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世爱一个人的电影(三世爱)

蔡运章（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

著名考古学家蒋若是先生是洛阳文物考古事业的奠基人，也是我最尊敬的前辈和师长。值此蒋先生百岁诞辰之际，兹将我师从先生治学和工作的几件往事，记录下来，以此表示对先师的纪念。

蒋若是先生

文物考古工作的引路人

我从事文物考古事业，纯属偶然之事。1963年，我从洛阳市第三中学高中毕业，当年冬天到家乡洛阳市郊区红山公社担任团委书记。年末时，突然接到母校教导处周西光老师的来信，要我速到学校去见陈希儒校长（她是中共洛阳市委第一书记吕英的夫人）。我见到陈校长后，她说：“洛阳市文管会副主任蒋若是教授来找我，要我推荐两三个应届高中毕业生，到洛阳博物馆从事文物考古工作。我看你合适。蒋主任是个考古学家，你到那里后，要好好跟他学习。我让周西光老师跟他联系，约个时间你去见见他，看手续怎么办？”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蒋先生的名字。我在三中读书时，曾担任校学生会主席，陈校长对我特别关心。当我听到有可能到洛阳博物馆工作时，自然非常高兴。

1964年4月，我应约到关林庙去见蒋先生。这是我第一次走进洛阳博物馆。我很新奇，先到各陈列室看了一圈，才去见蒋先生。我走进他的办公室，看到眼前这位年轻有为的考古学家，面庞消瘦，双目有神，不觉肃然起敬。他说：“你来博物馆从事田野考古发掘工作。什么是考古？举个例子来说，发掘出土的五铢钱，直径有多大？重多少克？‘五铢’两字的书体有什么变化？你把它测量、观察并记录下来，与同墓出土的器物进行比较研究，找到规律，得出结论。这就是考古。”临别时，蒋先生把我送出关林庙的大门外。这是我平生第一次接受考古学的启蒙教育，也是我后来对钱币学产生兴趣的缘由。

1985年9月10日洛阳市钱币学会成立大会合影（一排右起第一为本文作者，第七为蒋先生）

因为我刚到红山公社工作，尚未办理正式手续。1964年5月16日，我便应约到洛阳博物馆报到。见到蒋先生后，他说：“洛阳机制砖瓦厂发现西周贵族墓地，已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正准备开展大规模考古发掘。贺官保老师在工地负责，今天你就到工地去，好好跟他学习！”当天，我就赶到工地。因为我去得仓促，没有携带行李，贺老师就把我临时安排到庞铭九老先生家居住。从此，我便在贺官保老师的指导下，开始学习考古发掘的基础知识。

我在北窑西周贵族墓地，一边学习考古发掘知识，一边带着探工谢来祥、梁九淮、庞旺等师傅，进行墓地的勘探和测绘工作。当年9月，已发掘出多件有铭西周青铜器。记得10月1日国庆节那天，洛阳市交际处张治平处长带着3位苏联外宾（据说是汉学家）到工地参观，我负责接待。我拿出几件有铭青铜器给外宾看，他们问我这些铭文怎么解读？我答不出来，一脸尴尬。

国庆节后，我向贺官保老师请教，如何解读这些铜器铭文？他说他也不懂，要我去问蒋先生。不久，蒋先生到工地检查工作，我让蒋先生看这些铜器铭文，并向他请教。他说：“这些铭文很重要，都是西周高级贵族的遗物，具有证史、补史的重要价值。具体怎么解读，我也不懂。馆里资料室有容庚的《金文编》《殷周青铜器通论》、罗振玉的《三代吉金文存》等书，你可以借来好好学习，比对研究。”

当我回到馆里去资料室寻找相关书籍时，谁知那里有关甲骨金文的书，可以说应有尽有。不但有蒋先生提到的那几本书，还有孙海波的《甲骨文编》、王国维的《观堂集林》、于省吾的《双剑誃殷栔骈枝》（三编）、郭沫若的《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唐兰的《古文字学导论》和《经籍纂诂》等书。同时，还有丁福保的《古钱大辞典》、王毓铨的《我国古代货币的起源和发展》等钱币学专著。这为我自学古文字学和钱币学，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值得注意的是，洛阳博物馆早期的藏书，都是经蒋先生亲自批准采购的。他本人不研究古文字，当时洛阳也没人研究古文字，却买了这么多有关古文字的书籍，这完全是站在洛阳文物考古事业发展的高度，为后学者准备的珍贵图书资料。后来，蔣先生还把陈梦家先生赠送他的《殷墟卜辞综述》一书转送给我。洛阳北窑西周墓地共计出土有铭青铜器50余件，我据此先后撰写10多篇论文，为判断这个墓地的性质和年代，提供了有力的学术支撑。如果没有蒋先生购置这些中国古文字顶尖学者的著作供我阅读，我是很难进入古文字学领域的。在我从事文物考古事业的道路上，曾得到较多前辈和同事的关照和支持。但我首先要感谢的人，便是蒋若是先生。

