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篆刻入门：细说钤印
篆刻印章完成之后，总是要钤盖出来，才算是完成了整个创作，甚至在参赛时，可能还需要将钤盖出来的稿件整理，制作成印屏，才算完成创作。而印章的钤盖往往在每一次书画创作时都会需要，因为，印章在整个书画的创作过程中，起着画龙点睛的作用，一幅好的书画作品，印章的钤盖非常重要，前些天写过一篇这方面的文章，但不过细，不系统，今天，就把相关印章钤盖的事儿，打总说一遍，这些都是我自己的一家之言，并不是教材，只提供借鉴，并不强调大家都跟我一样。
（为《四库全书》钤印）
一方印章刻成之后，应当用牙刷或棕刷将印面清理干净，最好用牙刷将印面在水中刷洗干净，然后用软布擦干，接着用于钤盖。钤盖的整个过程大致分两部分：
一、濡朱
濡朱用白话说，就是蘸印泥，但用濡朱似乎更精确，这跟濡字有关，濡字的意思有沾湿，润泽的意思，也有停留，迟滞的意思，甚至还有含忍的意思，这三种意思大致讲清了印石与印泥之间的处理方法，所以说，用濡朱更精确。
濡朱应包括选择印泥、清洁印面、蘸濡印泥三个部分。
选择印泥：最好选择专业的朱砂印泥，选择的过程中，尽量不要选择油分过大或者泥质糟烂不堪的印泥，办公用的印泥更不合适，油分过大，则钤盖完成之后会形成油渍，十分难看，而泥质糟烂不堪的印泥无法表现印章的细节，造成印章内容含混，也决不可用。
用专业印泥的好处在于，钤盖出来的印拓色泽鲜明，内容清晰，又不会晕染，持久不变。其实买印泥这件事儿也不需要太贵，几十块钱的专业印泥，就足以满足要求，并不需要去买那些甚至可以收藏的印泥，印泥吧，最大的用处还是用于钤印。当然，根据不同风格的作品，选择不同的印泥也有技巧，专业人士甚至备有多盒印泥，八宝印泥、贡丹印泥，硃膘印泥、珍珠印泥……等等，创作者可自行选择，因为印泥的色泽可能有明有暗，色调与作品配合可能也有浅有深，甚至还有不同的颜色，而印泥的质也可能有稠有稀，不同的印泥用于钤印，效果差异很大。
清洁印面：这个简单，其实就是把印面上的多余的灰尘清理干净，或者这次钤盖的印章以前曾经钤盖过，拿出来之后，上面或许还留有上次钤盖的印泥残余，这时，都可以用牙刷清理一遍后，再用软布清洁干净，当然，有时候，多次使用的印章，保留上次的印泥残留，也会形成不错的艺术效果，但对初学者，清理干净是正确的方法。清理印面的动作，既有保护印泥的作用，同时也是为了使篆刻作品的印面效果得到最真切的表现。
蘸濡印泥：印泥有时候也需要调和，这里不多讲自己可以用玉筯将印泥调到最佳状态，蘸印泥时，就需要将印泥在印面上分布均匀，体会一下濡字，既沾湿，又停留，又包含，但都不是莽撞地猛力压印泥，而是细碎的动作，轻巧的力量，急速的频率进行拍击，这个过程中，还要不断地转换印面与印泥的接触位置，保证印面每一个细节部分，都能蘸濡印泥。也只有这样，钤盖出来的印迹，才会清晰、朗润。
有朋友说，我干脆把印章挤到印泥里呆一阵子，那样不就充分了吗，不对的，那样的结果只能是蘸印泥不平均，甚至蘸了过多的印泥里的油分，造成钤盖出来的印蜕油迹晕染，漶漫不清，而且那样操作，对印泥中的麻质纤维也是伤害，因为这样做必然拉断这些纤维，最终导致印泥弃用。
冬季钤盖时，可以对印章或印泥进行加温，使印泥变软，印章温暖，但不管是冬季钤盖，还是二次或多次钤盖印章，都不要用嘴呵热气的方法去加热印章或印泥，那样一则会形成水分，影响效果，二则很不雅观。
二、钤盖
钤盖用白话说，其实就是盖章、盖印，就是把印面内容印在纸上。这个过程包括选纸、抑压、反砑三方面的内容。
选纸：篆刻钤盖用纸，要求比较高，或者说是比较讲究，因此，并不是一般的纸张就能满足要求，它同时要满足质地光滑、吸油效果好以便于立驻色泥和细密、绵薄以方便贴裱。通常情况下，以连史纸为首选，其实，连史纸也有好多种，自己选择一家适合的就好；其次可以用宣纸替代，平常我们的书画作品也大都是宣纸，所以，除篆刻参展外，宣纸反倒是最常用的材料；再其次可以用光滑平洁的白纸（老话说的质量好点的油光纸），但真如果参展或参赛，这样的纸张不适合。借助印规确定好印章钤盖的位置，印规可以保证印章盖在合适的位置，并可以在钤盖完毕后重复加力钤盖，并保证两方印章的位置在合适的位置上。
钤盖时以右手握稳印章（也有左利手用左手），缓缓往纸面接近，在印面与印石将要接触时快速放下，印章与纸张一旦接触就不要再行移动，然后以双手扶住印章往下抑压。
抑压：就是把蘸好印泥的印章与纸张接触，最终在纸上形成印迹，接触的过程需要抑压。抑压时力量要保持均匀，纸面要保持平整，下压时要上下左右各方施力，以使盖出的效果清晰、印色一致，可以使印章有轻微的摇动，摇动的幅度不太于2度。
