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懂甲骨卜辞：李学勤《古文字学初阶》
尽管学界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甲骨文仍被许多人视为“绝学”。不少人有志于走近甲骨文，却始终不得其门而入。著名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李学勤先生曾在上世纪80年代写过《甲骨学基础知识》一文，用通俗的语言、生动的图例讲解了甲骨学的重要概念，逐字带领读者读懂甲骨辞句。
我国古代流行过一种习俗，用龟甲或者兽骨（主要是牛的肩胛骨）加以烧灼，观察所形成裂痕的形状，认为可以判断吉凶。所用的龟甲、兽骨埋藏在遗址中，发掘出来就是考古学上说的甲骨。根据现有考古材料，甲骨占卜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已经出现了，至商代而大盛，商亡以后延续未绝，在某些少数民族甚至保存到现代。古书中有不少记述这种卜法的，传世专书较早的有《玉灵照胆经》等，可能是唐代作品。清人胡煦有《卜法详考》，附于他的《周易函书约存》，征引了许多材料。
殷墟出土带有灼痕的卜骨
商代的甲骨常刻有文字，绝大多数都与占卜有关，称为卜辞。由于当时人笃信占卜，事无大小都求决于卜法，所以卜辞的内容非常丰富，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社会的各方面，因而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迄今为止（本文发表于1985年），有字甲骨只在两处商代遗址发现，一处是河南安阳的殷墟，另一处是郑州。郑州只找到两片带字的骨，均为采集品，所以我们研究的商代甲骨，实际上主要是殷墟甲骨。
殷墟以洹水南岸的小屯为中心，是面积约二十四平方公里的大型遗址。早在北宋时，这里便出土过商代带铭文的青铜器，见于记载。有字甲骨的发现，是1899年，在北京的著名金石学家王懿荣对甲骨做了鉴定，这种珍贵文物才为世所知。到1908年，罗振玉首先弄清楚甲骨的出土地点，随后他和王国维考定殷墟是商朝晚期的旧都。甲骨的发现以及殷墟性质的推定，最后导致1928年开始的殷墟发掘，这是中国现代考古学的肇端。因此，甲骨的发现，不仅在我国，在世界考古学史上也有很重大的意义。
殷墟商代遗址平面分布示意图
从甲骨发现到现在共八十几年，殷墟陆续出土了大量甲骨，而且看来还会有更多的发现。现已出土的有字甲骨，整版的不多，大多数是残碎的。不管是整版的还是残碎的，可以片为单位来统计。已发现的究竟有多少片，学术界有不同的估计，我们的意见是约十万片左右。这个数字，可以说相当庞大了。
上面说过，殷墟是商朝晚年的首都。在这里建都的，有盘庚、小辛、小乙、武丁、祖庚、祖甲、辛、康丁、武乙、文丁（卜辞称文武丁）、帝乙、帝辛十二位商王（依古本《竹书纪年》说）。殷墟甲骨的时代，目前有明确证据判定的是武丁到帝辛的卜辞。是否发现了盘庚到小乙的卜辞，还有待进一步探索。其中武丁时的甲骨为数最多（见下图），占到甲骨总数的一半。武丁被称为殷高宗，在位长达五十九年，国力强盛，战国时还有学者称颂他是“天下之盛君”。属于他的时期的甲骨最多，是很自然的事。
商王武丁时期虹刻辞牛骨
大家一提到商代文字，就想到甲骨文，但是“商代文字”和“甲骨文”这两个概念是不一致的。甲骨文虽然是最主要的一种商代文字材料，可是当时的文字现在能看到的还有青铜器（见下图）、陶器、石器、玉器等上面的铭文，所以不能用“甲骨文”一词来概括所有的商代文字。实际上，甲骨上的字在那时是比较特殊的，因为甲骨的字是用一种锋利的工具锲刻而成，而商代人们日常书写应该是用毛笔。今天我们在一些甲骨和器物上还能看见用毛笔书写的文字，其笔画比较丰肥，风格和刻成的甲骨文有所不同。同时甲骨文是卜辞，只能涉及需要占卜的事项有关的字，所以也不能认为甲骨文已经包括当时人们使用的所有的字。
商代晚期宰甫卣铭拓片
