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85年

1585年春，4名日本天主教少年匍匐在教皇格里高利十三世御座前的那一刻，整个罗马沸腾了。虽然在当时的威尼斯或者热那亚，亚洲面孔随处可见，而东方人作为教皇的座上宾，罗马教廷以最高的礼遇接待，这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日本少年使节团不远万里，耗时三年两个月抵达罗马的壮举，被铸入当年的教皇勋章予以永久纪念。这样一桩东西方文明相互接触的盛事，到16世纪末被欧洲各国付诸文字出版的书籍不下70种，反响持续数百年。

然而，世事无常，在日本少年使节团访欧归来之后，德川幕府统治下的日本闭关自守。19世纪中期，罗马市民已经两百多年没有见到过日本人的身影了，教皇美术学院的画师在奥罗拉别墅（Villa Aurora）绘制日本少年使节这一历史题材的壁画时，已经搞不清日本人的装束，只好以当时清朝中国人的模样来代替，因此，壁画中跪拜教皇的日本使者，月代（日本武士发型）头上梳的却是金钱鼠尾的满清小辫儿，这实在是让人哭笑不得的一大憾笔。由此看来，闭关锁国真是耽搁了自己，又误导了别人。

奥罗拉别墅（Villa Aurora）别墅天花夹层里的绘画

日本少年使节团出访欧洲这一重大历史进程的产生，其幕后推手是天主教耶稣会的传教士们。为了肯定耶稣会传教的成绩，在日本少年使节团到达罗马之前，教廷就批准了耶稣会享有在日本传教的独占权，同时研究每年向耶稣会日本神学院拨付更多的资金。1585年的耶稣会，在教内的声誉可谓是风头无两，如日中天。当然，其他兄弟教会也不甘落后，比如奥古斯丁修会的神学大师门多萨，于当年完成了一部关于东方文明古国的专著，在欧洲获得了巨大的轰动。为保护门多萨的著作权，1585年6月13日，教皇在圣马可教堂签发了特许令：任何盗印该书的人一经发现立即拘押，罚款500杜卡多（金币）并开除教籍。这本书的名字叫《大中华帝国史》。

《大中华帝国史》1585年 西班牙语首版发行

《中华大帝国史》于1585年在罗马首次刊印，该书西班牙文的书名全称体现了其主要内容：中华大帝国的奇闻要事、礼仪和风俗，以及造访过中国的传教士和其他人士在当地的见闻。这本向欧洲学者及大众全面介绍中国自然地理、风土人情、宗教信仰和道德政治的百科全书式的著作，在1585年到1600年短短十余年时间里，除了原版西班牙语之外，还被译成英语、意大利语、法语、拉丁语、德语和荷兰语，翻印的版本高达38个之多，畅销程度可见一斑。

《中华大帝国史》威尼斯版插图

虽然门多萨一辈子没有来过中国，但是通过他的博闻强记和搜集整理，以致这本书中对中国国情的了解，依然达到令人惊叹的地步。比如对长城的描述，门萨多提到这堵抵挡鞑靼人的大墙，长500里格，有400里格的城墙是由高山峻岭天然形成的，另外100里格才是秦始皇用徭役修筑的。事实正是如此，中国现存的长城，砖石长城只占全长的百分之二十几，其余部分都是依靠天险和就地取材的夯土长城。门多萨在这本书的上半部第三卷中，记录中华帝国在道德政治方面令人敬重的新奇事物之余，他诚恳地表示：我的职业是谋求和平而不是挑起战争，我希望人们用上帝的语言，即征服人心之利剑来实现和平。书中这样描绘中国：那里每一个楼亭榭阁都有一个好听的名字，中华帝国无论男女都心灵手巧，有一张中国的桌子从菲律宾带到里斯本，无法形容其精美的程度，只能说一个事实：连很少流露感情的国王菲利普二世看了都拍案叫绝。这个帝国的人民非常热情，他们见面时打招呼会问“吃过了吗？”，如果听到的回答是还没有，问话的人会立即在附近找一个饭馆，以美酒佳肴款待对方。整个帝国的气候，不能笼统说是冷或热，但是毫无疑问，那是世界上土地最肥沃的国家。每年作物能有三或四熟，东西便宜得就像白给一样。那里随处可见孩子，好像他们的女人每月都能生育一样，小孩子都非常漂亮！

《中华大帝国史》佛罗伦萨版插图

这样美丽的国度，已经早就让一个意大利人捷足先登并流连忘返了。1584年，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获准定居肇庆。当年9月，他在一份给西班牙官员的信件中感慨到：中国人治理国家的开明程度，比其他所有国家都要高出很多，这里除了没有沐浴在神圣的天主信仰以外，柏拉图《理想国》的构想也不会比中国在这方面的实践更出色。

