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为何于声誉正隆时归国，从此缄默半生？
他为何于声誉正隆时归国
从此缄默半生？
文：李大兴 编：先知书店，史论君部分整编
一
我第一次见到瞿同祖先生，是张遵骝先生陪着瞿先生到我家。他身材不高，相貌清朗，说话温和，声音不大，一口老一代的北平官话。张先生平常闭门索居，几家亲友以外极少与人来往。
其实他是一位十分健谈，满腹学问与不合时宜的人，所以每次到我家来，都是张先生滔滔不绝。这一次也不例外，本来是张先生介绍我父母认识瞿先生，不知不觉变成是张先生独自侃侃而谈。瞿先生话不多，目光与嘴角带着微笑。母亲对瞿先生很恭敬，我是第一次听到“学长”这个词，瞿先生不仅是母亲的学长，而且毕业后留校任教，可以说是老师辈的。
关于瞿先生的故事，最早都是张先生讲的。学问有多大，专攻是什么我完全不懂，只知道瞿先生一直在北美当教授，1965年回国，没多久就赶上动荡年代，一个人在华侨饭店住了整整六年才回到湖南老家。已经记不清他第一次来我家是哪一年，这时候尼克松已经访华、中美联络处已经建立、美籍华人学者已经回来过好几拨。
▲七十年代的瞿同祖
1972年7月最早访华的“美籍中国学者参观团”里，就包括张先生的妻弟王宪钟教授、挚友刘子健教授，他们的到访极大地改善了张先生的处境。在他们到京前，之前“掺沙子”住进他家的一户人家被命令迁出，张先生恢复了完整的三室一厅住房。在新华社关于参观团抵达北京的报道中，到机场迎接的人员名单上出现了张遵骝。在那个时期，名字在报纸上出现意味着政治上的安全：
新华社一九七二年七月七日讯 由团长...任之恭教授，副团长...林家翘教授率领的美籍中国学者参观团，来华进行观光、探亲，于今天晚上乘飞机到达北京。参观团成员包括：...王宪钟...刘子健...等学者，以及他们的家属，共计二十七人。前往机场迎接的有关方面负责人、科学工作者和参观团成员的亲友有：周培源、秦力生...王宪钧...张遵骝...等。
美籍华人教授的风光无两给人印象深刻，也就更不能理解为什么瞿先生会回来。刘子健先生是著名宋史学者，似乎他事先未获批准私下去看过瞿先生，后来杨联陞先生回来想见瞿先生就被拒绝了。
张先生告诉父母，瞿先生在长沙生活状况不是很好，地方上相对来说条件差，也没有人照顾。在混乱贫瘠的年代，北京无论如何是首善之区，也是瞿先生从小长大的故都，他想回来是再自然不过的。张先生介绍父母认识他，就是为了请时任中华民国史主编的父亲帮忙调瞿先生进京。
我至今找不到张先生的照片，牟宗三先生曾经这描述四十年代的张先生：“遵骝，张文襄公之曾孙，广交游，美风仪，慷慨好义，彬彬有礼。家国天下之意识特强，好善乐施唯恐不及，恶恶则疾首痛心。”
七十年代我见到的张先生面白无须、细皮嫩肉、慈眉善目。他声音有点细，因为常年哮喘，说话多了就有点喘不上气，但仍然要说下去。如今我已经是和初次见到的张先生同样年龄，才明白他无论对谁都十分谦和，不仅是因为修养，还出自内心高傲。他记性极好，各种典籍和八卦都了然于胸，貌似东拉西扯的聊天背后，有许多对人情世故的感慨与洞察。
张先生自然明白说动父亲帮忙，关键在于母亲。母亲勇于任事、乐于助人，反应机敏、有决断力，在家说一不二。更重要的一层原因是，张先生与母亲有一重在动荡年代里刻意不提起的渊源，那就是他的曾祖父张之洞任湖广总督时，母亲的曾祖父于荫霖任湖北巡抚。张之洞与于荫霖此前在广东共事，相知甚深，虽然两人政见颇有些不同，但彼此一直敬重，后人相见自有一种连带感。张先生谨慎到偶尔会显得惊惶，但他和母亲无话不谈，甚至曾经争执。
张先生和瞿先生渊源更深：清朝末期，张之洞是洋务派领袖，出将入相，官至体仁阁大学士；瞿先生的祖父瞿鸿禨是清流首班，历任枢臣，由军机大臣而协办大学士。两人同为清末新政的主要推动者，并以清介著称。
▲瞿鸿禨
瞿先生生于1910年，在北京教会学校毕业后，被保送燕京大学，与费孝通同学，师从社会学家吴文藻（作家冰心的先生）。他1934年入燕京大学研究院，其硕士论文《中国封建社会》1937年出版后备受好评，被认为是中国古代社会史的重要研究著作之一。
瞿鸿禨(1850-1918) 光绪元年(1875年)大考翰林，瞿鸿禨考列一等第二名。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瞿鸿禨被荣禄推荐，由礼部右侍郎升授都察院左都御史，改工部尚书，命之前往陕西行在供职，后慈禧经过对一众大臣进行考察，确定提拔52岁的瞿鸿禨正式进入军机处。
抗战爆发后，瞿先生奔赴大后方，任教于云南大学和西南联大，在生活艰苦的环境中写出了他一生最著名的著作《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这本书的英文版1961年改名为《传统中国的法律与社会》，成为中国古代法律史研究的经典。
张先生小瞿先生六岁，抗战期间毕业于西南联大哲学系，是熊十力先生的弟子，后任教于华西大学、金陵大学、复旦大学。南皮张氏与义宁陈氏是世交，陈寅恪在1945年写的四阕七律《十年诗用听水斋韵》就是给张先生的。其序云：“乙酉七月与公逸夜话作也。诗凡四篇，篇有十年意，因以为名焉。”张先生字公逸，研究陈寅恪的学者张求会教授早就注意到这一点，在他的文章里有很详细的考证。“用听水斋韵”是指用同光体诗大家陈宝琛韵，其第一阕如下：
天回地动此何时，不独悲今昔亦悲。
与我清谈一夕后，恨君相见十年迟。
旧闻柳氏谁能次，密记冬郎世未知。
海水已枯桑已死，伤心难覆烂柯棋。
二
我没有考证出张先生和瞿先生两家先人是否来往密切，虽有先后之不同，张之洞和瞿鸿禨同为清流名臣，政见亦接近，有一定私交是完全可能的。瞿家与陈家的交谊很深，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曾经在瞿鸿禨身后为《瞿文慎公诗选遗墨》题记，陈寅恪和瞿鸿禨之子，著名学者瞿兑之交谊颇深。我不知道张先生和瞿先生两人何时相识。但他们在西南联大有交集，而瞿先生1945年去了美国，以此推论，他们应当至少是从抗战时起的旧友。
瞿先生的眼神里面有一种亲切和信任，在当时并不多见。那年头人与人之间彼此缺乏信任、怀疑戒备是常态，久而久之是会反映在眼神里的。他的风度气质，也让我想起曾经见过的美籍华人学者，现在记不得是王宪钟先生还是刘子健先生了，不同之处在于一个穿的是西装外套，一个穿的是中式棉袄。我后来到美国居住许多年后，体会到瞿先生长年在北美象牙塔中，人际关系相对简单，习惯信任他人。
▲1960年，瞿同祖在哈佛大学
瞿先生对张先生是言听计从，张先生对瞿先生的事情是关心备至。瞿先生中学是育英中学、汇文高中，母亲小瞿先生十岁，中学是与之对应的教会女校贝满中学、慕贞女中，同样被保送燕京大学，自然和瞿先生一见如故。
瞿先生去美国和加拿大二十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和哈佛大学任研究员、在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任教，一直潜心做学问。他本来就是一个不问世事的书生，曾经被问及何以能在各方面条件都很差的大后方完成有分量的专著，他回答是因为反正没有别的事情做。
在美期间，瞿先生又完成了《清代地方政府》、《汉代社会结构》，前者在西方汉学界极负盛名。瞿先生是以社会学方法研究中国历史的中国第一人，研究成果迄今为止尚无人超过。
▲瞿同祖《清代地方政府》内页
然而社会学在五十年代初由于被认为是资产阶级学说而遭禁，过了整整三十年才恢复。所以六十年代瞿先生回国时，极少有人了解他的学术价值。
瞿先生原本是通过翁独健先生联系去简称学部的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所辖的历史研究所，然而动荡来临前夕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氛围里，历史所不敢接受他。国务院侨委华侨事务委员会让他回老家湖南，湖南方面却要求北京安排。瞿先生就像一只皮球一样被踢来踢去，直到1971年才被安置在湖南省文史馆。
