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已经是二十年前了
#头条创作挑战赛#
2003年，已经是二十年前了。那也是不平凡的一年。
新年伊始，2002年底出现的神秘传染病向各地传播，《南方日报》顶住压力，坚持刊发了以钟南山为代表的广东专家“非典是病毒性肺炎”的意见。此后，“非典”的梦魇弥漫了春夏两季。
年初，美国政府试图以伊拉克存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人权问题等为由，发动第二次海湾战争。2003年2月，近1000万名爱好和平的人士在全球600多个城市举行反战游行，这是二战以来规模最大的反战示威活动，但并没有阻止战火的燃烧。
2003年3月，伊拉克战争正式爆发。图源：网络
病毒与战争，就这样敲开了2003年的大门。
这是千禧年之后的第四年，距离中国加入WTO（世界贸易组织）刚刚过去两年，距离北京奥运会举办还有五年。那时候，全球化仍是一个时髦的热门话题。
“非典”与抗疫“新冠”出现之前，上一个全民戴口罩的年份，要追溯到2003年。
2003年“非典”肆虐，广东是首当其冲的省份。
当年春节前，广东河源、中山、佛山等地相继报告了“非典型肺炎”的病例。但起初，“非典”的传染性并没有引起重视。
2月，中国男足与上一年的世界杯冠军巴西队在广州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举办了一场友谊赛，现场球迷超过5万人，戴口罩的人却寥寥无几。
2003年，中国队与巴西队的热身赛。图源：网络
2003年春节前后，关于“非典”的流言比春运大量流动的人口扩散得更快，很多城市的空气中充斥着白醋和板蓝根的味道。
由于有媒体报道有关熏白醋、喝板蓝根能预防“非典”的传言，市场闻风而动，市民群起抢购，一包几块钱的板蓝根甚至涨价十倍。
3月10日，从事WHO公共卫生项目研究的传染病学家Urbani博士，正式将该病定名为SARS，他本人于同月在越南感染“非典”去世。至此，世界卫生组织向全球发出警告，“非典”引起世界各国的重视。
2003年，“非典”时期照片。图源：网络
2003年春秋前后，广州是抗击“非典”的主战场。广东迅速成立由钟南山领衔的医疗救护专家组，率先向全社会如实公布“非典”疫情。钟南山是抗击“非典”时期的一面旗帜，当时已年过花甲的他带头奋战在抗疫一线，他说：“医院是战场，作为战士，我们不冲上去谁上去？”
春运之后，病毒扩散，到了4月，北京成为疫情重灾区。4月20日是很多人对“非典”印象深刻的一天，当时，卫生部长、北京市长因防治不力被免，中央要求及时发现、报告和公布非典疫情，当日北京确诊病例增加近10倍。
北京政府迅速抽调约4000人和500多台机械设备，用7个昼夜建成小汤山“非典”定点医院，开始接收病人。直到6月20日，51天的时间里，小汤山医院共收治了全国1/7的“非典”患者。“小汤山奇迹”之后，“非典”疫情也逐渐进入拐点。
2003年，“非典”时期照片。图源：网络
到了6月24日，世界卫生组织解除北京旅游警告，并将中国大陆从疫区中除名。7月，全球不再出现新增病例和疑似病例，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已经成功控制SARS。
资料显示，截至2003年8月16日，中国内地累计报告非典型肺炎临床诊断病例5327例，死亡349例。其中，感染者中有23%是医护人员，包括邓练贤、范信德、叶欣、陈洪光等在内的多名中国医务人员在“非典”疫情中牺牲。
“非典”就此远去，一代瘟神来去无踪，它引发的恐惧却久久未能消散。十七年后，另一场大疫席卷全球，带给人类社会更加艰巨的考验。
2003年，“非典”时期照片。图源：网络
飞速发展的中国经济自90年代时开始流行一句话：“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到 2003 年底 , 广东省全部流动人口已超过 2800 万人 。
当广州为“非典”疫情奔忙时，一个青年的不幸遭遇让这座城市再度吸引了世人的目光。
这一年，刚从大学毕业两年的孙志刚应聘来到广州一家服装公司工作，本来前途无量的大好青年，却在一个晚上出门时，因为没带身份证件，被认定为社会上的“三无”人员，随后“被错误地作为被收容遣送人员送至广州市收容遣送中转站”。在一份极不符合事实的笔录中，孙志刚成了一个没有正常居所、没有正当职业、也没有暂住证的人。
在中转站逗留9个小时后，孙志刚再被送到广州市收容人员救治站，并在那里遭受粗暴对待，被连番殴打，于两天后的3月20日上午去世，年仅27岁。
媒体对孙志刚案的报道。图源：网络
起初，护工谎称孙是心脏病猝死，法医在进行解剖后却解释说：“被害人孙志刚因背部遭受钝性暴力反复打击，造成背部大面积软组织损伤致创伤性休克死亡。”孙背部的出血区几乎覆盖满了整个背部，惨状令人发指。
之后，《南方都市报》等媒体对孙志刚案进行详细报道，孙志刚的亲人与朋友为了寻求真相四处奔走，这引发了社会对当时落后的收容遣送制度的关注。同年6月，孙志刚案的相关人员分别被判刑。
此案后，1982年5月12日国务院发布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及以此为根据实施的收容制度被废除。
孙志刚下葬后，在这个年轻人的墓志铭上，最后一句写道：“以生命为代价推动中国法治进程，值得纪念的人———孙志刚。”
孙志刚生前照片。图源：网络
2003年，中国仍然处于传统媒体的黄金时代。
《南方周末》2003年的新年献词，将目光聚焦于“全面小康”与“公平社会”这两个严肃话题。文中说，我们身处一个空前繁荣的时代，一个剧变的时代，但“当下的中国，是否已经到了把重心逐渐倾向‘公平’的时刻”？在那篇新年献词中，作者最后写道，“我们寄望于2003年，寄望于今后20年”。
那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时代。
尽管面对“非典”打击，2003年中国GDP仍比上年增长9.1％，是1997年以来增长最快的年份。
“非典”没有改变当时中国经济上行的趋势，只是对当年前二季度的交通运输、住宿餐饮、旅游、零售等行业形成了较大冲击。
上图：2003年的上海浦东（图源：网络）；下图：现在的上海浦东（图源：摄图网）
英国《金融时报》在年终专栏中撰写《世界应心平气和地对待醒来的中国》一文，并引用拿破仑的名句：“中国是一只沉睡的雄狮，一旦它醒来，整个世界都会为之颤抖。”但在文中又加了一句：“不久前，世界还是轻轻松松，不在意拿破仑的上述警告，但现在，中国正在震撼世界。”
2003年中国经济的增长态势，除了来自于“中国制造”形成的外贸力量，也有一部分源自以房地产为代表的内需市场。
2003年8月13日，国务院下发《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的通知》，房地产就此成为官方定义的支柱产业，也成为投资的新热点。
这一年的媒体，开始关注一个叫“温州炒房团”的群体，据记者报道，当时有“10万温州人在全国各地炒楼，动用民间资金约1000亿元。温州约有8万多人在全国购置房产，其中至少90%以上是炒楼。保守估计，炒楼群体在7万人以上，以企业白领、政府官员家属及公司负责人为主……”
当时，炒房团把全国房地产市场分成四个等级，其中一级市场的北京、上海、深圳、杭州等，房价约在5500元/平方米以上。
2003年，广州一处楼盘的广告。图源：网络
互联网与航天梦2003年，也是中国互联网的拓荒时代。
电商尚处在萌芽阶段，“非典”的到来一度改变了商务往来与交易的模式，“网购”逐渐成为新风潮。为了实现网上支付，有的银行推出了一种名为“U盾”的工具，网购时需要用它进行一系列的验证之后才能够成功转账网银，当时的网民每次都要小心翼翼地操作，生怕卡里的钱被别人转走了。
“非典”危机中，在黑暗中摸索的阿里巴巴在电子商务领域一骑绝尘。这一年，阿里巴巴的118号员工，一名被叫做小宋的女销售人员到广州参加广交会后确诊“非典”，杭州阿里巴巴的数百名员工不得不进入“居家办公”状态。
