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克图(朝克)

朝克任乌兰察布市委常委、纪委书记

来源:中国经济网

张艺谋《对话·寓言2047》：展现前沿科技与传统艺术的对话

蒙古族人姓名趣谈

【聚焦学习】

蒙古族也特别敬重自己的姓名，通常选择最理想的词取名。上辈人说：“宁可砸碎身骨，不损自己的姓名。”这是因为父母起的名字深含着对自己的爱，对自己一生的美好祝福，因此是神圣的。历史上，有许多英雄人物留下了芳名，这些名字，显示着家族的骄傲，也反映了本民族历史发展的荣耀。

蒙古族人的姓名具有本民族历史发展的特征：

一.在十三世纪，蒙古社会出现了许多历史人物。他们的名字，大都取自于古蒙古语和不同部落间的语言。其中，有些名称的词义不明，需要进一步考证。

先说说蒙古人的姓氏。《蒙古秘史》记载，都蛙锁豁儿的四个儿子，形成了四个姓氏；其弟朶奔篦儿干与妻子阿阑·豁阿所生的儿子中，其中四个形成了朶儿波特氏，第五个儿子孛端察儿与原配夫人所生的儿子形成了孛儿只斤氏。就这样，在当时形成了弘吉剌、兀良哈、札儿赤兀惕、蔑尔乞、泰亦赤兀惕、合答安等许多姓氏。除此以外的蒙古人都姓乞颜，其词义为从高山泻下的急流。也有人说，其义与呼伦贝尔三大河流中的一条河有关。在当时，人们认为姓乞颜的人特别勇敢。乞颜氏在也速该时发展为乞颜孛儿只斤，到成吉思汗时发展为乞颜孛儿只斤黄金家族，其中的孛儿只斤姓变成了如今的包姓。

古时蒙古人姓氏都有一定的意义。如孛端察儿抓来的女人所生的儿子，起名为巴阿里歹，其子孙形成了巴林氏，即此名与被抓有关。另外，札木合的祖先札只剌歹氏，后来演变为札答阑姓，其意与外来女人所生有关。

其次，关于古时蒙古人的名字。据考证，大部分名字的内容与个人的形象有关，如：察合台（脸白的），孛儿只斤（紫色眼睛），苏孛台（大口的），都蛙锁豁儿（一只眼），莫古斤苏勒图（有猪尾的），蒙力克（脸上有痣）等。另外，一些姓名的词义有其特殊成因。《蒙古秘史》中出现的一些人名，有些出自临近氏族部落的语言，有些则来自突厥语。如斡惕赤斤，突厥语的意思为火神，成吉思汗最小的儿子即以此取名，表示继承家业（祭火者）。另外还有一些名字，如：兀格台（睿智的），别力古台（吉祥的），俺巴孩（大的），博尔忽（奴隶的）等，都与突厥语有关。

成吉思汗这一称号，许多专家对其义有着不同的解释。有人说是一种吉祥鸟的鸣叫声；有人说是海洋或湖泊的谐音；有人说是出自古时萨满教的祭火词“成吉思帖木儿父亲，青青石头母亲。”这句话，由此这一称号便与天神有关。

再者，成吉思汗原名帖木真，其义不祥。《蒙古秘史》中记载，成吉思汗之父也速该同塔塔人打仗，将其首领帖木真兀格俘虏时，恰好也速该的儿子降生，因此取名帖木真。另外，帖木真的弟弟帖木格，妹妹帖木仑，同现代蒙古语“铁”相仿。

关于称号中的“汗”，其义与“王”同义。古时蒙古各部落首领称“汗”，自蒙古大帝国建立后，成吉思汗已经升为“可罕”。

成吉思汗胞弟合撒尔，是科尔沁人的祖先，名扬天下。他的名字有着深刻的含义。有人说与天狗有关。当时传说，天上的凤凰下了两个铁蛋，一个孵出合撒儿狗，另一个孵出巴撒儿狗。合撒儿狗是浅黄色的，人们敬之为天狗，从而把特别能搏斗的狗称之为“合撒儿狗”。这些传说与合撒儿的性格相符，因此这样解释，与蒙古社会的狩猎生活和喜爱猎狗有关。

史书中在合撒儿名字上边加“哈布吐”（射箭准）和“拙赤”两个称号。《蒙古秘史》记载：“帖木真九岁时，拙赤合撒儿七岁”。拙赤这个词在当时很流行。成吉思汗的大儿子叫拙赤。他的一个牧马人叫拙赤塔儿马拉。忽图剌合罕的大儿子也叫拙赤。据考证，拙赤与猛兽有关。以此取名，表示勇敢。如今这个词指马厩、马桩子、鱼刀子。

古代的游牧的部落狩猎时，常用猛兽或猎狗取名是可以理解的。蒙古人的祖先，孛儿帖·赤那（苍狼）和豁埃马阑（惨白鹿），并不是有些人所说的狼和鹿，而是指以狼和鹿取名的两个人物，此说法有力的驳斥了蒙古人起源说的一些谬论。

另外，古代蒙古人名常带“台”字词尾。如塔力台，窝果台，察合台，别勒古讷台等，表示所属关系。区别阳性和阴性词的词尾有“斤”。

以上是古代蒙古人取名的一些特点。从中可以看出，当时蒙古人从氏族部落走向统一的蒙古帝国这段时期的起名意识。

二.明清时期的蒙古人起名也有特点。这一时期的起名特点，主要反映的是蒙古社会大分裂和佛教文化对蒙古社会的影响。

蒙古帝国经过元朝的统一，到后来逐步走向四分五裂。其中伊儿汗国、金帐汗国、察合台汗国等，向地中海、俄罗斯等西方发展，渐渐远离了蒙古社会，蒙语姓名逐渐消失。元朝统治的蒙古社会，在明清时期形成南、北、西三个主要部分。西部卫拉特蒙古，在语言上独立发展；南部蒙古分为东三万、西三万和科尔沁部三个部分；北部为外蒙古。各地方言活跃，生活习俗各不相同，从而蒙古人的姓名有了地区特点。

十七世纪，东部蒙古人姓名中，有许多地方口语词和满语词，现代人不易理解。例如，嫩科尔沁的祖先，奎孟和·塔斯哈喇和他的后人纳穆赛、都拉尔、埃纳嘎、孔果尔、翁阿岱、奥巴、喇嘛西西等人的名称，在西部蒙古名称中很少见，其义不易理解；科尔沁部蟒古斯的子孙宰桑、乌克善、苏那木、东和尔、额森、乞塔德、顿哈等人的名称有地方特点，其义不明，也没有留传到后人。还有一些满语名称，如：艾兴嘎（有利的），巴达扔嘎（兴旺的），赛冲阿（可赞的），胡图扔阿（有福的）、少兴阿（孝顺的），额勒登格（有光的）、安巴海（大的）等，这些名字，反映出当时东部蒙古人与满族人的密切关系，也反映了满族社会对东部蒙古人影响之深广。

