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主张：孔子说仁，孟子讲义，那么，仁与义有哪些不同呢？
我们知道“仁义”是儒家的主流主张，儒家的很多学说都是围绕着这两个字来展开思考的，但其实仁义讲的是两个方面，它们在本质上的意义并不相同，解决的问题自然也不尽相同。
从儒家的历史来看，“仁”更多的是孔子的主张和学说，也是孔子发扬儒家体系的根本，而“义”则是孟子的主要主张，是孟子在继承孔子之后的儒家学说的根本，这两者结合起来才是完整的儒家的仁学体系和道德体系。
那么，“仁与义”又有哪些不同的地方呢？它们分别解决的又是哪些问题呢？为什么说，单讲“仁”或者单讲“义”都不足以建设完整的儒家体系呢？这些问题我们要从儒家的根本思想方面来进行分析。
本篇文章，我们就来看一下“仁”与“义”的各自含义，看一看这两个方面的体系是如何构建的，儒家又是如何通过这两种体系来继承和发扬他们的思想的？
首先，“仁”学体系主要是由孔子构建的，大概分为三个部分，一个是人际关系的基础，也就是孔子常说的亲亲之爱，是一种父母，兄弟，宗族之间的基础的爱，这些情感大多数都是源自于人之常情，比如说晚辈对长辈的尊敬和孝顺，同辈之间的相互扶持，宗族之间的相互帮助等等，这些大多数是因为血缘关系而萌生的一种天生的情感，而这些情感也是人们搭建人际关系的基础。
所以，孔子以种自然而然的情感为基础，提出了亲亲之爱的学说，希望人们能够将自身与他人之间的关系搭建，类比于自身与亲人之间的关系，如此也就搭建了不同家族之间的关系，如果家族与家族之间能够如同亲人一般和平共处，那么，所有的人际关系其实也都成为了网络中的一部分，人们达到和平共处的境界就有了根基。
其次则是“忠恕之道”，忠恕之道，讲的是为人处世的两个方面，“忠”指的是要让自己能够在天下立足，并且在自己有余力的情况下，也要帮助他人在天下立足。
“恕”指的则是约束自己的行为方式，核心点在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己不想做的事情，也绝不强加在别人身上，如此在搭建完人际关系之后，人们又能通过合理的方式来约束自身的行为，并凭借自身的能力为所搭建的人际关系网络做贡献，那么就巩固了关系网络的成型和发展。
最后是“恻隐之心”，恻隐之心并不是由孔子提出来的，是由孟子提出并发展的，在孟子的认知当中，恻隐之心是一种人们天生所拥有的行为意识，简单点来讲，就是于心不忍，比如说，一个婴儿马上就要掉进井里了，想必几乎所有路过的人，都会伸以援手，这就是一种于心不忍，不忍心看到一个无辜的孩子落水而亡，所以，产生了同情和怜悯，进而出手相助。这就是孔子仁学体系的构建和发展。
究其本源，孔子的仁学体系，其实就是一种爱的体系，通过人的自身情感，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构建，来搭建一种和平的稳定的网络，然后，通过人与人之间的情感来约束行为，所以，其实到了孟子提出恻隐之心之后，孔子所搭建的仁学体系也就完整了，只不过，“仁学”体系的完整实际上并不能保证儒家学说没有任何漏洞和缺陷。
因为单纯的讲“仁”和讲“爱”是不够全面的，也是不能够解决问题的。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并不仅仅只有爱，有爱就会有恨，也并不仅仅只有“有生”，有生还会有杀，所以，让世界充满爱的想法虽好，但是做起来却是相当的困难。
尤其是在孔子、孟子等人所生活的春秋战国时代，天下本身就礼崩乐坏，利益至上已经渐渐地成为了人们生存的基础，在这样的情况下，让所有人放弃利益的争夺，去讲究虚无缥缈的爱，这本身就是极其困难的。
孟子也说过，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杀人者也，意思就是说当今天下各国的君主，几乎没有一个是不喜欢杀人的，而且他们不仅喜欢杀人，更是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也就是说，在战争的过程中，几乎是浮尸遍地，在这样的时候，一个劲的讲什么情啊爱呀的，难道不是很滑稽的事情吗？
虽然在后世中，孟子也曾经指出过“仁者无敌”，而且或许仁者真的能够无敌，但是，这却有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在天下所有的人都讲究爱的前提下，“忍=仁”者才是无敌的，在当时那个礼崩乐坏的时代里，“仁和爱”并不管用。
那么，既然孔子构建的仁学体系并不能在当时使用，儒家学说又要继续继承和发扬，就必须构建另一种体系，而这也就是以孟子为主的道德体系。
我们上面说的，在战争频发的春秋战国时代里，光讲爱是绝对不行的，同时，虽然讲爱不行，但是也不能讲恨，更不能提战场杀戮，虽然如此，人们又不得不面对现实，面对杀戮不可避免的现实。
