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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杂谈——近世中日朝海禁比较（一）
文|小撰
编辑|枕上史书
“海禁”是近世中日朝所共有和特有的现象，在现有的研究成果中，单一主体的序时研究较多，三位一体的比较研究较少。历史视角的研究较多，海域视角和文明视角的研究较少。
在比较研究方面，东亚海域视角和文明冲突视角是与海禁政策相关的两个最显著因素，而且也是最具时代意义和价值的因素。
本文研究的时间起止，采用内藤湖南的“宋代近世说”，以宋元为近世前期，明清为近世后期。
基于“东亚海域”视角的“海禁”受到布罗代尔启发，日本当代历史学家羽田正将“东亚海域”作为研究世界海域史的一个范式。
本文亦以“东亚海域”为视角，对“中日朝海禁”进行比较研究。其范围可以大致确定为日本海、渤海、黄海、东海，或偶有涉及南海。
文中所指“朝”或“朝鲜”均为近世的朝鲜半岛，包括高丽朝末期和朝鲜朝及后期的韩国，故有时将中日朝称为“三地”。
按照布氏的理论，地理时间有着“共存、互扰、矛盾以及多种深广丰富的内容”，将其作为对东亚海禁的分析框架，非常契合。
日本学者吉尾宽认为，“东亚海域世界是在其东方有‘潮流(黑潮)形成的边界’的世界。”在独木舟和小帆船时代，注定了这片海域只能是三地共有的“地理时间”。
从1223年倭寇入侵高丽朝开始，朝鲜半岛的倭患始终未停。为抵御侵略，高丽朝首先采取了“空岛措施”，朝鲜王朝再将“空岛措施”提升为“空岛政策”。
故有学者指出，“朝鲜王朝对郁陵岛采取的空岛政策类似明朝的海禁政策，其共同点在于以消极的方式达到了防御倭寇侵扰的效果。”
共存性也表现在相互顺应，比如面对宋钱输入问题，日本后鸟羽天皇建久四年曾下令永远禁绝宋钱，但屡禁不绝，因此，“镰仓幕府于1266年被迫公开承认宋钱为日本的法定货币。”
基本能看出这种基于“地理时间”的海禁政策的长期共存性和相互关联性。一是，中国属于主动“海禁”，而日、朝属于被动海禁。
而朝鲜半岛、日本由于资源、人口、地理条件等因素限制，较少主动寻求海禁，禁教也多是在传教发生之后。所以一般情况是，中国出台海禁措施，日、朝采取应对措施。
如上文所讲，中国禁钱流出，日本同时禁入，只不过禁不住的时候，就干脆让它成为法定货币。
二是，中国重在解除内忧，朝、日重在应对外患。两宋主要防辽、防金；元朝搞垄断经营和战时海禁；明初厉行海禁，仅设宁、泉、广三个市舶司，主持“贡市”。
明代海禁严重阻碍了正处发展期的海上贸易，所以，“中国海盗与东洋倭寇合流是按照‘海盗、贸易、战斗’方式进行的。”而且“真倭十之一、二”或“真倭十之三，从倭十之七”这两种说法也基本成为定论。
因此，明朝统称的“倭寇”本质依然是海寇；清代主要是防郑成功等海上势力同国内势力合流。
而明清时期的朝鲜、日本则面临更严重的“外患”，即以“洋教”为先导的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这一时期朝鲜的“海禁”政策体现在“锁国攘夷”；日本体现在1633-1639年连颁六道“锁国令”。
三是，中国多以法律形式出现，朝、日多以行动命令出现。宋朝发布的诏书和历次《编敕》、元朝发布的诏书及《互市舶法》和“官本船”、明朝发布的《大明律》、清朝发布的《大清律》《禁海令》《迁界令》等都相当于成文法律。
日本、朝鲜的“海禁”多以规定、命令、概念和行动的形式出现，比如“锁国政策”“空岛政策”，这只是后来的研究者加以概括总结的术语。
中国在各个时段推行的海禁，并非总能达到预想的效果，甚至事与愿违。以明朝禁倭为例，明成祖屡次要求足利义满协助搜捕海寇，但所献倭寇“一大部分是掳获去的中国居民”，所以禁倭效果不明显。
永乐六年以后，继任将军足利义持甚至认为，“支持海寇掠夺，比朝贡的利益还要大些”，与明朝贸易遂至中断。
尽管勘合贸易持续到16世纪，但倭患屡禁不止，究其原因，除日本国内政局动荡外，或与日本统治者更看重倭寇及其非法贸易所带来的丰厚利益有关。
