咎的意思和读音(咎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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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于商丘的成语典故

咎由自取

成语“咎由自取”中的“咎”是灾祸的意思。“咎由自取”的意思是：遭受责备、惩处或祸害是自己造成的。

典故起源于商朝的盘庚迁都。这是发生在商朝中期的一次大的历史事件。

夏朝末年，成汤（又称商汤）是夏朝的属国商国的国君。夏桀昏庸残暴，荒淫无道，给百姓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朝野怨声载道，诸侯对夏桀心怀不满。商汤见夏桀众叛亲离，百姓陷入水火，欲推翻夏桀，拯救天下，在贤臣伊尹和仲虺的辅佐下挥师伐夏，很快将夏朝推翻。商汤建立商朝后，将国都定在了亳（今河南商丘）。在以后三百年里，因为黄河下游常常闹水灾，王族内部也不断为争夺王位发生内乱，都城曾经搬迁过五次：中丁迁都于隞（今河南荥阳北敖山南）；河亶甲迁都于相（有的说今河南安阳市西，有的说是内黄），祖乙迁都于邢（今河南温县东）；南庚迁都于奄（今山东曲阜旧城东），盘庚迁都于殷。殷在哪里？旧说殷为安阳。丁山先生是著名古文字学家、古史学家，曾作《商周史料考证》，全书采用考古发掘与历史文献相互印证的方法，以严谨的科学态度，对商周时代的重大历史事件进行考证。他在作了一番认真的史料考证后说：“以北蒙定盘庚所迁的殷墟，我认为在今河南商丘北大蒙城。”因此殷即北亳，在今商丘境内。

从商汤开始，商朝王位传了二十代传到盘庚手里。当时王族内部出现混乱，造成社会不安定的局面。在中国古代，定都和迁都都是国家大事，为了稳定政权，历代统治者都非常注意保持都城的稳定。盘庚是个有才干的君主，觉得当时的那种局面若不改变，对商朝的发展不利，便决心再一次迁都。《尚书·盘庚篇》说：“视民利用迁”，“今其有今罔后，汝何生在上”，“失于政，陈于兹，高后丕乃崇降罪疾”，“今我民用荡析离居，罔有定极”，等等。说明迁徙的原因是为了民众躲避自然灾害的频繁发生。而在水患的同时，商朝内部也是“王位纷争”不断，根据《史记·殷本纪》记载：“自中丁以来，废适而更立诸弟子，弟子或争相代立，比九世乱，于是诸侯莫朝。”

盘庚下定迁都的决心后，便召集王族商议，他向大家追述先王迁都的原因时说：“殷（古时殷与商通用）降大虐，先王不怀厥攸作，视民利用迁。”《孔疏》认为“大虐”不是天灾而是人祸，就是指以王位纷争为中心的“九世之乱”。政治上的动乱和纷争，给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祸，先王并不怀恋他们亲造的基业，为人民的利益而迁徙。但是，当时大多数贵族都贪图安逸，不愿迁都，都希望能够改变盘庚的想法，于是纷纷发表反对意见。盘庚听了，心里很不愉快。后来，一部分有势力的贵族甚至煽动平民起来反对，闹得人心惶惶。盘庚觉得事情严重，但迁都的决心仍然很坚定。他把反对迁都的贵族找来，不客气地说：“我决定迁都，是为了安定我们的国家和黎民。你们不顾大局，不但不体谅我的苦心，反而散布谣言，妖言惑众。我告诉你们，就算你们说的话如野火一样蔓延，让人们无法接近我，但是我最终还是会将其想来。如果真的到了那一步，我对你们毫不客气，那你们可是咎由自取，不是我的过失！”（原文为“则惟汝众自作弗靖，非予有咎”）在当时，“天命”和“先王”是有绝对权威的，盘庚又举起“天命”和“先王”两面大旗，以为人民打算来争取民心。盘庚的强硬态度和不可辩驳的理由，终于挫败了反对势力的阻挠。于是，他带着贵族、平民和奴隶渡过黄河，迁都到殷，即北亳。《史记·殷本纪》记载：“帝盘庚之时，殷已都河北，盘庚渡河南，复居成汤之故居……治亳，行汤之政，然后百姓由宁，殷道复兴。诸侯来朝，以其遵成汤之德也。”

由于盘庚迁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后来便被史家认为是历史上很有意义的重大事件，记入典籍。“咎由自取”这一成语，是由原文“则惟汝众自作弗靖，非予有咎”演变而来。

例句：“然而据我看来，他实在是咎由自取。”（清代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七十回） （72）

