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的“时间”，决定了你这辈子的命运，多数人都不懂
有人提出一个观点，你的出生时间决定了你一生的命运。从更宽泛的角度来看，出生在古代与出生在现代会带来完全不同的生活经历。出生在战乱年代和和平年代也会面临不同的问题。从更具体的角度来看，出生在70年代和80年代的人也会有截然不同的生活经验。出生在2019年之前和之后也会有不同的感受。为什么出生的时间会如此深刻地影响一个人的命运呢？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提出了一个观点：客观环境影响主观发展，而主观行为也反过来影响客观环境。简单来说，环境塑造了你的成长历程，而你也会根据环境做出相应的调整。例如，如果你出生在70年代，那时你很容易获得房产或者成为百万富翁。但如果你是90年代出生，即使工作一辈子，也难以买得起一套房。这就是差距。
在《三国演义》中，司马徽向刘备介绍了诸葛亮，并说：“卧龙凤雏，得一可安天下。”刘备听从了司马徽的建议，三次上山请诸葛亮出山。然而，司马徽感慨地说：“卧龙虽然得到了主人，却没有得到时机。”为什么诸葛亮没有遇到适宜的时机呢？在刘备三次请他出山的时候，曹操已经统一了北方，孙权也稳固了江东的统治地位。而刘备仍然是一位无依无靠的个体户。如果诸葛亮在错误的时机出山，即使再厉害也难以扭转局势。因此，27年后，诸葛亮在五丈原不幸英年早逝，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出生时间的早晚决定了很大一部分。
古人如此，现代人也是如此。以一个90年代出生的年轻人为例，他在2013年本科毕业后就加入了一家互联网巨头公司。当时，互联网行业正处于上升期，享受着互联网红利，这家公司对员工的学历要求并不高，只需本科以上学历即可。员工还可以获得公司的股权，工资和待遇十分优厚。因此，这位90后年轻人在几年内就升任了部门负责人，并成功购房购车，财富达到千万元以上。然而，另一位年轻人，生于1999年，于2022年毕业后希望加入同一家公司，但却遭遇了互联网行业的严冬。公司对员工学历要求极高，仅985和211高校的硕士以上学历才能被录用，本科学历已不再受欢迎。两位年轻人由于出生时间的差异，面临着巨大的生活差距。
回顾历史，可以发现机会和命运在不同的时代有着显著的变化。曾经战乱的时代给予了一些人机遇，而和平的时代则以另一种方式提供了机遇。例如，刘邦出生在秦朝统一之前，而在乱世中才有了争夺天下的机会。若他早出生几年，也许他就没有那个机会。总而言之，出生的时间会影响后半生的机遇和经历，从而塑造人的性格和决定人的命运。
对话教育学者程猛：农家子弟的苦读很能理解，但需要被改变
相关报道详见《“读书的料”：农家子弟离开乡村之后》
2020年5月14日，重庆巫山县竹贤乡下庄村村小，这所学校只剩下一名坚守了41年的老师和两名学生。 （视觉中国/图）
1980年代末，程猛出生于安徽省一个三县交界的偏僻村庄，父亲是农民，母亲是村小老师。从小，他就被村里人看作“读书的料”，也走了一条典型的农家学子之路：从村小到乡镇的中心小学，再到区县一级的初中、市里的高中，最终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又在这里念完博士，成为教育社会学方向的一名研究者。
读博时，在给导师康永久教授的邮件中，程猛写道，“出身底层，通过教育实现向上流动的这批读书人，是最让我感同身受的人群。”
此后，程猛将“读书的料”这一日常概念转换为学术论题，研究出身农家又取得高学历成就的寒门子弟因何成才，又历经了哪些不为人知的内心体验。
