欢特定的儿童形象在互联网上的呈现？走上“网红”之路对这些孩子意味着什么？“儿童网红”这一现象又为何引人担忧，何种措施有助于对此加以规范？事实上，贯穿以上问题的一条共同线索在于，我们必须严肃思考究竟什么是与儿童的“相与之道”。

童年的消逝：当儿童“他性”不再

在讨论“儿童网红”时，人们大都聚焦于此种现象会对儿童产生何种影响。然而，一个“前置”的问题可能在于，“儿童网红”如此广受追捧的原因究竟何在。事实上，在现实当中，我们更容易看到的是对“熊孩子”们的吐槽，甚至还会常常观察到“厌童”情绪的蔓延。但相较于此，互联网上的儿童形象却广受欢迎。美国《华尔街日报》的一则报道指出，“弗拉德与尼基”（Vlad and Niki）、“像娜斯提娅一样”（Like Nastya）以及“戴安娜儿童秀”（Kids Diana Show）是国外知名视频网站上最具人气的三个真人儿童频道；他们的总订阅人数已接近3亿。

如要理解这样的反差，尼尔·波兹曼的名著《童年的消逝》或许为我们提供了可能的线索。正如他所指出的，“童年”是在现代化的过程中逐渐被“发现”的，这种“发现”带来了双重效应：一方面，对儿童的特殊关照和保护由此得到了辩护；但另一方面，儿童也逐渐被“他者化”——相较于成人，儿童往往不具有完备的理性和自觉的道德观念……如此一来，在得到关照和保护的同时，对儿童的“教养”和“规训”也势在必行——“社会化”的过程旨在消去“他异性”。

一度火遍全球的“假笑男孩”加文·托马斯（Gavin Thomas）可能属于最早一批成名的儿童网红。

不难发现，“厌童”的情绪正是由此诞生的，当人们面对着无法沟通，缺乏道德意识的孩童，却又不得不承担保护他们的责任时，无奈和厌恶便会应运而生。而如若仔细对“儿童网红”们加以分析，便会发现他们的类型看似多样，实则都呈现出一种消去了“他异性”的面貌。正因如此，人们会觉得他们的形象易于被接受，且和现实形成了鲜明反差。

《童年的消逝》，尼尔·波兹曼著，吴燕莛译，中信出版社 2015年。

通过检索儿童网红的相关信息，笔者粗略地将国外“儿童网红”们分为三类：第一类即是以《华尔街日报》提到的“弗拉德与尼基”、“像娜斯提娅一样”以及“戴安娜儿童秀”为代表的“其乐融融”型儿童网红。有评论指出：“这三个频道上播放的影片就如同郊区梦幻乐园里上演的真人版卡通片。孩子们打扮成超级英雄的样子，匍匐穿行于巨大的蔬菜之间，或是开着机动玩具车到处跑。爸爸妈妈也成了他们的玩伴。”

知名儿童网红频道“像娜斯提娅一样”推广图。

第二类则是一批“少年老成”型网红，如英国的“足球神童”洛伦佐·格里尔（Lorenzo Greer，他的频道名为Tekkerz kid），据《卫报》报道，在六岁时，他的父亲在国外知名视频网站上发布了他踢球的首支视频。他的足球技巧和可爱的外表引起了广泛注意。时至今日，他已经拥有了自己的品牌并与法国球星姆巴佩一起参与耐克的全球宣传活动。此外，他还与玩具品牌乐高和孩之宝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

第三类则是一些“滑稽搞笑”型网红，他们模仿成人的话语和活动（如吐槽上班压力、模仿老师、甚至于喝酒、吸烟）并塑造出巨大的反差感。可以看到，在这三种类型中，儿童网红们要么努力地接近、融入着“成人世界”，要么与成人世界水乳交融，亲切互动。那种让人们感到不适，甚至无法沟通的“他异性”则被消融于其中——可以想象，这正是“儿童网红”们获得成功的关键所在。

正因如此，“儿童网红”们呈现出的是一种扭曲了现实的“超真实”。在这个意义上，这种文化现象恰恰不利于“儿童赋权”。正如新京报书评周刊的往期文章所指出的（讨论“厌童”，需要听见儿童的声音）：诚然，社会化的过程是必要的，但这一过程必须以对“他异性”的接受、倾听和顺应为前提，而非简单地在大众媒体中畅想儿童的“他异性”可以被消去。正因如此，从“受众端”来看，此类“儿童网红”的蹿红恐怕并不是一个好的征兆。事实上，它恰恰反映出人们仍难以接受儿童的“他性”并与之共存。恰如一位作者所言：“孩子本来就是社会的一部分，但他们是被遗忘的公民。”