甲骨文是成熟的文字，不仅表现于字的个数之多，也表现在字的结构的复杂。甲骨文并不都是象形字，而且象形在其间的比例实不很大。古人所说的“六书”：象形、会意、形声、指事、转注、假借，在甲骨文中都可找到实例。即以象形字论，甲骨文的字也远不是原始的，如藁城台西陶文的“止”字（“趾”的初文）明显地像足趾形，有五个脚趾头，甲骨文的“止”字则简化为，只剩了三个脚趾。甲骨文的“人”字作，仅有侧影；“鱼”字头向上，失去了自然的体态，这些都表明它们经历了较长的演变过程。
商王武丁时期的牛骨刻辞中“人”“止”等字形
古代文字常由象形转化为形声，这可以说是一条规律。甲骨文里形声字相当多，而且在武丁时业已大量存在，也是文字比较成熟的一条证据。
有些同志学甲骨文费了不少时间，可是还不能掌握怎样读甲骨上的辞句。原因是他们不知道甲骨文绝大多数是卜辞，要通读卜辞，必须了解卜法的程序。
殷墟甲骨的质料，有龟腹甲、龟背甲、牛（少数为羊、猪）胛骨三种。甲骨都是从各地采集或贡纳到首都来的，要经过一定的修治。特别是背甲，要中剖为左右两半，个别还有削成鞋底形的。加工修治好的甲骨，有固定的形状。学习甲骨文的读者应记住几种甲骨的轮廓，甲版上纹理的位置，以便辨识碎片原来的部位。
殷墟卜用龟腹甲
殷墟卜用牛胛甲
修治过的甲骨，在背面用锋刃器挖出圆形的钻和梭形的凿（见下方左图），有些圆钻是用钻子钻成的。胛骨扇部的正面（见下方右图），有时也有钻凿。这时，准备工作完成，甲骨可以用来占卜了。
左图：商代的甲骨卜骨背面（宋镇豪《符凯栋所藏殷墟甲骨》第一片卜辞考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版）
右图：商代的甲骨卜骨正面（宋镇豪《符凯栋所藏殷墟甲骨》第一片卜辞考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版）
上述的过程，包括甲骨的来源、修治甲骨的人员以及修治后交付哪一卜人保管，都要记录在甲骨上面。为了不妨碍占卜，一般是刻在不用于占卜的部位，如胛骨的骨臼或背面外缘、腹甲甲桥背面或尾甲正面一角、背甲顶端或背面内缘等处。这部分刻辞，我们称之为署辞。
占卜时，卜者用火烧灼已制好的钻，使甲骨坼裂成“卜”字形的裂痕，名为“兆”。兆的情况和次第，刻记在兆的旁边，我们称之为兆辞。表示次第的兆辞，也称为兆序。
占卜的时日，卜者的名字，所问的问题，都刻在有关的兆的附近。关于卜问时间，有时还有地点的部分，称为前辞。问题本身，称为贞辞。得兆后，应对照占书，做出吉凶祸福的判断，称为占辞。最后把占卜后是否应验的情况也记录下来，称为验辞。
有署辞、兆辞、前辞、贞辞、占辞、验辞的商代甲骨文
以上署辞、兆辞、前辞、贞辞、占辞、验辞，构成甲骨卜辞的整体。不过并不是每版甲骨的卜辞都能够具备这六个部分，更多的实例是比较简化的。
下面以《殷墟文字乙编》7126 腹甲为例，按上述试加分析：
背面右甲桥“
入五十”是关于腹甲来源的记录，甲系所贡纳，共五十版，此为其中之一。左甲桥“妇杞示十，争”，是关于腹甲修治保管的记录，由妇杞主管修治，共十版，交卜人争收掌，以备卜用。以上为署辞。
正面左右对贞，右侧七兆，兆辞为“〔 一〕，二、小告，三，四、不许黾，五，六、二告，七”。左侧六兆，兆辞为“〔 一〕，二，三，四，五，六、不许黾”。
与右侧兆关联的是从正面问的卜辞，与左侧兆关联的是从反面问的卜辞。一正一反对问，是这一时期卜辞的常例。此版一对卜辞是：
戊戌卜，永贞，今日其夕风？贞，今日不夕风？
“戊戌”，是纪日的干支，“戊戌卜”即在戊戌这一天占卜。“永”，执行占卜的卜人名。“贞”，意思是“问”。“戊戌卜永贞”，是前辞。反问则从简略，只用一个“贞”字。
“今日其夕风”，是贞辞，意思是：今天在晚上起风么？反问“今日不夕风”，意思是：今天不在晚上起风么？两问一正一反。
这一版没有占辞和验辞。
另举一条有占辞、验辞的例子，这是《殷墟文字乙编》6664 腹甲：
丙申卜贞，来乙巳下乙？王
曰：“，惟有祟，其有设。”乙巳，明雨，伐既雨，咸伐亦雨，施、卯鸟星（晴）。乙巳夕有设于西。
“丙申卜贞”是前辞，“来乙巳下乙”是贞辞。“王曰”以下是占辞，“乙巳”以下则是验辞。整条卜辞大意是：丙申这一天由卜人卜问 ，乙巳是否祭祖先下乙（即商王祖乙）。王（武丁）做出判断说，此次祭将有灾祟，而且有设（有学者以为是霓）。到乙巳这一天举行祭，天亮开始下雨，行人祭时雨停，人祭结束又落雨，到陈列祭品和杀鸟仪式时天才放晴，当晚又有“设”在西方出现。占辞、验辞的体例大致如此。