研究中，程猛将他们在求学过程中所生产的筹码（底层文化资本）归结为“先赋性动力”（为改变命运努力读书）、“道德化思维”（学习作为道德事务）、“学校化的心性品质”（与学校文化的亲近）。然而，故事的暗面，是伴随农村出身而来的重重阻碍，跨越大学之门的冲击、片面发展的隐忧、在故乡成为异乡人，以及与家人之间情感的郁结。
在与南方周末记者的交流中，程猛坦承，作为一本教育社会学领域、以博士论文为基础的著作，《“读书的料”及其文化生产》的选题过程和文献中的思想交锋占据了很大的篇幅，原本以为对公众来说可读性不强，却意外地获得关注，实现了跨界传播。推究原因，程猛认为是情感上的“感同身受”，“让有经历的人看见自己，让没有经历的人看见另一个世界”。
主流叙事中，农家子弟的成长经历常常被简化南方周末：你为什么会想研究农家子弟？
程猛：刚读博时，“寒门难出贵子”和“寒门何以出贵子”这两个话题都很热。一种观点认为，农家子弟弥补原生家庭无法提供文化资本的短板，才能取得学业上的成就。甚至有观点认为，农家子弟接受教育的过程是改变在农村养成的“自由散漫和各种陋习”，向城市文明靠拢。我自己的经历会让我很难认可这些观点。
刚好那时我的博士导师康永久教授收集了一些大学生的自传，有与我经历相似的农家子弟，也有城市背景的学生。在读这些自传，包括研究这些自传的过程中，我越来越意识到，农家孩子取得高学业成就的过程并不只是一个弥补缺陷的过程，他们有自己独特的创造性。难道只有城市里的家庭才能传递和生产文化资本吗？我觉得这类观点没有看见他们的独特性，尤其忽视了这些成长体验具有的教育和社会意义。
在研究过程中，我关注了贯穿农家子弟生命体验的一些特定符号，比如读书的动力，对钱的感受，对学习的态度，与父母、老师的关系等等。在主流叙事中，农家子弟的成长经历常常被简化，很多复杂的情绪情感被封印了，变得难以言明。事实上，每个人的成长都不容易，每个人也都有自己独特的骄傲，应该给不同社会群体更多发声的机会，讲述他们独特的学校和家庭经验，展现人之为人的创造性和文化生产能力。
（我）在豆瓣上有看到过一位读者的短评，“这是一本为从农村跃迁到城市的人提供心灵支撑和文化自信的书，希望每个类似经历的人都能够去找到自己的故乡，确立自己的生存坐标。”我很喜欢这个评论，这的确是这项研究在做的努力之一，希望让有过类似生命历程的人有机会重新审视自己的成长，也让公众看见农家子弟的命运可能具有的更广阔的社会意义。
南方周末：在你的研究中，关于农家子弟的出身问题，好像在试图激发读者的认同感？
程猛：这也是农村出身焦虑的一部分。我在再版序言里写，“这些农家子弟的成长叙事不止是一种个人叙事，更是一种社会叙事。这些农家子弟的苦痛，不只是他们的，也是他们父母辈的。更关键的是，它是改革开放之后剧烈的社会变迁和城乡差异在个体内心世界的投影。在一个更广的社会历史维度，它还掩藏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祖祖辈辈无声的眼泪。与进城务工的农家子弟不太一样，这些逐级攀爬教育阶梯的农家子弟穿梭在城乡之间，更深入地接触到城市里的老师和家境优渥的同学，更深刻地感受着农家的清寒，甚至是对农村和农村人的污名，他们感受到的落差会更大。
在我的成长过程中，也会听到一些人把农村人等同于土气、贫穷。农家孩子听到这些，心里总会积攒一些情绪。中学时我就经常想，“为什么偏偏就我生在农村，就该忍受贫穷的牢笼，就该付出更多努力才能获得向上发展的空间？”每个人的出身都不能选择，城乡二元体制是我们每一个人浸润其中的制度安排，造成的问题却是由具体的个人来承受的。访谈中，有人还会因为农村出身在恋爱时产生自卑感。
