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主张什么思想(孟子主张什么)

试论孟子的思想主张

孟子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家学派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他是仅次于孔子的“亚圣”，称之为“孔孟之道”。孟子全面地继承孔子的思想，并加以完善和创新，形成独到的思想体系。孟子的思想主张主要表现在“民本”、“仁政”、“王道”、“性善论”。

孟子的民本思想：民本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极其重要的思想内涵。从黄帝原始社会部落联盟开始，历经尧舜禹夏商周等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民本思想在国家政治制度的发展及变更之中一直受到重视，并发挥着重要的影响作用。

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是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认同人民的重要性。民为贵，有了人民才有了一切。任何平民百姓都应该受到社会的尊重，人人平等、自由、民主、包容，是人民应有的地位和权力。社稷次之，国家是建立在人民的基础之上。国家的政治权力和政治制度，都是来自于人民，一切为了人民。国家必须关注国计民生，确保人民的休养生息，安居乐业。君为轻，君主至高无上的权力和地位，都是人民赋予的。君主作为人民的公仆，应该心系天下苍生百姓，受到人民的拥护，才能确保江山社稷的千秋万代。

孟子的仁政思想：孟子在继承和发展孔子“仁”的思想基础上，把孔子“仁”的思想引仲为“仁政”，将血缘亲属中的仁爱推广到整个社会。提出以民为本的德治仁政，以德教化，减少刑罚，轻徭赋税，与民休戚。布施天下，充分发挥人民在生产劳动中的创造能力与积极性。孟子的仁政学说是从儒家仁的思想而来，在儒家政治思想发展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对后世的政治理论也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孟子的王道思想：王道是孟子提出的国家政治上最高理想。所谓王道，即“以德行政者王”。实行王道之治，就是“保证民生”，“乐以天下，忧以天下”，是一种以仁义治天下的政治主张。

孟子反对兼并战争，认识到战争的残酷性，将是给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国家施以仁政，本国的臣民就能够精诚团结，众志成城。国家的强大，就有许多其他国家的仁人志士向往这里而建功立业。仁是孟子思想体系的灵魂，孟子仁政的理想最终指向王道，这是孟子政治思想的最高境界。

仁政是王道的先决条件，孟子从各个不同角度，进行深入地探讨，发挥孟子的孝道思想，把孝作为仁政的根本。孔子的仁爱思想，在孟子这里得到全面地发扬光大，从而进入王道的阶段。

孟子的性善论：孟子的主要哲学思想是他的人类性善论。孟子认为人性是善良的，善良是人的天性。性善是人和动物的根本差别，人的善良体现在慈爱之心，仁者爱人。一个人的道德品质决定着一个人的善良，一个人的是否善良，也因后天环境而有影响。内圣外王的高贵品质必定有着善的结果，也体现善的自我价值

《孟子》中又言：“圣人与我同类”。曹交问曰：“人皆可为尧舜，有诸？”孟子：“然”。圣贤的人格被人类赋予了极致性和神秘性，遥不可及。但是只要人人修养自己的品德，尽其自己力所能及地有所作为而奉献社会，这就是人皆可为尧舜。并不是要求每一个人都能做出丰功伟绩的大事业，而是要达到圣人的境界。

如果一个人由于后天环境影响有其恶的一面，只要他痛改前非，改过自新，重新做人，他还是有善的一面。在后来的人生当中，浪子回头金不换，他仍然有向善的可能性。

孟子思想的三个核心“仁善心”，一篇文章全面了解孟子思想精髓

大家好，这里是小播读书，前面我们完整分享了《孟子》的全部七篇内容，今天我们来简单回顾和总结一下孟子的思想，通过一期视频来全面了解孟子其人和他的思想概要。首先，简要来了解一下孟子。

孟子出生在公元前372年，是山东邹城人，他是子思的学生，也是孔子的第五代传人，孟子一生学习孔子儒家思想，也实践孔子的儒家思想，和孔子一样，后半生大部分时间都在游历各国，希望他们接受自己的“仁政”治国理念，但实际上在战乱纷飞的战国末期，仁政思想很难得到大家的真正实践，所以可以说孟子终身不得志。但是他成为了孔子儒家思想的传承人，后世与孔子并存“孔孟”，是古代著名的思想家。