按照古本《竹书纪年》，从盘庚在现在殷墟地方建都，到帝辛灭亡，共有二百七十三年。这两个多世纪的时间里，甲骨的形制和文字自然有不少变化，需要分期。1933年，董作宾作《甲骨文断代研究例》，提出把殷墟甲骨划为五期，即：
盘庚至武丁 第一期
祖庚、祖甲 第二期
廪辛、康丁 第三期
武乙、文丁 第四期
帝乙、帝辛 第五期
五期分法以当时考古成果为依据，所以为学术界接受，沿用至今。董氏的分期，现在看起来有一些缺点，近年有学者主张以更合考古学原则的分组法来代替，尚未得到普遍采用，这里就不详细介绍了。读者如有兴趣，可参考本书第十二节推荐的有关论著。
1940年在上海出版的《学术》第一辑，发表了何天行的一篇短文，题目叫作《陕西曾发现甲骨文之推测》。他根据古书的一些记载，推想在陕西可能发现周代的有字甲骨。这本刊物流传不广，何氏的意见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到50年代，果然发现了西周甲骨，何氏的预言竟得到实现。
有字的西周甲骨，1954年在山西洪洞县坊堆首次发现。到现在，西周甲骨文已先后在四个地方出土过，除坊堆外，有北京昌平县（今昌平区）的白浮，陕西长安县（今西安市长安区）的沣镐遗址和扶风、岐山两县间的周原遗址。周原所出数量最多，岐山县凤雏一地就发现甲骨一万多片，其中有字的近三百片。西周甲骨文的发现，使甲骨学的研究范围扩大了。
岐山西周甲骨文
西周甲骨有不少和商代甲骨不一样的特点，如胛骨上多作圆钻，龟甲上的凿则是方形的。《周礼·卜师》说周的卜甲有“方兆”，正是指这种方形的凿而言。在陕西、河南等地还出过一些没刻字的西周卜甲，上面的凿也是方的，一看就知道和商代的不同。
周原的甲骨文不是一个时代的，初步研究，最早的属于周文王时，晚的可能到周昭王、穆王的时候。别的地点的西周甲骨，有的年代更晚。大家知道，周文王是商朝的诸侯，当时商的末一代王帝辛（纣）在位，所以文王时的卜辞就是商末的卜辞。事实上，在周原发现的几片文王时卜甲，虽然形制和殷墟所出有所区别，卜辞的文例却是相近的。
举凤雏出土的一片为例：
凤雏腹甲卜辞
贞，王其
侑大甲，
周方伯，
，囟（斯）正？不左于受有祐？
这条辞中的“王”指商王帝辛，大甲是商的先王，“周方伯”即当时任西伯的周文王。卜辞是说商王祭祀大甲，以西伯的事上告，用黍稷之类奉献，能够得到福祐，所用词语和殷墟最晚的卜辞是很近似的。由此可见，商周甲骨在卜法上虽非同一系统，彼此仍有影响。
西周甲骨有些片上刻有一串数字，数字以六个成为一组，如长安张家坡的一块胛骨上有“六八一一五一”。类似数字在青铜器、陶器等上面也出现过，包括由一到十，都是“卦”的原始形式。原来当时人占卜的方法，在用甲骨的卜法以外，还有用蓍草的筮法，“卦”便是筮法的记录。古人占问大事，常先筮后卜，这时会把筮得的“卦”记在占问同一事项的卜用甲骨上，以便对照参考，于是在甲骨上面保存了筮法所用的数字符号。
西周甲骨文是新发现，有些问题现在尚不清楚，有待于深入探究。
文章、图片选自《古文字学初阶》（插图本），中华书局2019年出版
一“蠢”值十万 古文字学者蒋玉斌破译“悬赏”甲骨文
蒋玉斌验看他自己缀合的甲骨原片
“屯”的甲骨文
蒋玉斌在纪念甲骨文发现120周年 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发言
蒋玉斌的论文对商代文字两种“屯”形的关系以及对“屯”字构形的阐释
“我的语言可能还是比较晦涩，不适合大众传播。”
接到采访邀请后，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青年研究员蒋玉斌对记者这样表达了自己的顾虑和想法。2020年春节前，他频繁接到媒体发来的采访邀请，这是一直潜心钻研的他从来没有料想过的。
这突然而来的关注度，还要从“一字值十万”的事说起。
2016年10月，中国文字博物馆发布了一则“甲骨文释读优秀成果奖励计划”公告：破译出还没有解读过的甲骨文的，单字奖励10万元；对于尚有争议的甲骨文作出新的释义的，单字奖励5万元。