这一时期，内蒙西部蒙古人名字主要来自蒙古语。例如，从1324年到1401年间，皇族名称中的也森帖木儿、图格帖木儿、陶欢帖木儿、特古斯帖木儿、呼和帖木儿、乌力吉帖木儿等都出自蒙语名词。1403年，巴颜孟和之子巴图孟和统一蒙古，出现了满都海斯琴、图门扎萨克图汗、宝音策臣汗和图日宝力道、阿拉坦汗、乌鲁斯宝力道等历史人物的蒙古名称，具有一定的社会影响，使蒙古人的名称在蒙古社会正统地位的环境中得到发展。

从忽必烈统治开始，整个蒙古地区，藏语和梵语的名称迅速增加。这一时期，随着佛教在蒙古地区广泛传播，经文的名称成为时尚。蒙古族统治阶层里出现了藏语名称，蒙古族群众迷信藏语名称，请喇嘛给自己儿女起经文名。据专家统计，1963年，蒙古国一个村屯藏文名称人口占到了45%，其大部分是1912年以前所起的名字。

在蒙古社会广泛传播藏语名称，反映出当时蒙古人的迷信思想，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佛教文化在蒙古地区没能够在蒙古语上传播，而是在藏语基础上传播了佛教文化。所以，蒙古族人对自己的藏名只听其音，不明其义，但深信它能带来好运。在这里，我们有必要探讨其含义，作一个明白人。

蒙古史上土默特·阿拉坦汗的真名叫阿南达（喜悦），其子僧格（狮子)，其孙苏木如（山名），以及后辈子孙中，宫布（诚信）、拉扎布（天助）、敖儿布（宝贝）等，都是藏语和梵语词。如今五十岁以上的普通人也有许多使用藏经名称的，如：甘珠儿，确吉，敖力玛，罗卜桑，满珠希利，杨吉玛，达尔玛等，这些都是佛名和佛经名。另外，如：阿迪雅（福气），吉格木德（平安），敖斯尔（光），桑布（光），嘎拉桑（好命），拉西（吉祥），担巴（崇上），巴拉登（精力旺盛）等带有祝福意义的名称也都来自藏语或梵语词。扎布（保佑）和苏荣（守戒），通常用作名词词尾，如：达尔玛扎布，丁和尔扎布，杨森扎布，旺森扎布，伊德玛扎布，努力玛扎布，努力玛苏荣等，取意为某某佛保佑的意思。而女人的名字之后往往加个“玛”字。

使用经文上“日、月、星、辰”的藏语、梵语名称也不少，解释如下：

达 瓦--月亮，星期一；

苏木雅--水星，星期二；

拉哈瓦--火星，星期三；

普日布--木星，星期四；

巴 桑--金星，星期五；

宾 巴--土星，星期六；

尼 玛--太阳，星期日。

与此相关的名字，如：达瓦，达瓦拉西，拉西达瓦，尼玛拉西，巴拉吉尼玛，达瓦夫等，也从一个方面反映了藏语及藏传佛教对蒙古地区文化的影响。

三.到了现代社会，蒙古族人姓名有了很大的变化。随着社会的发展，名称也是丰富多采，反映了蒙古人当家作主，向往美好未来的新思维。

首先，藏语名称已不多见，代之而来的是汉语名称的增加。特别是内蒙古东部的蒙汉聚居区，许多人蒙汉语兼通，取汉名、用汉姓的很常见，反映出我国民族关系融洽的新形势。

如今，蒙古语名字大都取自于现代蒙古语，词义明白，意义鲜明。除了单词外，还有复合词的名称。如：毕力根达来（智慧的海洋），恩和巴图（和平坚固），乌恩宝音（真正的福分），特古斯朝克图（精力流沛）等。这些名字，通常一个名称含有几个内容，书写起来字数较多，所以平时简化成一个词或一个音节称呼，如：朝格巴达拉胡简称朝克，那仁格尔勒简称那拉。

其次，蒙古人的名字同巴雅尔（幸福）有关的内容很多，如：恩和巴雅尔（和平幸福），特古斯巴雅尔（全福），乌力吉巴雅尔（吉祥、幸福），孟和巴雅尔（永久幸福）等。还有吉尔嘎朗（幸福），庆格乐（幸福），巴雅斯古朗（高兴）等，都是反映对幸福生活的向往。

蒙古人出于善心，盼望名称带来好运，常用宝音（好运），布和（结实），朝鲁（石头），巴图（坚固），乌尔图那顺（长命），照那斯图（百岁），那顺布和（命结实）等词取名，喻意一生平安，长命百岁。

女人的名字多与美丽、睿智等词语相关，如：高娃（美丽），哈森高娃（美玉），齐齐格（花），莲花（荷花），海棠（花名），托亚（霞光）等；又如：乌云（智慧），斯琴（聪明），斯琴高娃（聪明美丽），乌云其木格（智慧又好看）等等。女人的名字，装点自己的同时，也点缀了生活的美。

值得探讨的是如今蒙古人的姓氏，一种是蒙语名称未冠姓的，如：巴图，巴雅尔，朝克图等，只有名字，没有姓；第二种是蒙名冠汉姓，这其中一部分原本是汉人，在蒙古族地区日久天长，变成了蒙古人，而其姓氏未变，从而蒙名冠姓；第三种情况是历史上的蒙古复音姓简变为单音节姓，比如库伦旗部分姓王的蒙古人，原是察哈旺钦家族的人，又如历史上蒙古兀良哈氏，如今变成了吴姓，孛儿只斤变成了包姓；第四种情况是有些蒙古名称冠以古代蒙古姓氏，如：兀良哈·巴图，合答安·苏和，泰亦赤兀惕·乌力吉等。实际上，古代蒙古姓氏早已失传，有的多音节姓变成了单音节姓；第五种情况，有些蒙古文人在自己的名上加父亲的名，或父名的头一个音当作自己的姓氏，如：策·达木丁苏荣，博·仁钦，特·白音等，此种情况在蒙古国较为普遍。

四.蒙古人姓名发展的历史传统。

首先，蒙古人历来不习惯于名称冠姓。古时有过冠姓的蒙古名，如：苏勒德台·楚伦，扎礼儿台·木华黎，扎只剌歹·扎木合等，这是少见的特殊情况，大部分名称则是两个内容的组合，用薛禅（睿智），篦儿根（明智），达尔罕（自由），安巴（大的）等词修饰正名，表明其身份、地位、功劳等。除此之外，未见以父亲的名字当作姓氏加在自己名上的情况。蒙古人特别敬重上辈人的名字，不能随意直呼其名。比如成吉思汗的名字，他的四个弟弟、四个儿子的名称从未冠其姓孛儿只斤，更没有提到父辈人的名字。