孟子其实与庄子几乎是同时代的人，但是不管是孟子，还是庄子的著作中，几乎都很少提到对方。庄子的道家思想在《庄子》一书中表现得自由写意，生动形象，当然也非常发人深省，是古代道家思想的经典，而相比于庄子思想，孟子的思想就要严肃认真很多。《孟子》一共七篇：梁惠王，公孙丑，滕文公，离娄，万章，告子，尽心，每一篇分为上下两个部分，一共十四篇。分别是孟子和各诸侯国国君，以及孟子的学生的对话整理集，在思想体系上其实并没有什么太强的逻辑结构。《孟子》的内容非常广泛，包括了治国理念，道德伦理，修身之道，处世原则，《孟子》还是儒家哲学思想的奠基之作，尤其为后来的“陆王心学”奠定了基础。

当然孟子的人格特质在这本书中也体现得淋漓尽致，孟子是一个有理想、讲原则、有气节，有情怀的思想家。一方面，孟子虽然一生不得志，但是依然坚持“仁政”治国理念，在各国之间奔走相告，对国君更是苦口婆心地劝说，在齐国三次逗留而久久不肯离去，就是希望齐宣王能回心转意，采纳自己的建议，但依然没有换来国君的重视。壮志未酬的孟子，说出了那句气势磅礴的话：“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

孟子除了是一位非常有气魄的政治家，也是一位非常有情怀和抱负的思想家，孟子曾感慨，从尧舜到商汤，过了500多年，商汤还听说过尧舜；从商汤到周文王，过了500多年，周文王也听说过商汤；从周文王到孔子，也经历了500多年，孔子也是听说过周文王，但是从孔子到现在也就区区100多年，现在就已经很少人谈论孔子了，更别说有人继承孔子的思想。孟子希望自己成为孔子思想的真正传人，继承和发扬孔子的儒家思想。

虽然政治抱负没有实现，但是传承思想的志向完成的非常好，孟子游历了齐、宋、滕、魏、鲁等国，前后有二十多年，最后归隐故土，和弟子们著书立说，写成了《孟子》一书，成为了后世儒家经典。宋代大思想家朱熹把《孟子》，《论语》、《中庸》、《大学》并称《四书》。《四书》是中国古代的儒家思想的灵魂和基础，《四书》是宋代每年的科举考试必考的内容，也将孟子的地位推向了高峰，孟子成为儒家思想的代表，开始以“孔孟”并称，被誉为“亚圣公”。

《孟子》一书共有三万多字，在古代著作中，算比较长的了，《孙子兵法》《大学》《中庸》《老子》这些经典都只有几千字，而另外一部儒家经典《论语》也只有一万多字，所以，《孟子》是四书里面文字最多的一本书了。那这本书究竟讲了哪些思想观点呢？我梳理了三条主线，概括起来是三个字：仁、善、心。

首先，在治国理念上的“仁”。 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德治”思想，发展为“仁政”学说，成为政治思想的核心。孔子提出了以 “礼”与“仁”为核心的治国理念，他主张“为政以德”，用道德和礼教来治理国家是最高尚的治国之道。而孟子进一步提出了“仁政治国”的理念，区分了“王道”和“霸道”两种完全不同的治国理念，“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在春秋战国时期，“霸道”盛行，比如之前也出现了以齐桓公为代表的“春秋五霸”。在霸道盛行的春秋战国，孟子依然选择了“以德行仁”的“王道”，而王道的思想核心思想就是“仁”，提出了：“国君好仁，天下无敌焉”。

孟子仁政思想，有两个重要的方面“内圣外王”和“以民为本”。国君自己要严于律己，成为身边人的榜样，做到内圣才能外王；在对外策略要以民为本，得到老百姓的拥有，才是治国之本，提出了著名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孟子认为君王应以爱护人民为先，为政者要保障人民权利。具体的策略包括“养民”和“教民”，让百姓辛勤劳作、吃饱穿暖，让民众学习孝悌忠信的道理，另外君主还要减少赋税，减少刑罚等等。总之，要“乐民之乐，忧民之忧”，孟子说：“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这是一种典型的“民本思想”。孟子的治国理念，在中国的近现代历史中，发挥了巨大的影响，比如辛亥革命和中华民国的创建，以及今天我们的治国理念，都是孟子仁政治国理念的实践。

其次，在伦理道德上，核心关键字是：善。“性善论”是孟子的主要标签，孟子说：“人之性善，犹水之就下也”，在儒家思想中，孟子讲性善，而荀子讲性恶，相互对立，但其实并不矛盾，人性的有善的一面，有恶的一面，只不过孟子看到了人性都有向善的一面，而且鼓励通过教导，引导人民向善的一面发展；而荀子看到了人性中有恶的一面，所以希望惩恶扬善，通过后天的教育引导人们向善。所以，其实孟子和荀子虽然侧重点不同，但都殊途同归，把人引导向善的方向发展，虽然立场不同，但目的是一样的。

