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猛将军庙(刘猛将)

“蝗虫”王刘猛，如何成为神的

在我们生活的世界当中，有太多的事情理解不了，而人类天生又是一个为意义而生的动物，任何事情都要寻找意义。因此在未知的情况下，人们会诉诸于占卜、算卦等一些巫术行为，之后巫术会逐渐演变为信仰。

蝗神刘猛

古人关于自然界的猜测无外乎三种方式，一种是占星术，通过龟壳或者铜钱等进行占卜，猜测神灵的想法；第二种是对神灵、动物、植物的崇拜，常见的是民间的“四大门”蛇、狐狸的崇拜，还有蝗虫之神刘猛；第三种，会结合个人的生理，心理或者疾病体验，比如解梦等等，去理解未知信息。

从现代自然科学角度看，这些占星、狐狸崇拜等思想实在是荒谬，但是在中国古代，这是获得心灵慰藉的一种方式。占卜、祈天、祭祀，甚至造神，都是获得天神感应的方式，同时人们又会将自然灾害等现象，理解为天谴，是神的一种惩罚。

1934年7月份，长沙爆发了旱灾，当时湖南省府曹代便赶赴城隍庙祈雨，同时祭拜蝗神刘猛，并且要求全省禁止屠宰3天。这则不到百年的新闻，说明那个时候，我们面对灾害的时候，依然沿用的是巫术。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新旧朝代的更迭，往往和自然灾害有着密切关系，比如在中国经常爆发的蝗灾。中国是以农业为本的国家，蝗灾会导致粮食减产，随后爆发大面积的饥荒。蝗灾严重的时候，大量的水源等都被这些蝗虫的尸体污染，因此极容易引发瘟疫。

古代民众抗自然灾害能力比较弱，最基础的消毒手段都没有，因此一旦发生蝗灾，产生瘟疫之后，往往会迅速传播。由于公众对于这些信息认知不足，就会纷纷携全家外逃，这些盲目迁徙的流民，往往是社会动乱的开始。

徐光启《农政全书》记载，蝗灾会造成“草木牛马皆尽、饿殍遍野”等惨状，受灾是非常严重的。可是在《春秋》当中关于蝗虫的记载却只有两次，分别都是桓公五年发生的，可是中国黄河中下游，冲积而成的平原，极易产生蝗灾。

这些冲积而成的土壤多为细砂土，即使水灾之后，水也不容易存储。我们知道蝗虫非常害怕水，一方面降雨的时候，会把蝗虫的幼虫杀死，同时大面积的积水，也会淹没这些虫卵，因此只要雨水丰沛的年份，是不容易产生蝗灾的。

而黄河中下游平原地区的这些砂土，土质松软，还不容易积水，因此只要温度合适，就会给这些蝗虫提供温床。同时黄河中下游种植的农作物主要是粟、芦苇等作物，这些都是蝗虫所喜好的植物。平原地区，地势平坦，因此只要蝗虫形成一定规模，就会大面积迁徙，给整片区域造成蝗灾。

根据《中国救荒史》记载，宋朝时期爆发蝗灾达到55次/百年，明清时期90次/百年，民国时期100次/百年，很明显，春秋时期由于缺乏史料，或者政治原因，很多蝗灾并没有记录在案。这和汉朝时期，人们对于蝗灾的认识有关，人们把蝗灾和“灾异”联系在一起，认为这是一种天谴。

最早提出“灾异说”的是汉朝的董仲舒，他认为自然的各种变化都是人格化、道德意志化的“上天”对当时社会政治的反应。比如在《春秋繁露》中：

其大略之类，天地之物，有不常之变者，谓之异，小者谓之灾，灾常先至，而异乃随之，灾者，天之谴也，异者，天之威也，谴之而不知，乃畏之以威……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国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出灾害以谴告之；谴告之，而不知变，乃见怪异以惊骇之；惊骇之，尚不知畏恐，其殃咎乃至。