张爱玲的堂伯祖，末代两江总督如何沦落到坐着箩筐逃命？

文 刘江华

编辑 陈祥

张人骏的名字，很多读者可能不太熟悉，但其侄孙女张爱玲可谓大名鼎鼎。这位比张爱玲祖父张佩纶大两岁的末代两江总督，幼年登科、中年扶摇，虽无张佩纶、张爱玲的名气，却是河北丰润张家官职最高者。

河北丰润张家在晚清时，可谓名门望族。张人骏的祖父张印坦，与张佩纶的父亲即张爱玲的曾祖张印塘是亲兄弟，二人均为进士。也就是说，张佩纶是张人骏的堂叔，而张人骏是张爱玲的堂伯夫。张印坦和张印塘兄弟二人均为道光朝进士。1846年出生的张人骏，22岁时中进士；3年后，23岁的张佩纶也金榜题名。同一家族在短短几十年间出了四个进士，洵属难得。

中进士、入翰林后，张人骏曾出任四川乡试副考官，后转任都御史。在光绪朝前期，叔侄二人同朝为官，张佩纶为当时知名清流，与张之洞、宝廷、黄体芳合称“翰林四谏”，同张之洞、李鸿藻被称为“二张一李”。甚至有学者说，因名气太盛，就连张佩纶爱穿的竹布长衫，也有人竞相模仿。

1883年12月，清廷竟罕见下旨，让仅为从五品的张佩纶署理正三品的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而且屡次请辞仍不获准。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张佩纶被赏三品卿衔，奉旨会办福建海疆事宜，并准其专折奏事，可谓信任有加。但与在京城指点江山不同，书生典兵，加上地方官员的掣肘，张佩纶的前线表现引发巨大争议。他先被指和谈阶段屡请开战、临战时调度乖方，以致福建水师战船几乎全军覆没，清军在中法海战中惨败。张佩纶因此被革职，发往察哈尔、张家口军台效力。

和堂叔张佩纶头角峥嵘不同，大两岁的张人骏“为人凝重，操履端洁，察吏颇严”。史料记载，张人骏“广颡方颐，隆准大耳，声若洪钟”。文革期间，张人骏墓被发掘，“据当时目击者介绍，其尸体身长1.75米左右”。

与其魁梧身材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张人骏性格相当谨慎。他在遗折中说：“吾本中材，谨慎一生，幸而至此。”

中法战争期间，张人骏虽也上过对法军不能过分忍让的奏折，却没有受到任何牵连。1888年，他外放广西，此后一路升迁，历任广西按察使，广东、山东布政使，漕运总督，山东、河南、广东、山西巡抚，两广总督、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直至辛亥革命弃职。

张人骏在政治上偏于保守一派。1900年，义和团运动蔓延至山东，是采取前山东巡抚毓贤的安抚政策，还是加以镇压？新任山东巡抚袁世凯一时犹豫不决。时为山东布政使的张人骏对袁世凯说，从古至今，以妖言为号召起事的，有能成大事的吗？一语点醒袁世凯。

袁对境内义和团转为驱逐镇压，又与张之洞、刘坤一等发起东南联保，之后因此被赏加太子少保衔，名声大噪。从此，袁世凯对张人骏另眼相待，与其换帖结拜兄弟，并将大女儿嫁给了张人骏的第五个儿子。

1900年11月，张人骏升任漕运总督，由此跻身督抚行列。其为官生涯最大的亮点，可谓在出任两广总督期间交涉收回被日本人占领的东沙岛。

1907年8月，日本商人西泽吉次带领120多名工人，乘坐“西古苏”轮船登上了我国的东沙群岛。西泽吉次等人登岛后，趁我国渔民没在岛上之际，不仅肆意拆毁了我国渔民搭建的住房和用于加工海产品的厂棚，还丧尽天良地掘开了一百多名遇难中国渔民的坟墓，将尸骨焚烧后扔入大海。同时，日本人还拆毁了祭祀这些遇难同胞用的祠堂，以及渔民们祈祷平安用的“海神庙”。之后，西泽吉次在岛上盖起了居住用的简易楼房、生产用的厂房，铺设了小铁道，安装了电话，建起了淡水厂，将该岛命名为 “西泽岛”。

1907年9月20日，《申报》以《日本发见太平洋新岛》为题报道了此事。两江总督端方看到后，立即奏报清外务部。８月12日才被朝廷任命为两广总督的张人骏，此时刚抵广州。10月，清外务部给张人骏发电报要求他核实调查处理。1909年3月，张人骏派遣的“飞鹰”号军舰登上了东沙岛。