洛阳北窑西周墓出土王妊簋

洛阳博物馆第一个新馆的设计与建设

洛阳博物馆是1958年在蒋先生领导下创建的，最初设在关林庙里。1965年，蒋先生已到市文化局担任副局长。他从洛阳文博事业发展的大局出发，意识到把洛阳博物馆放在关林庙里，已非长久之计。当年，他便邀请南京的设计部门为洛阳博物馆设计新馆方案，后因“文革”而被搁置。“文革”后期，关林庙曾被部队进驻。洛阳博物馆只好搬到西关周公路办公，并在王城公园里举办了一个临时展览。

1971年夏，经蒋先生的努力，洛阳市政府决定建设新的洛阳博物馆。市文化局党组任命我担任博物馆副馆长，协助蒋先生开展新馆的设计、选址和建设工作。蒋先生把1965年的设计方案找出来，我们一同到市设院找到李川泽工程师。蒋先生讲，洛阳博物馆的建筑，一定要采取古代建筑的风貌，要有古都特色。位于现在王城公园东侧的老洛阳博物馆，就是依据这个指导思想设计的。李川泽工程师也因为这个设计闻名全国，成为国家文物局古建专家组的重要成员。

这个博物馆的选址，也是几经斟酌才决定的。蒋先生和我骑着自行车，先到王城公园西门西南的涧河边，用步测丈量面积（即后来的洛阳市工艺美术公司大楼地段）。后是到七里河西中州路东北察看、丈量（即后来的洛阳医药公司大楼地段）。觉得这两个地方虽然交通方便，但面积狭小，不便博物馆的长远发展。接着，又到王城公园东中州北地段察看，那里当时是西小屯的菜地，面积开阔，便于博物馆的长远发展。最后报请市政府批准，就把新馆的馆址放在这里。

我记得，1972年春节前夕，我和苏健同志到河南省政府计划委员会办手续。那天是大年三十，下午回来时，火车车厢内空荡荡的，到家时全家已吃过年夜饭了。新馆的征地手续是我和李宗道同志一起到西小屯村大队部，多次往返协商才办成的。

洛阳博物馆新馆建设的设计、征地和施工，都是在蒋先生的具体领导下，按照他的要求完成的，我们只是做点具体工作而已。新馆初定投资30万元，后又追加5万元，总投资35万元。两次要钱都是我拿着报告，去市里找卢成松市长批的。

现今位于王城公园东边的洛阳博物馆旧址，虽然已变成洛阳群众艺术馆的办公地址。但在20世纪末，这个具有古建风格的博物馆，在全国的博物馆行列里，都占有着独特的地位，这就是这处仿古建筑被列为河南省文物保护单位的重要原因。

白马寺“调拨”故宫文物往事

洛阳白马寺是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后官方建立的第一座佛教寺院，素有“释源”、“祖庭”之称。白马寺也是国务院公布的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世界佛教界上具有重要地位。

释源白马寺山门

颇为遗憾的是，1966年“文革”初始，白马寺村农民以“破四旧”的名义，砸烂了寺内的主要佛像，焚烧了寺内收藏的贝叶经等文物。特别是砸毁了大雄宝殿的元代三世佛和十八罗汉塑像，令人痛惜。

1973年初，我在洛阳市文化局负责日常工作。突然接到国家文物局通知，说是按照国家领导人指示，近期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要到白马寺拜谒访问，要求洛阳市政府尽快拿出修复白马寺文物的具体意见，上报国家文物局。当时，蒋先生任市文化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我觉得事情重大，赶紧拿着文件去找蒋先生商议。第二天，我们就赶到白马寺实地考察。因白马寺已关闭多年，寺内佛像残破不堪。如不下大功夫来修复、整理，实难对外开放。

当场，蒋先生说：“以前白马寺内的文物，最有价值的是大雄殿的元代塑像，其余的都是明清塑像。现在若要把这些佛像修复、重塑，可以办到。但这些修复和重塑的佛像，大多已失去文物价值。这对名扬中外的白马寺，是个难以弥补的损失。”在乘车返回的路上，他对我说：“我听说故宫博物院慈宁宫的大佛堂，是孝庄皇太后礼佛念经的地方。里面的像佛基本上都是元代的文物。大佛堂一直没有对外开放，这些文物放在那里也发挥不了作用。如果能把那里的文物借调过来，放在白马寺里，就再好不过了。”我问道：“您进过大佛堂没有？”他说：“没有。”我说：“借调故宫大佛堂的文物，有一定难度。”他说：“可以先向国家文物局汇报，让国家文物局出面协调。我跟故宫吴仲超院长比较熟，我去找他，可以试试。”我觉得这是个好办法。

我们很快将这件事向市领导作了汇报，并由蒋先生到国家文物局联系办理此事。结果，在国家文物局和蒋先生的努力下，故宫博物院同意借调大佛堂文物来白马寺展出。蒋先生还与吴仲超院长商定了文物搬迁的方法、日期等相关问题。