瞿先生回到长沙，终于和分别了22年的妻子赵曾玖团聚。赵先生出身于安徽曾经出过四代翰林的书香世家，比赵朴初高两辈。她是瞿先生在燕大的学妹，甫入学即成婚。1949年冬天她带着一对儿女先期回国，瞿先生本打算研究工作告一段落也回国，然而国际形势的变化、冷战期间中美的敌对关系使回国变得困难。另一方面，赵先生回国后被怀疑是特务，发配到贵州教英语。在这样的情况下，瞿先生的回国就拖延下来。
瞿先生为和家人在一起，1956年谢绝了胡适先生介绍他去台湾东海大学任教的美意，1962年离开美国去加拿大以方便回国。1963年他终于被允许回国探亲，见到了妻子儿女。两年后他辞职回国，不料回去以后又因为动荡多年，瞿先生和赵先生结婚四十多年，聚少离多。赵先生从贵州退休回长沙，不过五年就因胃癌去世了。
1976年，刚刚经历丧妻之痛的瞿先生来到北京，住在东单三条里一条南北向的小胡同，不清楚是女儿泽礽的家还是亲戚的家。七十年代户口管制十分严厉，想要进北京难似登天。
父亲做的第一步，是借调瞿先生到近代史所，将工资医疗关系转入。似乎湖南省文史馆并不想留人，一联系就放行。倒是近代史所这边，谁也不知道瞿先生的大名，颇有人质疑为什么要调入这么大年纪的一位老先生。父亲其实对瞿先生的学问也一无所知，但是他知道不能让瞿先生一个人留在湖南，身边没有亲人。父亲当时在近代史所没有多少话语权，不过和管人事的人关系还不错，也不知他是怎样运作的，结局是瞿先生不久就以借调人员身份到近代史所工作了。
接下来的问题是解决住房问题，寄住东单三条非长久之计，再说住在没有暖气的平房冬天相当难过。在住房高度紧张、人均面积只有三平米的年代，解决住房的难度和户口进北京不相上下。
然而中国的事情，自古以来取决于势与人。所谓“势”者时势也，随着动荡年代的结束，世风剧变，瞿先生这样的人开始受到尊敬。父亲在1977年成为近代史所主要负责人之一，有关瞿先生不再遇到巨大的阻力。
不过最关键还是要有运气，和我家隔一幢楼的永安南里九号楼素来十分紧俏，然而那一年一单元三层的王姓夫妇因工作调动而搬走，由于认识他们，早早就得到了消息。想必又费了不少力气、办了不少手续，最终这套房子竟然分给了瞿先生，于是他就成了我家邻居。
不久前朋友发来永安南里的照片，七号楼到十号楼还在，但是外观已经变得认不出来了。这四幢楼建于1964年，被称为永安里学部宿舍。学部宿舍有几处，最主要的两处是这里和干面胡同的宿舍。这四幢楼是淡红色砖墙、开放式阳台，七号楼和八号楼从三室一厅到五室一厅，九号楼和十号楼则是两室一厅和三室一厅。当时的语言不是“室”、“厅”，而是说一套几间。学部宿舍有两间、三间、三间半、四间和五间一套五种居住面积不同的房型，按照级别分配。
住进五间一套的有学部领导或研究所的正职领导、更多是一级或二级研究员。现在还想得起来的，有七号楼的关山复、尹达、曹葆华，八号楼的夏鼐、吕叔湘。两幢楼之间原本是花园，不过动荡中逐渐失修，唐山大地震后更是地震棚四起，从此乱七八糟。
瞿先生这套两居室是最小的一个房型，但是无论如何，他终于在北京有了自己的家。我记得张先生特别高兴，好像还专门在家里请了一次客庆祝。张先生因为哮喘病很少出门，他请客的方式很特别，有时由夫人王宪钿先生或者某位小辈去新侨饭店买一些。那时饭店不提供饭盒，去端菜要自己拿着饭盒去，从三层的铝饭盒里盛出罐闷牛肉、火腿沙拉的情景至今难忘。
瞿先生很淡泊也很随和，他说话时偶尔会停下来，自嘲地笑一下。他从来不抱怨，反而会说他觉得自己还是幸运的，在动荡中没有挨整，如今又有了自己的家。瞿先生喜爱古典音乐，从美国回来时还带了一些唱片，但我一点也想不起来是否在他家里看到过唱片，听过音乐。
三
瞿先生的公子泽祁十岁多随母亲回到中国，他能够说中文，但是不会写，据说是俞平伯先生亲自教他。他在父亲的母校读书，位于灯市口、原本是教会学校的育英中学改为北京第二十五中学，现在的育英中学则是从根据地进城的学校，前身是在西柏坡成立的中央直属机关育英小学。
二十五中高中部后来又改为六十五中，瞿公子在那里高中毕业。由于他特殊的身世，大学毕业后被发配到东北深山老林。瞿先生在北京安顿下来后，他回京照顾父亲，后来因为“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也终于调进北京。
那时我不知道瞿公子的大名，一直称呼他“刚刚哥哥”。他其实已经年近四十，可是看上去就像一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他酷爱运动、身体健壮、皮肤黝黑；他性格非常阳光，总是兴致勃勃，一会儿提议去这里、一会提议去那里；他喜欢打篮球、骑自行车郊外远游，喝啤酒就像喝水一样，一扬脖子就下去一瓶。
和瞿先生的温文从容不同，刚刚哥哥说话很急速，而且有一种说不出是哪里口音的音调，据说是因为小时候说英文的缘故。他自称不爱读书也不多想，就喜欢运动和玩，所以总是很快乐。他和我身边的大多数人完全不同，也和激荡又沉重的时代气氛格格不入。我们都很喜欢刚刚哥哥，私下里称他为“美国人”，他也确实和我在美国接触到的许多在国外长大的孩子一样，心地单纯，快乐向上。
也许正是因为这样的天性，刚刚哥哥从纽约到北京、再从北京到林海雪原，与父亲分别27年、与母亲也是二十年聚少离多，然而这一切在1977年似乎并没有在他身上留下许多痕迹。当然，也可能这仅仅是表象，隐痛深深埋在心里。不知是不是因为童年记忆，刚刚哥哥对美国的体育兴趣盎然，如数家珍。我最初关于篮球、美式足球和棒球的知识，好像就是从他那里听来的。
刚刚哥哥是如此爱对我们兄弟讲美国的事情，以至于此后很多年我一直有一种错觉，以为他是在美国高中毕业才回国的。想来他的童年幸福而印象深刻，在艰难岁月里成为内心的慰藉。
▲瞿同祖一家全家福
为写这篇文章搜寻资料时，读到杨联陞的公子杨道申先生据乃父日记所辑“瞿同祖与杨联陞交往记录”，仅1947年，在瞿先生家里竹战亦即打麻将就有17次，而且往往是打通宵，输赢不大，其乐融融的样子。
杨联陞先生如今知道的人不多了，他是陈寅恪的弟子，更是哈佛燕京学社第一位华人讲座教授。他学问博而精，在世界汉学界享有盛名，然而因为后半生一直在国外，著作以英文发表，在国内反倒名声不彰。在我看来，杨先生是我的母校北京师大附中出的真正大学者，然而估计大多数校友知道的是钱学森吧。与此相似的是，瞿先生的著作大部分是在国外完成，在国内至今只被少数学者重新发现，以至于身后被称为“中国社会学史上的失踪者”。
杨道申先生是杨联陞的长子，不知何故也留在国内，与刚刚哥哥从小学到高中一直是同学。瞿先生1955年从哥伦比亚大学转入哈佛大学任研究员，也是杨先生推荐的。他发布的父亲日记，部分展示了老一代学人日常生活的侧面。除了方城之戏，还有接字游戏、打油诗、编撰故事章回目录等，其中尤以章回目录对仗之工令人印象深刻，比如他们一行的“玛萨葡萄园岛消夏小记”回目里有：
碧海平沙双车游橡港，
长空明月二美访欢头。
海上看松鸥一教授挺身得意，
门前闻对燕两夫人侧目惊心。
日记中还提到瞿先生自定竹战规则、炒虾段受好评等，读来予人亲切感与想象空间。我不禁有些遗憾，未曾有机会和瞿先生打一次麻将。家住永安南里时，我家是时不时开牌局的，留学以后也曾几度制定规则、纠集同学，竹战而不知天之将晓。这大约是与前辈学人唯一相接之处，至于其他需要更多文字功底的游戏，则只有兴叹的份了。
读杨先生日记，可以看到五十年代在美国的华人学者虽然有种种家国之痛、在大学里也未必待遇很好，但生活基本安定、学术环境无虞，多数人因此留了下来，而瞿先生思念家人，选择了归去。
晚年接受采访时瞿先生曾经说：“有时候人提问很不合理，像‘动荡来临时你为什么回国来’这样的问题，就无法回答。国内发生动荡，我怎么知道呢？连刘少奇都不知道要发生，我怎么知道呢？”
一位青年学人吴景键校友上个月发表《一九六五，瞿同祖归来》，文中引用“孔夫子旧书网上所见国家科委专家局旧藏瞿同祖档案”，史料珍贵、内容丰富。其中提到瞿先生临回国前关心的，是能不能买一台唱机带回去听古典音乐唱片。
