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日月堂东方医学研究院（北京日月堂中医门诊集团）领导班子
为积极探索中医药创新联合体，经研究，决定将北京日月堂东方医学研究院与北京日月堂中医门诊集团运用管理工作班子进行合并，实行两块牌子一套班子管理。调整后领导班子成员如下：
理事长：
陈士国 资深媒体人、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现任新剑集团董事长、新剑研究院院长、京城日月堂中医药创新联合体理事长。
副理事长：
于 沐 现任新剑集团总裁。
院 长：
王国华 主任医师、大校军衔。现任北京日月堂东方医学研究院（北京日月堂中医门诊集团）院长。曾任解放军某医院院长。
常务副院长：
史春勇 中医非药物疗法知名专家。现任北京日月堂东方医学研究院（北京日月堂中医门诊集团）常务副院长。
执行副院长：
吴科峰 现任北京日月堂东方医学研究院（北京日月堂中医门诊集团）执行董事、执行副院长。
京城日月堂相关业务郑重声明
近来，京城日月堂中医药创新联合体（新剑集团旗下）及成员单位的工作人员，经常接到一些电话咨询或线上咨询“看风水”、“算命”之类的业务，经过沟通了解后，发现所咨询的相关业务及开展相关业务的公司均与京城日月堂无关。现将有关事项郑重声明如下：
一、凡有“看风水”、“算命”、“花钱消灾”、“花钱供养”等业务或封建迷信活动，均与京城日月堂无关。京北京日月堂东方医学研究院、北京日月堂中医门诊集团、北京日月堂药业集团、京城日月堂中医书院等单位及新剑集团各成员单位，从未从事，也不会从事此类业务，更不会涉及封建迷信活动。
二、京城日月堂坚持以中医药大健康为主业，通过挖掘中医药文化促进品牌发展。
特此声明
京城日月堂品牌管理中心
2022年4月7日
为什么伊斯兰文化中常见星月符号？
伊斯兰既是宗教，也是庞大的文化体系，星月、八角星（Rub el Hizb， ربع الحزب）、斋月灯（Fanous， فانوس）与清真言（Shahada，الشهادة）等皆为常见的伊斯兰符码；其中星月符号更是家喻户晓的伊斯兰象征，既在国旗中飘扬，也挺立在清真寺的圆顶上。
土耳其国旗
阿塞拜疆国旗
新加坡苏丹回教堂圆顶上的新月标志，图源：Life Travel Adventure
然而纵观历史，星月符号虽发源于古代近东，但其真正进入伊斯兰符号体系却是相当晚近的事。这段星移月转既有帝国遗产因素，也少不了泛阿拉伯主义与泛伊斯兰主义的推波助澜，而一切还得从美索不达米亚（Mesopotamia）说起。
从神明到王权
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始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终于公元前539年的阿契美尼德征服（另一说为公元7世纪的阿拉伯征服），许多当代文明的先声便是在这千年岁月中化育成形，例如罗马建筑中常见的圆顶（dome）与筒拱（barrel vault）、十二星座与一年12个月的太阴历、数学里的一元多次方程与勾股定理（a2+b2=c2），以及日后影响诸多文明的天文神祉图腾，而这便是星月符号的起源。
古巴比伦人计算勾股定理的泥板，图源：维基百科
在两河神话中，新月本是美索不达米亚月神＂辛＂（sin）的象征图腾，后随政权一统，各地的独立神祉逐渐被收编到庞大的神话体系中，月神＂辛＂于是摇身一变，成了太阳神＂乌图＂与金星之神＂伊南娜＂的父亲，原本孤立的新月标志也多了太阳与八角星相伴，成了日－月－星三合一的新符码，出现在各式泥板与生活用品上。
滚筒印章（cylinder seal）上的月神＂辛＂与新月，图源：维基百科
星－月－日三合一的符码，象征伊南娜、辛与乌图，图源：维基百科