蒙古人见面不问姓什么，而是直接问其名字。如今有些人名字上冠以爷爷和父亲的名，如：格·特·白音，这个名字的意思是：格某某的孙子，特某某的儿子，白音。这种形式的名字，其好处在于能区别同名人，也就是说重名的机会很少。然而，这种起名方式恐怕只有俄罗斯人才能理解。

其次，蒙古人名称的内容。

崇拜英雄，盼望好运是蒙古名称历来的主要内容。因此与“巴特尔（英雄）”有关的名称成为一个历史传统。例如十三世纪时，蒙古部落有合必赤巴特尔，其后代合不勒罕之子巴儿壇把阿秃儿，成吉思汗的父亲也速该把阿秃儿等。历史上还有哈敦巴特儿（坚强的英雄），呼儿乐巴特尔（生铁英雄），楚伦巴特儿（石头英雄），纳臣巴阿秃仑（鹰的英雄），苏和巴特儿（斧头英雄）等等。如今，各种以“巴特尔”命名的人，传遍蒙古族各地。

再者，蒙古族人名中，复合名和双名现象多见，复合名中有两种语词的组合，如：阿拉坦敖其尔，是蒙语词与藏语词的组合；双名中有蒙名与满名或蒙名与汉名的组合，如：皇太极的正妻是蒙古人，满名为哲哲，蒙名为额尔敦其其格；皇太极的大妃也是蒙古人，汉名为海兰珠，蒙名为哈日珠拉；孝庄文皇后的蒙名为布木布泰，汉名为大玉儿；前国家副主席乌兰夫，这是他的蒙名，汉名则为云泽；又如：革命家哈丰阿，汉名滕续文；巴拉吉尼玛，又名代钦他拉，等等。

旧社会，蒙古子弟当喇嘛，都得取一个藏名。如科尔沁照日克亲王乌克善的第十五代亲王额尔根必力格，当喇嘛之后改名为舍旺东日布。这种藏名现象现已消失，蒙汉双名情况则较普遍。

解放前的三百年间，蒙古人把好运寄托在藏名上，迷信色彩较浓；如今的蒙古人名，用现代蒙古语词语刻划着美好的生活。

总之，蒙古族姓名学有如一棵大树，而历史传统则是大树之根，有了它，这棵大树才能更加枝繁叶茂。

所参考书籍：

一、《蒙古秘史》

二、蒙古国特木尔策扔著《蒙古语词汇学》

作者：涛高，男，蒙古族，生于1936年，内蒙古民族大学教授，蒙古历史学家，蒙汉兼通，可用蒙汉两种语言进行创作。

兴和县衙门号之班第墓及“衙门”考

摘要：兴和县衙门号是班第墓所在地，关于此班第一般都认为是科尔沁左翼中旗台吉班第，此观点疑点重重。而厄鲁特丹巴哈什哈之子班第即是额驸，也曾任过正黄旗总管、正白旗蒙古副都统、内大臣、都统衔右翼先锋统领，与墓碑所记一致。且恩赐其父佐领兼私人牧场都位于察哈尔正黄旗衙门号一带，家族墓地也在其地。故衙门号班第墓应该是丹巴哈什哈之子班第墓。而衙门号曾是张家口同知衙门所在地，故此衙门不可能是班第的衙门。

关键词：丹班第 博班第 大青山 正黄旗 都统衔 右翼先锋统领 内大臣 额驸 同知衙门

乌兰察布市兴和县衙门号水库有座清代墓，上个世纪被挖，现仅存一通墓碑。碑上刻有乾隆十八年乾隆皇帝御撰的碑文。碑文仅提及墓主班第（以下均称衙班第）“原任都统职衔内廷大臣右翼前先锋统领”，是“蒙古额驸”，“谥曰恭勤”，（附碑文，见文章后）没有身世的记录。因此，衙班第是谁，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近翻阅内蒙古察哈尔文化促进会主办的《察哈尔文化》有两篇关于衙班第考证文章——《衙门号(清)额驸班第墓》（2016年第2期）、《兴和衙门号之辩》（2016年第1期），都认为衙班第是康熙长公主——纯禧公主的额驸科尔沁台吉博尔济吉特氏班第(以下称博班第)。《兴和衙门号之辩》一文没有对班第的身世做具体考证，仅是根据《科尔沁台吉班迪与康熙皇帝大公主》一文[1]及碑文认为衙班第是博班第；《衙门号(清)额驸班第墓》一文根据《清史稿》所记博班第为“科尔沁台吉，累官内大臣、都统、先锋统领，乾隆十八年谥恭勤”，[2]与碑文内容一致，认为衙班第就是博班第。对这两个观点，笔者不敢苟同。笔者认为这两篇文章所依的证据不充分或者说所依证据本身有问题。

也有认为衙班第是曾任过定边左副将军的博尔济吉特.班第，他也是额驸，[3]《清史稿》对此没有记载。但是这个班第死于乾隆20年，[4]史载明确，与衙班第死亡时间不符。故可以直接排除掉这个班第。所以衙班第究竟是谁仍是一个迷，值得继续探讨。

一、纯禧公主的额驸博班第是何许人也

“康熙二十九年三月癸丑，册封和硕纯禧公主，下嫁科尔沁台吉般迪，授般迪为和硕额驸”。[5]清史中名为班第的人非常多，科尔沁部就有很多班第。写法各异，有班第、班第，还有般迪、班滴、颁第、班迪等等。那么纯禧公主嫁的是那个班第呢？

《蒙古回部表传（一）》之《满珠习礼传》和《奇塔特传》载，满珠习礼，和硕达尔罕巴图鲁亲王，博尔济吉特氏，科尔沁左翼中旗的第二任扎萨克（相当于旗长）。罗卜藏衮布是满珠习礼曾孙子，承袭达尔罕亲王爵位，是第五任扎萨克。奇塔特，博尔济吉特氏，科左中旗的多罗郡王。孙子班第为固伦额驸。奇塔特是满珠习礼三哥索诺木的儿子。班第与罗布藏衮布为同族兄弟，同为一个玄祖的子孙。[6]

乾隆六年，纯禧公主病危，科尔沁达尔罕亲王罗卜藏衮布报奏理藩院，请纯禧公主回旗。理藩院上奏乾隆皇帝，得旨，如果公主病不痊，“公主并无子孙，额驸班第侄辈又甚年幼。公主之事着令伊族中之王罗布藏衮布、诺门额尔和图等卒领班第侄辈办理。”[7]“伊族之王罗布藏衮布”就是指额驸班第家族之王罗布藏衮布。至乾隆时期，在科左中旗罗布藏衮布家族中，名为班第的额驸只有两人，另一为罗布藏衮布的父亲，也叫班第，尚固伦端敏公主。[8]所以，纯禧公主所嫁班第只能是奇塔特孙子班第，即博班第。