▲晚年瞿同祖
四
1978年，瞿先生的户口终于进了北京，正式调入近代史所。然而没有人了解他的学问，有能力做他的助手，而图书馆开门时间不长、很多书不外借。瞿先生年事已高，每天跑图书馆跑了两年，大病一场。
在他年青时就给他看过病的协和医院名医张孝骞，指出“你不能过于焦虑，你的病是由于想写书而写不成书就焦虑引起的。”瞿先生因此不得不放弃再写一本著作的念头。
瞿先生说得很清楚：“我不认为数量的多少是重要的。学术是对知识的求证过程，没有结论的求证是缺少实质意义的。所以，我对自己的要求是：如果没有新的观点、新的见解、新的方法，没有自己独到的思想，就不要写文，也不要写书。”
由于是以这样的标准自我要求，在“各方面的条件都不允许”的情况下，瞿先生回国后的43年一本著作都没有写。出于同样的理由，虽然他被评为二级研究员、第一批博士生导师，但他谢绝招生，最终一个弟子也没有收。
八十年代初，瞿先生搬到崇文门大街新盖的一套大一些的房子，在那里一直住到2008年仙逝，享年九十八岁。父亲和家兄都去看望过他，听说他晚年过得非常宁静，除了家人很少与人过从，一直保持了听古典音乐黑胶的习惯，每天喝一杯咖啡。
张先生是1992年走的，享年七十六岁。据吴宓记，他二十多岁时陈寅恪先生就“欣张公逸之资禀”。但是他毕生一部著作也没有留下，现在唯一可考的，是范文澜主编《中国通史》里“唐代佛教”那一部分，主要是张先生收集史料并执笔。佛教的事情我完全不懂，但曾经听方家评论，说张先生写得非常好。
我不知道张先生晚年是无力写还是不想写，但我知道他和瞿先生一样，是不会轻易为文的。陈寅恪先生有云：“默念平生固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似可告慰友朋。”
在风云变幻的二十世纪里，能够做到不曲学阿世，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们那一代学人承旧文余绪、开新学先河，本应有更多成就，却多半湮没在世事茫茫之间。如今我们与先贤隔着巨大的断层，自身根底多半先天不足，就连对他们的“同情之了解”都渐渐稀缺。
瞿先生之所以取名同祖，是因为他出生的1910年是庚戌年，恰是祖父瞿鸿禨还历之年。瞿鸿禨亲自为他启蒙，教授《论语》。自1906年被罢黜后，瞿鸿禨一直清廉自守、坚持气节，辛亥革命后，他拒绝出仕，赋诗自娱。他平生不纳妾、不抽鸦片、几乎素食，生活节俭、家教严谨。这种家风，自然有潜移默化的影响。
▲幼年瞿同祖与祖父瞿鸿禨
当清末民初之际，瞿鸿禨并不以诗或书法名于世，然而今日回望，皆有可观。康有为《題瞿文慎公像》的第一句“清癯风骨过来人”不仅于瞿鸿禨平生事功、于其相貌、诗墨都很贴切。我读到瞿鸿禨这首《樊山有诗留别同社索和与乙庵同次原韵》时，正是清明时节，窗外新绿，令人“春草忆王孙”：
从来乐道不忧贫，天问终难测盖浑。
昨夜微霜催客子，明年春草忆王孙。
飘萍聚散真无定，蟠木轮囷自有根。
梦里东华风景异，铜驼应感止车门。
他为何于声誉正隆时归国，从此缄默半生？
他为何于声誉正隆时归国
从此缄默半生？
文：李大兴 编：先知书店，史论君部分整编
一
我第一次见到瞿同祖先生，是张遵骝先生陪着瞿先生到我家。他身材不高，相貌清朗，说话温和，声音不大，一口老一代的北平官话。张先生平常闭门索居，几家亲友以外极少与人来往。
其实他是一位十分健谈，满腹学问与不合时宜的人，所以每次到我家来，都是张先生滔滔不绝。这一次也不例外，本来是张先生介绍我父母认识瞿先生，不知不觉变成是张先生独自侃侃而谈。瞿先生话不多，目光与嘴角带着微笑。母亲对瞿先生很恭敬，我是第一次听到“学长”这个词，瞿先生不仅是母亲的学长，而且毕业后留校任教，可以说是老师辈的。
关于瞿先生的故事，最早都是张先生讲的。学问有多大，专攻是什么我完全不懂，只知道瞿先生一直在北美当教授，1965年回国，没多久就赶上动荡年代，一个人在华侨饭店住了整整六年才回到湖南老家。已经记不清他第一次来我家是哪一年，这时候尼克松已经访华、中美联络处已经建立、美籍华人学者已经回来过好几拨。
▲七十年代的瞿同祖
1972年7月最早访华的“美籍中国学者参观团”里，就包括张先生的妻弟王宪钟教授、挚友刘子健教授，他们的到访极大地改善了张先生的处境。在他们到京前，之前“掺沙子”住进他家的一户人家被命令迁出，张先生恢复了完整的三室一厅住房。在新华社关于参观团抵达北京的报道中，到机场迎接的人员名单上出现了张遵骝。在那个时期，名字在报纸上出现意味着政治上的安全：
新华社一九七二年七月七日讯 由团长...任之恭教授，副团长...林家翘教授率领的美籍中国学者参观团，来华进行观光、探亲，于今天晚上乘飞机到达北京。参观团成员包括：...王宪钟...刘子健...等学者，以及他们的家属，共计二十七人。前往机场迎接的有关方面负责人、科学工作者和参观团成员的亲友有：周培源、秦力生...王宪钧...张遵骝...等。
美籍华人教授的风光无两给人印象深刻，也就更不能理解为什么瞿先生会回来。刘子健先生是著名宋史学者，似乎他事先未获批准私下去看过瞿先生，后来杨联陞先生回来想见瞿先生就被拒绝了。
张先生告诉父母，瞿先生在长沙生活状况不是很好，地方上相对来说条件差，也没有人照顾。在混乱贫瘠的年代，北京无论如何是首善之区，也是瞿先生从小长大的故都，他想回来是再自然不过的。张先生介绍父母认识他，就是为了请时任中华民国史主编的父亲帮忙调瞿先生进京。
我至今找不到张先生的照片，牟宗三先生曾经这描述四十年代的张先生：“遵骝，张文襄公之曾孙，广交游，美风仪，慷慨好义，彬彬有礼。家国天下之意识特强，好善乐施唯恐不及，恶恶则疾首痛心。”
七十年代我见到的张先生面白无须、细皮嫩肉、慈眉善目。他声音有点细，因为常年哮喘，说话多了就有点喘不上气，但仍然要说下去。如今我已经是和初次见到的张先生同样年龄，才明白他无论对谁都十分谦和，不仅是因为修养，还出自内心高傲。他记性极好，各种典籍和八卦都了然于胸，貌似东拉西扯的聊天背后，有许多对人情世故的感慨与洞察。
张先生自然明白说动父亲帮忙，关键在于母亲。母亲勇于任事、乐于助人，反应机敏、有决断力，在家说一不二。更重要的一层原因是，张先生与母亲有一重在动荡年代里刻意不提起的渊源，那就是他的曾祖父张之洞任湖广总督时，母亲的曾祖父于荫霖任湖北巡抚。张之洞与于荫霖此前在广东共事，相知甚深，虽然两人政见颇有些不同，但彼此一直敬重，后人相见自有一种连带感。张先生谨慎到偶尔会显得惊惶，但他和母亲无话不谈，甚至曾经争执。
张先生和瞿先生渊源更深：清朝末期，张之洞是洋务派领袖，出将入相，官至体仁阁大学士；瞿先生的祖父瞿鸿禨是清流首班，历任枢臣，由军机大臣而协办大学士。两人同为清末新政的主要推动者，并以清介著称。
▲瞿鸿禨
瞿先生生于1910年，在北京教会学校毕业后，被保送燕京大学，与费孝通同学，师从社会学家吴文藻（作家冰心的先生）。他1934年入燕京大学研究院，其硕士论文《中国封建社会》1937年出版后备受好评，被认为是中国古代社会史的重要研究著作之一。
瞿鸿禨(1850-1918) 光绪元年(1875年)大考翰林，瞿鸿禨考列一等第二名。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瞿鸿禨被荣禄推荐，由礼部右侍郎升授都察院左都御史，改工部尚书，命之前往陕西行在供职，后慈禧经过对一众大臣进行考察，确定提拔52岁的瞿鸿禨正式进入军机处。
抗战爆发后，瞿先生奔赴大后方，任教于云南大学和西南联大，在生活艰苦的环境中写出了他一生最著名的著作《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这本书的英文版1961年改名为《传统中国的法律与社会》，成为中国古代法律史研究的经典。
张先生小瞿先生六岁，抗战期间毕业于西南联大哲学系，是熊十力先生的弟子，后任教于华西大学、金陵大学、复旦大学。南皮张氏与义宁陈氏是世交，陈寅恪在1945年写的四阕七律《十年诗用听水斋韵》就是给张先生的。其序云：“乙酉七月与公逸夜话作也。诗凡四篇，篇有十年意，因以为名焉。”张先生字公逸，研究陈寅恪的学者张求会教授早就注意到这一点，在他的文章里有很详细的考证。“用听水斋韵”是指用同光体诗大家陈宝琛韵，其第一阕如下：
