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俗语：“上梁不选天火日，搬家远离地火日”，为啥？啥是天火
导读：农村俗语：“上梁不选天火日，搬家远离地火日”，为啥？啥是天火
春季到来，农村又到了自建房建设的旺季，春天是农村盖房子最多的季节。这也很容易理解，春季天气回暖很利于干活。没有了寒冬的冷风凛冽，也没有六月的骄阳似火，不冷不热的季节干活非常的适宜。而且春季是全年最为干燥的时刻。这个时间段盖好了房子，干燥的特别的快，在秋季的时候就能够收拾收拾住了进去，所以也是非常适宜的。对于农村的自建房，向来是要求和说法颇多，这也是源于农村对于“一命二运三风水”的说法情有独钟，房屋不单单是用来居住的，而且还被冠以影响到家庭运势之说。
过去的农村修房建屋，上梁的这一天是特别有讲究的，房梁承载着整个房屋的重量，不但要求房梁结实耐用，而且还对于房梁的安放时间也有考究。选择一个好的日子上梁，是很多农村的习俗。有的农村地区上梁的时候，还会让房梁挂上红布，上梁完成之后还会燃放鞭炮。尤其是那些上梁的匠人们，主人这一天一定要好好款待，好酒好菜是必备之选。这也侧面的说明了对于上梁的重要性。农村有句俗语叫做：“上梁不选天火日，搬家远离地火日”，这里面指明的就是在天火日的哪一天，是不能上房梁的，什么是天火日呢？
农村有句老话叫做“凡火，人火日火，天火日灾”。说的就是天火日上房梁，很容易让家里引发火灾。这自然是大家所不愿意看到的，所以上梁的时候，通常都会选择避开天火日这一天在进行。按照民间的认为天火日指的是：正月、五月、九月的“子日”；二月、六月、十月的“卯日”；三月、七月、十一月的“午日”；四月、八月、十二月的“酉日”。也就是说上房梁的时候，避开这些所谓的天火日即可。这也是为了让房屋建造得更加安全、耐用，更加的适宜居住，以及对于美好生活的期盼所衍生的一种习俗。
除了对于修房建屋有很多的说法和讲究之外，对于搬家农村也是有很多讲究的，也被叫做“近搬穷三日，远搬气穷三年”，这句俗语指的是只要是搬家，多多少少都会对于家庭带来一定的影响。搬离较近的话影响还小，由于搬家造成的纷乱，会在几天之内很难恢复正常的生活，但是要是背井离乡搬到了很远的陌生的地方，由于没有一点人脉关系一切都要从头开始，所以前几年是很走上正轨的。搬家也有日子的讲究，俗语叫做搬家远离地火日，搬家的时候要选择避开地火日。
什么时候是地火日呢？地火日在农村也被叫做土旺日，地火日是随着月份变化而变化的，并且每年的地火日都是极其不固定的，地火日包括：正月的戌日，二月的酉日，三月的申日，四月的未日，五月的午日，六月的巳日，七月的辰日，八月的卯日，九月的寅日，十月的丑日，十一月的子日，十二月的亥日，这些都是地火日，搬家的时候要尽量避开这些时日。对于这句老话你怎么看？欢迎大家补充评论留言。
「播撒火种」一锤定音，我们就叫共产党
【历史瞬间】
南陈北李，相约建党
1920年2月中旬的一个晚上，一辆带篷骡车颠簸行进在北京通往天津的土路上。车上坐着两个人，一位是出狱不久正被警方通缉的陈独秀，一位是护送他出城的李大钊。他们不仅是当时中国思想界的领军人物，更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引介和宣传的两位先行者。两人在车中具体说了什么，现在已不得而知。现在公认的是，就是在这辆老式骡车上，在这个漆黑的冬夜里，在这条坎坷不平的路上，“南陈北李”相约建党。
“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一段佳话开创了中国革命事业的崭新一页。在他们的影响和推动下，各地纷起响应，一时间形成星火燎原之势，创建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事业由此开启。
李大钊
一锤定音
我们就叫共产党
五四运动后不久，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与工人运动的初步结合，建立工人阶级政党的任务被提上了日程。
1921年3月，李大钊著文公开呼吁创建无产阶级政党。1921年7月1日，最新出版的《新青年》杂志第九卷第三号上，刊发了陈独秀的《政治改造与政党改造》。针对有人提出的“只有以共产党代替政党，才有改造政治的希望”的说法，陈独秀明确回应，“我以为共产党底（的）基础建筑在无产阶级上面，在理论上，自然要好过基础建筑在有产阶级上面用金力造成的政党”，“新的共产党究竟如何，全靠自己做出证据来才能够使人相信啊！”
20多天以后的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作为一个崭新的政治力量出现在中国的政治舞台。
而共产党这个名称的确定，则由李大钊一锤定音。在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前夕，本报记者专访李大钊孙子李亚中，听他讲述那一段惊天动地的往事。
陈独秀来信问党名
1919年6月11日晚，陈独秀因散发革命传单被捕，李大钊积极营救；1920年2月，出狱不久的陈独秀，住处受到警察布控。为了帮助陈独秀脱险，李大钊决定亲自护送陈独秀离开北京。在那辆不起眼的骡车上，一件对近现代中国影响深远的伟大事件得以酝酿。两人约定，陈独秀在上海，李大钊在北京，一南一北负责建党。
随后，两人遥相呼应，先后在北京和上海等地创立共产党早期组织。但各地早期党组织并没有统一称谓。从陈独秀发表的文章以及当时的报道看，陈独秀曾对“社会党”情有独钟。随着建党提上议事日程，成立一个什么样的党才能挽“神州陆沉”的危局，这个党叫什么名字才能唤起几万万人“再造中华”的热情和信心，成为必须定夺的关键大事。
李亚中告诉记者，据与李大钊和陈独秀都交好的朋友、也是最早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之一的张申府回忆，1920年8月，身在北京的张申府收到陈独秀的一封信，请他与李大钊商议，党的名称到底叫什么，是叫社会党好，还是共产党好，还是其他什么党。张申府深知兹事体大，便去请教李大钊，李大钊当场拍板，就叫共产党。
与此同时，旅法的蔡和森和毛泽东探讨建党问题，成为提出“中国共产党”名称的第一人。
随着党的名称确定，各地早期党组织开始规范，包括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在公开场合的讲演中、秘密的组织活动中以及公开发表的文章中，开始统一使用共产党的称谓。1921年7月中共一大通过的党纲中，开宗明义第一条就是：我们的党定名为“中国共产党”。