二、博班第是衙班第的可疑性

1，史料中没有发现博班第和察哈尔正黄旗有任何渊源

衙门号，清时属于察哈尔正黄旗。位于张家口理事同知厅和丰镇理事同知厅的交界处，是东翼（左翼）正黄东半旗和西翼（右翼）正黄西半旗的分界处，[9]也是察哈尔八旗左右翼的分界处。如果衙班第是博班第，那么博班第一定和察哈尔正黄旗有一定关系。否则一个科尔沁额驸台吉不会无缘无故就葬在察哈尔正黄旗地域内。

检索博班第，他在《清史稿》中无传，《蒙古回部王公表传》也无传。其事迹仅在《康熙实录》、《雍正实录》有很简单的记载。

下面我们从《清朝圣祖朝实录蒙古史史料抄》把有关博班第的史料摘抄出来，以供分析。《康熙实录》为了区分众多的班第，把博班第写为般迪。如下：

（1）康熙37年9月壬申朔，上临科尔沁和硕达尔罕巴图尔亲王满珠习礼墓，奠酒。科尔沁和硕额驸般迪来朝。

甲戍，上驻跸科尔沁和硕纯禧公主之第。赐和硕纯禧公主和硕额驸般迪白金彩缎。

（2）42年9月壬申，科尔沁和硕额驸般迪来朝。

（3）47年8月丙午，科尔沁和硕纯禧公主请安。

（4）53年5月已未，科尔沁和硕纯禧公主来请安。额驸般迪来朝。

（5）53年8月庚寅，科尔沁和硕额驸般迪来朝。

（6）60年甲申，科尔沁和硕公主纯禧来请安，额驸般迪来朝。

《雍正实录》对博班第的记载，我们把它从《清朝圣世宗朝实录蒙古史史料抄》摘抄出来，如下：

（7）雍正3年，科尔沁固山额驸班第来朝。

（8）雍正4年，科尔沁固伦额驸班第故，遣官致祭。

这是康雍两朝关于博班第的几乎全部记载。所载都是博班第从科尔沁游牧地去行宫或者去京城来朝见的内容。说明他的任职地、生活地、游牧地很可能都在科尔沁。由此可见，博班第在察哈尔八旗地方任职的可能性不大。同时，也不见在察哈尔境内有赏赐给他的庄田或者私人牧厂的记载和传说。既然如此，他的墓葬在察哈尔正黄旗境内可能性也不大。

2、博班第埋葬地应该在科尔沁左翼中旗

博班第是科尔沁台吉，其家族显赫，曾祖父索诺木为多罗郡王，是孝庄皇后的三哥。祖父奇塔特尚端靖公主，授固伦额驸。[10]其本人又是和硕额驸，后又授固山额驸，身份高贵。因此，在其老家科尔沁左中旗玛拉沁苏木呼和格乐嘎查，即大瓦房屯，有朝廷赐建的公主府。[11]据光绪《大清会典》，清制规定：公主下嫁后，非奉特旨留京者，其自游牧来京，亦俟奏闻奉旨。没有特殊情况，一般公主都是在下嫁地居住。说明在大瓦房屯那里有博班第的游牧地或者领地。按照常理，博班第的墓地也应该是在其老家。所以当纯禧公主去世以后，就埋葬在今吉林省通榆县兴隆山乡西南7.5公里处的公主陵。[12]当时那里还是科尔沁左中旗的地方。[13]公主既然埋葬在其老家，他怎么会埋葬在异土他乡的察哈尔正黄旗境内呢？

3、关于博班第后人的疑问

《衙门号(清)额驸班第墓》提到该墓曾经有守陵人，守陵人的后人还健在，这是可能的。《兴和衙门号之辩》还提及博班第后人现在仍居住在兴和县城。这个说法可以从《绥远通志稿》中得到印证。额驸班第"今其裔孙有名裕后者，犹居黄旗界兴和县城内。虽已夷为编民，顾犹谨守其族谱勿失， 此虽谥义烈者有间，要（值的重视的）亦彼时一世臣也"。[14]然而我们从上文可知，纯禧公主病危时，皇帝命罗布藏衮布安排公主后事时说：“公主并无子孙，额驸班第侄辈又甚年幼。公主之事着令伊族中之王罗布藏衮布、诺门额尔和图等卒领班第侄辈办理”，说明博班第无嗣。博班第有嗣说显然是不符史实的。可见博班第非衙班第。

4、关于赐博班第谥号时间的疑问

谥号是人死后，后人根据其生前的事迹所作出的评价，具有盖棺定论的意思。有褒的美谥，怜的平谥，贬的恶谥三种。 但谥号并不是每个人都有的，只有地位高的人才有。大臣的谥号是朝廷赐予的，一般由礼部（礼官）主持，在皇帝同意的情况下赐谥。博班第身份高贵，地位显赫。康熙三十九年，康熙前往盛京谒陵途经科尔沁，驻跸公主府。对于博班第夫妇来说是莫大的荣耀。自然也是因为重视博班第夫妇的缘故。雍正元年，进封公主为固伦纯禧公主，[15]援例额驸自然也进升为固伦额驸。雍正四年，科尔沁固伦额驸班第故，朝廷还遣官致祭。如此重视，缘何在额驸博班第去世26年后才赐予谥号。从散见于《清实录》记载来看，不见他有什么处分。从所赐“恭勤”谥号来看，显然也是美谥。既然是美谥，为何姗姗来迟呢？因此这个谥号到底是不是赐给博班第的，颇耐人寻味。

5、关于博班第曾任职先锋统领和内大臣的可疑性

《衙门号(清)额驸班第墓》一文为了自圆其说，并对《清史稿》记载的博班第曾任都统、内大臣、先锋统领的情况进行了解释：博班第是察哈尔都统(武职外官，从一品)，察哈尔境内有内务府牧场，故班第兼职内大臣；察哈尔和锡林郭勒盟军务由兵部直属，那么博班第应该是兼职右翼先锋营统领的。所以博班第以简命大臣的身分驻察哈尔正黄旗，代表中央管理、监督察哈尔十二旗群及锡林郭勒盟军务。这样的解释主要是为了达到与墓碑所载衙班第被授予都统职衔、内大臣、右翼前先锋统领的情况相一致。察哈尔都统始设于乾隆二十六年，[16]距衙班第去世早已多年。故衙班第不可能任职过察哈尔都统。至于因为有内务府牧场就兼职内大臣 ；管理察哈尔和锡林郭勒盟军务就是右翼前先锋统领的说法，也不知其所依何据。管理察哈尔八旗的官职内是没有内大臣和先锋统领这样职务的。内大臣和先锋统领属于在京武职。当然有可能可以兼职察哈尔总管。因此，不能简单的认为因为察哈尔有内务府牧场就兼职内大臣。事实上，还没有看到内务府牧场总管是由内大臣兼任的情况 ；也没有因管理察哈尔和锡林郭勒盟军务就是右翼前先锋统领的例子。显然，这从逻辑上是说不通的，风马牛不相及。

