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周文王64卦详解，自己给自己占卜一卦（吐血推荐）后32卦
33、叉叉叉叉叉叉：坤为地卦。 饿虎得食。
【坤】者，顺也。内外纯阴共柔顺，故有饿虎得食之象。
象：肥羊一群入山冈，饿虎喜之把口张，适物充饥肠心欢，卦逢坤顺大吉昌。
断：饿虎得食喜气欢，求名应试主高迁，出门吉利行人到，是非口舌不相干。寻人得见，走失有信，疾病见好，凡事皆顺。
34、叉叉叉叉叉圈：地雷覆卦。 夫妻反目。
【覆】者，反也。反复不定。故有夫妻反目之象。
象：马氏太公不相合，进入家庭犹疑多，因人无义反为怨，是非平地起风波。
断：夫妻反目不顺情，卦占谋望未有成，官司惊恐财帛散，若问家宅不安宁。目下不吉，心事不足，交节换月，自然安宁。
35、叉叉叉叉圈圈，地泽临卦。 发政施仁。
【临】者上临下也，坤居兑上似临民之意。故有发政施仁之象。
象：君王无道民倒悬，常想拨云见晴天，幸逢明主施仁政，重又安居乐自然。
断：发政施仁志量高，出外求财任逍遥，交易婚姻大有意，走失行人有音消。口舌消散，疾病见痊，求名如意，家宅平安。
36、叉叉叉圈圈圈：地天泰卦。 捷报三喜。
【泰】者，通泰也。诸事通泰，故有喜报三元之象。
象：学问满腹入科场，三元及第得意回，从此解去愁和闷，且喜平地一声雷。
断：喜报三元运气强，谋望求财大吉祥，交易出行多得意，是非口舌皆无妨。婚姻有成，行人及至，走失可寻，诸事趁意。
37、叉叉圈圈圈圈：雷天大壮卦。 工师得木。
【大壮】者，盛也。事得兴隆，故有共师得木之象。
象：卦占工师得大木，眼前应在路上走，时来运转多顺当，有事尽管放心做。
断：买卖求财大亨通，婚姻合伙皆如意，一切谋望皆成功。出门吉利，口舌远避，疾病皆除，行人即至。
38、叉圈圈圈圈圈：泽天乖卦。 游蜂脱网。
【乖】者，决也。刚健而悦，故有游蜂脱网之象。
象：入蜘蛛网似天牢，粘住游蜂翅翎毛，幸得大风吹破网，脱离灾难又逍遥。
断：游蜂脱网喜无边，添财进口富禄连，外财通达内财顺，富贵荣华胜 以前，词讼了结，疾病除根，求财到手，做事遂心。
39、叉圈叉圈圈圈：水天需卦。 明珠出海。
【需】者，须也，得时而动，故有明珠出海之象。
象：明珠土埋日久深，无光无亮到如今，忽然大风吹土去，自然显露又重新。
断：土里显出明珠来，口舌官司消散开，走失行人当见面，交易有成没有灾。谋望有成，婚姻交合，求财如意，挪动喜也。
40、叉圈叉叉叉叉：水地比卦。 船得顺风。
【比】者，辅也，相辅佐之意，故有船得顺风之象。
象：顺风行船柱起蓬，上天又助一阵风，不用费力逍遥去，任意而行走西东。
断：船得顺风不可停，欲向何方任意新刚，交易求财大得利，一切谋望事有成。走失可寻，见官有理，婚姻求名，管保恭喜。
41、圈叉圈圈叉圈：离为火卦。 天官赐福。
【离】者，光明也，阴丽乎阳，故有天官赐福之象。
象：官长来占主高升，庄农人家富禄增，生意买卖利也厚，匠人艺人大运通。
断：来人占卦遇天官，必然富禄降人间，一切谋望皆吉庆，忧愁消散主平安，月令皆善，诸事亨通，出门见喜，灾消病散。
42、圈叉圈圈叉叉：火山旅卦。 宿鸟焚巢。
【旅】者，半羁旅也。不得舒展，故有宿鸟焚巢之象。
象：飞鸟树上驿高巢，小人用计把巢烧，君占自卦为不吉，一切谋望枉徒劳。
断：宿鸟焚巢时运低，交易任你走东西，生意买卖皆不利，官司口舌被人欺。出行费力，行人来还，走失无认，求财也难。
43、圈叉圈圈圈叉：火风鼎卦。 渔人得利。
【鼎】者，烹饪之物，烹以养贤，故有渔人得利之象。
象：莺弄蛤蜊落沙滩，蛤蜊弄莺两翅扇，鱼翁进前双利，走失行人即日还。
断：鱼翁得利喜自然，谋望求财两周全，婚姻合伙双得利，卦者适值喜气添。出门有利，交易可成，官司无妨，生意兴隆。
44、圈叉圈叉圈叉：火水未济卦。 太岁月建。
【未济】者，事未成也，火水不交。故有太岁月建之象。
象：凡事需要多小心，提防偷营动寨人，卦逢太岁多凶杀，时加谨慎祸不轻。
断：太岁入运事多愁，婚姻财帛莫强求，交易出行未见好，走失行人不露头，官讼不昌，口舌灾殃，目下忍耐，过月无妨。
45、圈叉叉叉圈叉：山水蒙卦。 小鬼偷钱。
【蒙】者，味也，常味不明，故有小人偷钱之象。
象：卦中爻象犯小耗，君子占之运不高，婚姻合伙有琐碎，做事必然受苦劳。
断：占之此卦犯小耗，谋望求财空过桥，婚姻合伙有人破，交易出行受煎熬，为人多仗义，挣钱不费力，有心学仔细，倒被鬼偷去。
46、圈圈叉叉圈叉：风水涣卦。 隔河望金。
【涣】者，散也，散而不聚。故有隔河望金之象。
象：隔河望见一锭金，欲取河宽水又深，指望资财难到手，昼夜思想枉费心。
断：财帛隔着一条河，岸宽水深摸不着，过月才能广吉应，目下不必来琢磨。婚姻不吉，合伙不利，交易出行，总不如意。
47、圈圈圈叉圈叉：天水讼卦。 二人争路。
【讼】者，辩也，事有争取，故有二人争路之象。
象：心中有事实难做，好象两人来争路，目下局势都争先，谁肯让谁走一步。
断：两人争路未肯降，占之逢之费主张，交易出行有阻碍，生意合伙也平常。目下不吉，休争闲气，好事难成，求财费力。
48、圈圈圈圈叉圈： 天火同人卦。 仙人指路。
【同人】者，与人同也，同心同德，故有仙人指路之象。
象：心中有事不开怀，一切事情犯疑猜，幸遇明人来指路，诸般忧愁自消裁。
断：仙人指路大运通，劝君任意走西东，交易求财不费力，婚姻合伙有响应。婚姻有成，行人归家，走失可见，做事无差。
49、叉圈圈叉圈圈：兑为泽卦。 趁水和泥。
【兑】者，悦也，临事而悦。故有趁水和泥之象。
象：这个卦象真有趣，做事觉的不费力，休要错过这机会，事事觉得随心意。
断：趁水和泥泥更匀，头向有准宜出门，交易婚姻大有意，走失行人不用寻。口舌消散，病遇良医，求财到手，大吉大利。
50、叉圈圈叉圈叉：泽水困卦。 挪梯抽杆。
【困】者，穷困也，而不能自振。故有挪梯抽杆之象。
象：时运不来好伤怀，二人商议来摸雀，打梯用杆没到手，不想梯杆有人挪，上去了就是下不来。
断：今有小人暗来欺，千方百计商量你，明明前来说好话，挪梯抽杆失主意。当交君子，莫交小人，凡事小心，谨慎从事，不受贫困。
51、叉圈圈叉叉叉：泽地萃。 鲤鱼变龙。
【萃】者，升聚也，万物萃聚，故有鲤鱼变龙之象。
象：游鱼戏水被网惊，跳过龙门身化龙，三尺杨柳垂金线，万朵桃花显你能。
断：鲤鱼化龙喜气来，口舌疾病身无灾，犹疑从今都消散，祸门闭来福门开。鲤鱼化龙，喜事重重，求财到手，做事有成。
52、叉圈圈圈叉叉：泽山咸卦。 萌芽出土。
【咸】者，交感也，天地感而万物生，故有萌芽出土之象。
象：过去黄金失色，时来运转临月令，该咱出头已无差，喜气洋洋心放宽。从前滚来滚去，今日又把芽发，往后财源滚滚，纵有口舌不用怕。
断：脚踏实地转悠悠，时运不来莫强求，幸得今日时运转，自有好事在后头。谋望有成，出门可行，走失有信，疾病安宁。
53、叉圈叉圈叉叉：水山赛卦。 雨雪满途。
【赛】者，难也，足不能前进，行走艰困，故有雨雪满途之象。
象：大雨洒地雪漫天，路上行人艰又难，拖泥带水费尽力，事不遂心且耐烦。
断：雨雪满途甚行踪，交易出行路不通，疾病难治婚难成，谋望求财真难办。行人未至，头向不稳，官司缠身，求名不准。
54、叉叉叉圈叉叉：地山谦卦。 二人分金。
【谦】者，谦让也，有功不居，故有二人分金之象。
象：天赐穷人一堆金，不争不抢两平分，彼此分得金到手，一切谋望皆遂心。
断：二人分金喜气多，谋望吉庆求财和，口舌消散疾病少，走失行人归家窝。婚姻如意，出行得地，交易合伙，无不吉利。
55、叉叉圈圈叉叉：雷山小过卦。 急过小桥。
【小过】者，阳也，阳过于阴，故有急过小桥之象。
象：行人路过独木桥，心中恍惚眼力瞧，爽快保你能过去，慢走一步不牢靠。
断：独木桥上步难行，主人心事不安宁，交易合伙宜爽快，婚姻有成莫迟疑。求财到手，官事平常，目下有害，交节自强。
56、叉叉圈叉圈圈：雷泽归妹卦。 缘木求鱼。
【归妹】者，少女从长男，阴阳不交，故有缘木求鱼之象。
象：求鱼须得水中求，树上求之万不通，受尽辛苦难遂意，劳而无功运平平。
断：缘木求鱼事多难，虽不得鱼后无灾，行险弄巧费尽心，事不遂意妄安排。月令不好，做事颠倒，打算的多，遂心的少。
57、圈圈叉圈圈叉：巽为风卦。 孤舟得水。