当时，没有智能手机，也没有在线协同的办公工具，很多沟通只能通过固定电话和电子邮件进行，但阿里的交易服务在“非典”时期大都没有受到影响，业绩反而达到了一个新高峰。
2003年10月10日，网易的股价比年初攀升了617%，达到70.27美元的历史高点。32岁的丁磊，凭借着网易公司58.5%的股份，坐拥约76亿元的身家，成为福布斯富豪榜上首位互联网出身的中国大陆首富。
作为中国三大门户网站之一的网易，那时还没有与暴雪牵手，但已经把发展重点转向网络游戏，并于当年推出了一款名为《梦幻西游》的游戏，这款网游至今拥有注册用户超过3.1亿，为网易带来滚滚财源。
这一年，腾讯在QQ2003中新增了QQ炫铃、捕捉屏幕等功能，其中，还有从QQ界面即可进入的QQ游戏。到了2003年9月，QQ注册用户数突破2亿，成为年轻人的社交“新宠”。
同年，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开放CN域名的注册。历经1995-2001年的互联网泡沫破裂后，中国互联网企业在一片荒漠中飞速崛起，也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方式。
中国人在互联网的江湖中无限畅想，也将双手伸向遥远的浩瀚星空。
2003年，地球的天空之外第一次有了中国人的身影。
10月15日9时，身处大漠戈壁深处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神舟五号”飞船载着航天员杨利伟，在万里无云之中腾空而起，成功升空。这是中国第一次载人航天飞行。
2003年，神舟五号任务画面。图源：网络
按照预定计划，“神舟五号”将绕地球飞行14圈后，于16日清晨返回。
杨利伟经过多年训练和理论学习，通过层层选拔，被选为“神舟五号”航天员，他对飞行程序和操作过程早已烂熟于心。在这次长达21小时23分钟的飞天之旅中，他的全部操作没有出现一次失误。
飞船绕地球飞行第14圈进入返回阶段，这是整个飞行过程中最危险的阶段，飞船会以每秒8公里的速度穿越“黑障区”，船体要经受2000多摄氏度高温的考验，航天员也要承受比升空时更加难以接受的冲击力。
后来，杨利伟回忆说，他在降落的阶段中，脑海里想的都是亲人和战友。
10月16日凌晨，飞船返回舱穿过稠密的大气层，成功降落在内蒙古中部草原，支援部队迅速赶往着陆地点，航天员杨利伟在众人的协助下安全出舱。
随着“神舟五号”的任务圆满完成，杨利伟成为首位登上太空的中国人，而中国也成为第三个有自主能力将航天员送上太空的国家。
2003年，神舟五号任务画面。图源：网络
这一年，时间记住了为国争光的英雄，也记住了为民牺牲的英雄。
2003年11月3日的衡阳大火中，由于发生坍塌事故，20名正在参与救火的消防员牺牲。他们入选了2003年度的感动中国十大人物，而每一个牺牲的消防员身后，都是一个支离破碎的家庭。
影视与金曲有人说，2003年，是香港演艺圈最黑暗的一年。
除了香港经济持续低迷，“非典”横行还让不少影院空空如也，香港当地的电影制作也被迫停顿四个月。更不要说，演员张国荣和梅艳芳先后不幸离世。
2003年4月1日，傍晚6点41分，张国荣在香港文华东方酒店24楼纵身一跳，将自己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47岁。
张国荣电影剧照。图源：影视剧照
在那一夜之前，原本占据新闻头条的是伊拉克战争和“非典”。直到“香港艺人张国荣跳楼自杀”的新闻简讯在电视屏幕闪过，有些人还以为这只是愚人节的玩笑。
没想到竟是沉重的现实。从此，人间再无张国荣。
这年冬天，身患癌症的梅艳芳身着婚纱走进红磡体育馆，举行告别演唱会。尽管病重，她依旧在舞台上和歌迷谈笑风生。
12月30日，距离2003年最后一夜仅仅一天，梅艳芳因病去世。香港的女儿最终嫁给了舞台，她生前曾说：“我的心愿是死在舞台上。”
梅艳芳的告别演唱会。图源：网络
华语演艺圈送别了香港的一代天王与一代天后，但在流光溢彩的2003年，“华流”不会让“韩流”太嚣张。
那一年，很多人的磁带、光碟和MP3中，存着至今百听不厌的金曲。
中国台湾歌手周杰伦在这一年发表了自己的第四张专辑《叶惠美》，再次斩获多个大奖。谁能想到，从那个时候起，就已经有人说他“江郎才尽”了。
在2003年的第14届金曲奖颁奖典礼上，周杰伦在表演时加了一段即兴说唱：“其实我回家打开电视看看金曲奖，自己到底有没有入围，看见周杰伦三个字只入围了两项，我看到很辛酸沮丧，没有关系慢慢来继续努力，继续努力，与所有的音乐人共勉之。不被别人看笑话，我说的这番话，你们都真的了解吗？还是呆呆地坐在台下，看台上说笑话。”
周杰伦确实没获奖，那一年封王的，是陈奕迅。第二年，周杰伦把这一晚的心声写成一首《外婆》，收录到新专辑《七里香》中。
同年，22岁的新加坡歌手林俊杰发行第一张专辑《乐行者》，正式出道，作曲全部包办，第一个月销量就突破20万。
也是在这一年，蔡依林带着与周杰伦合作的专辑《看我72变》冲进了大众视野，这张专辑销量高达200万张，传唱度非常高。
刘德华的《17岁》，陈奕迅的《十年》，孙燕姿的《遇见》，容祖儿的《挥着翅膀的女孩》，古巨基的《必杀技》，朴树的《那些花儿》，潘玮柏的《爱上未来的你》，刘若英的《原来你也在这里》等等金曲，霸榜了此后多年的KTV。
同年，一种植根于手机通讯的新兴事物——彩铃出现了。随处可见的彩铃广告，成了青春记忆中的另类金曲榜，也不知道有多少充满奇思妙想的孩子偷偷瞒着爸妈打过印在上面的电话。
2003年，香港电影《无间道》系列也迎来完结。图源：影视剧照
那一年，看春晚仍是过年重要的消遣，经典的春晚节目层出不穷。
在那年的小品中，赵本山化身心理医生赵大宝为中了三百万大奖的村民范伟化解心理疾病，而他们身边的搭档高秀敏却在两年后病逝。
2003年的春晚小品。图源：网络
那一年，守在电视机前，电视剧如神仙打架。
一部叫《隋唐英雄传》的古装剧开启了无数少年的英雄幻想；一向擅长出精品的央视推出了《大染坊》；拥有“厂花”陈坤、董洁和“神仙姐姐”刘亦菲的《金粉世家》堪称“颜粉”福利；《还珠格格3》，为这个创造收视神话的系列画下句号；《粉红女郎》至今仍是中国都市剧的标杆；孙红雷在《征服》说出了那句经典台词：“你这瓜保熟吗？”
2003年的电视剧《金粉世家》。图源：影视剧照
电视剧方面，这一年堪称“金庸年”，张纪中版的《射雕英雄传》《天龙八部》以及苏有朋版《倚天屠龙记》相继热播。
2003年10月8日，当时已八十高龄的金庸登上华山，参加各界文化名人为他准备的“华山论剑”。金庸以书会友，谈侠论剑，还闯过了友人们为他设的三道难关。
2003年的金庸剧《倚天屠龙记》。图源：影视剧照
最后一关由围棋大师聂卫平为棋友金庸亲自设下奇局，只需走一步棋便可过关，颇有几分“珍珑棋局”的趣味。金庸见到他的围棋老师聂卫平，笑着说：“手下留情。”
之后，金庸轻松过关，聂卫平却被华山难住了，登山过程中因身体不适，不得不先行下山。在这次“论剑”中，金庸将自己的手印永远留在了华山北峰的绝壁上。
2003年的金庸剧《天龙八部》。图源：影视剧照
而今，“武林盟主”已不在人世，香港四大才子也只剩下吃到老、玩到老的蔡澜。那个群雄并起、作品出众的华语演艺圈，也早已一去不复返。
俄国诗人普希金说：“一切都是瞬间，一切都是过去，而那过去了的，就会变成亲切的怀念。”
到如今，一段过往的岁月，成了指尖上轻轻翻过的一页。
但愿，这个世界能像那时一样，短暂的踟蹰过后，明天变得更好。
2003年，已经是二十年前了
#头条创作挑战赛#
2003年，已经是二十年前了。那也是不平凡的一年。
新年伊始，2002年底出现的神秘传染病向各地传播，《南方日报》顶住压力，坚持刊发了以钟南山为代表的广东专家“非典是病毒性肺炎”的意见。此后，“非典”的梦魇弥漫了春夏两季。
