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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叶山房的古籍值钱吗(扫叶山房)

扫叶山房的古籍值钱吗(扫叶山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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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氏家族与扫叶山房

与历代的封建王朝相比,清政府对图书事业的发展更为重视,这不仅表现在对图书的收集、典藏和整理方面,编纂了许多集大成的鸿篇巨制,如《康熙字典》、《佩文韵府》、《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等,而且对于民间刻书,清政府也比较宽容,除了禁止民间刊刻“淫词小说”外,其他种类的图书,只要有钱或有力,就可刊刻,因此清代私人刻书的现象非常普遍。对《四库全书》的整理,使许多罕传或久佚的秘籍得以重新再开始流传,政府的提倡极大促进了文化的繁荣,因此,私人刻书之风极其浓厚。在这种文化背景下,刻书坊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起来,扫叶山房就是其中一个典型的代表。

扫叶山房是江南一家历史悠久的书坊,主人为洞庭席氏。汲古阁刻《十七史》版散出后,曾被席氏购得,并精心校勘,雕版印刷。乾、嘉年间所刻书以史部居多,如《东都事略》、《东观汉记》、《元史类编》等。后来刻书范围有所扩大,除经、史、子、集外,还涉及笔记小说、村塾读本,种类多至数百种。光绪年间又扩大了经营范围,在上海彩衣街、棋盘街开设分号,同时汉口、松江也有分支机构。虽然目前学术界对扫叶山房到底创建于何时,有3种不同的观点[1],但从各家的观点来看,扫叶山房总是涉及席氏家族中以下几人,即席启寓、席鉴、席绍容、席世臣。笔者认为,扫叶山房的创建、经营与席氏家族这几代人均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对于扫叶山房的创建和发展起过直接或间接的重要作用。

如果将席氏家族刊刻书籍的历史追溯到明末清初,我们就不得不谈及席启寓。席启寓(1650~1702),字文夏,号治斋,以国子监生援例补工部虞衡清吏司主事,主管全国度量衡制及熔炼铸钱,采办铜、铅、硝磺等事。他博雅好古,嗜好收藏,以养母之故辞官归家,修族谱,立义学,热衷于藏书和刻书,清初时,其藏书已有一定规模。值得一提的是,他依靠家资雄厚还购得了汲古阁的《十七史》雕版,这一点在邓之诚的《骨董琐记》卷七“汲古阁《十七史》”一条中有详细记载,文中称“淄川唐济武《日记》云:‘毛子晋十七史板,以逋赋质之故粮道卢澹岩,得四千金。已而卢负官库将还,以子晋无以偿也,乃再质之洞庭席氏。席氏,洞庭巨室也,以史板故,分一子住常熟,然则席氏史本毛子晋原刻也[2]。”文中唐济武即唐梦赉(1627~1698),山东淄川人;卢澹岩即卢紘(1604~?)湖北蕲州人,康熙元年(1662年)时任苏松督粮道。据此可以推知,汲古阁《十七史》版质典给卢氏的时间应在康熙元年之后;再质典给席氏的时间,应在康熙元年(1662)至唐氏卒年即康熙三十七年(1698)之间,所以这里的席氏即是席启寓。席启寓除了喜好藏书外,还开设了书坊刊刻图书,张秀民在《中国印刷史》一书中也详述了此事,即“(汲古阁)《十七史》版片先以四千金质押卢某,卢氏又卖给洞庭席氏,席氏派一子在常熟经理印书,先将各书大题下‘毛氏汲古阁印’图记割去,补刻‘洞庭席氏’图记[3]。”康熙时,洞庭席氏刻书已较流行,作为坊刻书房,席氏坊刻已有一定规模。张云章(1648~1726)在《工部虞衡席君传》一文中记载“(席启寓)其于学者有雕本《十三经》、《十七史》行于世,又辑唐诗人百家付之梓,于是世之人读席氏书者为多[4]。”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康熙南巡,为席氏刻书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良机,席启寓进呈了他精心雕刻的《唐诗百名家全集》,得到皇上赞许,一时此书名声大噪,席氏刻书自此名扬天下。席启寓可考的现存书目有:《三鱼堂文集》12卷、《外集》6卷、《形状》1卷、《崇祀录》1卷、康熙四十年(1701)吴县席启寓琴川书屋刻本、《唐诗百名家全集》100种329卷、康熙四十一年(1702)吴县席启寓琴川书屋刻本[5]。从书目可知,席启寓刻书使用的是“琴川书屋”之名,是否使用“扫叶山房”之名因无文献可考已不可知,但他已经为子孙辈从事出版业树立了良好的榜样,席氏家族的刻书业从此走向新的征途。