蒋先生返洛后，经文化局党组研究并上报市领导，以市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向国家文物局呈送借调故宫文物的公函。同时，由蒋先生安排市文化局文化科长张若虹以及洛阳博物馆陈长安、贺官保、黄明兰、苏健、司马百灵、孙德侠等同志，组成文物拆卸搬迁小组。我去请求市领导安排洛阳拖拉机厂、洛阳矿山机械厂、洛阳铜加工厂等单位的运输车辆，还从文化系统借调曹光祥、梁彦景等同志参与这项工作。

在北京故宫博物院领导和有关先生的大力支持下，文物搬迁工作从1973年3月开始，到当年5月结束，历时约3个月。不但将故宫大佛殿中的元代三世佛、木雕暖阁及其周围的黄缎帷幔和大殿两侧的金漆夹紵十八罗汉等珍贵文物悉数搬迁，还从故宫其他殿内搬迁紫檀木佛塔、瓷器、家具和字画等明清珍贵文物，共计2900余件。

从故宫大佛堂调拨至洛阳白马寺的三世佛像

9月，从故宫搬迁来洛的文物，在白马寺复原安装和陈展完毕。由于大家的共同努力，这批搬迁文物从拆卸、运输到复原安裝，几乎没有一件文物受到损坏。洛阳市领导到白马寺考察后，对这批搬迁文物极为满意，希望我们尽可能做些工作，把这批珍贵文物正式调拨过来，长期留存洛阳。接着，市文化局上报国家文物局和故宫博物院，报告这批文物已安装完毕。于是，国家文物局安排由吴仲超院长率队前来白马寺验收。我与蒋先生知道，这批文物能否“调拨”给洛阳，故宫博物院的态度至关重要。吴院长等人来洛前，我们就商议，如何说服吴院长将这批搬迁文物全部“调拨”给洛阳。

吴仲超院长一行来洛后，住在友谊宾馆，由我和蒋先生陪同到白马寺考察。故宫大佛堂的文物主要安放在白马寺大雄殿里，其他搬迁文物都在白马寺西院集中陈列展出。吴院长一行对这批文物安全搬迁、安装和展示，表示满意。当天下午，我们还一同到龙门石窟参观考察，并合影留念。晚上，我们宴请吴院长一行，请他们喝杜康酒。席间，我向吴院长汇报说：“日本首相田中来华访问，指名要喝杜康酒。周总理指示，要大力恢复杜康酒的生产。这是伊川杜康酒厂刚恢复生产的杜康酒，请您品尝。”吴院长端起酒杯，当即对我说：“民间流传一首关于杜康酒的诗：‘神仙话杜康，造酒有奇方。隔壁三家醉，开尊十里香。’你知道这首诗吧？”以前，我听说吴院长是位老革命，当听到他吟诵这古首诗时，倍感惊讶，刹那间对这位革命前辈的广博学识，由衷敬佩。连忙说：“不知道！我第一次听说这首诗。”

落座后，蒋先生看到吴院长高兴，趁机说：“吴院长，从故宫搬迁来的这批文物，为白马寺增光添彩，市领导非常高兴。希望能把这批文物调拨给白马寺，长期留在洛阳，供广大游客参观。”我接着说：“吴院长，这批佛教文物，若能长期放在白马寺展出，就再好不过了。故宫和历博（中国历史博物馆）都有从洛阳调拨去的文物。这批佛教文物若能调拨给洛阳，我们会表示衷心感谢！”吴院长迟疑片刻，回答说：“若要调拨这批文物，得报请国务院批准才行。”蔣先生接着说：“我们以市革委会的名义上报国家文物局，再报请国务院批准。洛阳的手续，由我来办！”吴院长当即点头，表示同意。

不久，便以洛阳市革命委员会的名义报请国家文物局、经李先念副总理签字批准，这批文物才正式调拨给了洛阳。后来，市里决定成立洛阳白马寺文物保管所（即洛阳白马寺汉魏故城文物管理所的前身），由李德信同志负责。我还将吴院长吟诵那首《神仙话杜康》的诗，告诉了伊川杜康酒厂的领导。

当时，故宫文物搬迁洛阳的事，是落实党和国家领导人下达的涉外政治任务，国家文物局、故宫博物院和洛阳市的领导都很重视。洛阳各单位参与搬迁的工作人员，也都很认真努力。我和蒋先生作为承上启下的操办者，自然不敢怠慢。今天回忆起来，这批珍最文物能够顺利搬迁并长期留存洛阳，我们得感谢蒋先生、吴院长和王冶秋局长，特别是要感谢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洛阳文物事业的重视和关心！

综上所述，蒋若是先生把他的毕生精力，都奉献给了古都洛阳的文物考古事业。他不但撰著《洛阳烧沟汉墓》、主编《中国线币大辞典·秦汉编》，对中国考古学和钱币学做出了重大贡献，而且对洛阳文物考古事业，从机构的建设、事业的开展、法规的制定以及专业人才的培养等工作，都付出了极大的心血。他是洛阳文物考古事业的奠基人，也是我从事文物考古工作的引路人和尊敬的导师。

蒋若是先生为中国和洛阳文物考古事业的献身精神，将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怀念！

2021年4月8日

责任编辑：钟源

校对：张亮亮