从目前的史料检索发现，除了《清史稿》记载博班第任职过先锋统领和内大臣外，其他史料里还没有记载他的任何履职情况，仅知道他是科尔沁左翼中旗一个台吉而已。 如果就此认定博班第就是衙班第，就会出现上述四种疑点。因此，这个论据难以服众。同时，我们也不得不怀疑《清史稿》关于博班第曾任职内大臣和先锋统领这个记载的真实性。因为他的履职地、生活地、游牧地说明他的职务与属于京职范畴的内大臣、先锋统领不相符，也就是说地方扎萨克旗内同样也没有内大臣和先锋统领这样的职官。因此，他是否曾任内大臣和先锋统领仍值得值得探讨。就现有资料看，充其量他就是扎萨克（旗长）下的一个管理旗务的属官，或者是旗下的一个佐领。只不过身份显赫、爵位高贵罢了。即便任职过都统、内大臣、右翼先锋统领，仅以此就断定博班第就是丹班第，其疑问也是不言而喻的。

那为什么《清史稿》所记博班第的履职与墓碑上所记的衙班第履职如此一致呢？《清史稿》由于成于众手，彼此照应不够，完稿后又未经仔细核改，刊行时校对也不认真，是以体例不一，繁简失当，以至年月、事实、人名、地名的错误往往可见。对于编纂上的这些问题，编者也是有所了解的，因此《发刊缀言》中指出，此书仅仅是“作为史稿披露”，“乃大辂椎轮之先导，并非视为成书也”。因此笔者认为博班第与衙班第的史实有张冠李戴或者合二为一之嫌疑，兼或履职相似。

综上五点，笔者认为博班第不是衙班第。

三、丹班第与察哈尔正黄旗衙门号的关系

既然衙班第墓地选择了察哈尔正黄旗衙门号地方，那他一定和衙门号有关系。否则不会无缘无故葬在那里。如果丹班第是博班第，那么他一定和衙门号有关系。

（一）丹班第是额驸且其牧场在正黄旗境内的大青山区域

先看下面三则史料。

1、本正黄旗十七整分两个半分佐领，向来指定交界，分给官游牧地方。自咸丰八年起，与牛羊群毗连之贝勒洪明、额驸班第之祖丹巴哈什哈牧厂地方，再毗连民人界址公录顯等王公牧场，迭奉大部都宪衙门札饬自招民垦种升科以来，毗连本境之民人逐年进展占据，或有佐领游牧自行开垦，渐渐增展耕种田亩，该各佐领游牧地方大半开垦年久。今将所有牧场荒地认真察查，原来分给三分游牧地方，不足一分之数。总管参领等官伏惟驻防口外察哈尔官兵举凡训练防守奋勉差使，原倚圣主隆恩之俸响豢养各户人口孶生，牧厂四项牲畜度命。伏乞惟将牧放牲畜之牧厂草地为要，相应据情详报钦差大人。伏乞明鉴，轸恤一旗各佐领官兵孤寡贫穷闲散数千人口等累居住游牧糊口度生。永久裨益出自恩施为此。[17]

2、 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葛尔丹兵败召莫多，厄鲁特蒙古部的丹巴哈什哈带一百六十一户人丁投诚。康熙赏给丹巴哈什哈二品官作为散秩大臣，并将所带人口编为一个佐领，指给哈达呼少游牧，与各佐领分界驻扎。著丹巴哈什哈为世管佐领。额驸班第于乾隆二年（1737年）兼世管佐领。后因征西北路两金川，出兵数次有功，赏赐额楞布塔民地牧马厂。相继五世，至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巴图孟克身故绝嗣，将世管佐领之游牧改归公中佐领随缺游牧。道光初年（1821年），巴图孟克之妻过继其表亲富隆泰为嗣，生子承启。[18]

3、咸丰九年（1859年），承启因地租问题与教民发生争执，争执的土地即有赏给丹巴哈什哈之子丹班第牧场即苏鲁克，有他世管佐领牧地。从出具的地契来看，地契签订时间为嘉庆至咸丰年间。地契上所写地界包括二道背、青山、双脑包、喇嘛洞、夏营盘(现为下营盘)、羊场库伦、木炭窑、烟洞沟、玻璃沟这些地名。[19]

根据这三条史料可以知道：

（1）这两条史料所记丹巴哈什哈、班第应该是分别对应的丹巴哈什哈和班第，是两人，非四人。

（2）所记班第是额驸（以下称丹班第），是厄鲁特蒙古丹巴哈什哈的儿子。

（3）丹班第之父丹巴哈什哈牧厂的开垦波及到了正黄旗各佐领的游牧地，牧地缩小，影响到各佐领内人们的游牧生活。说明其牧厂紧邻察哈尔正黄旗地界。

（4）位于丹班第的额楞布塔牧场和世管佐领牧场中的地名都是现在衙门号附近的尚义县和兴和县交界处大青山上的一些村庄名字和地名。此“大青山蒙古名库库和邵，在高庙子(兴和县高庙子)北，西南距厅治（现在的丰镇市所在地）二百三十里。西接察哈尔正黄旗界。”[20]。历史上，这个区域属察哈尔正黄东西两半旗交界处。

（5）丹巴哈什哈的所带来一百六一户厄鲁特人被编为一佐领安置在哈达呼少。大青山又名哈达呼少[21]，大青山西面是正黄旗佐领游牧地。所以丹巴哈什哈的所辖佐领应在大青山西面驻牧。笔者以为丹巴哈什哈的佐领（苏木）是正黄旗的四苏木。

综上所述，丹巴哈什哈和丹班第牧场紧邻正黄旗佐领游牧界。他的佐领地也在察哈尔正黄旗境内的大青山区域驻牧。衙门号就位于大青山南麓，因此，衙门号属于丹班第的领地。

（二）丹班第后裔承启祖遗牧场内有其祖茔

据教务档案“富隆泰故后，承启年幼，富隆泰之妻著家丁卢太前来草地接管原先开垦出租地亩，卢太未将原赏地亩查明，因地内有家庙坟茔，误将世管佐领之地并赏之牧场一并找人垦种”。[22]承启是丹班第之后。据此可知丹班第私人牧场之内有其家庙和坟茔。衙门号位于大青山南麓，紧邻或者就位于丹班第的私人牧场之内。衙班第就葬于此，这不得不怀疑衙班第与丹班第有关系。