【巽】者，顺也，巽顺而入，故有孤舟得水之象。
象：一只孤舟落沙滩，有船无水时运难，时逢大雨江河满，不用费力任往返。
断：孤舟得水出沙滩，出外行人把家还，是非口舌皆无碍，婚姻合伙多周全。功名称意，求财得利，交易可成，疾病痊愈。
58、圈圈叉圈圈圈：风天小畜卦。 密云不雨。
【小畜】者，以以阴畜阳也，有气无质，故有密云不雨之象。
象：苗逢旱天尽焦稍，谁想云浓雨不浇。农民仰天长叹气，事从虚来莫心高。
断：浓云密排下雨难，盼望行人不见还，交易出行空费力，婚姻求财是枉然。月令中平，暂且从容，疾病口舌，交节安宁。
59、圈圈叉圈叉圈：风火家人卦。 镜里观花。
【家人】者，一家之人也。内外各失其真，故有镜里观花之象。
象：一朵鲜花镜中开，看似极好取不来，劝君不可镜花爱，凡事不可巧安排。
断：镜里观花休认真，谋望求财不遂心，交易慢成婚姻合，走失行人无信音。出行不好，疾病未愈，求名无难，谋事不宜。
60、圈圈叉叉叉圈：风雷益卦。 枯木开花。
【益】者，增益也，有益无损，故有枯木开花之象。
象：时来运转吉气发，多年枯木又开花，枝叶重发多茂盛，几人见了几人夸。
断：枯木开花渐渐荣，主人事业大兴隆，婚姻求财大吉庆，口舌疾病得安宁。交易有成，见官得理，走失可寻，出门见喜。
61、圈圈圈叉叉圈：无雷无妄卦。 鸟囚牢笼。
【无妄】者，无所期望也。故有鸟囚牢笼之象。
象：飞鸟失机落笼中，纵然想飞不能行。目下只宜守本份，妄想扒高万不能。
断：鸟被牢笼难出头，占者逢之失自由，谋望求财难定准，疾病口舌怨忧愁。出门不遇，合伙无利，婚姻走失，疾病不愈。
62、圈叉圈叉叉圈：火雷噬嗑卦。 饥人遇食。
【噬嗑】者，齿也、合也，故有饥人遇食之象。
象：运拙如同身受饥，有人面前送饭衣，适口充腹心欢喜，忧愁从此渐消移。
断：饥人遇食喜事来，凡事称心巧安排，疾病口舌消除散，生意合伙大发财。见官有理，出门见喜，婚姻成全，诸事如意。
63、圈叉叉叉叉圈：山雷颐卦。 渭水访贤。
【颐】者，养也，口食物以自养，故有渭水访贤之象。
象：太公独钓渭水河，手执丝杆忧愁多。时来又遇文王访，自此永不受折磨。
断：文王访贤在渭河，谋望求财皆遂心，交易出行方如意，疾病口舌皆离身。渭水访贤，大吉大利。占着此卦，好了运气。
64、圈叉叉圈圈叉：山风蛊卦。 推磨贪道。
【蛊】者，坏也。极而有此事，故有推磨贪道之象。
象：卦中爻象如推磨。顺当为福反为祸，心中有益且迟缓，几事尽从忙里错。
断：推磨贪道运不济，疾病口舌范忧愁，婚姻合伙心改变，走失不定在哪里。出行无益，婚姻不遂，走失难见，诸事难为。
新疆的若干历史问题
(2019年7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目录
前言
一、新疆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二、新疆从来不是“东突厥斯坦”
三、新疆各民族是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
四、维吾尔族是经过长期迁徙融合形成的
五、新疆各民族文化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
六、新疆历来是多种宗教并存的地区
七、伊斯兰教不是维吾尔族天生信仰且唯一信仰的宗教
结束语
附件：中国历代纪元简表
前言
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处中国西北，位于亚欧大陆腹地，与蒙古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8个国家接壤，著名的“丝绸之路”在此将古代中国与世界联系起来，使其成为多种文明的荟萃之地。
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新疆各民族是中华民族血脉相连的家庭成员。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新疆的命运始终与伟大祖国和中华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然而，一个时期以来，境内外敌对势力，特别是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暴力恐怖势力(以下简称“三股势力”)，为了达到分裂、肢解中国的目的，蓄意歪曲历史、混淆是非。他们抹杀新疆是中国固有领土，否定新疆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聚居、多文化交流、多宗教并存等客观事实，妄称新疆为“东突厥斯坦”，鼓噪新疆“独立”，企图把新疆各民族和中华民族大家庭、新疆各民族文化和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割裂开来。
历史不容篡改，事实不容否定。新疆是中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新疆从来都不是什么“东突厥斯坦”；维吾尔族是经过长期迁徙融合形成的，是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新疆是多文化多宗教并存的地区，新疆各民族文化是在中华文化怀抱中孕育发展的；伊斯兰教不是维吾尔族天生信仰且唯一信仰的宗教，与中华文化相融合的伊斯兰教扎根中华沃土并健康发展。
一、新疆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历史上，养育中华民族及其先民的东亚大陆，既有农耕区，也有游牧区等。各种生产生活方式族群的交流互补、迁徙汇聚、冲突融合，推动了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
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几个王朝夏、商、周先后在中原地区兴起，与其周围的大小氏族、部落、部落联盟逐渐融合形成的族群统称为诸夏或华夏。经春秋至战国，华夏族群不断同王朝周边的氏族、部落、部落联盟交流融合，逐渐形成了齐、楚、燕、韩、赵、魏、秦等7个地区，并分别联系着东夷、南蛮、西戎、北狄等周边诸族。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建立第一个统一的封建王朝。公元前202年，汉高祖刘邦再次建立统一的封建王朝。
从汉代至清代中晚期，包括新疆天山南北在内的广大地区统称为西域。自汉代开始，新疆地区正式成为中国版图的一部分。汉朝以后，历代中原王朝时强时弱，和西域的关系有疏有密，中央政权对新疆地区的管治时紧时松，但任何一个王朝都把西域视为故土，行使着对该地区的管辖权。在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演进中，新疆各族人民同全国人民一道共同开拓了中国的辽阔疆土，共同缔造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国多民族大一统格局，是包括新疆各族人民在内的全体中华儿女共同奋斗造就的。
西汉前期，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匈奴控制西域地区，并不断进犯中原地区。汉武帝即位后，采取一系列军事和政治措施反击匈奴。公元前138年、公元前119年，派遣张骞两次出使西域，联合月氏、乌孙等共同对付匈奴。公元前127年至公元前119年，3次出兵重创匈奴，并在内地通往西域的咽喉要道先后设立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公元前101年，在轮台等地进行屯田，并设置地方官吏管理。公元前60年，控制东部天山北麓的匈奴日逐王降汉，西汉统一西域。同年，设西域都护府作为管理西域的军政机构。公元123年，东汉改西域都护府为西域长史府，继续行使管理西域的职权。
