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鲁迅兄弟与郁达夫兄弟的矛盾，说说丧父对他们兄弟之情的影响
一
1987年，作家韩石山拜访郁达夫长子郁天民，谈到二三十年代浙江为什么出了那么多文化名人，郁天民说：“这些人大都是，一，家道中落，二，寡母抚孤，三，个子都很矮。”韩石山对第三项不太明白，问郁天民为什么，郁天民说：“个子矮小的人狠呀！”
我觉得，郁天民说这样的话，是有些玩笑成分的，但也不是随口而说，而是建立在对浙江一带文人了解的基础上，尤其是对近代文学的两位大腕鲁迅和郁达夫深入了解的基础上。
个子矮小的人，气势上、力量上达不到“不怒自威”的效果，便要在“稳、准、狠”上下功夫。当然不是所有“个子矮小”的人都“狠”，我见过个子不高慈眉善目的人，也见过个子不矮小肚鸡肠的人。
我觉得“个子矮小的人狠”是以“家道中落”“寡母抚孤”为前提的。鲁迅曾说：“有谁从小康之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如果鲁迅没有家道中落，是个富家少爷，他所见都是伪装出来的笑脸，虽然虚伪，总是暖的。“家道中落”，别人就没必要伪装，原本是什么面孔就使出什么面孔，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便看得真。“寡母抚孤”是“家道中落”之后的又一打击，父权时代，没了“父”，就像塌了天，未成年的孩子，就要充当起“父”的角色，肩膀小，担子重，心里怎能不悲苦。
有了两个“苦”的大前提，再添上一个“个子很矮”，才是雪上加霜。
哪个人承受着这三重痛苦，也会心中充满郁愤之气，如果他恰巧有文学天赋，这种郁愤之气就会化为笔下文字，倾泄出来，为自己的情绪找个出口。
至少从鲁迅和郁达夫的情况来说，郁天民的说法是成立的。
鲁迅与郁达夫都具备“家道中落”“寡母抚孤”“个子很矮”三个要素，他俩的文学成就，也与这三要素有很大关系。
二
鲁迅与郁达夫脾气都不算好，但是他俩特别投缘，对郁达夫来说，鲁迅像大哥一样可敬，对鲁迅来说，郁达夫像小弟一样恭顺，不是兄弟，胜似兄弟。
鲁迅、郁达夫与自己的亲弟或亲兄反而关系不好，鲁迅与弟弟周作人的矛盾世人皆知。兄弟两人的决裂过程天崩地裂，周作人修书一封与鲁迅，宣布与鲁迅断绝兄弟之情，鲁迅只好带着母亲和妻子搬离八道湾大院，赁房另居。鲁迅回去取自己的书和物品时，遭到周作人夫妇谩骂殴打。
居住在八道湾外院的章廷谦亲眼目睹了这次风波，他听到周作人的骂声，赶过去劝架，见周作人拿着一个一尺高的狮形铜香炉，正要向鲁迅身上砸过去，章廷谦一把抢了过来。
不管周作人拿着铜香炉是威胁鲁迅也好，还是真的想砸鲁迅也好，兄弟闹到这份上，都是不留情面了。
此次风波过后，鲁迅与周作人再无来往。
直到鲁迅死去，周作人也没有给哥哥奔丧。
郁达夫与大哥郁华也发生过冲突。郁达夫也像周作人那样写信与大哥“绝交”，他在带有自传色彩的小说《沉沦》中写道：“他恨他的长兄，竟同蛇蝎一样。”
郁达夫兄弟
鲁迅与周作人决裂的原因，至今没人弄明白，与鲁迅关系密切的人把矛头指向周作人，与周作人关系密切的人把矛头指向鲁迅，与他俩关系不远不近的人把矛头指向周作人的妻子羽太信子。
一说与闺房秘事有关，说是鲁迅在日本留学时，与羽太信子有旧情，只是因为已经订婚，于是把羽太信子介绍给弟弟周作人，又说鲁迅曾经偷窥羽太信子洗澡，在羽太信子卧室下“听窗”，羽太信子之弟说他亲眼看见鲁迅与羽太信子在榻榻米上相拥。
另一说与家族琐事有关，诸如：羽太信子生活奢侈，花钱如流水，招致鲁迅不满；鲁迅私拆周作人信件，导致周作人不满。羽太信子性情不好，经常歇斯底里大发作，在鲁迅与周作人之间造谣生事，挑拨兄弟两人的关系。
鲁迅兄弟与羽太信子、羽太芳子姐妹