登上英国《卫报》的“足球神童”洛伦佐。

网红的生活：当“日常”成为生计

那么，从“生产端”来看，情况又如何呢？绝大多数儿童网红网络账号的运营者（许多是他们的父母）都会提供这样一种叙事，即孩子们并不是在“工作”，只是在展现自己的日常和爱好，而他们所做的也仅仅是将此记录下来，最多是帮助孩子们发展已有的爱好。

但事实上，“儿童网红”们的工作体验极大地取决于父母、粉丝社群甚至平台机制。相较于这些环节，作为“主角”的儿童网红自身反倒处于最“无权”的地位。根据《卫报》的报道， 47岁的亚利桑那州妇女马歇尔·霍布森 (Machelle Hobson) 因虐童而遭到指控。她要求自己收养的所有孩子都必须在她的视频网站频道“Fantastic Adventures”出演，该频道拥有超过 700,800 名粉丝，累计观看次数超过 2.42 亿次。如果孩子们不记得自己的台词或不听指示，就将受到虐待。此外，还有父母将自己在愚人节用恶作剧捉弄女儿的桥段作为噱头——他们威胁女儿要送走家里的小狗。

来自粉丝社群的压力也会对“儿童网红”们造成影响。根据埃迪斯·科文大学（Edith Cowan University）学者凯瑟琳·简·阿彻（Catherine Jane Archer）和悉尼大学学者凯特·德尔莫（Kate Delmo）的一项研究，儿童网红们普遍缺乏隐私，且其外貌和言行举止极易暴露在粉丝们的“凝视”和“评价”之下。因此，他们经常因所受的评价而产生“自我挫败”的情绪，甚至可能被“私生饭”骚扰。如“足球神童”洛伦佐就常常被认识他的孩子们包围着——虽然这在大多数时候是善意的，但也时不时夹杂着因嫉妒而出现的挑衅。

最后，视频平台的推荐机制也会成为压力的来源。平台往往只会重点推送一些最受欢迎的频道，这意味着“儿童网红”们必须力争让自己的每一条视频都拿到好的“数据”。而一旦频道遇冷，由此而来的落差感则往往令其难以接受。一位“童星”希拉·詹姆斯·库尔 (Sheila James Kuehl) 在接受英国《卫报》采访时说：“这不只是简单地拆开礼物，这就是工作，如果你想从中赚钱，那这就不是游戏。”

美国的网红双胞胎姐妹艾娃·麦克卢尔和亚历克西斯·麦克卢尔。

当然，许多“儿童网红”的父母们仍然会表示，自己充分尊重了孩子们的意愿，并且努力将粉丝社群和平台所带来的压力隔绝在外。例如，美国的一对双胞胎艾娃·麦克卢尔 (Ava McClure) 和亚历克西斯·麦克卢尔 (Alexis McClure) 以拍摄“日常生活”类视频闻名。这对双胞胎几乎从不“营业”，她们的视频主要通过父母对其日常的拍摄和剪辑来完成。据悉，每一段8-12分钟的视频都需要1小时的拍摄时间和12小时以上的剪辑时间。同时，她们的父母表示：“如果她们要求关闭账户，那我们将尊重这一选择。这是一个充满压力的世界。我们优先考虑社交媒体之外的生活。如果这一切在明天结束，那么这将是我们一家人共同经历的一段奇妙旅程。”

尽管如此，人们仍会为“儿童网红”的整体处境感到担心。“日常即工作”的状态既可以是享受，也可以成为陷阱。“儿童网红”缺乏专门的工作场所和劳动保障机制——事实上，发生在家庭之内的一切往往被视为“私事”而不易得到监管。同时，儿童们的“意愿”也很容易受到诱导和操纵。事实上，不乏有儿童网红在长大后后悔自己曾经的这段经历。网络媒体“TeenVogue”曾采访一位化名克莱尔（Clair）的前“儿童网红”，她表示，儿童网红们的父母们“分享的不仅仅是你在小学拼字比赛中获胜的荣誉证书或上大学第一天拍下的微笑照片。相反生活中的私密细节，从哭泣的视频到父母管教孩子的视频都会被分享。”自我意识和边界感尚不明确的儿童或许不认为这有什么要紧，但长大成人的他们很容易为此感到尴尬。

