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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知道“洗头”也有节日
朝鲜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朝鲜族是国内15个人口过百万的少数民族之一朝鲜语属阿尔泰语系,有本民族语言和文字。少数人信佛教、基督教或天主教。
朝鲜族的洗头节:每年的阴历六月十五日是朝鲜族的洗头节。意思是把身上的灾祸邪气洗净。这一天,有些人还专门到乡间寻找山涧溪泉来冲洗。同时,人们携带酒食举行洗头宴。这一天被视为黄道吉日。清晨,男女老少都到河边洗头,传说用向东流的溪水洗头是很吉利的。晚上,人们还要在家里举行洗头宴,唱洗头歌,然后全家老少高高兴兴地坐在一起,吃一顿丰盛的晚餐。
多久洗一次头比较健康?正确洗头,这些方法每个人都该了解下
刘女士在去年发现自己掉发严重,明显感觉发量变少了,十分焦虑的她在网上购买了不少防脱发的洗发水使用。然而用了一圈下来,脱发的情况并没有得到缓解。
这让她着急的不行,一次偶然的机会下在网上看见网友发帖称不洗头、不梳头可以预防脱发。
于是她也依样画葫芦的开始不洗头,连续2个月没洗头后,刘女士的额头边的确长出了一些碎发。
这让她开心不已,但她的头发因为长时间没有梳洗,完全打结了。去理发店处理时,发型师直接建议她把头发剪短。这让刘女士哭笑不得,本想通过不洗头来长头发,没想到成了这样。
关于洗头这件事,存在有很多的争议,有人说经常洗头会脱发、有人则持完全相反的态度,到底哪个说法才是正确的呢?
一、天天洗头容易脱发吗?相信很多人都听过这个说法,在日常频繁的洗头会导致头发越掉越多,这说法有科学依据吗?
我们的头发直径仅有60~90微米,肉眼看上去就是一根丝的样子。但在显微镜下,它的结构很复杂,其是由很多细小的鳞片重叠而成,在显微镜下看表面不平整。
头发内部结构也分为角质层、皮脂层和髓质层三层。头发是从毛囊内生长出来的,只有扎根在毛囊内的那部分头发具有活性,在毛囊外的头发其实都是“死”的,不具有生化活性。
正常情况下,头发的生长具有周期性,早期生长期在2~6年时间,这个阶段内毛囊内的毛母细胞会不断促进发根生长,使得头发长度不断变长,此时的头发相对稳固不易脱落。
在生长期结束后,会进入2~3周的过渡期,头发开始逐渐衰老脱落。之后头发就开始进入2~3个月的休止期,该阶段毛囊会停止发育、发根开始松动,在外界刺激下很容易脱落。
这个周期不断循环进行,按照比例换算一下,每个人每天都会有100根左右的头发脱落。
那洗头掉发和脱发有关系吗?事实上,二者之间并没有联系。
头皮上的汗液和皮脂混合在一起会形成弱酸性脂膜,这层脂膜可起到保护头皮的作用。
洗头频繁容易导致这层脂膜受到破坏,继而让头发变得干枯、无光泽,但是不会对头皮深处的毛囊生长产生影响,所以洗头频率和脱发之间是没有关系的。
另外,市面上售卖的“防脱洗发水”真的有用吗?答案是否定的。
洗发水更多是起到清洁、去油、去屑的作用,不能当做防脱的药品使用。每次洗头时,洗发水最多在头皮上停留几分钟,即便是其内里含有营养成分,也难以被毛囊吸收。
市面上一些所谓的防脱洗发水,其实是没有临床试验数据支撑的,对此要持有正确心态。
二、多久洗一次头比较好?天天洗头对于脱发没有影响,那洗头要几天洗一次为好呢?
