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建“一带一路”：源自中国，成果和机遇属于世界
10年来，共建“一带一路”相关内容纳入了中国共产党党章，其理念还被写入联合国、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机制的成果文件。“六廊六路多国多港”的互联互通架构基本形成。雅万高铁的建成通车标志着中国高铁首次全系统、全要素、全产业链在海外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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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习近平主席开创性地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启动了中国新时代以来最宏大的对外合作框架。10年来，共建“一带一路”相关内容纳入了中国共产党党章，其理念还被写入联合国、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机制的成果文件。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共建“一带一路”逐渐成为顺应时代潮流的最广泛的国际合作平台，蹄疾步稳地取得了一系列实打实、沉甸甸的成就，有效促进了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兴市场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以及更具普惠性的全球化进程。
共建“一带一路”10年来的突出成就
地理范围广。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没有囿于古丝路上的60多个合作伙伴。10年来，我国与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了230多份相关合作文件，覆盖了超过80%的对华建交国，连接了欧亚非绝大多数古文明国家，遍布亚洲、欧洲、非洲、拉丁美洲和大洋洲以及联合国、东盟、非盟等主要国际组织。其中，全球南方国家和地区成为共建“一带一路”的主要参与者，联合国发展机构更是在2017年认可它为21世纪南南合作的一部分。
合作领域多。共建“一带一路”10年来一体推进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六廊六路多国多港”的互联互通架构基本形成，瓜达尔港、中老铁路、蒙内铁路、比雷埃夫斯港等标志性项目都已成为东道国的民族骄傲。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塔吉克斯坦等“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更是将落成的“中国制造”项目的形象印在本国纸币上，作为国家复兴的象征予以发行流通。
合作程度深。10年来，中国主动对照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持续增强贸易自由化便利化。通过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中国关于服务贸易的开放承诺达到已有自贸协定的最高水平，为共建“一带一路”提供了新的助力。高铁等基础设施的“硬联通”为拉动规则“软联通”提供了重要载体。不少合作项目采用了全套的中国标准，实现从融资、设计、装备采购、施工和运营全流程中国化。雅万高铁的建成通车标志着中国高铁首次全系统、全要素、全产业链在海外落地。
机制建设实。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积极建制、改制，在贸易畅通层面，中国创办以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为代表的合作平台，并且同“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在能源、税收征管等领域设立合作机制。在资金融通层面，中国主导创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发起丝路基金等多个融资平台，同多国建立双边本币互换安排、人民币清算安排，逐步建立起多元化投融资体系。在民心相通层面，中国在文化旅游、教育交流、媒体和智库合作等领域均建立了机制化联系。在本届高峰论坛上，习近平主席更是宣布了中国支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八项行动，包括成立高峰论坛秘书处、建立“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等举措，将推动机制建设更上一层楼。
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深远意义
