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成立在7月23号，但主席为何将党的纪念日，定在七一？
1938年春天，身处延安的共产党人们迎来了相对稳定的环境，为了扩大党的影响，在几经讨论后，党中央将建党纪念日确定为了7月1日。同年5月，抗日战争研究会召开，毛主席在会议上首次提出了“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建立17周年的纪念日”。
然而，众所周知，中共一大的顺利召开，意味着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可是，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一书中，却明确地记载着“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开幕”。既然，在这一书中表明中共一大确实是在1921年7月23号召开，但是为何会将7月1号定为党的纪念日呢？
随着十月革命的一声枪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经过广泛传播，影响了无数青年人。在先进人士的不断努力下，各地的工人运动蓬勃发展。经过长期的酝酿，中国共产主义小组在上海、北京、长沙等地相继成立，建党的条件也随之成熟。
1921年，6月，在共产国际代表的建议下，李达、李汉俊征得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同意后，分别给各地的中共组织成员写信，要求每个党组织派出两名成员到上海出席党的全国大会。至此，大会在众人的筹备下，紧锣密鼓地进行着。
这其中，因为上海是全国工人阶级以及工人运动的集中地，且是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的主要阵营，彼时的中共一大是在秘密状态下召开的，并且所有参会者的身份都是保密的，所以为了大会得以顺利进行，筹备小组们将大会举办的地区定在了上海。
可是，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正处于白色恐怖环境之中，在这里帝国主义列强横行，并且在当时大半个中国都处于北洋军阀的统治下，因为马克思主义新思想的涌入，让大量人的人的觉醒，无数处于底层的人们纷纷为实现人人平等而奋起反击，所以巡捕、军阀等势力对于共产党活动是其制裁的重点对象。
对此，北洋政府曾发文，说共产主义的传播“其祸胜于洪水猛兽”，多次要求各地的相关人员，一定要对此严加防范，预防我党有任何活动展开。
因此在考虑应该将会议地址定在何处的时候，众人几经考虑，将会议的地点定在了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既李书城、李汉俊兄弟住宅处。在这里的可以借用法租界的庇护，并且楼下人来人往，可以方便对与会人员进行掩护。
按原定时间，党代表应该在6月20号之前就要到达上海，可是因为距离问题，再加上当时中国社会中对于中国共产党十分不友好，甚至对与先进人士进行抓捕、拘留等情况比比皆是，这些风尘仆仆的代表们全部到齐已经是7月23号了，因此党的“一大”也正式于这一天晚上开幕。
在之后的几天里，来自全国7个共产小组，50多名党员纷纷为建党出言献策。这一期间，党代表们为了敲定当地党章条款的时候，时常你来我往地展开着激烈的唇枪舌战。
可是在7月30号的时候，一场变故发生了，当天晚上8点多的时候，天刚刚黑，所有党代表们在会场的餐桌四周坐定不久，准备开始新一轮的会议。突然，一个身穿灰布长褂的陌生中年男子，掀开门帘闯了进来，他扫视了一周会场后，匆匆地说了句自己走错地方了，随后离开了。
因为彼时条件的限制，在会场周围并没有设置严密的安保措施，再加上这个人来得快，走得也快。所以这一情况看起来并没有任何不妥，因此没有引起众人的警觉，可是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却嗅到了不对劲，这或许是前来视察情况的密探，他建立立即停止会议，与会者马上离开。
李汉俊
几分钟后，代表们急忙离开，仅留下房屋主人李汉俊以及佯作做客的陈公博。在代表们前脚刚踏出房门不久，后脚三个法国巡捕就带着一群中国密探就闯了进来。他们对屋中的东西不断的翻找，试图寻找到关于共产主义的蛛丝马迹。在这一期间，这些人还对李汉俊进行问话，并问及原本在屋中一起开会的马林和另一个共产国际代表身份，同时质疑他们是否是共产党正在开会。
这时候，李汉俊镇定自若地用法语回答着法国巡捕的问题，并表示这两人是北大的英国教授，暑假前来访问做客，并不是在开会。好在李汉俊以及陈公博的表现取得了这些人的信任，他们这才收兵撤离。
可是让人后怕的事情是，因为代表们离开得太匆忙，并没有来得及检查是否有东西遗落，在写字台的抽屉里，还有一份尚未来得及销毁的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如果被这些巡捕发现，只怕后果不堪设想。
王会悟
这场变故的发生，让众人不得不重选会议召开地点，并且他们的行为应该已经在这些巡捕处挂了名，所以最好是要在上海之外的地方展开。在商量讨论会议地点的时候，李达的妻子王会悟突然想到了自己曾经就读过的嘉兴师范学校，在那附近还有一个南湖，代表们可以租船，在船上开展会议。