过于频繁的洗头以及太长时间不洗头都对头皮健康不利,洗头过频会导致头皮上的油脂被洗掉,继而让头发变得更容易出油。
而长时间不洗头,则容易让头皮上堆积大量油脂,导致毛囊堵塞等,容易诱发脱发现象出现。
具体要几天洗一次头,其实没有固定的标准。
主要是根据发质、季节以及个人习惯等进行具体的判断。夏天天气炎热皮脂腺分泌旺盛,可以隔天洗一次;而冬天则可以延长洗头的间隔,3~5天洗一次,但具体还是要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决定。
那洗头怎么洗才能洗得健康、干净?这些方法不妨了解下。
1、时间
洗头的时间其实没有固定要求,主要是看个人习惯,但在洗完头之后要注意擦干头发并吹干,避免长时间湿发。但在饱食、饮酒后则不建议洗头,否则容易引起眩晕、消化不良发生。
2、洗发产品
油性发质的人群建议选择含碱的洗发水,而干性发质的人则要避免这种洗发水,尽量选择带有焗油功能的产品,同时要使用护发素。
3、水温
洗头的水温建议保持在40摄氏度以下,与人体体温差不多为宜,过烫、过冷的水都容易刺激到头皮,对头皮健康不利。
4、姿势
洗头时应避免用指甲去抓挠头皮,正确的做法是用指腹推头皮,让洗发水可以均匀的分布在头皮、头发上。
三、洗完头发,“自然干风”好还是“吹干”好?在洗完头后,有些人喜欢自然风干头发,有些人则喜欢马上吹干头发,哪个做法更推荐呢?其实两种方法都可以,但有几点注意事项。
洗完头后如若要自然晾干的话,要注意先把头发上多余的水分吸干,不能湿哒哒的风干。
要吹干的话,也是同理,需要先把头发上多余的水分吸干,之后把电吹风调到中低档的温度吹到8分干左右即可。
注意洗完头之后不要马上吹干,马上吹的话会让湿发内的水分沸腾气化,容易损伤头发质地让头发变脆。
此外,在自然风干的时候不建议梳头,因为湿发状态下头发的摩擦力较大,反复梳头容易让头发受损。
有些人洗完头发比较着急,会将电吹风调到较高的温度吹头发,此时头发里面的水分会沸腾汽化,在毛发里产生一个个气泡,这种头发也被称为“泡沫状发”,它可以严重损伤头发的质地,使头发容易折断。
想要拥有好的发质,需要从生活中的一些细节去做出改变。包括保持好的生活习惯、情绪稳定、按摩头皮以及做好头发的防晒工作等,这些细节对于护发均有帮助。
关于洗头这件事,其实没有硬性的标准,主要是根据个人的习惯以及发质等具体选择,但要注意避开一些可能会伤发的行为。
参考资料:
[1]《洗头冲水时冲下好些头发,我是要秃了吗???》.中科院物理所.2021-10-24
[2]《脱发怎么选洗发水?护发素该怎么用?你可能一直都做错了!》.科普中国.2023-01-30
[3]《头屑、头痒、脱发都与不当洗头有关!洗头的五个误区,快来看看你踩雷了吗?》.大众医学杂志.2022-0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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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五代对沐浴多重视?择吉避凶,公务员“洗澡假期”:五日一休沐
沐浴,的确是人们日常生活当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就算是在古代,沐浴条件和设施不够现在完善,但沐浴此事还是非常受到古人的重视的,特别是在唐五代时期,沐浴已经成为了一种风俗,小到平民老百姓,大到王公贵族,都对沐浴这件事情非常重视。唐五代时期的人们之所以会如此重视沐浴,这也是与当时的社会背景和风俗有着重要的联系的。从唐五代时期沐浴活动的风俗的发展和演进过程中,同样也可以发现唐五代时期的一些社会特点。