年初，美国政府试图以伊拉克存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人权问题等为由，发动第二次海湾战争。2003年2月，近1000万名爱好和平的人士在全球600多个城市举行反战游行，这是二战以来规模最大的反战示威活动，但并没有阻止战火的燃烧。
2003年3月，伊拉克战争正式爆发。图源：网络
病毒与战争，就这样敲开了2003年的大门。
这是千禧年之后的第四年，距离中国加入WTO（世界贸易组织）刚刚过去两年，距离北京奥运会举办还有五年。那时候，全球化仍是一个时髦的热门话题。
“非典”与抗疫“新冠”出现之前，上一个全民戴口罩的年份，要追溯到2003年。
2003年“非典”肆虐，广东是首当其冲的省份。
当年春节前，广东河源、中山、佛山等地相继报告了“非典型肺炎”的病例。但起初，“非典”的传染性并没有引起重视。
2月，中国男足与上一年的世界杯冠军巴西队在广州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举办了一场友谊赛，现场球迷超过5万人，戴口罩的人却寥寥无几。
2003年，中国队与巴西队的热身赛。图源：网络
2003年春节前后，关于“非典”的流言比春运大量流动的人口扩散得更快，很多城市的空气中充斥着白醋和板蓝根的味道。
由于有媒体报道有关熏白醋、喝板蓝根能预防“非典”的传言，市场闻风而动，市民群起抢购，一包几块钱的板蓝根甚至涨价十倍。
3月10日，从事WHO公共卫生项目研究的传染病学家Urbani博士，正式将该病定名为SARS，他本人于同月在越南感染“非典”去世。至此，世界卫生组织向全球发出警告，“非典”引起世界各国的重视。
2003年，“非典”时期照片。图源：网络
2003年春秋前后，广州是抗击“非典”的主战场。广东迅速成立由钟南山领衔的医疗救护专家组，率先向全社会如实公布“非典”疫情。钟南山是抗击“非典”时期的一面旗帜，当时已年过花甲的他带头奋战在抗疫一线，他说：“医院是战场，作为战士，我们不冲上去谁上去？”
春运之后，病毒扩散，到了4月，北京成为疫情重灾区。4月20日是很多人对“非典”印象深刻的一天，当时，卫生部长、北京市长因防治不力被免，中央要求及时发现、报告和公布非典疫情，当日北京确诊病例增加近10倍。
北京政府迅速抽调约4000人和500多台机械设备，用7个昼夜建成小汤山“非典”定点医院，开始接收病人。直到6月20日，51天的时间里，小汤山医院共收治了全国1/7的“非典”患者。“小汤山奇迹”之后，“非典”疫情也逐渐进入拐点。
2003年，“非典”时期照片。图源：网络
到了6月24日，世界卫生组织解除北京旅游警告，并将中国大陆从疫区中除名。7月，全球不再出现新增病例和疑似病例，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已经成功控制SARS。
资料显示，截至2003年8月16日，中国内地累计报告非典型肺炎临床诊断病例5327例，死亡349例。其中，感染者中有23%是医护人员，包括邓练贤、范信德、叶欣、陈洪光等在内的多名中国医务人员在“非典”疫情中牺牲。
“非典”就此远去，一代瘟神来去无踪，它引发的恐惧却久久未能消散。十七年后，另一场大疫席卷全球，带给人类社会更加艰巨的考验。
2003年，“非典”时期照片。图源：网络
飞速发展的中国经济自90年代时开始流行一句话：“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到 2003 年底 , 广东省全部流动人口已超过 2800 万人 。
当广州为“非典”疫情奔忙时，一个青年的不幸遭遇让这座城市再度吸引了世人的目光。
这一年，刚从大学毕业两年的孙志刚应聘来到广州一家服装公司工作，本来前途无量的大好青年，却在一个晚上出门时，因为没带身份证件，被认定为社会上的“三无”人员，随后“被错误地作为被收容遣送人员送至广州市收容遣送中转站”。在一份极不符合事实的笔录中，孙志刚成了一个没有正常居所、没有正当职业、也没有暂住证的人。
在中转站逗留9个小时后，孙志刚再被送到广州市收容人员救治站，并在那里遭受粗暴对待，被连番殴打，于两天后的3月20日上午去世，年仅27岁。
媒体对孙志刚案的报道。图源：网络
起初，护工谎称孙是心脏病猝死，法医在进行解剖后却解释说：“被害人孙志刚因背部遭受钝性暴力反复打击，造成背部大面积软组织损伤致创伤性休克死亡。”孙背部的出血区几乎覆盖满了整个背部，惨状令人发指。
之后，《南方都市报》等媒体对孙志刚案进行详细报道，孙志刚的亲人与朋友为了寻求真相四处奔走，这引发了社会对当时落后的收容遣送制度的关注。同年6月，孙志刚案的相关人员分别被判刑。
此案后，1982年5月12日国务院发布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及以此为根据实施的收容制度被废除。
孙志刚下葬后，在这个年轻人的墓志铭上，最后一句写道：“以生命为代价推动中国法治进程，值得纪念的人———孙志刚。”
孙志刚生前照片。图源：网络
2003年，中国仍然处于传统媒体的黄金时代。
《南方周末》2003年的新年献词，将目光聚焦于“全面小康”与“公平社会”这两个严肃话题。文中说，我们身处一个空前繁荣的时代，一个剧变的时代，但“当下的中国，是否已经到了把重心逐渐倾向‘公平’的时刻”？在那篇新年献词中，作者最后写道，“我们寄望于2003年，寄望于今后20年”。
那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时代。
尽管面对“非典”打击，2003年中国GDP仍比上年增长9.1％，是1997年以来增长最快的年份。
“非典”没有改变当时中国经济上行的趋势，只是对当年前二季度的交通运输、住宿餐饮、旅游、零售等行业形成了较大冲击。
上图：2003年的上海浦东（图源：网络）；下图：现在的上海浦东（图源：摄图网）
英国《金融时报》在年终专栏中撰写《世界应心平气和地对待醒来的中国》一文，并引用拿破仑的名句：“中国是一只沉睡的雄狮，一旦它醒来，整个世界都会为之颤抖。”但在文中又加了一句：“不久前，世界还是轻轻松松，不在意拿破仑的上述警告，但现在，中国正在震撼世界。”
2003年中国经济的增长态势，除了来自于“中国制造”形成的外贸力量，也有一部分源自以房地产为代表的内需市场。
2003年8月13日，国务院下发《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的通知》，房地产就此成为官方定义的支柱产业，也成为投资的新热点。
这一年的媒体，开始关注一个叫“温州炒房团”的群体，据记者报道，当时有“10万温州人在全国各地炒楼，动用民间资金约1000亿元。温州约有8万多人在全国购置房产，其中至少90%以上是炒楼。保守估计，炒楼群体在7万人以上，以企业白领、政府官员家属及公司负责人为主……”
当时，炒房团把全国房地产市场分成四个等级，其中一级市场的北京、上海、深圳、杭州等，房价约在5500元/平方米以上。
2003年，广州一处楼盘的广告。图源：网络
互联网与航天梦2003年，也是中国互联网的拓荒时代。
电商尚处在萌芽阶段，“非典”的到来一度改变了商务往来与交易的模式，“网购”逐渐成为新风潮。为了实现网上支付，有的银行推出了一种名为“U盾”的工具，网购时需要用它进行一系列的验证之后才能够成功转账网银，当时的网民每次都要小心翼翼地操作，生怕卡里的钱被别人转走了。
“非典”危机中，在黑暗中摸索的阿里巴巴在电子商务领域一骑绝尘。这一年，阿里巴巴的118号员工，一名被叫做小宋的女销售人员到广州参加广交会后确诊“非典”，杭州阿里巴巴的数百名员工不得不进入“居家办公”状态。
当时，没有智能手机，也没有在线协同的办公工具，很多沟通只能通过固定电话和电子邮件进行，但阿里的交易服务在“非典”时期大都没有受到影响，业绩反而达到了一个新高峰。
2003年10月10日，网易的股价比年初攀升了617%，达到70.27美元的历史高点。32岁的丁磊，凭借着网易公司58.5%的股份，坐拥约76亿元的身家，成为福布斯富豪榜上首位互联网出身的中国大陆首富。