他们认为君主是连接宇宙与人类社会的桥梁，其行为和政策都会受到上天的监督，上天会以某种灾害或怪异的现象对统治者的错误发出警告。天人感应下的灾异说不仅使皇权在一定的道德约束下运行，而且同时为儒生参政提供了有力的理论基础。

但是这些儒生从来都没有一个统一的声音，他们对灾异的解说仅仅服务于他们各自的利益集团。当权者往往随意指责其敌人为导致灾异的原因，这种对灾异说的滥用最终宣布了灾异政治的破产。

但是灾异说对民间却有深刻的影响，在生产力低下，人们对于自然控制力比较薄弱的时候，人们会把灾异说当作主要的观念。“蝗”同“皇”，崇拜最高天帝的同时，会把蝗虫当作神灵来祭拜。

认为普天之下的事情都是最高主宰神来支配的，因此在《尚书·微子篇》认为蝗灾是“天毒降灾荒”，这些都是天帝的惩罚。因此人们认为蝗虫不但不能灭，还要乞求神灵免于惩罚。

当时人们认为蝗灾是君王失德，以及官员的贪腐造成的，因此统治者要修德养性，用行动去感动上苍，蝗虫自然就会消失。《后汉书》中记载，蝗虫在很多有德行的地区，过境而不食作物。这当然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但是汉朝人相信这些言论，这也是很多地方不报蝗灾的原因。

这种观念，影响到历朝历代。比如唐朝时期，宰相姚崇建议捕杀蝗虫，当时引起朝堂一片哗然。虽然在《全唐书》当中记载，姚崇力排众议，最后还是以捕杀的方式应对蝗虫，可是玄宗并没有下达任何手谕，而是让姚崇自行处理，玄宗自己也害怕杀虫作孽，留下骂名。

南宋时期，有了一个变化，那就是驱蝗神刘猛的出现。据传，刘猛本是天上的蝗神，后来转向了人间，于是百姓纷纷为刘猛建造庙宇。

人对于天地的依赖关系是很大的，在很多自然灾害面前，人的力量往往显得力不从心，这也使得消极的百姓转向了对于神灵的信仰，来寻求心理的慰藉。但是，蝗虫在接受人们虔诚的“贿赂“之后，依然吞噬作物，于是百姓们“先礼后兵”，请来了中国古代传说中勇猛的刘猛将军驱逐蝗虫。

蝗虫的治理，还有现实的困境。封建时期，蝗灾频发，仅仅依赖人力的救治很难全面地战胜蝗虫侵袭，尤其是消除人们对蝗虫的精神恐惧。因此，统治者以及地方官员，对于依靠神灵信仰来应对灾害特别重视。

《明史·职官志》当中明确规定，地方官员有通过宗教活动来应对灾害的职责，确立了一整套从中央到地方完备的祭祀体系。在祭祀过程中，都是由官员起草祈祷文，并且率领百姓一同祭祀蝗神。

作为国家管理地方的执行者，地方政府官员采取这种措施不仅可以有效博得中央政府及上级官员对他们执政政绩的认可与肯定，同时还可以直接向天下百姓宣扬尊卑有序、天道伦常的观念，因而在灾害赈济过程当中极为常见。

对于自然灾害的侵袭，乞求神灵救灾虽然不一定能取得客观上的实际效果，但是面对家园惨遭毁灭，生存遭遇危机的时候，对神灵祭祀，能够为百姓建立起强大的精神支撑。

由此来看，祭祀蝗神，也是中央到地方一种积极执政，关心民生的体现。从本质上来说，祭祀蝗神，是国家依赖宗教活动，来解决现实当中的实际问题。无论是政府官员还是普通百姓，都可以在乞求神灵的过程当中得到慰藉。