自此，新月与星星算是走到了一起，只是旁边还有个太阳。然而经过希腊化时代、拜占庭与波斯萨珊王朝的洗炼后，星日月的组合派生出了三种变化：原始的单独新月、日月符号与星月符号。其中新月逐渐与女人、阴性画上等号，故希腊化时代的月神阿尔忒弥斯－黛安娜便常戴有新月型头饰，偶尔饰以八角星。而这样的文化原型一路发展，渐为强化，本就吸收不少异教符码的基督教也没能抵抗这阵流行，在14到16世纪时出现了一波“新月圣母”造型潮（灵感基础为圣母与《启示录》第十二章“天启之女”的结合）。西方炼金术也衍伸出“日为男，月为女”的神秘学图像；无独有偶，塔罗牌中的“女祭司”也戴了新月的双头冠。
新月圣母之例－瓜达卢佩圣母（Our Lady of Guadalupe）
16世纪的占星术手稿
塔罗牌的女祭司（The High Priestess，有时又称女教皇La Papesse）形象
然而与新月不同的是，星月符号一开始虽也是女神的象征，但在历经帝国政治淘洗后，却逐渐与帝王产生了连结。例如公元一世纪的拜占庭硬币，其正面是女神阿尔忒弥斯，背面则是象征阿尔忒弥斯的星月符号；但到了公元二世纪的罗马帝国，女神便逐渐让位于皇帝，例如哈德良（Hadrianus）就发行了以自己为正面、星月符号为背面的硬币；公元五世纪的波斯萨珊王朝喀瓦德一世（Kavadh I），也在硬币上的肖像旁加了星月符号。
公元一世纪的拜占庭硬币
罗马皇帝哈德良发行的硬币
喀瓦德一世发行的硬币
帝国崩解后，星月符号逐渐跳脱帝王垄断，成为各方势力的徽纹，出现在各种图章与军旗上，例如参与十字军东征的狮心王里查一世图章、圣殿骑士团印章，比比皆是；而在家族纹章方面，波兰贵族尤其爱用。封建与王国年代到来后，星月符号已完全脱去女神寓意，与王权、家族及军事挂勾在一起。而正是在这股脉络下，星月符码渗入了伊斯兰世界。
狮心王里查一世大印章，图源：W.C. Prime
13世纪的圣殿骑士团印章，图源：Cristian Chirita
波兰的Leliwa徽章，中为星月符号，图源：Franciszek Piekosiński
波兰Wasilewski家族徽章
星月与伊斯兰
如今的星月符号虽是著名的伊斯兰符码，但在早年却是攻打穆斯林的十字军爱用徽章。伊斯兰世界虽也在13世纪出现星月符号的军旗，但都只是零星个案，真正普及还是要等到奥斯曼帝国后。
14世纪的《鞑靼人历史图稿》，描绘耶尔穆克战役一景，举星月符号旗的即是萨拉逊人
据学者考证，奥斯曼帝国吸纳星月符号的来源大约有三：
一是十字军入侵伊斯兰世界后遗留的文化符码；二是奥斯曼攻陷君士坦丁堡后继承的拜占庭帝国遗产；三是源于内亚的突厥部落传统。其中土耳其历史学家往往较推崇第三点，以彰显当代土耳其继承了突厥人的千年传统。而国际学界普遍的共识仍偏向十字军与拜占庭的影响。
早年奥斯曼军队出征多用秃克（tug，源于中亚与蒙古部落的马尾旗帜），后才衍生出使用军旗的习惯，并常以阿里之剑（zulfiqar，又称佐勒菲卡尔剑）为标志；星月符号起初只用于海军军旗，历经穆斯塔法三世（1757-1774）、阿卜杜勒·哈米德一世（1774-1789）和塞利姆三世（1789-1807）的改革后，逐渐成为奥斯曼帝国国徽，飘扬在军旗与国旗上。星月符号历经多年流转后，终于又成了帝国的象征，当年西方亦多以星月红旗作为奥斯曼的象征符码。
16世纪的奥斯曼秃克
17世纪奥斯曼军旗上的阿里之剑
17世纪的奥斯曼星月军旗与秃克
18世纪的奥斯曼星月军旗，又为“真主”的阿拉伯文书法体
巴尔干战争期间，奥斯曼军队执星月军旗，图源：法国国家图书馆
一战期间，德军在奥斯曼帝国庆祝圣诞节，背景中挂着奥斯曼帝国国旗与德意志帝国国旗
20世纪的德国巧克力盒，盒上绘有奥斯曼帝国图景，左上即是带有星月符号的国旗
诞生于1882年的奥斯曼帝国国徽，红星月旗象征奥斯曼帝国，绿新月旗象征哈里发，下方垂挂着奥斯曼五军章。在此之前，奥斯曼都以历任苏丹的花押（tughra，طغرا）作为国徽，1882年的国徽设计以欧洲王朝徽纹为基础，象征帝国的逐渐欧化
奥斯曼帝国虽于1923年崩解，但土耳其共和国却继承了帝国的星月红旗，并持续使用至今，许多自奥斯曼独立而出的国家也采用星月符号来设计国旗，例如阿尔及利亚、阿塞拜疆、利比亚、突尼斯等。1960年代始，泛阿拉伯主义风起云涌，70年代后泛伊斯兰主义接续登场，在这两波政治运动下，星月符号首先被标举为民族主义的象征，出现在各大场合；泛伊斯兰主义登场时，星月符号往往都还来不及撤下，就再度成了运动的代表，本为奥斯曼帝国遗产的星月符号因此成了伊斯兰的象征，持续至今。