为了配合抑压，往往在钤盖之前，在纸张下面垫上一本薄书本或者略有点弹性的橡胶垫板，但不可以过硬或过软。关于如何垫，垫多垫少，垫厚还是垫薄，垫什么样的材料，其实也有讲究，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作者要达到什么样的钤盖效果，这已要属于创作领域的内容了，这里只简单讲技法，所以暂不多说。甚至还有篆刻作者把印章盖在纸上保持不动，让其自然凭借自身重里在纸上形成钤盖效果的创作方法，各有各的效果，大家可以自行摸索。
反砑：这个动作只在篆刻创作中常用，而在书画作品钤印中很少使用。就是在钤印过程中保持印石与纸章接触的过程中，依靠印泥将印纸与印石之间粘合起来，然后将印石颠倒过来，这时纸张在上面，印石在下面，印面都上，纸张正面向下盖在印面上，此时用指甲、茶杯盖、笔管等具有一定硬度东西对准印纸与印面结合的部分进行研磨、碾压、摩擦，以加强篆刻线条在纸面上的印痕效果。反砑可以相对直观看出纸面接受钤盖成印的完美程度，甚至还可以进行针对性的补救，因此，在篆刻专业操作过程中，比较稳妥。
当然了，不管如何钤盖，每一次的钤盖都是不可复现的一次钤盖，就算篆刻者本人，也无法复现上一次钤盖的效果。上一篇文章里讲毛西堂钤印时的“一印入手，息心危坐，审视数四……”是一种严肃的钤盖态度。
我常常见到书画作者草草钤盖印章了事，这是一种没有篆刻修养或者综合文艺修养的行为，不足取，因为严格意义上讲，钤印实际上也是一种创作过程，并不简单，初学者一定要多看一些大家的钤印作品，提高自己的综合素养。
（【老李刻堂】之16，图片来自网络）
玺、宝、章、印、记——从官印到私印
“印”，《说文》曰：“执政所持信也。”
段玉裁注：“凡有官守者皆曰执政。”
就是说，所有的“官”，不论大小，皆有“印”，所谓“官印”也。
平民百姓曾经与“印”无缘。
“信”，即“信用”“凭证”——大大小小的官持有的“官印”，是他们权力和职责的凭据。
小篆的“印”，上面是“手”下面是“卪（jié）”。“卪”，是玉质“凭证”，古时称“瑞信”。这个字，是“節”的本字，后又分化出“莭”，再简化为“节”。“符节”，就是“凭证”，类似于后来的通行证或身份证。
以“手”抓“玉卪”，会意。此“手”，无疑是手握权力的大小官员之“手”。
《周礼.卪》郑氏《注》云：“卪者，今之印章也。
徐锴日：“从爪，手爪（抓）以持信也。”
甲骨文中，已经有“印”字，目前发现的，恰好与“印”字左右颠倒。
小篆里，这个字排在“印”之后，读“yì”，《说文》解为“按”，就是“盖章”的时候，用力向下摁的那个动作。
东汉许慎，大概率没见过甲骨文。但他搜罗的小篆“印”字和这个“反印”，都自甲骨文演化而来无疑。
其实，甲骨文中的许多字，普遍有左右互换的契刻实例。
段玉裁也没见过甲骨文，可他讲的，却很有道理。他从古音韵角度分析说，这两个字很可能就是一个字，不过一个“急读”一个“缓言”——的确，“yì”缓读就是 “yìn”了。
段氏还说，这个读“yì”的“反印”，是“抑”的本字，还假借为语气词“噫”和“懿”，并举《论语》《国语》《礼记》中的多处用法为例。
可惜，甲骨文的“印”字，目前除已知是方国之名外，其他若干卜辞还未破译，尚不清楚其在殷商时还有几个意思。
“印”为“执政所持信也。”
东汉卫宏《汉旧仪》云：“诸侯王黄金玺，橐驼钮，又曰玺，谓刻曰某王之玺。列侯黄金印，龟钮，文曰某侯之章。丞相、太尉与三公前后左右将军黄金印，龟钮，文曰章。中二千石银印，龟钮，文曰章。千石、六百石、四百石至二百石以上皆铜印，鼻钮，文曰印。建武元年，诏诸侯王金印綟绶，公侯金印紫绶，中二千石以上银印青绶，千石至四百石以下铜印墨绶及黄绶。”
这是讲，汉代王侯将相及至年俸二百石官员“所持信”之等级和规制。材质不同，“印纽”所刻“灵物”不同，绶带颜色亦不同。
其也透露出诸多重要信息——比如“玺”，比如“章”。
《说文》曰：“玺，王者之印也。”
许慎收入的“玺”字，下面是“土”，所以他把这个字归入“土部”。但他也说：“籀文从玉。”段玉裁认为，“从土”之“玺”当为“古文”。其实，本字应该“从玉”，“从土”只是“添笔、减笔”之异体字而已。
《释名》云：“玺，徙也。封物使可转徙，而不可发也。”
这是说，“玺”之得名，最初是信函、货物“裹封”之后专用的“封印”，表示可以放行但不可擅自开封。
所以，“玺”，亦称“玺節（卪）”。
《韵会》曰：“玺，信也，古者尊卑共之。秦汉以来，惟至尊以为称。”
原来，不分高低贵贱，皆可用“玺”，秦汉以后，才变为只有“至尊”方可使用了。
《玉篇》：“玺，天子诸侯印也。”天子、诸侯的“印”，可以称“玺”。
再往后，仅只皇帝之“印”称为“玺”。
蔡邕《独断》：“皇帝六玺。”
《后汉书.舆服志》：“玺皆玉螭虎纽，文曰：皇帝行玺、皇帝之玺、皇帝信玺、天子行玺、天子之玺、天子信玺凡六。外有大蓝田玉玺，文曰：受天之命，皇帝寿昌。”