自公告发布至今的三年多来，仅有一人成功。这个人就是蒋玉斌。
2018年6月21日，中国文字博物馆发布首批甲骨文释读优秀成果获奖名单，蒋玉斌凭论文《释甲骨金文的“蠢”——兼论相关问题》获一等奖，奖金10万元。
尽管2018年就获得了这项最高奖励，但直到去年底，恰逢甲骨文发现120周年之时，蒋玉斌和他的破译故事才开始被大众和媒体所频繁关注。
2019年11月1日，“纪念甲骨文发现120周年座谈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不知不觉，甲骨文研究在中国已经走过了120个年头。
对于像蒋玉斌这样的专业学者们来说，不管媒体和大众关注与否，他们始终都在自己的领域坚持着该做的事。
严谨如他，对于记者抛出的采访问题，42岁的蒋玉斌坚持用他古文字学者特有的方式来回答。他将问题梳理成书面文字，落在笔尖和纸上，最大限度避免表达上的偏差和误解。
此“蠢”非愚蠢
众所周知，汉字是形音义的结合体，在具体使用时，又可能有不同的用法、意义。破译古文字，学术界一般称为“考释”或“释读”，就是要把不认识的文字认出来，把读不懂的文句读通。
蒋玉斌举了个例子：“古文字中的‘且’跟后世写法差不多，能辨认出来它就是‘且’，这是认字；但有时看它的上下文，例如‘先且’‘高且黄帝’，字面上完全读不通。如果知道‘且’在这里是表示祖父、祖先的‘祖’，读成‘先祖’‘高祖黄帝’，就都明白了。这就是‘读’。”
那么，他所释读出的这个甲骨文字呢？许多网友看完图片，都调侃说这像一根树枝或者飞翔的鸭子……不管从哪个角度来联想，都根本想不到这个字会跟“蠢”有什么关系。而蒋玉斌撰写的论文《释甲骨金文的“蠢”——兼论相关问题》，则从形、音、义多个角度对这个字第一次做出了完整的解释。
他的论文摘要是这么开头的：“殷墟卜辞数见用在作乱方国名称前的一字，旧无确释。根据细致的字形对比，该字可确认为‘屯’，主要用为蠢动之‘蠢’。”
字形是“屯”字，但释读时却成为看似完全没有关系的“蠢”字。蒋玉斌进一步解释，商周时期有一些动乱、不安分的方国，需要通过征伐加以平定。那么，古书上一般怎么称呼这些方国呢？蒋玉斌说：“比如动乱的夷方，就叫‘蠢夷方’；动乱的盂方，就叫‘蠢盂方’。这样释读了甲骨文‘蠢’，顺势也就解决了西周金文的‘蠢’，像‘蠢淮夷’‘蠢猃狁’，这些都是先动乱、后被征讨的方国部族。”
这种解读一出现，文句一下子读通了，而且与先秦古书中的说法完全对应，例如《墨子》中的“蠢兹有苗”、《尚书》中的“蠢殷”、《诗经》中的“蠢尔蛮荆”、清华简《说命》的“蠢邦”等。另外，西周金文的写法稍一变化，就跟《说文解字》中列出的古文“蠢”相合。
为了让读者看得明白，蒋玉斌也尽可能用更加通俗的说法来解释：“‘蠢’本来就有‘动’的意思，古代把一些动乱、不安分的方国部族称作‘蠢邦’等。‘蠢’带有贬斥的意味，现在大家所常用的‘愚蠢’‘笨拙’等意义其实是后来发展出来的。”
蒋玉斌的论文用这样的解释方法，成功读懂了有关的甲骨文句。同时，还进一步考释了西周金文和传抄古文中的相关形体，打通了之前因为“蠢”字释读受阻而形成的理解障碍，也能解决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提高了这些反映王朝与方国部族关系的材料的利用效率。
蒋玉斌这一系列的释读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环环相扣，相互验证。由此还解决了古书中一些问题。研究成果一经推出，有理有据，得到了评审专家的认可。
“考释古文字就像捅破窗户纸”
我国著名的古文字学泰斗于省吾先生曾说，考释古文字就像捅破窗户纸。为什么偏偏是蒋玉斌捅破了这层窗户纸？
蒋玉斌认为：“不是因为我多厉害，而是自己太幸运了。”在蒋玉斌看来，破解瓶颈的关键证据往往就在偶然的一瞬间，而这个瞬间，就正巧让他碰上了。
有段时间，蒋玉斌一直卡在这个字上无法解开。他耗费了大量时间，几乎把所有相关的资料都研究了，也考虑了诸多解读上的可能性，但就是没有取得什么实质性的进展。某天，又完成了一波案头资料工作后，曙光突然出现了，几条关键证据击中了蒋玉斌，这些证据都不约而同地引导他把要考释的字形与“屯”“春”等字联系起来，最终他确认那个不认识的字形就是“屯”！甲骨文中的“蠢”字，就这样被蒋玉斌破译了。