符号的冲突与长旅
伊斯兰的星月符号始于两河流域的天文崇拜，中间经历了段女神信仰的过渡期，再转为帝国与皇帝的象征；帝国崩解后，星月符号在欧洲的各大家徽与军旗上流转，并逐渐为奥斯曼帝国所吸收，跃升国徽之位，更被中东各国继承，成了60、70年代政治运动的文化符码，因而与伊斯兰化为一体。
虽然当代穆斯林普遍将星月符号视做伊斯兰自古以来的象征，但某些伊斯兰学者与神学家对此却相当不以为然，例如詹姆斯·黑斯廷斯（James Hastings）便曾批评过这种穿凿附会的现象。不过星月符号从十字军之印移向穆斯林旗帜的过程，听上去虽难以置信，却绝非单一现象，同为一神信仰的基督教也吸纳了许多异教符码，才能建立起今日庞大的文化体系。一神教虽藉指认异端来建立正统，然所谓正统本身就是异端元素政治正确后的产物，这与其说是种讽刺的现实，不如说是一神教中普遍的历史现象。或许未来有一日，星月符号又会在剧烈的政治变动中，化育新的意涵，掀开历史的新扉页。
真实的台湾：日月潭的蒋介石行宫
涵碧半岛在日月潭西北方，向湖中延伸，呈三角型。对面东南方是沙巴兰半岛，长条状伸入湖中。这两个半岛把將日月潭分隔成日潭与月潭。
在两个半岛之间、日月潭的中心，则是拉鲁岛。
绿树掩映之中，涵碧半岛山坡上出现一幢漂亮的七层大楼，那就是涵碧楼。半岛就是以这幢大楼命名的。
“涵”，浸泡之意。“涵碧楼”，也就是沉浸在一片碧波之中的楼房。用涵碧楼命名日月潭畔的这幢波光潋滟的美宅，妥切而传神。
记得第一次来台湾，和朋友说起到台湾的旅行计划，朋友第一个就提到前往涵碧楼。当时，我并不知道涵碧楼，但是从朋友的介绍中，意识到这是日月潭畔非同寻常的所在。
朋友年先生告诉我，这里的涵碧楼原本是戒备森严的禁区。虽然他土生土长在这里，过去也无法到涵碧楼，因为涵碧楼是蒋介石的行馆，四周布满警卫。蒋介石是很会享受的，他选择了台湾顶尖的佳景胜地日月潭，又在日月潭选择了顶尖的伸进湖中的涵碧半岛，建造“总统”行馆。
斯人已经远去。如今的涵碧楼，不再是铁腕人物独霸的禁区，而是比五星级宾馆更豪华的“六星级”饭店，甚至有人称之为“七星级”饭店。
虽然当时这里的客房价格平均是每天13000元新台币，相当于人民币2800多元，是附近旅馆价格的五倍以上，创台湾观光酒店房价的最高纪录。最贵的总统套房，一晚的房价为52000元新台币。当地朋友还是一定要安排我们在这里住，事先预订了套间。他们说，住涵碧楼尽管贵，但是“贵得有理”，值！
今日涵碧楼，已经不是当年的蒋介石行馆。在1999年“9·21”地震中，旧的涵碧楼受到严重损害，推倒之后，耗资18亿元新台币、历时一年半进行重建。
2001年3月3日，新建的涵碧楼落成，台湾诸多政要出席了开幕典礼。
开幕之际，涵碧楼打出一幅标题为“我将再起”的蒋介石巨幅宣传照，唤起民众对涵碧楼当年曾经是蒋介石行馆的尘封多年的记忆。
新的涵碧楼是由世界著名建筑设计师Kerry Hi设计，气势不凡。
涵碧楼是日月潭畔的明珠。我来到位于山坡之上的涵碧楼，第一印象就是用粗厚的褐色木栅，组成方形门厅，显得别具一格。一进门，迎面就是一条长长的“水廊”——那是浅浅的底部铺了黑色大理石的长廊水池，水面与地面持平，看上去明净似镜，我真佩服设计师别具匠心的构思。
涵碧楼的总经理曾说，他希望从客人踏进饭店的那一剎那起，就处于“时时感受无微不至的服务，处处发现别有洞天的惊艳”的情境中，客人的情绪始终处于一种喜悦与兴奋状态之中。
大楼内的长廊，线条简洁，而深咖啡色方木柱又显得古朴。就连底楼一条通往日月潭的短廊，两侧摆设着古色古香的圆瓶，也令人赏心悦目。
七层大楼面对烟波浩渺的日月潭。整幢大楼只有九十六个房间，其中有一部分是套间，所以实际上只有七十套客房而已。每个房间的面积是二十四坪，也就是八十平方米。另外，还有七幢独栋别墅，每栋面积120坪，也就是近400平方米。别墅四周不仅有独立的花园，而且有单独的游泳池。