“章”，指高等级官员之“官印”上的文字。
如前述及，“列侯黄金印，龟钮，文曰某侯之章”。
能够在“官印”上刻“某某之章”的，还包括“丞相、太尉与三公前后左右将军”，以及年俸二千石的“高官”。再往下的官员，只可镌“某某之印”或“某某印”字样。
称“章”，大概一有“大材”之义，二含“律规”之威。这些高官，为国之栋梁，“盖章”发布的文字也就不是一般性的通知之类。
于是有了“印章”一词。
《周礼.地官.司市》注云：“玺節，印章。”
皇帝之“印”，唐武则天时改称“宝”。
唐初，太宗刻“受命元玺”，以白玉为螭首，文曰：“皇天景命，有德者昌。”
武后改诸玺为“宝”。中宗即位复称“玺”。开元六年，又改为“宝”。此后，唐“传国宝”改称“承天大宝”。
唐宋以后，下层官僚的“官印”，称“记”。
《宋史.舆服志》云：“监司、州县长官曰印，僚属曰记。又下无记者，止令本道给以木朱记，文大方寸。”
这是说，州县以下的官僚之“官印”，不能叫“印”而叫“记”。更低的小官僚，连“记”也没有，就有所属的地方官府统一发放木质朱记，字很大，约方寸。
这样的“记”，确实就是为张贴在闹市、城门的告示“盖章”所用的了。
至晚于汉，除“官印”外，已有私印。
“私印”，有“名印”。元陶宗仪曰：“凡名印，不可妄写，或姓名相合，或加‘印’‘章’等字，或兼用‘印章’字。……二名者，可回文写，姓下著‘印’字在右，二名在左是也。单名者，曰姓某之印，却不可回文写。”
他还说：“汉人三字印，非复姓及无‘印’字者，皆非名印。……汉张安字幼君，有印曰‘张幼君’。右一字，左二字。”
唐宋以后，“印章”，更加平民化，也愈加艺术化。
古人蛮讲究的。现在治印，亦须尊重古法。
宋徽宗敕集《宣和印谱》；王俅有《啸堂集古录》；王厚之有《复斋印谱》；赵孟頫著《印史》二卷，等等。
从“官印”到“私印”的演变，亦映射了社会的变迁。
（图片选自网络）
谋深虑远的先胜思维论，孙子兵法思维艺术研究
孙子的先胜观是他战略思想的一大组成部分。 它观点鲜明， 体系完备， 影响深远， 应当引起我们的充分重视。 下面，从三个方面加以分析。一、 先胜—— 古朴的智战战略思想关于先胜问题， 孙子有一句名言： “ 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 （《形》） 所谓“ 先胜” ， 从《形》 篇本身的文意看， 即指战前先有胜利的条件， 先有胜利的方案， 先有胜利的把握， 反对打莽撞仗、 糊涂仗。 也就是他说的， 作为将帅必须做到“ 料敌制胜， 计险陒远近” （《地形》） ， 才是“ 上将之道” 。 如果广义地理解， “ 先胜” 也可指在国防建设上必须先有雄厚的经济实力、 强大的军队、 精锐的武器、 完善的装备， 等等。我在这里还是着重从《形》 篇的本义来探讨孙子的先胜论。 孙子从先胜思想出发， 把战略策略分为四等： 伐谋、 伐交、 伐兵、 攻城。 《渊鉴类函》 征引《孙子兵法》 的佚文又披露了一个上、 中、 下三略的说法： “ 善用兵者有三略焉， 上略伐智， 中略伐义， 下略伐势。” （《武功部· 谋策》） 三分法也好， 四分法也好， 这不是主要的， 主要的是无论孙子讲“ 上兵伐谋” ， 还是讲“ 上略伐智” ， 核心都是一个“ 智” 字。智战战略问题在现代科技迅猛发展的今天， 固然是国防建设必须高度重视的问题， 然而， 它在我国古代也同样为兵学家们所重视。 只是由于生产力发展的水平不同， 因而军事技术手段不同而已。 但在重视人才、 重视智力的开发、 重视高超的智谋等方面却是古今相通的。孙子的智战战略思想有两层含意： 一是预见性， 所谓“ 未战而庙算胜” （《计》） ； 二是智慧性， 所谓“ 因形而措胜于众， 众不能知； 人皆知我所以胜之形， 而莫知吾所以制胜之形” （《虚实》） 。 这里的“ 制胜之形” ， 既可指作战方式， 又可指战略策略。 总之， 是根据客观情况， 随机应变， 灵活处置。 孙子的高明之处就在这里， 究竟有些什么奇谋妙策、 龙韬虎钤， 他一概采取引而不发的叙述， 用他的话说， “ 此兵家之胜， 不可先传也” （《计》） 。