加强本国区域协同发展，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中欧班列运营12年来，累计开行7.7万列，沟通欧洲25个国家和地区217个城市，贸易额达3400多亿美元。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开辟6年多来，货物运输品类有980多种，物流网络覆盖国内18个省份、68个城市，通达全球120个国家和地区的473个港口。这些旗舰项目均起到了显著的辐射带动作用，使我国一度闭塞的中西部地区一跃成为开放前沿。未来，互联互通立体网络的构建将为东中西协调发展释放新的潜能。
对接共建国家发展战略，引导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更加合理分布。中国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健全的工业体系、全球最大规模制造业等独特优势，一直是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成功的实力基础。习近平主席此番呼吁“经济发展快一些的国家，要拉一把暂时走在后面的伙伴”，再次展现了中国不让任何一国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掉队的初心。在非洲等发展中国家，中国通过海外工业园、经贸合作区等形式带动当地产业、技术、劳工技能、就业发展，推动了双方发展阶段的梯次衔接，改善了伙伴国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弱势地位。未来，“丝路电商”合作先行区等将为共建国融入世界经济潮流贡献新的机遇。
接轨联合国2030议程，推动全球南方更好实现减贫发展。10年来，共建“一带一路”通过两大机制推动全球减贫进程。一种是推动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合作，系统性改善共建国家和地区的社会经济环境。另一种是对重点群体、重点领域精准施策与帮扶，建设“小而美”的民生工程，改善当地农业、温饱、卫生、抗疫、教育等状况，显著提升伙伴国民众获得感、幸福感。据世界银行研究报告，共建“一带一路”将使相关国家760万人摆脱极端贫困、3200万人摆脱中度贫困。未来，更多的“小而美”民生项目落地生根，将为伙伴国民众带来新的希望。
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共建“一带一路”是我们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嵌入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开放包容、公平正义、和谐共处、多元互鉴、团结协作等理念，具体表现为共商共建共享全过程，实现了程序正义与结果正义的有机结合。它为国际关系民主化树立典范，使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平正义的方向调整。未来，“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机制将更加完善，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提供新的保障。
10年来，共建“一带一路”始终聚焦人类共同发展这一最大公约数，以供给创造需求，使得经济全球化进程更有活力、更加包容和更可持续。而今，共建“一带一路”正在昂扬奋进，奔向下一个金色十年。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卓振伟 来源：中国青年报
来源：中国青年报
中国古代文章学中的“文势”
作者：方笑一（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在中国古代文章学中，“文势”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术语，它凸显了中国文章学的本土化特色，而很难用西方文学理论的概念来比附或阐发。弄清“文势”之说的来龙去脉，有助于理解古人的文章批评视角，从而深入认识中国文章学。
以“势”论文的缘起
魏晋时代的文论著作如曹丕的《典论·论文》、挚虞的《文章流别论》、陆机的《文赋》等，都没有对“势”作专门的论述。刘勰《文心雕龙》则有《定势》篇，被认为是古代文论中最早探讨“势”的专论。然而，刘勰采用的是比喻的办法，描述性地呈现“势”在文学作品中的面貌。刘勰所言之“势”，与文体有关。因为“即体成势”“体势”云云，无不标示出“体”与“势”的关系，进一步看，就是“体”对“势”起着规定性的作用，“势”不能脱离文体。同时，势不是人为硬造的，而要顺乎自然。这从刘勰使用的比喻可以看出来，而“自然之趣”“自转”“自安”等说法，说明势应该追求自然而然的境界。这两点又是互相关联的。各种文体功能不同，也就各有其势，写作某种文体时，应该顺乎其势，而不应“讹势”。
《定势》篇中，每种文体都规定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就好比彩色织锦虽有五色，但“各以本采为地”。大多数学者认为《定势》之“势”应指“文体风格”。刘勰之后，“势”成为中国古代文论中常见的范畴，如旧题王昌龄撰《诗格》指出“诗有十七势”，皎然《诗式》开首即有“明势”条，但他们所说的“势”，都属于诗论中的范畴，内涵与《文心雕龙·定势》之势也不尽相同。如《诗式·明势》自注曰：“文体开阖作用之势。”这里的“势”，显然不是指风格，而是指一种气势。这说明，“势”这个范畴的内涵，在文论史上不断发生着变化。