沐浴风俗在唐五代时期非常流行,与其文化和生活背景息息相关唐五代时期,其实一直都是一个政治环境和文化风俗都比较开放的时期,这种环境因素实际上就为其沐浴风俗的形成,提供了最基础的一种发展动力。
(一) 开放的政治和文化环境,为人们的沐浴风俗的形成提供动力
当时的政治环境和文化环境,都比较开放,并且统治者对于文化发展的容忍程度较高,因此开明的民族政策和开放的对外政策,使得唐五代时期形成了一个比较开放的生活环境。
在这种环境之下,各民族之间的广泛交流,使得人们的思想也渐渐的开始拓宽。儒家文学和其他文化相互融合,人们日常的沐浴生活和礼仪也被收入到了儒家礼仪当中,成为一种官方推崇的活动。因此在开放的政治和文化环境之下,人们的基本的日常生活有了一定的保障,从而能够产生一些精神需求,并开始接受这种类似于享受活动的“沐浴”。
(二) 受经济文化和佛教文化的影响,人们的生活理念也发生了改变
受佛教文化和儒家文化的影响,人们对沐浴的认识得到了改变,再加上当时开放的经济文化的影响,人们对于沐浴这种事情也开始呈现出一定的尊重和重视了。
在唐五代时期以前,人们对沐浴的认识只停留在清洗身体这一个层面,《礼记·曲礼上》当中曾记载:“居丧之礼,头有创则沐,身有瘍则浴,有疾则饮酒食肉,疾止复初。”
到了唐五代时期,人们开始把沐浴当作是一种清洁心灵的存在。佛教文化认为通过沐浴身体,可以达到心灵洁净的目的,因此在这一阶段,随着佛教文化的传入,人们对沐浴的认识,也开始产生了不同的看法。
重视沐浴净身的唐五代人们,沐浴场所和工具较为先进上文中也提到唐五代时期的人们非常重视沐浴净身,因此在这个时期,人们沐浴的场所和工具都是非常发达和先进的。
(一) 沐浴场所:温泉和浴池体现出不同场所沐浴的魅力
首先要谈到沐浴场所,当时的人们选择沐浴,都会到特定的场所和地点去进行沐浴,来显示对沐浴的尊重。在这其中,有两处场所,特别受到人们欢迎,那就是温泉和浴池。
温泉,是人们在寒冷的冬季进行沐浴的主要场所。在唐五代以前,因为温泉比较少见,因此人们在冬天都会选择不沐浴,而在唐五代之后,因为温泉的出现,所以沐浴活动又开始在冬天流行了起来。不过当时的温泉场地,基本上都会被王公贵族所垄断,因此一般的普通老百姓是没机会享受的。
而浴池就是人们去特定场所沐浴的第二个选择。浴池是就地取材的一种特殊场地,主要的水源就来自于附近的河流,但在浴池外还建立了相应的排水系统,因此浴池能够为人们提供较为方便的沐浴场所。
温泉
(二) 沐浴工具:遍及全身的工具加上十分完善的沐浴草药
温泉和浴池都是属于普通老百姓很少会去的场所,通常普通老百姓进行沐浴活动时,都会选择在自己家里,虽然比较麻烦,但是却也衍生出了很多的沐浴工具和沐浴草药。当时人们的沐浴工具,几乎遍及全身。沐盘,是一种用来洗头的比较大的盆;“鉴”,则是当时的人们用来洗澡洗身体的一种大盘。
《礼记·玉藻》当中有记载这种沐浴的主要工具:"浴用二巾:上錦下络。出巧,履測席,连用汤,履蒲席,衣布,晴身,乃展,进饮"。杨枝和净瓶,则是古人用来漱口的主要工具。
除了一些主要的沐浴工具之外,当时也发展出来了一些简单的沐浴草药。草药,是人们追求养身健身的沐浴活动的必备材料,包括皂荚、米汁和香薰等等用来清洁身体的草药,也包括桃皮、柏叶和香药等等具有一定的养身作用的草药。
选取特定的时日进行固定沐浴,从普通百姓到天子的沐浴风尚除了场地和工具之外,唐五代时期的人们沐浴,还会选择特定的沐浴时节,在固定时间进行沐浴,也显示了当时人们对于沐浴活动的尊重。
(一) 在节庆和节气时节沐浴,体现出各个社会阶层对沐浴的尊重