规制的可能：当童年需要捍卫

出于上述担忧，国外一直有广泛呼声要求对“儿童网红”的权益进行立法保护。其中常被援引的，是上世纪美国为保护儿童影星而颁布的库根法（Coogan Law，亦即《加州儿童演员法》）。该法案于1939年颁布，以美国第一位儿童影星杰基·库根 (Jackie Coogan) 的名字命名。库根在1921年的电影《寻子记》中与查理·卓别林搭档，其后一举成名，随后又主演了米高梅公司的一系列电影，未成年时的收入就高达400 万美元。他本希望在 21 岁时掌控自己的财产，但在父亲去世、母亲再婚后，他了解到“孩子 21 岁之前赚到的每一美元都属于他的父母。”

美国童星杰基·库根。为了保护儿童演员的权益，美国在上世纪30年代以他命名并颁布了《库根法》。

在多方呼吁下，《库根法》得以颁布，该法案要求父母将儿童影星收入的15%存入信托账户；还要求儿童影星的演出合同需由州法院批准——而非无条件地信任父母会按照孩子的最佳利益行事；此外，法案要求儿童影星在片场需要有“休息和娱乐”的时间，且工作不能干扰他们的教育。在1999年后，相关要求被进一步推进，儿童影星拥有其全部收入，而不仅是信托账户中预留的 15%。父母可以使用剩下的85%来照顾孩子，但归根结底，这些是孩子的财产。因此，孩子原则上可以因父母不按照自己的意愿使用这笔钱而发起诉讼。

相比之下，当前“儿童网红”所在的各大平台对他们权益的保护仍然是相当不足的。由于Youtube、Instagram等社交媒体平台禁止13岁以下儿童拥有自己的账号，因而“儿童网红”们的账号实际由父母所有。因此，与品牌赞助方的协商大多全权由父母掌控，其收入也归父母所有。而平台所做的仅仅是“为家庭提供了各种教育材料……以确保创作者在视频中涉及未成年人时了解我们的政策和适用的劳动法。”

当前，法国在立法规制方面走在前列。针对16岁以下“花费大量时间在网上工作并通过工作产生收入的儿童”，这一法案为他们提供与儿童模特和演员相同的保护——其收入会被存入银行账户，其工作协议需要得到地方当局的许可，另外还规定了“被遗忘权”，即平台有义务根据孩子的要求删除内容。而国内也出台了较为严格的管制措施。根据人民网报道，我国“《关于加强网络文化市场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意见》提出，严管严控未成年人参与网络表演，对出现未成年人单独出镜或者由成年人携带出镜超过一定时长且经核定为借助未成年人积累人气、谋取利益的直播间或者短视频账号，或者利用儿童模特摆出不雅姿势、做性暗示动作等吸引流量、带货牟利的账号依法予以严肃处理。”

知名儿童网红频道Vlad and Niki推广图。

立法规制解决的是所谓的“委托—代理问题”，即在劳动由“儿童网红”承担，成果却由父母享受的情况下，“委托方”（儿童网红）和“代理人”（父母）的利益并不一致。通过明确儿童网红对“营业”所得的所有权，父母违背儿童意愿牟取私利的动机将被削弱。

然而，更重要的工作或许仍在于接纳儿童的“他异性”并学习应当如何与之“共处”。在《依赖性的理性动物》中，阿拉斯代尔·麦金太尔指出，孩子们在成长的过程中必须具备一系列“德性”才能成为合格的“实践推理者”——亦即成人世界中的一员。然而，这些德性的养成首先要求其父母应具备一系列品质，如为孩子提供安全感，将孩子作为持续关心和承诺的对象；其承诺在许多方面应该是无条件的；最重要的是孩子的需要，而非与孩子的关系中他们的需要。同样，观看“儿童营业”的观众和作为传播媒介的平台也远非“无辜”。观众们的每一条观看记录都会被平台所记录，进而转化为推荐和奖励机制，鼓励特定类型的视频。因此，当观众和平台“联手”对有关儿童的“超真实”呈现加以“奖励”时，他们实际所鼓励的正是一种旨在消除“他异性”的“结构性非正义”。因此，捍卫“儿童网红”们的童年将是一项立法与社会教育并重的系统性工程。

参考材料：

（1）《华尔街日报》：这些“小网红”在YouTube上赚进了千万美元：

https://www.storm.mg/article/4699081?page=3

（2）'It's not play if you're making money': how Instagram and YouTube disrupted child labor laws：

https://www.theguardian.com/media/2019/apr/24/its-not-play-if-youre-making-money-how-instagram-and-youtube-disrupted-child-labor-laws