城乡教育资源分布的不平衡，尤其是师资方面的差距，依然亟需改善。没有城乡真正的融合发展，没有农村与城市经济社会发展差距的弥合，这些情况都不会得到真正意义上的改变和缓释。不过，书里所写到的那些农家子弟，主要还是80后和90后。随着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和城镇人口的持续增加，城乡差距的逐步弥合，未来关于这些贫寒农家子弟的叙述也许会成为历史。
南方周末：前一段时间，中科院黄国平博士的毕业论文致谢引发很多讨论。在你看来，这一问题再度受到关注的原因是什么？
程猛：黄国平博士的成长经历，是一个非常励志的故事。社会底层子弟通过教育向上流动，在各个国家都是很热门的学术和公众议题。最近华东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田雷老师翻译了哈佛大学助理教授安东尼·亚伯拉罕·杰克的一本书，题目就是《寒门子弟上大学》。我上大学的时候有一篇网络文章叫《我奋斗了18年才和你坐在一起喝咖啡》，前几年也有针对“我上了985、211还一无所有”之类话题的讨论，这些话题并不是偶然性地出现，而是嵌入我们的日常生活里。
不管普通人还是已经占据一定社会资源的人，很多都是不同时代的农家子弟，奋斗过程有一些相似。现在来看，励志背后的内心体验和复杂情感也会引发许多公共讨论。
程猛在2021年初的一次演讲中，讲述了“读书的料”的故事。 （受访者供图/图）
同样的起跑线，有人却被埋没了南方周末：你怎么看这个时代的农村孩子逆袭？
程猛：我们经常讲逆袭，或者说“教育改变命运”，其实需要反思这句话背后的逻辑。“改变”，就说明对现状不满意。如果不同阶层享有的生活和发展空间差异很大，教育又承担了很重要的筛选功能，进入什么位置的学校，拥有什么样的学历，就意味着未来能够站在什么样的社会位置上，那么教育的竞争一定是非常激烈的。现在讲内卷，根源还在于社会不同群体在收入、职业尊严和福利保障方面有较大差异，而每个人又希望保住自己的位置，或者实现命运的改变，都会非常焦虑。畅通向上流动通道，改革分配制度对于一个健全社会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南方周末：研究过程中，你提出被埋没的“读书的料”，有没有思考同样的起跑线，有人却被埋没了，是什么原因？
程猛：首先存在一定的偶然性。比如打工诗人许立志和我差不多同年出生，命运却不同，这真的是我们付出努力多少造成的结果吗？好像并不是。生命有时候就是充满了许多意外和偶然。我是在爷爷的强烈建议之下，初中没有选择乡镇中学，而是考到了区里的中学。乡镇的学校和区里的学校在师资、学习风气和校园文化上都非常不一样。如果没有我爷爷的建议，我可能很难考到市里的重点高中，也不可能有机会从事学术工作。
除了自身的努力程度，家庭的经济和情感支持、地区的教育资源都同样重要。农村家庭普遍抗风险能力比较弱，一旦出现家庭变故或者意外灾难，都可能对学业造成严重影响。在命运的不确定性之外，城乡教育资源分布的不平衡、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差距又是一个外部相对稳定的框架。
农家子弟所历经的流动过程漫长又残酷。因为教育资源分布不均衡，现在一些农村家庭会很早送孩子到区县甚至市里上学，开支是很大的。不同地区的教育资源有很大差别，教育资源跟一个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捆绑很紧，如果家庭难以支撑孩子求学，那就很容易掉队。
可能他们非常勤奋，有天赋，但当社会发生结构性的病变时，个人的努力是非常渺小的，哪怕再有创造文化资本的能力，再有强韧的道德力量，人的努力都是有限度的。