利玛窦在肇庆落脚的第二年，让他耗尽心血的住房问题解决了，这是一幢自建房，盖在西江边上，两层西式小楼每层五间，中间厅堂，左右两间厢房。规模不大，颇为美观，这也可以看成是中国内地第一所天主教堂。落成之日，肇庆知府王冸送来两块匾额，一块名曰“仙花寺”，被挂在教堂的门首，一块名曰“西来净土”，挂在圣堂的上方，厅堂正中挂着的是圣母抱着耶稣的像。利玛窦知道不能挂耶稣受难的像，因为中国人绝不会如此描画自己的神明。

仙花寺 复原图（出自《利玛窦---明末中西科学技术文化交融的使者》）

1585年的春天，中国的北方持续干旱少雨，皇帝忧心忡忡。3月26日，皇帝和内阁大臣谈话：

去年秋天到现在，缺雨少雪，河干井枯，小麦大麦都不能播种，农民吃什么喝什么，我愁得一晚上都睡不着，这都是我的德行不够造成的呀。你们去找礼部，派人祭告天地、社稷、山川。让顺天府配合，一起到神庙祭祀，全心全意祈祷。内外大小臣工，要彻底改变个人不良思想，全面修正自己的行为。顺便让礼部查查，过去遇到这样的事情都是怎么做的。

3月31日，是万历十三年农历的三月初一，朝廷以祈雨告祭天、地、社稷、山川、风雨、雷雨之神。祭祀的贡品也没有浪费，做完法事之后，赐给三位内阁辅臣一人各桌。当时内阁三人组的成员分别是申时行、许国和王家屏，人手显然不够。新起用入阁的礼部尚书王锡爵，还在老家江苏太仓没有上路。

这一年春天起用的旧臣还有大名鼎鼎的海瑞，官复原职就任南京都察院佥都御史，紧接着又升为南京吏部右侍郎。在海南琼山闲住十几年的海大人，接到正式任命后立即上路了，有人劝他不要匆忙应诏，应按惯例推辞一番，海瑞没有接受这种意见，他说琼海和京城相隔万里没有阻隔皇帝的隆恩，做臣子的不可不知恩图报。那种故作谦让虚头巴脑的一套，是不可取的。二月二十八日，72岁高龄的海瑞欣然离家，隔日，渡过琼州海峡，奉命北上。

海瑞（1514年1月22日---1587年11月13日）

进入三月份以后，礼部举办了三场祭祀，雨水还是连个影子都没有。四月初五，再次行祭。在内阁首辅申时行的建议下，皇帝谕刑部：现在天下大旱，多次设坛求雨又不灵验，恐怕是刑部大牢里有冤案，干扰了天地之间的和气。现在两法司和锦衣卫监押的囚犯，判处打板子这样轻罪的，能放的都给放了，劳役和流放及其以下的刑罚，统统减二等发落。可怜可疑的犯人要耐心审问，上枷重囚的案子都报上来看看。四月十一日，因久旱未雨，皇帝等不及了，令礼部安排仪典，他将亲自去南郊的天坛祭天祈雨。

1585年5月14日，万历皇帝从内廷乾清宫搬出来，移居到武英殿斋戒三日。祭祀当天三位阁老随从，但是天坛祈雨这样的事情在万历朝还是头一遭，祭天仪式中内阁大臣的衣服都没有准备好，于是万历从内府拿出了自己用的布料，赐内阁首辅申时行青布蓝布各二疋，内阁辅臣许国、王家屏青布蓝布各一疋。申时行等题奏陈谢：不胜感戴天恩之至。祭天前一日，皇帝在奉先殿祭拜了列祖列宗，并亲自向两宫圣母做了禀告，当日仍致斋于武英殿。

1585年5月16日，天蒙蒙亮，万历皇帝着一身素衣，从武英殿来到皇极门，这也是他每逢三、六、九日御门听政的地方，三位内阁大臣在此已经等候多时了。掌宗庙礼仪的太常寺卿请皇帝南郊致祭，万历皇帝天坛祈雨的盛举这就开始了。百官前导，皇帝步行出大明门。文官队伍在御道的东侧，武官队伍在御道的西侧，皇帝谕旨锦衣卫随驾，但是不必除道。内阁、礼部和太常寺的要员近侍御前，庄严肃穆的皇帝用目光示意三位阁臣再向他靠拢一点，大概这样才会有安全感吧。

从紫禁城到南郊的天坛，路程有十华里，君臣上下一心，相伴而行。大明王朝的政治精英们全部出动，不施冠带，弃绝车马，沿途百姓见之赞之，闻之叹之。浩浩荡荡的队伍集结在天坛的昭亨门外候驾，鸿胪寺派出十余人整顿队形，维持秩序。皇帝抵达昭亨门后，赐辅臣及九卿茶饮，休憩片刻后，皇帝来到天坛圜丘， 太常寺提前一日就在这里预设了酒果脯醢香帛等祭品，皇帝协同百官按照程式，跪拜如仪。