首先,固定的沐浴时节,体现在一些节庆和节气时节的固定沐浴这一层面。在这个方面,比较重要的两个沐浴节日就是“端午节”和“上己节”,端午节的沐浴习俗是由来已久的。在古代,人们对于“五月五日”这一个日期是比较忌惮的。
一是因为五月正处于当时的气候转换的时期,所以疾病多发;二是因为当时的湿热环境带来了许多疫病。因此,在这个特殊的日期,人们都希望通过沐浴,来洗去一身的晦气和疾病。在《大戴礼记·夏小正》中也有记载这“五月五日蓄兰为沐浴”之说。
“上己节”,其实就是古代的“三月三日”,在唐五代时期,这也是人们“曲水流觞”和参与宴会的时期。因此每到这个时节,朝廷就会赐宴,因此在赴宴之前,这个日期也成为了当时的官员会进行固定沐浴的日期。除了这两个节日之外,当时还有很多专门为沐浴设置的日期,这也从另一个层面表明当时人们对于沐浴活动的重视。
(二) “休沐”——设置官员休沐假期,体现天子对沐浴风俗的重视
除了特定的节庆和节气需要固定沐浴之外,当时的政治环境,还赋予了官员一种固定的休沐假期。劳逸结合的道理,是从古代传下来的,因此倡导“劳逸结合”,也是唐五代时期的重要品质。而“休沐”,则是当时的官员进行放松的主要活动,后来这也成为了公务员例行休假的主要名称。当时的“休沐日”,其实就是五日一休沐,这样的“洗澡假期”既符合当时人们休息的规律,也体现了统治者对于沐浴风俗的重视。
沐浴风俗当中也存在“择吉避凶”的现象,是一种特殊民俗文化在十分重视礼节的唐五代时期,沐浴风俗也存在着一些礼仪和禁忌,这也是当时沐浴风俗当中的主要组成部分。
(一) 沐浴风俗当中的“吉”——吉日、吉事和礼仪
首先要讨论的,是关于唐五代时期沐浴风俗当中的一些“吉利事项”。其实,最能体现当时沐浴风俗的礼仪的就是“吉日”。从上面的端午节节庆沐浴习俗和休沐日的设置我们就不难发现,选取合适的日子进行沐浴,是人们“择吉”的重要手段,甚至在什么时候洗头,什么时候洗澡,都会有一定的“吉日”供选择,体现出这种礼仪的细节程度。
其次,就是要讲究一些沐浴时的礼仪,包括沐浴的一些步骤和技巧和常见的工具使用方法,这些都是要按照特定的使用方法来进行的,否则就会少了这一个“吉利”的意味。
(二) 沐浴风俗当中的“禁忌”——日期和方向的禁忌
其次,就是一些关于沐浴风俗的禁忌,虽然古人都认为沐浴可以起到一些养生健身的用处,但是他们同样也认为,如果沐浴不恰当的话,就会产生一些“晦气”。有礼仪就会有一定的禁忌,这是古代礼法很常见的一种操作。
在《求子方书》当中就有记载:“妇人娠,不得食祭肉,令胎不时。镇吉。扭娠互月,不得面向南满沐,令胎不安。向东亦然,不得两镜相照,令儿倒产,向南令小儿咕哑。”这也是现在产妇坐月子的主要由来。
同时在一些文书记载当中,也会提到有很多不适宜洗头洗澡和沐浴的日子。例如在《推皇太子洗头择吉日法》当中提到的:“寅日洗头令人死,不上堂,凶”。从中不难发现,有些时日在古人眼中,是并不适合进行沐浴活动的,因此在这一方面,同样也可以看到唐五代时期人们对于沐浴活动进行的一种慎重和尊重的情感。
总结随着开放的政治环境和文化环境的形成,唐五代时期的人们形成了一种沐浴风尚,并改变了对于沐浴活动的看法,认为沐浴活动是一种可以同时洗涤身体和心灵的存在。随着沐浴风尚的流行,当时的沐浴场所和沐浴工具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同时沐浴时节也得到了一定的固定,出现了官员的“休沐日”。但在一些关于唐五代时期人们对于沐浴活动的一些禁忌和礼仪当中,我们也可以发现当时人们对沐浴活动的尊重。
参考文献:1.《大唐西域记》
2.《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
皇家天文学与民间吉凶书:中国日历在古代社会为什么是危险品?