南方周末：从书中那些农家子弟的成长经历来看，他们要想取得高学历的成就，只能依靠应试教育吗？
程猛：底层文化资本有自己的生长土壤，其中之一就是及时激励的教育教学模式，但及时激励和极端苦修还是有差别的。我们看到，很多农家孩子确实是通过严苛的苦读、持续高强度的时间管理和自我克制来取得学业成就，这种方式不是可持续的，会引向极端的片面发展，可能会透支他们的未来。这种学习方式的确又很能理解，值得尊重，但是需要改变。农家的孩子特别需要有全面发展的空间，依赖公平正义的制度环境和外部多元的公共支持。
南方周末：不仅是农家子弟，还有一些中产子弟，也都面临着教育竞争压力，比如近几年热门的教育话题小镇做题家、鸡娃，在这种情况下还有没有比较理想的教育方式可供选择？
程猛：很多家长都很困惑，以前自己缺衣少食也能学好，现在什么（苦活）都不让孩子干，怎么会学不好？生长环境变了，学习动力也不同了。
很多时候教育问题不只是教育问题，教育选择也不只是教育选择，教育的全民焦虑必须放在大的社会环境和结构中思考。社会是不可避免地要有分工，有分层，适度的差距能够激发社会成员的动力，但这种差距要控制在一定范围，否则鸡娃现象只会愈演愈烈，教育焦虑难以化解。
以前会认为走过高考的独木桥，进入重点大学，未来就能获得体面生活和尊严。可现实是进入了重点大学，未来的生活、工作也不一定就那么如意。如果读书读到不同阶段的人，只要勤劳，都能有机会去发展自己的一技之长，能够有尊严地生活，获得认可和向上发展的通道，那么整个社会就会比较有活力。
2017年11月2日，广西柳州市融水苗族自治县红水乡高文村加林屯教学点，当时全校只有一名教师和五名学生。 （视觉中国/图）
他们能成为道统的守护者吗？南方周末：在书的最后，农家子弟们的故事基本停留在大学阶段，你觉得他们后续的人生经历，最后能到达的远方是哪里？
程猛：每个人能到达的地方都不一样。如果从阶层流动的意义上来说，他们当中的大多数可能会在城市里从事一个社会经济地位高于父辈的职业，实现了某种意义上的社会流动。
在书的最后我也提出，农家子弟能成为道统的守护者吗？这里“道统守护者”指的是能更多地实现公共价值，而不只是限于自己的私道德、家庭道德，成为一个更开放、具有公共性的社会的建设性力量。这个问题可能没有答案，每个人要走的路也都不一样。我们还是要拭目以待。
南方周末：你自己作为一个农家子弟，你成为你讨论的“守护者”了吗？
程猛：肯定期待自己能够成为一个健全社会的建设性力量，发出理性、平和的声音。教育社会学的研究，不仅是聚焦教育情境中的问题，还希望自己研究的议题能通向社会大众，贴近公众关切的问题。作为一个学习者和研究者，总是希望自己的言说也许浅薄，却是真实和真诚的，能或多或少有益于他人。
南方周末：我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不管是威利斯、布迪厄，还是你，关注农家子弟的学者都是从底层走出来的，现在书写自己的出身，你觉得是什么原因？
程猛：生活经历，尤其是家庭出身的不同，确实会对一个人的学术关切产生很大的影响。家庭出身是一个人生命的底色，蕴藏着我们自己的身份认同，牵连着内心很珍视的情感。华东师范大学的周勇老师有一篇文章，题目叫《忧伤与愤怒——教育社会学的情感动力》，讲的就是情感动力在学术研究中的意义。皮埃尔·布迪厄在法国西南部一个很偏僻的村庄里长大，他将自己的社会学实践视为“有关我的社会经验的社会学的产物”。读博时的副导师保罗·威利斯教授是在英国一个有着悠久工人阶级历史的城市长大，父亲起初是一个木匠，他对“家伙们”的情感也与自己就读文法学校期间的内心挣扎有关。联合培养时的合作导师迈克·阿普尔教授常常提及自己来自一个普通的美国劳工阶层家庭，他的学术立场也更偏向处境不利的社会群体。一个人的生命体验和他的学术研究之间的关系极为密切，这在社会科学领域体现得非常明显。
