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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之风风流在何处？从曹丕行事风格来窥探一二
西晋大臣傅玄曾在一封上书里写了句话来概括汉末魏初时的风气：
近者魏武好法术，而天下贵刑名；魏文慕通达，而天下则贱守节。其后纲维不摄，而虚无放诞之论盈于朝野，使天下无复清议，而亡秦之病复发于今。
傅玄称曹丕“慕通达”的行为令天下人都变得不爱守节，致使伦理纲常遭到破坏。
曹丕
宋朝人也有类似的评价：
然则放旷之风，魏文实倡之。程子谓：东汉之士，知名节而不知节之以礼，遂至苦节。苦节既极，故魏、晋之士变而为旷荡。
这段话显然要更加客观。虽然放旷之风确是由曹丕所倡导，但东汉人对名节的重视到了一种变态的地步，足以称之为“苦节”，而正是因为对“苦节”的反感，才使得魏晋名士们走向了与之相反的另一条路。
首先曹丕的“通达”表现在哪些方面呢？除了学驴叫，给马挂骷髅这种行为艺术之外，曹丕经常语出惊人，他在为自己选定墓地后发了道诏书，其中有这样两句话：
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亦无不掘之墓也。
曹丕作为曹魏的开国皇帝，却认为国家都是会灭亡的，坟墓也都是会被挖掘的，并以汉末的状况作为例证。毫无疑问，曹丕这两句话是与礼教相违背的大实话。
曾有算命先生说曹丕可以活到八十岁，结果他在四十岁的时候就病入膏肓，于是在死前打趣地说原来对方是把昼夜一起算了。无独有偶，孙吴的开国皇帝孙权也曾让人占卜自己的政权能存在多少年，得到了五十八年的回答，而他却对结果表示满意，认为子孙后代的事自己管不了。
孙权
汉末的战乱和瘟疫使当时的人陷入了一种朝生夕死的状态，例如建安二十二年（217）的瘟疫一口气让建安七子里尚在人世的五个人同时离世。这件事对曹丕的触动极大，他在和朋友的书信中怀念同这些人的交往，并担心其他朋友或自己也可能突然离世。所以对自己壮年去世这件事，曹丕多少是有点心理准备的。孙权的几个兄弟更是只活了二十多岁就早早离世，两人在这种特殊的末世环境下也产生了看淡王朝兴替，不计子孙福祚的超脱心态。
曹丕还在这封信中写道“观古今文人，类不护细行，鲜能以名节自立”，认为文人能够不拘小节更为可贵，而名节并不能用来自立。他曾在文章里写下这样的语句：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
认为人的寿命是有限的，荣华享乐都只是一时的，只有文章可以永远流传后世，是不朽之盛事，和当时重经学轻文学的价值取向迥然相异。
曹丕曾在宴会时问大臣如果只有一粒药时应该救父亲还是君王，被邴原怒怼说救父亲，但曹丕丝毫没有介意。大概曹丕出这个问题，本来也是想为难尊奉礼教的君子士大夫们，欣赏他们左右不安的样子。
投降被俘的于禁回国后，曹丕对其好言相劝，却又转头将其投降场面进行侮辱，令于禁羞愧而死。要是于禁无耻到底，对自己投降的事毫不介意，甚至编出一套实用主义的说辞来，可能曹丕反而还会感到满意。
于禁
曹丕的行事风格并不是凭空产生的，所谓东汉“苦节”的风气来源于察举选官的制度，想要做官就必须拥有良好的名声。而博取名声的方式越往后越匪夷所思，二十四孝里仅东汉人就占了三分之一，造成了伪君子遍地的情形。
虽然东汉朝廷这样重视名教，这帮由察举制精挑细选出的“君子”们却没能挽救世道，朝堂之上依旧朽木为官，政权也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崩溃，这不得不令世人对名教本身产生了怀疑。如果尊奉名教的就是君子，那为何还会世风日下？
当日子越过越差的时候，再满口理想主义仁义道德，只会让更多的人否定理想和道德。务实的人早就意识到了其中的问题，例如曹操提出的“唯才是举”便是想要否定这种以名声为先的选官标准。
对于汉末丧乱之后出生的曹丕而言，东汉所重视的名教对其没有任何吸引力和说服力，他从小所接触和了解的就是名教崩溃后的人间地狱，因而对于名教所构建的一切事物只会感到虚无缥缈，甚至怀疑其本质。
例如汉魏禅让前大臣皇帝组织了多次劝进，曹丕则故作姿态地拒绝，大臣把曹丕吹捧成古往今来最谦虚谨慎的人，而曹丕则装成忠臣的样子，直到禅让结束后，曹丕说了句“尧舜之事，吾知之矣”。在曹丕看来，经籍中那些诚心禅让的君主和虚心受位的继承者们所经历的事不过跟汉献帝和自己经历的一样，自己明明干的是卑鄙无耻的行径，包装一下就是仁德典范。
尧舜之事，吾知之矣
而这在那个时代却成了标准模式。曹操在杀伏皇后时，让尚书令华歆带兵前去抓捕，把伏皇后从墙壁暗格中拖了出来并带走，汉献帝对御史大夫郗虑说天下怎么会有这样的事。而郗虑在之前也曾作为曹操的帮手陷害了孔融。孔融则在曹丕娶了袁绍的儿媳甄氏后称武王伐纣后把妲己赐给了周公，理由是用现在的事来揣摩，过去自然也是这样，看上去与曹丕说的话倒有异曲同工之处，内里却完全不同，孔融讽刺的是曹操父子破坏礼教，曹丕讽刺的则是礼教本身。
曹操杀孔融的理由是孔融不遵礼仪，否定礼教，而真正破坏礼教的曹操、郗虑、华歆、曹丕等人却坐在朝堂上代表着礼教。这时候如果再信奉礼教，那不是书呆子就是伪君子了。因而当察举制走向衰落，九品中正成为最重要的选官标准之后，士人们自然就把长久以来对礼教的不满都发泄了出来。
孔融
礼教于是成了个专门的靶子，务实的人骂它，务虚的人也骂它，出身好的人骂它，出身差的人还骂它，淳朴的人骂它，浮华的人同样骂它，只有当权者们在维护它。而当权者又是什么人呢？是曹操父子，是司马昭父子，是华歆、钟会这些人。
孔融讥讽曹操被杀，嵇康在家里打铁也被杀，罪名还都是不孝。想要当个忠臣，或者只是想谨守个人本分，最后却被定性为不遵孝道，所谓的礼教完完全全成了皇帝权臣们杀人用的工具，王朝赖以为本的思想纲领已然名存实亡。
在这种失去精神依托的后末世环境里所成长起来的一些人深知名教的虚伪，视旧的道德观为粪土，但又不敢公开反对名教，因而围绕着清谈玄虚建立起了一套崇尚自然无为的价值体系，寻求精神超脱。这种价值体系自然是消极虚无，经不起推敲，只能起到负面作用的，但也在特定环境下使某些人成功逃避现实并麻痹自我，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主导了当时的思想界。
但自我麻痹永远不会成为解决问题的出路，因为问题不会和人一起被麻痹掉。所以当本该肃清世道的上层官僚们也崇尚玄学之后，政权便直接从根里烂掉了。因而虽然魏晋名士们的玄学思想由来有因，但毫无疑问把政权和自己都拖入了更进一步的深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