晚清民国蝗神庙的消失，和近代中国“反封建、反压迫”的政治运动是密不可分的。在一系列的运动当中，蝗神信仰被看作毒害人民的封建迷信活动而被打压排挤，直至消失。

人类对自然界及人世间种种现象的不理解，是造蝗神崇拜的原因，这反映了人们在面对无法解释、无法理解的现象时的软弱无力。蝗神在明清时期，一直到民国时期，都是民间和政府之间自发的信仰。地方政府积极引导，同时也进行一定的干涉，从而能够有效缓解灾害带来的社会影响。信仰是人们根本的心理需求，蝗神反映了普通百姓的心理状态的变化，也是一种民间信仰文化。

中国底层民众其实一直都在构建自己的民族宗教信仰。这类信仰，比起真正意义上的宗教，当然并不完整，但是也具备近似的社会功能，与上层建筑中的儒家礼法一起，在影响和调节社会生活，实现精神上的平衡。

居家保护神之十二__虫王

在北京郊区有一些八蜡(zhà音乍)庙，里面祭祀的是虫王神刘猛将军。所以八蜡庙又叫虫王庙、刘猛将军庙。

八蜡，是我国上古时代人们在腊月(农历十二月)举行的农事祭祀活动的名称。八蜡是与农事有关的八种人事，包括神农、后稷、田间房舍小道、水庸(水沟)、昆虫等。后来民间将八蜡附会为专门驱除虫害、捍御灾荒的神明——虫王。这位虫王到底是谁，民间有几种说法。

一种说法认为虫王是鹙，这是一种水鸟。金代时，有一年华中一带眼看要秋收了，不料突然发生了一场特大蝗灾，蝗虫铺天盖地而来，眼看到手的粮食就要化为泡影，百姓们万分焦急。紧急时刻，天边飞来成千成万只鹙，蝗虫很快被啄食殆尽，这年的秋粮获得了大丰收。朝廷听说了此事，即封鹙为“护国大将军”。它是蝗虫的天敌，消灭虫灾功劳卓著，理所当然受到人们的感激和崇拜。每当蝗灾乍起，农民们就祈祷“虫王爷”赶快飞来，救护庄稼。

不过更多的说法却认为虫王爷是一位勇猛武将即刘猛将军。刘猛并非是这位刘将军的姓名，而是一位姓刘的猛将军。这位当上了虫王的刘将军到底是谁，共有5位候选人，其中以刘锜影响最大。

刘锜是南宋抗金名将，甘肃静宁人。他是著名的“八字军”(全军将士脸上皆刺有“赤心报国，誓杀金贼”)的统帅。刘将军曾大破金兀术的“铁浮图”和拐子马，取得赫赫战功。

刘锜后来受奸相秦桧排挤，被夺去军权而做了地方官。他在任上整顿田亩，治理水患，为百姓干了不少好事。后来因为驱蝗有功，刘将军被宋理宗封为扬威侯、天曹猛将。古人认为刘将军“生则敌忾效忠，死而捍灾御患，其世祀也固宜”，说他死后做了虫王爷，是当之无愧的。

无锡曾有座刘猛将军庙，庙联这样赞颂他：

卧虎保岩疆，狂寇不教匹马返；

驱蝗成稔岁，将军合号百虫来。

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在靠天吃饭的时代，蝗虫是一大天灾，人们很难控制，只好祈求虫王爷刘猛将军显灵，降伏害虫，保护百姓生计。

相传，正月十三是刘猛将军的诞辰日。此日官方要进行祭祀，民间还要举行热闹的迎神赛会，抬着刘猛将军的神像游行街市。

以前的八蜡庙有很多，为何到了当代，里面的刘猛将军快要失业了

从古至今，我国境内存在着许多大小不同的庙宇，百姓们还会根据不同的风俗习惯修建具备不同功能的庙宇，如黄仙庙（供奉黄鼠狼）、喵喵庙（供奉老虎）等等。可是您听说过“八蜡庙”吗？它究竟是用来供奉哪路神仙的？为何到了今日，里面的刘猛将军几乎失去了作用？如果您想知道，就让小编来为您揭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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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历史源远流长，拥有着5000年的灿烂文明，在这片热土之上，华夏儿女们繁衍生息，创造了世界历史中，一个个辉煌的奇迹。作为一个超级农业大国，早在新石器时代开始，先民们便已经结束了狩猎与采集的生活方式，转而发展种植业与畜牧业。