在向岛上不懂华语的日人简单问话之后，舰长黄钟煐让手下绘制了东沙岛上房屋、铁路、码头等设置图，并拍摄了照片留作证据。在张人骏3月24日给外务部的电报中，有“查该岛向名东沙，与附近琼岛之西沙对举”之语。这是张人骏第一次提到西沙群岛的有关文字记载，也是清朝官方以“东沙”称谓的开始。1909年6月中旬，张人骏开始组织人员编印绘制新版的《广东舆地全图》。在这份中国政府首次以国际通用的经纬度法绘制的地图中，东沙群岛被正式列入我国的版图之中。东沙岛、西沙岛的名称，也是由张人骏亲自确定并沿用至今。

此后，中日双方进行了多轮艰难的交涉。确凿证据面前，日方终于承认该岛主权为中国所有，并于1909年10月签订《收回东沙岛条款》。此时，张人骏已调任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就在前往南京赴任途中，他还上折阐明东西沙群岛主权保护的重大意义和开发设想，供两广总督继任者和清廷参考。

1909年11月14日，中方人员登上了东沙岛，并于19日在东沙岛上举行了简单而庄严的接收典礼。广东水师的“广海”号军舰“燃贺炮二十一响，以伸庆贺”，并在东沙岛升起大清的黄龙旗。时隔两年零三个月后，东沙岛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

1935年，中华民国政府水陆地图审查委员会编印的《中国南海各岛屿图》中，将南沙群岛西部位于北纬7度58分到8度02分、东经110度35分到38分，南北长约9000米、东西宽约65000米的一个珊瑚暗礁命名为“人骏滩”。

1983年，中国地名委员会受权公布南海诸岛标准地名，“人骏滩”名称不变，并一直沿用至今。这是国人对张人骏主持收复开发东沙群岛、勘测开发西沙群岛的历史功绩的最高褒奖。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11月8日，第九镇新军在统制徐绍桢的率领下，由中华门外向南京城进攻，但因弹药缺乏，被迫退到镇江。11月13日，在沪军都督陈其美等人推动下，苏浙沪联军总司令部在镇江成立，推举徐绍桢为总司令，率兵第二次攻打南京，于12月2日将其光复。

革命军两度进攻南京期间，关于张人骏的表现有着不少传闻。第一次攻打南京之前，上海革命党方面曾派了许多人来南京策动起义，准备推举张人骏做都督。在大部分司道都答应了的情况下，已经七十多岁的张人骏明确反对。他说：“我世代受清朝的厚恩，怎么可以反叛？”经过其他官员再三劝告，张人骏哭着说：“你们自己去选择吧，让我回到故乡去！”就在这时，掌管兵权的江南提督张勋跑进来对张人骏说：“别的人可以背叛朝廷，你老帅也可以背叛朝廷吗？”把桌子一拍就跑出去了。官员们知道张勋一翻脸，是决不可能和平解决的了，于是纷纷散去。

革命军第一次进攻打南京时，张人骏的表现是镇静的。他11月10日在给妻子的信中说：“十八日（11月8日为阴历九月十八日）事虽危险，而我并不惊慌。出花园后，即有军队保护……今日辰刻回署，一切照常。物件亦无遗失（小物略有损失）。”同日，张人骏告诉身在上海的儿子不要相信谣传，明确表示自己不会自杀。在信中，张人骏还细心地吩咐，信件可托人转寄，如果是自己去寄，不要留上海的地址，以免被革命党人侦知，威胁家人的安全。张人骏性格之谨慎，可见一斑。

革命军第二次攻打南京期间，被围攻二十多天后，张人骏等曾派人与革命军和谈，提出“不伤人民生命，不杀旗人，准张勋率部北上，准张人骏、铁良北上”四条件。由于总司令徐绍桢要求张勋留南京听候处置，和议未成。随后，张人骏、铁良逃离南京，避往上海，最后到了天津。

关于张人骏、铁良如何离开南京，有着众多的传闻，但多语焉不详，甚至有说法张人骏是坐着箩筐从城墙上缒下来然后逃走的。此事经张爱玲《对照记》的记载更为国人所知：“‘革命党打到南京，二大爷坐只箩筐在城墙上缒下去的’，我家里一个年轻的女佣悄悄笑着告诉我。她是南京人。多年后我才恍惚听见说他是最后一个两江总督张人骏。”也因此，在很多文章、著作里，张人骏被戏称为“箩筐总督”。