在古代,作为日常生活指导手册的日历,是朝廷管控的印刷品。由于它不仅是包含婚嫁农作的吉凶预测,还有驱邪方法和风水指导,而所涵盖的预言性质,对中国的政治生活和信仰而言至关重要,甚至威胁朝廷的安危……
在两张长 90 多厘米、高不足 30 厘米的黄纸上,有几千个细小的汉字、多张表格和图画,这些内容被分成三栏,每栏又被划分成不同区域(见下图)。这是一件印刷品。中国在 8 世纪时发明了印刷术。到 877 年,即这件物品的制作年代,这项技术发展得更为成熟。这是一件历日,即日常生活的指导手册,不仅包含年历,婚嫁、洗头、农作等重要事件的吉日和凶日,还有驱邪方法、符咒、风水指导,以及一些农作大事、天文数据、占卜预言等。
我们知道制作这件历日的其中一些主要原因。当雕版印刷术被发明的时候,两个群体迅速意识到这项技术的潜能。佛经说,复制佛像或佛经是一件大功德。佛教徒利用印刷术印制佛经是为了自身信仰,当然畅销的经书也让他们获利。私人印刷者则主要对经济利益感兴趣,而不是宗教功德。在当时的中国,最受欢迎的书是历日(直到现在也是如此)。历日不局限于识字的人,拥有很大的市场。手工抄写的历日费时且成本高,利用雕版印刷则能制作出更加便宜的历日,因此私人印刷者数量激增,他们纷纷抓住这个商机。
尽管历日很受欢迎,但制作历日存在政治风险。要认识这件物品,我们首先需要理解它与当时政府的关系。
《十件古物中的丝路文明史》,[英]魏泓著,王东译,后浪丨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21年3月版
这件历日,是介于文学和权力之间的例子。历日中的文字是有权威性的,但这种权威不同于统治者或官员的权势。它代表的是另一种权威,即自然秩序,其力量要比世俗统治者的更强大。占星术则可以将天上和地下的事件联系起来,对中国的政治生活和信仰而言至关重要。自古以来,中国能看懂星象,会预测日食、月食和彗星等异常事件的占卜者和天文学家,都处于朝廷的专门控制下。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些事件可能会被政治对手利用,以证明当时的皇帝与自然世界“失和”且不再适合统治国家。这种担忧并非毫无根据,中国各朝代就曾多次被那些自称执行“天命”的叛乱者威胁。有一些这样的人就成功了。东汉末年,黄巾军声称有权反抗,说帝国境内的饥荒和洪水都是皇帝失天命的表现。他们的起义,最终导致汉帝国的衰败。此后不久,267 年官方出台了一项禁令,禁止那些被视为异端的文本,包括谶书。
在早期,皇帝的天文学家已经计算出日历,或结合阳历和阴历“定时”,以决定某一位帝王纪年从什么时候开始,并确定一些周期日,或预测天文大事。有固定季节的阳历对农民而言是最有用的,因为它给出了春种、收割等时节的日期。但中国将阳历和阴历混合起来,主要是将它用作官方的调节工具,而不是为了农业生活。日历是皇权的象征,一部精准的历法展示了统治者完美的道德,并说明统治者与宏观世界或整个宇宙的大事相和。因此,制定一部未经政府批准的新历,是一项革命性的行为。
传统认为,第一部皇家历法的颁布时间在公元前 2265 年,但现存最早的年历其年代为公元前 3 世纪。湖北荆州周家台的一座秦代墓葬出土了 4 件日历,年代分别为公元前 213、211、210 和209 年,由木牍制成。木牍是中国在纸发明之前用来制作图书的一种传统材料。这些日历还包含“日书”,即为特定活动提供吉凶参考的占卜文献,以及一部分与占星术和巫术有关的内容。当时,从低级官吏到贵族精英的墓葬中都有这种日历。它们为墓主人生前所使用,而它们的随葬又说明了它们对死者的重要性。我认为,它们是年历与占星术和其他占卜术文本融合的开端,这些文本组合在一起就构成了历日。
历日中的十二生肖。大英图书馆 Or.8210/P.6(局部)