席启寓之后,继承其藏书事业的是他的孙子席鉴。席启寓的后代分为两支,长子永恂有七子,其后代仍居常熟;次子前席有三子,后迁往青浦,席鉴是席永恂的第七子,以藏书闻名。席鉴(1700~1722),字玉照,别号茱萸山人。他藏书较丰,有“虞山席鉴玉照氏”、“萸山珍本”等藏印。席鉴仅活了23岁,关于他的资料甚少,从黄丕烈的《士礼居藏书题跋记》中可知,席鉴多藏汲古阁之书,其藏书楼为“扫叶山房”[6],但是否用“扫叶山房”之名刻书就多有异议了。如《中国藏书家辞典》称席鉴为明代藏书家、刻书家,有藏书楼“扫叶山房”,因与本地刻书家叶氏刻书争利,故称“扫叶”,取双关之意。所刻古今书籍,版心均有“扫叶山房”字样。如《十七史》、《四朝别史》、《南宋书》、《东都事略》、《百家唐诗》、《元诗选癸集》等[7]。但从《室名别号索引》、《江浙藏书家史略》等资料上来看[8],洞庭席鉴是清代人,“扫叶山房”是他的藏书楼之名均无疑,明代亦有一位席鉴,是山东青州人,与扫叶山房无关。再者,与叶氏争利之事发生在薛雪身上[9],与洞庭席鉴无关。从现存的版本来看以上书目均为席世臣所刻,这一点王欣夫在《藏书纪事诗附补正》中已指明:“启寓自刻之十七史,世臣刻之《四朝别史》,板心均有‘扫叶山房’字,然则非为鉴也[10]。”故笔者依从杨丽莹之说,认为席鉴的藏书楼为“扫叶山房”,他并未创设扫叶山房,但其藏书为后来扫叶山房的发展壮大保存了珍贵的史料资源。

席绍容(1725~1784),字敬堂,号守朴,为席前席的孙子,其父席襄是席前席的季子。席襄成年后举家移居青浦朱家角,历任汤溪县令、浙江盐运使副使等职,不曾从事刻书业。席绍容是席襄唯一的儿子,以例授户部山西司员外郎,他慷慨好施,周恤亲族,有其祖父席启寓之遗风。席绍容从常熟故里同宗亲戚手中购得汲古阁《十七史》,为席氏家族再次保存了这些珍贵的版片。其子席世臣撰写的《皇清臣诰授中宪大夫户部山西司员外郎加三级显考守朴府君行述》一文称:“府君才周绮甲,虽体中素羸,而精力犹强。年来息鞅里门,综核家务。偶从虞山故里购得毛氏汲古阁《十七史》版片,因此武英殿各史,手自校雠鱼豕,日有课程[1]。”席绍容购得汲古阁《十七史》书版后,悉心校勘,虽未能出版,但却为其子席世臣创业提供了契机,为其出版事业的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