然而后世一些兵法之作则不然，比如《三十六计》 竟把什么树上开花计、 指桑骂槐计等等一一列出， 是不可取的。“ 攻人以谋不以力， 用兵斗智不斗多” （欧阳修语） ， 重智而不重力是中国军事学的一大传统。 从军事题材的文艺作品中也可看出， 中国人无不推崇《三国演义》 中的诸葛亮、 《水浒传》 中的智多星， 推崇他们的神机妙算， 未卜先知， 而这正是反映了我们民族在战略思想上的崇尚奇谋妙计的优良传统。“ 大智不智， 大谋不谋” （《六韬· 武韬》） ， 从古代以来的战争历史就不断地讴歌那些雄略动如神的先贤们。 应该说，孙子的先胜观是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的。孙子主张以“ 上智为间” （《用间》） ， 用那些睿智聪颖的智谋之士担当战略侦察的重任， 这正反映了他对智战的重视。他举例说： “ 昔殷之兴也， 伊挚在夏； 周之兴也， 吕牙在殷。”（《用间》） 吕牙即姜子牙， 姜子牙辅佐周武王灭商的故事， 由于《封神演义》 的广泛流传已为人们所熟知， 我不想赘述。 这里只把伊挚其人其事略加介绍， 以加深我们对《孙子兵法》 战略策略思想的认识。伊挚又称伊尹， 尹是官名。 伊尹是商汤的右相， 协助商汤进行了灭夏的鸣条 （今山西永济县） 之战。 这次战争发生在公元前十六世纪初， 比孙子诞生要早一千年。 当时， 商汤为了推翻夏桀残暴的统治， 派伊尹深入夏都三年， 侦探夏王朝的战略情报。 伊尹又协助商汤制定了翦夏羽翼、 争取民心、逐步壮大实力的策略。 当看到夏桀政治腐败， 众叛亲离， 败亡之形已露端倪时， 他即准确地判断灭夏的条件已经成熟、 时机已经到来， 于是请求商汤大举出兵。 正是由于伊尹作了大量的、 多方面的战略侦察工作， 因此很快赢得了然争的胜利。早于孙子一千年的伊尹就有这样的深谋远虑， 不能不使我们惊叹。
无怪乎孙子竭力主张“ 未战而庙算胜” ， 后世的兵家甚至提出“ 贵谋而贱战” （《汉书· 赵充国》） ， “ 以计代战一当万” （《晋书· 杜预传》） 。 因为， 它实在是军事斗争中的一柄利剑。二、 先胜—— 古老的战争预测论预知胜负是先胜观的重要内容之一， 孙子对此有不少精辟的见解。 他在《计》 篇中分析了“ 五事” 、 “ 七计” 之后， 两次提到预知胜负的问题， 先说“ 吾以此知胜负矣” ， 后说“ 吾以此观之， 胜负见（现） 矣” 。 这两句话在文意上有明显的不同， 前者是指内谋于庙堂， 即通过敌我客观条件的比较作出的判判； 后者指外谋于战场， 即在前者的基础上又加上主观能动作用的发挥所得出的结论。 他强调说： “ 故知战之地， 知战之日， 则可千里而会战。” （《虚实》） 所谓“ 知战之地” ， 即预知在什么地方同敌人作战对我有利， 对敌不利， 为此就要预设战场、 创造战场。 所谓“ 知战之日” ， 即预知在什么时间同敌人作战对我有利， 对敌不利， 为此就要等待战机、 创造战机、 抓住战机。孙子战争预测的思想不是无源之水， 无本之木， 这无论是从战争实践中还是从军事学术上都可以找到证明。 军事学术上萌芽形态的先胜观， 似应在占筮中就已经形成了。 例如《周易》 中就记载了不少描写战争预测、 战争准备方面的内容：“ 师贞， 丈人， 吉， 无咎。” （《师· 坎下坤上》） 大意是，战争正义， 又有年长而有经验的老人做总指挥， 战事一定顺利而无祸患。“ 在师中， 吉， 无咎。 王三锡命。” （《师· 九二》） 大意是， 主帅在军中， 战事一定吉祥而无害。 君王多次给予嘉奖。以这两则记载为例， 当我们剥开占筮所披的迷信外衣时，便可以看到西周时代就已经很重视通过敌我条件对比去预测战争胜负， 从而确定战还是不战了。
从战史上看， 毛泽东同志十分赞赏的齐鲁长勺之战应该是反映先胜观的一个典型战例。 在《左传》 的记述中， 曹刿最有代表性的一句话就是“ 肉食者鄙， 未能远谋” （《左传·庄公十年》） 。 “ 远谋” 两字不可轻轻放过。 在这次战役中， 曹刿的一系列言论和行动正是“ 远谋” 二字的生动体现。 战前，他通过鲁庄公慎重处理诉讼案件而取信于民这一事实， 预见到鲁军同齐军“ 可以一战” ， 决一胜负。 在作战过程中， 他看到齐军士气再衰三竭， 锐气丧失， 而鲁军士气饱满， 于是， 先是建议鲁庄公挥师出击， 后又建议鲁庄公乘齐军辙乱旗靡之时乘胜追击。 结果正如他所预见的那样， 鲁军大胜。 这一切充分显示出曹刿在作战指导上的远见卓识。上述举例可以证明， 前人在预测战争胜负方面的实践活动和理论总结， 为孙子建立其战争预测的理论、 寻求战争预测的方法， 提供了宝贵的历史借鉴。三、 先胜—— 必要的侦察， 正确的决策毛泽东同志在评论《孙子兵法》 时曾经抓住“ 知彼知己，百战不殆” 八个字发表过一段十分重要的意见， 他说： “ 中国古代大军事学家孙武子书上‘ 知彼知己， 百战不殆’ 这句话，是包括学习和使用两个阶段而说的， 包括从认识客观实际中的发展规律， 并按照这些规律去决定自己行动克服当前敌人而说的； 我们不要看轻这句话。” 这个评价是很高的， 我们也不要看轻他这个评价。 他这短短的一段话， 高度概括了《孙子兵法》 从了解、 分析、 判断敌情我情到定下决心、 制定和实施作战方案的整个思维过程。战争既是力量的竞赛又是智慧的较量。 战争中， 没有一定力量为条件， 智慧再高也无济于事； 反之， 如果鲁莽灭裂，力量优势也会招致失败。 孙子对待力与智二者关系的认识充满了辩证法。 他既强调客观物质条件 （“ 五事” 、 “ 七计”等） ， 又重视人的主观能力， 争取用奇谋妙策赢得胜利。