南宋文章学中的“文势”“笔势”和“语势”
南宋时代，批评家们开始系统总结文章理论。这种总结，最先是通过古文评点展开的。南宋吕祖谦在《古文关键》的《总论》中提出“看文字法”应首先注意的四点：“第一看大概主张，第二看文势规模，第三看纲目关键，第四看警策句法。”“大概主张”指文章立意，“纲目关键”据吕氏自己表述，包括“首尾相应”、“铺叙次第”、“抑扬开合”，则大致相当于文章的间架结构。而“警策句法”则着眼于“下字下句”等问题，显然看的是文章的语言。唯独第二条“文势规模”，很难用现代的理论话语来表述。
吕祖谦同样没有对“文势”下定义，也未对它细加阐说，我们只能通过他对古文的具体评说来看文势之指向。《古文关键》用“文势”一次评文共有两处，一是评苏轼《秦始皇扶苏》“不特文势雄健，议论亦至当”，二是评曾巩《送赵宏序》“句虽少，意极多，文势曲折，极有味，峻洁有力”。这里的“雄健”当然可以看作文章的风格，但已经不是一种文体风格了。而如将“曲折”也视作一种风格则显得勉强。从上下文看，这里的“曲折”应该说的是不一下子将文意吐尽，而是转好几个弯子将文意一点点透露出来。这也不能算是一种文体风格，而是指行文的态势。行文的态势由文章的内容决定，但最终落实于句子的安排和字词的调遣。当然，它又不等于所谓的“下字下句”，而是在句与句、字词与字词组合中体现出来的一种态势。
南宋时期另一部古文选本、楼昉的《崇古文诀》有助于我们确定“文势”的含义。该书有三处运用了“文势”一词，评曾巩《移沧州过阙上殿奏疏》“看他布置、开阖、文势，次求其叙事、措词之法，而一篇大意所以详于归美，乃所以切于警戒，不可专以归美观”。评李清臣《议兵策上》“文势纵横，变态百出，可喜可愕，深于兵书者也”。评张耒《论法下》“议论好，文势委蛇曲折，用字尤工”。我们大致可以判定，“文势”不同于文章结构（“布置”），不同于开头结尾的方法（“开阖”），也不是指具体的叙事、措词、用字之法，而是指纵横变化、委婉曲折等行文的态势。楼昉有时将“文势”称为“笔势”。如评苏辙《上枢密韩太尉书》“胸臆之谈，笔势规摹从司马子长《自叙》中来”。这里所讲的“笔势规摹”，就是吕祖谦所谓“文势规模”，而“纵横”是指老苏的文势有战国纵横家的习气，行文善于变化和照应。
南宋朱熹校勘韩文，文章中字句各本有歧异，或疑文中有脱字、衍字等，进行“理校”时，也时常根据文章的“文势”“语势”来判断。在这个意义上，两个词可以互相交换使用。韩愈《施先生墓铭》云“或留或迁，凡十九年不离太学”，朱熹云：“方云：杭本无‘凡’下八字，今按上文已云在‘太学者十九年’，则此八字诚为重复，然欲去之则‘或留或迁’语势未尽，又不知公意果如何？今亦论而阙之，不敢定其去留也。”朱熹按语相当于校勘的“校记”。他所说的“文势”绝不是指文章风格，而是行文的态势，据“文势”可以在不同版本间的文字差异中作出抉择：某几个字是否衍字，某本是否有脱文。朱熹不仅仅将“文势”看作校勘的依据，在讨论儒家经典时，他也经常观察文势，对之特别看重。如《朱子语类》卷十云：“读书须看他文势语脉。”同书卷七八云：“东坡《书解》却好，他看得文势好。”他自己在评论经典时亦屡次提及文势。
“文势”之内涵
“文势”指行文的态势，具体到文章批评上，文势被认为体现在文章行文的以下三种姿态上。
首先是曲折。上文曾提到吕祖谦“文势曲折”的说法，曲折是评点家眼中一种常见的文势。晚清王葆心在其《古文辞通义》中有专论“文势之平缓与转折”的部分，他说：“转折者平缓之对，欲药平缓须明转折。”可见他推崇的是“转折”的文势。他进一步指出：“所谓转者，有一意转折法、多意转折法，皆转之善也。但一意转折易，意多事杂，转折难。转多而碎，无法以束之，则转之弊也。有其善而无其弊，与所谓新其间架者，皆可以药平缓之病也。”在古文大家中，欧阳修和王安石二人的文势比较曲折，文势的曲折与否，当根据内容而定，作家的创作风格当然也是重要的决定因素，一般来说，文势曲折的文章比起文势平缓率直的文章更耐读。
其次是抑扬顿挫。如《文章轨范》卷四评韩愈《与孟简尚书书》云：“韩文公推尊孟子，以为功不在禹下，实自推尊，以为功不在孟子下。此一段以孟子与己对说，文势抑扬轻重，虽曰贤不及孟子，其实自许其功过于孟子。”如果说，文势的曲折主要是指文意的转折层面而言，那么文势的抑扬顿挫则主要倾向于文章表达的形式层面。比如上举《原道》中的一句，前面是四个四字句，后面忽然接了个感叹词“呜呼”，便造成抑扬顿挫的效果。又卷七评《送孟东野序》“其声清以浮，其节数以急，其辞淫以哀，其志弛以肆，其为言也乱杂而无章”云：“上四句一样五字，若第五句不用九字，文势便庸腐。”这是通过调整句子的长短、用字的多少来使得文势给人以新鲜感，其实也是一种抑扬顿挫的效果。
再次是圆活与纵横。《文章轨范》卷三评苏轼《秦始皇扶苏论》云：“凡议论好事，须要一段反说，凡议论不好事，须要一段正说。文势亦圆活，义理亦精微，意味亦悠长”。此处所言圆活，大抵相当于我们曾经提到过的“纵横”，要之是令文章富于变化，避免呆板。
随着古文评点与科举关系日益密切，其功利性使得关注点逐渐转向篇法、章法、句法、字法等领域，对于“文势”的体认与论述渐渐淡化。
《光明日报》（ 2022年12月26日13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