事实真相究竟如何？日方档案透露了张人骏、铁良离开江宁的详请，显然并无坐箩筐出城之事。日本驻南京领事铃木在12月5日给外务大臣内田康哉的电报中说：“张总督及铁良将军于12月3日下午两点三十分乘我国军舰‘秋津洲’号由本地出发前往上海。两人希望由上海秘密转乘我国轮船经大连前往北京。但也可能由上海直去日本。”12月11日，日本关东民政长官白仁致电内田康哉，告知张人骏、铁良等在12月10日上午十时到大连。六天之后，张人骏等由大连去奉天，再取道奉天前往天津。

1912年1月23日，在距南京被革命军占领近两个月后，清廷收到张人骏南京失守、自请议处的谢罪折，并于当日下旨将张人骏“开缺听候查办”。因为丢失南京，原江宁将军铁良在1911年12月26日就已上折报告并请求处分，张人骏的谢罪折为何晚了一个多月？

督抚有守土之责，咸丰末年，李秀成指挥太平军二破江南大营，时为两江总督的何桂清弃城从常州逃往上海，后来就被清廷逮至京师斩首。晚清纲纪废弛，武昌起义爆发时弃城逃走的湖广总督瑞澂只是被革职（后因出逃上海而被下旨逮问），但对于一生忠于清室的张人骏来说，寻求体面的说法还是必须的。而且，从档案得知，张人骏一开始是有收复南京失地的计划的。

按照张人骏最初的设想，他和铁良逃脱后，准备前往京师筹款，再南下徐州与张勋会合，收复南京。但到了天津之后，张人骏并未立即进京，原因主要是他发现筹款项、筹军械十分困难。按他的估算，除了张勋的军饷，要想维持两江总督署的正常运转，每月大约需银四万两。而在当时部库存银只有二十万两，不得不靠皇宫内帑银维持的中央政府已是自顾不暇，哪有钱拨给张人骏？此外，像张勋部队所需的子弹、山炮、机关枪等，也无从筹措。1912年1月17日，在给长子张允言的信中，张人骏就说：“我事一无眉目，此次北来大错，后悔无及。非得钜款不能南行。”

从张人骏的家书可知，上折谢罪、辞职之前，他进行了大量的幕后运作：让大儿子张允言和内阁阁丞（相当于秘书长）华世奎、前内阁协理大臣徐世昌商量奏折的写法；又让张允亮在岳丈袁世凯面前帮自己疏通。

1月下旬，清廷终于收到张人骏关于南京失守的迟到奏折。在奏折中，张人骏叙述了在南京被围、凭张勋一支孤军与革命军苦战二十多天的“功绩”，说自己出逃北行是为留在天津给张勋在徐州的部队筹措饷项，同时告诉清廷自己正处病中，请另简两江总督人选。

尽管张人骏在奏折中表示，“一俟病体稍痊，即当赴京归罪”，但他也深知：经过此前的一番运作，朝廷不会追究。果然，1912年1月23日，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发来批复：“失守地方本属咎有应得，惟念该督效力有年，此次与铁良、张勋，坚守苦战，援绝城陷，情尚可原。既据奏称病难速痊，著开缺听候查办。”

1911年11月28日，收到前江宁将军铁良的请罪折后，内阁的批复是将铁良开缺并“驰往徐州防军，立功赎罪”。而身为地方主官的张人骏，甚至无需赴徐州立功赎罪。看来，亲家袁世凯没有让张人骏“失望”。

1912年被清廷开缺不久，张人骏举家迁往青岛。在此期间，他曾与周馥、吕海寰、赵尔巽等十位年龄在七十左右的前清高官发起成立十老会。居青岛时，张人骏曾数游崂山，并题刻留念。据当地村民回忆，题石位于路旁，有一间屋子大小，题字凿刻石上，竖排，字有手掌般大小。只是在1950年代，因村中使用石料，石头被凿运，石刻题字也被毁。

1914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德宣战，日本武力占领青岛。为躲避战火，张人骏一家三代由青岛移居天津。此番回津，张人骏住在天津市英租界戈登路（今天津湖北路1号）。如今旧宅尚存，这是一所砖混结构二层楼房，布局紧凑，传统风格。张人骏全家几十口人住在一起，院落略显局促，住房十分紧张。

著名作家张爱玲，在《对照记》中记下她幼年时期来此地看望堂伯祖张人骏的情景：“路远，坐人力车很久才到。冷落偏僻的街上，整条街都是这一幢低矮的白泥壳平房，长长一带白墙上一扇黝黑的原木小门紧闭。进去千门万户，穿过一个个院落与院子里阴暗的房间，都住着投靠他的亲亲族。虽然是传统的房屋格式，简陋得全无中国建筑的特点……带路的仆人终于把我们领到了一个光线较好的小房间。一个高大的老人永远坐在藤椅上，此外似乎没什么家具陈设。”

