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元不多5元不少，广东人“派利是”只讲“意头”不讲钱
新华社广州２月１７日电 题：１０元不多５元不少，广东人“派利是”只讲“意头”不讲钱
新华社记者 黄浩苑
岁末年初，“全国压岁钱地图”网上流传火热。地图显示，广东压岁钱平均水平仅为５０元，被网友们调侃为“遭小孩嫌弃，被大人追捧”。在这个富裕、“红包”年俗流行久广的地区，老广东人“派利是”，至今坚守着“不近人情”的传统：只讲“意头”，不比金钱。五元十元、一元两元，多少随意，心到即可。
派红包是中国流传已久的春节年俗，红色代表驱邪避凶，压岁钱也取其压邪避祟的谐音，代表了长辈对晚辈健康成长的新年祝福。但是，近年来，一些地区的攀比风日盛，一些人因不堪“红包”负担而把春节称为“春劫”。
在经济发达的广东地区，红包却没有展现出相应的“经济实力”，最流行的是５元、１０元不等，２０元以上面值的红包甚为少见。许多退休或者无收入的长者，“利是”包里就是两张一元，照样高高兴兴地派，照样换来晚辈一声“健康长寿”的祝福。广东人称发红包为“派利是”，取其“利于市”“利于事”的好意头，而且红包必须一派派两个，代表夫妻双方的祝福。
广东省社科院文化产业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谢开来认为，红包含有社会和文化两层意义，社会意义涵盖经济价值和人情交往，文化内涵包括祝福等象征意义，在广东地区红包的文化内涵大于社会意义。
重好意头让广东人表示发红包没压力。广州人梁奕铭每年准备１００个红包，不止发给亲友，邻里、同事问声新年好都派个“利是”，“每个就５块钱，总共就５００元，也就一顿饭钱，大家都图个大吉大利，没人计较谁的红包多，谁的红包大。”
过年大家都喜欢兑换新纸币发红包，广东人也不例外，只是大家都挤着抢兑５元、１０元的新币。在广东有开年“扫楼”的传统，第一个复工日未结婚的同事要向已经成家的同事讨“利是”，单身的人们成群结队逐层而上，热热闹闹地给每个办公室拜年，颇有西方万圣节时孩子们讨糖果的氛围。
在广东的部分地区，甚至还有红包“剪一角”的习俗，剪下一角就代表已经收到祝福，红包原原本本退回。谢开来说，不以红包谋钱，不以红包谋事，是广东红包好意头背后的初心。
《孟子》中的“义”和“利”
孟子名叫孟轲，是战国时期儒家学说的代表人物。相传，当年孟母为了给儿子一个好的学习环境，曾经三次搬家。这就是著名的“孟母三迁”的故事。后来孟子长大以后，学而有成，孔子被称为“至圣”，孟子则被称为“亚圣”，孟子与孔子一起合称“孔孟”。《孟子》是一部记录孟子与弟子们言行的书。
据《孟子》记载。有一次孟子见到魏国的国君梁惠王，梁惠王说，先生不远千里而来，会有利于我的魏国吗？请注意，梁惠王在这里提到了“利”字。可见梁惠王是希望从孟子身上获得某种“利”，说白了就是某种好处。比如，希望孟子能够给他一些好的建议，帮他出谋划策，或者能够帮助他制定一些治理魏国的策略，使魏国变得强盛等等。然而孟子却不以为然。对梁惠王说，治理国家不能以“利”字当头，而要以“义”字当头。如果一国的国君总是想着如何才能对自己的国有利，那么大臣们就会想着如何才能对自己的家有利，老百姓就会想着怎么对自己有利。这样上行下效，人人都一心想着争夺自己的利益，国家就危险了。
孟子这个说法是很有道理的。因为如果什么事情都以谋取利益为优先，那么有了一就想要十，有了十就想要百，有了百就想谋要千，有了千就就想要万，这样永远也没有满足的时候。于是盗窃、抢劫、谋财害命，甚至弑君犯上等恶劣行为，就会不断出现。于是国家内乱不断，用不着等别人来打攻，自己就先垮掉了。
所以孟子认为，治理一个国家，如果“利”字当先，是非常危险的，相反，如果“义”字当先，用“仁义”治理国家，那么这个国家就会强盛。
所谓“义”，就是行为要合乎正义，要符合社会的道德规范；所谓“仁”，就是关爱和友善。孟子认为，治理国家应该用“仁义”，也就是要提倡关爱和友善，让大家的行为符合正义和道德规范。因为只有这样，在朝堂之上，那么君王就能够优待大臣，大臣能够对君王忠心耿耿，为君王排忧解难。在老百姓的家中，则长辈能够关爱晚辈，晚辈能够尊重长辈。这样大家才能各司其职，国家就能有序运转，不断变富变强。于是，君王的国家繁荣兴盛，大臣的小家其乐融融，普通老百姓也能各得其所，大家都得到最大的“利”。所以，以“仁义”为优先，就能使大家得到最大的“利”，相反，如果以“利”为优先，结果就是国破人亡，国君的国亡了，大臣的家破了，老百姓流离失所，大家反而都得不到“利”。
儒学思想认为，“仁义”就是最大的“利”，所以要讲求“仁义”，相反，“利”是最大的不利。所以，儒学把“仁义”放在“仁义礼智信”五常的前两位，就是这个道路。
上就是我学习的一点心得体会，期待着和你一起交流讨论，共同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