三国曹魏政权继承汉制，在西域设戊己校尉。西晋在西域设置西域长史和戊己校尉管理军政事务。三国两晋时期，北方匈奴、鲜卑、丁零、乌桓等民族部分内迁并最后与汉族融合。327年，前凉政权首次将郡县制推广到西域，设高昌郡(吐鲁番盆地)。从460年到640年，以吐鲁番盆地为中心，建立了以汉人为主体居民的高昌国，历阚、张、马、麴诸氏。隋代，结束了中原长期割据状态，扩大了郡县制在新疆地区的范围。突厥、吐谷浑、党项、嘉良夷、附国等周边民族先后归附隋朝。唐代，中央政权对西域的管理大为加强，先后设置安西大都护府和北庭大都护府，统辖天山南北。于阗王国自称唐朝宗属，随唐朝国姓李。宋代，西域地方政权与宋朝保持着朝贡关系。高昌回鹘尊中朝(宋)为舅，自称西州外甥。喀喇汗王朝多次派使臣向宋朝朝贡。元代，设北庭都元帅府、宣慰司等管理军政事务，加强了对西域的管辖。1251年，西域实行行省制。明代，中央政权设立哈密卫作为管理西域事务的机构，并在嘉峪关和哈密之间先后建立安定、阿端、曲先、罕东、赤斤蒙古、沙州6个卫，以此支持管理西域事务。清代，清政府平定准噶尔叛乱，中国西北国界得以确定。此后，对新疆地区实行了更加系统的治理政策。1762年设立伊犁将军，实行军政合一的军府体制。1884年在新疆地区建省，并取“故土新归”之意，改称西域为“新疆”。1912年新疆积极响应辛亥革命，成为中华民国的一个行省。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新疆和平解放。1955年成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新疆各族人民同全国人民共同团结奋斗，新疆进入历史上最好的繁荣发展时期。
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中国疆土既有割据时期又有统一时期，统一与割据交替循环，国家统一发展始终是主流方向。同中原地区不同时期曾经存在诸侯国或割据政权一样，新疆地区也多次出现地方政权割据情况，但不论这些政权割据时间有多长、局面有多严重，最终都走向重新统一。历史上，西域不同时期曾经存在的“国”，包括城郭诸国、行国、封国、王国、汗国、王朝、属国、朝贡国等形态，无论是汉代西域三十六国，还是宋代喀喇汗王朝、高昌回鹘王国等，元代察合台汗国，明代叶尔羌汗国，都是中国疆域内的地方政权形式，都不是独立的国家。即便是地方割据政权，也都有浓厚的中国一体意识，或认为自己是中原政权的分支，或臣属于中原政权。宋代著名历史文献《突厥语大词典》将当时中国分为上秦、中秦和下秦3部分，上秦为北宋，中秦是辽朝，下秦为喀什噶尔一带，三位一体为完整的秦。在《长春真人西游记》中汉人被称为桃花石，相应在《突厥语大词典》词条里，回鹘人被称为塔特·桃花石，也有的直译为中国回鹘人。在喀喇汗王朝钱币上，常有桃花石·布格拉汗、秦之王以及秦与东方之王等称呼，标示是中国的一部分。
二、新疆从来不是“东突厥斯坦”
突厥是6世纪中叶兴起于阿尔泰山地区的一个游牧部落，于552年消灭柔然汗国，建立突厥汗国。583年，突厥汗国以阿尔泰山为界，分为东、西两大势力。630年，唐朝发兵击败东突厥汗国。657年，唐朝联合回纥灭西突厥汗国，中央政权完全统一西域。682年，安置在北方的东突厥部众反叛唐朝，一度建立了后突厥汗国政权。744年，唐朝与漠北回纥、葛逻禄等联手平定了后突厥汗国。回纥首领骨力裴罗因功被册封为怀仁可汗，在漠北建立回纥汗国。突厥作为我国古代的一个游牧民族，也随着汗国的消亡于8世纪中后期解体，并在西迁中亚西亚过程中与当地部族融合，形成多个新的民族，新的民族与古突厥民族有本质区别。从此，突厥在我国北方退出历史舞台。
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把新疆称为“东突厥斯坦”，更不存在所谓的“东突厥斯坦国”。18世纪至19世纪上半叶，随着西方对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各种语言的划分，一些国家的学者和作家频繁使用“突厥斯坦”一词，指代天山以南到阿富汗北部，大体包括新疆南部到中亚的地域，并且习惯以帕米尔高原为界，将这一地理区域分为“西突厥斯坦”和“东突厥斯坦”。19世纪末20世纪初，“泛突厥主义”“泛伊斯兰主义”思潮传入新疆以后，境内外分裂势力将这个地理名词政治化，将其内涵扩大化，鼓噪所有使用突厥语族语言和信奉伊斯兰教的民族联合起来，组成政教合一的“东突厥斯坦国”。所谓的“东突厥斯坦”论调，成为境内外民族分裂势力、国外反华势力企图分裂中国、肢解中国的政治工具和行动纲领。
三、新疆各民族是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
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是中原各族和文化同周边诸族和文化连续不断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过程。先秦时期的华夏族群，经过长期与周围族群的多元融合，特别是经过春秋战国500余年大动荡的交汇与融合，至秦汉之际，进一步与周围族群融合为一体，形成以中原人口居多的汉族，并从此成为中国历史进程的主体民族。魏晋南北朝时期，各民族尤其是北方少数民族向中原大迁徙，出现了大融合的局面。13世纪元朝建立，规模空前的政治统一局面推动了规模空前的民族迁徙，形成了元朝境内广泛的民族杂居局面。中华各民族在长期发展中，最终形成大杂居、小聚居的分布特点。多民族是中国的一大特色，各民族共同开发了祖国的锦绣河山、广袤疆域，共同创造了悠久的中国历史、灿烂的中华文化。
新疆地区自古就同中原地区保持着密切联系。早在商代，中原同西域就有玉石贸易。汉代张骞“凿空西域”打通丝绸之路，使者相望于道，商旅不绝于途。唐代“绢马互市”持续繁盛，“参天可汗大道”直通内地，沿途驿站星罗棋布，成为西域先民同中原密切联系的纽带。于阗乐、高昌乐、胡旋舞等西域乐舞深入宫廷，长安城流行西域风。出自今新疆库车的龟兹乐享誉中原，成为隋唐至宋代宫廷燕乐的重要组成部分。近代以来，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新疆各族人民同全国人民一道，奋起反抗、共赴国难，共同谱写了可歌可泣的爱国主义篇章。新中国成立以来，新疆各民族关系进入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新时期。
新疆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聚居地区。最早开发新疆地区的是先秦至秦汉时期生活在天山南北的塞人、月氏人、乌孙人、羌人、龟兹人、焉耆人、于阗人、疏勒人、莎车人、楼兰人、车师人，以及匈奴人、汉人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鲜卑、柔然、高车、嚈哒、吐谷浑，隋唐时期的突厥、吐蕃、回纥，宋辽金时期的契丹，元明清时期的蒙古、女真、党项、哈萨克、柯尔克孜、满、锡伯、达斡尔、回、乌孜别克、塔塔尔族等，每个历史时期都有包括汉族在内的不同民族的大量人口进出新疆地区，带来了不同的生产技术、文化观念、风俗习惯，在交流融合中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他们是新疆地区的共同开拓者。至19世纪末，已有维吾尔、汉、哈萨克、蒙古、回、柯尔克孜、满、锡伯、塔吉克、达斡尔、乌孜别克、塔塔尔、俄罗斯等13个主要民族定居新疆，形成维吾尔族人口居多、多民族聚居分布的格局。各民族在新疆地区经过诞育、分化、交融，形成了血浓于水、休戚与共的关系。各民族都为开发、建设、保卫新疆作出了重要贡献，都是新疆的主人。目前，新疆共生活着56个民族，是中国民族成分最全的省级行政区之一。其中，超过100万人口的有维吾尔族、汉族、哈萨克族和回族4个民族，超过10万人口的有柯尔克孜族、蒙古族2个民族。新疆地区既是新疆各民族的家园，也是中华民族共同家园的组成部分。