作为中国三大门户网站之一的网易，那时还没有与暴雪牵手，但已经把发展重点转向网络游戏，并于当年推出了一款名为《梦幻西游》的游戏，这款网游至今拥有注册用户超过3.1亿，为网易带来滚滚财源。
这一年，腾讯在QQ2003中新增了QQ炫铃、捕捉屏幕等功能，其中，还有从QQ界面即可进入的QQ游戏。到了2003年9月，QQ注册用户数突破2亿，成为年轻人的社交“新宠”。
同年，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开放CN域名的注册。历经1995-2001年的互联网泡沫破裂后，中国互联网企业在一片荒漠中飞速崛起，也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方式。
中国人在互联网的江湖中无限畅想，也将双手伸向遥远的浩瀚星空。
2003年，地球的天空之外第一次有了中国人的身影。
10月15日9时，身处大漠戈壁深处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神舟五号”飞船载着航天员杨利伟，在万里无云之中腾空而起，成功升空。这是中国第一次载人航天飞行。
2003年，神舟五号任务画面。图源：网络
按照预定计划，“神舟五号”将绕地球飞行14圈后，于16日清晨返回。
杨利伟经过多年训练和理论学习，通过层层选拔，被选为“神舟五号”航天员，他对飞行程序和操作过程早已烂熟于心。在这次长达21小时23分钟的飞天之旅中，他的全部操作没有出现一次失误。
飞船绕地球飞行第14圈进入返回阶段，这是整个飞行过程中最危险的阶段，飞船会以每秒8公里的速度穿越“黑障区”，船体要经受2000多摄氏度高温的考验，航天员也要承受比升空时更加难以接受的冲击力。
后来，杨利伟回忆说，他在降落的阶段中，脑海里想的都是亲人和战友。
10月16日凌晨，飞船返回舱穿过稠密的大气层，成功降落在内蒙古中部草原，支援部队迅速赶往着陆地点，航天员杨利伟在众人的协助下安全出舱。
随着“神舟五号”的任务圆满完成，杨利伟成为首位登上太空的中国人，而中国也成为第三个有自主能力将航天员送上太空的国家。
2003年，神舟五号任务画面。图源：网络
这一年，时间记住了为国争光的英雄，也记住了为民牺牲的英雄。
2003年11月3日的衡阳大火中，由于发生坍塌事故，20名正在参与救火的消防员牺牲。他们入选了2003年度的感动中国十大人物，而每一个牺牲的消防员身后，都是一个支离破碎的家庭。
影视与金曲有人说，2003年，是香港演艺圈最黑暗的一年。
除了香港经济持续低迷，“非典”横行还让不少影院空空如也，香港当地的电影制作也被迫停顿四个月。更不要说，演员张国荣和梅艳芳先后不幸离世。
2003年4月1日，傍晚6点41分，张国荣在香港文华东方酒店24楼纵身一跳，将自己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47岁。
张国荣电影剧照。图源：影视剧照
在那一夜之前，原本占据新闻头条的是伊拉克战争和“非典”。直到“香港艺人张国荣跳楼自杀”的新闻简讯在电视屏幕闪过，有些人还以为这只是愚人节的玩笑。
没想到竟是沉重的现实。从此，人间再无张国荣。
这年冬天，身患癌症的梅艳芳身着婚纱走进红磡体育馆，举行告别演唱会。尽管病重，她依旧在舞台上和歌迷谈笑风生。
12月30日，距离2003年最后一夜仅仅一天，梅艳芳因病去世。香港的女儿最终嫁给了舞台，她生前曾说：“我的心愿是死在舞台上。”
梅艳芳的告别演唱会。图源：网络
华语演艺圈送别了香港的一代天王与一代天后，但在流光溢彩的2003年，“华流”不会让“韩流”太嚣张。
那一年，很多人的磁带、光碟和MP3中，存着至今百听不厌的金曲。
中国台湾歌手周杰伦在这一年发表了自己的第四张专辑《叶惠美》，再次斩获多个大奖。谁能想到，从那个时候起，就已经有人说他“江郎才尽”了。
在2003年的第14届金曲奖颁奖典礼上，周杰伦在表演时加了一段即兴说唱：“其实我回家打开电视看看金曲奖，自己到底有没有入围，看见周杰伦三个字只入围了两项，我看到很辛酸沮丧，没有关系慢慢来继续努力，继续努力，与所有的音乐人共勉之。不被别人看笑话，我说的这番话，你们都真的了解吗？还是呆呆地坐在台下，看台上说笑话。”
周杰伦确实没获奖，那一年封王的，是陈奕迅。第二年，周杰伦把这一晚的心声写成一首《外婆》，收录到新专辑《七里香》中。
同年，22岁的新加坡歌手林俊杰发行第一张专辑《乐行者》，正式出道，作曲全部包办，第一个月销量就突破20万。
也是在这一年，蔡依林带着与周杰伦合作的专辑《看我72变》冲进了大众视野，这张专辑销量高达200万张，传唱度非常高。
刘德华的《17岁》，陈奕迅的《十年》，孙燕姿的《遇见》，容祖儿的《挥着翅膀的女孩》，古巨基的《必杀技》，朴树的《那些花儿》，潘玮柏的《爱上未来的你》，刘若英的《原来你也在这里》等等金曲，霸榜了此后多年的KTV。
同年，一种植根于手机通讯的新兴事物——彩铃出现了。随处可见的彩铃广告，成了青春记忆中的另类金曲榜，也不知道有多少充满奇思妙想的孩子偷偷瞒着爸妈打过印在上面的电话。
2003年，香港电影《无间道》系列也迎来完结。图源：影视剧照
那一年，看春晚仍是过年重要的消遣，经典的春晚节目层出不穷。
在那年的小品中，赵本山化身心理医生赵大宝为中了三百万大奖的村民范伟化解心理疾病，而他们身边的搭档高秀敏却在两年后病逝。
2003年的春晚小品。图源：网络
那一年，守在电视机前，电视剧如神仙打架。
一部叫《隋唐英雄传》的古装剧开启了无数少年的英雄幻想；一向擅长出精品的央视推出了《大染坊》；拥有“厂花”陈坤、董洁和“神仙姐姐”刘亦菲的《金粉世家》堪称“颜粉”福利；《还珠格格3》，为这个创造收视神话的系列画下句号；《粉红女郎》至今仍是中国都市剧的标杆；孙红雷在《征服》说出了那句经典台词：“你这瓜保熟吗？”
2003年的电视剧《金粉世家》。图源：影视剧照
电视剧方面，这一年堪称“金庸年”，张纪中版的《射雕英雄传》《天龙八部》以及苏有朋版《倚天屠龙记》相继热播。
2003年10月8日，当时已八十高龄的金庸登上华山，参加各界文化名人为他准备的“华山论剑”。金庸以书会友，谈侠论剑，还闯过了友人们为他设的三道难关。
2003年的金庸剧《倚天屠龙记》。图源：影视剧照
最后一关由围棋大师聂卫平为棋友金庸亲自设下奇局，只需走一步棋便可过关，颇有几分“珍珑棋局”的趣味。金庸见到他的围棋老师聂卫平，笑着说：“手下留情。”
之后，金庸轻松过关，聂卫平却被华山难住了，登山过程中因身体不适，不得不先行下山。在这次“论剑”中，金庸将自己的手印永远留在了华山北峰的绝壁上。
2003年的金庸剧《天龙八部》。图源：影视剧照
而今，“武林盟主”已不在人世，香港四大才子也只剩下吃到老、玩到老的蔡澜。那个群雄并起、作品出众的华语演艺圈，也早已一去不复返。
俄国诗人普希金说：“一切都是瞬间，一切都是过去，而那过去了的，就会变成亲切的怀念。”
到如今，一段过往的岁月，成了指尖上轻轻翻过的一页。
但愿，这个世界能像那时一样，短暂的踟蹰过后，明天变得更好。
生肖羊的旺财出生年份：生于此年，财运亨通，事业得意？
生肖羊的旺财出生年份是指在十二生肖中属羊的年份，这些年份被认为对于生肖羊的财运和事业发展非常有利。根据中国农历，生肖羊的年份包括：1967年、1979年、1991年、2003年、2015年以及2027年。
对于生肖羊而言，这些年份被认为是财运亨通、事业得意的关键时刻。羊的象征意义在中国文化中与富饶、幸福、和谐紧密相连。因此，人们普遍认为在生肖羊的年份，羊年出生的人将会拥有更多的财富机会和事业发展的助力。
在这样的年份，生肖羊的人可能会经历一段相对顺利的时间，尤其是在财务方面。他们可能会收获更多的收入和财富增长，同时还可能会受到贵人的关注和帮助。这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机会去实现个人的财务目标，并且可以进一步扩大自己的财务状况。