四，丹巴哈什哈之子班第的任职情况

1、右翼先锋统领

乾隆十七年4月4日《移会稽查房户部奏：右翼前先锋统领班第之父丹巴哈什哈牧场地亩即据班第将缘由声明，实系赏给地亩应准其援照马尔萨之例一体免其征粮》载：

该臣查得理藩院移姿右翼前先锋统领班第呈请伊父丹巴哈什哈牧厂地亩援例除粮一案。据称职父丹巴哈什哈于康熙三十五年投诚圣祖仁皇帝，归入正黄旗分，赏给厄仑布他地方学习耕种牧养牲畜。后因牧厂狭窄，于四十九年，职母跪叩请。旨将木孙忒克等处地方赏给作为牧厂。雍正元年，原任都统弘昇等查丈察哈尔地亩，将此地照常令职耕种。职出征之后，于雍正九年，作为纳粮之地。查察哈尔旗分官员所种养赂家口及内大臣都统马尔萨等地亩事同一例。乞行文户部照例划除粮额等情并将康熙四十九年赏给木孙忒克地原奉。

谕旨抄送等因，经臣部以马尔萨等地亩免其纳粮，系侍郎阿山等查丈当即声明，赏给地亩缘由于查丈案内，准奏豁除，今班第地亩从前。[23]

这是一封根据丹班第本人的上奏，理藩院指示户部办理的文件，从中可以看出：(1)丹班第任过右翼前先锋统领。(2)这份移会稽查房的户部档案的落款时间是乾隆十七年四月四日，说明乾17年丹班第还在世。(3)额楞布塔牧场是赏给丹巴哈什哈的，而非丹班第。可能年长日久，后人也不清楚到底是赏给谁的了。

2、付都统

雍正十年，岳钟琪西路军同葛尔丹策凌作战，正月甲申，岳钟琪上奏请求在穆垒筑城，驻兵一万，并请求在巴尔库尔再添驻一万，因蒙古兵少，鲁谷庆、皮禅城添设一万，以阻挡葛尔丹策凌的东进。丙戍，雍正批准了岳钟琪的请求，并拨北路付都统达什所带的一千察哈尔前往西路岳钟琪处。原任总管班第给与付都统衔，令其与达什共同管理察哈尔兵丁。[24]这里提到的总管班第就是丹班第。从下面记载可以得到印证。

奴才班第谨奏，为叩谢天恩事：

雍正十年二月初五日，接理藩院咨称：雍正十年正月二十八日奉旨：原察哈尔总管厄鲁特班第前因行邪革职，派往驿站效力。班第到底驿站，黾勉效力。坐以班第为副都统品级。同达锡（即达什——笔者按）率往巴里坤之一千察哈尔兵，经阿济岭前往。班第之父丹巴哈什哈乃先于他人来投，有大功之人，既为特恩赏赐之官员。著将班第官佐领，以子承袭。班第倘有欠项，宽免偿还。[25]

可见丹班第曾被授予过副都统衔。雍正6年12月，察哈尔正黄旗总管班第曾上奏[26]，由这条线索结合丹班第曾任察哈尔总管，我们可以确定，丹班第任职的总管是正黄旗察哈尔总管。

雍正十三年五月，葛尔丹策凌请求议和，清廷开始撤军，丹班第率领的右翼察哈尔四旗一千官兵也开始回撤。[27]至十二月，丹班第已升任正白旗蒙古副都统。[28]很可能是回撤回来以后被任命的。

3、内大臣

衙班第曾任内大臣，那么必须找到丹班第也曾任内大臣的证据。这样才能使丹班第更接近衙班第。衙班第死亡时间在乾隆18年5月份之前。那么查阅乾隆18年之前的《乾隆实录》，发现乾隆18年2月23日有条谕旨载“予故内大臣额驸班第，祭葬如例”。[29]说明内大臣班第死于乾隆18年2月23日前，且又是额驸。与衙班第的死亡时间、身份比较稳合。那么这个内大臣班第是丹班第吗？

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清实录上面记载了很多班第，对于外藩扎萨克旗的班第，都在“班第”前面加上部落和爵位名称。八旗中的班第前面只加职务名称。丹班第隶属八旗察哈尔正黄旗。因此，实录中的记载丹班第时一定是班第前面冠以职务名称的。通过这种方法检索雍正十年（因雍正十年发现了丹班第的线索，见上文）至乾隆十八年的八旗班第。发现有理藩院侍郎班第、兵部侍郎班第、湖广总督、兵部尚书班第、山西巡抚班第、成都总督班第、西藏总督班第、内大臣班第、都统衔右翼先锋班第。比对《清史稿.博尔济吉特班第列传》，其中的理藩院侍郎班第、兵部侍郎班第、湖广总督、兵部尚书班第、山西巡抚班第、成都总督班第、西藏总督班第实为一人，即定边左副将军班第。这样剩下的只有副都统衔班第、内大臣班第和都统衔右翼前先锋班第了。副都统衔班第就是上文的丹班第，无需赘述。

乾隆10年和12年分别发生了四川瞻对之役和大金川之役。瞻对之役只有内大臣班第参加，并取的胜利。但是内大臣班第在不确定瞻对大头目班衮是否被火烧死的情况下，而奏报朝廷班衮被烧死。后被确定为谎报。作为惩罚，乾隆12年内大臣班第又被派遣到金川，参加金川之役。[30]参加这次战争还有一个班第，即兵部尚书博尔济吉特班第。根据他任内大臣的时间是乾隆13年[31]，故可以确定乾隆12年参加金川之役的内大臣班第非兵部尚书班第。另据《教务教案档》载，丹班第参加了两金川战争（实参加了瞻对之役和大金川之役。小金川之役没有班第的大员参加。瞻对之役是大金川之役的前奏，且瞻对紧邻大金川，故言两金川）。那么参加乾隆12年金川之役的内大臣班第也只能是丹班第。由此也可以知道乾隆10年参加瞻对之役的内大臣也是丹班第。丹班第雍正十年已经是蒙古正白旗副都统，故乾隆10年丹班第参加瞻对之战也有资格列入《乾隆实录》中。