农业的发展离不开庄稼种植，几千年来，古代百姓面朝黄土背朝天，将原本贫瘠荒芜的土地，变成了适合播种的良田，逐渐形成了男耕女织的小农社会体制。可虽然如此，在大自然惊人的破坏力面前，人类的力量也显得极为渺小，一旦发生“三灾”，则必然会导致粮食大幅度减产，继而引起社会动荡。

“三灾”究竟是什么呢？它们分别是水灾、旱灾、以及蝗灾。洪水与干旱，历来是中国农民的大敌，今天重点说一下蝗灾，明崇祯年间，陕北地区发生前所未有的大型蝗灾，致使粮食颗粒无收，饥民无力生活之下，纷纷追随闯王高迎祥揭竿而起，致使明王朝的根基发生动摇，最终走向了黄摊子。

在漫长的农业发展历史中，古人总结出了一个必然规律，即“久旱必蝗”，意思就是说，长久发生了旱灾之后，必然会引起蝗灾。该说法具有一定道理，因为干旱的泥土之中，水分的含量只有10%-20%左右，极其适合蝗虫卵的发育，故此蝗虫数量会爆发式增长。

蝗灾一旦发生，场景便十分骇人，它们成群结队啃噬庄稼，所过之处真正做到了寸草不生，一旦聚集处植物被吃光，它们就会整体迁移，以遮天蔽日之势，前往下一个目的地。限于科学技术的落后，历代官府虽然极力给予整治，但仍然收效甚微，以至于百姓只能将希望寄托于神灵，到处修建八蜡庙整治蝗虫。

八蜡庙又名蝗虫庙，其中供奉的神灵并非是蝗虫，而是八位专治蝗虫的虫神，他们分别是刘绮、刘锐、刘宰、刘佛等，由于以上几位将军作战勇猛，并在历史上对蝗灾整治作出过贡献，故此也被民间统称为“刘猛”。

以现代人的视角来看，古人用烧香祷告的方式祈求灭蝗，完全是一种迷信的行为，其结果也可想而知。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有关部门积极修建大型水利设施，基本上治理了水旱灾害，为了根治蝗灾，有关部门对于黄河中下游地区等蝗害高发地，更是采取了诸多有效的措施。具体都有哪些呢？让我们简单叙述一番：

1.火烧灭蝗

建国初期，我国科学技术相对较为落后，针对蝗虫大面积群体迁移的习性，当地百姓多采取“围追堵截，纵火焚烧”的方式治理。该方法优点非常明显，高温火焰不但可以快速大面积的杀害蝗虫，而且还能有效杀死藏于地下的虫卵，真正做到了“斩草除根”。

不过纵火焚烧的危险性极大，一旦控制不好，必然会引起大型火灾。不仅如此，利用大火焚烧的方式灭蝗，会造成“杀敌一万，自损八千”的后果，大火燃起之后，该地庄稼也同样被付之一炬，造成巨大的财产损失。

2.药物灭蝗

随着化学科学的不断发展，药物灭蝗的方式开始被逐步应用。一般来说，大多数的杀虫剂都能对蝗虫造成严重伤害，而当时最著名的农药便是“六六六”，可以有效彻底的消灭蝗虫群落。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农药本身化学性质较为稳定，容易造成残留对人体构成危害，因此世界各国都在积极研究新一代的灭蝗药物。

3.生物灭蝗

近些年来，人类的环保意识开始逐渐增强，有生物学家提出了生物灭蝗的方法。2000年5月时，新疆北部发生特大蝗灾，此次出战灭蝗的并不是喷洒农药的飞机，而是数量近3万只的“鸭子军团”。鸭子喜食蝗虫，其颈部灵活可以轻松捕获飞翔的蝗虫，据统计，每只鸭子每天可以吃掉300只蝗虫，3万只鸭子，就可以在几天之内灭掉一片大型蝗虫群落。