此外，生肖羊的人也可能在事业方面取得重要的突破。他们可能会得到更多的机会，获得更多的认可和赞赏。这是一个良好的时机来展示自己的才能，并为自己的职业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值得提醒的是，虽然生肖羊的年份被认为是旺财、事业得意的时刻，但最终的结果还是要取决于每个人自身的努力和智慧。尽管有利的环境可以提供机会和支持，但成功仍然需要付出努力和坚持不懈的工作。
总之，对于生肖羊的人而言，在他们的旺财年份，财运和事业发展往往会更加顺遂。然而，无论何时，都应该珍惜机会，保持积极的心态，努力实现自己的目标。。
中国古代史学“国可灭，史不可灭”理念探析
作者：廊坊师范学院社会发展学院教授 时培磊
内容提要：“国可灭，史不可灭”理念产生于宋元之际，其形成既与传统史学观念的积淀有关，又与少数民族政权史学意识的增强密不可分。从逻辑上观察，该理念所强调的是：无论什么样的“国”，其史籍、史事也不可灭，树立了无条件存史的信念。这种理念进一步提升了史学的地位和独立性，并且突破正统论等思想限制，成为史学发展与扩大修史范围的推动力，开拓了史学多途径探索的空间。对于促进中华历史文化脉络的全面承袭，加强中华民族文化认同与融合都有重要的价值。
在中国古代，完整的史学理论专著虽少，但史学思想方面的阐发则相当丰富，形成的一系列史学理念，对传统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中“国可灭，史不可灭”理念的产生，不仅对于中国史学的繁荣兴盛影响甚巨，而且对于中国文化的传承和延续也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学术界对此理念的研究，多围绕在其与正史纂修的关系和个别史家的认识两个方面，尚缺乏系统深入的探讨。①在充分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将从中国史学史和文化史的角度对此理念进行新的探析。
一、“国可灭，史不可灭”理念产生的史学根基
“国可灭，史不可灭”作为中国传统史学的一种理念并非凭空产生，而是有着深厚的文化积淀和史学观念基础。从中国史学起源以后，中国古代就逐渐形成了连续撰述历史的文化传统，出现了诸多重要的史学观念。其中诸如记史求真理念；国家政权记史、撰史理念；包容私家正当修史理念；纂修前代史的理念；补足以往正统政权史事的理念；重视载述少数民族史事的理念等等，都与后来形成“国可灭，史不可灭”的理念有着密切联系。
记史求真是历史学的重要特征，也是中国古代史学的优良传统，这种理念产生甚早，且影响深远。春秋时期鲁国的曹刿就提出：“君举必书，书而不法，后嗣何观？”②这种说法强调不管君主有何种行为，都要按照一定的笔法规则如实记录下来。《左传》中记载了史官如实记载历史的多个例子，如晋史官董狐坚持“书法不隐”而记载“赵盾弑其君”③，齐太史兄弟前仆后继照实书写“崔杼弑其君”④，南史氏听闻太史氏遇害便执简前往代为记史。唐代史学理论家刘知幾充分肯定了这种直书实录的精神，“若南、董之仗气直书，不避强御；韦、崔之肆情奋笔，无所阿容。虽周身之防有所不足，而遗芳余烈，人到于今称之”⑤。这就从彪炳史册的角度肯定了如实记史行为的价值，也是对记史求真理念的高度认可。“国可灭，史不可灭”强调如实存史，实质上也是对记史求真理念的一种继承和发扬。
中国古代史学起源于官方，并且形成了国家政权要记史和撰史的理念。自周初出现“殷鉴”的理性思维以后，官方开始有意识地整编档案文献资料。据学者考证，“共和行政开始了按时间先后连续性的记载史事”⑥。编年体国史的出现，说明国家政权开始自觉而系统地连续记载历史。到了春秋时期，周王朝和各诸侯国都开始了编年体国史的撰述活动，出现了以“春秋”“乘”“梼杌”等为名的史册，并且形成了记录本国史事和君王言行的史学机制。国家政权有了记史和撰史的理念，推动了官方连续记载史事和纂修史书的史学活动机制的确立，也使得国家与史学的关系进一步密切，对于“国可灭，史不可灭”理念的产生具有启发意义。
中国古代私家撰史的理念与孔子有关，虽然关于孔子是否修订过《春秋》的问题尚存争议，但是从孟子开始特别是两汉以后，普遍将孔子认定为私家撰史的典范，这在史学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认定孔子修《春秋》，是在根本原则上认可私家修订国史，这是对私家史学最大程度的承认。”⑦其后私家撰修国史找到了楷模，由于孔子在国家政治上的特殊意义，使得任何政权都无法从法理上禁绝私修国史。而私人撰史就有了发挥的空间，私家史学也发展成为与官方史学并行的两条史学发展轨道，由此而形成了包容私家正当修史的理念。“国可灭，史不可灭”的理念中就含有私人也可为亡国修史的意识，这与较早形成的包容私家正当修史理念不无关系。
改朝换代是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常态，新兴政权需要在思考前朝兴亡教训的基础上稳固统治，而总结历史经验就产生了修史的现实需求，史学上随之而产生了纂修前代史的理念。唐代时，令狐德棻曾请唐高祖纂修五代之史，上书称：“窃见近代已来，多无正史，梁、陈及齐，犹有文籍。至周、隋遭大业离乱，多有遗缺。当今耳目犹接，尚有可凭，如更十数年后，恐事迹湮没。陛下既受禅于隋，复承周氏历数，国家二祖功业，并在周时。如文史不存，何以贻鉴今古？如臣愚见，并请修之。”⑧明确提出了要纂修前代史，以供当朝统治者借鉴的理念。唐太宗时专门设立纂修前代史的机构，由此确立了后世官方组织纂修前代纪传体正史的格局。纂修前代史理念成为统治者认可的史学意识，对于之后“国可灭，史不可灭”理念的产生就有了政治上的铺垫。
正统论是中国古代的重要政治理论，对于史学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围绕何为正统政权而产生的史书编纂争议又丰富了正统论的内容。正统问题的争论往往产生于政权并立时期，而史书纂修中如何贯彻正统理论成为困扰史家的难题，由此也催生出补足以往正统政权史事的理念。如陈寿在《三国志》中以曹魏为正统政权来记录史事，而东晋史家习凿齿则认为蜀汉刘备政权才是正统，因此他积极撰写《汉晋春秋》，以刘备政权年号来纪年并补充史事。到了南北朝时期，南北方甚至在史书中互相对骂“索虏”与“岛夷”，以自居正统贬抑其他，而这也刺激了史书的纂修。为正统政权存史，补足以往正统政权史事的理念，获得共识，但分裂时期哪一政权定位为“正统”则意见分歧，针锋相对，许多史家各自按照自己的认识补修史籍，一定程度形成了“史不可灭”的景象。
中国是个多民族国家，历史上产生了多个少数民族政权，既有统一的中央政权，也有与汉族政权并立的周边民族政权，而在史学上则出现了重视载述少数民族史事的理念。司马迁在《史记》中就记载了丰富的少数民族史事，如《西南夷列传》《匈奴列传》等就记载了大量周边民族政权的历史。而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各少数民族政权纷纷模仿汉族王朝传统，建立史官制度，进行系统的记史和修史活动，出现了大量专门记载少数民族政权的史书。“国可灭，史不可灭”理念中并不区分存史对象是否为少数民族的政权，与早就形成的重视载述少数民族史事的理念有很大关系。
总之，中国史学起源以后，逐渐形成了记史求真等多种史学理念，使得中国古代连续性撰述史书成为常态，官方和私家撰史、修史的认识日益提高，这些都为后来“国可灭，史不可灭”理念的产生奠定了重要基础。
二、“国可灭，史不可灭”理念的形成与发展