孟子在人性向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四端说”，继承和发展了孔子以“仁义”为核心的儒家思想，孟子说： “ 仁，人心也。义，人路也”。孟子在仁义的基础上，发展出了以“仁义礼智”这四种基本的道德品行，并且找到道德的人性的基础。孟子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孟子说，仁义礼智并非来自外在，而是来自人的四种本性，孟子构建了由内而外的伦理道德体系。

另外，孟子在相处之道上也是以“善”为核心的，提出了“与人为善”的相处之道，孟子说：“取诸人以为善，是与人为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 学习别人的优点来提高自己善良的品德，就是帮助别人行善，有道德的人，最优秀的特征就是帮助天下的人行善。

最后，孟子思想核心第三个关键字：心。在儒家哲学思想上，孟子起到了奠定性的作用，尤其是为后世的陆王心学奠定了基本的理论框架。而这个框架的核心就是：心。在孔子的“仁”这个道德观念基础上，孟子进一步提出了“心”，仁是心的本体或者说本质特征，孟子把“心”放到了主体性的地位，心是人伦理道德的主体，也是自我认识的主体。

孟子认为，心是道德的主体，或者说，人的道德观念都是从心发展出来的。孟子著名的“四端说”，就是阐述了仁义礼智四种道德品行，都发端于人的四种本性或者说本心，孟子说，仁义礼智，这四种道德品质，发端于恻隐、羞恶、辞让和是非，这四种本心。孟子在“心”这个主体上，扩充了四心，并发展出了“仁义礼智”的四种道德品性，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儒家的伦理哲学。

孟子在《告子》里面说：“仁，人心也”，“仁者爱人”。仁就是人的本心，善良的本心，爱人的本心。心就像一个实体或者主体，仁就是心所具有的根本属性，具有这种属性的人，就可以表现出仁者爱人的道德品质，这是孟子以“心”为核心构建的伦理哲学体系。

另外，在认识论上，其出发点也是“心”，孟子提出了著名的：“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从尽心、到知性、最后到知天。孟子提出的“认识论”基本思路，从心开始，可以通过尽心，知性，最后到达领悟天道的境界。孟子认为，要认识天道，并不需要什么借助于外在的东西，充分认识人的本心就可以达到。孟子说：“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这其实给后来儒家认识论哲学体系的展开奠定了基础，尤其是后来的陆王心学，就是在这个思路上具体展开的，王阳明的心学经典“致良知”，以及陆九渊的“吾心即宇宙，宇宙即吾心”的“心学思想”都是发端于孟子。

好了，今天我们简要回顾了孟子的生平以及他的主要思想，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仁政治国，性善论和心学的发端。当然孟子一书的精彩内容远不止于此，要详细了解孟子的思想，可以阅读原著或者译本，我比较推荐傅佩荣老师的《傅佩荣译解孟子》。

好了，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如果喜欢我的文章，请关注小播读书，我们下一篇文章见。

孟子论选才与用才

孟子的仁政理念可谓儒家政治哲学与政治伦理思想的典型代表，但如何去贯彻实施，却是一个相当现实的问题。俗话说：“一个好汉三个帮”，即使是仁义之君也需要有贤臣辅佐，否则再好的政治理念与政策措施也难以贯彻落实。儒家历来都主张选贤任能是为政之要，如《论语·子路》中记载仲弓问孔子为政之道时，孔子回答说：“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孟子·尽心章句下》也指出：“不信仁贤，则国空虚。无礼义，则上下乱。无政事，则财用不足。”所以《礼记·礼运》篇就将“选贤与能”视为“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重要表现或实践途径之一。正是因为儒家对贤能者在政治上的作用十分重视，《孟子》一书中才对伊尹、周公等圣贤辅政的事迹不惜笔墨进行渲染宣扬，而如何选贤任能自然也就成为孟子仁政实践观的重要内容。