而因为马林、尼克尔斯基、李汉俊等人已经在巡捕处留下了深刻印象，如果在此时离开可能会暴露众人的身份，而其中陈公博则因为在返回旅馆的时候，所住的地方隔壁突然发生了凶案，所以他也没有一同前往。
10位代表齐聚嘉兴，在简单的休息后，8月3号上午，登上了事先租好的南湖画舫。为了掩人耳目，负责准备的王会悟还专门在船里准备了麻将桌，在代表们开会期间，王会悟则撑着一把油纸伞在船头放哨。
8月3号下午6时许，一大所有议程结束，所有代表在画舫中小声轻呼“中国共产党万岁！第三国际万岁！共产主义人类的解放者万岁！”随着中共一大的顺利展开，在这烟波浩渺的南湖红船之上，中国共产党正式诞生了。
1937年春天，辗转来到延安的中国共产党们终于勉强获得了比较稳定的革命根据地，在这里毛主席以及诸位中央领导人，在对讨论我党在接下来应该如何发展的时候，决定为了扩大党的影响，从而更好的吸纳“新鲜血液”，组织建党纪念活动。
可是在这个时候众人却面临这一个严峻的问题，在建党初期，中国共产党面临着十分严峻的形势，彼时的各路军阀以及巡捕房对于先进学生以及共产党人士大肆抓捕，所以在这一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刚刚诞生之际，就不得不处于非法的秘密状态，而像这种极端严酷的环境，是中国其他政党很少遇到过的。
所以在建党之初，为了保护党组织以及各方共产党员，关于中共一大的很多原始文件基本都是处于保密状态中的，关于曾参加过中共一大的与会人员也没有相关的文字记载，再加上在这一危机的形势下很多的资料都没能很好的保存下来。
张国焘
这期间张国焘因为个人的原因叛逃到了武汉，李汉俊、王尽美、何叔衡等人因为在革命的过程中被迫害，相继倒在了革命道路上。而陈公博、周佛海则因为面对国民党的拉拢，且革命初心不坚定，选择投奔到国民党，这也就导致了依旧留在党内的参会代表剩毛主席以及董必武会议，而随着岁月的流失，关于一大的记忆早已变得十分模糊。
在主席以及董必武的记忆中，只依稀记得中共一大是在1921年7月时到上海召开的，可是关于具体到几号这一点，则因为没有详细的资质文件无法确认，所以在经过讨论，最后党中央决定取7月1号作为建党纪念日，于是这一时间就这样定了下来。
于是，在敲定好日期后，主席在1938年5月的抗日战争研究会上，先是发表了著名的讲演《论持久战》，在这一文章中，主席通过距离辩证的方式论证了抗日战争将会是一场持久战，并在这其中驳斥了别有用心的人的“亡国论”，在这其中主席在这一讲演中还首次提出了“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建立17周年的纪念日”。
1938年6月，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中共十七周年纪念宣传纲要》，在这一纲要中指出，在过去17年里，中国共产党为了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的的最后解放而英勇奋斗着，在这期间我党的组织力量坚强壮大起来了。在这17年来，中国共产党的基本主张也不断被证实着。而这是中共中央第一次，发布要在7月1号纪念党的生日的文件，而这一官方的发言，也让7月1日作为党的纪念日得以确定，并在后续的时间里频繁的使用着，且在这以后的每年“七一”，都为了庆祝“中共的诞辰”举行着庆祝纪念活动。
1941年6月，为了鼓舞各个奋斗在一线的战士，并为了庆祝这一路中国共产党风风雨雨走来的来之不易，所以在6月之时，中共中央发表了《关于中国共产党诞生二十周年、抗战四周年纪念指示》，在这一文章中，第一次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提及了“今年七一是中共诞生的二十周年”。
就这样，关于7月1号是“党的生日”这一点一直延续使用了数十年之久。而关于中共一大的开幕日期，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在经过党史工作者的几经努力，且在多方的考察文献后，才最终确定为1921年7月23号。
1980年，搞清楚这一具体时间的学者邵雍正，在经过对部分当事人的采访，以及在繁琐的文献中，一遍又一遍的翻找求证各个代表的行踪，以及当年可以间接佐证的事件后。在《中国社会科学》这一杂志上刊登了，关于中国一大代表出席大会时召开的日期以及人数的文章。
其中在彼时陈公博回到旅馆后，其隔壁就发生的凶杀案，也被刊登在了当年的报纸上。邵雍正通过对相关报纸的查找，得以确认中国一大代表在上海的最后一次会议是在7月30号召开。
那么看到这里或许有人要问，既然已经确认了中国一大召开的时间就在7月23号，那么为什么没有就此将党的生日改过来呢？首先是因为在彼时中央敲定7月1号为党的纪念日，主要是在当时将中共一大召开的时间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只能说是在当时特殊环境下的一个最优选择。将1921年7月1日设立为党的生日，这主要是为了宣传纪念党，虽然时间存在偏差，但它并不影响我们对党进行纪念。
并且，在确定中共一大的时间已经是1981年，此时距离“七一”这一说法已经过去了近50年的时间，随着口口相传，“7月1号”是党的生日早已深入人心，所以索性就将这一时间，定为纪念庆祝党的纪念日没有改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