这次，我们四人住的是大套间，面积达160平方米。涵碧楼的经营理念是：客房的套数宁可少些，但是面积要大，要有一种舒适感。他们说，要让客人来到这里，不仅欣赏湖光山色，而且在这顶级的旅馆里，得到极致的享受。
步入客房，不论是客厅还是卧室，都铺着宽幅的深褐色从印尼进口的原木地板。客厅的门外，是宽大的阳台。阳台之侧，是大片芳草与成丛的鲜花。
确实，对于我这样起码住过几百家旅馆的人来说，涵碧楼给我留下的印象是最深的。涵碧楼定位于高档消费，走的是高价休闲酒店路线，尽管房价近乎天价，但是客人们还是不断慕名而来。涵碧楼的客人，多半是外国旅客。特别是日本旅客，由于离台湾近，喜欢来此作“三天两夜游”。
他们飞抵台北中正机场之后，被旅行社的专车直送涵碧楼，住了两夜之后，又直接送回桃园中正国际机场，直飞日本。这些日本客人来台湾，就是为了在涵碧楼休闲，而且很多人是“回头客”，住了一回涵碧楼，仍旧愿意一而再、再而三地来到这里。
涵碧楼实行会员制，一张会员卡价格高达220万元新台币，虽然价高，但是房价给予优惠，专供那些喜欢多次来此休闲或者在此长住的客人。涵碧楼还推出公司会员卡，每张售价达550万元新台币。尽管价格不菲，涵碧楼却严格把关，并非有钱就能买到会员卡。会员名单对外是严格保密的，据说名单上都是“董”或“总”字辈人物。一些“形象不良”的富商被涵碧楼拒于会员之外。所谓“形象不良”是指有嫖、赌、吸毒恶习者。
事实证明，涵碧楼的“宁要少些，但要好些”、“以质取胜”而不是“以量取胜”的经营理念是正确的。按照涵碧楼现有的面积，完全可以分隔成三四百间客房，变成人声嘈杂的所在，变成中低档的旅馆，那就完全丧失涵碧楼的特色，而且收益未必有现在这么高。
涵碧楼的设计师曾说，要让涵碧楼的每一个角落都充满美感。从涵碧楼望出去，日月潭波光粼粼，远处正对青龙山以及山顶上的慈恩塔。
坐楼观水，宁静致远。身在楼中，心在水中。
我最欣赏的是涵碧楼前的一块硕大无比的镜子般的游泳池。
设计师运用了与“水廊”一样的手法，让游泳池的水面与池坝持平，形成一个水的“直角”。这个“直角”轮廓鲜明，使得整个游泳池看上去像一面大大的镜子。
一架像吸尘器似的机器人，正在游泳池底沿着一级级台阶逐级横移，自动清除水底垃圾。
湖光山色倒映在游泳池那镜子般的水面上，水天一色，分不清哪是天，哪是水。设计师别出心裁的匠心，真令人叹服。
在涵碧楼的外墙上，嵌着蒋介石亲笔题写的台湾诗人李学樵所写的日治昭和时期的涵碧美景《涵碧夜光——诗咏涵碧楼》：
涵碧远夫青复青，
楼台歌舞夜光腾，
不知云路梯山近，
首望翻身捷足登。
李学樵是台湾诗人，也是台湾画家。他对日月潭倾注了无限的爱恋。李学樵的另一首诗《潭水九曲》，用日月潭的云、烟、水、鸟，组成一幅美丽的图画：
浅深万丈白云封，
屈曲岩岩叠九重。
烟水迷离飞鹜落，
鸥群聚集远来峰。
蒋介石的题字，引起我对涵碧楼历史的浓厚兴趣。因为这首诗表明，早在日本统治台湾时期，就已经有涵碧楼了。
为了探究涵碧楼的历史，我前往日月潭旅游局采访。
日月潭旅游局热情地接待了我，拿出涵碧楼的历史照片让我翻拍。他们介绍说，在日本统治台湾初期，为了建造日月潭水电站，在现今涵碧楼半岛最高处修建了一座以当地木料、竹材为梁、墙，而以茅草覆顶的日式木屋，作为水电站施工人员的招待所。
1901年，日本人伊藤在日月潭边兴建了用桧木建造的一幢在当时算是豪宅的二层楼房，取名为“涵碧楼”，成为最早的涵碧楼。
后来，涵碧楼又几经改建，益发漂亮。大正十二年（1923年）日本东宫太子（后登基成为日本裕仁天皇）游台湾。为了迎接东宫太子来日月潭，涵碧楼特地扩建了八间贵宾室。东宫太子下榻于涵碧楼，日本报纸和台湾报纸都刊登了他在涵碧楼的新闻和照片，从此涵碧楼名声大振，成为台湾的历史名楼。
于是，诸多达官富贾游日月潭，慕名下榻涵碧楼。
此后，在日月潭水力发电厂完工时，为了迎接前来参加开幕典礼的日本东宫太子之兄梨本宮，涵碧楼再度进行扩建。
1940年，涵碧楼贵宾馆遭祝融之灾，所幸只烧毀部分建筑，涵碧楼进行了修缮。
日本投降之后，蒋介石来到台湾。蒋介石非常喜欢日月潭，游日月潭必住涵碧楼。1949年，蒋介石下令翻新、改建涵碧楼。从此，涵碧楼成为蒋介石的行馆。