南方周末：作为一部学术作品，重新讨论农家子弟，它对于农家子弟面临的困境有什么意义？
程猛：这本书里呈现了一群通过教育走出农村，改变命运的农家子弟，他们复杂的内心体验、生产底层文化资本和创造文化世界的能力、面临的一系列风险等等。通过揭示他们求学路上的内心动荡和精神重压，希望成长经历相似的读者能够获得疗愈，经历不同的读者能够看到另一个世界的细密纹理。
另一方面，这些生命体验展开的外部制度安排是城乡二元体制。这一体制不是外在于我们的，也不只是农家子弟生活于其中，而是每个人都浸润其中的基本生活框架。在农家子弟承受的苦痛背后，根本问题还是城乡的经济社会发展差距，包括教育资源分布的不平衡。
乡村振兴需要持续挖掘农村的经济社会发展潜力，关心在农村生活着的具体的人的生活品质、社会流动的通道和未来发展的空间。在个人的感同身受之外，这些更为现实也更为急迫的公共议题是希望大家去共同思考和面对的。
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蒋敏玉 南方周末记者 苏有鹏
《一代宗师 旷世棋王 胡荣华》第二十八章 张弛有道，玩物不丧志
棋手和牌的不解之缘
棋手爱牌历来有之，由于国际象棋棋手上网最频繁，网上打牌也成为他们的放松手段。围棋国手中，麻将的影响一直延续到“小龙”一代。从古力、胡耀宇他们开始，在围棋上都比较用功，但偶尔也打打牌放放松。古力在赛前赛后有时会上网玩玩简单的牌戏，或者和家人在一起打打桥牌。
象棋界的“东北虎”赵国荣、河北老帅刘殿中都是麻将高手，同时，他们也擅长一些北方地区流行的牌戏。但北方的牌戏与南方棋手难以交流。广东棋手喜欢颇有地方特色的“锄大地”，相对北方的牌戏而言，“锄大地”的流行区域也稍微广些。但是胡荣华不太喜欢北方的和广东的玩法，因为这两种牌的人情味太浓！
胡荣华成名较早，尽管胡荣华求知若渴，对很多艺术种类都甚为好奇，但因为职业特点和人生经历，他的兴趣爱好经过自我压缩后，主要还是集中于棋牌。
胡荣华垄断春秋后，事业通达，一览众山小，独孤求败。于是，他时不时地会移情于国际象棋和围棋。国际象棋有亦师亦友的徐天利开先河，围棋有年长他一岁的陈祖德以及小阿弟曹志林等朋友。大家终日都在棋院，除了象棋就是围棋，除了围棋就是国象，转来转去还是离不开一个棋字。
有道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胡荣华从小生长在上海老城区的石库门里，虽然棋是他的最爱，但弄堂游戏还是无时无刻不影响着他的生活。像上海许多的老棋手一样，胡荣华不但会打牌，也会打麻将。胡荣华打麻将比较讲究战术技巧，不过，胡荣华的麻将圈比较窄，主要是棋界朋友和熟悉的媒体人士。
上海流行的麻将玩法是“靠麻”，“靠麻”的打法是只能碰不能吃，当你听牌后，要立一张牌起来，有和必和。不和就过期作废。
“靠麻”的玩法，就是尽量扬弃人情牌，向公平公正公开靠拢。
当然，棋手中也有不提倡甚至反对打牌者。比如，围棋一代宗师吴清源，他曾经劝聂卫平“不搏二兔”不过，他反对的只是聂卫平在桥牌上的用情太专，并不是反对把打牌作为一种放松的方法。
2001年，斗地主的牌类游戏开始风靡申城，成为广大市民尤其是退休职工茶余饭后的首选活动。
在“斗地主”之前，上海的牌桌上，流行的是三打三的“大怪路子”。虽然“斗地主”比起“大怪路子”来少两个人，技术含量又相对简单，但由于有不固定的配合和选择，打起来还是比较热闹。在上海象棋队里，也以“斗地主”最为流行。
南京西路闹中取静的上海棋院，透过窗户偶尔会瞥见这样的画面：一群人围着一张小桌，因为“斗地主”，正在和棋院院长胡荣华没大没小。