天回地动此何时，不独悲今昔亦悲。
与我清谈一夕后，恨君相见十年迟。
旧闻柳氏谁能次，密记冬郎世未知。
海水已枯桑已死，伤心难覆烂柯棋。
二
我没有考证出张先生和瞿先生两家先人是否来往密切，虽有先后之不同，张之洞和瞿鸿禨同为清流名臣，政见亦接近，有一定私交是完全可能的。瞿家与陈家的交谊很深，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曾经在瞿鸿禨身后为《瞿文慎公诗选遗墨》题记，陈寅恪和瞿鸿禨之子，著名学者瞿兑之交谊颇深。我不知道张先生和瞿先生两人何时相识。但他们在西南联大有交集，而瞿先生1945年去了美国，以此推论，他们应当至少是从抗战时起的旧友。
瞿先生的眼神里面有一种亲切和信任，在当时并不多见。那年头人与人之间彼此缺乏信任、怀疑戒备是常态，久而久之是会反映在眼神里的。他的风度气质，也让我想起曾经见过的美籍华人学者，现在记不得是王宪钟先生还是刘子健先生了，不同之处在于一个穿的是西装外套，一个穿的是中式棉袄。我后来到美国居住许多年后，体会到瞿先生长年在北美象牙塔中，人际关系相对简单，习惯信任他人。
▲1960年，瞿同祖在哈佛大学
瞿先生对张先生是言听计从，张先生对瞿先生的事情是关心备至。瞿先生中学是育英中学、汇文高中，母亲小瞿先生十岁，中学是与之对应的教会女校贝满中学、慕贞女中，同样被保送燕京大学，自然和瞿先生一见如故。
瞿先生去美国和加拿大二十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和哈佛大学任研究员、在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任教，一直潜心做学问。他本来就是一个不问世事的书生，曾经被问及何以能在各方面条件都很差的大后方完成有分量的专著，他回答是因为反正没有别的事情做。
在美期间，瞿先生又完成了《清代地方政府》、《汉代社会结构》，前者在西方汉学界极负盛名。瞿先生是以社会学方法研究中国历史的中国第一人，研究成果迄今为止尚无人超过。
▲瞿同祖《清代地方政府》内页
然而社会学在五十年代初由于被认为是资产阶级学说而遭禁，过了整整三十年才恢复。所以六十年代瞿先生回国时，极少有人了解他的学术价值。
瞿先生原本是通过翁独健先生联系去简称学部的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所辖的历史研究所，然而动荡来临前夕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氛围里，历史所不敢接受他。国务院侨委华侨事务委员会让他回老家湖南，湖南方面却要求北京安排。瞿先生就像一只皮球一样被踢来踢去，直到1971年才被安置在湖南省文史馆。
瞿先生回到长沙，终于和分别了22年的妻子赵曾玖团聚。赵先生出身于安徽曾经出过四代翰林的书香世家，比赵朴初高两辈。她是瞿先生在燕大的学妹，甫入学即成婚。1949年冬天她带着一对儿女先期回国，瞿先生本打算研究工作告一段落也回国，然而国际形势的变化、冷战期间中美的敌对关系使回国变得困难。另一方面，赵先生回国后被怀疑是特务，发配到贵州教英语。在这样的情况下，瞿先生的回国就拖延下来。
瞿先生为和家人在一起，1956年谢绝了胡适先生介绍他去台湾东海大学任教的美意，1962年离开美国去加拿大以方便回国。1963年他终于被允许回国探亲，见到了妻子儿女。两年后他辞职回国，不料回去以后又因为动荡多年，瞿先生和赵先生结婚四十多年，聚少离多。赵先生从贵州退休回长沙，不过五年就因胃癌去世了。
1976年，刚刚经历丧妻之痛的瞿先生来到北京，住在东单三条里一条南北向的小胡同，不清楚是女儿泽礽的家还是亲戚的家。七十年代户口管制十分严厉，想要进北京难似登天。
父亲做的第一步，是借调瞿先生到近代史所，将工资医疗关系转入。似乎湖南省文史馆并不想留人，一联系就放行。倒是近代史所这边，谁也不知道瞿先生的大名，颇有人质疑为什么要调入这么大年纪的一位老先生。父亲其实对瞿先生的学问也一无所知，但是他知道不能让瞿先生一个人留在湖南，身边没有亲人。父亲当时在近代史所没有多少话语权，不过和管人事的人关系还不错，也不知他是怎样运作的，结局是瞿先生不久就以借调人员身份到近代史所工作了。
接下来的问题是解决住房问题，寄住东单三条非长久之计，再说住在没有暖气的平房冬天相当难过。在住房高度紧张、人均面积只有三平米的年代，解决住房的难度和户口进北京不相上下。
然而中国的事情，自古以来取决于势与人。所谓“势”者时势也，随着动荡年代的结束，世风剧变，瞿先生这样的人开始受到尊敬。父亲在1977年成为近代史所主要负责人之一，有关瞿先生不再遇到巨大的阻力。
不过最关键还是要有运气，和我家隔一幢楼的永安南里九号楼素来十分紧俏，然而那一年一单元三层的王姓夫妇因工作调动而搬走，由于认识他们，早早就得到了消息。想必又费了不少力气、办了不少手续，最终这套房子竟然分给了瞿先生，于是他就成了我家邻居。
不久前朋友发来永安南里的照片，七号楼到十号楼还在，但是外观已经变得认不出来了。这四幢楼建于1964年，被称为永安里学部宿舍。学部宿舍有几处，最主要的两处是这里和干面胡同的宿舍。这四幢楼是淡红色砖墙、开放式阳台，七号楼和八号楼从三室一厅到五室一厅，九号楼和十号楼则是两室一厅和三室一厅。当时的语言不是“室”、“厅”，而是说一套几间。学部宿舍有两间、三间、三间半、四间和五间一套五种居住面积不同的房型，按照级别分配。
住进五间一套的有学部领导或研究所的正职领导、更多是一级或二级研究员。现在还想得起来的，有七号楼的关山复、尹达、曹葆华，八号楼的夏鼐、吕叔湘。两幢楼之间原本是花园，不过动荡中逐渐失修，唐山大地震后更是地震棚四起，从此乱七八糟。
瞿先生这套两居室是最小的一个房型，但是无论如何，他终于在北京有了自己的家。我记得张先生特别高兴，好像还专门在家里请了一次客庆祝。张先生因为哮喘病很少出门，他请客的方式很特别，有时由夫人王宪钿先生或者某位小辈去新侨饭店买一些。那时饭店不提供饭盒，去端菜要自己拿着饭盒去，从三层的铝饭盒里盛出罐闷牛肉、火腿沙拉的情景至今难忘。
瞿先生很淡泊也很随和，他说话时偶尔会停下来，自嘲地笑一下。他从来不抱怨，反而会说他觉得自己还是幸运的，在动荡中没有挨整，如今又有了自己的家。瞿先生喜爱古典音乐，从美国回来时还带了一些唱片，但我一点也想不起来是否在他家里看到过唱片，听过音乐。
三
瞿先生的公子泽祁十岁多随母亲回到中国，他能够说中文，但是不会写，据说是俞平伯先生亲自教他。他在父亲的母校读书，位于灯市口、原本是教会学校的育英中学改为北京第二十五中学，现在的育英中学则是从根据地进城的学校，前身是在西柏坡成立的中央直属机关育英小学。
二十五中高中部后来又改为六十五中，瞿公子在那里高中毕业。由于他特殊的身世，大学毕业后被发配到东北深山老林。瞿先生在北京安顿下来后，他回京照顾父亲，后来因为“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也终于调进北京。
那时我不知道瞿公子的大名，一直称呼他“刚刚哥哥”。他其实已经年近四十，可是看上去就像一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他酷爱运动、身体健壮、皮肤黝黑；他性格非常阳光，总是兴致勃勃，一会儿提议去这里、一会提议去那里；他喜欢打篮球、骑自行车郊外远游，喝啤酒就像喝水一样，一扬脖子就下去一瓶。
和瞿先生的温文从容不同，刚刚哥哥说话很急速，而且有一种说不出是哪里口音的音调，据说是因为小时候说英文的缘故。他自称不爱读书也不多想，就喜欢运动和玩，所以总是很快乐。他和我身边的大多数人完全不同，也和激荡又沉重的时代气氛格格不入。我们都很喜欢刚刚哥哥，私下里称他为“美国人”，他也确实和我在美国接触到的许多在国外长大的孩子一样，心地单纯，快乐向上。