新疆地区民族关系的演变，始终和中华各民族关系演变相联系。各民族有隔阂冲突更有交流融合，团结凝聚、共同奋进始终是主流。包括新疆各民族在内的中华各民族，分布上交错杂居，经济上相互依存，文化上兼收并蓄，情感上相互亲近，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多元一体格局，是一个大家庭里不同成员的关系。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新疆各民族手足相亲、守望相助，休戚相关、荣辱与共，共同生产生活，抵御外来侵略，反对民族分裂，维护祖国统一。
四、维吾尔族是经过长期迁徙融合形成的
维吾尔族先民的主体是隋唐时期的回纥人，活动在蒙古高原，曾经有乌护、乌纥、袁纥、韦纥、回纥等多种汉译名称。回纥人为了反抗突厥的压迫和奴役，联合铁勒诸部中的仆固、同罗等部组成了回纥部落联盟。744年，统一了回纥各部的首领骨力裴罗受唐朝册封。788年，回纥统治者上书唐朝，自请改为“回鹘”。840年，回鹘汗国被黠戛斯攻破，回鹘人除一部分迁入内地同汉人融合外，其余分为3支：一支迁往吐鲁番盆地和今天的吉木萨尔地区，建立了高昌回鹘王国；一支迁往河西走廊，与当地诸族交往融合，形成裕固族；一支迁往帕米尔以西，后分布在中亚至今喀什一带，与葛逻禄、样磨等部族一起建立了喀喇汗王朝。回鹘人相继融合了吐鲁番盆地的汉人、塔里木盆地的焉耆人、龟兹人、于阗人、疏勒人等，构成近代维吾尔族的主体。元代，维吾尔族先民在汉语中又称畏兀儿。元明时期，新疆各民族进一步融合，蒙古人尤其是察合台汗国的蒙古人基本和畏兀儿人融为一体，为畏兀儿补充了新鲜血液。1934年，新疆省发布政府令，决定统一使用维吾尔作为汉文规范称谓，意为维护你我团结，首次精确表达了Uygur名称的本意。
历史上，维吾尔族先民受突厥人奴役，两者是被奴役和奴役的关系。维吾尔族先民回纥早期受突厥统治，在唐朝军队支持下，起兵反抗东突厥汗国，并先后攻灭西突厥汗国、后突厥汗国。西突厥汗国灭亡后，一些使用突厥语族语言的部落向西迁徙，其中一支长期辗转西迁小亚细亚，融入当地诸族。维吾尔人不是突厥人的后裔。
近代以来，一些“泛突厥主义”分子以西迁的部分使用突厥语族语言的部落融入当地诸族为借口，把使用突厥语族语言的各民族都说成是突厥人，这是别有用心的。语族和民族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有着本质的区别。中国使用突厥语族语言的有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乌孜别克、塔塔尔、裕固、撒拉等民族，他们都具有各自历史和文化特质，绝不是所谓“突厥族”的组成部分。
五、新疆各民族文化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
中华民族具有5000多年的文明发展史，各民族共同创造了悠久的中国历史、灿烂的中华文化。秦汉雄风、盛唐气象、康乾盛世，是各民族共同铸就的辉煌。多民族多文化是中国的一大特色，也是国家发展的重要动力。
自古以来，由于地理差异和区域发展不平衡，中华文化呈现丰富的多元状态，存在南北、东西差异。春秋战国时期，各具特色的区域文化已大体形成。秦汉以后，历经各代，在中国辽阔的疆土上，通过迁徙、聚合、战争、和亲、互市等，各民族文化不断进行交流交融，最终形成气象恢宏的中华文化。
早在2000多年前，新疆地区就是中华文明向西开放的门户，是东西方文明交流传播的重地，这里多元文化荟萃、多种文化并存。中原文化和西域文化长期交流交融，既推动了新疆各民族文化的发展，也促进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发展。新疆各民族文化从一开始就打上了中华文化的印记。中华文化始终是新疆各民族的情感依托、心灵归宿和精神家园，也是新疆各民族文化发展的动力源泉。
中原与西域的经济文化交流始于先秦时期。到汉代，汉语已成为西域官府文书中的通用语之一，琵琶、羌笛等乐器由西域或通过西域传入中原，中原农业生产技术、礼仪制度、汉语书籍、音乐舞蹈等在西域广泛传播。高昌回鹘使用唐代历书，一直延续到10世纪下半期。唐代诗人岑参的诗句“花门将军善胡歌，叶河蕃王能汉语”，是当时新疆地区民汉语言并用、文化繁荣景象的写照。宋代，天山南麓的佛教艺术依然兴盛，至今仍留有大量遗迹。西辽时期，契丹人征服喀喇汗王朝，控制新疆地区和中亚，典章礼制多沿袭中原旧制。元代，大批畏兀儿等少数民族移居内地生活，学习使用汉语，有的参加科举考试并被录用为各级官员，涌现了一批政治家、文学家、艺术家、史学家、农学家、翻译家等，有力推动了新疆各民族文化的发展。明清时期，受伊斯兰文化的影响，新疆各民族文化在同域外文化既吸收又冲突的过程中徘徊发展。近现代以来，在辛亥革命、俄国十月革命、五四运动、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影响下，新疆各民族文化向现代转型，各民族的国家认同和中华文化认同达到新的高度。新中国成立后，新疆各民族文化进入史无前例的大繁荣大发展时期。历史证明，新疆地区凡是多语并用、交流频繁的时期，也是各民族文化勃兴、社会进步的时期。学习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繁荣发展新疆各民族文化的重要历史经验。
新疆各民族文化始终扎根中华文明沃土，是中华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早在伊斯兰文化传入新疆之前，包括维吾尔族文化在内的新疆各民族文化已在中华文明沃土中枝繁叶茂。源自7世纪的阿拉伯文明体系的伊斯兰文化，直到9世纪末10世纪初，随着伊斯兰教传入西域才对新疆各民族文化发生影响。宗教对文化的影响，既有自愿接受的途径，也有通过文化冲突甚至宗教战争的强制方式。在新疆，伊斯兰教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后一种方式进入，这导致佛教流行时期创造的新疆各民族文化艺术遭到严重破坏。伊斯兰文化传入新疆，新疆各民族文化既有抵制，更有选择性吸收和中国化改造，既没有改变属于中华文明的特质和走向，也没有改变属于中华文化一部分的客观事实。产生于9世纪至10世纪的英雄史诗《玛纳斯》，经过柯尔克孜歌手世代传唱与加工，成为享誉中外的文学巨著。15世纪前后，蒙古族卫拉特英雄史诗《江格尔》在新疆地区逐渐形成，与《玛纳斯》《格萨尔王传》一起被誉为中国少数民族3部最著名的史诗。维吾尔族文学佳作纷呈，代表作《福乐智慧》《真理的入门》《突厥语大词典》《十二木卡姆》等，都成为中华文化宝库中的珍品，新疆各民族对中华文化的形成和发展都作出了贡献。
中华文化认同是新疆各民族文化繁荣发展之基。历史上，凡是中央王朝对新疆进行有效治理、社会稳定的时期，新疆各民族文化和中原文化的交流交融就畅通，经济文化就繁荣兴旺；凡是新疆各民族文化秉承中华文化崇仁爱、重民本、守诚信、讲辩证、尚和合、求大同的思想，对多元文化吸收融合、兼收并蓄，多元一体的特征就越明显，新疆各民族文化就越进步。新疆各民族文化要繁荣发展，必须与时俱进，树立开放、包容理念，坚持与中华各民族文化交流融合，与世界多民族文化交流互鉴，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六、新疆历来是多种宗教并存的地区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多宗教的国家，除了组织性、制度性较强的几大宗教外，还存在大量的民间信仰。除了道教和民间信仰是中国土生土长的之外，其他都由国外传入。新疆地区历来也是多种宗教信仰并存，一教或两教为主、多教并存是新疆宗教格局的历史特点，交融共存是新疆宗教关系的主流。