所以，他不无自豪地说： “ 以吾度之， 越人之兵虽多， 亦奚益于胜败哉？” （《虚实》）那么， 孙子主张怎样去实现“ 先胜而后求战” 呢？ 这可以从下述两个方面去分析：（一） 要相敌察机， 五间俱起了解敌情， 获取情报， 掌握敌人动向， 是“ 先胜” 的前提条件， 十分重要。 孙子所论述的了解敌情的方法大体可以分成三种：一是“ 相敌” 。 “ 相敌” （《行军》） 就是观察判断敌情，“ 相” 在此训为“ 视” 。 孙子在《行军》 篇列举了对三十三种具体现象的相敌方法， 这些方法在今天看来已大部分过时了，但是， 孙子那种通过现象观察来认识本质的思维方法却是对我们很有启发的。 下面分类阐明之。通过对敌人言论行动的观察以判断其作战意图。 从言论方面看， 如： “ 辞卑而益备者， 进也； 辞强而进驱者， 退也；无约而请和者， 谋也” 、 “ 来委谢者， 欲休息也” 。 从行动方面看， 如： “ 近而静者， 恃其险也； 远而挑战者， 欲人之进也；其所居易者， 利也” 、 “ 轻车先出其侧者， 阵也； 奔走而陈兵车者， 期也； 半进半退者， 诱也” 。通过对鸟兽草木和尘埃的观察以判断敌人的行动。 如说：“ 众树动者， 来也； 众草多障者， 疑也” 、 “ 鸟起者， 伏也； 兽骇者， 覆也； 尘高而锐者， 车来也； 卑而广者， 徒来也； 散而条达者， 樵采也； 少而来者， 营军也” 。通过对敌人活动状况的观察以判断敌人的劳逸、 虚实、 士气和补给。 关于劳逸， 如说： “ 杖而立者， 饥也； 汲而先饮者，渴也； 见利而不知进者， 劳也” 、“ 吏怒者， 倦也” 。 关于虚实，如说： “ 鸟集者， 虚也； 夜呼者， 恐也； 军扰者， 将不重也；旌旗动者， 乱也” 。 关于士气， 如说： “ 谆谆翕翕， 徐与人言者， 失众也； 数赏者， 窘也； 数罚者， 困也； 先暴而后畏其众者， 不精之至也” 。 关于补给， 如说： “ 杀马肉食者， 军无粟也； 悬缶不返其舍者， 穷寇也” 。孙子的相敌之法， 用《六韬》 的话说就是： “ 望其垒则知虚实， 望其士卒则知其来去” （《虎韬》） 。 在没有先进观察设备的孙子时代， 将帅靠肉眼观察来实施当面指挥， 相敌方法是有其特殊意义的。二是派遣间谍。 孙子特别重视间谍的作用， 尤其重视具有“ 上智” 素质的战略间谍， 他说： “ 故明君贤将能以上智为间者， 必成大功。 此兵之要， 三军之所恃而动也。” （《用间》） 也就是说， 他认为能不能实现“ 先胜” ， 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些“ 知敌之情” 的间谍。
孙子所指的这种起重大战略作用的间谍在历史上确实是存在的， 除了前面我们谈到的伊挚、 吕牙之外， 我看战国时代的苏秦可谓中国战争史上乃至世界战争史上少有的战略间谍。 新发现的长沙马王堆帛书《战国纵横家书》 证实， 燕国自遭齐国军队攻下都城、 大肆杀掠， 险些亡国的沉重打击之后， 燕昭王为了防止齐军攻燕以求发展壮大， 便派苏秦到齐国进行间谍活动。 苏秦受到齐国国君齐湣王的重用。 他先是鼓动齐湣王发动合纵攻秦， 挑起齐秦矛盾。 接着又怂恿齐湣王灭宋， 这不仅把齐国的战略方向引向齐国南面的宋国， 转移了齐国对北面的燕国的注意， 同时， 还促使秦、 楚、 魏、 赵等国一致反对齐国。 于是秦昭王亲自出面组织燕、 韩、 赵、 魏， 发动了震惊当世的五国合纵攻齐的济西即墨之战， 取得了辉煌战果。 苏秦在齐国的一系列反间活动直到五国伐齐时才败露， 他也终于被车裂而死。苏秦这种间谍， 孙子称之为反间。 反间是五间之一， 其余四间是： 乡间、 内间、 死间、 生间。 在《用间》 篇中， 孙子对如何对待和使用间谍、 五间之间的关系等等， 都有详尽的阐发， 兹不赘述。三是试探。 孙子在《虚实》 篇中谈到了四种试探敌人虚实的方法： “ 故策之而知得失之计， 作之而知动静之理， 形之而知死生之地， 角之而知有余不足之处。” 文中的“ 策之” 即策动驱使敌人， “ 作之” 即挑动激怒敌人， “ 形之” 即示形引诱敌人， “ 角之” 即以兵试攻敌人。 这是临战状态之下为了获取敌人情报而采用的四种方法。 通过“ 策之” ， 进一步比较敌我作战方案的利弊得失； 通过“ 作之” ， 进一步察明敌人的活动规律； 通过“ 形之” ， 进一步验证敌人的部署状况； 通过“ 角之” ， 进一步探明敌人的强弱虚实。 这四种试探的方法都是战争经验的总结， 并在战争实践中屡试不爽。