虽然，“国可灭，史不可灭”的理念与中国古代史学中早期形成的以上这些理念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不能将之泛化认为是“国可灭，史不可灭”理念的早期形态。如有些论述中将司马迁撰写《史记》、唐代纂修前朝正史等都说成是“国可灭，史不可灭”理念的体现，则是混淆了中国史学史上多种史学理念的区别。一定的史学理念的产生，必定与历史的发展和当时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从先秦到魏晋南北朝时期都曾出现过存本国之史而灭他国之史的现象，说明当时并未形成“国可灭，史不可灭”的普遍认识。如龚自珍就在描述三代之史以及早期的文献状况时说：“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枋，败人之纲纪，必先去其史；绝人之材，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夷人之祖宗，必先去其史。”⑨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往往一国灭亡之后，其史亦随之毁掉。直到魏晋南北朝时期，随意毁灭史籍的行为在少数民族政权中时有发生，如后赵石虎废除石勒之子而篡位称王后，竟将石勒一朝所修史籍“并令刊消，使勒功业不传”⑩，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攻灭匈奴族赫连氏的夏政权后，竟然欲加罪编纂夏国官修史的赵逸，并且夏国史也“多见焚烧”(11)。这些灭他国之史的行为，与已然形成的重视史书修纂和保存史籍的尊史重史传统格格不入，“国可灭，史不可灭”的理念还远未具备社会的、文化的产生条件。
唐初，官方先后纂修了六部前代正史，对于之前的南北各朝同等对待，各自独立成史。李延寿私人修撰完成《南史》《北史》，对于前代政权一体对待，符合南北朝政权更替的历史原貌。这说明唐初官方和私家在史学观念上都淡化了正统论，为前代并立政权各自独立撰史，这就为以后存史观念冲破正统论的制约准备了思想条件。金朝灭亡后，元好问决定编纂金朝历史《壬辰杂编》以及“以诗存史”的《中州集》，郝经称其：“每以著作自任，以金源氏有天下，典章法度，几及汉唐。国亡史兴，己所当为。”(12)元好问虽然是北魏鲜卑族拓跋氏的后代，但他认为金朝作为独立政权，其历史文化不能湮灭不存，在观念上已经摒弃正统论的制约，成为“国可灭，史不可灭”理念产生的直接先声。
真正形成“国可灭，史不可灭”的理念始于王鹗。他曾在金朝为官，后来出仕蒙古政权。王鹗在元朝初年，建议统治者纂修辽金两朝的历史，他说：“自古帝王得失兴废，班班可考者，以有史在。我国家以威武定四方，天戈所临，罔不臣属，皆太祖庙谟雄断所致。若不乘时纪录，窃恐岁久渐至遗忘。金实录尚存，善政颇多；辽史散逸，尤为未备。宁可亡人之国，不可亡人之史。若史馆不立，后世亦不知有今日。”(13)王鹗是通过述说编修辽金两国史的重要性来建议元世祖建立史馆。他在《立史院奏帖》中也说：“自古有可亡之国，无可亡之史。兼前代史纂，必代兴者与修。盖是非与夺待后人而可公故也。”(14)忽必烈接受了他的建议，设立了翰林国史院，下令纂修国史并附修辽金两朝历史。王鹗在元初担任翰林学士承旨等职，对于元朝官方史学建设颇有贡献，对于辽金两朝历史的纂修也功不可没。他的“国可灭，史不可灭”的理念被蒙古政权接受，说明已经不再是个人的观念。与王鹗有着相似政治轨迹的刘秉忠，也曾经向元初统治者建言：“国灭史存，古之常道，宜撰修《金史》，令一代君臣事业不坠于后世，甚有励也。”(15)蒙古政权开始着手辽、金的资料搜集和编修，表明这种理念已经形成为官方的认识。曾经担任忽必烈怯薛，并且在平宋战争中立下大功的董文炳，也是一位颇有儒学修养的武将。他在攻下南宋都城临安时，做了一件对史学来说功德无量的大事，将宋朝官方记录和修纂的史书五千余册悉数送至元大都的翰林国史院中，为后来正史《宋史》的完成保存了最可宝贵的史料。董文炳之所以有如此举动，是因为在他看来：“国可灭，史不可没。宋十六主，有天下三百余年，其太史所记具在史馆，宜悉收以备典礼。”(16)可见，在宋元之际的北方上层阶级中已经基本形成了“国可灭，史不可灭”的理念，不管是对少数民族政权的辽朝、金朝，还是汉族政权的宋朝，都是将保存其历史放在了比较重要的位置。到了元朝中期，著名学者虞集也多次提到“国可灭，史不可灭”的理念，如他在《道园类稿》中就提到：“世祖皇帝时，既取江南，大臣有奏言：国可灭，其史不可灭。上甚善之，命史官修辽、宋、金史，时未遑也。”(17)在《道园学古录》中也有这样的文字：“我怀公家问学有自，以孝以忠著作信史。国亡史存，泽及孙子。遭时休明，亦既膴仕。”(18)这说明该理念在元朝一些学者的史学认识中已经有所传承和发展。
元朝末年，统治者在风雨飘摇之中用很短的时间便完成了辽、金、宋三史的纂修任务。一般都认为这是由于在总裁官脱脱“三国各与正统，各系其年号”(19)决断之下，解决了困扰多年的正统之争问题的结果。但实际上，促使这项工作得以最终完成离不开进一步发展的“国可灭，史不可灭”理念。在《金史》纂修完成之际，由监修国史阿鲁图领衔众史官所上的《进金史表》中就称：“窃惟汉高帝入关，任萧何而收秦籍；唐太宗即祚，命魏征以作《隋书》。盖历数归真主之朝，而简编载前代之事，国可灭史不可灭，善吾师恶亦吾师。矧夫典故之源流，章程之沿革，不披往牒，曷蓄前闻。”(20)这说明在当时的上层权贵以及史官们看来，纂修胜国之史不管是经验借鉴还是教训警诫，都是必须完成的任务，“国可灭，史不可灭”已经成为一种共识。
元朝灭亡后，不管是曾经仕元的臣民还是明初的统治者，都进一步发展了“国可灭，史不可灭”的理念。如曾经参与辽、金、宋三史纂修并官至元朝参知政事的危素，在明军攻进元大都之后，认为：“国家遇我至矣，国亡，吾敢不死!”(21)立刻纵身跃入报恩寺的井中欲以身殉元，即将溺死之际被寺僧大梓与番阳徐彦礼合力救起，并被告知曰：“公毋死，公不禄食四年矣，非居任者比。且国史非公莫知，公死，是死国之史也。”(22)是保持气节以身殉国，还是隐忍苟活为国存史？经过权衡，危素最终放弃了前者。并且当士兵危及元朝史库时，他赶紧找到镇抚吴勉解围，得以完整保存了元朝的历朝实录。可以看出，当时“国可灭，史不可灭”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得到了广泛认同。
明初在很短的时间内就纂修完成《元史》，虽然因草草撰就而被后世诟病颇多，但其中也蕴含着“国可灭，史不可灭”理念的积极实践，即元朝虽亡但其史不应消亡。明初纂修《元史》共分两次完成，第一次主要是根据元代历朝实录而纂修完成顺帝之前的历史，第二次主要是补足顺帝朝的历史，为此朱元璋曾命史臣赴北京搜求资料。宋濂在所作《送吕仲善使北平采史序》中云：“传有之：国可灭，史不可灭。然既亡其国矣，而独谓史为不可废者，其故何哉？盖前王治忽之征、兴衰之由、得失之效，皆可为后王之法戒，史其可灭乎!”(23)后来在宋濂为李善长代撰的《进元史表》中也曾这样写道：“钦惟皇帝陛下奉天承运，济世安民。建万世之丕图，绍百王之正统。……载念盛衰之故，乃推忠厚之仁。佥言实既亡而名亦随亡，独谓国可灭而史不当灭。特诏遗逸之士，欲求论议之公。”(24)明朝纂修《元史》虽然含有一定的政治因素，但是从元朝时就已经牢固树立的“国可灭，史不可灭”的理念还是占据了主导地位。
明代，“国可灭，史不可灭”理念有了进一步的继承和发扬。明朝著名史臣杨守陈认为：“古人谓国可灭，史不可灭，我太祖定天下，即命儒臣撰《元史》。太宗靖内难，其后史臣不记建文君事，遂使建文数年朝廷政事及当时忠于所事者，皆湮没不传。”(25)这里从对保存元朝历史的“史不可灭”理念扩展至明朝当代史不可灭的认识，实际上是对史家撰史应该如实记录的一种强调。明朝中后期的著名学者焦竑更指出：“夫胜国之君，人必为纪，以其临御一时，犹难泯没。所谓‘国可灭，史不可灭’也。况在本朝，乃使之孙蒙祖号，弟袭兄年，名实相违，传信何据？”(26)可见“国可灭，史不可灭”的理念已经得到较大范围的认同，并且进而扩展至对本朝当代史应该据实直书的史学认识。明朝人对当代史一直诟病颇多，特别是因为朱棣“靖难之役”、明英宗与景泰帝的“夺门之变”、明武宗与明世宗的皇权交替等事件的影响，明朝实录的纂修也出现了很多受政治影响而篡改的事例，这些都引起了明代史家的不满，进而出现了私修当代史的高潮，这也不能不说是受到“国可灭，史不可灭”理念扩展的影响。对前代历史犹且做到不能泯灭，当代的真实历史更应该客观如实记载。