真正将席氏家族的“扫叶山房”名声打响、规模做大、为公众广为熟知的是席世臣。席世臣,席绍容长子,字邻哉,一字郢客,具体生卒年不详。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以补商籍学生充任四库三分书总校之一,分校《四库全书》三分书。乾隆五十一年(1786)钦赐举人。席世臣好古嗜学,家富藏书,完成《四库全书》的校勘工作后,席世臣继续从事图书的刊刻事业。出身商家的席世臣,家资丰裕财力充沛,家族积累下来的藏书也有一定规模,于是他首先以善本秘书作为打开市场的突破口,以“扫叶山房”作为字号,精心校勘,发行于世。《珠里小志》卷十二对此有记载:“(席世臣)刻秘书数十种,亲自校雠,犹惧未尽,故以扫叶颜其室。”[11]席鉴的藏书楼是“扫叶山房”,以多藏汲古阁之书早已闻名于世,席世臣“以扫叶颜其室”,且刊刻书籍以“扫叶山房”作为图书的字号,笔者以为有两层深意:一是席世臣长期从事校勘工作,深知校勘之不易,所以以校书如扫落叶的标准来严格要求自己,刊刻版本质量高的图书。二是席世臣已有品牌意识,席氏家族以经商起家,长期的耳染目濡使得席世臣深知经商要义,因此经营书坊席世臣也有独特的商道,即借族人藏书楼的名声引起读者的好奇和重视,增强图书的竞争力。席世臣以“扫叶山房”之名刊刻书籍,侧重于一些有一定学术价值的经史类珍品秘籍。如长洲顾嗣立(席世臣祖母的堂叔)曾辑元诗四集,刻印《元诗选》初、二、三集,各以十干为序,但均缺癸集。嘉庆三年(1798),席世臣将癸集补刻齐全并连同旧版,一并刷印(即《元诗选癸集》),这样才使顾氏《元诗选》完璧行世。又如嘉庆间席世臣刻《宋辽金元别史》(又名《四朝别史》),以汲古阁《十七史》版与武英殿各史相校勘,文献价值得到了当时学者的赞许,阮元、谢启昆为此书作序,且谢启昆给予很高的评价:“吾知扫叶山房之名与汲古阁并寿于世,甚为席君期之[1]。”现存可查书目有:《东观汉记》24卷乾隆六十年(1795)常熟席世臣扫叶山房刻本;《东都事略》130卷乾隆乾隆六十年(1795)常熟席世臣扫叶山房刻本;《元史类编》42卷隆乾隆六十年(1795)常熟席世臣扫叶山房刻本;《古史》60卷嘉庆元年(1796)常熟席世臣扫叶山房刻本;《契丹国志》27卷嘉庆二年(1797)常熟席世臣扫叶山房刻本;《大金国志》40卷嘉庆二年(1797)常熟席世臣扫叶山房刻本;《南宋书》68卷嘉庆二年(1797)常熟席世臣扫叶山房刻本;《元诗选癸集》10卷、《补遗》1卷嘉庆三年(1798)常熟席世臣扫叶山房刻本;《宋辽金元别史五种》307卷嘉庆三年(1798)常熟席世臣扫叶山房刻本;《增补字汇》4卷嘉庆四年(1799)常熟席世臣扫叶山房刻本;《钱塘遗事》10卷嘉庆四年(1799)常熟席世臣扫叶山房刻本;《大唐六典》30卷嘉庆五年(1800)常熟席世臣扫叶山房刻本;《华氏中藏经》8卷嘉庆五年(1800)常熟席世臣扫叶山房刻本;《春秋释例》15卷嘉庆五年(1800)常熟席世臣扫叶山房刻本;《千金方衍义》30卷嘉庆六年(1801)常熟席世臣扫叶山房刻本;《书经集传》6卷嘉庆十年(1805)常熟席世臣扫叶山房刻本;《泰西水法》3卷、《元经注》10卷常熟席世臣扫叶山房刻本;《内经知要》、《小儿推拿广意》3卷常熟席世臣扫叶山房刻本;《容斋随笔》16卷、《二笔》16卷、《三笔》16卷、《四笔》16卷、《五笔》10卷常熟席世臣扫叶山房刻本;《词律》20卷常熟席世臣扫叶山房刻本;《吴越备史》4卷、补遗1卷常熟席世臣扫叶山房刻本;《西汉年记》30卷常熟席世臣扫叶山房刻本;《旧五代史》150卷、《五代外史》7种15卷常熟席世臣扫叶山房刻本;《贞观政要》10卷常熟席世臣扫叶山房刻本;《十七史》常熟席世臣扫叶山房重刊毛氏汲古阁本十七史另加《旧唐书》、《旧五代史》共1924卷[5]。

席世臣去世后,其子孙仍继续此业。苏州的扫叶山房咸丰年间在清兵与太平军的激战中损失较大,不久,扫叶山房在上海设立分号。光绪年间,又在棋盘街(今上海市河南中路)设立北号,书坊经营的重点慢慢从苏松一带移到上海。中国传统出版业采用的是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上海开埠之后,西方石印、铅印技术逐渐传入,上海的扫叶山房虽然印的多是古籍,但也较早采用了新式印法,这样便扩大了印刷规模和销售范围。扫叶山房推出的连史纸、有光纸线装书,多为石印本,因价廉物美,一度风行全国。清末民初,扫叶山房在古书出版市场上仍占据重要地位,直到1955年因不能适应市场需求,扫叶山房才停业。历时近200年的扫叶山房在中国坊刻史上刻书多且精,嘉惠士林,功绩昭著,是清代书坊经营最久、影响最大的一家书坊,为中国文化的传播和图书的保存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刘敏)

[1] 杨丽莹.扫叶山房创始年代考.图书馆杂志,2005(3):68-73.[2] 邓之诚.骨董琐记.卷七.民国丛书.第五编.上海:上海书店,1991:23-24.[3] 张秀民.中国印刷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373-374.[4] 张云章.朴村文集.卷十三.工部虞衡席君传.四库禁毁丛刊.集部,北京:北京出版社,1998(168):41.[5] 王桂平.清代江南藏书家刻书研究.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255.[6] 黄丕烈.士礼居藏书题跋记.卷二.东家杂记:709.卷五.甲乙集:806.续修四库全书.史部.923.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7] 李玉安等.中国藏书家辞典.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89:155.[8] 室名别号索引(增订本).上海:中华书局,1957:67.[9] 郭绍虞.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专著选辑.上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10] 叶昌炽.藏书纪事诗附补正.卷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436.[11] 周郁滨.珠里小志(卷十二).中国地方志集成之乡镇志专辑.第二辑.上海:上海书店,1992: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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