新疆多种宗教并存格局形成和演变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早在公元前4世纪以前，新疆流行的是原始宗教。大约公元前1世纪，佛教传入新疆地区，4世纪至10世纪，佛教进入鼎盛时期。同期，祆教流行于新疆各地。至16世纪末17世纪初，藏传佛教在北疆地区逐渐兴盛起来。道教于5世纪前后传入新疆，主要盛行于吐鲁番、哈密等地，至清代传播至新疆大部分地区并一度复兴。摩尼教和景教于6世纪相继传入新疆。10世纪至14世纪，景教随着回鹘等民族信仰而兴盛。
9世纪末10世纪初，喀喇汗王朝接受伊斯兰教，并于10世纪中叶向信仰佛教的于阗王国发动40余年宗教战争，11世纪初攻灭于阗，强制推行伊斯兰教，结束了佛教在这个地区千余年的历史。随着伊斯兰教的不断传播，祆教、摩尼教、景教等宗教日趋衰落。14世纪中叶，东察合台汗国统治者以战争等强制手段，将伊斯兰教逐渐推行到塔里木盆地北缘、吐鲁番盆地和哈密一带。至16世纪初，新疆形成了以伊斯兰教为主要宗教、多种宗教并存的格局并延续至今，原来当地居民信仰的祆教、摩尼教、景教等逐渐消失，佛教、道教仍然存在。17世纪初，卫拉特蒙古人接受了藏传佛教。约自18世纪始，基督教、天主教、东正教相继传入新疆。
新疆现有伊斯兰教、佛教、道教、基督教、天主教、东正教等宗教。清真寺、教堂、寺院、道观等宗教活动场所2.48万座，宗教教职人员2.93万人。其中，清真寺2.44万座，佛教寺院59座，道教宫观1座，基督教教堂(聚会点)227个，天主教教堂(聚会点)26个，东正教教堂(聚会点)3座。
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一样，中国坚持政教分离原则。任何宗教不得干预政治、干预政府事务，不得利用宗教干预行政、司法、教育、婚姻、计划生育等，不得利用宗教妨碍正常社会秩序、工作秩序、生活秩序，不得利用宗教反对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破坏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
新疆全面贯彻国家宗教信仰自由的宪法原则，既尊重信仰宗教的自由、又尊重不信仰宗教的自由，决不允许在信教和不信教、信这种教和信那种教、信这一教派和信那一教派群众之间制造纷争。新疆始终坚持各宗教一律平等，对所有宗教一视同仁，不偏袒某个宗教，也不歧视某个宗教，任何宗教不得享有超越其他宗教的特殊地位。新疆始终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信教群众和不信教群众享有同等权利、履行同等义务，无论什么人、哪个民族、信仰什么宗教，只要违法，就必须依法处理。
同所在社会相适应是宗教生存发展的趋势和规律。中国宗教发展的历史证明，只有坚持中国化方向，宗教才能更好地与中国社会相适应。新中国成立70年的历史也证明，宗教只有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才能健康发展。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自办原则，防止一切“去中国化”倾向。必须大力培养和提倡世俗化现代化的文明生活方式，摒弃愚昧落后的陈规陋习。必须弘扬宗教中国化的历史传统，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用中华文化浸润中国各种宗教，努力把宗教教义同中华文化相融合，积极引导包括伊斯兰教在内的各种宗教走中国化道路。
七、伊斯兰教不是维吾尔族天生信仰且唯一信仰的宗教
维吾尔族先民最初信仰原始宗教和萨满教，后来相继信仰过祆教、佛教、摩尼教、景教、伊斯兰教等。唐宋时期，在高昌回鹘王国和于阗王国，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底层民众普遍信仰佛教。元代，有大量回鹘人改信景教。直到今天，仍有一些维吾尔族群众信奉其他宗教，也有许多人不信仰宗教。
伊斯兰教传入新疆地区，与阿拉伯帝国兴起和伊斯兰教由西向东扩张有关。维吾尔族信仰伊斯兰教，不是当时民众主动改信和转型，而是宗教战争和统治阶级强制推行的结果。虽然这种强迫并不影响今天尊重维吾尔族群众信仰伊斯兰教的权利，但它是一个历史事实。伊斯兰教既不是维吾尔族天生信仰的宗教，也不是唯一信仰的宗教。
新疆的维吾尔、哈萨克等民族的先民在接受伊斯兰教过程中，既保留了这些民族原有的信仰和文化传统，又吸收了新疆地区其他民族和内地的文化，一些原有的宗教观念、仪式、风俗习惯经演化得以存续，并相互影响，逐渐形成了具有鲜明地域特征和民族特色的新疆伊斯兰教。例如，伊斯兰教原本反对崇拜安拉之外的任何人或物，但维吾尔等民族至今仍有麻扎崇拜，这是伊斯兰教本土化最典型的表现。在麻扎上立高杆、挂旗幡、悬羊皮等习俗，则是萨满教、佛教等多元宗教的遗存。又如，始建于乾隆年间的伊宁拜图拉清真寺、乌鲁木齐陕西大寺等，在修建时采用了内地传统梁柱式结构。这都是伊斯兰教中国化的具体表现。
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特别是冷战结束后，受国际宗教极端主义思潮影响，宗教极端主义在新疆滋生蔓延，导致暴恐案事件多发频发，给新疆社会稳定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造成极大危害。宗教极端主义披着宗教外衣、打着宗教旗号，宣扬“神权政治论”“宗教至上论”“异教徒论”“圣战论”等，煽动暴力恐怖，制造族群对立。宗教极端主义与伊斯兰教等宗教倡导的爱国、和平、团结、中道、宽容、善行等教义背道而驰，其本质是反人类、反社会、反文明、反宗教的。宗教极端主义是对宗教的背叛，绝不能把宗教极端思想同宗教问题扯在一起，绝不能用宗教问题来替宗教极端思想作说辞，绝不能借口涉及宗教问题而推脱清除宗教极端思想的责任。新疆借鉴国际经验，结合本地区实际，采取坚决措施，依法开展反恐和去极端化斗争，沉重打击了暴恐势力的嚣张气焰，有力遏制了宗教极端思想的滋生蔓延，满足了新疆各族人民对安全的殷切期待，保障了基本人权，维护了社会和谐稳定。新疆的反恐、去极端化斗争，是人类正义、文明对邪恶、野蛮的斗争，理应得到支持、尊重和理解。国际上有的国家、组织或个人，奉行反恐和人权“双重标准”，对此横加指责，胡说八道，完全违背了人类公理和基本良知，这是一切爱好正义和进步的人所绝不能答应的。
结束语
历史问题是重大原则问题。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认识国家、历史、民族、文化、宗教等问题，科学回答新疆若干历史问题，关系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关系中国的统一和国家长治久安，关系地区安全、稳定和发展。
当前，新疆经济持续发展，社会和谐稳定，民生不断改善，文化空前繁荣，宗教和睦和顺，各族人民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团结在一起，新疆处于历史上最好的繁荣发展时期。境外敌对势力与“三股势力”沆瀣一气，杜撰历史、歪曲事实，逆历史潮流而动，其结果必将被历史和人民所唾弃。
新疆属于新疆各族人民，属于整个中华民族。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传承中华文化基因，构建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是包括新疆各族人民在内的全中国人民的共同责任和追求。当前，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全国人民的关心支持下，新疆各族人民正在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努力，新疆的明天会更加美好，新疆的明天一定会更加美好!