日月潭旅游局告诉我，涵碧楼有一个专门的纪念馆，收藏蒋介石在涵碧楼的史料。于是，我赶紧回到涵碧楼，希望能够参观这个纪念馆。我前往涵碧楼总台，这才得知，这个纪念馆如今由于乏人问津，已经空关多年。总台小姐笑道，难得还有像先生这样的人，会对蒋介石仍感兴趣！
于是，总台小姐派人打开尘封已久的纪念馆，让我参观。
一进纪念馆，迎面便见到蒋介石、蒋经国在涵碧楼的大幅照片。
蒋介石在台湾有十个行宫，他最喜欢的行宫便是涵碧楼。纪念馆里按照当年的原样，复原蒋介石在涵碧楼的办公室。据说，内中的桌椅都是原物，清一色红木家具。那红木太师椅上，铺着大红绣金缎垫。
蒋介石刚刚从大陆败退台湾，便在涵碧楼进行“反思”，召集国民党高层人士，商议如何整顿、改造国民党。
蒋经国在1949年12月30日日记上写道：
“上午，父亲在涵碧楼召集陈立夫、黄少谷、谷正纲、陶希圣、郑彦棻等先生，讨论本党的改造问题。父亲准备重新改造党，决定改造方针。”
蒋经国在日记上又写及：
“下午，父亲仍在涵碧楼与本党同志继续讨论党的改造问题。父亲认为改造要旨，在湔雪全党过去之错误，彻底改正作风与领导方式……父亲抱着破釜沉舟的决心，来改造本党，无非欲重整旗鼓，自力更生，以达成反共复国之使命。”
陈立夫在他的回忆录《成败之鉴》中，也提到日月潭（涵碧楼）：
“政府迁台后，在生聚教训中，有一次在日月潭我向总裁建议说：‘从本党历史看来，每次挫败后，急应把党政改造一下，以期重振革命精神。……党未办好及一切缺失，最好把责任推给我两兄弟，将来改造后，我兄弟二人亦不必参加，庶几总裁可以重整旗鼓。’”
过去，人们流传“蒋家天下陈家党”这句话，足见陈果夫、陈立夫权重一时。陈果夫更有“国民党教父”之称。陈立夫在涵碧楼变得如此“谦虚”，是由于他已经意识到蒋介石要把陈氏兄弟作为败北大陆的替罪羊。
从此，陈果夫、陈立夫兄弟被蒋介石驱逐出国民党决策圈，陈果夫隐居台中，而陈立夫被放逐海外，到美国新泽西州湖木镇养鸡！
蒋介石和蒋经国父子在涵碧楼过圣诞节
蒋介石坐在涵碧楼前、日月潭畔沉思
1953年，蒋介石在涵碧楼会见美国太平洋舰队总司令雷福德将军，商谈“反攻大陆”的计划。蒋介石曾经倡议，把涵碧楼作为指挥要塞，把涵碧楼附近、台湾中部港口、机场作为基地，“先取闽浙”，足见蒋介石对涵碧楼的看重。
20世纪50年代、60年代，蒋介石当局尚与诸多国家保持“邦交”，蒋介石曾经在涵碧楼会见过美国副总统安格纽、伊朗国王巴勒维、日本首相岸信介及吉田茂、泰皇普美篷、新加坡总理李光耀等。蒋介石还安排他们在涵碧楼住宿。
在纪念馆，我见到蒋介石、蒋经国父子在涵碧楼过圣诞节的照片。不过，从照片上见到的当年的涵碧楼，跟今日涵碧楼相差甚远。
我也见到蒋介石和宋美龄在涵碧楼以及日月潭畔的照片。
还有两张照片，拍的是蒋介石的背影。他坐在涵碧楼前，面对日月潭畔陷入沉思，摄影师选择了从背后拍摄，为的是能够展现日月潭的波光。据说，每逢发生重大事件，或者要作出重大决策，蒋介石总喜欢离开车马喧喧的台北，来到涵碧楼静静地呆上几天以至半个月。那两张在日月潭边沉思的照片，也许正是蒋介石思索重大决策的写照。
纪念馆里的档案透露，1958年8月23日，当毛泽东下令炮轰金门的时候，已经预感到海峡两岸局势紧张的蒋介石，正住在涵碧楼思索对策。当金门急报传到涵碧楼，蒋介石在涵碧楼紧急召开高层会议，商量对策。
我的眼睛忽然一亮，因为在纪念馆里见到一个熟悉而富有神秘色彩的名字——曹聚仁！曹聚仁之子曹景行曾任香港《亚洲周刊》副总编辑、《明报》主笔；曹聚仁之女曹雷是上海的电影演员。
曹聚仁，通常被称为“香港作家”，其实他集作家、记者、学者于一身，1900年6月26日出生于浙江兰溪墩头镇蒋畈村。早年在上海创办《涛声》、《芒种》等杂志，1950年只身赴港从事自由写作，从此定居香港。1972年7月23日因癌症在澳门镜湖医院病逝。
我在涵碧楼纪念馆的《风云际会涵碧楼——两岸关系滥觞地》说明词中，见到这么一行字：