以上之事，皆发生于家庭之内，环境隐秘，外人很难知道原委。只能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郁达夫与大哥郁华的矛盾非常清晰，就是因为大哥管教他太严厉，在他看来，大哥是在“欺负”他，“待他苛刻”。
郁达夫初到日本，母亲和大哥都希望他学医，郁家祖上几代行医，学医是继承家族传统，这个职业也容易就业。郁达夫放弃医学，改学文科，大哥对他进行了严厉批评，郁达夫心中愤懑，写信与大哥“绝交”。
郁达夫把这些细节写进他的小说《沉沦》之中，这固然是郁达夫向来有自曝隐私的恶习，也是因为他与大哥“绝交”的原因是常见的兄弟矛盾，并非说不清道不明的因素。
郁达夫虽然一时气愤与大哥“绝交”，内心里，他还是依恋大哥，经济上，他也要依靠大哥，很快就跟大哥和解了。
三
探寻鲁迅兄弟与郁达夫兄弟失和的原因以及最终不一样的走向，我觉得应该从他们的原生家庭说起。
原生家庭对一个人的影响之大，是现代心理学与社会学承认了的。兄弟之情基于共同血缘与共同的成长环境，更要从他们的原生家庭谈起。
鲁迅与郁达夫都“家道中落”“寡母抚孤”，看似差不多，实际上两家情形还是有很大不同。
鲁迅所说的“从小康之家而坠入困顿”，如同一个亿万富翁跌落成了千万富翁，原本开劳斯莱斯，现在只能开旧宝马。郁达夫家是原本开宝马，“陷入困顿”以后，经济适用车都开不上了，只能骑三轮车。
他们两个人的父亲在家庭经济中的作用也不一样。鲁迅家祖业丰厚，阖族之人皆是靠祖上留下来的产业吃饭，鲁迅祖父做官，维持着鲁迅家的名声和社会地位，鲁迅父亲只考到秀才，对家族经济贡献不大。郁达夫家的生活主要靠他父亲行医和在县衙做小职员的收入，另有一部半“庄书”和十几亩田。父亲去世以后，郁达夫家丧失了大半的经济来源。
两家经济状况的差异，使得两个家庭中“弟”对“兄”的经济依附性不一样。
鲁迅与郁达夫的大哥郁华都是“扶弟魔”，从挣钱那天起，就在经济上扶持弟弟们。但是鲁迅与周作人相差仅四岁，兄弟两人几乎同时上学，同时工作，周作人在经济上对鲁迅依赖不大。
1919年，鲁迅一家搬离绍兴，举家北上，周作人原想就此分家，各过各的日子，由于鲁迅的坚持，他们才在北京八道湾胡同买了一座大宅，兄弟三人同居。
这样的同居生活，一定是周作人与周建人受益，他俩有妻子儿女，鲁迅只有他和妻子朱安两人，但对周作人来说，鲁迅的资助仅是锦上添花，并非雪中送炭。他在北大任教授，收入不少，自己养家没有问题。
郁达夫在经济上是依赖大哥的。郁达夫上中学前，他家经济上已经接近枯竭，幸亏大哥留日归来，有了工作，虽然初入职场，收入不高，总是大大缓解了郁家经济上的困窘。
郁达夫在感情上也依赖大哥。他三岁丧父，几乎不记得父亲模样，年长12岁的大哥代替了父亲的形象，他跟大哥闹的那些矛盾，更像一个青春叛逆期的孩子跟父亲闹的矛盾。
四
鲁迅与周作人的矛盾并非因一时一事而起，而是长久积累的爆发。
他们兄弟的矛盾，我觉得从他们少年时就开始了。
1893年，鲁迅祖父周福清因科场舞弊案下狱，他的父亲愁闷病倒，家境一落千丈。这段经历，在鲁迅笔下愁云惨淡，灰暗无光，而在周作人笔下，云淡风清，仿佛兄弟两人生活在两个不同时空里。
兄弟两人感受上的分歧，除去性格上的原因，跟他们在家庭中扮演的角色有莫大关系。祖父下狱，父亲病倒，十二岁的鲁迅成为一家之“主”，虽有母亲在堂，跑外的工作，比如跑当铺、跑药铺，都要鲁迅去做。看到昔日的翰林府，如今沦落成这模样，很多人是幸灾乐祸的，说话夹枪带棒，明讽暗刺，这对一个孩子的自尊心是很大的打击。
鲁迅故旧新台门正厅
周作人是老二，在家庭中扮演的角色变化不大，仍是母亲的儿子和祖父的孙子。鲁迅跑当铺的时候，周作人在杭州陪伴坐牢的祖父，日子说不上富足，却也惬意，每日读读书，习习字，到监牢里陪祖父说说话。他那个坐牢的祖父，日子也相当惬意，在监牢里住着一个独门小院，监房里铺着地板，每天读读书，喝喝茶，与狱卒们聊聊天，一日三餐由自己家雇的厨子送进来，一点苦没吃。
回首少年时光，周作人心里没什么怨恨。