例如试攻， 即今所谓火力侦察， 一般都以吴蜀夷陵之战为例。 吴将陆逊通过试攻蜀军一个营寨， 侦知了敌情， 从而掌握了破敌之法。 其实， 试攻之法也是孙武对历史上战争经验的总结， 例如公元前５５５ 年的汾之战中， 楚国令尹子庚就提出试攻的意见， 他说： “ 臣请尝之。 若可， 君 （指楚国君主） 而继之； 不可， 收师而退。” （《左传· 襄公十八年》） 。 又如， 公元前５１６ 年的齐鲁炊鼻（今山东宁阳县） 之战前， 齐景公的大臣梁丘据说：“ 使群臣从鲁君以卜焉。 若可， 师有济也， 君而继之， 兹无敌矣； 若其无成， 君无辱焉。” （《左传· 昭公二十六年》） 饶有意味的是， 吴军破楚入郢的第二年， 即公元前５０５ 年， 秦国出兵救楚， 秦将子浦不明吴军底细， “ 吾未知吴道” ， 因而不敢贸然进攻。 于是让楚军先和吴军作战， 以观察吴军的战术运用和作战部署， 然后率军从稷 （今河南桐柏县） 同吴军会战， 大败夫概王于沂（今河南正阳县） 。 举这几个春秋时代采用试攻战法的战例， 旨在证明《孙子兵法》 中的这些战术都是在前人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加以总结、 提炼和升华的。（二） 要决胜料势， 关照全局通过观察、 侦察以及其它方法搜集到的各方面情况， 有真有假， 有的可能无关紧要， 有的甚至互相矛盾。 面对这些形形色色的情报， 全靠将帅卓谋独见， 作出抉择。 能不能眉头一皱计上心来， 就看将帅善不善于进行创造性思维。 从思维方法的角度阐述如何发奇想， 定妙计， 《孙子兵法》 中几乎没有论及， 但是孙子本人以及历代名将却以他们惊人的智慧为后世创造了许许多多生动的史例。竹书《吴问》 篇中记载了孙子关于晋国六将军谁先亡、 谁固成的预测， 后来的历史实际证明， 许多方面都被他言中了。又比如， 他在公元前５１２ 年回答吴王能不能立即大举伐楚的提问时， 鲜明地表示， 当时条件不成熟， 时机未到来， 还必须创造条件， 转变强弱， 等待时机， 联合与国。
后来， 伐楚之战按他的卓见推迟了六年， 果然赢得了胜利。中国的军事家十分重视奇谋良策的制定， 在中国战史上确也涌现出无数惊天地、 泣鬼神的战略决策。 诸如孙膑减灶杀庞涓， 田单火牛阵破燕军， 陈平六出奇计， 诸葛亮隆中决策， 韩信料项羽， 郭嘉论曹操， 李泌两军系四将， 朱元璋先陈后破张……， 这许许多多的英明决策无不表现出他们的天才预见， 这些预见在战争中所产生的威力真可谓算不失筹， 计无遗策。 在这里， 我们只须分析一个不太知名的史例就可看出决胜料势的重要意义和巨大作用了。西汉建立之初， 淮南王英布起兵反汉。 当时， 将领们都主张立即发兵平叛。 只有一位原来楚国的令尹薛公发表了不同的意见， 并且准确地预测英布可能作出的战略决策只是一种不足为虑的下策。 他判断说： 如果英布采取“ 东取吴， 西取楚， 并齐取鲁， 传檄燕赵， 固守其所” 的方针， 对英布来说， 将是最有利的上策， 那么， 太行山以东将成为英布的天下； 如果英布采取“ 东取吴， 西取楚， 并韩取魏， 据敖仓之粟， 塞成皋之口” 的方针， 那么对他来说将是利害参半的中策， 谁胜谁负就还有一番较量； 如果英布采取“ 东取吴， 西取下蔡， 归重 （辎重） 于越， 身归长沙” 的方针， 对英布则是最为不利的下策。 薛公最后判断， 英布出身囚徒， 目光短浅， 定将实行下策。 后来战争的发展， 完全如薛公所料， 汉军很快平定了叛乱。古往今来的战略家们之所以能驾驭战争， 稳操胜算， 最重要的就是因为他们全局在胸， 头脑清醒， 紧紧抓住战略枢纽， 决不旁骛。 所以， 孙子告诫指导战争的人们： “ 途有所不由， 军有所不击， 城有所不攻， 地有所不争。” （《九变》）“ 有所” 也者， 就是从局部看来： 途虽可由而不由， 军虽可击而不击， 城虽可攻而不攻， 地虽可争而不争， 一切服从于战略目标的夺取， 服从于战略枢纽的把握， 服从于整个军事战略的全局， 这便是战略指挥的核心问题， 明乎此， 我们才能更深刻地理解孙子谋深虑远的先胜论的真谛。
清代官衔称呼中，兼管、行走、署理、分发、加衔具体代表什么？
清代官员的官衔中，蕴含了深厚的学问。比如“大学士加太师、太傅衔”、“大学士兼管户部事务”、“礼部侍郎军机处行走”、“总督兼巡抚事”、“署理湖北巡抚”等。这些官衔从字面上看似乎不难懂，但这些所谓的“兼管”、“行走”、“署理”却很有讲究。
清代官员的任命形式主要由三种。首先是特授，就是由皇帝亲自选任，这一般都限于高级官员，再就是受皇帝特派的钦差大臣、出国使臣、一些重要的榷关监督等。特授官可不受原来资格或有关条规的限制。