棋手们都知道，胡荣华下棋时的表情特别丰富。有时，也成为影响对手的武器之一。其实，胡荣华在打牌的时候，脸部动作也不少：看牌时神情严肃，骗招时眯眼冷笑，拿差牌时不声不响，持好牌时眼睛瞪得老大，侥幸赢牌时放声“哈哈”，失利时他把手里的牌砸向牌堆。然后——然后是又抓又挠着零乱的头发……
因为都是高手，每盘打完必复盘。因此，复盘争起来时胡荣华总是不依不饶。因为牌桌上无大小，打完牌后，胡荣华的门生和部下也会和他真刀对实枪地论战。这种争执，是娱乐，也是放松。
两次夺冠前的奇妙巧合
话说2007年，上海棋界是双喜临门：胡荣华挂帅的上海金外滩象棋队在华亭宾馆捧起2007象甲冠军奖杯；常吴领军的中国移动上海围奖队，又力克北京新兴队，登顶2007围甲联赛之巅。
在夺冠关键轮次的前夜，胡荣华做了什么战术安排？
胡荣华说没做什么战术安排，就是要大家正常下。
夺冠前夜最重要的是什么？平常心！几十年的经验告诉胡荣华，领队教练最正常的思想工作，就是要让队员们开心。有些运动队喜欢赛开动员会，领导对队员们说你们好好下，不要紧张！这样一来，本来不紧张的也紧张了！不开会时队员还有说有笑，开完会眼睛都白了来……胡荣华认为大赛前教练的最好的做法就是“此时无声胜有声”
在2007年象甲激战正酣之际，胡荣华突然就想起了1960年全国人赛的前夜。那一天，不想临时抱佛脚的胡荣华还在读他的小说。
胡荣华喜欢看小说，小说有助于他赛前的放松。
政治辅导员见状，担心地问胡荣华：“怎么不看棋书看小说了呢”
胡荣华说我没有带棋书，只带了小说。
政治辅导员又问：“多看小说会不会影响比赛呢？”
胡荣华回答说不会。
上海象棋队热衷“斗地主”，赛前也照打不误。外人看到他们似乎有些松散。其实打牌还是有很多限制，在时间上严格控制。基本上是胡荣华招手即来、挥手即去。
胡荣华的想法是：正确的用功应该是在平时的训练中。与其大赛时当天抱佛，还不如临阵放松。当然，赛前放松的方法有很多，都应该是因地制宜因人而异的。
方法是很重要的，爱因斯坦也说成功是勤奋加上正确的方法。
当然，天赋也是很重要的。
胡荣华说：“斗地主”和下棋是无法相提并论的，打牌纯粹是一种放松的手段。从技术上讲，完全不搭。但是打牌的心态对下棋还是有所借鉴。牌的偶然性大，运气成分居多，要求牌手要胆大心细，敢博输赢。但如果赢面小，也不能瞎博。
“斗地主”也曾给胡荣华带来过负面影响。有一段时间，上海队几位年轻棋手状态不佳。中国棋院象棋部主任刘晓放见状，放心不下，遇到熟悉的上海人总要唠叨：“见到胡司令提醒提醒，少让孩子们打牌，他自己也最好少打一点。”
不知就里的刘晓放虽然是出于关心，但是却有点冤枉了胡荣华。胡荣华打牌看似痴迷，其实是“一张又一弛，玩物不丧志”
2004年2月20日，上海市体育局在莘庄训练基地举行胡荣华先进事迹表彰会时，胡荣华为“斗地主”公开正名，“技术的东西很难临时抱佛脚，对于年轻队员来说，比赛前的心态调节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有时斗斗地主，只是为了调节心理。”
2003年和2007年，上海队两次拿联赛冠军的前夜，都斗了地主。
近两年，上海举办了许多种类的扑克牌比赛，有“阳春白雪”的市民桥牌赛，也有“下里巴人”的“大怪路子”“斗地主”等赛事。“下里巴人”的牌局，渐渐成为上海全民健身热潮中的“智力运动风景线”。
比赛需要一个详尽、规范、权威的规则。既然扑克是民间游戏，因为地域、群体，还有时间衍变，自然造成规则尤其是细则上的五花八门。除了有国际通行规则的桥牌，上海的扑克比赛规则，又由谁来制订呢？
上海的几次民间比赛，规则都是胡荣华制订的。因为斗了“地主”，胡荣华才会去研究前人牌戏的经验成果。因为研究了前人的经验，胡荣华统一了“斗地主”的规则。