4、都统衔右翼前先锋

乾隆十四年秋七月己末，令“都统衔班第管理右翼前锋统领事务”。[A]这个都统衔班第应该就是丹班第。上文已述，雍正十年至乾隆十八年这段时间，活跃在清廷政坛上的八旗班第且级别最高的只有丹班第和博尔济吉特班第（定边左副将军）两人。博尔济吉特班第是乾隆十六年授的都统衔，[32]所以乾隆十四年的都统衔班第不可能是他。丹班第雍正末年已经是付都统，乾隆十二年已经是内大臣，故他也有资格授都统衔。恰好他在乾隆17年还担任右翼前先锋统领，与乾隆14年出任先锋统领，在时间相稳合。因此此都统衔班第只能是丹班第。

综上所述，丹班第即是额驸，其职务履历也与衙班第的履历完全一致，赐谥的时间与丹班第卒年一致，墓地也在其私人牧场之内或者临近其牧场。因此笔者认为衙门号班墓应该就是丹巴哈什哈儿子班第的墓。

丹班第家族不是名门望族，但是其父是最早从葛尔丹处投附过来的厄鲁特蒙古人。当他们被解送到张家口之外十巴尔台后[33]，为了笼络、瓦解葛尔丹阵营，康熙马上指示妥善安置。其后又封官进爵，[34]赏赐牧场。从目前笔者所知的文献看，安置在察哈尔八旗境内的厄鲁特蒙古贵族，仅能看到丹巴哈什哈家族有私人牧场，且是两处，一处在额楞布塔，一处在木孙忒克，这是绝无仅有的。显示了清廷的眷顾之恩。所以康熙在以后招抚葛尔丹的其他部下时，多次都提及丹巴哈什哈。如给丹津阿拉布坦的敕谕中写到“丹巴哈什哈，朕尚怜恤，使之富贵，况尔乎？”[35]可见丹巴哈什哈的投诚影响很大。可能正因如此，清廷让其子班第世袭佐领，并许以皇室（或宗室）之女。当额驸丹班第死后，乾隆皇帝亲自给额驸班第树碑立传。以示永远眷顾投诚的各蒙古。

五、衙门号之衙门

衙门号因有额驸班第墓葬及御撰碑文的墓碑，一度有很多人认为衙门号是额驸班第的办公衙门。也有人认为是张家口理事同知厅的乌里雅苏台千总衙门。凡此种种，莫衷一是。

察哈尔地处内蒙古高原，草地辽阔。清代以前，这里就是蒙古部落的牧场。从康熙中期，内地民人不断流入察哈尔一带，起初，春来秋去。后来定居者日多。雍正初年，“张家口至镶蓝旗察哈尔西界各处，山谷僻隅，所居者万余。”[36]

对于这些流民，需要一种妥善的统治措施，即能一方面为了收钱纳粮，增加国库收入。另一方面为了稳定这些流民，不致他们流离失所，为非作乱。同时也不致这些民人入籍蒙古王公，渔利坐大。于是便把内地中央集权制统治下的地方行政建置（府厅州县系统）推广到察哈尔以及其他盟旗地方。在这些建置中，厅是少数民族地区特设机构，也是最重要的机构。

清制，府有佐贰官同知和通判，或在府城，或派遣到境内某地分管事务。同知和通判的办公地方叫厅，所以厅本不是独立的地方设置，而是府的一个办事衙门。清初在各地派遣八旗驻军后，出现了旗、民杂居的情况，八旗官员管辖旗人，地方官治理汉人，而旗人和汉人发生了矛盾纠纷，为了解决二者之间的矛盾纠纷，就在府里设置由满族人充当的理事同知(或通判)，作为知府的佐贰官专门处理这些事情。由于同知和通判多被派往少数民族地方，久之形成由府(或省直辖)管辖的一个独立的行政单位，即厅。

雍正二年七月十三日，都统弘昇上奏，察哈尔右翼被开垦地亩达二万九千七百多顷。为了向这些垦地的流民征收田赋，他建议派驻满洲同知一员，驻察哈尔右翼四旗适中的正红旗口西边北新庄。再派设两千总承办催收钱粮巡察等事。同时根据张家口至察哈尔镶蓝旗西界长达近千里的沿长城各地居住的农民有万余，在张家口地方再设理刑满洲同知一员，拟选白石为同知，处理这一地区的有关这些流民的偷盗、斗殴、争讼、地亩及杀人放火等等之事，及蒙汉纠纷。并建造同知衙门[37]。事实上，张家口同知还负责“张家口之外西翼正黄(东)半旗，东翼镶黄旗分入官地亩、经征钱粮”之事[38]。雍正皇帝批阅了这个奏章，理藩院根据旨意知会巡抚：和硕怡亲王和同知白石将在本月内(不知几月)收纳地亩钱粮。在新平口外同知衙门建好前，让巡抚安排好贮粮等事宜。[39]

新平口位于山西大同市天镇县北部，与兴和县东南部交界。兴和县衙门号位于新平口正北约30里处。这片区域有“衙门”地名的地方唯有衙门号。所以衙门号就是同知衙门的所在地。因为所建衙门与张家口厅同知白石有关，且地处察哈尔左右翼分界处，自然所建衙门是张家口同知衙门。可见张家口理事同知厅最初是设在兴和县衙门号的。雍正十一年，张家口理事同知署在下堡建成，[40]可能是这时才移到张家口的。由此可知，衙门号的衙门不是额驸班第的衙门，是张家口同知厅的衙门。同知衙门迁走以后赏给衙班第也不无可能。乌里雅苏台千总直到乾隆二十三年（口北三厅志编撰时[41]）还租住在民房里。[42]故更不可能是乌里雅苏台千总衙门。

附碑文

眹惟听鼓鼙而怀武略。义重酬庸。铭琬琰而奖成劳。恩期垂后。故生则加其显秩。殁宜勒以丰碑。所以表殊施于当时。昭异数也数世。尔原任都统职衔内廷大臣右翼前先锋统领蒙古额驸班第。秉志忠勤。宅心果毅。趋承禁御。用彰祗慎於周庐。总统赳桓 。更著威名於前部。何耆年之来逮。乃长夜之遽淹。载考彝章。爰修秩祀。更举易名之典。式彰壹惠之文。谥曰恭勤。光夫泉壤。於戏。紫微。英声已著旗麾。碧字嶙峋。笃祜长帛於孙子。贞珉永勒。昭示无穷。

注释：

[1]马壮志著，《科尔沁历史名人》，内蒙古人民出版社。第203——207页。

[2]、[15]《清史稿-公主表一》卷166，5287页。中华书局，1985年。

[3]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内阁六科史书-吏科》第79册，第58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4]、[31]《清史稿-班第列传》列传99。中华书局,1985年。

[5]《康熙圣祖朝蒙古史史料抄（上）》，齐木德道尔吉等编，内蒙古大学出版社，第 489页。

[6]包文汉、奇朝克图整理，《外藩蒙古回部表传一》，内蒙古大学出版社。卷十八，传第二，《扎萨克和硕达尔罕巴图鲁亲王满珠习礼列传》，148页；卷十九，传第三《多罗郡王奇塔特列传》，156页。