最完整的日历之一,是写在一种更加昂贵的书写材料—丝绸上的。它被发现于中国南方的马王堆三号墓,墓葬年代为公元前 168 年,处于西汉时期。西汉在秦王朝灭亡后,经过数年纷争最终赢得了政权。而秦始皇在统治期间做了一件让他臭名昭著的事,就是于公元前 213 年下令烧毁秦朝正统思想以外的书,其中包括儒家经典。在汉代,这些经典通过口头传播被复原了,由此出现了所谓的“今文经”。“今文”指的是它们的书体,即秦统一的文字,被人们用来誊写口头传播的文献。但此时其他文献也逐渐被发现,如发现于孔子故宅壁间的古文经籍。这些经书采用的是先秦书体,因此被称为“古文经”。由此,古文经学派和今文经学派开始了一段长时间的争辩,后者认为古文经实系伪造,伪造的目的是为当时的某种政治主张提供传统论据。
当时也很流行的另一种文献是谶纬书。谶纬书是对经典的一种深奥解读,解释据称是经典原文中的一些隐秘预言 ,涉及对数字的含义、吉凶的征兆、天地间的关系,以及对星云形态、历史事件和王朝衰败的解释。今古文之争,还论及经典是不是一种预言性文本。
公元 9 年,西汉统治者失去了权力,此时摄政的王莽宣布他的新朝成立。他的统治较为短暂。公元 25 年,汉王室重新当权,但由于叛乱他们被迫从长安迁到洛阳,洛阳成为黄河沿岸的第二个汉王朝都城。经过叛乱,汉王朝的版图缩小,统治者也更加严格地推行正统思想,日书等许多之前流行的文本都被认为是在正统之外。文本也由此有了“内”“外”之分。外学文本逐渐以当时流行的文摘形式被组合在一起,从此时开始内容越来越丰富,包括日书、生肖书、使用不同占卜方法的占卜书、护身符,以及展示家宅最佳风水布局的风水图。
历日中的风水图。大英图书馆 Or.8210/P.6(局部)
黄巾军起义之后,汉朝衰落,汉朝的领土被各种统治时期相对较短的政权割据。这段时期内,其中一个政权晋在 267 年出台了第一项关于这些流行占卜书籍的禁令:任何被发现藏有这种书籍的人,将被判处两年监禁;任何研究这种书籍的人,将被判处死刑。然而,此后的几个世纪内经常有这样的法令出台,这说明禁令并不奏效,同时反映了这类书籍的持续流行。375 年的禁令除限制占卜和预言书外,还禁止了道教文献《道德经》和《庄子》。这项禁令由一位非汉族统治者推行,他试图以儒家学说作为国家的正统思想,从而使他的统治合法化。651 年颁布的唐律也有相关规定:“诸玄象器物,天文,图书,谶书,兵书,七曜历,太一,雷公式,私家不得有,违者徒二年。”
皇权试图控制私人历日的生产和传播,但实际上这些文本大量存在。835 年,一位中国西南(今四川省)的官员向皇帝奏请:“剑南两川及淮南道,皆以版印历日鬻于市,每岁司天台未奏颁下新历,其印历已满天下,有乖敬授之道。”
当时唐朝统治者随即颁布法令,禁止地方政府私自印刷和持有历日。从此直到 1900 年,都没有私印历日的事件被发现。虽然这些历日经常被翻阅,但只能短暂流行。它们的有效使用期只有一年,随着新的一年的到来,旧的历日就会过时,很可能被丢弃,也可能会被再次利用,比如用作鞋垫、修补经书,或充当“厕纸”。但 1900 年敦煌藏经洞的发现让这一点发生了变化。位于中国西北部的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一座城镇,远在唐朝都城千里之外。藏经洞中发现的数万卷文献大多是佛经,包括当地寺庙的藏书、已故僧人的私藏和废弃的一般宗教文书。其中还有关于世俗生活的残卷,包括一些抄本和此处讨论的版印历日。许多抄本是当地制作的,从它们和其他文献中,我们可以更多地了解当地占星官员的生活。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这件历日出现在这里,并因此得以保存至今。
出自都城长安的版印历日残片。大英图书馆 Or.8210/P.12
然而,在敦煌发现的这件版印历日几乎可以确定不是在当地印刷的。目前已知另有三块历日残片,其中一块残片的年代暂定为 9 世纪晚期,左边写有一列大字“上都东市大刀家大印”。自 762 年始,“上都”用于指代长安。东市毗邻长安的衙署和富人居住区,从丝绸之路来的商人则集中在西市,西市所在的地区有许多各宗教的活动场所、旅店、饭庄和酒肆。这件历日是在禁止这类文本生产的官员的眼皮底下印制并售卖的,也许还会卖给这些官员和他们的家人、奴仆。那么,将出版者的姓名印出来,表明了法律并不会处罚他们。原因不难辨明,那就是利益。936 年,皇帝下令让钦天监编纂和印制历日,并公开发行。这无疑是在试图控制历日的内容,也是提高政府财政收入的一个手段。