此外，中国规定日本十年一贡、朝鲜三年一贡，并发给相应的勘合文本，但基本上都未能遵守，日、朝仍然是一年一贡，甚至一年多贡，以致出现“宁波争贡”事件。
中国的海禁政策对于他国来讲，其效果有时是相反的。
《辽史·道宗纪》记载：“九月己亥日本国遣郑元、郑心及僧应范等二十八人来贡”，而日本相应的记载是：“诸卿定申，前帅伊房遣明范法师于契丹，交易货物之罪科。”
明范即应范，一方面说明明范并非是代表国家入贡，也许只能代表某个大名。另一方面，中国史书称为来贡，而日本记载却是犯罪，这就是看法不一样了。
还有，当中国严禁铜钱流入高丽朝、日本之初，高丽朝及日本或作为“时出传玩”，或“铸为铜器”，但后来都广泛使用中国货币了，这样一来，他们都需要大量的铜钱。
当中国严禁流出的时候，他们通过或官或私的渠道大肆收购、储备中国金属货币，这也使得中国的海禁政策大打折扣。
基于文明冲突视角的“海禁”亨廷顿认为，中华文明是五千年来唯一连续存在的文明。到了宋代，“新儒学”将“中华文明”推向一个新的高度，促进了以“华夷秩序”“封贡体系”为规则的“东亚文化圈”的稳定性和制度化，直到中华文明“遭遇”西方文明，这种稳定性和制度化才开始动摇。
亨廷顿指出，“在各文明最初出现后的3000年中，除了个别例外，它们之间的交往或者不存在，或者很有限。”
近世东亚海域的海禁政策正是因中华文明而兴起和持续，烙印了儒家文化、华夷秩序与朝贡贸易的特征。
一是，以儒家文化为理论依据。中国的海禁于明为盛，而明代“一宗朱子之学”，程朱理学被确定为建构王朝的政治思想。
在这一背景下，重本抑末成为明朝的既定国策，并体现在严厉的海禁政策上。“初，明祖定制，片板不许入海。承平久，奸民阑出入，勾倭人及佛郎机诸国入互市。”
中华文明视海盗为罪恶，但西方文明对海盗行为多持赞美态度。
德文版《18世纪海盗史·前言》中说：“从前，海盗行为不仅得到允许，而且得到鼓励，因为人们认为这是光荣的事……国王和王子们也从事这一行业。”
朝鲜朝五百多年间，儒家思想占据统治地位。在东亚三国中，朝鲜对与欧洲贸易的限制最为彻底。
中国和日本都曾在实施锁国政策期间对欧洲有限开放，明成祖朱棣派郑和七下西洋；日本也允许与同旧宗教无关的荷兰开展贸易，限定从长崎和平户入港，只有朝鲜朝始终未向欧洲开放。
大院君时期执行的“锁国政策”正是以“卫正斥邪”为理论指导。代表人物李恒老谓门人曰：“西洋乱道最可忧，天地间一脉阳气在吾东，若并此被坏，天心岂忍如此。吾人正当为天地立心，以明此道，汲汲如救焚国之存亡，犹是第二事。”
可见其将儒家道统看得比国之存亡还重要，“事大主义确实是其‘保全国家之良策’”。
在日本，德川幕府统治时期，以儒家伦理为核心的价值观占主导地位。大川周明在《日本文明概说》一书中说，“儒教能使日本的国民道德向上，特别是在德川时代，儒教成为国民的道德并成为政治生活的至要的指导原理，诸侯恃此为则以治国，士人恃此为则以修身。”
1633-1639年德川幕府连颁六道“锁国令”，包括禁止日本船只出海贸易，禁止天主教传教活动，监控外来船只等，此后日本的锁国体制逐渐地建立起来。
二是，以华夷秩序、朝贡贸易为实践路径。“华夷秩序”之所以能够持续近两千年，与“西方文明”最大的区别就是不靠征服。
参考文献：
[1][日]内藤湖南：《中国史通论·中国上古史绪言》，夏应元选编并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
[2]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世界史中的东亚海域》，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
[3][法]布罗代尔：《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第一卷)，唐家龙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