“民国四十五年（引者注：即1956年）7月，蒋公亲点香港作家曹聚仁前往北京，周恩来在颐和园与曹见面，提出‘第三次国共合作’，‘只要政权统一，其他问题都可以坐下来共同商量安排’的构想。”
曹聚仁作为一位香港作家，非国又非共，他向来宣称“我是一个绝对不带政治色彩，也不夹杂政党利害关系的记者”。他怎么会被蒋介石“亲点”作为国共和谈密使前往北京，而且到了北京，又马上受到周恩来的接见？
原来，曹聚仁与国共双方高层都有过非同寻常的友情，而他能够被国共双方高层所看重，恰恰正是在于他非国又非共，诚如他自称，“我这个人嘛，国共两党中，只要是榜上有名的人，我都认识。”
曹聚仁能够被蒋介石“亲点”，是因为曹聚仁与蒋经国交谊深厚。那是在抗日烽火燃烧的1938年春，曹聚仁作为中央社的特派战地记者，在南昌采访了当时任江西保安处少将副处长的蒋经国，发表了题为《一个政治新人》的关于蒋经国的报道。一年之后，蒋经国担任江西第四行政区（赣南）督察专员，在那里实行新政，曹聚仁也在赣州定居，与蒋经国有了更多的接触。1941年，曹聚仁应蒋经国之邀，主编专员公署的机关报《新赣南报》。曹聚仁接手之后，改名为《正气日报》，从此与蒋经国交往甚密，还兼任蒋经国的家庭教师。蒋经国曾说过：“知我者，曹公也。”曹聚仁写了关于蒋经国的传记《蒋经国论》一书，在当时江西的《前线日报》连载……关于曹聚仁担当海峡两岸和谈密使，早有所闻。国共双方究竟谁先选中了曹聚仁充当密使，涵碧楼纪念馆所说“蒋公亲点香港作家曹聚仁前往北京”，表明是蒋介石首先点将曹聚仁。
1956年6月28日，周恩来在人大一届三中会议上提出用和平方式解放台湾，代表政府正式表示：愿意同台湾当局协商和平解放台湾的具体步骤和条件，希望台湾当局在他们认为适当的时机，派遣代表到北京或者其他适当的地点，开始这种商谈。
不久，曹聚仁便以“新加坡工商考察团”随行记者的名义从香港前往北京。由于他担负非同寻常的使命，7月16日，周恩来在颐和园宴请曹聚仁，陈毅、邵力子、张治中出席作陪。
曹聚仁直截了当地问周恩来：“你关于和平解放台湾的谈话究竟有多少实际价值？”
周恩来答道：“‘和平解放’的实际价值和票面完全相符。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过两次，第一次合作有国民党革命军北伐的成功；第二次合作有抗战的胜利，这都是事实。为什么不可以来合作建设呢？我们对台湾，绝不是招降，而是要彼此商谈，只要政权统一，其他都可以坐下来共同商量安排的。”
周恩来这一段话，首次提出了“国共第三次合作”。
听了周恩来的话，曹聚仁颇有感触地说道：
“国共合作，则和气致祥；国共分裂，则戾气致祸。”
曹聚仁用他的笔，向海外转达了周恩来发出的这一重要信息。他在8月14日的《南洋商报》上，发表了《颐和园一夕谈──周恩来总理会见记》。海外报纸迅即纷纷转载此文。
我在涵碧楼纪念馆又见到这么一段说明词：
“民国四十五年（引者注：即1956年）10月3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曹聚仁，毛对蒋的态度，已从蔑视转向容忍，并承认他在中国现代史上的作用，并有‘准备和自己的政敌握手’的想法。”
当时，毛泽东推迟了与印尼总统苏加诺会见的时间，在中南海接见曹聚仁。
关于毛泽东的谈话，曹聚仁不便马上公开加以报道。一年之后，他才在《北行小语》中加以透露。他写道：
因为毛氏懂得辩证法。世间的最强音者正是最弱者。老子说：“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天下莫柔于水，至坚强者莫之能胜。”从这一角度看去，毛泽东从蔑视蒋介石的角度转而走向容忍的路的。他们可以容许蒋介石存在，而且也承认蒋介石在现代中国史上有他那一段不可磨灭的功绩的。在党的仇恨情绪尚未完全消逝的今日，毛氏已经冷静下来，准备和自己的政敌握手，这是中国历史又一重大转变呢。
曹聚仁回到香港后，他立即将他在大陆和中共领导人接触的详细情况转告了台湾方面。
此后，1957年，曹聚仁再次肩负台湾当局的秘密使命，前往中国大陆，在蒋介石的故乡以及庐山蒋介石故居“美庐”拍摄了诸多照片，转给蒋介石。