私人印刷者和买家应该会承担一定风险,但被反复强调的法律条例(953、958、1071、1080、1202 年)和该残片存在的事实都表明风险的影响并不大,很明显印刷者还在继续生产违禁的文本。除了这件已知来自都城长安的残片,敦煌作为这一时期的主要资料来源,其有限的证据支持了中国西南地区有印刷业的观点。另一件历日的残片标明了年代为 882 年,且有文字“剑南西川成都府樊赏家历”。从敦煌出发,除了东西向的贸易路线,人们还经常取道南北向的路线,最终可到达蜀地,即今天的四川。第三块残片的来源还不清楚,但内容和结构与本章讨论的这件历日类似,年代为 834 年。
来自蜀地的版印历日残片。大英图书馆 Or.8210/P.10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这些文本是违禁的,尤其是在当时唐朝边疆的敦煌人。从 8 世纪开始,唐朝对这片区域的控制断断续续,而且比较微弱。此时唐朝发生安史之乱,需要撤回驻边的军队,由此吐蕃于 786 年占领了该区域。吐蕃一直待到了 848 年,尽管把吐蕃驱逐出去的汉人家族声称忠于唐朝,但他们与都城和朝廷的联系依然时有时无。在 11 世纪中期成为西夏王国的一部分之前,敦煌受到回鹘的影响越来越大。当然,这并不是说大多数购买和使用历日的人,以及历日的制作者把历日看作一种颠覆政权的工具,或者带有相关意图去使用它们。对于大多数时期的大多数人来说,历日只是用来辅助日常生活的,并且可以为人们提供他们无法从官方或正式宗教权力机构处得到的答案。
尽管历日中大部分内容是文字,但我们不能认为它是仅供一小部分完全识字的精英使用的。中国是一个习惯使用文本的社会,文本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甚至对文盲和半文盲也是这样的。韩森(Valerie Hansen)解释了契约是如何被广泛使用的,即双方会用十字或其他符号来签名。这些人是一个庞大的“功能性识字”群体的一部分,他们可能不会写字,但在日常生活中也使用文本,由此“与书写创造的网络产生联系”。在契约中,书面文字不仅仅用来表示官方权威。用约翰·莫兰德的话来说,文本在“体现权威和对权威的抵抗中被使用,也可以用来在日常生活中创造意义和建构习惯”。书面文字也有独立于其字面意思的力量和意义。准文字符号、护身符和咒语,都是具有潜在颠覆性和私人用途的表达。契约等官方文本的使用,将使用者与其上的官方世界联系起来,而护身符等文本的使用则将他们与其下的世界联系起来,即灵魂和鬼神的世界。“书写动作本身”成为一项礼仪活动。
认为科学和迷信之间存在差异也是一件误导人的事。在这件历日中即天文学和占星术之间的差别。但这并不意味着两者在中国相差无几。士大夫阶层就公开反对迷信,但如薛爱华(Edward Schafer)所言:“对大多数早期中国人而言,甚至对大多数观测天象的权威机构而言,天文学并没有从占星术中分离出来……当然也有人怀疑,但大多数人,甚至包括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仍然相信木星的出现预示着灾异的来临。”敦煌藏经洞中发现的另一卷文献,揭示了中国天文观测的缜密性和占星信仰所涵盖的更加广阔的范围。这卷文献现藏于大英图书馆,包括两份文献,末尾还有一幅奇怪的电神草图。第一份文献是根据云气形状所做的占卜,即云气占卜。它以中国人的信仰为基础,认为没有事物是超自然的,一切都是与自然秩序相联系的一部分,我们可以通过以其他形式表现出来的自然秩序预测大事(同样的理论也存在于星象现象学中)。所预测的事件可能与家庭或政治相关,例如:
凡人家及园中,有气如狼虎腾跃蹲伏者,必出将军之子及封公侯,不出三年。
或
吕不韦云,凡近原阜,有气如万丈竿,冲天直竖,黄者,天子之气也;青赤白黑者,皆主有灾襄。臣淳风言,凡此郡邑出公侯,色青者,疫病;白者,有兵起;黑者,邑有盗贼兴也。
上述文献的作者李淳风(602—670)认为这些预测建立在观测的基础上,也通过观测被证实。他并没有谈及没有经他亲自观察和验证的云气形状。除此,李淳风还查阅了吕不韦等其他人的观测,但他坚称,对于所有记录,“臣曾考有验,故录之也。未曾占考,不敢辄备入此卷”。
时角图。大英图书馆 Or.8210/S.3326(局部)
该卷的第二份文献也是基于观测的,两份文献很可能出自同一人之手。它完整地呈现了从中国观测的天空,包括 1339 颗星和 257 个星官,描绘了整个天空中一连串的星图。其中的 12 张时角图采用伪圆柱投影法,1 张环极星图采用方位投影。伪圆柱投影法接近于 9 个世纪之后由荷兰地图制图学家墨卡托(Gerardus Mercator,1512—1594)发明的“墨卡托投影”,这种投影方法从此被用于绘制全球地图。这些星图非常重要,不仅是所有文明中最早的手绘星图,而且精确度很高。与云气形状相同,这一部分也参考了中国 3 位古典天文学家石申、甘德和巫咸的著作,他们是早期的天空观测者,创作了描绘星象的参考书。三位天文学家判定的星官以不同的颜色(分别是红色、黑色和白色 / 黄色)来标记,而且旁边写有名称。
环极星图。大英图书馆 Or.8210/S.3326(局部)
尽管今天我们认为第二份文献是科学的,而把云气占卜的文本归于迷信的范围内,但第二份文献在当时也是用于占卜的工具,作者和其他人会认为两份文献属于同一类型。除了赤道带,天空的其余部分被分成数量众多的星官,星官的名字多与实际物体和中国的人物有关。从古典天文学家的时期开始,这些名字就被用于占星术了。三位早期天文学家各自的占星成果共同流传于整个汉代,后来被三国时期的吴国天文学家陈卓整合到一起。出于占星的需求,将每个星座(或星官)分到不同学派的传统被保存下来。每张时角图中的左侧文字描述了中国年的 12 个月份,而且给出了相关的星象预测。例如,“自女八度至危十五度,于辰在子,为玄枵。玄者,黑,北方之色;枵者,耗也。十一月之时,阳气下降,阴气上升,万物幽死,未有生者,天地空虚,故曰玄枵。齐之分也”。这并不妨碍这份文献具有科学价值,让-马克·博奈-比多(Jean-Marc Bonnet-Bidaud)、弗朗索瓦丝· 普热得瑞(Francoise Praderie)和我认为,“这些文献主要用于占星,但科学的度数符号显示它们是以天文观测为基础的,并且尽可能地追求精确”。
就像古希腊的很多故事与星座相关一样,中国古代的星官也有许多故事可讲。很多故事广为人知,有些还成为节日的核心。所以,尽管普通民众没有受过科学的训练,但很多人还是能够辨认出天空中的一些星星。
与我们这件版印历日一样,星图也有潜在的颠覆性。它们的制作都由中央控制,并且中央对天文知识的控制很可能比在历日上的控制更成功,不过 840 年颁布的法令显示这种控制出现了漏洞。此前彗星数次出现,其中还有哈雷彗星。法令要求从事天文工作的官员和他们的属官保守秘密,不对任何人提起,包括政府的其他人员。尽管历日是不受政府许可的文献,但我们可以合理地假设其制作是为了出售给任何愿意购买的人。而星图的制作,还存在很多谜题。
魏泓(Susan Whitfield),曾任大英图书馆国际敦煌项目负责人,现为东安格利亚大学教授,过去三十年一直致力于研究丝绸之路的历史、艺术、宗教、物质和文化,著有《丝绸之路:十二种唐朝人生》(Life along the Silk Road)、《丝绸之路上的斯坦因》(Aurel Stein on the Silk Road)等作品。本文节选自《十件古物中的丝路文明史》,由后浪出版公司授权刊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