由此可见，随着人类科学技术的进步，困扰我国农民几千年的蝗灾，也终将会被彻底消灭。当然，我们还有最厉害的一个“绝招”，便是将蝗虫推上餐桌。蝗虫口感鲜嫩且营养丰富，是一种美味的昆虫食物，无论是煎、炒、烹、炸，都能令人大饱口福。据统计，如今国内的人数总量接近14亿，如果每人每天吃掉一盘蝗虫，就能轻松灭掉任何一场“超级虫大”的蝗灾，甚至一场超大型蝗灾内蝗虫的数量，还远远不够供应我们的日常消耗量。最后小编还是要说一句，在庞大的“吃货”群体面前，“刘猛”将军恐怕要真正的下岗了。

文澜海润工作室主编文秀才，本文撰写：特约历史撰稿人：常山赵子虫

刘猛将军庙的由来

在江苏省金坛市著名的“金沙八景”中，有一处叫作“漫塘春水”。人们以“漫塘”为此景命名，便是为了纪念当地历史上一位著名的慈善家，刘宰。

刘宰，字平国，南宋江苏金坛人。传闻在刘宰出生的时候，他家门前池塘里的水忽然漫至岸上，刘宰日后便因此说，自号为“漫塘病叟”。据《宋史．刘宰传》记载，刘宰为人刚正仁厚，平生多为乡里谋福，是一个“见义必为”之士。

南宋绍熙元年（1190年），刘宰举进士，随后被任命为江宁尉。当时江宁地方巫术盛行，民风颓然，人们遇事皆信鬼神，巫医术士大行其道。刘宰到任后，为了澄清民智，使百姓免受愚昧所害，立即着手批驳迷信，强令巫士改行务农。为此，刘宰还专门下令保伍之间互相纠察，有继续为巫或事鬼神者，一律严惩。刘宰的努力很快使当地风气焕然。然而令刘宰无法想到的是，在他逝后，人们却因感念其助民灭蝗灾的恩德而将他敬奉为神。传说有一次刘宰随军路过观城，恰逢当地遭遇蝗灾。眼见田里的庄稼即将不保，刘宰急命兵士帮助农民灭蝗，并终使此地庄稼免遭绝收。百姓们因感激刘宰，便在地方上修建庙宇，将刘宰敬奉为 “刘猛将军”。据说刘宰作为驱蝗灭虫的大神，其香火从江南一直延续到北方。直到清代，山东等地的方志里还记载着有些蝗灾频发的村庄供奉“刘猛将军”的事实。不知刘宰身后的这段历史会为他平添一丝无奈，还是遥寄一份欣慰。

宋宁宗开禧年间（1205年－1207年），韩侂胄率兵伐金。尽管后代史家对开禧北伐多有道义上的褒扬，出于对百姓的同情，刘宰却认为韩侂胄在民用尚不足为继的情况下轻启战端，徒耗民力，因而反对北伐。后来，刘宰曾作《开禧纪事》和《野犬行嘉定己巳作》两首诗，诗中传达的尽是他对此时民情疾苦的体恤。钱钟书先生在《宋诗选读》中直称，这两首诗情之挚朴为当时少有。

北伐失败后，刘宰因厌倦了官场，便辞官隐居故里。就在刘宰回到家乡后不久，嘉定二年（1209年），金坛发生饥荒。刘宰遂在当地创办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私人粥局，救济灾民。此后，在嘉定十七年（1226年）和绍定元年（1228年），刘宰又两次设立粥局。据史载，其间受其惠者，每日超过万人。此外，在隐居的三十年里，刘宰还在家乡设置义仓，创立义役，乡人凡有无地可耕、无处可居者，刘宰皆倾力相助并视之为己任。

嘉熙三年（1239年），刘宰去世。在出殡时，当地百姓“罢市走送”，人群绵延数十里，“人人如哭其私亲”。朝廷为奖其善义，谥号“文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