也许正是因为这样的天性，刚刚哥哥从纽约到北京、再从北京到林海雪原，与父亲分别27年、与母亲也是二十年聚少离多，然而这一切在1977年似乎并没有在他身上留下许多痕迹。当然，也可能这仅仅是表象，隐痛深深埋在心里。不知是不是因为童年记忆，刚刚哥哥对美国的体育兴趣盎然，如数家珍。我最初关于篮球、美式足球和棒球的知识，好像就是从他那里听来的。
刚刚哥哥是如此爱对我们兄弟讲美国的事情，以至于此后很多年我一直有一种错觉，以为他是在美国高中毕业才回国的。想来他的童年幸福而印象深刻，在艰难岁月里成为内心的慰藉。
▲瞿同祖一家全家福
为写这篇文章搜寻资料时，读到杨联陞的公子杨道申先生据乃父日记所辑“瞿同祖与杨联陞交往记录”，仅1947年，在瞿先生家里竹战亦即打麻将就有17次，而且往往是打通宵，输赢不大，其乐融融的样子。
杨联陞先生如今知道的人不多了，他是陈寅恪的弟子，更是哈佛燕京学社第一位华人讲座教授。他学问博而精，在世界汉学界享有盛名，然而因为后半生一直在国外，著作以英文发表，在国内反倒名声不彰。在我看来，杨先生是我的母校北京师大附中出的真正大学者，然而估计大多数校友知道的是钱学森吧。与此相似的是，瞿先生的著作大部分是在国外完成，在国内至今只被少数学者重新发现，以至于身后被称为“中国社会学史上的失踪者”。
杨道申先生是杨联陞的长子，不知何故也留在国内，与刚刚哥哥从小学到高中一直是同学。瞿先生1955年从哥伦比亚大学转入哈佛大学任研究员，也是杨先生推荐的。他发布的父亲日记，部分展示了老一代学人日常生活的侧面。除了方城之戏，还有接字游戏、打油诗、编撰故事章回目录等，其中尤以章回目录对仗之工令人印象深刻，比如他们一行的“玛萨葡萄园岛消夏小记”回目里有：
碧海平沙双车游橡港，
长空明月二美访欢头。
海上看松鸥一教授挺身得意，
门前闻对燕两夫人侧目惊心。
日记中还提到瞿先生自定竹战规则、炒虾段受好评等，读来予人亲切感与想象空间。我不禁有些遗憾，未曾有机会和瞿先生打一次麻将。家住永安南里时，我家是时不时开牌局的，留学以后也曾几度制定规则、纠集同学，竹战而不知天之将晓。这大约是与前辈学人唯一相接之处，至于其他需要更多文字功底的游戏，则只有兴叹的份了。
读杨先生日记，可以看到五十年代在美国的华人学者虽然有种种家国之痛、在大学里也未必待遇很好，但生活基本安定、学术环境无虞，多数人因此留了下来，而瞿先生思念家人，选择了归去。
晚年接受采访时瞿先生曾经说：“有时候人提问很不合理，像‘动荡来临时你为什么回国来’这样的问题，就无法回答。国内发生动荡，我怎么知道呢？连刘少奇都不知道要发生，我怎么知道呢？”
一位青年学人吴景键校友上个月发表《一九六五，瞿同祖归来》，文中引用“孔夫子旧书网上所见国家科委专家局旧藏瞿同祖档案”，史料珍贵、内容丰富。其中提到瞿先生临回国前关心的，是能不能买一台唱机带回去听古典音乐唱片。
▲晚年瞿同祖
四
1978年，瞿先生的户口终于进了北京，正式调入近代史所。然而没有人了解他的学问，有能力做他的助手，而图书馆开门时间不长、很多书不外借。瞿先生年事已高，每天跑图书馆跑了两年，大病一场。
在他年青时就给他看过病的协和医院名医张孝骞，指出“你不能过于焦虑，你的病是由于想写书而写不成书就焦虑引起的。”瞿先生因此不得不放弃再写一本著作的念头。
瞿先生说得很清楚：“我不认为数量的多少是重要的。学术是对知识的求证过程，没有结论的求证是缺少实质意义的。所以，我对自己的要求是：如果没有新的观点、新的见解、新的方法，没有自己独到的思想，就不要写文，也不要写书。”
由于是以这样的标准自我要求，在“各方面的条件都不允许”的情况下，瞿先生回国后的43年一本著作都没有写。出于同样的理由，虽然他被评为二级研究员、第一批博士生导师，但他谢绝招生，最终一个弟子也没有收。
八十年代初，瞿先生搬到崇文门大街新盖的一套大一些的房子，在那里一直住到2008年仙逝，享年九十八岁。父亲和家兄都去看望过他，听说他晚年过得非常宁静，除了家人很少与人过从，一直保持了听古典音乐黑胶的习惯，每天喝一杯咖啡。
张先生是1992年走的，享年七十六岁。据吴宓记，他二十多岁时陈寅恪先生就“欣张公逸之资禀”。但是他毕生一部著作也没有留下，现在唯一可考的，是范文澜主编《中国通史》里“唐代佛教”那一部分，主要是张先生收集史料并执笔。佛教的事情我完全不懂，但曾经听方家评论，说张先生写得非常好。
我不知道张先生晚年是无力写还是不想写，但我知道他和瞿先生一样，是不会轻易为文的。陈寅恪先生有云：“默念平生固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似可告慰友朋。”
在风云变幻的二十世纪里，能够做到不曲学阿世，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们那一代学人承旧文余绪、开新学先河，本应有更多成就，却多半湮没在世事茫茫之间。如今我们与先贤隔着巨大的断层，自身根底多半先天不足，就连对他们的“同情之了解”都渐渐稀缺。
瞿先生之所以取名同祖，是因为他出生的1910年是庚戌年，恰是祖父瞿鸿禨还历之年。瞿鸿禨亲自为他启蒙，教授《论语》。自1906年被罢黜后，瞿鸿禨一直清廉自守、坚持气节，辛亥革命后，他拒绝出仕，赋诗自娱。他平生不纳妾、不抽鸦片、几乎素食，生活节俭、家教严谨。这种家风，自然有潜移默化的影响。
▲幼年瞿同祖与祖父瞿鸿禨
当清末民初之际，瞿鸿禨并不以诗或书法名于世，然而今日回望，皆有可观。康有为《題瞿文慎公像》的第一句“清癯风骨过来人”不仅于瞿鸿禨平生事功、于其相貌、诗墨都很贴切。我读到瞿鸿禨这首《樊山有诗留别同社索和与乙庵同次原韵》时，正是清明时节，窗外新绿，令人“春草忆王孙”：
从来乐道不忧贫，天问终难测盖浑。
昨夜微霜催客子，明年春草忆王孙。
飘萍聚散真无定，蟠木轮囷自有根。
梦里东华风景异，铜驼应感止车门。
“生物科技还原生态世界”，青岛蔚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成功上市
1月16日，青岛蔚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成功上市，证券简称“蔚蓝生物”，股票代码：603739，发行价：10.19元/股。上市首日，蔚蓝生物开盘即封涨停，股价报收14.67元，涨幅为43.96%。
青岛蔚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黄炳亮、青岛蔚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张效成先生、青岛蔚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陈刚、青岛蔚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贾德强
青岛市城阳区人民政府副区长李玉海；上海证券交易所副总经理徐毅林；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常务副总裁秦力；青岛蔚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黄炳亮；青岛蔚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张效成；青岛蔚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陈刚；青岛蔚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贾德强；北京华夏基石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彭剑锋；山东省畜牧兽医局副局长赵玉良；中国工程院院士麦康森；中国工程院院士、江南大学校长陈坚；中国畜牧业协会会长李希荣；温氏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温志芬；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陶一山；赢创工业集团北亚区副总裁Torben Madsen；阿彻丹尼尔斯米德兰公司亚太区总裁陈冬；中国生物发酵产业协会秘书长王洁共同出席青岛蔚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上市仪式。