那年，上海要举办“斗地主”比赛，报名者众多。可是，“斗地主”作为一项如火如荼的群众体育节目，却没有制定统一的游戏规则。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于是，曹志林草成了规则，最后由胡荣华一锤定音。
和浸淫其中、乐此不疲的胡荣华相比，曹志林自己很少打牌。胡荣华又名闻天下，三教九流接触较多，自然见解高超。因此，胡荣华制订的规则比较详尽全面，很少出现争执。
一个由斗地主引出的话题
2005年象甲闭幕式上，胡荣华收了一名“俗家弟子”李文壅。李文壅是九城置业的董事长。喜欢下棋的李文壅，在象棋比赛中没有什么出色成就，但是，因为胡荣华的“破墙收徒”，让上海象棋界迎来了一位热心的棋友。出于对胡荣华的尊重，出于对象棋的热爱，李文壅出资支持了第一届象甲联赛的冠名，出资支持了象棋界破天荒规格的巨奖赛事，还出资支持了一系列深受上海市民欢迎的牌类赛事。不仅如此李文壅 还再雪中送炭资助了上海女子象棋队……
现任上海象棋协会副会长、上海休闲棋牌协会会长的李文壅，为上海的棋牌事业，已经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上海休闲棋牌协会的办公地点，在吴兴路87号。吴兴路87号的环境，十分幽静。这所花园小洋房共有三层，透过底层客厅中的大玻璃.可以看到花园中绿色的草坪和青翠的松柏。1949年之前，吴兴路87号是东方汇利银行的所在地，也是汇利银行董事长的住所，董事长是一位法国人。因为属于买办资产阶级，1949年以后房产被政府没收。相隔60多年后，东方汇利银行还想出大价钱，把吴兴路87号买回去。
本来，吴兴路87号已经承包给他人开饭店。上海市体委考虑到体育场馆一定要姓体，恰巧李文壅要搞休闲棋牌协会，上海市体委就同意吴兴路87号由李文壅承包，作为上海休闲棋牌协会的办公地点。
上海棋社是在1961年，从南京西路150号的上海市体委办公楼，搬到了吴兴路87号。上海市休闲棋牌协会，于2017年进入吴兴路87号办公。其间，相隔55年。
胡荣华最后一次拿全国冠军，是2000年。那一年，胡荣华55岁。
胡荣华感到，他和上海市休闲棋牌协会，是有缘分的。
说到斗地主，又要提一提五星体育频道斗地主的主持人董旭彬。提到了董旭彬，就必须提一下1988年的上海二队。1986年，上海象棋队获得全国冠军，冠军队的队员是胡荣华、林宏敏、邬正伟和于红木等棋手。按照规定，冠军队在下一个赛事可以出两个队。因为1987年是第六届全运会，没有全国象棋赛。因此，上海在1988年组建了两个队参加全国比赛。1988年的全国比赛，在湖北省的孝感市举行。上海一队和二队乘的长江轮从十六铺启程，两天两夜后抵达武汉。热情的东道主柳大华在渡口欢迎上海队。然后，用一部面包车，把上海队送到了孝感，柳大华与上海队同车到达。上海一队按照台次分别是胡荣华、林宏敏、邬正伟和于红木，上海二队分别是董旭彬、李澄、朱祖勤、王鑫海。四个人当中，年龄最小的是董旭彬，当时只有18岁。李澄和王鑫海都是1949年生人，朱祖勤出生于1956年。
1974年，胡荣华的棋艺应该说还处于鼎盛期，参加上海市比赛，先手几乎都是手到擒来，但在当年的市比赛中，胡来华先手飞相高和了李澄，那一年，李澄拿了第3名。