其次是“开列具题”，通常京官自大学士各部院堂官、外官督抚布按，以及府寺院丞、卿、少卿，各省学政，若干重要道府官由军机大臣开列资格相当者的姓名、履历，请旨定夺。
再就是铨选，指开列以外的小京官和道府以下官。铨选门类繁多，有即选，立即选用；正选，按例以正班选用；插选，插入正班中选用；并选，并入其他班次选用等等。在选任官员中，也有在京大员和封疆大吏的保举，它们多无定制，根据需要而定，不过这也要经过吏部和皇帝的认可。
清代任官，不论铨选或保举，官员领取官凭赴任前，吏部等衙门还得就任官条件逐一加以审核。也就是考察官员的身家。在当时，士为四民之首，必须要身家清白，才能为人表率。经过吏部的层层考核合格者方能上任。
由于清政府机构有的属于定制，有的只是暂设，名目不少。所以自任职时，也常有各种区别。
第一，管理事务。指中央某些特定部门，在主管官上，再任命高一级的管理大臣。如六部在尚书之上，命亲王、郡王或大学士兼管部务，顺天、奉天二府设兼管大臣等等。这些人都高于原衙门的最高长官，负责具体的行政事务。
第二，行走、兼充。以原官衔兼任或在另一衙门办事。如以大学士或尚书在军机处和办理各国总理衙门行走；如大学士或翰林院掌院学士兼领文渊阁事，以翰林院掌院学士或詹事府詹事兼充日讲起居注官等。行走和兼充都属于差遣性供职，所以他们的品衔都以原来官职为准。
第三，差委。据《清会典》记载：“凡钦派曰差，各衙堂官所派曰委。”皇帝派出钦差大臣惩办某项特殊使命，属于差官。这一类任职多是临时性的，一般办完事交差后即停。还有一种是出任某些特定任职的差官，如各省学政，多派进士出身的侍郎和詹翰科道等官，以原衔出任，三年差满回京供职。委派官多是各部院寺监下派往各省或在京衙门的差事，如户部派员到各省稽查钱粮的官员就属委派。
第四，分发。分发就是见习试用的意思，一般指刚刚踏入仕途的人员，包括科举中式、大挑举人、捐纳分发、督抚奏请等。分发有一定期限，待确系能胜任职务后，吏部才会实授。
第五，署理、护理。这指的是暂时代替，通常因本官接受差遣或因病等其他事故，以及当事官调遣别地，替代官还未任命，需临时委托别的官员进行署理或护理的。一般来说，署职或护理都任命同级或稍低一级的官员担任，如布政使署理巡抚事。
第六，稽察。以本职查考其他官员，像内阁和各部院，照例由各道御史稽察，宗人府派宗室御史稽察，内务府由满洲御史稽察。这些稽察官大多也是临时性的差事，完成稽察后便回到原来的任职的衙门。
第七，加衔。有的属于恩宠行的虚衔，如大学士加太师、太傅、太保；尚书加少师、少傅、少保；侍郎加太子少师、太子少傅、太子少保衔等。有的是常例性加衔，如各省总督兼兵部尚书衔、都察院右都御史，巡抚兼兵部侍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使其在辖区内行使军事和监察权。
清代的官衔制度名目繁多，种类也不尽相同，这些在原官职以外增设的职务都是在特定的环境下诞生的，大部分都具有实质意义。
《李白的意义》094||道家李白5:李白的从道经历与从政纠葛2-②
《李白的意义》094||道家李白5:李白的从道经历与从政纠葛2-②
二、李白从道与师从赵蕤
李白从道，除了上述诗歌表达，他还在行文中也有所记述：
又昔与逸人东岩子隐于岷山之阳，白巢居数年，不迹城市。养奇禽千计。呼皆就掌取食，了无惊猜。广汉太守闻而异之，诣庐亲睹，因举二以有道，并不起。此则养高忘机，不屈之迹也。
这是李白在《上安州裴长史书》中的一段“自我简介”。说自己曾与“逸人东岩子”隐居深山，构室隐栖，“巢居数年，不迹城市”。这等于说是为了学道而自绝红尘。所谓“逸人”，即是从道的高士。有人说“东岩子”就是赵蕤的号，“360百科”词条也这么说，目前还尚无定论。若“东岩子”是赵蕤，那“岷山之阳”又作何解释呢？其实也不难，就像他自称“逸人李白自峨眉而来”（《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一样，所谓“峨眉”即蜀中的代称而已，“岷山”也只是一个大的地理范围，意在让其他不熟悉的人有个感性的认知，强调从道养蓄之事是他身在蜀中之时，意在表明自己年少时即已从道，暗示其修道已久，“道行高深”。有研究者“强行”把“岷山”与现在的岷山或其他某一座山相对应，似乎又缺乏实际依据，缺少必要链条，无法建立起直接联系。
李白从“东岩子”为师，养奇禽异鸟数以千计，训练得只要招呼一声，这些鸟就会飞到他手掌上来啄食，一点也不惧怕人。这事传到广汉太守那里，太守深感惊奇，亲自到他们结巢成庐的地方去观看，看过之后，还说要举荐他们参加道科考试。结果他们没有答应。李白不趋从俗事，深居山野，暂时自绝凡尘，忘记世间机巧，旨在培养高洁的志趣。