想通了之后，蒋玉斌的工作效率提高了一大截，只用了一周的时间就把论文初稿写出来了。古文字学者之间有一个惯常操作，就是把自己的文章寄给同行，请他们作评判、提意见。寄出之前，蒋玉斌已经胸有成竹，自己释读的基本观点和结论肯定是对的，因为各种证据已经自相证明。
“只要注意到那几条关键证据，对那几条证据敏感，可以说好多同行都能解决这个问题。现在机会给了我，真是很幸运。古代蠢动的方国部族需要平定，现在我把这个‘蠢’解决了，当然也高兴。”对于蒋玉斌来说，枯燥、漫长并不能真正打击到他，一直没有突破才会令他沮丧。
20年求学“越难越要学”
蒋玉斌本科学的是中文。虽然中文专业学习内容宽泛，还没有细化到古文字研究方向，但对于蒋玉斌来说，这四年恰恰是特别宝贵的，也深刻影响了他在专业上的追求和学习方法。
回想起在曲阜师范大学度过的四年大学时光，蒋玉斌不无感慨：“我想至少有两点让我十分怀念，一是通过文学理论、现代文学等课程接受了很好的思维训练，锻炼了思辨能力；二是学校学风极好，踏踏实实看了一些书。”
正是因为有了大量的文字积累，蒋玉斌逐渐在广袤的中文世界中找到了自己真正的兴趣所在——古汉语、古文献领域，从此与甲骨文结下了不解之缘。
当年，还是大学生的蒋玉斌就明白了自己今后要走的路，他开始有意识地看古文字学的入门书籍，一种强烈的求知欲望占领了他的思想：“特别想知道我们中国汉字的早期面貌，而且当时有个小心思，学甲骨文不是有些难吗？但我偏是越难越要学。”
后来，蒋玉斌考上了中国古典文献学的研究生，顺理成章选择了甲骨金文文献方向，师从古文字专家董莲池教授学习古文字，主要侧重甲骨文。那时，蒋玉斌常到恩师董老师家借书，对哪本书感兴趣了就特意去找，再抱回家来读。
“董老师指导我读甲骨文原始材料，读《甲骨文合集》，大家都觉得《合集》第七册最难，因为难读，就要多方查询资料，就要看更多的研究，在这个过程中既锻炼了自己，同时又意识到，所谓难读的材料，实际上也正是前人关注较少的富矿。”
由于在甲骨缀合、字体分类方面很快就有一些发现，蒋玉斌就更坚定了信心，后来又到吉林大学跟随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林沄先生深造，攻读博士学位。
“这个阶段我在古文字研究方面有了一点基础，算是入门了，能全身心地研读古文字原始资料和研究论著。当时我所在的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的学术气氛浓厚，能得到名师大咖的指导，并随时受到各种最新观点的刺激。当然其他阶段的经历也各有作用，但都赶不上这三年，时间、精力、环境俱佳。”
回想这一路走来的求学历程，蒋玉斌觉得自己走的每一步都踏实、值得。
仍有3000多已出土甲骨文字待破解
121年前，晚清官员、金石学家王懿荣在出土于河南安阳的甲骨上发现了甲骨文，这被普遍认为是第一次发现甲骨文。据学者统计，市面上的甲骨文字典收字4300多个，经过120年来几代研究学者不断考证，相对能够确定含义的单字只有1500个左右，有取得共识的破译字仅1300个左右。这也就意味着在已经发现并出土的甲骨文字中，仍有3000个没有被破解。
“考释甲骨文字的‘难’，根本原因在于已知信息太有限，由已知通向未知的桥梁，还有不少是隐没不明的。”蒋玉斌说，“甲骨文距今时间久远，3000多年来文字的形态和使用情况发生了不少变化，而我们对当时的语言文字状况和历史文化面貌了解还很不充分，现在发现的文字材料也只是极小的一部分。”
蒋玉斌的研究就像是在不断地打通一个又一个文化时空的桥梁。但伴随而来的，则是严肃、漫长且对于一般人而言相当枯燥的时光。
近代以来，像蒋玉斌一样致力于破译甲骨文的专家学者不在少数，但甲骨文的破译工作也逐渐进入了瓶颈。简单容易的字已经被解读破译了，没能够破译的甲骨文，大多既复杂，又不成文。