戴海斌丨“不为辩护，只要唤醒”：傅斯年论“中国近百年史”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戴海斌
一
钱穆治学“主通不主别”，标榜“求为一专家，不如求为一通人”，而在他批评“务为专家，惟求西化”之列的傅斯年，实颇具一种“通人”气象。蒋廷黻便说，傅斯年论政之作，篇篇都“好像集合了四千年的历史经验”。的确，言有所本而眼光通达，是傅氏言论的一大特色，但在具体研究中，他似更重视史事的横向关联，多次强调史事与周围的联系超过其与既往的联系，以为“古代方术家与他们同时的事物关系，未必不比他们和宋儒的关系更密；转来说，宋儒和他们同时事物之关系，未必不比他们和古代儒家之关系更密”（罗志田：《语语四千年：傅斯年眼中的中国通史》）。在钱穆记忆中，北伐后暗中操控北大历史系的傅斯年主张“先治断代史，不主张讲通史”，两人为此颇有些冲突。傅斯年本人对中国古代史研究造诣最深，以“文明多元起源论”重建上古史谱系的学术贡献为人称道。他所领导的中研院史语所成立了历史学、语言学、考古学三个研究组，发掘新问题，搜集新材料，使用新工具，一秉“旧域维新”宗旨，所处理的“汉地之历史语言材料”尚未及一般意义的“近代史”范畴。
傅斯年（1896-1950）
从学术建制角度看，同在中研院体制内，历史语言研究所与社会科学研究所似有某种分工的默契。1943年1月，傅斯年致函时任中研院院长朱家骅，内称：
原来在北平时，弟感觉社会所之亦治史学也，曾与孟和商量，二人同意如下：近一百年史，即鸦片战争起，由社会所办，其设备亦由社会所。明清两代经济史，以其经济方面，或比史之方面为重，归社会所。明清以前者，以其史学方面比经济方面为重，归史语所。敝所全照此办，故全汉升君昔有志治近代一问题，弟阻止之，而近百年之史事书籍，敝所遂未购置大略。弟近拟作一文，所中求《曾文正公家书》、《张文襄全集》亦不可得！而社会所似亦未为近百年史设备也。（《傅斯年遗札》第三卷，1337页）
1934年，以陶孟和为首的北平社会调查研究所迁南京，更名社会科学研究所，即由民间学术机构，一变为国立中央研究院下属研究所，其工作偏重现实经济问题的调查研究，同时延续经济史和社会调查。按傅斯年说法，社会所“亦治史学”，关于研究主题及其“设备”（史料），与史语所应有所分工，究而言之：明清两代经济史（“经济方面”重于“史之方面”）、鸦片战争后“近一百年史”及史料，均归社会所；明清以前经济史（“史学方面比经济方面为重”），归史语所。此种分工的公开理由在避免“史学”一科“重复之问题”，但实际操作起来困难重重，至抗战后中研院内迁，矛盾更加激化，傅、陶关系一度“形同寇仇”，以至需要院长出面调停。这背后除了学科壁垒、个性冲突，更体现不同学术阵营间“争夺”有限学术资源的本质特征（参看陆远：《传统与断裂：剧变中的中国社会学与社会学家》，商务印书馆2019年，59页）。
王汎森、潘光哲、吴政上 主编:《傅斯年遗札》,“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11年
无论如何，傅斯年及史语所不治“近百年史”，似是事实。近检《傅斯年遗札》，重读一通作于“四川南溪李庄”的“傅斯年致郑细亚”长函（抄件，1944年1月23日，档号：1:1525），引起极大的兴味。全函起首言道：
我很诧异的是你对中国近百年史事有许多热情，而所知者又偏偏如此的少而错误！其实这难怪你一人，这一类书实在太少了，你们所用的教科书，大概是“五卅惨案”以后写的。论史事要得到“平情”二字，太不容易。（《傅斯年遗札》第三卷，1467页）
函内答复者，多关系“中国近百年史事”，尤其近代中外关系史的重要内容，全篇洋洋近五千言，不厌其烦，直抒己见，一一辨正。函末附言：“关于这些历史的事，我请你先看几部书，再下断语，我信中决不能全写下来。若写明白，必将这故事的曲折写下来，这便自成一部书！”
要请你看的是：
蒋廷黻的《近代中国外交资料辑要》（上册、中册）。这书全用中国资料写的。蒋氏是现在治外交史的第一人。他有一册小书，名字是《中国近代史》，也可以看看。前者商务出版，后者重庆青年书店出版。
如不能得上者，请看：
萧一山：《清代通史》（中）（鸦片战[争]在内，商务出版）、《中国通史》（下二）（英法联军事在内，北平文治学院刊）。
陈恭禄之《中国近百年史》，我未曾看，这些事大约也说得不错。
在近代史学者中，傅斯年最推崇蒋廷黻，以为“现在治外交史的第一人”。自1930年代中，傅、蒋二人开始熟识，在公、私两方面，均多有交谊（参见《傅斯年遗札》第二、三卷，1023、1265、1315、1378、1634、1770等页）。1939年，中研院改选评议员，傅斯年拟推胡适之、陈垣、陈寅恪、朱希祖、金毓黻、汤用彤、顾颉刚、蒋廷黻为史学候选人（《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上册，205页）；1948年，中研院第一届院士选举，他所提名的“史学”人选，蒋氏亦在其列，且作高度评价——“近代史尚无第二人”。
蒋廷黻（1895-1965）
按民国史家所谓“近代”或“近世”，约有两种不同看法：第一种认为新航路发现以来，世界交通为之大变，人类生活与国际关系较前不同，是为中古史与近世史分界，“故近世历史的范围，实包括每三四百年来的历史”，此派以郑鹤声《中国近世史》为代表；第二种认为欧洲产生工业革命，中国与西方发生新的关系，以中国言，鸦片战争后方系近代史的开始，此派以蒋廷黻《中国近代史》为代表（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1947年）。傅斯年讨论“中国近百年史事”，基本取第二种说法，惟需注意的是，两种方法的“起点”固有差异，然定义“近代”的标准实无二致——均以中国与西方关系的变化程度作为标尺。
二
郑细亚“长信”，针对傅斯年发表于重庆《大公报》（1943年11月29日）的《战后建都问题》一文而来。抗战后期，国内出现关于“战后建都”问题的大讨论。中国自古有“以天子守边防”之说，那么，中国未来的边防在何处，一些学者由此展开思考，当时各界主张的建都城市就包括南京、北平、成都、重庆、西安、长沙、武汉和洛阳等，尤其以支持北平、南京和西安者为多数（参看新中华维声社编《中国战后建都问题》，中华书局，1946年）。傅斯年认为，凡一国之都城，应设在“全国军略上最要害之处”，而战后全国军略上最要害之地，必在北方，日本战败后中国在海洋之上再无敌国，海上强国英、美都是中国的盟国，故而“一百年之‘海祸’，将以鸦片始，以‘抗战’终”，然而陆地问题的解决，“决不如此简单”。他说，战后建都“若照东汉安乐主义的办法，便在南京住下好了；若有西汉开国的魄力，把都城放在边塞上，还是到北平去”，文章引据历代王朝建都的史事，主张国人鼓起勇气，效法汉唐定都长安的精神，把国都放在与“强邻”接近的地方。这篇文章也很快引起反响，据傅乐成回忆，“这篇文章发表后，曾有若干读者与孟真先生通信，讨论这个问题”。（《傅孟真先生的民族思想》，1963年）其中有位“郑君”，即郑细亚。他只是一个不知名的读者，傅斯年回信却郑重其事，大加发挥，信中引经据典，条分缕析，仿佛他的政论文章，“集合了四千年的历史经验”，一切都是娓娓道来。