引来天火拯救中国
20世纪初的中国，既没有摆脱封建主义的束缚，又受尽帝国主义列强的欺凌。
正在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学习的李大钊，怀揣着一颗忧国忧民之心，密切关注时局变化。1913年冬天，李大钊东渡日本，第二年进入东京早稻田大学学习政治学。李亚中认为，从李大钊选择的专业看，目的性很强，就是要找到一条路，来改造中国的政治。李大钊在日本广泛接触并深入研究了当时世界上流行的各种政治学说、建党理论。最重要的，是李大钊结识了安部矶雄等日本社会主义学者，接触到社会主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学说，并产生了好感。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让李大钊看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力量，逐步明确地站到马克思主义立场上，成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在与胡适“问题与主义”的论战中，李大钊不仅热情地宣扬共产主义，更是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认识问题、分析问题。1919年，他在《新青年》上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系统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三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第一篇全面系统地介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长篇论述。
李亚中说，从李大钊的历史看，他之所以将党的名称定为共产党，首先是他通过各种学说的对比，认为只有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是时代的真理，也只有马克思主义学说是“拯救中国的导星”。“勇往奋进以赴之”、“瘅精瘁力以成之”、“断头流血以从之”，对马克思主义，李大钊一旦信仰，至死不渝，以至为传播和实践马克思主义而英勇献身。
红楼火种撒向神州
国家博物馆中陈列着一具绞刑架。1927年4月28日，就是在这具专门从外国买来的绞刑架上，李大钊被残忍绞杀。
据李大钊受刑目睹者、时任京师高等审判庭推事何隽回忆：“被绞之前夕……李大钊意气轩昂，胸禁（襟）爽朗，不知其为铁窗人也。”当指挥行刑官告知“对于家属如何处分事件，可缮函代为转交”后，李大钊说：“我是崇信共产主义者，知有主义不知有家，为主义而死兮也，何函为？”“最后，李大钊高呼‘为主义而牺牲’毅然延颈就环。”何隽是一位受李大钊影响的进步青年，其言可信。
李大钊就义时，不过38岁。但他为中国共产党做了大量基础性的工作，也做了很多开创性的工作。
李亚中介绍说，李大钊在北京发起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后，许多进步青年在他的影响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包括邓中夏、高君宇等中国共产党早期的著名活动家。据不完全统计，在出席党的一大的13名代表中，至少有6位是在李大钊的感召下入党的。毛泽东和周恩来都直接受到过他的影响。1949年“进京赶考”路上，毛泽东回忆起李大钊，说正是在他的帮助下，才成为一个马列主义者，“他是我真正的老师”。
“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这是李大钊的预言。今天足以告慰李大钊的是，他播撒的革命种子，早已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开花、结果，他的预言早已成真。
北大红楼
【百年回眸】
古老大地孕育新希望
在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同时，马克思主义思想如燎原之火在古老的中国大地上迅速传播，一大批有志青年逐渐接受马克思主义，并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开展起轰轰烈烈的运动。
1919年，毛泽东响应五四运动，发起成立湖南学生联合会，领导湖南学生反帝爱国运动。7月，《湘江评论》在长沙创刊；12月，为领导驱逐湖南军阀张敬尧的运动，毛泽东第二次到北京。在京期间，读到《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书籍。1920年五六月间，在上海会见陈独秀，同他讨论马克思主义书籍等问题。11月，同何叔衡等组织长沙共产主义小组。12月1日，致信蔡和森、萧子升和其他在法会友，表明自己接受马克思主义，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
1919年4月，周恩来参加并领导天津爱国学生运动，参与发起成立觉悟社。1920年11月，赴法国勤工俭学。1921年春，在巴黎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0年3月，瞿秋白加入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同年赴苏俄考察。1921年5月，加入共产党，后参加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并见到列宁。
1920年秋，董必武、陈潭秋等在武昌秘密召开会议，正式成立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1920年底至1921年初，王尽美、邓恩铭等在济南建立共产党早期组织。
截至中共一大召开时，国内的6个小组以及旅日、旅法小组共58名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