蒋玉斌介绍，“著名的古文字学家唐兰曾说，考释古文字时‘机器大量生产’比一个一个考释的‘手工制品’要高超。唐先生考释古文字讲究方法，他是一批一批的，像考释‘彗’‘帚’‘斤’等都是一连解决一大串相关文字的。百余年来，甲骨文字的整理越来越充分，有多位优秀的学者将一些考释条件成熟的文字渐次释出。但时至今日，像唐兰先生那样成批释字的成果已经很少看到了；依靠出土文献与传世古书的对读，发现新的线索，从而新释甲骨文字，这种途径的考释成果偶尔还有，但也比较少了。原因就是前面所说，面对未识字，我们获得的已知信息还不够，由已知通往未知的关系更隐秘了。”
他又举出一个例子：“甲骨文中有一个‘酉’旁加几个斜点的字，出现次数达2000次，虽然学者对它的用法、可能的读音有所了解，但一直未有确释。李学勤先生等曾多次举这个例子，希望学者能早日把它释读出来。”
苦乐全在主观的心
甲骨学需要开拓前路，需要新鲜的材料，更需要源源不断的后备人才输入。
除了自己的研究，蒋玉斌还同时从事教学工作，他特别强调“有兴趣”和“勤动手”两点，希望学生们把重点放在培养阅读古书、阅读古文字原始资料的能力上。
“甲骨文等古文字研究需要长时间的积累，少不了坐冷板凳、下大功夫。如果缺乏兴趣，没有持之以恒的毅力和耐力，在这一领域恐怕难以为继。”
蒋玉斌就是这样看待自己所从事的领域的，只要真正感兴趣，肯下功夫并且方法得当，研读甲骨文等古文字总会有可观的成果。
“我上甲骨学课，一般会循序渐进，也会尽量调动学生的兴趣。比如我给他们讲甲骨文辞的字体分类，就先拿一些后世或当代不同人写的作品，让大家体会到字迹特征的差异，了解鉴别字迹的方法。然后再切入到甲骨文辞的字迹分析个案。通过具体操作，大家都觉得很有意思，观察得也很细致，这样对字体分类理论就感觉很亲近了。”
在培养学生的过程中，蒋玉斌非常强调学生在学习中实际动手的频率和大量翻书的习惯。只有真正熟悉原始资料，才能离真相更近一点。对此他特别举了甲骨缀合的例子。
“我自己在学习甲骨学时，需要全面搜集甲骨文资料，曾做过一些甲骨缀合工作，觉得甲骨缀合是培养动手实践能力的手段之一，我认为可把甲骨缀合当作学术训练的一种途径，培养细心、细致的作风和敏锐的感觉。”
甲骨缀合，是整理甲骨的一项重要工作，指根据甲骨图片的色泽、纹理、边缘、字迹等特征，结合骨版部位、时代、卜辞内容等信息进行复原研究的过程。
当前甲骨学界的领军人物之一黄天树先生也讲过，对于初学甲骨的研究生来说，第一片甲骨缀合很重要。蒋玉斌觉得，“甲骨缀合绝大多数很容易验证，几乎对就是对，错就是错，一旦发现缀合，很快就能知道结论，而不像是需要论证的问题，需要反复思量。这就使人马上获得成就感，欲罢不能，因此就能带着更大的积极性去阅读、研究甲骨材料。黄先生培养的学生有不少是从甲骨缀合入门的。”
他说，在甲骨缀合方面真正有心得的学者，在观察文字特征并考释文字、提炼字体特征并划分类型、注意特殊或同类现象并总结规律方面，往往也会有收获。
在采访的最后，蒋玉斌特意提到，最近国家教育部针对高考改革推出“强基计划”，遴选一部分“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开展试点，突出基础学科的支撑引领作用，结合高校办学特色，在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及历史、哲学、汉语言文学（古文字学方向）等基础学科专业安排招生。古文字专业作为其中唯一的三级学科，与另外几个学科大类并列。
“这反映了国家对甲骨文等古文字研究事业的重视和支持，我们应该乘势而上，进一步加强探索甲骨文等古文字研究人才的培养模式。”
甲骨学领域的同行之间常开玩笑说，研究甲骨文等古文字是苦中作乐，这也是蒋玉斌从业20年以来的深刻体会，他引用了梁启超的话——苦乐全在主观的心，不在客观的事。在蒋玉斌的世界观里，只要有兴趣，也就没有所谓的“苦”，只有“乐”。甲骨文中待释读的字还有很多，他期待有一天更多学者能释出更多的甲骨文关键字。
文/本报记者 雷若彤
供图/蒋玉斌
“何必以蓍龟”——谈谈古人为何用龟甲记录卜辞