青岛蔚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黄炳亮
蔚蓝生物是一家以酶制剂、微生态制剂、动物保健品的生产、研发和销售为主营业务的生物科技公司，致力于为生物制造提供核心技术支持,为传统产业提供清洁节能技术,为食品安全提供绿色解决方案,全程服务农牧、纺织、食品等多个产业。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先后被评为“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国家技术创新示范企业”“国家动物用保健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生物催化技术国际联合研究中心”“生物催化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实验室”“中国轻工业工业酶菌种选育重点实验室”“全国酶制剂行业十强企业”等，目前拥有3家院士专家工作站、2家博士后科研工作站，2014年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本次成功上市，对蔚蓝生物来说是一个新的起点，也是一个全新的开始。今后，公司将继续以“生物科技还原生态世界”为使命,以打造世界级高科技生物企业为目标,增强科技创新实力,助力行业转型升级,以优异的成绩回报投资者、回报社会。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常务副总裁 秦力
蔚蓝生物是国内酶制剂和微生态制剂领域的龙头企业，自成立以来，践行国家创新驱动和科技强国战略，致力于生物科技在农牧、纺织、食品等多个产业的运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未来随着新领域应用需求的快速增长，公司将有望迎来更大的发展空间。通过本次发行上市，公司实力显著增强，竞争优势愈显突出，企业价值必将得到极大的提升，也为A股市场带来了一个优质的投资标的。
广发证券是国内一流大型综合类券商，本次作为蔚蓝生物的保荐人和主承销商，我们深感荣幸。我们将继续提供优质服务，助力蔚蓝生物获得更好更快的发展，为广大投资者带来丰厚的投资回报！
青岛市城阳区人民政府副区长 李玉海
青岛地处山东半岛东南部沿海，是中国沿海重要中心城市、滨海旅游度假城市、国际性港口城市和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是实施海上丝绸之路、履行国家“一带一路”战略重要的枢纽型城市。截至目前，青岛市境内外上市及过会企业达到47家。城阳区位于青岛市几何位置中心，青岛国际流亭国际机场位于区域内，交通便利，是青岛通向国内外的必经之地。近年来，城阳区高度重视企业上市工作，企业上市工作呈现良好发展态势，呈现出多元化、梯次发展的新格局，目前，全区上市企业达到5家，在证监局备案辅导企业3家。
蔚蓝生物是我区又一成功登陆资本市场的优秀企业。多年来，蔚蓝生物不断寻求积极、可持续的发展，在履行社会责任前提下实现经济效益，以优良的产品质量与先进的管理模式成就客户、成就自我。蔚蓝生物的成功上市，既是对公司多年稳健发展的充分肯定，又标志着蔚蓝生物在募集社会资金方面开辟了新途径、迈上了新的台阶。希望蔚蓝生物以此次上市为契机，乘势而上，做大做强，以优异业绩回报全社会和投资者。
青岛蔚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黄炳亮（左）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副总经理徐毅林（右）签订《上市协议书》
青岛蔚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黄炳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副总经理徐毅林签订《上市协议书》，并互赠上市纪念品。
青岛蔚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黄炳亮（左）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副总经理徐毅林（右）互赠上市纪念品
最后，由青岛蔚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黄炳亮、董事张效成、董事总经理陈刚、董事贾德强共同为蔚蓝生物上市鸣锣。
青岛蔚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上市鸣锣仪式
上交所一楼大厅合影
1月16日晚，中国金融信息中心“蓝宝石大屏”为蔚蓝生物上交所挂牌上市亮灯——“热烈祝贺蔚蓝生物成功上市”。
中国金融信息中心“蓝宝石大屏”为蔚蓝生物上交所挂牌上市亮灯（1）
中国金融信息中心“蓝宝石大屏”为蔚蓝生物上交所挂牌上市亮灯（2）
中国金融信息中心“蓝宝石大屏”为蔚蓝生物上交所挂牌上市亮灯（3）
【延伸阅读】
经营篇
问：公司的主营业务是怎样的？
黄炳亮：公司主要从事酶制剂、微生态以及动物保健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问：请简要介绍公司技术创新机制与安排。
黄炳亮：公司在研发平台建设和管理、高端人才培养与引进、研发人员培训与激励以及国内外合作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从研发的基础条件、人才团队和管理制度上保证了公司技术的持续创新能力。
问：请介绍公司的研发机构的设立情况。
黄炳亮：公司自成立以来十分重视创新能力与创新平台建设，目前已经构建了完善的研发体系，包括酶制剂创新平台、微生态创新平台、化药创新平台、疫苗创新平台、中药创新平台、综合创新平台等多个创新平台，上述创新平台主要从事酶制剂、微生态、动物保健品领域技术、产品的研究与开发，具备强大的基础研发和应用研发实力，为公司业务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公司研发中心是国家发改委、科技部、财政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联合认定的\"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国家发改委认定的\"生物催化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实验室\"；科技部认定或批准的\"国家动物用保健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青岛动物用保健品国际科技合作基地\"、\"生物催化技术国际联合研究中心\"；国家人社局批准建设的\"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问：请介绍一下公司的产品质量和品牌优势。