1958年10月，当曹聚仁带着海峡彼岸的信息又来到北京的时候，时机不巧，正值毛泽东下令炮击金门的紧张时刻。毛泽东在1958年10月11日致函周恩来，这样谈及曹聚仁：
“曹聚仁到，冷他几天，不要立即谈。我是否见他，待酌。”
这一回，毛泽东“冷”落曹聚仁，其实是做给蒋介石看的。由于毛泽东炮轰金门，海峡两岸的秘密和谈也“冷”了下来。涵碧楼纪念馆的说明词中有这么一段不寻常的话：
“民国五十四年（引者注：即1965年）7月20日，蒋介石、蒋经国父子在涵碧楼，听取曹密访北京报告，形成一个与中共关系和平统一中国的谈判条款草案，当时称为‘六项条件’。其中第一条即为蒋介石仍为中国国民党总裁，可携旧部回大陆，也可以定居在浙江省以外的任何一个省区；北京当时建议以江西庐山作为蒋介石的‘汤沐邑’，意即台湾最高长官在中国大陆的起居与办公之地。”
所谓“汤沐邑”，原本是周朝的制度，诸侯朝见天子，天子在自己直属领地上赐以供住宿以及斋戒沐浴的封邑。北京方面建议给蒋介石以“汤沐邑”，不言而喻，只有深谙中国文史的毛泽东才会用这样的特殊语言。
1965年7月20日是不平常的一天，海峡此岸，蒋介石父子在涵碧楼与曹聚仁商定“与中共关系和平统一中国的谈判条款草案”，而在海峡彼岸，周恩来亲赴北京机场，迎接当年国民党政府的“副总统”、“代总统”李宗仁归来。李宗仁回归中国大陆，给了蒋介石极大的冲击。
蒋氏父子与曹聚成在涵碧楼谈定的“六项条件”，全文如下：
（一）蒋介石携旧部回到大陆，可以定居在浙江省以外的任何一个省区，仍任国民党总裁。北京建议拨出江西庐山地区为蒋介石居住与办公的汤沐邑。
（二）蒋经国任台湾省长。台湾除交出外交与军事外，北京只坚持农业方面必须耕者有其田，其他政务，完全由台湾省政府全权处理，以二十年为期，期满再行洽商。
（三）台湾不得接受美国任何军事与经济援助。财政上有困难，由北京按美国支援数额照拨补助。
（四）台湾海空军并入北京控制。陆军缩编为四个师，其中一个师驻厦门和金门地区，三个师驻台湾。
（五）厦门和金门合并为一个自由市，作为北京与台北之间的缓冲与联络地区。该市市长由驻军师长兼任。此师长由台北征求北京同意后任命，其资格应为陆军中将，政治上为北京所接受。
（六）台湾现任文武百官官阶和待遇照旧不变。人民生活保证只可提高，不准降低。
曹聚仁与蒋氏父子在涵碧楼商定这六项条件后，立即返回香港，将谈判情况及六项条件报告给了中共中央。
应当说，倘若这“六项条件”能够实现，则中国大陆与台湾在当时便可能实现统一。然而，由于紧接着中国大陆爆发了“文化大革命”，极“左”思潮在中国大陆泛滥，蒋介石对于回归大陆也产生了怀疑，从此国共秘密谈判再度中断……我沉醉于美不胜收的涵碧楼，更沉醉于涵碧楼纪念馆里这些历史瑰宝。
我在纪念馆里正在细细参观、记录、拍照，忽然听见大门关闭之声。
我连忙来到大门口，方知纪念馆的管理员以为我早已离去，正准备重新锁上大门——因为如今纪念馆门可罗雀，所以“门虽设而常关”！幸亏我及时赶到大门口，不然就被反锁在纪念馆里。管理员连声说“抱歉”……蒋介石喜欢乘坐手划船在日月潭赏景。专为蒋介石划船的船夫至今仍在日月潭，名叫赖瑞庆，今年76岁，为蒋介石划船前后达25年。
据赖瑞庆回忆，蒋介石当年在日月潭寻找船夫时，当地船夫都不会讲国语（即普通话），何况蒋介石的浙江口音又很重，无法跟蒋介石沟通。
赖瑞庆虽然也不会讲国语，但是会讲日语，而蒋介石年轻时留学日本，也会讲日语，于是彼此能够沟通，请赖瑞庆划船。当時一般船工一天工资大约十元台币，赖瑞庆为蒋介石操桨日薪四十，不但优厚，而且不管出不出船，只要蒋介石没离开日月潭，按日计薪，真让其他船工垂羡万分。
赖瑞庆还回忆说，蒋介石喜欢与宋美龄在傍晚或深夜二、三时一起乘坐舢舨，由他慢悠悠地在日月潭划着，细细欣赏日月潭风光。为了保证蒋介石的安全，一艘汽艇上乘坐警卫，游弋在小船附近。夜游日月潭，格外宁静，别有风光。有好多次蒋介石让小船穿过日月潭，到达对岸的青龙山，登上山顶，拜谒慈恩塔，俯瞰日月潭。