作者：吴晓东（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目前我们知晓的中国最早文字是商代的甲骨文，大致有三千多年的历史。甲骨文的得名，源于文字契刻在龟甲和兽骨之上。殷人之所以在甲骨上写字，是因为当时的巫师用甲骨来占卜，并需要在甲骨上用文字记录下占卜的情况。具体的做法是，当要为某事进行占卜时，巫师便将甲骨放在火上烤，甲骨受热后，便会炸裂。龟裂之后，巫师便通过纹路的变化来预测事物的吉凶。这种纹路变化简称“文化”，“文化”的最初意义便是如此。我们目前已经没几个人懂“文化”了，但殷人的巫师们懂，他们仔细端详这些纹路，并将吉凶祸福的情况用甲骨文记录下来。现在有一个词叫龟裂（皲裂），或许正是来源于此。这个词的“龟”读j[~符号~]n，与“皲裂”的“皲”同音，这很可能是“龟”的语音改变为j[~符号~]n之后，人们又造出一个新字“皲”，其中的“军”表音，“皮”表意，表示皮裂开。正因为殷人是用甲骨占卜，并用当时的文字把占卜的情况刻在甲骨上，殷商的文字才得以保留至今，我们后人也才有幸目睹三千年前的殷商文字。
殷墟出土大龟拓片董作宾/题记
其实，已经有确凿的证据证明，在商代，文字除了被契刻在甲骨之上，同时也有用笔墨来书写的，只是由于用来书写的木椟或竹简没有被保存下来，我们才没有看到。甲骨文中就有“册”与“典”字。《尚书·多士》中有“惟殷先人，有册有典”的记载，指的就是竹木制成的册与典。徐义华在《商代契刻卜辞于甲骨的动因》中总结指出，就商代刻辞的内容而言，可以分三大类：一类是铭功刻辞，这类骨头上契刻的内容大多是记录特殊事件或铭记功勋的文字，如鹿头骨刻辞、牛头骨刻辞、虎骨刻辞、骨柶刻辞等属于这一类。第二类是记事刻辞，记事刻辞比较复杂，有的是纯记录某事，例如《甲骨文合集》中的四方风刻辞、小臣墙刻辞，最近新发现的记事刻辞甲骨也是归属此类。大多数记事刻辞是占卜的辅助性内容，如甲桥刻辞、甲尾刻辞、骨臼刻辞等，这类刻辞是为了服务于占卜，所以可以与卜辞一起合称占卜刻辞。第三类是卜辞，是就某事进行占卜的记录，这是商代甲骨刻辞的主要部分，也是甲骨文研究的主要内容。从目前的情况看，第三类保留得最多，这可能是因为龟甲比其他骨类更不易腐烂从而得以保存。另外，甲骨文已经是非常成熟的一种文字，按逻辑推理，它必然有一个漫长的未成熟期，在这个时期内，也必然会被书写在某种材质上，可能也是因为材质没有被保存下来，所以我们后人没能目睹这一未成熟时期的文字样态。
妇好有子大骨图董作宾/绘
只是到了商代，在目前河南安阳一带，这种文字被大量用来记录占卜，写在甲骨之上，我们才有幸知晓汉字在这一时期的模样。刘焕明在《商代甲骨占卜探讨》中指出，在商代，各地占卜用具基本一致。二里冈、藁城台西、济南大辛庄等地出土的商代早期占具，以牛肩胛骨为主，此外还有羊、鹿、猪等的肩胛骨。到晚期如殷墟、藁城台西、济南大辛庄出土的占具，除沿用以上传统占具外，龟甲大量流行，其中腹甲大大多于背甲。
殷墟地区为什么要用龟壳来占卜呢？换言之，是什么让我们有幸看到了甲骨文？这个问题，在两千多年前子路就问过孔子，汉代王充的《论衡·卜筮》载：“子路问孔子曰：‘猪肩羊膊可以得兆，雚苇藁芼，可以得数，何必以蓍龟？’孔子曰：‘不然，盖取其名也。夫蓍之为言耆也，龟之为言旧也，明狐疑之事当问耆旧也。’”子路的意思是说，猪骨头、羊骨等，都可以占卜，可是人们为什么要特别选用龟甲与蓍草来占卜呢？孔子的回答很有意思，说蓍意味着老，乌龟意味着长寿，长寿必然见多识广，不懂的事当然得问长寿者。《史记·龟策列传》也把乌龟说得神乎其神，具有通灵的功能，诸如“龟甚神灵，降于上天”“龟者是天下之宝也，先得此龟者天子，且十言十当，十战十胜。生于深渊，长于黄土。知天下之道，明于上古”“寿蔽天地，莫知其极”等。
孔子的回答与这些记载有一定的道理，就像人们遇事总爱去问经验丰富的老人，但这只是外部原因，长寿的动物不只有乌龟，大象、蜥蜴等动物也很长寿，这些动物在古代的中原地区也是很常见的，那为什么偏偏是龟甲最后成为盛行的书写材质？应该还有内在原因，即语音的原因，“卦”与“龟”目前虽然读音迥异，但两者的上古音非常接近。“卦”目前读gu[~符号~]，但它以“圭”为声符，“圭”目前与“龟”读音相同。