如此一来，也就会产生两个矛盾，一个是爱与恨的矛盾，另一个则是生与杀的矛盾，如果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儒家所谓的仁学体系其实就是一种空想。所以，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孟子提出了义的概念，也是孟子建立的道德体系的根本核心。
孟子认为，无论是爱和恨，还是生和杀都需要区别对待，首先，不能大开杀戒，滥杀无辜，其次，是在不得不杀的时候，也需要有恻隐之心，比如说，将功补过、念及旧情等等，当然，在一个人真的罪该万死，已经威胁到诸多人的生命安全时，也可以心安理得的去杀。
也就是说，在孟子的观点当中，“杀”不是不可以的，但是，“杀”也要秉承原则，那就是不乱杀、不虐杀、只杀该杀。所以，在孟子道德体系里面的关键就是该不该的问题。一个人是该杀，还是不该杀？该定罪还是不该定罪？又要以什么一样的标准去给他定罪，以什么样的标准来定义该不该的问题？而这个标准就是孟子提出的义。
其实，“义”这个字本身就有该杀的意思，这个字最基本的含义有两个，一个是威仪的仪，另一个则是适宜的宜。对于威仪的“仪”，它原来的书写形式就是“义”，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单人旁是后来加上去的，在此之前，它的字形是一个人头上有羊角，手中有武器，表现一个人的形象是威风八面的。
在许慎的《说文解字》当中就曾经说过，“义”是“己之威仪”的意思，同时也表示，一个人应该去战斗。而适宜的宜，它的字形是一块肉放在砧板上，为什么是一块肉放在砧板上呢？其实代表的意思就是可以杀，应该杀，所以，在文字学家容庚先生、唐兰先生，文化学家庞朴先生的解释当中，他们都认为，“义”其实就是有该杀的意思的，只不过当义组词适宜的时候，代表的杀气不见了。
所以，无论是威仪还是适宜，其实，潜在的含义当中都有该杀的意思，在很多时候，“义”这个字本身也有一种与生相反的意思，比我们看到的大义灭亲、见义勇为、义无反顾，再比如舍生取义等，其中的“义”都有赴死的含义，而这里的“义”，也绝不可能代替成“仁”字，所以，孟子讲义其实是综合了儒家学术与现实社会的矛盾。
我们上面提到过，儒家学说在构建仁学体系时，与现实社会是有冲突的，毕竟在仁学体系中，讲究的是一种单纯的爱，是一种理想化的人际关系构建，但在现实社会当中，人与人之间不仅有爱的关系，同时也有复杂的利益关系，不可能像“仁学体系”中所说的那么纯粹和完美。
在“仁学体系”中要求的自我约束，很多时候也达不到，哪怕是最简单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并非是所有“仁”都能够做到的，因此，儒家的仁学体系与现实社会是有矛盾的，它要求避免杀戮，但现实社会却不可能避免杀戮。
所以，孟子在仁学的基础上提出了议，告诉人们，讲究“仁”也并非是要完全的避免杀戮，而是要做到不要滥杀无辜。也就是说，滥杀无辜是不仁，该杀不杀是不义，作为一个人来讲，不仁不义都是不可取的。
所以说，“义”的提出其实解决了爱与恨、生与杀的矛盾，同时也赋予了道德批判性。在很多时候，古代先贤们的言论都是有两个不同的方面的，他们也都是通过一正一反来解释事物的发展的。
比如说，孔子曾说，不可与言的时候，如果与之言就叫作失言，是一种言而无信的行为；同时孔子也说过，可与言的时候，不与之言，这叫作失人，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因此，失人和失言都是不对的，这从两个方面解释了人们在消息传递的时候所要尊重的原则。
再比如，所谓的以德报怨，其实也并不仅只有这一个层面，在以德报怨之后还有一句何以报德，所以，我们读书的时候必须要读全，不能只读一半，否则也会曲解先贤们的意思。
因此，“仁与义”其实是讲究的两个不同的方面，“仁”解决的是能不能的问题，也就是说，作为人，能不能爱别人？能不能恨别人？提供的是人心灵最安稳的住所，而“义”解决的是该不该的问题，一个人该不该爱？一个人到底该不该杀？所提供的是人行为最为正确的路径。
更加通俗点来讲就是，做人要做一个好人，这就是“仁”；而走道要走正道，这就是“义”。仁与义一个讲究的是人自然的思想，在做人方面的选择和达到的标准，一个则是对于人们行为的规范以及为人处世的标准。
作为孔子来讲，他更加的偏重“仁”，所以，仁学体系的构建更多的是孔子的功劳，他也曾经说过，只有那些仁人，才能够真正地做到爱恨分明，所谓：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而孟子则更加的偏重义，他认为，爱那些应该爱的就是仁，恨那些应该恨的就是义，无论是爱还是恨，在能不能的基础上还要讲究该不该。
一个人能爱却不爱，这是不仁，一个人该恨却不恨，叫做不义，而无论是不仁、还是不义，如果要做一个好人就必须都要避免。所以，仁和义虽然分别指代两个不同的方面，孔子和孟子也都各自有自己的偏重。