（3）'When I’m 16, my baby brother will take over': the rise of the kidfluencer：

https://www.theguardian.com/media/2019/mar/23/rise-of-the-kidfluencer-tekkerz-kid-mcclure-twins

（4）新京报·书评周刊：讨论“厌童”，需要听见儿童的声音：

https://mp.weixin.qq.com/s/7cxARBeVfrJTikjAZFZAkQ

（5）‘Kidfluencer’ culture is harming kids in several ways – and there’s no meaningful regulation of it：

https://theconversation.com/kidfluencer-culture-is-harming-kids-in-several-ways-and-theres-no-meaningful-regulation-of-it-204277

（6）Influencer Parents and The Kids Who Had Their Childhood Made Into Content：

https://www.teenvogue.com/story/influencer-parents-children-social-media-impact

（7）France passes new law to protect child influencers：

https://www.bbc.com/news/world-europe-54447491

（8）《关于加强网络文化市场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意见》发布合力遏制炒作“网红儿童”现象：

https://society.people.com.cn/n1/2021/1220/c1008-32311811.html

撰文／谢廷玉

编辑／李永博 王铭博

校对／王心

第三季度“中国好人”候选人阎喜廷：母爱深似海

中新网吉林新闻10月10日电 (记者 石洪宇)在磐石市河南街道梅河社区，有这样一位平凡而又伟大的母亲，她的名字叫阎喜廷，她不离不弃，精心照顾脑瘫女儿67年，用对亲人无微不至的关怀诠释着母女情深。

1953年，阎喜廷与丈夫宫凤祥结为夫妻，1955年生下女儿宫玉兰，本应是幸福的三口之家，可孩子出生后经过医院检查被确诊为脑瘫，将终生是个残疾人。更让人痛心的是，当时医生诊断孩子极有可能活不过10岁。

女儿可能将终身卧床，生活无法自理，这个沉重的消息犹如晴天霹雳，让阎喜廷难以接受。不少亲戚朋友都劝她“放弃”这个孩子，可是阎喜廷强忍着泪水坚决地说：“我是个妈妈，我怎么舍得丢下自己的孩子。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照顾她。”

阎喜廷没有选择逃避，她选择了守候。一日三餐要营养搭配、精心烹饪，还要给女儿喂饭、洗脸、洗脚、洗衣服，甚至连女儿大小便她都要搀扶，擦拭。女儿从小站立不稳总是摔倒，头部经常受伤，常常是旧伤未愈新伤又起。阎喜廷每天除了要照顾女儿日常起居，还得坚持为她的新旧伤口涂抹药物。由于常年卧床导致肾脏衰竭，女儿每晚需要起夜五六次，都要由阎喜廷亲自接洗……

磐石市委宣传部/供图

1999年4月，阎喜廷的丈夫突患急性脑出血，在丈夫临终前，阎喜廷向他郑重承诺会一辈子照顾好他们的女儿。丈夫去世后，阎喜廷既要挣钱养家，又要照顾瘫痪女儿和其他三个子女，家里的大事小情都压在她一个人身上，甚至连好好睡一觉都成了奢望。

每天结束工作回到家，阎喜廷都是身心俱疲，她也想好好歇一歇，但一想到家中还有瘫痪的女儿还需要照顾时，她就咬紧牙关告诉自己：“我是家里的顶梁柱，千万不能倒下！”

阎喜廷母女的感人故事得到了各界的关注。2004年，梅河社区了解到阎喜廷家生活困难后，积极上报，帮助宫玉兰办理低保，又陆续有专人上门为她办理身份证、残疾证及医保证。每逢年节，社区还会来到家中走访慰问送温暖，让阎喜廷母女感受到社会的关爱。

女子本弱，为母则刚。无论苦与累，无论烦与愁，阎喜廷不抛弃、不放弃，从未磨灭过“为女儿撑起一片天”的信念。岁月无情人有情，阎喜廷创造了生命的奇迹，在她的精心照料下，女儿活到了67岁，于2022年去世。阎喜廷已年过八旬，两万四千多个日日夜夜呕心沥血的付出让她饱经沧桑，瘦弱的身体、花白的头发、深深的皱纹，都在诉说着感人的母女深情。

阎喜廷目前已入选2023年第三季度“中国好人”候选人。(完)

秋天的30个名字，你中意哪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