明末清初，私修明朝历史的风气更加盛行。作为明朝的遗民来说，他们对于故国的不舍和对武力征服的反抗，自然萌生复国的思想。而当复国无望，梦想破灭的时候，重振或者起码保存住故国的历史文化也就成了唯一的精神寄托。如黄宗羲曾提到谈迁作《国榷》的情况时说：“国灭而史亦随灭，普天心痛。”(27)就是针对明灭之后国史不作的情况而发表的感慨。后来派其学生万斯同以布衣身份参与清朝官修《明史》的活动，也是希望国灭而史不应灭。作为清朝的统治者来说，他们以少数民族身份入主中原，面对明朝遗民的顽强反抗，自然要选择一种合适的方式来实现政权的“软着陆”，而文化手段无疑是最好的抓手。于是，清朝统治者一方面宣传明朝亡于农民起义和群雄之乱来转移斗争矛头，另一方面又通过保护明朝皇帝陵墓和纂修《明史》来营造舆论支持的氛围，逐步来化解明遗民的反抗情绪。清朝统治者纂修《明史》，也是对“国可灭，史不可灭”理念的一种继承，虽然清朝纂修过程历时近百年，但却很好地发挥了笼络汉族知识分子的目的。作为以明朝遗民自居的万斯同等人，通过各种方式也参与到了清朝官修《明史》的活动中，既是对故国历史的保存，也是史学理念和个人理想的一种实现方式。
可以说，“国可灭，史不可灭”的理念产生于少数民族政权兴亡动荡与观念汉化的进程之中，由于其本身往往难以获得“正统”名位，在史学上较为容易冲破正统论束缚，而同时又承续了记史、修史的中华传统文化。这种理念使得新政权既要保存灭亡之国的历史，又要完成好本国历史的修纂，以为将来借鉴。从形成到发展，“国可灭，史不可灭”的理念成为古代官方和私家史学的共识，并对传统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三、“国可灭，史不可灭”理念的思想实质与文化意义
“国可灭，史不可灭”的理念影响了中国古代中后期史学的发展，在催生系列官修前朝史的同时，也引发全面考述以往各种政权历史的趋向，对于本朝官方纂修国史也有启发意义，在中国史学史和文化史上都有重要价值。在探讨其文化意义之前，有必要先厘清该理念的思想实质。
首先，依托于传统史学深厚的底蕴，“国可灭，史不可灭”树立了无条件存史的信念。该理念以格言形式表述，显示出一种不容置疑的姿态。这种理念首先由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上层士人提出，逐步被统治者接受，并扩展为全社会的共识。“史不可灭”在探讨是否求真、是否致用之前就予以确定，可以堵住以失实、无用、敌方对我攻击等等借口毁灭史籍的企图。
其次，“国可灭，史不可灭”强调无论什么样的“国”，其史籍、史事也不可灭，这大为超越以往那种补足正统之史的理念，在史学意识上是个飞跃。在宋与金对峙政权中，谁是正统？蒙古人是意见分歧或模糊的，所以先绝对地强调“史不可灭”非常必要。
“国可灭，史不可灭”理念确立之后，对于推动中国史学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特别是对于求真与致用的矛盾冲突，在正史纂修与正统论的调适等方面都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和解决路径。而这种史学理念成为社会的普遍共识以后，对于中国文化的发展和民族认同的加强都有积极意义。对该理念的史学史和文化史意义试作归纳和总结如下。
第一，该理念使得史学地位提高，独立性加强，根基更为牢固。中国史学产生以后长期沦为政治的附庸地位，在图书分类上属于经学门类之下，直到魏晋南北朝史学大发展以后，史学才独立出来。“国可灭，史不可灭”理念使得社会普遍认识到史学的重要性，国家灭亡之后伴随着政权而生的诸多附属品都随之消亡，而坚持历史记载不可灭，正说明史学的地位之重要。经此理念的推广，中国传统史学的独立性进一步加强，史学的地位和重要性也得到了普遍的认可。
第二，这个理念可以涵括求真、求是及经世致用的宗旨，但史不可灭的信念却不受求真、求是和致用的制约，这样给多途径史学探索开拓了空间，有利于构建坚定的历史文化存续体系。中国古代史学从先秦时期就出现了记史求真的理念，但由于附庸于政治的地位又带有浓厚的经世致用理念和政治利益诉求，二者之间存在着对立统一的矛盾。这对矛盾又在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的互动、互补也互相排抑的运行机制中不断发展，成为古代史学发展的动力。但是“国可灭，史不可灭”却与求真务实和经世致用这对矛盾关系不大，不管所亡之国的国家性质，不管其建立民族为何，不管其文化发展程度如何，只要是曾经建立政权的国家，其历史都应予以记载和纂修。而求真、致用，都是在历史绝对加以保存的前提下施行，这无疑又极大地拓宽了一种新的史学发展路径，对于以传统史学为根基来构建的中国历史文化存续系统大有裨益。
第三，该理念突破正统论等思想限制，成为史学发展与扩大修史范围的推动力。元朝纂修辽、金、宋三史的成功正是解决了正统论纠葛的问题，这与“国可灭，史不可灭”的理念推动大有关系。明代大量私修本朝史的出现，也与这种理念的影响有关，如前引杨守陈、焦竑等人对隐讳建文朝史事的不满，也是由此理念推导而出。明初官方纂修《元史》承袭了元末的这一理念，但是中期以后受“南倭北虏”影响而观念发生变化，出现了柯维骐《宋史新编》等不承认辽、金与宋为并列政权的一些史书，反而遭到了史家的激烈批评。如于慎行就论曰：“元人修三史，各为一书，是也。……近世文雅之士，有为《宋史新编》者，尊宋为正统，而以辽、金为列国，则名实不相中矣。彼南、北二《史》，互相诋诃，南以北为索虏，北以南为岛夷，此列国相胜之风，有识者视之，已以为非体矣。乃今从百世之后，记前代之实，而犹以迂阔之见，妄加摈斥，此老生之陋识也。辽、金绳以夷狄僭号，未克混一，而中国土宇，为其所有，亦安得不以分行之体归之？而欲夷为列国，附于《宋史》之后，则不情也。”(28)清代也出现了一批不拘泥于传统正统论的史著。如吴任臣《十国春秋》记载五代时期的十国历史，采取分国记事的体例，十国各以纪传体的体裁成书，书中不持正统论观点，也无华夷之辨观念。再如厉鹗《辽史拾遗》，乃是针对明朝王圻《续文献通考》等书中对辽朝掌故的遗漏而作，该书有注有补，广搜《辽史》之遗，以图补足辽国二百余年的完整史事。清代有秦恩复、王昙、周春都撰有纪传体《西夏书》，唯乾隆年间学者周春《西夏书》尚有不完全存本。该书虽然没有给西夏君主立为本纪，但名之为“世记”，实质无大区别，乃作为独立政权看待。没有“国可灭，史不可灭”意识的长期影响，就不会出现若干这样的史籍。
第四，该理念促进中华历史文化脉络的全面承袭，冲淡史学发展中非学术因素的负面影响，加强了整个中华民族文化认同与融合。“国可灭，史不可灭”理念中的“国”并非专指汉族王朝，而是指在中华大地上曾经建立过政权的国家，不管其为何种民族。所以像辽、金、元等由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在其国亡之后，也都纷纷有对应史籍的编纂，国虽亡，而史不亡。各个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也都属于中国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对于华夷之辨的认识也有了新的发展。元朝在蒙古统治下，一些汉人突破夷夏之防思想而纷纷仕蒙，郝经就认为只要能用士，能行中国之道，就是中国之主，很好地解决了华夷之辨的问题。从这种理念出发，各个少数民族由于史学而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化认同上的共识，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也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甚至到了20世纪30年代，陈寅恪在《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一文中曾感叹：“东洲邻国以三十年来学术锐进之故，其关于吾国历史之著作，非复国人所能追步。昔元裕之、危太朴、钱受之、万季野诸人，其品格之隆汗，学术之歧异，不可以一概论；然其心意中有一共同观念，即国可亡，而史不可灭。今日国虽幸存，而国史已失其正统，若起先民于地下，其感慨如何？”(29)说明“国可灭，史不可灭”的理念在支撑中华民族文化的存续和近代民族国家意识的形成方面，仍有余绪留存在深受传统史学文化熏陶的知识分子脑中。