语言民俗在中国民间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渗透到了生活的方方面面。语言民俗中最为普遍的便是谐音，比如在婚礼上，人们会向婚床上撒花生、枣子与桂圆等，取义为早（枣）生（花生）贵（桂）子；照壁上的画往往有蝙蝠，寓意幸福；常见的绘画题材有马背上坐着一只猴，猴边上还有一只蜜蜂，寓意为马上封侯。诸如此类，比比皆是。既然“龟”“卦”同音，龟就是卦，那么用龟来打卦占卜，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虽然甲骨文不仅写在龟甲之上，也写在其他骨类之上，但从数量上看，写在龟甲上的数量要远远多于写在其他骨类之上的。可以推测，殷商时主要用龟甲占卜，当龟甲供不应求时，才用其他骨类代替。甲骨文中有一些从南方进贡龟甲的记载，就从侧面说明了当时可能存在龟甲短缺的状况。
那么，真的是语音在背后起作用吗？我们可以用另一个例子来加以证明。古人除了盛行用龟甲和其他骨物来进行占卜之外，还盛行用蓍草来进行占卜。卜是用灼烧甲骨来预测吉凶，从“卜”字的结构也可以想象出龟裂的样子，而筮是用掷点蓍草来确定数目。《周易·系辞》云：“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龟。”这里蓍与龟并列。关于用蓍草进行占卜的起始时间，汉代司马迁《史记·龟策列传》载：“略闻夏殷欲卜者，乃取蓍龟，已则弃去之，以为龟藏则不灵，蓍久则不神。”从《史记》的这一记载来看，蓍草占卜在夏代就已经出现，每次遇到战事或重大事件都要占卜。关于用蓍草占卜的盛行时间，很多学者认为主要是在龟甲之后，也就是说蓍草占卜法后来代替了龟甲占卜法。学者们认为，殷商的官方占卜之法重龟轻蓍，周代仪礼一开始也承袭殷商，龟卜的地位压倒蓍筮，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龟卜的重要性递减，而蓍筮的重要性递增，到中古时期，最初的重龟轻蓍变成了重蓍轻龟。但也有不同的看法。
古人为什么要用蓍草来进行占卜？《说文》载：“蓍，蒿属。从草，耆声。生千岁三百茎。”《论衡·状留篇》：“蓍生七十岁生一茎，七百岁生十茎。神灵之物也，故生迟留，历岁长久，故能明审。”《艺文类聚》卷八十二引《洪范·五行》曰：“蓍之言为耆也，百年一本生百茎。此草木之寿，亦知吉凶者，圣人以问鬼神。”这些记载的看法，与我们对龟甲的看法大体一致。目前的学者们对此也进行过不少研究，蔡大成在《蓍草神话传说的生态解构》一文中认为，蓍草与神龟有关联，蓍草多年生的宿根分蘖繁殖力很强，在一定范围内很容易形成单一植物的生态聚落优势，稠密的蓍丛下潜伏着神龟，说明先民观察到占卜用的蓍草和乌龟之间有相互依存的生态关系。杨清虎在《蓍草演变新论》中认为，蓍字字义和“老”“耆”“荖”“耄”“耋”等有关，本义应是老、多寿、长者，引申义为执草者、执杖者，是权力与地位的象征。因此，蓍草才会成为占卜首选工具。在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也需注意，蓍草到底是现实中的哪一种植物。杨清虎依据文献记载把蓍草划分为三个演变阶段，这三个阶段所记载的蓍草，或同为一物，或各有所指，或是古代早已灭绝的一种植物。现代蓍草虽有实物，但与古代蓍草是何关系，人们莫衷一是。
其实，与“龟”“卦”古音相同类似，“蓍”与“筮”古音也相近，目前的读音也基本一致，只是声调不一样而已。虽然我们难以确定古代的蓍草是哪一种植物，但作为名称的“蓍”始终未变。也就是说，现实中的蓍草是哪一种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其名称，只要是称为蓍草，在语音上就与“筮”关联起来了，恐怕这才是古人要用蓍草占卜的内在原因。
殷墟一带的古人为什么热衷于用龟甲占卜，并在龟甲上用文字记录下卜辞，从而使当时的文字保存下来，让我们今人有幸穿越历史时空，目睹这一古老文字的芳容，很可能是龟、卦同音使然。虽然乌龟被附加的神性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语音也许才是最大的原因。
《光明日报》（ 2023年06月11日05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