这时，李白自觉羽翼未丰，所以婉言拒绝了广汉太守的举荐“好意”。当然，也不排除别的因素。比如，一个地方太守的官职太低，或者影响不大，无法实现李白内心想要的举荐目的，或者说李白已经意识到自己的身份问题，以现有状况，尚难成功“被举”。
所以，李白还得给自己不断地增加砝码。最好的办法就是从师。
开元四年（公元716年），赵蕤的巨著《长短经》问世，“集儒家、道家、法家、兵家、杂家和阴阳家思想之大成，是黑白杂糅之书，以谋略为经，历史为纬，记述国家兴亡、权变谋略、举荐贤能、人间善恶四大内容，又以权谋政治和知人善任两个重点为核心，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思想定论和安邦治国的主张”（据网络）。其核心是儒家思想，中心旨意是“论王霸机权，正变长短之术”，针对“时弊”立论，对“家天下”的封建君主专制提出了大胆的批评。他认为“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人之天下”。读此言，让人疑惑千年以后，孙中山“天下为公”之论即出于此。赵蕤治国安邦的主张具有强烈的现实性、鲜明的人民性和值得肯定的进步性，在人才、管理、军事等方面见解卓越，影响深远。
杨天惠《彰明逸事》说：“潼江赵蕤，任侠有气。”赵蕤被誉为唐代重要的“隐士思想家”，说他“博学韬钤，长于经世”“善为纵横学”，是“蜀中人杰”。《新唐书·艺文志》载：“赵蕤，《长短要术》（《长短经》的别名，亦称《反经》）十卷，字太宾，梓州人。开元，召之不赴。”如此名显于世，唐玄宗多次征召，他都不为所动，因而有“征君”之誉。
赵蕤著述诞生后远近闻名，李白慕名前往，“造庐以请”（《四川总志》），“太白从学岁余”（《彰明遗事》）。这事大约发生在李白十七至二十岁期间。赵蕤毫无保留地将其文韬武略、治国之术悉数授予李白。《蜀中广记》云：“赵蕤盐亭人，好学不仕，隐于梓州长平山，玄宗屡征不就，李白尝就学焉”。《广兴记》云：“蕤笃学不仕，与白为布衣之交。”据《四川通志》记载：“濯笔溪在潼州西一里，古代李白访蕤习书于此。”据今人寻踪，“梓州长平山”在今四川三台县城郊长坪山，此山有安昌岩，岩上有“赵岩洞”，因赵蕤在此作《长短经》得名。相传，当年三十多岁的赵蕤携妻穴居于此，历时四年多，最终完成了与《资治通鉴》齐名的惊世骇俗之作《长短经》。“赵岩洞”为远古猿人居住的自然巢穴，环境之恶劣可想而知。据说，在赵蕤老家与三台相邻的盐亭县，一千多年后，还能寻着李白当年师从赵蕤学术习剑的遗址。
若“东岩子”确系赵蕤，对李白的影响可谓深及骨髓、远及终生。其安帮治国之道、纵横谋略之学，以及任侠之气、隐者之风，都对李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尤其是李白提出的“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的政治抱负更是深得赵氏理论的精髓，同时大大强化了李白的自信心，“普天之下，舍我其谁”的宏阔胸襟促使李白萌生了心怀四方、书剑许明时、仗剑去国的用世理想。
李白师从赵蕤，却是亦师亦友，感情真挚深厚。在后来的追梦岁月，李白多次忆及赵蕤，并写诗寄情言志，最有名的是《淮南卧病书杯寄蜀中赵征君蕤》《赠钱征君少阳》。刚出蜀漫游，寻梦难得，即有时光流逝、功业未竟之感，随怀恩师故人：“故人不可见，幽梦谁与适？寄书西飞鸿，赠尔慰离析。”（《淮南卧病书杯寄蜀中赵征君蕤》）故人远隔，孤梦犹忆，托书于飞鸿，以表深切怀念。多年以后又言，“如逢渭川猎，犹可帝王师”（《赠钱征君少阳》），虽两鬓如丝，仍以姜尚自喻，壮心犹在，猛志长存。
此后，李白曾巧遇益州大都督长史苏颋，他呈上自己的诗文，就赢得了苏长史的充分肯定：“此子天才英丽，下笔不休，虽风力未成，且见专车之骨。若广之以学，可以如比肩也。”（《上安州裴长史书》）这是李白的转述，也并非空穴来风。苏颋知晓赵蕤的高风亮节后感叹道：“白与赵蕤为蜀中二杰。”后来又向唐玄宗写了《荐西蜀人才疏》，其中赞曰：“赵蕤术数，李白文章。”唐玄宗读了赵蕤的《长短经》后，即下诏召赵蕤入京，却被赵蕤婉言谢绝，赵蕤因有“征君”之称。赵蕤夫妇在长坪山的这个原始山洞一隐就是五十年。
赵蕤的理论核心是儒家的用世思想，但其行事风格却是道家之特质，有纵横之风，其治国安民之术为李白所接纳，并执守一生。“（蕤）亦节士，任侠有气”，其道家风范为李白传承，“性倜傥，好纵横术……才调逸迈……少任侠，不事产业”（刘全白《唐故翰林学士李君碣记》），“功成身退”的崇高理想里就有赵蕤《长短经》理论的影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