总之，“国可灭，史不可灭”的理念从产生到广泛传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该理念将国家存亡与历史记载联系到一起，是对历史记载功用的一种高度评价。该理念强调保存历史的客观必要性，使得中国古代史家更增强了一种纂修历史的神圣责任感。该理念对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民族融合和文化认同都具有重要的作用，理应得到重视和加以深入研究。
注释：
①如雷家骥结合正史纂修的问题探讨了“国可亡而史不可亡”，并认为这是中国传统史家的共识(雷家骥：《中古史学观念史》第九章第一节《史不可亡意识与完美主义的史学意识》，台北：学生书局，1979年)；孔祥成认为“国亡史成”作为一种正史修撰制度正式确立于唐宋之际，并梳理了这种观念的由来(孔祥成：《论“国亡史成”》，《河北学刊》2000年第3期，第103-107页)；谢保成认为自南宋末以后“国可灭，史不可灭”成为社会普遍接受的理念，并演化为元明清官方纂修正史的思想(谢保成：《二十四史修史思想的演变》，《学术研究》2007年第9期，第5-13页)；钱茂伟、江湄、张文澍等分析了某些遗民史家的“国可灭，史不可灭”理念(钱茂伟：《明代史学的历程》第二十章《“国可亡，史不可亡”：清初遗民的历史编纂》，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江湄：《“国亡史作”新解——史学史与情感史视野下的元好问刻碑传文》，《社会科学战线》2020年第5期，第118-130页；张文澍：《国可亡而史不可灭——论元遗山治史之文学方法》，《民族文学研究》2011年第3期，第18-31页)。
②(战国)左丘明：《国语》卷四《鲁语》，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98页。
③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650页。
④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第1094页。
⑤(唐)刘知幾著，刘占召评注：《史通》卷七《直书》，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第200页。
⑥乔治忠、刘文英：《中国古代编年史对日本的影响》，《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4年第5期，第86页。
⑦乔治忠：《中国史学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59页。
⑧(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七三《令狐德棻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597页。
⑨(清)龚自珍：《定庵续集》卷二《古史钩沉论二》，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103页。
⑩(唐)刘知幾著，刘占召评注：《史通》卷一二《古今正史》，第305页。
(11)(唐)刘知幾著，刘占召评注：《史通》卷一二《古今正史》，第306页。
(12)(元)郝经撰：《陵川集》卷三五《遗山先生墓铭》，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92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394页。
(13)(元)苏天爵辑撰，姚景安点校：《元朝名臣事略》卷一二《内翰王文康公》，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239页。
(14)(元)王恽撰，杨晓春点校：《玉堂嘉话》卷一，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41页。
(15)(明)宋濂等：《元史》卷一五七《刘秉忠传》，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3691页。
(16)(明)宋濂等：《元史》卷一五六《董文炳传》，第3672页。
(17)(元)虞集：《道园类稿》卷二一《送刘叔熙远游序》，《元人文集珍本丛刊》第5册，台北：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5年，第545页。
(18)(元)虞集：《道园学古录》卷一三《赵文惠公神道碑》，《元代史料丛刊初编·元人文集上卷》第28册，合肥：黄山书社，2012年，第542页。
(19)任崇岳：《庚申外史笺证》，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44页。
(20)(元)脱脱等：《金史》附录《进金史表》，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899页。
(21)(明)焦竑撰，顾思点校：《玉堂丛语》卷四《纂修》，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27页。
(22)(明)焦竑撰，顾思点校：《玉堂丛语》卷四《纂修》，第127页。此处记载后又被收入《明史》卷二八五《文苑传·危素传》中。
(23)(明)宋濂：《文宪集》卷九《送吕仲善使北平采史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23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489页。
(24)(明)宋濂等：《元史》附录《进元史表》，第4673-4674页。
(25)(明)杨廉：《侍郎杨文懿公言行录》，载(明)徐纮编：《明名臣琬琰续录》卷一八，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53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465页。
(26)(明)焦竑撰，李剑雄整理：《澹园集》卷五《修史条陈四事议》，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29页。
(27)(清)黄宗羲：《南雷文定》卷七《谈孺木墓表》，《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05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第203页。
(28)(明)于慎行著，(清)黄恩彤参订，李念孔等点校：《读史漫录》卷一四，济南：齐鲁书社，1996年，第511页。
(29)陈寅恪：《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原载《国立清华大学二十周年纪念特刊》(1931年)，收入《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361-362页。
来源： 《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