赖瑞庆说，有一回蒋介石和宋美龄赏景时间过晚，回程不及，改用汽艇拖回舢舨，汽艇的尾气直冲舢舨。坐在舢舨上的宋美龄无法忍受前方汽艇尾气的柴油味，沿途作呕，回到涵碧楼后，爱妻心切的蒋介石大发雷霆，痛斥随从。从那以后，宋美龄较少搭船，改由蒋介石的孙子蒋孝武、蒋孝勇陪同蒋介石。
赖瑞庆说，蒋介石在涵碧楼居住最长的一次是在“民国”六十年，亦即1971年。当时国民党当局代表被驱逐出联合国，蒋介石蹙眉长叹，借景消愁，在涵碧楼住了五十多天。
蒋介石当年乘坐的小船，如今成了涵碧楼的展品。
蒋介石警卫乘坐的汽艇，如今被修复，冠以“总统一号”之名，在日月潭招揽生意。其实，当年蒋介石本人不大乘坐这艘汽艇。
我还见到蒋介石与孙子蒋孝勇在青龙山顶慈恩塔前的合影。蒋孝勇是蒋介石非常喜欢的孙子，经常跟随在蒋介石左右。
据蒋介石的侍卫说，蒋介石平时不经手金钱，是个完全没有金钱观念的人。有一次，蒋孝武花了1，200元新台币买了一双马靴，在当时是相当昂贵的。蒋介石问他价格，蒋孝武不敢说实话，谎称80元新台币。蒋介石听说当时国民党军队穿的布鞋是100元新台币一双，而蒋孝武这么油光锃亮的马靴才80元新台币，当即一声令下，要部队全部改穿皮鞋！
涵碧楼设有餐厅，面对日月潭，客人们可以一边赏景，一边用餐。
涵碧楼的“招牌菜”，是“总统鱼”。这种出自日月潭的鱼，味道鲜美，蒋介石很喜欢吃，因而得名“总统鱼”。这种鱼的腹部略带弯曲，当地人叫“曲腰鱼”，它属于鲤科，学名叫“翘嘴红”，又名巴刀鱼。我在涵碧楼吃“总统鱼”，肉质细嫩，口味极鲜，只是多细刺。
甜而软的“总统蛋糕”，也因蒋介石喜爱而得了“总统”之名。
在涵碧楼餐厅，我还吃到用芭蕉叶包裹的粽子，打开之后一股清香扑鼻而来。至于雪菜年糕，则是蒋介石家乡的传统做法，当年蒋介石很喜欢吃，也就成了涵碧楼的“保留节目”。
涵碧楼十分注重为旅客提供休闲服务。凭着住房卡，可以免费享受“三温暖”。
所谓“三温暖”，是冷暖交替洗浴：
先是在按摩池（40摄氏度左右）浸泡10至15分钟，然后进入蒸汽室（44摄氏度左右）五至十分钟，以使全身出汗。这叫“一温暖”。
接着，突然以冷水（20摄氏度左右）冲浴，擦拭汗渍至全身清凉，再进入烤箱（78摄氏度左右）五至十分钟，以汗如雨下为度。这叫“二温暖”。
又以冷水全身冲浴，擦拭汗渍至全身凉透舒畅。最后重入按摩池泡浴五至十分钟。这叫“三温暖”。
通常，人们总是以为乍冷乍热，最易感冒。然而，“三温暖”偏偏以乍冷乍热为特色。“三温暖”先让人在热水中浸泡，使全身的毛孔张开。
接着，突然受冷水刺激，毛孔迅速收缩。然后又是热、冷交替。据说这样可以达到健身的目的，可以治疗腰酸背痛、风湿痛，预防心血管疾病，促进心脏功能，甚至还可以美容减肥。
据说，“三温暖”起源于欧洲的“SPA”。“SPA”源于拉丁语的Solus Por Aqus，Solus（健康），Por（经由），Aqus（水），意思是说经由水而得到健康。也有人以为，“SPA”源于16世纪比利时小镇SPAU，这个小镇以含丰富矿物质的温泉而闻名。18世纪之后，欧洲流行矿泉疗养，便把矿泉疗养通称为“SPA”。
涵碧楼的下方，是一条离日月潭水面很近的步行道。曲径通幽，两旁梅树夹道，樱花盛开，桂树丛立，清香扑鼻。据说，这是因为宋美龄喜欢梅、樱、桂花，专为她种植的。
五色鸟、山红头、绣眼画眉，在枝头跳跃。
这条步行道全长一公里半，是散步观赏的好去处。据说，当年蒋介石常爱在这条步行道上散步，人称“蒋公寻幽路线”。
在步行道上，有一中式凉亭，曰“观景亭”，既可供游客半途歇脚，又可观赏日月潭宽广的水面。这凉亭看似普通，亭的下方水泥钢筋底座，却是一个坚固的碉堡。原来，当年建造这座凉亭的另一目的，是为了保障作为蒋介石行馆的涵碧楼的安全。
步行道的终点，是一座米黄色的耶稣堂，欧洲巴洛克建筑风格，当年蒋介石与宋美龄便在此做礼拜，人称“蒋公教堂”。
步行道的下方，是一个码头。蒋介石的专用舢舨以及汽艇，当年就停靠在这里，使这里成了蒋介石的专用码头，人称“蒋公码头”。
日月潭、涵碧楼之旅，使我的心境清静，如同潭水一般明净。
台北蒋经国七海官邸即将对外开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