天坛圜丘

祭祀仪式完成之后，皇帝召内阁和九卿谈话：

天时亢旱，虽由朕之不德，亦因天下有司官贪赃坏法，剥害小民，不肯爱养百姓，以致上干天和，今后还着该部加慎选用。

此时，大明王朝杰出的模范官员海瑞，正在长江的河道里顺流直下，赶赴南京就任。五月初四日夜，海瑞抵达南京水西门外的上新河，从海口到南京，这一路上用了65天的时间。五月十二日，海瑞在南京吏部右侍郎的岗位上开始处理公务，按照当时的惯例，新官上任下属会送贺礼，海瑞哪里会吃这一套，立即将这一条潜规则给废了。

此时，身在太仓的王锡爵和弟弟一起安葬了亡父，也开始准备到北京上任了。他的复出，在明朝官场创造了数个奇迹，当年他得罪张居正辞职时是礼部右侍郎，复出升为礼部尚书，从二把手直接变一把手，这是明朝有史以来第一次；因这一次王锡爵的复出是以礼部尚书的身份进入内阁，辞职在家闲住的官员直接登阁拜相，这也是明朝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另外，当时内阁首辅申时行是嘉靖四十一年（壬戌）的状元，王锡爵是那一年的榜眼，同科状元榜眼同朝为相，这放在任何朝代都是一段千古佳话。

五月二十四日，王锡爵在太仓启程北上，当时的文坛一哥王世贞前来相送，一直送到二十里桥，王锡爵悲不自胜，怅然而去。两位同乡好友相知相识多年，自然是有说不完的知心话，王世贞有诗记录了当时的心情：欲作男儿别，将情强折磨。更堪天上泪，翻比世间多。张居正倒台后，王世贞也有复出的机会，一年前曾授命起任应天府府尹又升为南京刑部右侍郎，但是他的父亲王忬在嘉靖朝为严嵩奸党所害，王世贞用上疏乞休的态度，表明了一定要为父平反的决心。

王锡爵（1534年8月30日---1611年2月11日）

皇帝天坛祈雨一个月后，万历十三年五月丙戌入梅的那一天，京师天降甘霖。话说海瑞在南都上任以后，南京人无不欢欣雀跃，见到海瑞的人都说海爷尚未老也。乡下人见面打招呼都是在问，你知道海都堂已经回来了吗？更有苏州人，带着干粮来南京，就是为了能在街头看海瑞一眼。而官员畏惧海瑞的清廉，雨花台、牛首山、燕子矶这些地方宴请游乐的现象一夜之间都绝迹了。

那时候，高淳人黄秉石才十几岁，在南京读书。有一次，诸生集体谒见海瑞，他便跟着一起去了。据他后来的回忆：当年的海瑞，身材修长，四方脸，双耳垂，面容可爱可亲，穿着青纱织金服，前后整齐。看上去很庄严，其实人很温和，当然，严厉的时候也不是没有。这时候他才明白，旧袍高帽的形象不足以代表海公，是世人演绎的太过了。他举了一个关于海瑞的故事为例：一日京师抓到一个木妖，审讯的时候皇帝列举了诸大臣的名字，这个木妖根本不怕，当听说要将其送到南京海某处后，则吓的默不作声。黄秉石感慨，关于海瑞的一些不实传闻，都是当时江湖艺人编的故事，在通衢要道上说唱，赚取点糊口钱而已。

王世贞（1526年12月8日－1590年12月23日）

当72岁高龄的海瑞老当益壮，夙夜在公的时候，比他小一属的王世贞在太仓的乡下过着闲云野鹤的日子。秋天里，夜贼潜入王世贞的书斋行窃，将满屋的经卷弄得一片狼藉。加上儿子王士骐要在秋冬启程去北京参加来年的会试，于是王世贞从乡下又搬到太仓城里的弇山园居住。在城里的应酬又变多了，按照他自己的话说：“几复成一酒人”。但是重阳节那一天，王世贞是不饮酒作乐的，因为那一天是他母亲的忌日。

1585年闰九月初九，还有个番外的重阳节能过一过，这不犯忌。该日，后生陈继儒来访，王世贞遂呼朋唤友，在弇山园的缥缈楼设宴。酒桌上，众人从苏东坡推及王世贞，这位“文必秦汉，诗必盛唐” 的复古派首领王世贞说：“苏子的文法我不看成是范式，但是偶尔也会用一用”。言下之意，他的文章兼收并蓄，不在苏东坡之下。陈继儒微醺着说：“先生有一件事情不及东坡！”，王世贞问：“何事？”；陈继儒答到：“东坡生平不喜做墓志铭，而先生所撰志，不下四五百篇，较似输老苏一着。”王世贞闻之大笑。

作为文坛领袖，通过替他人写墓志铭，以润笔费的方式获得报酬无疑是很可观的。只是那几年王世贞拒不出仕，为父伸冤平反到处请托，明里暗里花销很大。当天在缥缈楼畅饮的宾客们也许不知道，手头很紧的王世贞，已经准备将家中珍藏的钟繇真迹《荐季直表》质押给当时的书画收藏大家，同时也是江南巨富的项元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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