陈刚：公司始终坚持质量第一的策略，并通过技术研发、工艺改进以及生产管理不断提高产品质量和功效。公司通过完整的原材料采购来保障原料采购质量，并严格按照GMP要求以及其他高质量控制标准进行产品生产；通过研发不断改进产品工艺，确保产品质量，提高产品功效。凭借一批质量高、功效好的产品，公司已在业内形成较高的市场知名度和美誉度。
问：请简要介绍一下公司的经销模式。
陈刚：报告期内，发行人经销模式主要运用在生物制品、微生态等业务。发行人开发经销商以华东区域为主，主要选择养殖密度高，中小养殖户众多的区域。发行人选择经销商的条件主要包括终端客户资源、技术服务能力、资金实力、经营思路是否匹配，信誉是否良好。
发行人下游养殖行业中存在一定比例的小规模养殖和散养户，主要分布在偏远农村地区。针对这些地区的销售，发行人采取经销模式开拓市场。偏远农村地区经销商规模较小，大多数采取个人或个体户等非法人实体方式运营。
问：请介绍一下公司的生产模式。
陈刚：公司采取\"以销定产\"为主的生产模式，根据市场需求和安全库存制定生产计划，以确保在不影响市场销售的情况下尽量降低产成品库存，提高营运效率。
生产部门根据销售部门承接的客户订单和市场预测所制订的营销计划，结合现有库存、生产周期、安全库存要求，编制生产计划，并根据实际销售情况及库存情况及时进行调整及修订，以保证公司产品的正常销售。
问：请介绍一下公司的采购模式。
陈刚：公司根据内部实际情况，结合行业现状与市场特点，建立了规范的采购工作流程。公司成立了品质管理部、生产部、采购部、财务部等部门经理级人员组成的集中采购小组，负责对公司采购进行监督管理，并负责公司部分物料的招标采购。公司定期对各供应商进行现场稽核与考评，以此作为分配采购量与选择主、辅供应商的依据。在保持供应物料质量稳定与逐步提高的前提下，也将对供应商的管理纳入规范化的轨道。公司目前以询价采购为主，招标采购为辅。
问：请介绍一下公司的技术开发和自主创新优势。
陈刚：公司始终坚持自主创新的理念，通过不断提高技术水平提升产品质量、改善产品结构、降低生产成本。报告期内，公司研发费用占营业收入比重平均约为10%，在行业中属于较高的水平。强大的技术实力是推动公司快速发展的核心竞争力。
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先后被评为\"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国家动物用保健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生物催化技术国际联合研究中心\"\"国家技术创新示范企业\"\"高新技术企业\"\"生物催化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实验室\"\"中国轻工业工业酶菌种选育重点实验室\"\"农业部动物保健工程技术重点实验室\"\"全国酶制剂行业十强企业\"\"山东省引才工作重点支持企业\"。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拥有3家院士专家工作站、2家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先后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1项，教育部技术发明一等奖1项；拥有国内授权发明专利199件、美国授权专利3件、PCT国际申请9项及国家级新兽药证书30项。同时，公司及其子公司共主持国际合作专项、国家863课题等国家级项目33项，参与20项，并主持、参与酶制剂、动物保健行业方面的国家和行业标准制定41项，其中39项已颁布、2项待颁布。
此外，公司子公司研制的紫锥菊及其制剂获得国家一类新兽药证书3个；公司子公司研制的清解颗粒、芪术增免合剂、白头翁颗粒、芪草乳康颗粒等中兽药复方制剂，获得国家三类新兽药证书。在动物用生物制品领域，公司子公司利用基因工程、大规模生物反应器细胞悬浮培养等技术，开展动物疫苗、抗体、干扰素等产品的开发，获得国家新兽药证书8项。
问：公司酶制剂产品的收入情况如何？
乔丕远：报告期内，公司酶制剂产品收入结构基本保持稳定。其中，饲料酶销售收入占比最高，平均在75%左右。受益于全球酶制剂行业的稳步增长，公司酶制剂产品销售规模逐步增长，2016年和2017年分别增长6.69%和7.43%。
问：公司微生态产品的收入情况如何？
乔丕远：公司目前生产的微生态产品按照应用领域分为畜禽、植物、水产和益家美。随着国家对滥用抗生素行为及大量使用化肥造成环境污染的情况管理力度不断加大，微生态制剂的需求有所增长。2016年和2017年分别增长4.89%和9.01%。
行业篇
问：请介绍一下公司所属行业的技术壁垒。
陈刚：酶制剂、微生态产品的生产工艺包括发酵工艺和后处理工艺两个部分。当具备特定用途的新基因或菌种被筛选出来之后，下一步的挑战则是通过优化发酵工艺来提高发酵产量，并通过完善后处理工艺来提高收率。生产工艺水平的提升需要长时间的摸索和积累。对于新进入酶制剂和微生态行业的企业来说，获取特定的基因或合适的菌种是第一步，而短时期内掌握高效率的发酵工艺和后处理技术则是产品商业化的巨大挑战。因此，生产工艺是新企业进入酶制剂、微生态行业的壁垒。
问：请介绍一下国内及国外同行业主要竞争对手。
陈刚：目前，发行人酶制剂业务的主要竞争对手包括诺维信、杜邦、溢多利、新华扬等，其中，诺维信、杜邦为跨国公司；微生态业务的主要竞争对手包括德国绍曼、科汉森、宝来利来等，其中，德国绍曼、科汉森系国外企业；公司动物保健板块的主要竞争对手包括硕腾(Zoetis)、中牧股份、生物股份、瑞普生物、海利生物、普莱柯、青岛易邦等。
发展篇
问：公司未来的发展战略是什么？
黄炳亮：公司将持续专注于生物行业，以\"生物科技还原生态世界\"为宗旨，致力于为生物制造提供核心技术支持，为传统产业提供清洁节能技术，为食品安全提供绿色解决方案，全程服务农牧、纺织、食品、洗涤等多个产业，发展成为世界级的高科技生物企业。
问：公司未来三年有何发展规划？
曹成：公司将持续专注于生物行业，以\"生物科技还原生态世界\"为宗旨，致力于成为世界级高科技生物企业。
酶制剂、微生态、动保行业的竞争已经从单纯的价格逐渐演变为技术与产品的竞争，未来三年公司将在不同的业务中抢占技术、产品的\"制高点\"，准确判断行业技术与产品的发展趋势，通过持续的研究投入和必要的生产建设，丰富公司的产品结构，保持技术领先优势，以确保公司业务规模的不断扩张，市场竞争力和地位不断提高。
发行篇
问：请介绍一下募集资金的用途。
黄炳亮：本次募集资金将用于年产10000吨新型生物酶系列产品项目、年产10000吨植物用微生态制剂系列产品项目、1500吨/年兽用粉剂自动化密闭式工艺调配项目以及蔚蓝生物集团技术中心建设项目，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管理制度使用募集资金。
问：如何保证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
陈刚：各种不确定和不可预期因素的存在，可能会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设进展、预期产生的投资效益造成影响。公司将在募集资金到位后尽快启动投资项目，采取各种有效手段加强对项目进度、项目质量、费用支出等方面的监控。同时，公司将合理利用募集资金，提高工作效率，以化解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管理的风险。
问：本次募集资金运用对净资产收益率有何影响？
乔丕远：募集资金到位后，由于净资产迅速扩张，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由于存在建设期和稳定期，因此发行当年本公司的净资产收益率将被摊薄。