我们以后来人的角度来看，仁和义无论是哪一个方面都是非常重要的，也都是不应该有失偏颇的。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知，孔子所构建的仁学体系中的关键词是“能”，而孟子所构建的道德体系中的关键词则是“该”，能不能有思想问题、有境界问题、有水平问题、有能力问题，这其实应该成为人的一种追求，试问哪个人不希望社会充满爱呢？哪个人不希望四海之内皆兄弟呢？
如果人人都能够对每一件事情报之以善意，都能够对其他的人充满关怀和帮助，那么，这个世界上的人际关系必然会变得更加的稳定和谐，也不会再发生一些本不该发生的意外，社会必然会更加美好。
但是，我们从现在的事实来看，这样的社会还未能够达成，无论是孔子、孟子的那个时代也好，还是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时代也好，我们实际上都在为四海之内皆兄弟的美好未来奋斗。
所以说，孔子构建的仁学体系，虽然理论上完整了，但它与现实还是有着不可调和的裂痕，而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弥补这个裂痕，将孔子的理论完美变成实际完美，因此，我们说“仁”其实是一种境界的追求，是一种理想，一种目标。
而孟子的“义”则是一种行为的准则，就是说，人们在做事的时候，必须要遵守的东西，其实，达到义的准则是追求人的境界的基础，我们只有做到了爱憎分明，知道了该与不该的标准，那么，才能够更好地约束自己的行为，对于不该做的事情绝不去做，对于该做的事情也要认真而完美的做好。
如果所有的人都能够达到这样的标准，都不去做不该做的事情，都将该做的事情做好，那么整个社会其实也就会变得相对完美，当完美到一定的程度，其实也就达到了孔子要求的仁学体系的标准，如此一来，梦想不也就变成现实了吗？
所以说，孔子和孟子所提出的仁义都是对现实社会有实际的意义和价值的，它们一个是准则，一个是理想，而要实现理想，就必须要尊重准则。
也就是说，用孟子的义去弥补了孔子仁当中的缺陷，或者说，用孟子的义为实现孔子人的理想铺路，总之，无论如何，都是希望社会能够变得更加的和谐安定，变得更加的完美，希望现实社会能够达到一种和平稳定的境界，不再像当时那样兵荒马乱，战争频发。
只不过，无论是孔子的“仁”还是孟子的“义”，在当时的社会里，实现起来都比较的困难，毕竟当人们习惯了为利益去争夺的时候，就很难静下心来去用爱构建人际关系了，也很难停下来思考一下自己所要遵守的准则是什么
每日一诗：位卑未敢忘忧国，事定犹须待阖棺
病起：病愈。
病骨：指多病瘦损的身躯。
支离：憔悴，衰惫。
纱帽：纱制官帽。
江干：江边，江岸。
阖棺：盖棺。
陆游诗词文俱佳，兼具李白的雄奇奔放与杜甫的沉郁悲凉。有《剑南诗稿》《渭南文集》《老学庵笔记》及《南唐书》等。
《病起书怀》写于淳熙三年（1176年）。当时，诗人被免去参议官，住在成都西南的浣花村。一病多天，病好后，诗人写了两首诗记述病中感怀，这是其中的一首。
首联“病骨支离纱帽宽，孤臣万里客江干”破题。“纱帽宽”，一语双关，既实写生病后形销骨立，故而感到官帽宽松。同时，也暗含被贬官之意。“支离”,既形容病后身体虚弱、骨头像散架似的，也隐喻被贬后支离破碎的心绪。
这一年，诗人已52岁。有报国之志却壮志难酬，只能远离庙堂，孤居江湖。一个“孤”字，写照了诗人因抗金主张不被当权者接受的无奈。一个“客”字，写尽了远离家乡的贬官之人的凄凉。
颔联的“位卑未敢忘忧国”是全诗的亮点，也是流传千古的名句。它是诗人的自我勉励，也是诗人一生的写照。清代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与陆游的这一句意思一样，其中饱含的爱国情怀和忧患意识，激励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颔联下句意思是说，一个人的是非功过盖棺方能定论。言语间有不甘，有期盼，有郁愤。而这些复杂的感情，都是以为诗人忧国忧民的赤子之心。
在《书愤》一诗中，诗人写到“出师一表真名世”。这首诗的尾联再次祭出《出师表》：“出师一表通今古，夜半挑灯更细看。”“更”，说明同样的场景不止一次出现。诗人以“受命于危难”的诸葛亮自况，希望能为北定中原出力。反复提及《出师表》，也是借刘备与诸葛亮的故事抒发胸中沟壑。刘备三顾茅庐，延请诸葛亮出山，当朝者却不能慧眼识英雄，致使诗人怀才不遇。
爱国忧民是陆游诗歌重要的写作题材，这首诗通过对自身遭遇的叙写,表达了诗人渴望建功立业的宿愿。诗歌语言精炼自然，畅晓易懂，风格雄健，兼具李白之奔放与杜甫之沉郁。他的爱国诗，影响了南宋及后代诗人。
鸣谢：屈雅红（专栏作家 大学教授）
书法：中国书协会员、文史馆员、博导
刘建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