上海二队的教练是徐天利。上海二队当时制定的策略是对一号台要求不高，二号台的董旭彬以锻炼为主。结果，二号台13轮拿了10分，三号台13轮拿了17分，四号台13轮拿了18分。上海二队的成绩因为一、二号台之故，名次不太好。胡荣华感到上海二队就是这个成绩，并没有什么遗憾。让胡荣华遗憾的是，李澄后来因为高血压中风，英年早进，朱祖勤当时在卢湾区土特产公司工作，后来一共拿过6次上海市冠军，1989年10月，经胡荣华推荐，进入上海市邮电系统，开始了半专业棋手的生涯。白白净净偏瘦的朱祖勤性格较内向，不抽烟。王鑫海得过两次上海市冠军，虽然如今已年届70，但一直活跃在上海棋坛上。欧阳琦琳是上海棋院副院长，董旭彬的妻子。2001年，“胡荣华象棋学校”成立，缺一个大师级别的专职老师。这时候，董旭彬所在的轻工象棋队刚刚解散。董旭彬除了代表上海浦东参加全国象棋比赛外，正处于半退役状态。胡荣华知情后，认为董旭彬符合“胡荣华象棋学校”老师的要求，就安排他去学校执教。这样，董旭彬的生活稳定，事业也能够可持续发展。董旭彬不仅是一个称职的老师，还是一位称职的电视台斗地主节目的主持人。董旭彬说他在电视台能够做一个称职的主持人，和他在“胡荣华象棋学校”做老师有关。老师这一职业，让他的口才得到了锻炼。
董旭彬和欧阳琦琳的女儿董嘉琦，2000年生于上海，受父母影响，从小喜欢象棋。2013年，上海棋院把13岁的董嘉琦招入上海女队，此举打破了女子棋手进入专业队的低龄纪录。对此也引来了外界的一些质疑：认为欧阳琦琳是上海棋院副院长，这里面，有开方便之门的嫌疑。胡荣华想，如果这也算是开后门的话，这个责任，我来承担。
当年，为了争取一个象棋出征名额，不夸张地说，会争得鱼死网破！
在1986年的上海市运动会上，代表上海邮电出战的朱祖勤以13轮20分的成绩，获得了冠军。为了引入竞争机制，进一步推动上海的象棋发展，胡荣华决定次年代表上海出战全运会的人选，在已定三人林宏敏、于红木和胡荣华之外，让上海市队的邬正伟和朱祖勤进行十轮大战以决定第4位人选。应该说，规则稍有利于邬正伟：邬正伟打平出线。邬正伟和朱祖勤一直下到第10盘，才决出胜负。最后由邬正伟胜出收盘。
1993年，上海象棋队在全国团体赛中不甚理想，只取得了第5名按照有关规定，次年的全国象棋个人赛只能是三人出战。三位出战人选中，胡荣华和林宏敏是当然人选，难的是另一位人选的归属，一位是邬正伟，一位是胡荣华的入室弟子万春林。两位都是国家级大师，而且，万春林1994年又坐镇全国团体赛上海队的第三台，邬正伟呢，坐镇第四台。按照上海的以往惯例，前三台出战个人赛。胡荣华想：“邬正伟以往一直打三号台，今年坐四号台得分率也很高。应该说，邹、万之间的棋艺最近是难分伯仲。让他们打一场吧，权作热身赛，谁胜谁出战。”
这样，便有了邬正伟和万春林之间的八场对抗赛。前六场，出现了戏剧性的一幕。谁先走谁胜。第七场，执先的邬正伟没有赢棋，不过也没有输。这时，命运的天平已偏向了万春林。第八场万春林执先一举擒邬。事后，邬正伟说，“胡司令”很公正，是我自己没有把握住机会。
今天的象棋项目，绝非当年鼎盛时期可比。
现在的上海家长，愿意让孩子走专业棋手道路的，是少之又少。上海家长让孩子学象棋，只是一个手段，不是目的。更何况，要发现一棵象棋好苗子，是非常之难。
董嘉琦的学习成绩也不错。正因为此，父亲董旭彬反对董嘉琦放弃学业。欧阳琦琳几次征询了董嘉琦本人的意向，董嘉琦最后还是选择了下棋。
到底是读书还是下棋，这个决定很难做。
让董嘉琦下棋！最后这个决定，是由胡荣华拍板：孩子自己喜欢下棋，成绩每年都在进步。那么，就选择象棋。
在进市队的3年内，董嘉琦夺得了全国少年赛女子12岁组、14岁组和16岁组的冠军，而且都是“以小打大”。那一年，队内选拔，董嘉琦的成绩，超过了比她大好多的老队员。董嘉琦和她妈妈做了队友，一起出征女子联赛。董嘉琦还参加了智运会专业组团体赛以及2014年的女子象甲联赛。联赛上，还逼平了女子特级大师。
在这种情况下，胡荣华对董嘉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董嘉琦在两年内，取得“象棋大师”称号，3到5年里拿下全国女子个人赛的冠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