1911年辛亥革命，江浙联军进攻南京太平门。太平门在钟山与玄武湖相接处，门东面的钟山被称作“蟠龙”，这一段城墙就被称为“龙脖子”。太平门对于控制南京北部至关重要，龙脖子一带是南京城唯一没有水体保护的城墙，成为兵家必争之地。清军进攻太平天国、日军围攻南京时，都设定此地为主要的攻击方向。

光绪朝探花、曾任中国文史馆副馆长的商衍鎏与张人骏是世交，据其后人所收藏的张人骏1915年致商衍鎏的两封信，可知寓居天津之后，张人骏深居简出、情绪颇为低落。“世变至此、祗能暂图苟安，来日若何，殊难预料。”至于自己的情况，张人骏在两封信中都说“一切平顺”“眠食如常”。

1916年，张人骏曾给张爱玲的伯父张志潜复信，其中有“一切世人不欲与见，一切世事不愿与闻”的词句，透露出张人骏此时万念俱灰、与世无争的境况。张人骏年谱也说张人骏晚年无一日不读书，此外则是临帖自娱。

张爱玲的所见，也证实了张人骏晚年的悲凉心境。见到张爱玲后，张人骏总喜欢让她背诗。张爱玲就背在家时母亲所教的几首诗，“他每次听到‘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就流泪”。此番描写，足见张人骏这位前朝高官对清室的忠诚。

1915年底，袁世凯称帝前夕，曾想请张人骏等前清元老为其站台，但张人骏坚决不同意。据说，获悉袁世凯自己称帝后，张人骏气愤不已，骂自己的这位亲家“欺人寡妇孤儿，已取天下，其罪视曹孟德尤过之”。1917年，张勋复辟时，曾授张人骏为协办大学士，只是未及赴任，复辟即宣告流产。

按张爱玲《对照记》，晚年张人骏颇为穷困潦倒：没有厨师，一家人的饭菜都是由儿媳妇下厨，“他五十几岁的瘦小的媳妇小脚伶仃站在房门口伺候……一大家子人的伙食就是她一个人上灶，在旁边帮忙的女佣不会做菜”。张爱玲来的这天，家里吃的就是包子、合子。

自1900年出任漕运总督起至1912年，张人骏历任督抚十二三年。为官清廉是公认的评价，据说张人骏离开两广总督任上，当地士绅想送他10万银元，被他拒绝了。《胶澳志·人物志·侨寓》中说：“张人骏……清廉自持，家无余财。”

但应该说，仅张人骏历年的养廉银，就是一笔颇为可观的数字。据家书记载，张人骏给家中所寄的银两不在少数：1902到1903年11000两，1904年4100两，1906到1907年11800两，1907到1908年18000两。

其孙张象耆承认：“他（指张人骏）的遗产还是够张家吃几代的，解放后最后一次分家，每房所得遗产还是不少的。”也就是说，张爱玲所看到的景象，只是张人骏治家颇严、家风朴素的缩影，并非张人骏晚年穷困至此。

据说袁世凯大女儿嫁到张家时，一个婢女也没带。袁家方面说这位闺女命中不该使婢。人们分析，这是袁家为了防范所嫁的张允亮纳妾、使得闺女受慢待而编造出来的。

但其实，袁世凯方面的担心是多余的。张人骏本人一生不祝寿、不纳妾，也不许子弟们纳妾，更不允许子弟吸食鸦片烟。在孙辈们的印象中，家里一直没有办过堂会，赌博在禁止之列，就连唱京戏也被视为不正经之事。因此，一家人大有过着清教徒生活的味道，以致被人称为“老张家”，意思是又臭又硬，大有“闭门锁国”的味道。

严格的家风，让张人骏的后人中成材者颇多：儿子辈中，长子张允言1889年中进士，后任大清银行首任总办（相当于行长），为知名银行家；四儿子张允恺曾任驻法国代理公使；五儿子张允亮是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图书馆长；孙辈中好几个都考入同济大学，当上了工程师，为新中国修筑同蒲路、成渝路做出了贡献。

1927年2月8日，农历大年初七，82岁的张人骏病逝于天津。去世前一年，长子张允言病故。白发人送黑发人，无疑让这位逊清遗老心中多了一份苦涩。张人骏之外，还有三位重要的清朝遗老在1927年相继去世：突然逝于山东青岛的康有为；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的国学大师王国维；溘然长逝的清朝末代东三省总督、《清史稿》总纂官赵尔巽。

四位生前同情复辟清室的勋臣宿将接连离世的巧合，让人不免感慨逊清皇室的“运去英雄不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