　　但伊尹、周公等贤臣不仅难得，也多出现于王朝新建之际，面对战国时的诸侯，孟子主要强调的是累世功勋的“世臣”与“亲臣”。他对齐宣王说：“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孟子·梁惠王章句下》）所谓“故国”，按汉代赵岐的解释，故为旧，故国是指历史悠久的国家。“世臣”则被赵岐解释为“累世修德之臣”，其“常能辅其君以道”，可见“世臣”不只是要累世为官，与君王是世交，可亲可信，更重要的是修德不辍，而且社会管理经验丰富，能真正辅佐君主行仁政，可谓贤能之臣的典范。然而，在齐宣王处，“王无亲臣矣，昔者所进，今日不知其亡也”。这一现象并非齐国所独有，对于当时的各诸侯而言，“世臣”已不常有，人才的流动在诸侯国之间愈发普遍。例如，差不多与孟子同时的商鞅从卫国流动到魏国，不为梁惠王所用，又投于秦穆公门下，最终助秦国成就了千秋霸业；同时期的邹衍也辗转于诸侯之间，颇受各国器重；等等。这说明当时各诸侯国的官制已开始从封建宗法制度下的世卿世禄制转向官僚专制制度下的俸禄制。

　　孟子“述仲尼之意”，苦心孤诣地追随孔子“吾从周”的志业。虽然一样是周游于列国，但孟子的郁郁不得志与当时商鞅、邹衍等人的际遇适成鲜明对比，这与他尽力维护“世臣”“亲臣”这一传统的世卿世禄制的主张不无关系。面对当时世卿世禄制的逐渐解体，以及官学下移、社会阶层的流动性越来越大这一“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他对世臣、亲臣的重视和强调实际上是对传统宗法礼制的苦苦坚守，充分体现出孟子仁政理论的保守性。但面对时势的发展，孟子很多时候也不得不做些妥协，在选贤任能的问题上，他就意识到了完全倚靠“世臣”的不现实，于是说：“国君进贤，如不得已，将使卑逾尊，疏逾戚，可不慎与？”换言之，“使卑逾尊，疏逾戚”的“进贤”之道自然是在“不得已”时为之，“可不慎与？”那么该如何谨慎呢？孟子随之指出：“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如此，然后可以为民父母。”（《孟子·梁惠王章句下》）君主在广泛征求国人意见的基础上再结合自己的观察判断，才能确保从庶民中选拔的人才没有问题，因为要由他们“辅其君以道”，佐助仁政的推行，能不谨慎吗？

　　选贤之后，则要真正尊重珍惜贤者，使人尽其才。孟子对齐宣王说：“为巨室，则必使工师求大木。工师得大木，则王喜，以为能胜其任也。匠人斫而小之，则王怒，以为不胜其任矣。夫人幼而学之，壮而欲行之，王，‘姑舍女所学而从我’，则何如？今有璞玉于此，虽万镒，必使玉人雕琢之。至于治国家，则曰，‘姑舍女所学而从我’，则何以异于教玉人雕琢玉哉？”（《孟子·梁惠王章句下》）此处所强调的，一是国君任贤使能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二是国君应充分尊重和信任贤能之臣，亦所谓“用人不疑”。

　　孟子在选才用才时分外重视“世臣”“亲臣”，一方面是出于对世卿世禄的传统宗法官僚体制和强调“疏不间亲”“卑不逾尊”的宗法礼教伦理的强力维护，另一方面也是基于对世家大族子弟在教育背景、治理经验以及对国君的忠诚度等方面相比庶民中的贤能者更值得信赖的价值预设。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封建礼制逐渐崩坏，王官制度开始解体，君主集权和专制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庶民参与社会政治的能力和机会均有大幅提升，孟子面对这一变化在选才用才的方略上就不得不做出部分调整。尽管于孟子而言这是一个痛苦的抉择，但在今天的我们看来，却恰好是时代进步的反映。

　　比较而言，比孟子晚一百多年的荀子在这方面就比他要开明一些。如在《荀子·王制》篇里，荀子就指出，为政之道在于“贤能不待次而举，罢不能不待须而废”，认为建立能上能下的合理选才用才机制是为政关键。而在具体的选拔过程中，君主必须唯才是举：“内不可以阿子弟，外不可以隐远人”（《荀子·君道》）。面对故交私情时，君主也只可“私人以金石珠玉”，不可“私人以官职事业”，因为官职事业乃国之公器，岂可徇私枉法？在人才选拔制度方面唯有真正做到起点与过程的公平公正，国家才可能长治久安。由于荀子身处战国晚期，当时封建宗法礼制被破坏得更为严重，加上荀子本身在思想上就比孟子具有更强的实用理性色彩，以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在论及选才用才之道时，荀子比起孟子犹重“世臣”“亲臣”的保守态度自然要进步得多。不过，孟子思想中对所选人才的充分尊重和信任、对人才贤能与否的谨慎考察及其所体现出的一定的朴素民主色彩，则是值得我们参考借鉴的。

　　（作者单位：华侨大学生活哲学研究中心、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冯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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