[7]《清实录乾隆朝实录》卷157。中华书局，1985年。

[8]包文汉、奇朝克图整理，《外藩蒙古回部表传一》，内蒙古大学出版社。卷十八，传第二，《扎萨克和硕达尔罕巴图鲁亲王满珠习礼列传》，148页。

[9]忒莫勒审定，乌云格日勒点校《口北三厅志》，内蒙古出版集团远方出版社。卷十一，652页。

[10]包文汉、奇朝克图整理，《外藩蒙古回部表传一》，内蒙古大学出版社。卷十九，传第三《多罗郡王奇塔特列传》，156页。

[11]海湖，《忆公爷府》，《达尔汉文史》载。2000年第4期。参见杜家冀著《满蒙联姻研究》。第180页。

[1]参见杜家冀著《满蒙联姻研究》第 180——181页。

[13]参见《吉林通榆兴隆山清代公主墓》，《文物》1984年第11期。

[14]绥远通志馆编，《绥远通志稿》，第 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6]（乾隆）《钦定大清会典则例》卷142，《四库全书》，第624册，第501页。

[17] 《钦差大人为垦祈明鉴矜恤事项奉》，《清末内蒙古垦务档案汇编》第1794页。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编，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8]、[22]同治十月初七日，总署收山西巡抚英桂文称。档案号763，《教务教案档》，第一辑，第二册。第695页。

[19]同治闰八月初八日，哥士耆函称。档案号769，《教务教案档》，第一辑，第二册。第700页

[20]德溥编撰，（光绪）《丰镇厅志-山川》，第二卷，第 116 页。

[21]（俄）阿.马.波兹德涅夫著，张梦玲等译，《蒙古与蒙古人》，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第188页。

[23]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明清史料，档案号：101447——001。日期：乾隆十七年4月4日。

[24]、[27]分别出自《雍正世宗朝蒙古史史料抄》，齐木德道尔吉等编，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第264、370页。

[25]、[26]、[28]分别出自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译编，《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黄山书社。档案号：4003 ，第2093页；档案号：3265 ，第 1680页；档案号：4994 ，第2488页

[29]《清实录乾隆朝实录》卷 433 。中华书局，1985年。

[30]《清实录乾隆朝实录》卷 270。中华书局，1985年。

[32]

[33]、[34]、[35]分别出自《康熙圣祖朝蒙古史史料抄（上）》，齐木德道尔吉等编，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第 718、737、750页；

[36]、[37]、[38]、[39]、[40]、[41]、[42]分别出自忒莫勒审定，乌云格日勒点校《口北三厅志》（内蒙古出版集团远方出版社）。第 421、421、498、422、498、368、498页。

走进乡村看振兴丨锡林浩特市朝克乌拉苏木：强党建 聚人才 助产业 做好乡村振兴大文章

近年来，锡林浩特市朝克乌拉苏木积极探索党建引领乡村振兴有效途径，践行新发展理念，融入新发展格局，强化基础保障，抓实成果转化，谱好人才振兴、组织振兴、产业振兴“三部曲”，全面奏响乡村振兴“新乐章”。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加快实施，朝克乌拉苏木立足基层实际，围绕民生所需，打造社会化服务基地，细化措施、优化服务，全力助推乡村振兴。

走进朝克乌拉苏木社会化服务基地，进入映入眼帘的是牲畜改良及疫病防疫服务、综合服务、兽医兽药服务等一系列功能室。这里不仅设备齐全，还拥有一支资深的兽医队伍为牧民带来更多的方便，牲畜的防疫、消毒、诊疗工作也得到了更加规范的操作。

据了解，朝克乌拉苏木采用购买社会工作服务方式，按照“有场地、有人员、有功能、有制度、有服务”的标准打造集牲畜改良及疾病防治、综合社会化服务为一体的朝克乌拉苏木社会化服务基地。使牧民足不出户享受购买平价兽医兽药、牲畜各类手术、冷配、品种改良和动物防疫服务以及垃圾转运、农业机械化、户厕清掏维修、出售羊毛等综合服务，着力节省牧民时间成本和养殖成本，不断满足牧民生产生活多样化服务需求。

人才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基础。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人才振兴是十分关键的一环，要吸引人才、留住人才，营造良好的人才环境很重要。

近年来，朝克乌拉苏木围绕“引、育、用、留”，强化乡村振兴人才支撑，选优配强嘎查“两委”干部，用好第一书记、选调生等选派人员，注重培养一批符合苏木实际要求、具有引领带动作用和实用性乡村人才，为乡村振兴战略不断注入源头活水。深入挖掘养殖大户、致富能手、返乡创业人员、农牧业机械维修、动物防疫、医疗卫生、大学生、嘎查后备干部的跟踪管理台账，增强农牧区实用人才示范带动能力。同时，积极探索“政校共建融合”新模式，同内蒙古农业大学兽医学院签订人才引进下基层服务协议，为牧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人才支撑。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朝克乌拉苏木依托资源禀赋，进一步调整畜牧业结构，着重做好“乌珠穆沁羊”品牌打造和良种肉牛产业培育，全力打造“扩繁场＋核心群”的“乌珠穆沁羊”产业体系，加大乌珠穆沁羊提纯复壮。目前，全苏木培育乌珠穆沁羊扩繁群9处、核心群60群，分别占全市的75%和77%。同时，认真落实“减羊增牛”战略，坚持“宜牛则牛、宜羊则羊”的原则，通过“引进、扩繁、冷配”的模式，加快推进优质良种肉牛产业发展。目前，嘎查集体牛群和养殖大户率先完成优质肉牛冷配269头，引进调剂良种肉牛460头，更新种公牛39头。苏木依托现有10万余亩天然打草场和5000余亩饲料种植地，配齐配全打草、捆草、拉草等机械设施设备同时，进一步完善宝力格嘎查饲草料加工流通配送体系建设，加大发展现代饲草产业，推动畜牧业高质量发展。

组织振兴是乡村振兴的“第一工程”。近年来，朝克乌拉苏木扎实开展“对标创先”行动，持续推进“抓乡促村带户”整体提升工程，积极打造“五优”党委、“五强”党支部、“五好”党员中心户，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不断增强党组织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加强嘎查党支部和党员队伍建设，狠抓创建坚强堡垒“模范”支部，以“亮职责任务、晒工作成效、比担当作为”为重点内容，采取“述职演讲+知识竞答”的方式，开展嘎查党组织书记“擂台比武”活动。坚持“网格化”管理，组建以“党员中心户”为中心，以牧民党员、驻村干部、志愿者、包联干部为成员的19个暖心服务小分队，开展帮代购帮代办、走访慰问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