所以“家道中落”，对鲁迅刺激非常大，对周作人的刺激却不大。
鲁迅写过一篇小说《风筝》，写“我”少年时不喜欢玩风筝，认为玩风筝是没出息的事情，有一天看到小弟偷偷做风筝，气得“我”把小弟做的风筝折断，踩烂，扬长而去。
虽然是小说，我总疑心这是写实的，很可能鲁迅年少时，真的特别讨厌弟弟们玩物丧志，希望他们努力，上进，将来有出息，不要再让别人看不起。
鲁迅的这种“紧绷”感，“危机”感，势必会通过一些生活琐事传递到两个弟弟身上，小弟周建人年龄小，无论人格上，还是经济上，很晚才“自立”，他对大哥是依附的，不会反感大哥对他的管束和教诲。周作人才华、见识、经济能力，样样不弱于鲁迅，他的心里住着一个很坚硬的“自我”，这个“自我”给他搭起一方天地，鲁迅传递来的压力感是对他的领地的侵犯，是对他内心里那个“自我”的剥蚀，他心里是不舒服的。
所以他明知与大哥同居，经济上对他有利，仍然希望各过各的日子。
鲁迅“家道中落”以后，经济状况上来说，不像他说的那样差，鲁迅家经济状况最差的时候，家里也雇着烧饭的老妈子，坐牢的祖父雇着厨子，但是社会地位落差特别大，由昔日的翰林府沦落为罪犯之家。这是很羞辱的。
这种羞辱，几乎让鲁迅一个人承受了。
郁达夫家就不存在这样的羞辱。
跟鲁迅相比，郁达夫大哥郁华很明显心态平和。
郁华为官清廉，为人严肃，夫妻举案齐眉，样样堪为楷模，他在郁达夫心中始终是个像父亲一样的高大形象。
鲁迅在周作人心中的形象远不如郁华在郁达夫心中的形象高大，周作人说“我家自昔有妾祸”，这个“妾祸”恐怕也包含鲁迅与许广平的婚姻，周作人自始至终只认朱安，没承认许广平。
五
周建人说：
“在我的青少年时代，就目睹了愁云惨雾遍被整个家族。姑嫂勃谿, 妯娌争吵 ,婆媳不和 ,夫妻反目;今天这个上吊, 明天那个投河 ,你吞金子，他吃毒药……”
周建人说的这乱糟糟的景象，是周家新台门六房的情景。那时，周家新台门走过一百多年辉煌，即将走向解体。一个家族走向解体的标志，就是家族成员之间三观不合，裂痕越来越大，无法弥合，最后分崩离析。
鲁迅家后来何尝不是如此？
鲁迅母亲与羽太信子婆媳不和，鲁迅与朱安夫妻反目，周建人与羽太芳子夫妻反目，鲁迅与周作人兄弟翻脸，周建人之子周丰三自杀。
我们过滤去名人光环，以旁观者的视角看去，这何尝不是一个缩小版的新台门？
鲁迅家，最后也是兄弟夫妻母子分崩离析，鲁迅带着母亲和妻子朱安赁房另居，后来别母弃妻南下上海，与许广平另组家庭。周建人也抛妻弃子，与王缊如另外组建家庭。
虽然朱安的悲苦处境让鲁迅受到太多指责，但是，这场亲情撕裂的家族悲剧，受害最深的是鲁迅。在父亲去世以后，他为了弥合这个家庭付出了太多努力，承受了太多不应该由他承受的痛苦。兄弟母子的分崩离析，既是他作为“兄”的失败，也是他代行“父”职的失败。
父母，对儿女来说，是润滑剂，是缓冲带，有父母挡在中间，兄弟姐妹可以避免很多直接接触，有矛盾也容易化解。没有了父母，兄弟姐妹正面相对，三观相合还好，三观不合，连个居中调停的人都没有。
鲁迅这样早年丧父的孩子，自己还没成年，却要承担起一些父亲的职责。他没有父亲的天然权威，也没有父亲的年龄带来的阅历上的优势。他活得累，弟弟还不领情。
鲁迅的母亲是位伟大的女性，但是鲁迅兄弟之间的矛盾，母亲无能为力。鲁瑞是个没上过学的家庭妇女，虽然她通过刻苦自学，达到了能读小说看报纸的程度，但是儿子们三观上的差异导致的矛盾，她调和不了，她的见识和文化修养达不到那样的高层次。
鲁迅最终离开北京，移居上海，直到病逝，他没有伸出一只手，与弟弟周作人和解。他也没有在病逝前回北平，看望年迈的母亲，尽管他一生敬爱母亲。
逃离绍兴，让鲁迅逃离了那个让他窒息的家族，逃离北平，让鲁迅逃离了那个让他压抑的家庭，他终于可以轻松地呼吸着空气，看着自己的爱人和孩子，过自己想过的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