本次募集资金投向均经过严格科学的论证，并获得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批准，符合本公司发展规划。从中长期来看，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均具有良好的盈利前景。
问：请介绍一下募投项目的合规性。
乔丕远：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在相关部门备案，取得环评批复以及土地使用权证书，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环境保护、土地管理以及其他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
本文来源：陆家嘴金融网
榜样与传承 中科院物理所党员主题教育基地
中国网/中国发展门户网讯（记者 王振红）6月9日，记者走进中科院首个党员主题教育基地——中科院物理研究所（以下简称物理所）“信念·党旗·科学”主题教育基地，重温老一辈党员科学家以身许国、终身为党的感人事迹和崇高追求。
严济慈、施汝为、钱三强、陈能宽、黄昆等老一辈科学家追求真理、勇攀高峰的科学精神，勇于创新、严谨求实的学术风气，矢志报国、淡泊明志的人格力量，将永远激励、启发着青年科研人员。
中科院物理研究所“信念·党旗·科学”主题教育基地“党员院士墙”。王振红摄
在物理所一楼大厅，有一面特别的“党员院士墙”，它由43位曾在物理所学习、工作过的党员院士照片组成，每一位都在中国科学技术领域，尤其在物理学的发展中发挥过举足轻重的作用。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著名物理学家、教育家严济慈，他是中国现代物理学研究工作的创始人之一，也是中国光学研究和光学仪器研制工作的奠基人之一。1979年底，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严济慈郑重地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在申请书中，他发自肺腑地写到：“我今年已经79岁了，才写志愿书申请加入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我虽已年逾古稀，但是我没有迟暮之感。我争取要做一个共产党员，求得光荣的归宿。”1980年1月26日，由郁文、秦力生介绍，80岁高龄的严济慈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感慨万千的严济慈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我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入党》的文章，他满怀信心地写道：“我的信心更足了，信念更坚定了。我要更好地把自己的有生之年，献给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正如他的名字“慕光”一样，严济慈一生都在追求真理、追求光明。爱科学、爱祖国是他矢志不移的信念。他是一束永恒的科学之光，照亮我们前进的道路。
曾任中科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所长、名誉所长的物理学家施汝为，建立了中国第一个磁学研究实验室，开创了中国的磁畴实验观测工作，是中国近代磁学研究与磁学教育的奠基人之一，为我国培养大批磁学人才作出了重要贡献。抗日战争期间，他投身工业救国，筹办上海长城铅笔厂，为祖国建设尽一己之力。淞沪战役打响，物理所奉命西迁，他携带仪器设备，辗转西南边陲，坚持科研工作。解放战争后期，他临危受命物理所代所长，以国家利益为重，坚决留守，迎接解放。新中国成立后，他将毕生所学投身国家经济建设，潜心研究，严谨治学，为国家培养大批物理学人才。他长期每月以工资（200 元左右）之半缴纳党费，他一人缴纳的党费竟占到物理所全所党费的大半。即使下雨路面积水，宁可脱鞋赤脚步行上班，也不要配车接送。年过八旬，身体虚弱，物理所提出派车接送他上下班，他不同意，坚持一点点挪步来物理所。
核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钱三强是中国原子能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赤子忠心，矢志报国”的钱三强在法国获得了优越的工作条件和舒适的个人生活，然而，面对祖国的召唤，1948年5月，钱三强夫妇抱着刚刚半岁的女儿告别老师，远涉重洋返回故土。在他心中，科学没有国界，但科学家有祖国，祖国再穷，是自己的，而且正因它贫穷落后，更需要我们去努力改变它的面貌。50年代钱三强领导建成中国第一个重水型原子反应堆和第一台回旋加速器，以及一批重要仪器设备。使我国的堆物理、堆工程技术、钎化学放射生物学、放射性同位素制备、高能加速器技术、受控热核聚变等科研工作，都先后开展起来。在苏联政府停止对中国的技术援助后，一方面迅速选调一批优秀核科技专家去二机部，直接负责原子弹研制中各个环节的攻坚任务，一方面会同中国科学院有关领导人，组织联合攻关。使许多关键技术得到及时解决，为第一颗原子弹和氢弹的研制成功作出重要贡献。早在1960年，即在原子能所组织中子物理理论与实验两个研究组开展氢弹的预研工作，为氢弹研制作了理论准备，促成了中国在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后仅两年零八个月，就研制成了氢弹。钱三强像当年居里夫妇培养自己那样，倾注全部心血培养新一代学科带头人，在“两弹一星”的攻坚战中，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的核专家，并在这一领域创造了世界上最快的发展速度。人们后来不仅称颂钱三强对极为复杂的各个科技领域和人才使用协调有方，也认为他领导的原子能研究所是“满门忠烈”的科技大本营。
陈能宽“许身为国，一生澎湃”。1955年底，陈能宽夫妇排除美国政府的重重干扰回国，随后因国家需要，他没有丝毫犹豫和怨言投身于一穷二白的核武器研制中，25年间他的夫人不知道他在哪儿、干什么。陈能宽曾在家书中写道：“如果我有什么不幸，你要想得开，当年我们抛弃洋房、轿车，带着儿女回国，正是为了干一番事业，让祖国富强。”
一生低调的黄昆既是爱国知识分子，更是党最忠实的支持者、拥护者，他的科研成果触及我国科技事业的顶端，始终保持着“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的纯粹，不怕吃苦、甘为人梯的他常说，“我只想表明，我们这样的党员知识分子是同样能保持党的光荣传统的，是能与党同甘共苦的。”
中科院物理所所史馆，历史老照片、图书文献、证书奖状、“退休”的实验设备，讲述着物理所90余年发展历程和传奇故事。王振红摄
物理所党员主题教育基地以榜样引领、典型带路为抓手，深入挖掘院士党员的先进事迹，发挥其引领带动作用，激发广大中青年科技骨干牢固树立“不忘初心跟党走，科技报国为人民”的理想信念，为实现“四个面向”“四个率先”目标，建设世界科技强国贡献力量。
中科院物理所所史馆，历史老照片、图书文献、证书奖状、“退休”的实验设备，讲述着物理所90余年发展历程和传奇故事。王振红摄
中科院物理所所史馆，历史老照片、图书文献、证书奖状、“退休”的实验设备，讲述着物理所90余年发展历程和传奇故事。王振红摄
中科院物理所历任所长和院士专家墙。王振红摄
中科院物理所超导物理国家重点实验室。王振红摄
中科院物理所超导物理国家重点实验室。王振红摄
中科院物理所超导物理国家重点实验室。王振红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