新中华维声社编《中国战后建都问题》（“新中华丛书”之一），中华书局，1946年
为说明近代事实，溯流追源，“不能不先说明所谓‘大清帝国’之版图是怎样”。傅斯年指出，“民国是满清帝国的合法继承人，这些领土之丧失一部分是在民国初年，大多是在清朝的”。关于清帝国之“政治疆域组织”及“朝贡邦”具体分类如下：
①直辖区。有两京（京师、盛京。盛京区域甚大，包括整个的洋人所谓“满洲”。）各直省（直隶与十八省、新疆。）
②土司。（在西南各省及西康、青海各地，分别受地方官节制。其在云南边外者，每每有名无实。）
③外藩。（亲藩则有内蒙、西蒙、西北蒙各旗，不立汗，扎萨克[即管理大臣]或有或无，但均统于各驻在地将军、副都统之下。远藩则有喀尔喀蒙古[即所谓外蒙古]，置办事大臣，又于其西设各将军。青海，置西宁办事大臣。西藏，置驻藏办事大臣。伊犁将军，兼辖以西各藩。）
④藩属。（朝鲜，无官驻扎。敖罕[浩罕]、布哈拉、基华[今皆苏联中之共和国]、吉利吉思[即哈萨克，今苏联之Kharsakstan共和国]，以上各部无官驻扎，但均节制于伊犁将军，故乾隆平定准部之后，中国疆土，直达里海，一如唐高宗天后时。）
⑤朝贡之国。此是“天朝”之特别玩意儿，西洋未有。至多的解释是有“宗主权”（Suzerainty），不能谓有“主权”。这个范围大极了，西有阿富汗，西南有不丹、哲孟雄（大吉岭在乾隆时已为英吞，清朝不知），尼泊尔（国民政府在南京时尚入贡一次）、缅甸、暹罗、苏禄（吕宋之南）、苏门答腊、安南（他的土酋自己称大越皇帝，至法侵其南，有依清廷意，始恭顺。）、马六甲（其一部也）的若干土酋（为荷兰所占，英国交换得之。）、爪哇、琉球（在万历间，琉球又称藩于日本之萨摩国。）……说起来多得很。
在傅斯年看来，前四种“政治疆域组织”系属清帝国领土范畴，因“皆有管理权者，虽直接、间接大有层次，皆可谓之疆土者”；至于“朝贡之国”，既是“天朝”传统特产，且有内部层级差异，专门加以注释说明：
此一类中，封、贡二字亦不同。贡者之中，常有全不相干者，只有“封”王一类，乃可谓真有宗主权。缅甸与清在乾隆末以前无甚关系，乾隆中大讨伐而打败，及暹罗独立，然后向中国入贡，迄未若朝鲜、安南，于王即位时请封也。故在此一类中，琉球最亲，缅甸则并暹罗亦不如也。
为了解说封、贡之别，傅斯年特别举了缅甸的例子。他认为，缅甸在明朝，“确是藩属（近于土司性）”，在清朝则不然，乾隆时期，缅甸强盛，征服四界，明朝的掸部如宣慰司已为所并，清廷大举伐之，大败而归，“只弄到一个长期入贡的条件”。从历史和国际法两方面立论，他对郑细亚清楚表示：“中国对缅甸，既不能要求‘主权’（sovereignty），亦非其保护国（protectorate）。史实，你可看任何有权威的史书；法律意义，你可问任何研究国际法者。”
近世西人东来，“万国梯航成创局”（郭嵩焘语），给中国固有“天朝体制”带来巨大冲击。约在同时期，傅斯年作有另一名文《天朝—洋奴—万邦协和》（《大公报》1944年4月2日），批评也正是这一种“国体”。文中揭出“历代的中国，除去宋辽一段似乎有点平等国交以外，也是不承认且不了解世上可以列国分立、平等交往的，汉晋隋唐这样，近代的明清也不是例外”，并举马戛尔尼使华时乾隆帝致英王的回信（两通上谕），以及辛丑议和中流亡西安的宫廷严饬李鸿章“力争外使初觐坐黄轿”的谕旨，说明“天朝的宝座，不肯轻易拆除，天朝人物的立场，不是轻易改变的”。但是，严酷的近代国际竞争，绝不会留给中国完全自外于世界的空间，而是以“火与剑”的方式促成中国社会的变化，也极大改造了中外交往的形态——
中国自鸦片战争以后数十年间，与外国人的纠纷，常常由‘天朝体制’而起。……这立场，这宝座，终于几度在战舰火器之下拆除了。辛丑以后，办洋务者成为一个新的物种，住大埠者养成一种新的心理。这个顺应次殖民地地位之心理，赤裸裸地说出，便是洋奴。
以傅斯年的眼光衡之，“天朝的心理是自大（Superiority Complex），也是所谓优越感，洋奴的心理是自卑（Inferiority Complex），也是所谓劣贱感”，两种心理貌似对立，实则相反相成，“都是不能与他国共处而能处得自然的”。在1940年代中、抗战即将结束前夕，他提出理想中的、中国作为一个具有国际法主体资格的现代国家应取的自处与处人之道——
中国既已加入了近代列国的兄弟圈，自无取乎往者的两项态度。今后的外交态度，既非自恃，亦非倚赖，而应该是万邦协和。
傅斯年：《天朝—洋奴—万邦协和》，（重庆）《大公报·星期论文》1944年4月2日）
三
傅斯年认为郑细亚长函中，“要紧的话，只是我论到英美的几句话，尤其是关于英国的”，故回信主要针对此点申发。可由现实和历史两端言之。
就现实来说，傅斯年相信“今天英国是我们重要的盟友，而且不平等条约除一点外，业已结束，治史学的人，应该竭力持平的”，兼以预测二战“以后的世变”——“一国之外交政策，最好是有极好的盟友而无敌人；必不得已，也只要有一个敌人——共同的敌人！”
就历史来说，他主要陈述了过去百年之中在“中亚”与“远东”两个区域“中英之纠纷”，除了中英西藏交涉外，仍以郑函提及的“缅甸”为例——
缅甸全盛时，英人已侵之，先占其南，战争和平相间，百年之久，在光绪间，始灭缅甸。前此中国不知，亦不以缅甸在心上。光绪朝，中国稍知外事，其时驻英公使为曾纪泽（先）、薛福成（后），始向英廷抗议。英廷问，中国与缅甸关系若何？曾以入贡答，英外相说“印度政府代入贡”，以后只言于光绪廿年进贡，但未实行。你所谓缅甸，其实情如此。不过边界上我们确曾大吃了一个亏，直到现在北界未划，这是我们在中亚区与英国的纠纷。
前述傅斯年对于“朝贡之国”，特别注意封、贡之别，他以为清朝并不了解缅甸国情以及历史上的中缅关系，而单方面将外邦“入贡”，视作为其拥有“主权”或“保护权”的法理依据，此皆不足以帮助它在近代中缅界务交涉中取得主动，反而“大吃了一个亏”。曾纪泽在伦敦与英国外交部辩论，后者以“印度政府代（缅甸）入贡（清朝）”反驳其说，傅斯年评论道：“这真是一个笑话，有人解释，如此说来，英王乃清帝之藩属（英国哲学家罗素原有此语）。”他不得不承认，“总说起来，缅甸是封贡邦，而非藩属，然边界上吃大亏则是事实”。
曾纪泽（1839-1890）
至于“远东”方面，据傅斯年之界说，“最广义的是新嘉坡以东，狭义则指中国海以北，以广义言，新嘉坡、马六甲，是英人与荷兰交换的，此不在我所谓‘过去百年’中，可勿论”，他以为近百年中英纠纷之“最大”者，为下列各事。
一、鸦片战争。
二、叶名琛事件与大沽口之战，圆明园之焚。（英法联军）
三、威海之租借。
四、义和团事件。（九龙扩界在此中）
同函分析起源，“前二事皆为由商务争执而演成实际战争”，“英国人所欲者为‘商’者，含有优胜意义之通商；清廷仍摆那个天朝的架子，而且太无知识”（举的例子是叶名琛，说他“一切待吕祖降乩，酿出那样一个大战事”）。傅斯年总结说，“用兵的先是我们，宣战的乃是他们”，“这两件事的起源，自然两方皆有过失”。这不是各打五十大板的调和之论，他进而解释如此持论的理由——
我所谓过失者，我们摆架子。他们要优惠的通商，打了两个“不需要”的战争，（他们的舆论认为不需要）以错中又错，收获适出于始料之外。我说这些话，全不是为英国辩护，只要唤醒，这样错中错的办事，今后仍彼此值得警戒。你如果知道这两件事的经过，便应知我所谓“以经济发展为动力”而“非发展领土欲”是不错的。
关于后二事起因，以傅斯年的表述，英国是“与人比赛”，换用今人话语，即处“列强瓜分中国狂潮”之中而不甘人后，“他的动机自然全是为自己，怕自己得到不多，而他人多得”，从实际结果分析，“威海是海军据点，非经济据点，港九兼两者之用”。1900年八国联军之役中，英国与其他七国一齐用兵，傅斯年以为仍有所区别，前者“确曾帮了中国些忙，和缓俄（当时占全满洲）、德（主大罚中国）”，至于香港九龙“新扩之界”，诚不可讳，同时也反映英国对华政策宗旨所在——
然在当时情景论，如果英国之欲不在经济发展而在领土欲，在广东割一府，乃至再南方割几省，亦岂做不到？他以自私的原故未曾做：一、怕他国也割。二、不关商业，不感兴趣。这诚然不是他的德行，但未发展领土欲则为事实。
年轻冲动的郑细亚在信中说了许多感性的话，傅斯年批评“你那要杀英国人的话，若长在心上，若青年人都如此，真是此后之隐患。而你信中的一套议论实在全是为此感情所刺动，又为误谬的史地书所误了”。基于史实分析，进而指出来信者“对于经济侵略与领土侵略两事，似分不清楚”，据其归纳，“这两种的分别是很明白的”，各自办法无非是——
先得据点与优惠条件，然后做合算的买卖。地方的经济，皆受其影响，并设法不使本地工业发展。这就是从土耳其到中国、日本（日本以前也曾有过不平等条约）的经济侵略策。其办法是，除非商业大受影响，不用兵，即用兵，亦为示威之用，不取灭国瓜分的念头。以为灭国瓜分之事不上算也。若英国之对南非、印度、缅甸，法之对安南，俄之对波兰，日本、帝俄之对中国，则领土侵略。
如果说，英国在远东，如傅斯年所言，“过去一百年之中英纠纷，都以‘经济发展’、‘与人比赛’两个观念为动力，英国从未曾在远东发展过领土欲”，那么随之而来的问题是——“谁把中国土地占去最多？”
清末反映列强瓜分中国的图像作品《时局图》
四
傅斯年《战后建都问题》一文，以古喻今，表述迁都的理由很多，“工业化”和“国防”是两大最要点，他虽然含蓄地表示“我们若以苏联为假想敌，可谓至愚，我们的外交政策，应该不与邻邦起任何纠纷”，但文中主张迁都北方，控制“全国军略上最要害之地”——
强大的苏联，与我们工业化的基础地域接壤，这个事实使得我们更该赶快工业化这个区域。我们的头脑，理当放在与我们接壤最多的友邦之旁，否则有变为顽冥之虑。大率两个国家，接触近，较易维持和平；接触远，较可忽略二无事生事。远例如宋金，本是盟国，以不接头而生侵略。
按抗战以前，日本侵我最亟，傅斯年在《独立评论》连续发表言论，以鼓吹抗日为重心，反对华北特殊化；抗战初起，中苏关系靠近，太平洋战争发生后，中苏两国结为“盟邦”。据傅乐成观察，“孟真先生对于俄国，无论帝俄或苏俄，都从来没有恭维过”。郑细亚来信辩论近代“外患”，傅斯年回信提示；“请你看谁并了中国领土最多？”这一以历史纵深眼光看问题的论政风格，即如他自己所说，“吾辈批评时事，犹之批评史事，岂容局于一时耶”？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傅斯年认识到，“中国之有东北问题数十年矣”，“欧战以前，日俄角逐、而我为鱼肉。俄国革命以后，在北京成立《中俄协定》，俄事变一面目，而日人之侵暴愈张。所谓‘大陆政策’、‘满蒙生命线’者，皆向我施其露骨的进攻之口号，而国人之酣梦如故也”。有鉴于此，决定集合“兴会于史学之人”，持问东北，以济国事——
国人不尽无耻之人，中国即非必亡之国然而前途之斗争无限，知识之需要实殷。持东北事以问国人，每多不知其蕴，岂仅斯文之寡陋，亦大有系于国事者焉。吾等明知东北史事所关系于现局者，远不逮经济政治之什一，然吾等皆仅有兴会于史学之人，亦但求尽其所能而已。（《东北史纲·卷首引语》，1932年）
傅斯年著《东北史纲（初稿）》第一卷《古代之东北》
同年10月6日，致函山东省立图书馆馆长王献唐谓：“弟自辽事起后，多日不能安眠，深悔择此职业，无以报国。近所中拟编关于东北史事一二小册子，勉求心之所安耳。惟丁此国难，废业则罪过更大，只是心沉静不下，苦不可言。”（《致王献唐》，《傅斯年全集》第七卷，103页）信中所说的“小册子”就是尚在酝酿中的《东北史纲》。其时邀集方壮猷、徐中舒、萧一山、蒋廷黻等少壮学人，以现代方法编撰一部东北通史，以使国人从“酣梦”中醒来，并驳斥日本学者提出的“满蒙中国领土论”。傅斯年执笔之《东北史纲（初稿）》第一卷《古代之东北（自最初期至隋前）》后由中央研究院出版（《东北史纲》原定五卷，除傅著第一卷外，第二卷为《隋至元末之东北》，第三卷为《明清之东北》，第四卷为《清代东北之官制及移民》，第五卷为《东北之外交》）。因限于“以问国人”的目标和“仓促属稿，只具间架轮廓”的客观不足，《东北史纲》行文难免“纰缪疏漏”，刊布伊始即在学界引起热议，并受到来自郑鹤声、缪凤林等人的严厉批评。
傅斯年致郑细亚（1944年1月23日），《傅斯年遗札》第三卷，1467-1475页
蒋廷黻负责的《东北史纲》第五卷上篇，后以《最近三百年东北外患史（上）——从顺治到咸丰》为名出版（《清华学报》1932年第8卷第1期）。此文秉持蒋氏一贯观点，即“东北问题的重要不在不平等条约问题之下，而其困难反有过而无不及，我们应该早为预备”。文中重点揭示帝俄借用历史上与清朝的特殊关系，签订《瑷珲条约》《北京条约》，俄国在太平洋沿岸拓展势力，列强角逐因之加剧，“《瑷珲条约》的严重在我国外交史上简直无可与比拟者”，“现在的东北问题即种根于此”；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清朝与英、法“争执的中心”全在北京驻使、内地游行、长江通商等权利讨价，而以此为代价放任“东北土地的割让”，“这种努力的发展、方法及终止的原因是我国外交史的一幕大滑稽剧，同时也是一幕大悲剧”。此文多数论点被傅斯年接过，体现在其后来回复郑细亚长函中。
蒋廷黻：《最近三百年东北外患史》清华学报单行本（1932年12月）
学界指向《东北史纲》批评，给予傅斯年不小的刺激，他也一度“屡思重加修订”，而且在后来著述、书信中坦承放弃了书中的一些观点。但从“民族思想”脉络看，即便作文回应或改订旧作，只不过是一种史料补充和论证细节的调整罢了（参见其未完成著作《中华民族革命史》，并参陈建樾：《傅斯年的民族观及其在〈东北史纲〉中的运用》）。傅斯年在1930年代，相信“历史一科与民族主义之密切关系，本是不待讨论的；当前的问题，只在用何方法使历史教育有效地、有益地启发民族思想”（《闲谈历史教科书》，1935年）。至1944年，回复读者的辩难，他批评“你们所用的教科书，大概是‘五卅惨案’以后写的”，强调议论史事贵在“平情”，又皆针对民族主义思潮而言，进而表达自己的基本立场：
我们根本不应该今日在恨人（除倭贼以外），我们要以五十年的工夫培植实力，在培植实力中，对外是要协和的！
从“民族革命”的历史回顾，到“万邦协和”的愿景表露，在在深系傅斯年的家国情怀，而这些抒发胸臆的文字背后，也流动着王汎森所言那一种现代历史学家“面对民族往昔的两难心理”（《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三联书店2012年，198页）。
责任编辑：黄晓峰
校对：刘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